消费需求下的经济发展论文

【摘要】数字经济环境下的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作用，但数字经济如何形成数字经济能力并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目前还不清晰。数字经济环境下供需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新的生产要素和供需关系，催生出供给侧和需求侧新的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传递机制以及价值获取方式，从而驱动形成新的商业模式。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消费需求下的经济发展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消费需求下的经济发展论文 篇1：

质量：新常态下的新动力

质量：新常态下的新动力程虹、李艳红，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宏观质量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电子邮箱：919637855@qq.com、yanhonglee@whu.edu.cn。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158)、“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5BAH27F01)、科技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201310202)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软课题“团体标准必要性可行性研究及管理制度设计”的资助，特此致谢。感谢王力集团对本课题的鼎力支持。感谢匿名评审人，文责自负。

摘要：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作用递减，亟须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文章基于2014年宏观质量观测数据的分析表明，质量是经济新常态下重要的新动力，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产品服务质量评价的波动与我国GDP的年度变动趋势高度一致;质量评价的结构性差异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性抑制了我国有效需求的增长;城乡质量二元性的降低缓解了我国城乡经济的二元性;产品质量评价影响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我国产品质量评价与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21，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

关键词：质量评价;新动力;调查数据;经济增长

一、引言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所谓新常态主要是指：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经济新常态下传统的增长动力如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作用在不断消减，如何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通过3年的质量观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提出质量将成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一个重要的新动力。本文对于这一结论的分析主要基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从理论上看，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消费者的预期和信心(Lucas，1972)，而信心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于产品质量的信心。质量评价对于人们的购买行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是产品质量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微观机制;从实证上看，通过宏观质量观测数据，可建立起消费者质量评价与宏观经济增长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因而，本文将从不同维度验证质量将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重要的新动力。

本文分析的数据来源于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2014年的宏观质量观测调查。本次调查在2013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样本区域和样本规模，优化了调查问卷，提高了调查的有效性。本次调查共覆盖了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1个城市，103个区县(含县级市)，6000余个样本，共获取100余万条数据点。在质量评价的模型上继续沿用了2013年模型，即通过对质量安全(产品不对人造成生理或精神的伤害)、质量满意(指产品质量具有更好的体验性、更高的性价比或符合更高的产品标准)、质量公共服务(政府面向企业和公民的质量相关公共服务)和公民质量素质(与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公民意识、知识和能力等方面)四大维度来衡量一个地区的总体质量状况，并通过加权的方法得到区域总体质量指数(简称TQI)。

本文以下各部分将从5个方面验证质量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质量评价与我国GDP增长变动的高度关联性;质量评价的结构性变化与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显著相关性;质量信息的不对称对于我国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质量的区域结构与我国经济增长区域结构相吻合;我国城乡质量结构变化对于降低我国城乡经济二元性的作用。对于以上结论，本文主要使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加以验证，同时辅之以计量经济学的回归方法。

二、质量评价变化与我国宏观经济增长趋势高度一致

(一)质量评价的向下波动与我国GDP增速放缓趋势一致

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到消费者信心的影响，消费者的信心主要是对未来的预期，因而大量的经济学研究建立了基于消费者信心的经济预测指数，如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对于家户的支出计划以及GDP的下一期变动具有显著的相关性(Bram & Ludvigson，1998;Howrey 2001，等)。宏观质量观测调查是消费者对于质量的信心，是对于未来经济增长预期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2014年的宏观质量观测数据表明，消费者对于我国总体质量评价的数据在波动性下降，而与此同时我国的GDP增长速度也逐步下降，进入到了一个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调整时期。

图1 质量评价指数与GDP增长率

根据宏观质量观测数据，2012-2014年我国的总体质量指数呈现出以下波动性下降：从2012年的62.02分，变动为2013年的63.74分，到了2014年下降为60.38分，而质量满意的评价则从2012年的66.58分下降为2013年的65.89分，再下降为2014年的62.75分。产品质量的满意评价也是连续三年下滑，从2012年的64.72分，下降为2013年的62.20分，再下降为2014年的59.4分，落入到及格线以下。质量的这种波动性下滑，造成了消费者对于产品质量的信心不足，这直接地导致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二)我国消费者质量满意需求相对不足使得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乏力

从2013年开始我国质量发展出现了从质量安全性需求向满意性需求转变的重大转折，其主要表现就是消费者对于质量安全的总体评价高于质量满意的总体评价。2014年的观测数据仍然反映出消费者对于质量安全的评价高于质量满意的评价。表1显示，2013年质量安全得分高出质量满意评价1.38分，2014年高出质量满意评价0.42分，尽管质量安全与质量满意之间的差距有所减少，但总体而言，消费者对质量安全的评价依然比质量满意评价高。消费者对某项产品或服务的满意评价，不仅仅只满足于产品和服务的基本功能和安全性能，同时还要考虑该产品和服务给人带来的体验感、品牌价值、品位等其他因素，消费者对质量满意的评价不仅包括对现实状况的评价，还包含着对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预期等。近年来，我国消费者对境外产品的购买量不断增长，但是消费者在境外购买的产品并不是国内短缺的商品，很多都是国内生产过剩的产品，如家用电器、乳制品等，国内生产的同类产品虽然已基本达到了国家标准所规定的安全性以及技术性能(具体表现为我国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的不断提升)，但现有的产品和服务质量难以满足消费者大量涌现的对产品个性化、多样化的高质量需求，从而导致消费者对于质量满意的评价总体不高。

我国消费者质量需求已经发生了从质量安全需求向质量满意需求的根本性转变，这是质量需求升级的内在表现，但产品在固有属性上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从而导致了产品质量满意评价的下降，这直接导致了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下降。作为反映消费增长重要指标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其增长率从2012年的12.1%下降为2013年的11.5%，进一步地下降到了2014年的10.9%(图2)，产品质量满意对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弹性系数约为0.27。因而，消费者对于我国产品质量的信心不足对于我国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极为显著。

表1 2013-2014年质量满意与质量安全的评价对比

观测指标 2014 2013 2014-2013

质量安全 62.75 65.89 -3.14

质量满意 62.32 64.51 -2.18

质量安全-质量满意 0.42 1.38 -0.96

图2 我国产品质量评价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三)质量评价与PMI波动性一致

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是世界各国用于监测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先行指标，该指标被直接地用于表示经济的波动性。质量的评价反映了人们对于产品服务购买的预期，加总起来就反映了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因而消费者对于质量的评价与PMI之间应具有重要的关联性。宏观质量观测数据与PMI的年度数据的关联分析可以从实证上验证这一假设。实证的数据表明，我国的质量评价指数与PMI的年度波动性是完全一致的(图3)。数据显示，我国的制造业PMI指数从2012年的50.73上升到2013年的50.76，2014年则降低为50.69，这与我国总体质量评价的先上升后下降，且下降至比2012年更低的水平这一波动趋势是一致的。

图3 质量评价总指数与制造业PMI数据来源：东方财富网，http：//data.eastmoney.com/cjsj/pmi.html，年度PMI为各月PMI的平均值。三、质量评价结构反映了我国经济结构变动

(一)产品质量不高与我国一二产业增长放缓趋势一致

比较2012-2014年数据，可发现消费者对产品领域的总体评价下滑，而服务领域的评价则相对上升。2012年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总体评价最高，服务质量仅位列第三;2014年，尽管消费者对四大领域的总体评价出现结构性下滑，但是与2013年一样，在消费者对产品、服务、工程、环境这四大维度的总体评价排名中，服务质量排名连续两年位居第一，产品质量排名位居最末。产品质量总体评价低于服务业质量总体评价的趋势性已逐渐显现，该趋势与我国一二产业增长逐渐放缓的趋势保持一致。2012-2014年我国第一二产业占GDP比重增长趋势持续放缓，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在2012-2014年间持续稳定上升。2013年，我国服务业增长8.3%，超过第二产业增长率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46.1%，首次超过工业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201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为8.1%，超过了第二产业0.8个百分点，占比为48.2%，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这表明，我国的产品服务质量的变动内在地导致了我国第二三产业在增长上的差异性，我国的产品质量评价下降导致了我国第二产业增长速度放缓，而第三产业在质量上的相对优势则使得其增长相对较快。这进一步说明，质量是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在动力。

(二)服务质量评价的波动性上升促进了我国服务业的整体发展

2014年我国服务质量的满意评价为62.58分，与2012年相比上升了0.28分，与2013年相比则下降了2.08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服务质量呈波动性上升的趋势。

表2 2012-2014年我国二三产业增速与比例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增长速度 第二产业 8.1% 7.8% 7.3%

第三产业 8.1% 8.3% 8.1%

占GDP比重 第二产业 45.3% 43.9% 42.6%

第三产业 44.6% 46.1% 48.2%

数据来源：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4 2013-2014年服务质量满意评价对比

通过对不同服务行业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服务质量满意评价明显呈现出现代服务评价高于传统服务业的特点。2014年互联网服务以64.21分居于服务质量满意评价榜首，从2013年的第二位上升到第一位。通过对数据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连续三年的评价中，互联网服务、通讯服务和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医疗、公共交通和社区物业等传统服务业在服务质量评价中排名较后。新兴信息网络技术对民生服务业领域的改造与升级，将明显提升消费者的质量满意评价。

质量评价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在结构上的表现，就是质量评价的结构与总体经济增长的结构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经济结构有多个维度，而其最为重要的结构就是一二三产业的结构，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主要是指经济以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为主，即工业化的过程;然后由第二产业为主转向第三产业为主，即经济服务化过程(克拉克，1940)。导致产业结构变动的原因主要是需求结构的变动，而需求结构变动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消费者质量评价的变动。宏观质量观测数据表明，我国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评价的波动趋势与我国一二三产业结构的变动是一致的，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质量对于我国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四、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抑制了我国有效需求的增长

信息的不对称性会导致交易行为的减少，甚至带来市场的消失，信息的不对称主要就是质量信息的不对称。因而，质量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机制就是质量信息不对称性程度，对于消费者购买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进而影响有效需求的增长。2014年的质量观测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由于消费者的质量需求不断增长，但质量信息的供给不充分，导致了市场上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性加剧，进而影响有效需求的释放。

(一)消费者对于质量公共服务中的质量信息提供评价下降幅度最大

近年来，我国改善质量公共服务的努力从来没有间断过，具体表现为：与质量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以及与质量相关的政府职能转变改革的措施不断出台，如成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整合食品监管资源等。尽管政府工作中对质量的重视程度不断地提升，但是消费者对于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评价却在下降。这说明，我国质量公共服务的客观投入，与不断增长的消费者质量公共服务的需求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多元化的质量信息提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从质量公共服务各结构变量的得分来看，质量预警与预防、质量信息提供、总体形象、质量教育与救济、消费环境、质量投入这六大结构变量均处在及格线以下，同2013年相比，除了消费环境有所上升以外，其余结构变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质量信息提供的得分下降最大，在2013年59.2分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了1.93分。这说明，虽然消费者对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总体上的评价不高，但相对而言对于质量信息的提供是最为不满的，随着消费者质量需求的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在安全性以外的质量满意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质量信息供给不足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我国国内需求大量地转移到国外市场，2014年我国的境外消费为1万亿美元，数据来源：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2015年答两会记者问。约占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3%。

表3 2013-2014年质量公共服务各维度得分

结构变量 2014年 2013年 2014-2013年

质量预警与预防 57.74 57.95 -0.21

质量信息提供 57.28 59.20 -1.93

总体形象 57.17 57.77 -0.59

质量教育与救济 57.09 58.38 -1.29

消费环境 57.02 55.37 1.65

质量投入 55.90 57.00 -1.11

(二)消费者质量知识能力不足影响质量信息的传递

质量信息的供给还表现在消费者对于质量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方面，如对常用的质量标识的认知、对于质量维权常识的运用等，具有更多质量知识能力的消费者能够在意识和行为上具有更加注重质量的倾向，从而降低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性。质量观测调查数据表明，我国的公民质量素质中质量知识评价低于质量意识与质量能力，为58.69分，没有达到及格线。并且从年度对比来看，质量知识较2013年进一步下降(图5)。这说明随着消费者质量要求的提高，其对于质量知识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加，但由于面向消费者的质量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消费者质量知识面临着巨大的空缺。质量知识并没有随着受教育程度而发生显著性地提升(图6)，在高中至研究生以上这些不同的受教育程度的群体中，消费者自我质量知识的评价并没有显著性地变化，这说明了消费者质量知识的增长是一个较为明显的短板。由于质量知识的不足，质量信息也就无法有效地传递到消费者，使得消费者对于国内的产品质量缺乏合理的认识，而一味地相信国外质量，对国内需求造成不利影响。

图5公民质量素质得分

图6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质量知识对比

(三)质量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加剧了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性

质量信息传递的另一重要载体就是质量的社会组织，在发达国家质量社会组织对于传递质量信号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如德国的商品检验基金会、美国的消费者报告在消费者中建立起了广泛的影响力，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大量的、多元化的质量信息服务。在我国消费者质量知识调查中，最大的短板在于对质量社会组织的了解，在7个评价指标中这一指标评价最低，仅为52.32分。这与我国面向消费者的质量社会组织极其缺乏，现有的消费者组织不管是在独立性还是质量信息提供方面都与消费者的预期有很大差距，使得消费者主要依赖于政府提供的质量信息。质量社会组织的发展滞后，影响了消费者质量信息的获得，使得我国经济发展中信息不对称性的问题尤为突出。

表4 消费者质量知识评价得分

五、城乡质量二元性的降低缓解了我国经济的二元性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现实，城乡质量的二元性将会对我国城乡的经济发展差异造成影响，加剧我国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总体质量就呈现出较为明确的城乡二元性特征，即相对落后的农村质量与相对发达的城市质量并存。2014年，我国质量的城乡二元性虽然仍然存在，但这种二元性呈降低趋势，质量安全与质量满意的二元性态势出现了一定的逆转，质量的这一转变对于我国城乡经济二元性的消除具有积极影响。

(一)农村在食品等领域的安全评价高于城市

通过城市消费者和农村消费者对不同产品安全评价评价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除食品、农业生产资料、汽车、化妆品外，其他几项城市与农村的评价分值几乎持平，产品质量安全评价的城乡二元性正在降低。通过对比城市和农村的质量安全评价可以发现，农村对于食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质量安全评价分值普遍显著高于城市。农村食品多是自产自销，农村消费者对食品的生产和消费环节更加了解，因而对食品的安全评价的评价分值更高。农村与城市在安全评价方面差别最大的两种产品分别是化妆品和汽车。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对化妆品和汽车等享受型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农村化妆品主要通过乡镇农村的超市、零售日杂店、美容理发店等渠道进行销售，化妆品销售存在“小、散、差、窜”的特点，化妆品的质量也参差不齐，导致农村消费者对化妆品质量安全评价不高。近年来，随着汽车下乡政策的发展以及道路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的汽车普及率越来越高;但是，农村汽车市场以低端汽车为主，农村消费者对汽车的质量安全信心不足，这与我国的质量公共服务的城乡不对称，以及各行业领域的质量服务(如售后服务等)的分布不足有关。因而提升农村居民对于家用电器等消费品的质量安全评价，对于我国的未来消费增长依然具有巨大的潜力。

表5城乡产品质量安全评价对比

(二)农村产品与服务质量满意评价进步显著

2014年农村居民产品质量满意的评价为61.36分，而城市居民对产品质量的满意评价仅为59.96分，低于及格线。从整体上来看，农村居民对产品质量满意的评价要高于城市居民的评价。从具体的产品领域来看，农村居民在食品、农业生产资料和移动电话领域的质量满意评价要高于城市居民，其中，农村居民对食品领域质量满意的要远远高于城市居民，差距均在1分以上，尤其是在粮食(米面等)和肉类的质量满意评价上，城市与农村差距在2分以上。但是在家用电器、药品、电脑、日用消费品、化妆用品、儿童用品、服装、电梯和汽车领域，均是城市产品质量满意评价高于农村产品满意评价，其中电脑、化妆品和汽车的质量满意评价得分相差较大，差距均在1分以上，但均在2分以下。城乡产品质量满意差距最小的为家用电器，两者差距仅为0.06，城乡差距越来越小。

随着服务型经济的到来，服务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日益占据主导，因而服务质量的二元性降低对于我国城乡二元的消除也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2013年，城市居民对服务质量满意评价均高于农村居民，到了2014年，城乡居民对服务质量满意评价的差距越来越小。近几年，随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变化感受较为明显，农村居民在教育服务、医疗服务、公共交通服务、通讯服务等服务质量的满意评价方面甚至超过了城市居民。其中，城乡差距最大的为医疗服务，但两者之间的差距仅为1.44分。两年间城乡的公共交通服务和通讯服务的差距也较大。城市

表6城乡产品质量满意评价对比

表72014年城乡消费者对服务质量满意的评价

的物业服务、互联网服务、金融服务还是优于农村。

通过对城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城乡居民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评价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在经济新常态下，提升我国农村市场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对于改善农村消费环境，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具有重大的意义，从而为我国消费和经济的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

(三)城乡质量二元性的改善与城乡经济二元性的下降趋势一致

我国农村地区产品质量评价的提升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较快增长，在2012-2014年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城市居民，城乡收入比从2012年的3.10下降为2014年的2.92(图7)，城乡的经济二元化结构有所下降。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农村消费增长总体上领先于城市的消费增长率，2013年为14.6%，领先城市1.7个百分点，2014年为12.9%，领先城市1.1个百分点(图8)，这更为直接地证明了农村质量安全与质量满意评价相对位置的提升，对于农村消费增长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总体上看，我国城乡经济二元性的下降与我国质量评价二元性的缩小呈现一致性，因而不断地加强和改善我国农村地区的产品服务质量，对于进一步启动农村消费，消除城乡二元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产品质量评价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

(一)区域产品质量满意评价与区域GDP增长率正相关

质量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力，而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好坏对该地区居民对于质量的主观评价有着重要的影响。微观产品的顾客满意评价和区域质量安全以及质量的公共服务是改善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重要的因素。如图9所示，通过对区域产品质量满意评价与该地区GDP增长率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的区域产品质量满意评价与该地区的GDP增长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为0.22。以上的特征事实表明，产品质量的满意评价与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相关性。

图7 2012-2014年城乡居民收入对比数据来源：2014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8 2012年-2014年城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数据来源：2014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9 2014年省级产品质量满意评价与GDP增速关系

(二)产品质量提升对于GDP增长的弹性

进一步的定量实证分析可以进一步地验证产品质量评价对于GDP增长的显著性效应。在控制了政府固定资产投入、消费和国外资本流入这些因素以后，如果总体质量指数中三个不同的维度对于该地区的GDP增长仍然是显著的，那么说明总体质量指数对于经济的增长的转化机制是通畅的，也可以说明总体质量指数与经济周期息息相关。

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了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因素后，总体质量指数中三个维度对于区域GDP的增长仍然存在显著的作用。其中产品质量满意评价这一维度的效应比较显著。

表8 不同维度质量评价指数对区域GDP增速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代表在10%、5%、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了结果呈现的简洁性，没有将模型中的投资、消费等变量的回归结果放在表格中。

回归结果显示，总体质量指数的三个维度对于区域的GDP增长均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其中产品质量安全每增长一分，区域GDP的增长将提高0.135个百分点;质量公共服务每增长一分，区域GDP的增长将提高0.156个百分点;而对于一个地区GDP增长贡献最大的是消费者关于产品质量的满意评价，每变动一分，将对区域GDP的增长率造成0.212个百分点的变动。

以上各弹性系数的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于该地区的产品质量评价直接反应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努力提高以产品质量满意为主的质量水平，是实现区域GDP持续增长的关键。这也间接反映了总体质量指数与经济周期高度相关。

(三)产品质量促进我国GDP增长的数量估计

以回归分析的弹性系数以及我国2014年的GDP总量(63.6万亿元)作为测算的基数，可以得出在不同情形下通过产品质量的提升而得到的我国GDP增长量。目前，我国的产品质量安全得分为59.17，产品质量满意得分为60.38，质量公共服务的得分为56.93，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若将该3项指标分别提高5分，则可分别拉动GDP的增长4293亿元、6741.6亿元和4960.8亿元;若分别提高10分，则可拉动GDP增长8586亿元、13483.2亿元和9921.6亿元，由此可见，产品质量满意度的提升对我国GDP增长的拉动具有巨大的潜力。

表9产品质量提升对于GDP增长的效应的测算

通过连续3年的质量观测调查，对我国质量发展的总体发展趋势以及主要的结构性特征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消费者的质量型需求显现，在质量安全底线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消费者质量满意需求进一步提升，而我国总体质量水平不高以及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性限制了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不管是宏观的趋势性分析，还是基于区域与城乡的结构性分析，都证明了质量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我国总体质量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通过质量的提升来促进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潜力，质量将成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

参考文献：

[1]程虹，2013：《2012年中国质量状况——消费者感知与模型构建》，《宏观质量研究》第1期。

[2]程虹，2014：《我国经济增长从“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宏观质量研究》第4期。

[3]程虹、陈昕洲、罗连发，2013：《质量强国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宏观质量管理》第3期。

[4]程虹、李丹丹，2014：《中国质量出现转折——我国质量总体状况与发展趋势分析》，《宏观质量研究》第2期。

[5]程虹，2009：《宏观质量管理》，湖北人民出版社。

[6]林毅夫，2008：《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身能力》，北京大学出版社。

[7]罗连发，2013：《我国存在城乡产品质量二元性吗?——基于我国宏观质量观测数据的实证分析》，《宏观质量研究》第1期。

[8]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质量观测课题组，2014：《2013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宏观质量研究》第2期。

[9]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质量观测课题组，2013：《2012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宏观质量研究》第1期。

[10]Akerlof，G.A.，1970，“The market for “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4，3，488-500.

[11]Bram，J. and Ludvigson，S.1998，“Does Consumer Confidence Forecast Household Expenditure?A Sentiment Index Horse Race”.Economic Policy Review，4(2)：59-78.

[12]Cheng Hong，Li Dandan and Luo Lianfa，2013，“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Quality：Model building and analysis based on consumers perception.”Journal of Chinese Management.

[13]CLARK，C.，1967，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MacMillan.

[14]Howrey，E.P.，2001，“The Predictive Power of the Index of Consumer Sentiment”.Brookings Paperson Economic Activity，(1)：175-207.

[15]Lin，Ka.，2013，“A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 of Social Quality Research：A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Quality Approaches”，International Journal，Vol.18，pp.194-207.

[16]Lucas，Robert，1972，“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4(2)：103-124.

Quality：New Driving Force of Growth under the New Normal：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Macroscopic Quality Observation in 2014

Cheng Hong and Li Yanhong

(Institute of 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Wuhan University;

Coordination Innovation Center for Macro Quality Management in Hubei Province)

责任编辑 汪晓清

作者：程虹 李艳红

消费需求下的经济发展论文 篇2：

数字经济能力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机理研究

【摘 要】 数字经济环境下的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作用，但数字经济如何形成数字经济能力并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目前还不清晰。数字经济环境下供需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新的生产要素和供需关系，催生出供给侧和需求侧新的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传递机制以及价值获取方式，从而驱动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基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从识别机会、运用机会到价值创造与实现的过程机制，数字经济能力主要包括数字机会识别能力、数字化能力、数字协同能力三个维度。数字经济能力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主要体现为数字机会识别能力、数字化能力、数字协同能力分别对企业在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与传递、价值获取三维度上的创新产生影响，最终实现数字经济能力驱动商业模式的整体创新。

【关键词】 数字经济; 商业模式创新; 数字机会识别能力; 数字化能力; 数字协同能力

一、引言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引领世界经济进入了数字经济新时代。近年来，尤其是2016年G20杭州峰会《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就数字经济达成广泛共识以来，我国基于新型产业的创新示范和传统产业的渗透升级等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并取得显著成效。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占GDP的比重为36.2%。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一方面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动能，但同时也对传统经济和传统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裂变的“痛苦”和转型的迫切要求。相比于传统的工业经济，数字经济的开放性、无边界性、强互动性、不确定性等数字化情景和新特征，对新环境背景下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对企业的生存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重构商业模式成为未来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1]。Gatautis[2]发现，数字经济时代显现出的各种平台现象可以为企业价值创造、价值获取和价值转移带来了新的机遇，从而推进企业商业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在实践上，基于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创新(BMI)不但成为亚马逊、阿里巴巴、美团、今日头条等新经济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和竞争护城河，也是GE、海尔、海底捞等传统企业自我颠覆与二次创业的重要途径。然而，作为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和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我们对企业如何通过基于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创新将其潜力转化为实际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理解仍然有限[3]。目前学者们对数字经济与商业模式创新的耦合研究才刚刚起步，现有的研究成果更多聚焦于企业如何在数字经济环境下的数字化转型发展，关于数字经济下企业对商业模式创新的认知、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决策选择、执行商业模式创新的能力等数字经济如何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机理尚不完全清晰。

本文基于商业模式创新“前因—过程—结果”相关理论[4]，从外部环境演变与内部动态能力耦合匹配的视角，构建了“数字经济环境——数字经济能力——商业模式创新”研究框架，通过对数字经济驱动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所需的商业模式思维、新的战略转型观念、有效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这一新生产要素的能力以及资源联合能力等进行梳理，形成企业数字经济能力的三个维度，即数字机会识别能力、数字化能力、数字协同能力;并就这三个维度影响商业模式创新(包含价值主张创新、价值创造与传递创新、价值获取创新)的途径、内容等进行交互分析，从而明晰了数字经济能力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过程机理，打开了数字经济到商业模式创新的“黑箱”。本文的整合性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创新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从理论层面更深入地理解数字经济能力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演化机理，为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细分变量;在实践上则有助于帮助企业更好地顺应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态势，通过构建“数字经济环境塑造和数字经济能力培育→数字经济能力驱动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顺应数字经济环境”的闭环生态创新系统来培育企业的动态可持续发展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指导。

二、数字经济能力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维度划分及演化机理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范式，与传统的工业经济相比，企业的生存环境更加多样和复杂。郭海等[1]认为，数字化情境具有开放性、无边界性、强互动性、不确定性等典型特征，这些新的环境特征对企业转型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重构商业模式成为应对数字经济挑战的必由之路。首先，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供给侧来看，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实体产品的供给形态，更多的是以数字化、虚拟化产品进行供给;体现在成本结构上则不再是采购原料的生产成本、生产过程的加工成本，更多体现为数字产品创造的知识成本和数字化运营成本。其次，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需求侧来看，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已经由传统经济模式下产品外观、设计等物理属性过渡到体验、交互、行为刺激、心理满足感等精神需求，更多通过对数字化产品的体验彰显自身的价值，从而形成了新的價值诉求。最后，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形成的市场交易关系来看，数字经济背景下供需双方打破了交易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形成了数字化产品、在线、适时的“全天候、无障碍”交易过程，开创了新的价值传递机制;并且基于数字化产品的虚拟性特征，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的盈利机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成本+利润”的直接盈利形态，更多的是通过平台连接、交易赋能[5]，形成间接性、多元化的盈利方式，从而实现价值获取机制的创新。综上分析可以看出，数字经济环境下供需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新的生产要素和供需关系，催生出供给侧和需求侧新的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传递机制以及价值获取方式，从而驱动形成了新的商业模式[6]。

基于数字经济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演化过程和要求，传统企业应建立正确的数字经济战略转型观念，有效提升自身的商业模式创新能力。正如Sivarajah et al.[7]所指出的，作为兼具“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双元特征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自身无法直接形成商业模式创新的直接驱动力，企业需要基于数字经济引发的对资源、价值、结构、关系、边界等传统观念的重构要求，在使用数字化资源、数字技术等重构商业模式之前，应了解、学习数字技术的方法，具备应用数字经济的能力。基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从识别机会、运用机会到价值创造与实现的过程机制，数字经济能力主要包括数字机会识别能力、数字化能力、数字协同能力三个维度。在数字经济与商业模式创新不断耦合演化的过程中，企业需要具备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的“数字化思维”，构建开放、合作、包容的心智，了解、适应、学习数字经济及其重要价值，并培育和内化成感知数字化价值、识别数字化机会、推动数字化演化、协同数字化资源等数字经济能力，最终动态化、螺旋式地促进企业基于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一)数字机会识别能力

数字机会识别能力是企业充分感知数字经济环境变化、及时做出反映并从中识别出对企业转型、发展和创新具有价值机会的能力。具体而言，企业在数字经济环境下的数字机会识别能力包括政策机会识别、产业机会识别和消费者市场机会识别三方面，其中：政策机会识别是企业对政府推动数字产业政策、数字经济重点领域发展布局的及时捕捉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前瞻性预测;产业机会主要是对数字化产业布局、发展空间、竞争态势、技术演化等现状的洞察和未来变化趋势的预测;消费者市场机会则是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应用后的消费(包括组织消费者、个人和家庭消费者)市场前景、盈利空间、消费者消费倾向、竞争对手反应等机会要素进行及时判断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上述三方面从宏观政策、中观产业到微观市场形成了完整的数字经济下的数字机会识别能力，从而帮助企业有效地发现数字经济蕴含的机遇，进行前瞻性的布局，并通过商业模式的适应性创新来抓住数字经济机会，抢占先机，赢得数字经济发展的时间窗口。

(二)数字化能力

数字化能力是数字经济对企业提出的全新要求，是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动态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贺新闻等[8]对疫情下生鲜平台数字化能力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基于“人—货—场”理论和毕马威零售数字化能力框架，将数字化能力划分为用户、产品、渠道、运营数字化四维度，并构建了零售业数字化能力动态交互模型。Mark[9]认为数字化能力是企业通过信息、资源和数字技术的创新组合，构建独特的客户体验，获取能够满足数字化世界新预期的创新成果的能力，具体包括数字化业务能力、数字化渠道能力、数字化运营能力三个维度。本研究基于外部价值链与内部价值链理论并结合其对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机制，将数字经济环境下的企业数字化能力划分为数字化供应链能力、数字化运营能力、数字化管理能力和数字科研能力，其中：数字化供应链能力体现为企业对产业基地、原料供应等供应链及其采购环节的数字化平台与价值网络的搭建能力;数字化运营能力体现为数字化产品与服务、数字化销售、数字化场景、数字化支付等面向市场与消费者的价值创造与价值供应能力;数字化管理能力体现为应用数字技术、手段改进组织生产工艺、管理流程，从而提升管理效率的组织管理能力;数字科研能力则体现为对数字技术前瞻性预测与把握、数字技术应用于新产品与服务的创新等研究开发能力。上述能力帮助企业形成上下游一体化、外部资源获取与内部能力提升、消费者产品服务创新与价值创造于一体的数字化发展机制，并推动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与数字化转型升级。

(三)数字协同能力

数字经济重塑了企业原有的时空格局，企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数字经济的开放性打破了传统的封闭性价值创造体系，促使企业无论是在外部价值网络、上下游产业链，还是在内部面向消费者智慧支持的产品C2B模式和营销创新以及员工工作满意度、工作效率的组织管理上，都强化基于协同能力的价值共创机制。正如陈春花[10]所指出的，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处于一种不断迭代、优化、改变的持续动态过程中，企业经营单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应对的，需要更多的企业、个人一起贡献智慧，共同应对。潘宏亮[11]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协同能力有助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顺利演化，以适应动态变化的环境规制和创新发展的需要。具体而言，数字经济环境下的企业数字协同能力，可以从价值链网络的内、外部构成视角来进行划分，其中，外部协同能力体现为对政府、供应商、中间商以及消费者的数字资源协同、数字知识(信息)协同、数字资产创新协同等。内部协同能力则体现为对企业各产业要素之间、部门之间、员工之间的数字化协同程度和强度。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数字经济能力是一个包含数字机会识别能力、数字化能力、数字协同能力等在内的多维度、系统性能力。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的数字经济能力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前提要件之一，数字经济能力的构建和培育对商业模式的价值定位、价值创造与传递、价值获取等各构成要素的变革并由此推动商业模式的整体创新具有重要的影响。基于数字机会识别能力、数字化能力、数字协同能力构成的数字经济能力，结合商业模式创新包含价值主张创新、价值创造与传递创新以及价值获取创新的三维度理论[12]，本研究构建了数字经济能力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分析框架模型(如图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数字经济能力驱动商业模式创新呈现出“数字经济环境要求塑造和培育数字经济能力→企业通过数字经济能力驱动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顺应数字经济环境””的演化机理。

三、数字经济能力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分析

基于上述框架模型可以看出，数字经济能力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主要体现为数字经济能力的三维度即数字机会识别能力、数字化能力、數字协同能力，分别对企业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与传递、价值获取的创新产生影响，最终实现数字经济能力驱动商业模式的整体创新，并由此形成了数字机会识别能力、数字化能力、数字协同能力与价值主张创新、价值创造与传递创新、价值获取创新的交互作用机制。

(一)数字机会识别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数字经济环境下的商业模式创新是一个探索性的实验过程，其中机会识别是构成这一过程的重要行为，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前导因素。因此，企业要充分培育和利用数字机会识别能力，及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演化中出现的环境变化、政策机会、数字技术发展趋势，准确预测消费者需求，并有效地嵌入到商业模式创新的各要素，发现新的客户需求，创造新的价值供给，创新价值传递机制和获取方式，从而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

1.数字机会识别能力助推企业发现新的市场需求，明确价值主张创新的方向

价值主张作为商业模式链条的前端，其创新结果影响着企业整个商业模式的方向。数字经济带来了新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和消费需求，呈现出目标用户界限模糊化、用户需求多元化、产品与服务供给方式新颖化等新特征，也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企业运用数字机会识别能力，可以有效地辨识政府、市场以及消费者在宏观产业、中观行业和微观需求层面蕴含的新机会，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对政府产业政策、行业竞争、消费者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借助大数据技术进行数据分析，精准预测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变化趋势，并据此对企业原有的目标用户群进行重新划分、针对用户需求调整和设计价值定位点，并通过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创新，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更好地帮助消费者实现新的价值诉求。

2.数字机会识别能力驱动企业寻求价值创造与传递的新模式、新路径

价值创造与传递作为商业模式链条的中端，连接着前端的价值主张和终端的价值获取。价值创造与传递模式的创新主要围绕关键资源、关键活动、价值网络以及渠道等四方面展开[13]。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的价值创造与传递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并基于大数据、云端平台等新技术的应用与数据资产的传递、共享等形成了新的价值创造机制。企业运用数字机会识别能力，能够发现数字经济经济环境下价值创造与传递模式中关键资源和活动可能存在的变迁，价值网络核心构成要素的变化以及营销渠道模式的变革，从而进行针对性的创新，设计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技术应用的价值创造与传递新模式、新路径。

3.数字机会识别能力有助于企业洞察新的价值获取方式并抢先赢得市场先机

价值获取作为商业模式链条的终端，是中端价值创造与传递机制“实施”后的“收获”阶段，影响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获取方式创新主要包含收入模式和成本结构两要素的创新。数字经济的出现与发展，带来了共享模式、免费模式和平台模式等新的成本结构与收入模式。具有较强数字机会识别能力的企业，能够从中抢先识别出这些模式的优点并大胆创新，从而赢得市场先机。比如，360杀毒软件通过免费的方式，彻底颠覆了传统杀毒软件的收费模式，再借助于免费获取的客户数量进行广告投放、VIP客户收费转化以及衍生金融服务等方式，实现了收入模式的创新。

(二)数字化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数字经济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而数字化能力正是企业正确、有效运用新生产要素的关键手段[14]。在数字经济环境下推进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中，企业基于数字机会识别能力发现新的价值主张、价值传递与创造以及价值获取方式，在此基础上，则需要充分利用数字化能力将这些新的价值主张、价值传递与创造以及价值获取方式转化为现实、可执行的方案，进一步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落地实施;并且数字化能力的充分发挥，本身也将提升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绩效水平。

1.数字化能力帮助企业进行价值主张快速而精准锁定

基于数字经济环境下的数字知识和信息，借助于大数据分析工具、人工智能算法等数字技术手段，通过数字化能力，可以帮助企业快速精准地锁定目标客户和了解客户需求，从而根据客户的個性化需求提供精准的产品与服务，为顾客创造独特的价值。在此过程中，可以利用数字化供应链能力，创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利用数字化运营能力，实现价值主张的精准传递;利用数字化管理能力带来的扁平化，实现以顾客自我价值认同与主动价值供给的价值分享;利用数字科研能力，形成对价值主张和价值定位的动态化监测，并适时拓展、更新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从而形成对客户价值更为精准有效地定位。

2.数字化能力助力企业拓宽价值创造与传递路径

数字经济带来的指数级技术拓展了商业边界，以数字化平台为核心的价值共创、资源共享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价值创造与传递模式。数字化能力可以帮助企业以新的方式、途径接触到关键资源，打造新的业务活动，建立新的渠道，重塑全新价值网络。企业通过数字能力中的数字供应链能力，借助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与平台可以更快、更简单地接触到企业所需要的关键资源，同时开放供应链平台，实现顾客创造产品与服务的C2B/C2C价值共创;可以通过数字化运营能力，借助3D技术、VR技术打造云端展厅以及网络直播带货，客户可以直接通过网上观看展品并与主播实时互动，打造无时空界限的企业活动，从而创新营销渠道，增强顾客的体验性，提升价值归属感;也可以通过数字化管理能力，基于区块链加密技术，实现价值传递中的信息保护、资产保护，建立价值创造与传递的可溯源机制。

3.数字化能力帮助企业有效缩短价值获取的中间过程

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从原料商、生产商、中间商到消费者的价值传递带来的价值获取链条较长，成本结构较复杂，交易成本较高，而数字经济模式从根本上对企业的收入模式和成本结构进行了颠覆性创新，无论是成本构成还是收入来源都产生了巨大差异，成本和收入的来源不再仅仅局限于企业和消费者，合作伙伴也开始参与其中，并且借助于数字技术的应用和运营，将原有价值获取链条缩短，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比如，当下最为红火的网络直播带货，通过直播销售给消费者，由于节省了传统模式的中介费用和新零售O2O模式的线上线下协同成本，不但使得消费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取商品，同时也增加了平台收益，在缩短价值获取中间过程的基础上创新了价值供给体系。此外，企业通过数字化能力，强化数字研发与服务，可从根本上提升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从而提升消费者满意度、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实现价值获取。

(三)数字协同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诸多创新研究的成果都表明，协同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11，15]。在数字经济环境下，驱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数字协同能力，不仅仅包含资源、关系等传统要素的协同，还包含对数据、信息等数字化技术和知识资产的协同，其协同的范围、规模与层次将更为广阔和开放。

1.数字协同能力驱动企业打破传统的价值主张壁垒，真正实现价值共创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外部数字协同能力可以帮助企业跨越自身所设置的边界以及行业壁垒，实现跨领域的协同共生发展，从而帮助企业的价值主张不再局限于固有的领域，而是借助协同能力打破固有的价值主张壁垒，发展“跨领域”的价值主张。数字经济下的协同共生新模式，使企业的边界逐渐模糊，企业的客户不再局限于既定的某个领域或范围，任何人都可以是企业的潜在客户，也可以是企业价值的创造者，从而形成“跨领域”“多视角”的目标用户群和共同参与、共同设计、共同使用的创新型产品与服务供给机制，最终实现商业模式的价值主张创新。比如，作为新闻、咨询、信息分发与交互的数字化运营平台，“今日头条”本身并不生产内容，而是通过“创作者计划”，鼓励和培育大量的自媒体用户，在军事、娱乐等诸多领域展开创作，并通过今日头条的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推荐给用户，从而形成了用户既是消费者也是创造者的全新价值共创模式，并通过“您关心的才是头条”的价值定位，实现了价值主张的创新。

2.数字协同能力有助于企业拓展价值创造与传递的范围和程度

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通过数字协同能力可以与客户、合作伙伴、政府以及消费者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资源、信息融合，从而实现多方共治，拓展价值创造与传递的范围和程度。Muhammad et al.[15]对311家在巴基斯坦新兴经济体经营数字化中小企业的数字协同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的实证结果表明，在金融网络、商业网络、政治网络、技术网络等方面的协同机制和协同化推进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贡献，中小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需要集中精力与外部合作伙伴、金融机构和政府官员以及商业合作伙伴建立协同关系，并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应用以及文化支撑等方面提升数字化协同能力，从而确保企业有效的商业模式创新。因此，基于数字经济的无边界性和价值共创要求，企业需要改变传统的价值网络、经营活动方式、渠道以及客户关系，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与客户、合作伙伴、政府以及员工等协同共生的数字时代的价值网络和活动方式，不断拓展价值创造与传递的范围和程度，从而推动商业模式的动态创新。

3.数字协同能力推动企业在价值获取上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

传统的市场竞争强调零和博弈，企业更加注重经济效益，相对忽略社会效益。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的价值获取不仅仅是经济效益，更是通过协同各方资源和数字化资产，调配各方积极性，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实现共生、共享、共赢，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合作共赢。一方面，数字经济环境下的新型数字化企业以自身的主营业务为平台，提供免费服务吸引客户前来消费，而所付出的成本则由平台吸引的大量客户吸引而来的赞助商、广告商、合作伙伴等支付，并从中抽取一定的利润，企业在获取自身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满足了平台两端双方的价值诉求，在此过程中，收入模式与成本结构正是借助新型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满足多方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企业自身的价值获取[16]。另一方面，数字化平台型企业通过数字化协同能力，整合供应链资源和上下游关系，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化信息与资产的共享，在重构产业链的同时解决传统产业链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或顽疾，助力政府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和优化，从而增加社会福祉，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四、结语

综上就数字经济能力各维度对商业模式各层面、各要素影响的深入分析，本研究归纳提炼出数字经济能力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分析框架模型，如图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企业通过数字机会识别能力寻找新的價值主张、价值创造与传递模式和价值获取方式;通过数字化能力，实现价值主张的精准定位、价值创造与传递模式的深度拓展与快速传递、缩短价值获取的中间过程;通过数字协同能力打破价值主张壁垒实现价值共创、扩展价值创造与传递模式的范围、构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共赢的价值获取机制，最终促进商业模式的整体创新，并由此将数字经济资源配置要素转化为企业可持续动态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

【参考文献】

[1] 郭海，韩佳平.数字化情境下开放式创新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J].管理评论，2019，31(6)：186-198.

[2] GATAUTIS R.The rise of the platforms：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perspectives[J].Engineering Economics，2017，

28(5)：585-591.

[3] GUNTHER W A，MOHAMMAD H，MEHRIZI R，et al.Debating Big Data：a literature review on realizing value from Big Data[J].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2017，26 (3)：191-209.

[4] 吴晓波，赵子溢.商业模式创新的前因问题：研究综述与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7，39(1)：114-126.

[5] 陆建英.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运营虚拟仿真实验的思考[J].会计之友，2020(17)：147-149.

[6] AHMAD N，SCHREYER P.Are GDP and productivity measures up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J].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Monitor，2016，24(30)：4-27.

[7] SIVARAJAH U，KAMAL M M，IRANI Z，et al.Critical analysis of Big Data challenges and analytical method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7，70(1)：263-286.

[8] 贺新闻，杨成福，李双.疫情下生鲜平台数字化能力“大考”[J].企业管理，2020(5)：98-102.

[9] MARK M.企业数字化能力锻造秘诀[J].中国工业评论，2015(7)：28-34.

[10] 陈春花.数字化与新产业时代[J].企业管理，2019(10)：14-20.

[11] 潘宏亮.环境规制与协同创新耦合作用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演化[J].中国科技论坛，2017(5)：87-93，100.

[12] 易加斌，徐迪.大数据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理——一个分析框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5(3)：15-21.

[13] 张敬伟，王迎军.基于价值三角形逻辑的商业模式概念模型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0，32(6)：1-8.

[14] 蔡昌，赵艳艳.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选择与治理对策[J].会计之友，2020(9)：107-114.

[15] MUHAMMAD A，SYED Z A S.Managerial networking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empirical study of new ventures in an emerging economy[J].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 Entrepreneurship，2020，32(3)：265-286.

[16] 李晓东.数字经济中的会计：合作与增长[J].会计之友，2020(13)：2-7.

作者：易加斌 柳振龙 杨小平

消费需求下的经济发展论文 篇3：

国家“新基建”战略下教育新媒体发展策略思考

摘要：本文针对国家“新基建”背景下的教育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从教育传媒的技术条件和内在要求出发，分析“新基建”背景下媒体深度融合的特点，同时重构出新的媒体生态系统，基于此为教育新媒体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新基建”;教育新媒体;教育生态;深度融合创新发展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会议第一次明确“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内容为“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2020年6月，中央再次提出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推进“新基建”与“媒体融合”等工作。应该说“新基建”的提出与落地将深刻改变人们的媒体消费方式，包括改变用户的阅读方式和获得信息的方式，教育新媒体在“新基建”的浪潮中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在分析“新基建”战略内涵和实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教育新媒体的应对策略，旨在为数字经济时代下教育新媒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一、“新基建”战略的提出与影响预期

(一)“新基建”的概念

“新基建”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科技发展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时代，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应用，造成了全球科技与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各国都将在这新一轮的产业变局中，全力争取新的位置。我国经济发展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以新技术带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正如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潘教峰院长指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指‘铁公机’，主要指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设施等建设项目，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新基建”则主要指以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

(二)“新基建”的内涵

“新基建”内涵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基础层面，在这个层面上，5G、AI、大数据、算法、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底层数字基础设施;第二层面为公共服务层面，是在第一层面技术加持升级后的更加智能、更为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譬如智慧城市、智能工程、智慧校园等;第三个层面为产业应用层面，指将“新基建”带来的先进智能科技与产业发展深度整合，充分发挥“新基建”设施的强大支撑作用，推动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变革。

(三)“新基建”对服务产业影响的预期

“新基建”在服务产业发展上，预期将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分别是：技术上的变化由“互联网+”变成“智能+”;社会生存方式的变化，对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影响和改变，包括信息的获取方式，工作的处理方式;产业价值上的变化，数据和算法将成为服务产业的核心资产。

二、“新基建”战略的实施对传媒产业的影响

(一)媒体融合将进入更新、更深、更广的阶段

基于新技术加持下的媒体融合将不仅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融合，更是新媒体与新媒体、新媒体与电视媒体，与广播电台、直播平台等之间的融合。同时，甘险峰认为，融合不仅是媒体之间的融合，也是媒体與各行业的融合。包括新媒体与教育、消费、游戏、技术等各行业的融合。新媒体将朝着资讯数据更多、服务功能更全、传播能力更强、覆盖面更广、使用更加便捷的方向快速发展。平台化依然是媒体运营的主要趋势。在若干个大平台的基础上，分出多个分枝平台，再往下是更多的小平台。平台之间已经不是相互独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连通，互为支撑，共同构建成了一个完整的媒体生态系统。同时，单一形式或者是有限形式的信息已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而是需要整合音频、视频、虚拟场景建模等多元媒体表达技术。在“新基建”背景下，内容生产的主体将越来越多元，生产分工将越来越精细。单一媒体组织不可能掌握内容生产所需要的多种技术要求，包括内容生产所需要的数据、算法、制作、合成、分送等，这需要拥有不同技术和人文优势的新媒体组织的通力合作，特别是上游新媒体组织将不断对下游的新媒体组织进行融合，尤其是在技术或入口上有优势的一方，使各方成为关联程度更深，协作关系更密切，甚至是相互隶属的关系，最终达到大一统的和谐共生状态。

(二)“新基建”的主要技术将推动媒体朝着智能化、数字化、移动化的主流趋势演进

算法和大数据是“新基建”战略的主要技术。喻国明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本质是一种算法模型。在计算能力、大数据和算法模型等技术要素发展到相应水平时，新媒体的发展将进入“人工智能”阶段。包括在内容生产上的智能机器人写作，在内容分发上的个性化算法推送，在内容变现上的智能收费等。此外，在5G和物联网技术的加持下，任何物体都可以转换为数据，成为可以被转换、储存和计算的对象。并在这个前提下联人物联网中，成为各种各样的被利用和监控的媒介。从媒体当前的演化趋势来看，人体将最终成为传播上的终结点，指令信息从人体发出，服务信息从四面八方回归到人体，与人合为—体的，可任意移动的佩戴式媒介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媒体演变的主趋势。

(三)媒体的实用性、功能性、经济性将得到凸显，满足刚需性消费需求的新媒体将成为引领媒体继续迭代升级的主力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跨越式提高，媒体对用户生活的介入程度将大幅提高。媒体功能将从以往单纯的传播功能，衍生出服务功能、指导功能。以往的传统媒体主要依靠发行和广告两块收入，媒体并不能深度介入到用户的日常生活中，也无法通过满足用户更多需求来创造额外收入。但在“新基建”技术的加持下，掌握科技话语权的新媒体将拥有足够的能力，深度挖掘客户的信息需求情况，有针对性地推出深层次的信息化产品，并通过精准的传播渠道传递给用户，实时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特别是在研究和满足用户的“娱点、痒点、痛点、穴点”等四个层面的需求上。其中“娱点”处在用户的心情层面，“痒点”处在用户的生活层面，“痛点”处在用户的生存层面，“穴点”则处于用户身心的最深层面上，即“生命”层面。娱点和痒点可以吸粉引流，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满足用户刚性需求，具有强大实用功能的“痛点和穴点”上，而且只有这样的需求才能撬动用户最终的付费行为，从而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四)媒体进入万物皆媒的时代。媒体介质的丰富性将随5G和物联网技术实现数量与质量的飞跃发展

在“新基建”背景下，新技术对媒体最主要、最颠覆性的影响有两点，一是随着5G、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技术等深入运用到媒体运行的各个环节中，媒介将出现“泛媒化”的趋势。彭兰认为，在5G技术的推动下，万物可以被数据化、被监测，物与物之间可以实现智能互联，物与人也可以实现多种方式的互联。从传播角度看，“万物皆媒”的时代将到来。这也意味着一切物体都可能成为媒体所需要的载体，不只手机、电视、电台、电脑，更不只是纸质报刊。刘庆振也认为，当5G技术赋予越来越多的东西以媒体的属性后，万物互联语境下的所有节点便都成了媒体，甚至包括汽车、冰箱、桌面、墙壁、玻璃……这也符合科技越进步，分工越精细的规律。二是传媒产品将变成细分的数字化内容，用户都将被视为具有独特个性的、独立的产品接受主体。同时，在智媒的技术条件下，新媒体产品的质量也将有一个质的飞跃。媒体产品将融合多种新旧媒体的创作元素，产生多元多维的表达效果，给用户带来全视角的，亲临现场的媒体体验。

(五)“沉浸式”“交互式”的虚拟场景应用成为新媒体发展的主要方向

5G是“新基建”战略的核心技术，是互联网技术迭代发展的集中体现。5G的典型技术特点就是“以超高可靠低延时通信处理海量通讯数据”。借助5G技术，高清视频、VR、AR及交互现实都能很好地实现。从媒体传播的角度来看，技术的升级将带来媒体传播维度的“升维”，使媒介的表达从平面空间上升到三维空间，再上升到虚拟空间，最后发展到多维空间，即现实的空间与虚拟空间的重叠。让用户完全沉浸在信息技术创造的立体维度空间中，带给用户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受，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传播效果。

技术的提升有可能会第一次将媒体传播的信息选择权、定义权交给用户。以往的传播都是经过内容生产者选择、加工、安排，甚至是被刻意的策划、导演及编排过的。但现在这些权利都将交还给用户，特别是现场的选择、观察和评价权利重新交回到用户手中。可以说，用户人的媒介感观将在技术的帮助下得到极大的延展，将获得前所未有的传播体验。

三、教育新媒体的发展策略

(一)审时度势，危中见机，抓住教育新媒体的重大发展机遇

“新基建”战略的提出，是我国遭受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危机，倒逼国家提前按下的轉型升级“快进键”。目的就是要加快启动数字经济进程，用“新基建”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的新动能，推动中国的数字经济时代加速向纵深，向更高层次发展。特别是“新基建”的主要技术将促使新媒体行业带来颠覆性的变革，在这种时代变革之下，教育新媒体应当积极主动顺应信息技术的划时代发展机遇，依托国家“新基建”战略的落地实施，以智媒思维引领创新发展，推动教育新媒体在理念、模式、技术、手段、生产、经营等方面做出深刻变革，加快打造新型主流教育媒体，牢固占据教育信息传播的制高点。同时，我们也发现此次新冠疫情一方面传统服务业、制造业遭遇巨大破坏与冲击，另一方面一些新行业、新服务，新应用创造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机遇，如电子商务、在线教育、智能媒体、网络游戏、电子健康服务等行业，均呈现出了快速发展的态势。尤其是在线教育，疫情期间按照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在线教育、网课在全国迅速普及。有专家评述，中国教育信息化工作，半年走完了十年的路。在线教育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教育新媒体一定要审时度势，抓住当前由技术引领、疫情倒逼所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充分做好拥抱数字经济时代的准备。

(二)要重新定义教育新媒体，将其外延和内涵扩展至教育活动的全要素、全过程

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新媒体本质上是“互联网媒体”，或表达为“互联网+”，大都由传统教育报刊或大众媒体创立，它们的外延包括微信公众号、博客、APP、中央厨房、纸书等。内涵则是架设了纸媒与互联网之间的通道，进而借助互联网具备的强大传播能力推动了纸媒内容的更大传播，丰富了传播手段，提升了传播能力。特别是传统教育新媒体借助教育信息化“三通两平台”的普及过程，基本完成了第一轮与纸质媒体在呈现形式和传播渠道上的融合。

在“新基建”背景下，教育新媒体的层级将提升为“智能教育媒体”，表现为“智能+”。它的外延将扩展至构建包含智能学习、交互式学习的新型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将是一个立体的综合教育空间，是基于大数据和算法下的智能在线综合教育平台。而它的内涵则是在提供教育资讯的同时，把教育服务覆盖到了终身学习的全要素、全过程。

(三)在“新基建”的技术加持下，教育新媒体要及时转变理念，创新运营形式

本轮教育新媒体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所面临的变革，是由“新基建”所带来的外部技术力量推动的，具体来说是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来推动的。由于科技进步所引发的信息生产、加工、储存、分发、消费等的全链节变化，这已经不是传统新媒体工作流程的完善更新，而是在全新的技术环境之下，一套全新的模式。要接受并适应这种变化，对教育新媒体而言并非是一件易事。首先是教育新媒体已经完成的第一轮融合后仍然保持的封闭性和垄断性将被强行打破，教育新媒体在传统媒体融合过程中，信息的生产、分发、营销仍是由一家组织来完成，还没有具备不同组织之间的媒体与媒体、媒体与技术、媒体与营销之间的跨界合作思维和能力。

(四)教育新媒体必须强化实用性功能，并将其打造成具有显著特征的核心竞争能力

人工智能技术是“新基建”核心技术之一。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到教学全过程的教育革新活动被称为“智能化教育”。智能化教育的本质是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学生、教师、家长、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利用技术的力量促进教育质量和个人发展的全面提升。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教师和学生从大量低效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有效解决教师时间不足与学生个性化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个过程是一个具体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也需要大量实用性很强的媒介产品和功能来帮助这个实践过程达到预期的目标。

同时，因为教育新媒体的用户主要集中在校园之中，只有参与到智能化教育当中，教育新媒体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用户，得到发展的基础。因此，教育新媒体必须按照智能化教育的要求塑造自身特性，增强实用性功能，提供实用性的媒介产品，以此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

四、结语

综所上述，由于国家“新基建”战略的实施，同时因为新冠疫情的倒逼作用，在线教育、新媒体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进程陡然加快，这都为国家按下“新基建”的“快进键”创造了强大的社会意愿和客观条件。教育新媒体只有顺应“新基建”的发展大潮，深入融入和服务教育教学，才能在全新的媒体生态系统中找准自身定位，不断适应新型专业分工，真正在媒体融合发展中实现新的突破。

(作者单位：江西教育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作者：陈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