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管理权分析论文

摘要：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多元化发展，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是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发展道路，随着改革开放，国家经济政策的改变，区域经济从模式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作为最适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集体经济充分带动了地区的发展，民众人均年收入也得到了显著提升，社会保障体系也逐渐得到了完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家经济管理权分析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家经济管理权分析论文 篇1：

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论基础与路径选择

摘要：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新时期对国家审计目标的战略定位，是对审计免疫系统论的最好诠释。本文探讨了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的理论依据及审计方法。

关键词：国家经济安全　绩效审计　前瞻性　审计问责制

一、引言

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并迅速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再次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实际上是与风险同步出现的，世界任何角落酝酿的风险，都有可能演变成影响整个世界的危机。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已成为各国发展经济进程中的必然选择。各个国家在组织上、法制上都在不断健全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众多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如：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金融、能源、政府采购、知识经济等领域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论证。从政府审计角度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的成果并不多，我国最早的文献是唐建新《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基础和作用路径》(2008)，研究了政府审计在构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中发挥作用的理论基础。目前对于这个命题的研究基本有以下的共识：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目的而开展的审计并不是一种新的、独立的审计类型;不论是中央政府审计还是地方政府审计，都要在综合大量微观审计的情况下，要着眼宏观，提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建设性建议;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原始动因的应有之意，是政府审计的首要目标;政府审计作为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实现路径众多，其中立足于安全的相关领域的专项审计尤为重要，维护区域经济安全是基层审计机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切入点。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在审计免疫系统论基础上的关于国家审计目标的定位，从战略的角度对政府审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然会带动人们对政府审计工作的新思考。

二、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论支撑

(一)政府审计源于对政府受托的公共权力的监督从经济学角度讲，政府公共权力源于社会分工和规模经济引致的“公民个人权力的让渡”。政府接受人民委托，代理人民执行公共事务，承担公共受托责任(亦即提供公共品)，而人民则依法向政府缴纳各种税费，税费就是公共产品的价格，也是公民私权财产的强制性转移。于是，天然地在纳税人与政府的财政部门之间形成一种受托责任关系，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种受托责任关系更需要独立的第三方——国家审计机关对政府部门的受托责任进行审计，这种审计活动既不同于民间审计(主要发挥鉴证即证明的作用)又不同于内部审计(是对内部经营管理权的委托受托关系进行评价)，政府审计是对政府受托的公共权力的监督，维护的是国家的经济秩序。这要求审计更加关注国家经济的宏观性、建设性、效益性等问题，更加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问题，更加关注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二)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审计免疫系统论”的最好诠释刘家义审计长认为：现代政府审计应该成为国家经济安全运行的免疫系统。审计免疫系统论利用仿生学原理，提出审计作为一个国家经济运行安全的免疫系统，也应具有生物肌体中免疫系统的三种基本功能，即免疫防御、免疫自稳、免疫监视功能。免疫防御功能是指审计应该具有使经济社会免于内、外部组织和个人侵犯的能力;免疫白稳功能是指通过审计，能够不断健全、完善经济社会的各项管理机制，通过机制自动发现和清理不法分子和违法违纪问题;免疫监视功能是指对经济社会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预测分析，提出预警建议，避免危害加重的能力。免疫系统论告诉人们，审计监督的本质不仅仅是对国有财产的守卫，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最早地感受到病害侵蚀的风险，更早地揭示病害侵蚀带来的危害，更快地去抵御、查处这些病害，也能及时建议政府或相应的权力机关，运用各种资源去消灭这些病害，从而健全制度，保护国家安全。审计免疫系统论，立足经济社会发展与审计发展的内在联系来把握审计的本质，从维护经济社会系统论运行的健康和安全角度，提出了审计免疫系统本质观，实现了在多学科思想理论基础上的综合创新。这一新思维，决定了未来政府审计工作的思路，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国家利益，保护人民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和谐社会、国家经济安全与审计监督的关系　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既是加快发展的“黄金期”，又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国内外各种不和谐因素时刻威胁着我国经济运行的安全。我国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观、五个统筹观及和谐社会观。和谐社会需要疏通机制、体制、制度，捋顺各种关系，解决各种矛盾。社会和谐，国家自然会安定，经济发展必然会稳定、持续、充满活力，经济的安全稳定又会促进社会和谐。审计监督与构建和谐社会在目标和任务上又是一致的。审计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具有以下的功能：第一，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具有规范作用。强化审计监督，将从体制上进一步促进民主法治的建设，促进法律法规的执行，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推动政府及有关部门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提高行政行为的科学性、透明度、规范性和有效性，减少暗箱操作和违法操作。第二，通过对权力的监督，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从审计的职能上看，审计是维护国家公平正义的一项基本手段。审计能够对政府部门的权力滥用、以权谋私、寻租、设租、腐败行为进行制约和形成威慑力。能够对民生、社保、救灾等专项资金的合理运用起到保障作用，维护了民众的利益。第三、促进诚信价值观的确立。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价值观。但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缺乏应有的诚信，假账、假评估、假消费、假支出、偷税漏税等现象普遍存在，无不折射出社会诚信价值观的缺失，审计监督将对虚假行为起到治理和威慑作用。

三、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的路径选择

(一)用风险导向审计思路确定政府审计的切入点　政府审计可以采用风险导向审计技术不断地评估当前经济发展的风险领域，从而确定审计的重点。美国审计总署(简称GAO)从1990年起，定期地报告政府工作中的高风险领域，并针对这些领域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从2009年1月起，GAO先后将31个领域列入了高风险名单，涉及到国防、民生、城市规划、职员诚信、现代化等领域，涉及面广而具体。因此，按照风险导向审计思路，可以选择下列领域作为我国审计的重点领域。第一，选择受社会关注度高的项目，这些项目一般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大众生产、生活，具有典型意义，波及面广，影响力大。如果出现问题，会对社会稳定和谐构成威胁，如教育、住房、医改、就业、城乡发展、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等。第二，选择关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如资源、环境、重大投资，这是一国经济赖以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第三，选择易发性、传染性和致命性的风险领域，这类风险一旦发生，会迅速蔓延，对国家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如金融领域(货币危机、外债危机、银行业危机与资本市场危机)、通货膨胀、汇率变化(如人民币持续升值)等。第四，关注政策、制度、机制、体制的风险，因为这些方面出现错误，将会使整个民族走入歧途，影响是长远的，曾有过惨痛的教训。

第五，关注隐蔽的、潜在的、正在酝酿中的舞弊，近年在反腐斗争中，有“贪官潜伏论”之说，而且有越来越长的趋势，所以审计应该注意这一倾向，将其消灭在摇篮之中，以绝后患。

(二)政府审计更应从宏观上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经济安全涉及各个方面，如金融、国内产业、对外投资、经济信息、能源、环境、跨国公司并购等领域。对于各个领域的安全问题，都有相应的业务监管部门，都会制定本领域的宏观、微观政策，维护本领域的经济安全。如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行三个机构通过制定和调整财政、税收、货币政策，来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人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对我国金融业进行业务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政府审计部门不承担具体的业务监管职能，不制定具体的宏观、微观政策，是专职的监督部门，他的监督应是跨越各个具体的业务监管部门之上，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来评价各个部门制定的政策。因此，国家审计应该从微观审计入手，从宏观方面想问题，关注的是国家经济的全局性、战略性、协调性、安全性，评估的是宏观的政策、制度，健全的是国家的机制、体制。如通过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审计，要发现国家货币调控政策运行中的问题和信贷资金的风险问题;通过对地方政府负债的审计，要了解地方政府显性、隐性负债的规模、结构、使用方向、本息支付，完善其相关管理制度的建立，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通过对青藏铁路的审计来评价环保问题，这种审计思路本身就具有示范效应，提醒我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注意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审计部门应该根据发现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制度、体制缺陷，从而提醒国家宏观管理部门加强某一领域的治理措施。如根据审计署提出的“加强金融监管协作，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意见。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强金融监管协作的政策措施，包括反洗钱合作机制;金融风险监测周报制度;金融风险监测与评估系统建设;不同监管政策、法规之间的协调;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机构和交叉性金融业务及产品的监管政策;金融信息共享制度等。可见，审计建议促进了对金融安全的维护。当国家的经济安全出了问题，肯定是国家的体制、机制、制度存在缺陷，要么制度、机制上存在漏洞，要么就是制度没有得到执行，监管制度形同虚设。这多少都与国家的审计部门有关系(当然业务部门承担自己的业务责任，业务监管部门应该承担监管责任)。因为审计部门没能及时发现体制、机制上的缺陷从而没有提出修复的建议。所以，这就要求国家审计人员要转变审计理念，不能就账说账，就事论事，要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分析问题，要跳出具体单位和事项的圈子看到宏观走势。如果不这样，我们就很难走出屡审屡犯，屡犯屡审的怪圈，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三)政府审计应对国家经济安全提早预警　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政治环境下，各种公共危机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加，触目惊心，如自然环境危机(如环境的突变、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如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金融诈骗(如美国的麦道夫案)、安全危机(如疾病暴发、公民暴力、食品、生产事件)等。虽然这些都是突发性事件，但其背后都是由于某些未引起人们重视的深层次原因而引发的。此类“蝴蝶效应”事件尤其应引起政府的重视与关注，需要具有长远眼光，看清大局，了解自己的行动将带来的后果。这一趋势就对国家审计的功能拓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国家审计应具备为政府官员提供处理关键性的、正在出现的问题的前瞻能力。首先，前瞻功能要求国家审计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导向，在规划未来的审计工作重点时，要关注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和民生的重大问题。其次，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具有突发性和长期破坏性(如政策的失误等)，一旦发生，灾难的后果将无可挽回。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最高审计机关的经验和方法。以美国政府责任总署为例，在美国人不断增加负债的同时，美国政府责任总署已经预见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婴儿潮将演变成退休潮，从而会使得美国社会面临人口老龄化、卫生保健费用不断上升以及可能带来难以摆脱的赤字和债务困扰，建议政府采取行动改变目前的一些不当做法。这个案例启示不言而喻，审计部门应及早地感知“蝴蝶效应”，较早地预见风险，及早地介入审计，帮助政府化险为夷。我国在这些方面也是有惨痛教训的，如食品免检制度作为一项关系到国人生命安全的制度本身是有重大隐患的，而且这个制度的缺陷在前几年已经有所显现，作为审计部门应该在该政策出台时就应该感知到它的危险性，可惜的是只有在三鹿事件爆发后才废除了这一制度，值得审计工作者反思。审计部门应该择机而审，适时地介入。有些政策、制度、项目在酝酿阶段，就可以根据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和审计人员的判断，可以提前感知到它的后果，如果有潜在的隐患，可以提出修改建议。但是有些政策、制度、项目的出台，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否能带来好的效果，很难判断，如中央及地方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刺激经济计划项目，这些项目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若干年的国家经济安全，这时就需要审计部门跟踪审计，财政资金走到哪里，审计就跟进到哪里，以不断修复发展中的缺陷。对于短期起效的政策，由于其政策目标明确，与相关利益人群的切身利益关系密切，往往在实施后很短的时间就会产生较大的反应，如提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在公布后立即就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这就需要审计机关在政策出台的较短时间内进行政策评估，以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尽早加以调整。

(四)创新审计问责制，促进国家经济安全责任的落实问责制就是要识别出不能履行责任、不负责任的干部，对其追究相应的行政、经济和刑事责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09年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等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并且规定了问责主体，包括纪检监察部门、组织、人事、审计等部门。审计问责制就是通过审计，发现应该追究责任的线索，进而联动其他问责主体对责任人进行问责。政府审计通常是按照工作计划和规划来实施的，这意味着审计问责并不都是在预知“存在过失”的情况下才展开工作的，即审计的监督并不以追究责任为目的。审计的本质是证明被审计对象的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只有在认为受托责任未履行或未恰当履行时(发现线索时)，才具有延伸问责的功能。笔者认为，审计问责制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应该做出以下的制度创新：(1)扩大问责范围。多年来，审计问责的范围多体现在对违纪、违法行为问责，有些决策从形式、程序上审计是没有问题的，但其中隐含着渎职、私下交易，重大决策失误、监管不力、效率低下等问题。有的政府官员光有“唱功”没有“做功”，对上汇报“一枝花”、实际工作“豆腐渣”，甚至搞假大空、玩数字游戏。一些地方公布的GDP总量不小、上报的招商引资数额很大，但却看不到实际工作中的亮点，群众生活和城乡面貌没有大的改善就值得深思;再如三鹿事件直接暴露了一些干部的渎职、失职行为。因此，反思政府审计工作，若只对违纪违规行为问责，就使很多责任人得以逃脱或受到从轻处罚，这对国家的经济安全埋下了隐患，构成了威胁。国务院《问责暂行规定》规定了若干问责的情形，这实际上也扩大了今

后政府审计问责的范围，即审计问责应从只追究过错责任到追究非过错责任，将无作为、不作为、乱作为、作为不力、不经济、无效率、无效果、决策失误等都应纳入问责范围。(2)增强政府审计问责制的效力。现行的惯例是：审计报告之后，追讨资金的行动一般都会接着展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问责比追讨资金更重要，因为倘若问责到位且足够严厉，债权债务单位双方当事人自然会引以为戒，并且以后轻易不再违规。我们必须反思，“审计风暴”刮了数年，为什么会出现屡审屡犯，屡犯屡审现象(审丑疲劳)，原因之一就是审计问责力度弱，违规成本低，审计问责存在太多的弹性和模糊性，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强调部门责任、集体责任而放弃对个人责任的追究，追究基层责任而忽视对高层领导责任的追究。审计难，审计处理更难，因此，审计问责必须从虚无的“集体问责”、“部门问责”，转化为切实的“个体问责”。同时审计问责制应该“关口”上移，无论什么部门出现重大问题，都不能仅仅只追究下级的相关责任，主管领导必须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和管理责任，至少也要追究用人失察的责任。审计问责制应从对执行环节的问责到对决策环节、监督环节的问责延伸。(3)应建立问责主体联动机制。问责需要监督、审计、纪检监察、人事、组织、司法部门的配合。而现实的情况是，各个问责主体还没有形成协调、紧凑的协作，或者说缺少协作机制。而一些有问责权的监督主体，往往是“民不告官不究”，平时很少主动去查责。以审计监督为例，审计只能对单位问责，但涉及对个人的问责，审计只有建议权，没有问责权。即便是对审计查出的一些重大违规违纪问题，往往由于纪检监察等部门没有及时跟进，致使责任人逃之天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所以，随着问责范围的扩大，更需要各个问责主体密切配合。建立健全行政问责沟通协作机制，比如，可以建立由监察机关牵头，法制、人事、财政、审计等部门参加的行政问责监督联席会议制度，同时要强化各问责监督主体的责任意识，对问责主体也要问责。

(五)开展绩效审计，关注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　笔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应该包括两部分涵义，一是现阶段的经济不受侵害;二是对未来的经济威胁具有防范能力。进而言之，经济安全是一种变化的状态，这种变化的状态会受到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其是否安全必须要受到实时的监控。这就要求审计工作应该在传统的合规合法性审计的基础上开展绩效审计，绩效审计更加关注公共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关注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然选择。通过对经济性的评价可以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杜绝损失浪费跑冒滴漏;通过效率审计，促使政府凡事要比较得失，分析利弊，杜绝重复、闲置及管理上的漏洞;通过效果评价，可以揭露以损失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促进科技含量高、生态环保好的项目发展，消除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作者：张思光 杨桂花

国家经济管理权分析论文 篇2：

如何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发展

摘 要：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多元化发展，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是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发展道路，随着改革开放，国家经济政策的改变，区域经济从模式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作为最适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集体经济充分带动了地区的发展，民众人均年收入也得到了显著提升，社会保障体系也逐渐得到了完善。但是从过去的几年徐州各区域集体经济的发展分析，虽然有些区域经济发展飞速，但由于各地区的基础不同、经济认识也各有差异，因而徐州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失衡，收入增长率不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悬殊逐年加大，在一定程上阻碍了地区的发展。文章主要针对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提出了五点操作性较强的举措，并着重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新思想、新途径以期能够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区域经济;集体经济;发展

很多区域经济发展目前仍旧处于初步阶段，由于经济基础较差，发展路子窄，发展资金不足，致使发展成为了口号。加之很多地区服务功能成为了纸上空谈，公益事业无法开展，因此基层党支部的号召力以及凝聚力、民众的发展热情受到了影响，更甚者会阻碍干群关系的发展，影响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区域经济的发展宗旨在于对地区用地进行统筹规划，以土地总体规划作为基础，以城镇建设规划作为指导，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因而在发展中必须理清思路，认准发展点，充分发挥“农村三项用地”政策，通过发展多元化产业、推进区域经济思想的发展，并从资金、干部队伍建设入手，全面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认识

思想是发展的指引，只有思想积极正确，在发展中才能振奋、拼搏、敢于创新，因而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必须统一思想、提高民众的认识水平，充分发挥民众的建设热忱，在基层掀起致富、发展的热潮。区域经济发展应当重视基层民众的力量，但很多地区民众对于区域整体发展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仅仅重视个人的得失，并且对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也没有准确的理解，因而在发展中，很多方针政策的执行受到了阻碍。另外领导班子也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发展理念，区域经济发展认识不足，因而在工作中不能深入理解上面下达政策的目的。正是因为认识的不足，致使很多地区在发展中指导思想落后，发展方式固步不前，如此经济发展便无从谈起，民众的个人收入的提高更是天方夜谭。

针对这一问题，对发展薄弱的地区，可以从指导思想上进行转变，通过推进新型集体经济——地区社区股份合作经济，带动个体收入的提升，想要建设区域经济，首先应当坚定“区域富需富民”的思想理念。民众对于发展政策好坏的认识是最浅显的，个人收入提升了，那么发展政策便是好政策，发展方式便是好方式，领导班子便是“为民办事”的好班子，因此区域经济发展中首先应当以提高个人收入为主要任务，寻找途径提高区域人均收入。针对“三农”问题，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必须将区域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从思想上进行重视，充分发挥地区集体资产作用，提高地区集体资本的运营质量，让集体资产真正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真正成为百姓致富的力量源泉。

二、落实政策

针对区域经济建设，国家、地区制订了相应的政策，只有在实际发展中真正落实政策，并充分落实政策，才能拓宽发展道路。区域经济的发展不能一概而论，很多区域的经济基础不同，所处地域的资源、人文以及历史不同，因而区域发展需要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寻找最适合本区域发展的道路。在发展政策的制定上，地方应当以中央政策为指导，设计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且不与党领导的发展路线冲突的方针政策，并且将政策落到实处，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助力。

区域经济发展中地区集体资产动迁补偿、征(使)用土地补偿以及区域经济留用地着三项政策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有效杜绝了地区集体资产管理中变相侵占以及平调等问题，为基层社区的发展提供了可持续保障，真正实现还利于民。另外，在发展资源配置中，将优质的建设项目以及工业开发项目配置给基层，从而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载体，从而有效增加地区集体收入以及资产。针对征地、拆迁的补偿资金，乡镇可以以新的资产形式进行集中，并进一步开发，从而确保基层地区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最后政府通过资金以及政策的扶持，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便利。针对基层地区物业项目，可以适当减免相关费用，例如免去行政事业收费，减少经营服务收费等。从发展成本上为区域经济提供便利，刺激发展欲求。另外在资金的配置上，可以加大预算，推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地区建设资金配比，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扫平阻碍，减轻负担。区域的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发展，一个地区内，片区不同，资源分布也存在差异，因而发展节奏也会不同，这种差异性会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速度造成影响，更甚者导致区域内部的贫富差距加大，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埋下隐患。而针对经济基础差、发展薄弱的地区，则要针对性、重点性的进行扶持，优先落实该地区的项目建设以及资金投入，从而平衡全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三、新思路、新途径有效推进区域经济发展

虽然城市经济发展迅速，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得到更新和改进，但在区域经济仍旧受到传统模式的限制，因而新思路、新途径的探索成为了突破区域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

首先需要统筹发展。即乡镇在发展中应当充分发挥统筹作用，并充分发挥区域经济中基层地区的主体作用。科学规划开发区、工业区、商贸区，由乡镇统筹，基层参与，从而有效发展地区物业水平，将经营性物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途径。

其次需要加大创新。在发展中应当摒除传统的地域、行业限制，加大合作，通过村镇联合投资公司的组建、资本扩大等，拓展经营范围，加速项目开发建设。区域经济在发展中可以通过抱团式的发展合作方式、集团化的资本运作、经营模式，提高地区的综合竞争实力，在现代化的经济环境下立足。

再者需要拓宽发展道路，实行多元化发展。充分调动区域总资产、资金、资源，拓宽发展道路，探索符合本地区需要的发展形式。例如经济实力较强的村，积极参与城乡一体化建设开发，经营市场前景良好的项目、参与市场建设和房产开发、收购有关企业资产和土地资源。旅游资源、土地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运作好农民专业合作总社(联社)，培育壮大市场竞争主体，走特色农业、旅游农业、观光农业的发展路子。在集中安置区最大限度地规划好公共服务配套用房的建设用地比例，并由联合投资公司或农民专业合作总社(联社)组织实施开发建设。积极为辖区内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和经营户提供中介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合理收取电力、排污、供水、保洁等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费用，增加稳定性收入。进一步挖掘潜力，优化存量资产结构，对闲置的办公用房、学校校舍、空置厂房、简陋旧厂房等无效、低效存量资产以及空闲场地，通过回购、改造、修缮、翻(扩)建等，建设标准厂房、商业店面、仓储设施等进行出租经营，增加持久性收益。

鼓励社区股份合作社投资参股管理规范、前景较好的成长型企业，投资参股地方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增加投资性收益。加强管理促发展。加强区域“三资”监督管理平台建设，强化“三资”出租管理;强化区域财务收支预决算，严格收支审批，控制非生产性支出;加强民主管理，健全财务公开制度，强化审计监督;强化招商引资和租赁收交管理，提高资产的出租率和收益率。

最后是帮扶发展。对年可支配收入200万元以下或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500元的经济相对薄弱的区域继续实施新一轮物业项目扶持，由财政承担一半按每平方米1000元的建设标准，在规划区内建造2000平方米标准厂房、集宿楼或小区配套经营性用房，使其有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集中建设物业用房，将经营性物业的经营管理权转让给经济相对薄弱的社区股份合作社，租金由合作社收取。在社区股份合作社的集体资产拆迁时，实行等量资产置换，或将资金赔偿到位，促进社区股份合作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加大财政投入，完善区域社会管理体系

城市化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巨大，在社会管理中，区域管理机构任务以及所需要承担的费用不断增加。目前城乡一体化建设要求进行集中居住，但是社区管理、公益事业以及社区物业仍旧需要原经济组织提供管理费用，这便加大了区域经济负担。虽然社区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机遇，并且短时间内会增加地区的经济收入，但在后期的管理中，由于地区社会管理体系并不专业，且所需管理事项繁杂，不但会加重区域管理机构的工作负担，长时间的管理资金投入也会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对地区承担的财务、事务权责进行合理界定，科学规划社区经济同社区事务，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为区域社会管理体系的完善提供资金保障。在公益事业的建设中，加大扶持力度，适当调整干部队伍报酬，平衡区、镇两级基本报酬标准，减轻基层负担。

五、提高区域经济管理水平

首先需要提高非生产性支出费用的管理力度。依照一事一人原则，因事设人，严格控制管理人员数量，提高管理工作效率，从而有效减少管理办公、招待等非生产性经费。其次针对集体资产进行规范化管理。加强两级(区、镇)集体资产管理，建设高水平管理机构，对区域集体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等级，明确产权关系，并规范资产管理制度，建立对应台帐，并在区域经济合同的权责履行上加强监督。并强化经济管理中的民主性。在资产管理以及审计监督工作中，应当加强民众的监督作用，从而约束干部的管理行为，保证集体资产的安全。最后通过创新性的经济运营形式，提高收益分配管理水平，更好的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人民收入年年提高，有效缩小区域贫富差距。

六、结语

在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作为基础其发展水平将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区域体经济的发展影响力巨大。因而想要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远大理想，想要真正缩短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发展区域经济是根本。除此之外，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缩短区域内贫富差距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在当前的经济政策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形势下，只有创新思想、开拓新的发展道路，令区域经济同时代接轨，在发展中锐意进取，寻求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全民携手共同致富，才能真正为人民带来实惠，激发基层人民的发展热情，才能有效凝聚基层战斗力，为我国经济全面发展提供更强的助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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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耿光连.课题研讨式教学法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尝试与思考[J].教育教学论坛.2013(05).

[3]王萍萍，齐永钦.旅游产业集群文化营销机制构建研究[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3(01).

[4]蔡丽华.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遵循[J].理论学习.2013(01).

作者：杜丽娟

国家经济管理权分析论文 篇3：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自主性

摘 要：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特征要求跨越地域性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而这必然在多个层面冲击国家及其自主性。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建构性因素面临排他性权威分流困境、政治认同削弱危机和民主赤字难题等现实挑战。经济全球化带给国家的种种挑战一直吸引学界对国家角色的关注，围绕国家自主性的发展趋势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分野，回归国家学派的立场是国家强化论，而新自由主义者则预判国家销蚀论。两种观点背后实际上是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博弈。未来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理论的主流话语是国家建构，后发国家是否拥有适当的国家自主性，直接决定着国家建设的成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自主性的维系，在国家层面要发展民主凝聚机制，在国际层面要重塑全球权力秩序，形成制度自律逻辑。

关键詞：经济全球化;国家自主性;国家主义

经济全球化进程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进，曾经捍卫全球自由贸易主张的美国开始向国家主义退缩，而曾经对经济全球化有所抗拒的中国现在却向世人展现出另一幅画面：“一带一路”倡议、达沃斯论坛等都是在向前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角色和态度的反转背后实际上是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博弈，国家主义关心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自主性的维系，而全球主义则追求建立一个无国界甚至是无国家的世界。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谁也取代不了谁，但两者的张力始终存在。

一、不同理论流派的分野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给国家的种种挑战引起学界对国家角色的关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国家两个核心概念衍生了一系列相关研究议题。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关联研究之所以能够聚焦学者们的关注点，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性认识，即“全球性的变迁必然导致国家理论的重建”①。国家无论是以被动方式还是以主动方式卷入经济全球化进程，都需直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这一点上学者们没有分野，他们的分野体现为：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自主性是销蚀还是增强。

1.国家强化论：回归国家学派的立场

依据现实主义②和国家中心主义③学者的观点，只要能客观地评估经济全球化，就不会推演出经济全球化与国家权力衰弱或国家自主性销蚀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的治理能力会遇到新议题，国家的政治权力面临分流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即便如此，诸多实质性挑战与国家自主性弱化之间也不能画等号。以回归国家学派为代表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强化论，即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主体，在回应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其自主性会增强而非削弱。

第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会刺激国家角色的扩张。回归国家学派认为以跨国经济组织为载体的超国家经济联系的强化会弱化国家的国内积累能力，并对国家的管控范围提出挑战。但事实上这并不会弱化国家的核心地位，国家自主性也不会被销蚀和弱化，相反，经济全球化会刺激国家角色的扩张。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国家角色的扩张刺激主要体现为跨国性威胁会使国家的干预机制合法化。当跨国性经济贸易、资本流动给国内经济秩序带来威胁时，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国民经济，会将政治干预作为优先选择策略，因而会合法地发展国家的干预机制。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与跨国经济联系增强趋势相伴随的是国家角色的扩张效应。“在第三世界，与贸易和资本流动相联系的并不是消极的、受到限制的国家机器，而是国家的国内角色的扩张。”④另一方面，基于国家自主性的国家干预能力是一种潜在优势。国家不是社会中心主义所设定的因变量，而是具有自我偏好和行为逻辑的自为组织。“东亚国家的成功实践证明有效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以限制国家角色为前提，国家干预也可以成为有效手段，高度的国家性与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取成功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可能性。”⑤当然，回归国家学派强调，这一立论的前提是国家需要拥有一套有效运转的官僚体系和具有一定的自主权。

第二，国际因素能够刺激发展主义。回归国家学派一直把国家置于国内和国际的交叉点来分析其自主性，因为他们认为国际关系的变动对一个国家的内部平衡性至关重要，它既可以对国家自主性产生弱化影响，也可以为之提供支持性机会。但国际关系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分析局限于历史分期，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国家如何应对国际环境所带来的压力或者机遇，这取决于国家内部结构特征、体制能力积累所导出的国家自主性程度。国家中心主义模式下经济发展存在两条路径：无计划的市场影响和市场促进战略。这两条发展路径都有可能与国际因素产生关联。国际因素刺激发展主义的情况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军事主义对财政资源的需求推动经济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战争，英国是最好的案例。被称为“战争国家”的英国，在早期的国家建设过程中，采取的核心战略是军事主义和外部扩张，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军事开支对财政资源的需求度上升，而这一需求，刺激了英国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二是国家安全需求推动经济发展。东亚新兴发展型国家归属此类。国家执政当局在国际安全压力的历史背景下，基于赶超意愿和领土安全的双重考虑，必须采取相应策略发展经济实力。有学者把东亚发展经济的意愿称为“发展意愿”，拉美和东亚之间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后者以经济发展为优先目标导向，而这种导致两者差异性的发展意愿与军事竞争和地缘政治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国际安全压力刺激了东亚经济发展，是东亚经济发展的助力而非阻力。

2.国家销蚀论：新自由主义者的预判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自主性面临两种后果：一是国家自主性销蚀;二是国家成功再生权力资源。新自由主义代表前一种立场预判。新自由主义是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石，依据新自由主义学者的观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就是国家不断销蚀的过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意味着“去国家化”。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必须放弃国家这一概念，在跨国化世界中不会存在‘国家’”⑦，国家是一个逐渐销蚀的概念，国家销蚀产生于国家和市场相互作用的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经济全球化以国际经济组织为载体建立跨国网络，从而实现了生产、资本、贸易、金融的自由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这必然导致经济领域的“去国家化”。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在世界经济中亦能实现自我调节。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贸易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否定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其推演逻辑始于理性与契约。根据这一逻辑，市场植根于人类自然本性之中，市场自动产生秩序，社会和国家都是理性个体为满足目标的产物，而经济全球化只是把这一逻辑的适用范围从国家扩大到超国家范围。国家中心主义学者认为：“在国家发展的成功或者失败的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和其他一些理论观点夸大了世界经济和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亦因此低估了国家能否调动国内资源的不同自主性与能力。”⑧市场机制在一国之内的自发调节已然存在问题，而把市场自发调节的范围扩展到全球水平的层次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幻想。

跳出国家销蚀论和国家强化论立场，我们需要客观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一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有意识推动，而在延伸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强使之无法逆转。当经济全球化打通地域隔阂后，各国交互影响的领域除经济之外还涉及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诸方面，以逆全球化之名实现隔离式发展之图已经成为妄想。无论是以被动方式还是以主动方式卷入这一过程，都是每一个国家不可避免的抉择。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自主性会受到一系列变量因素和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和限制，这些因素包含跨国经济组织、国际条约、地缘政治、国际格局等。二是国家作为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单元，它是国际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建构性因素。经济全球化对国家权力、政治结构带来的冲击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衰弱甚至终结。我们不应该“在历史意识立场中夸大民族国家的强大，在全球化意识立场中夸大民族国家的衰弱”⑨。东亚国家的实践说明，国家自主性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具有积极联系的可能性，即国家借助干预主义可以实现参与全球化市场。三是未来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理论的主流话语是国家建构。国家建构将会替代去国家化、国家销蚀等概念，成为国家之间的聚焦议题。从这个层面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也是对新时期国家建构艺术的一种考验。

二、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自主性的现实挑战

资本主义发展和民族国家形成被认为是近代化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标志，而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推动下，以经济全球化的形式不断挑战民族国家的界限。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特征要求对经济行为的空间和边界进行重新配置，而这种配置给国家带来了不安，因为经济全球化不仅通过资本流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经济活动冲击一国旧有的经济模式，而且在多个层面冲击国家及其自主性。国家自主性维系的关键取决于权力层面政治权威的排他性、公民层面的政治认同、社会层面的资源汲取能力、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均衡性等方面。

1.国家排他性权威分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尚未开启之前，国家具有疆土之内的排他性权威地位和资源，这代表着国家的排他性权威空间与领土疆域延伸之处相重合，而打破这一重合性、跨越地域性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跨国性特征首先冲击的是传统民族国家的地域型权威。一方面，国家排他性控制和管理权威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国家排他性权力和权威被转移。与上面两点都相关联的是跨国机构组织，普遍的一个论点是跨国组织的增多意味着对国家自主性的侵蚀，甚至会形成对主权的冒犯。超国家组织作为经济全球化趋势中新生的治理机构，实际上不仅分流了传统民族国家的部分权威和权力资源，而且挑战传统民族国家的治理能力。

经济全球化进程“创造了一个不再是由国家主导经济力量的世界，而是一个由超越国家的经济力量主导国家政策的世界”⑩。这种超越国家的经济力量在形式上体现为资本的跨国流动性，正是因为跨國资本的无界性，才使得跨国经济组织具备了降低甚至脱离国家管控的可能性。一是跨国经济组织建立了超越国家疆域范围的治理机构。跨国经济组织的管理结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会降低国家的干预能力和程度，而且经济全球化为跨国经济组织与国家进行谈判提供了客观条件。在微观层面，跨国经济组织的全球化发展战略增加了政府对生产活动、环境保护、工作水平等细节方面的有效管理难度。在宏观层面，跨国经济组织摆脱了国家框架，跨国经济组织的灵活性、市场敏感度以及资本的流动性会弱化政府影响或左右投资去向的能力。二是跨国经济组织实现了资源的全球性流动。跨国流动的资本若脱离一国经济政策的束缚，其必然降低国家对跨国经济组织的资本积累、资本流动和资本使用的管控和干预，因为这些跨国经济组织能够使资本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渗透到不同的市场之中。三是跨国规制转移了国家部分权威资源。跨国经济组织分歧和冲突的解决更多地依托于国际争端仲裁机制。一方面，这超越了单个主权国家的活动范围，从而也就降低了跨国经济组织与国家之间的依附性和联系性。另一方面，跨国规制的适用基本单位是主权国家，这代表着民族国家要遵循国际治理机构组织的共享假设，在处理和解决跨国性事务时要符合其规则要求和制度规定，即国际治理机构的特殊性权威优先于国家权威。从另一个层面而言，这意味着国家让渡或转移了部分权威资源给国际组织。

2.国家政治认同度削弱

当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碰撞社会旧有的价值观念时，当开放多元的价值观念冲击单一封闭的价值观念时，认同问题便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同’与‘异’一直是人类学的焦虑，全球化凸显了这一焦虑。”B11经济全球化不会带来同质性的价值观，反而会反射性地激发价值观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冲突性。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价值观念变迁以不同方式和途径影响一国公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对传统的民族忠诚构成话语挑战，对社会个体的身份认同产生冲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面临政治认同削弱的危机，这一危机的产生遵循两个衍生逻辑。一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侵蚀社会个体原有的政治认同价值观。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这种侵蚀性实际上弱化了公民的认知结构和对国家的认同程度，导致集体认同困境;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增加了认同环境和认同身份的多变性和复杂性。社会个体不仅要从多元的认同中进行选择，而且要面对随时变动的环境，在这个双重进程的发展中，身份认同也变得愈加复杂。一个国家如若不能把多元的价值观念有效整合成为被社会个体所认同的共识，将会把自己置于国家认同面临削弱和破碎的境地。二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有可能寻求排他性认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商业往来使得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群有更近、更频繁的接触和碰撞。民族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和既定认同感的分化会增加人群的归属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人群会有意识地寻找种族认同或地方认同，因为越是排他性的认同越能带给他们信任、归属、安全和忠诚等情感。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经济全球化概念本身与政治、文化更多的是相悖而非相容。经济全球化对政治的排斥增加了社会个体对集体影响力的怀疑和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很可能会因此产生一种排他性的宗教信仰或地域实践，以地方性和民族性对抗外来的国际压力。这种对排他性的认同对象的追求，实际上是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种极端解决方式。

3.民主赤字现象中的发展难题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掺杂着政治因素的综合现象，它对人类公共生活提出了新的谜题：“如何把一个以领土为基础的民主治理体系与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跨国组织和全球组织结合在一起?”B12即以地域为基础的民主过程与超地域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的相融问题。在尚未发展出超地域性的民主机制之前，民主赤字将会是国家建构的发展难题。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民主赤字现象对国家自主性的侵蚀在多个层面上显现出来。一是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侵蚀国家自主性。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全球能源、全球金融、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公共事物的治理需要超国家权威的存在。一方面，国家权威的分离或让渡是构建超国家权威的基础。这是对国家自主性政治权力结构上的侵蚀。另一方面，超国家权威出现合法性困境。国际经济组织是经济全球化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建立意在进行民主化全球治理。但超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出现了民主赤字困境，主要体现在不均衡性的国家间权力、不平等的全球治理体系、不合理的国际财富资源分配等方面。超国家权威组织很多时候被发达国家所支配，并以非民主化方式运作，这实际上是在政治实践层面对国家自主性的侵蚀，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一种民主赤字现象。二是国家治理层面的民主赤字侵蚀国家合法性基础。政治的本质是参与性和公共性，民主化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公民政治参与构建成员之间相互认同的政治共同体，从而实现集体治理。以认同和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化过程是国家合法性的基础来源，然而，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民主赤字从两个方面侵蚀国家合法性基础。一方面，国家民主治理价值式微。超国家权力与根植于地域国家中的民主参与价值冲突扩大。另一方面，国家民主治理范围缩小。经济全球化不仅约束了国家的经济政策，而且改变了公民对政治目标的理解，挑战着国家范围之内民主作为一种体现人们需求的制度的有效性。当经济全球化力量冲击国家时，国家民主治理的范围和能力都在内缩。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自主性建构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不同国家本身的结构特征、文化依赖和国家能力迥异，从而决定了不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回应和策略均不相同。因此，讨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自主性建构首先需要明晰两个前提：一是国家类型的范畴;二是讨论的预设立场。一方面，文章关于国家类型的范畴锁定是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领域拓展，但发达国家和后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不对等的位置，财富收入和资源分配也是极端的不平等，可以称之为“选择性”的全球化。后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崛起意味着修正经济全球主义的机遇和形成公平、公正、合理的经济全球化秩序的可能性。对这一经济全球化景象期待的关键就是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自主性建构问题。另一方面，讨论的预设立场是经济全球化具有限度性。经济全球化中的政治难题是：我们不能在追求民主和国家自主的同时追求经济全球化。这是一个悖论。我们需要一种充满智慧的全球化，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全球化，民主和国家自主应该压倒超级全球化。这一预设立场传递的观点是，超级经济全球化是一種幻想，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有节制和有限度的全球化，我们接受全球化是一个多元化国家的集合体，监管它们交往的应该是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合乎常理的交通规则，各民主国家将自行决定它们的未来。B13在这一立场的基础上，国家自主性维系和全球治理才具有可行性。

1.民主凝聚机制：国家自主性的维系

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起点是国家建构，大多数后发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由国家力量推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层面的现代化，而“后发国家是否拥有适当的国家自主性，直接决定着国家建设的成败”B14。所以，国家自主性维系是后发国家全面迈向现代化历程的关键。在发展之初，后发国家基于文化、政治精英或初始国家结构条件的国家自主性优势已经逐步退却，国家自主性维系面临新的困境：一是国家引导的现代化导致社会关系的重组和新兴社会群体的崛起，新生力量对民主提出改革需求;二是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自主的社会行动者以及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对国家社会关系提出重构需求。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维系国家自主性，增强社会个体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度，需要在传统国家利益和现代国家转型之间寻找平衡点。处于国内和国际交点上的国家在寻求国内外平衡的过程中，“国家生存下来的关键在于它有能力创制一种角色，这种角色既要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力量，又要适应由认同政治所造成的内在张力”B15。即国家如何通过自身转型提升自主应对能力，其中的关键在于民主凝聚机制建设。第一，增强民主制度供给能力。国家通常需要建构制度网络以维系国家权力的来源。后发国家无论是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还是国家自主性的维系，都需要增强民主制度的供给能力。民主制度供给能力的增强不仅为社会参与提供程序和框架，也为自身权力的运行提供更加稳定的制度支撑，因为国家自主性更多的与民主制度相关联。第二，创新民主实践模式。民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被赋予了不同含义，民主的模式和类型也存在多种设想和实践。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民主治理均以参与性、协商性为特征，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基本底线。后发国家的社会基础异于西方发达国家，因而不可能移植西方民主制度或模式，而是需要根据自身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土壤创新民主实践模式。一是创新协商民主实践。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作决定着民主制度的实践效果，后发国家需要以协商为基础，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垂直关系向水平关系扭转。二是创新基层民主实践。后发国家缺乏民主文化土壤，公民民主精神的培育需要从基层民主实践中滋生并扩展。在基层民主实践过程中，社区民主、社团民主、乡村民主等都应成为民主实践的场域。

2.制度自律逻辑：全球治理的可行性

初始国家结构条件和国际外部环境都是影响国家自主性的重要因子，“国家自主性的实际程度和后果，只能从特定的政治系统和特定的历史性国际环境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B16。理解国家的策略选择和行为逻辑首先要确认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尤其是特定行为环境对国家及其构成部分所形成的压力。现代国家均嵌于国际经济关系之中，要理解现代国家的自主性，就需要把国家置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来考察国家跨越自身边界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以及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策略选择产生的影响。就后发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对其自主性的挑战聚集于两个方面：一是全球治理格局中的话语权;二是国家之间的协同度。以上两点均与制度自律逻辑相关，即制度对于政治运作者的主动性影响和有效性约束，它包含着制度相关方的可信承诺能力、民主参与程序和责任承担机制。

全球治理中的制度自律逻辑不会自动产生，需要积极培育。一是全球关系的民主管理必须制度化。当前的治理格局存在发言权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现象，这违背了制度自律逻辑的民主参与要求，因此需要架构新的制度程序以防止单边主义支配全球关系现象的出现。全球治理的规范机制不是通过单边主义国家行为出现的，而是必须通过国家之间的协商、合作和制约形成一种相互尊重的民主制度体系。二是全球协同治理需要责任机制的构建。全球化发展有两个目标：在全球规模上提供公共物品以减轻全球化带来的贫困和痛苦;建立廉洁公正的政府。B17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都与责任机制相关联。一个国家的政府与社会和民众之间存在多种责任链条，不同于国家治理，在当下的全球公共治理协议和超国家组织规则中虽然存在责任规定，但却是不牢固的责任机制，大部分的全球治理协议中缺少权威的监督、评估和惩罚制度。因此，全球治理需要建构正式的责任机制，改变问责体系缺位问题，通过使用正式机制来监控参与方的行为，形成可行可控的责任追究体制。三是全球治理需要国际格局的再平衡。从全球化的本质上来讲，各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是平等的，全球化是各个国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全球化，而不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只有少数人、少数国家富裕的全球化，也不是少数人、少数国家主导秩序的全球化。然而，目前的事实是全球化进程一直处于不平衡的发展状态，民主和平等成了国家间治理的稀缺价值。后发国家的重任是重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权力秩序，通过渐进性政治规范认同的过程重塑国际秩序。

四、结语

国家作为一个行动主体在本质上具有两面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自主性，一方面受到国内政治结构特征和社会力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国际历史环境的影响。处于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交叉区域的国家，想要维系一种有效的集体行动，就不能忽略经济全球化时代带来的国家建构压力。

注释

①[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72页。

②现实主义者如Robert Gilpin、W.Ruigrok、R.van Tulder、David Held、Anthony McGrew等。

③回归国家学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核心代表人物有Theda Skocpol、Eric A. Nordlinger、Joel S. Migdal、Peter B. Evans、Linda Weiss等。回归国家学派使用“国家自主性”这一国家属性概念作为考察国家发展的核心要素，并形成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④[美]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方力维、莫宜端、黄琪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94页。

⑤Peter Evans. The Eclipse of the State? Reflections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1997，50(1)，p.70.

⑥参见G.Gerdffi and D.L.Wyman.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⑦Ernst-Otto Czempiel and J.N.Rosenau. Global Changes and Theoretical Challenges： Approaches to World Politics for the 1990s， Lexington， MA：Lexington Books，1989，pp.117-134.

⑧[澳大利亚]琳达·维斯、约翰·M.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廖志强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2页。

⑨T.V.Paul and John A.Hal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ambir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59.

⑩[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周晓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3页。

B11范可：《在野的全球化——流动、 信任与认同》，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第80頁。

B12[英]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98页。

B13[美]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廖丽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234页。

B14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276页。

B15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郁建兴、何子英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B16[美]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B17[美]乔治·索罗斯：《索罗斯论全球化》，王荣军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7—58页。

责任编辑：浩 淼 思 齐

作者：陈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