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社会发展调查论文

摘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作为我国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其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承担着促进农村地区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进而保障居民健康公平的重要责任。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2011、2013、2015年的微观数据，对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健康与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公平性以及医疗保险补偿后的受益公平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调查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人口与社会发展调查论文 篇1：

边疆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与量化调查研究

【摘 要】为适应边疆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联合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组织实施中国边疆地区民族社会发展调查（CBSS）。本文从该调查开展的背景、问题意识与研究特色、调查执行过程和初步发现四个方面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该调查将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核心议题，适应当前民族工作及相关研究的需求;基于严谨的抽样和数据收集方法，对整个边疆民族地区有代表性。文章的初步分析结果从边疆居民“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日益紧密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三个方面呈现了边疆地区民族社会发展状况，展示了该数据的分析潜力。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社会调查;定量研究;CBSS

【作 者】周文，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后;张亮，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陈浩，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何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云南昆明，650091。

2013年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2020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大会的鲜明主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现代化的全新维度。面对当前国际国内复杂的民族形势，如何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

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展开科学的、精确的决策，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基础。尽管民族志的视角和方法是掌握边疆地区独特的社会文化特质的重要途径，[1]但量化数据及其分析方法因其事实呈现的精确性、实证性、问题归因的精准性、严密性等特征，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基础性资源为治理能力的提升插上了翅膀。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因此，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客观上要求将相关研究和决策建立在坚实的数据基础之上。然而，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学学科主要运用质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的质性研究法，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订与解释的文献研究法，有关民族的特性、演变、趋势及其阶段性或领域性的议题的论说与理论建构的规范分析法等。这些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无论在认识论、方法论、思维方式还是在研究工具、实施过程、表述方式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系统接受学科研究方法训练并长期以之为工具进行研究的多数民族学学者自然而然形成质的研究的路径依赖，加之应用定量方法需要一定的数学基础的门槛，致使当前民族学的定量研究寥若晨星，相关的调查数据也非常匮乏。

为改变民族学调查数据缺乏的局面，为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数据支持，2019年由云南大学主持，中国边疆地区民族调查联盟（CBER）组织实施了中国边疆地区民族社会发展调查（China Border area Social development Survey，以下简称CBSS）。本文将从该调查开展的背景、问题意识与研究特色、实施过程以及初步发现四个方面对该数据进行介绍。

一、民族研究的问卷调查发展过程

将抽样调查与量化统计分析方法引入民族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在中国民族学界中得到了倡议，[2]但民族学问卷调查走过艰难的发展历程。2000年之前，民族研究中的问卷调查以小范围、特定区域的调查为主，表现为特定研究者基于个人的研究兴趣与学术取向，对特定地域、特定民族展开问卷调查。比较典型的有马戎和潘乃谷等人对内蒙古赤峰地区的问卷调查，从居住形式、语言使用、社会交往和族际通婚多个角度分析了蒙汉民族关系[3];包智明对内蒙古科尔沁居民的问卷调查，采用定量的方法分析蒙古族居民的生活与生产方式的变迁[4];梁茂春对大瑶山各民族关系的研究等[5]。这类调查往往结合田野调查而开展，而这种在从事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结合问卷调查及定量分析方法也被认为适合当前的民族研究者。[6]但基于局部地区的案例研究即使采用了定量分析方法，其对全局的代表性仍无法满足，且作为民族事务治理的决策咨询的信息来源，必然不能局限个别案例或特定区域，多层面、多区域的对比分析需要更大覆盖范围的调查数据。

真正将大规模抽样调查付诸实践开始于二十一世纪初，主要包括两个针对西部居民的大规模問卷调查，其一为“西部省份社会与经济发展监测研究”，其二为“2010年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CSSC）”。前者以西部11省（市、自治区）为抽样总体，采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PPS）方法，通过层层抽取，对西部11省（市、自治区）的128个市（地、州）的805个县（区、市）的2336个乡（镇、街道）的2707个村（居）委会的41222位被访者进行访问。[7]后者的样本覆盖西部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同样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样本量达到10711户。[8]虽然上述两项调查并非民族议题的专题调查，但其调查内容成为学者研究边疆民族的消费支出、阶层分化、民族关系等议题的重要数据来源。[9][10][11]

进入新时代，边疆民族事务的治理亟需关于民族社会的综合性社会调查。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的“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査”启动[12]，该研究在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之外，同时采用了问卷调查方法。2013年至2016年在全国16个省、自治区的56个县、市组织进行的城乡居民家庭问卷调查，各年份的有效问卷数分别为6536、7341、4732和3204。[13][14]2018年，包智明依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关键问题研究”，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根据人口规模采用概率比例抽样（PPS）方法进行抽样调查。2019年，该课题组将调查拓展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两次调查总样本规模为6542人，其中少数民族样本4065人，覆盖了16个主要少数民族，并以该调查数据为基础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15][16]

总结过往中国民族学在大规模抽样调查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调查的议题与民族研究的联系日益紧密。逐步由区域性的综合调查聚焦于与边疆民族议题有关的边疆社会发展、国家认同等民族研究的核心议题。其次，调查专业队伍在锻炼中逐步形成。这些调查队伍很多都有早年承接其他大型调查项目的经历，并逐步将这些经验吸收，应用到自己的领域，最终形成了聚焦于民族研究的调查工作方案。最后，数据收集与科研产出的结合更加紧密，通过调查数据生产的高水平科研成果越来越多，这也反映出民族研究中具备定量研究能力的研究者越来越多。

当然，目前聚焦民族議题的大型抽样调查数据仍然太少，且大部分数据使用效率有待提高。边疆民族事务治理的决策咨询的数据来源，仍然摆脱不了主要依托人口普查、各类统计年鉴的局面。这些数据指标少、更新慢，且由于各种原因只公布汇总数据，这无疑会阻碍相关研究和决策的科学化与精准化。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学的核心概念操作化仍然没有取得共识，阻碍了问卷调查的发展。[17]例如，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等议题就涉及到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族际距离、族际信任、族际通婚与朋友网络等概念的操作化与量表设计，这些问题在过往的抽样调查中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中国边疆地区民族调查联盟（CBER）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牵头发起，成立于2018年，联盟成员包括云南大学、广西民族大学、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石河子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延边大学等多家单位的民族学与社会学研究团队。该联盟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多元方法开展调查研究的路径，CBSS正是该调查联盟经过一年多磨合之后的成果。该调查采用规范的抽样调查方法，以边疆民族地区18岁以上居民为调查对象开展调查。CBSS引入了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诸多核心概念的操作化工具，不仅在调查区域方面和数据内容方面极大地满足了相关研究的需要，同时试图对民族社会发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研究中的若干理论议题加以回应。

二、问题意识与研究特色

CBSS聚焦边疆民族议题，研究议题围绕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三个主要方面。其中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包括居民家庭人口结构、工作与职业、收入与消费、土地与住房、迁移等议题;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要涉及族际通婚的现状及其态度、通用语与双语水平、族际朋友交往、族群意识、族际信任与社会距离等;国家认同主要涉及对政府的满意度、对各级组织的信任程度、公平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内容。该调查希望从我国边疆居民的社会经济发展、边疆居民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状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个方面准确地揭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为边疆民族事务治理提供研究和决策咨询。

CBSS最大的特色，我们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点：

首先，CBSS充分考虑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层次性，从个人、地方和国家三个层面，多个指标探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状。在个人层面上，我们设计有个人是否有族际通婚、是否有族际朋友交往、测量其公平感、对其他民族的信任、族群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在地方层面，我们专门测量了当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当地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对当地政府的满意度、通过个人测量的汇总，也能得知地方层面的其他指标状况;在国家层面，我们能够分析整体的族际互动网络、民族在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状况，从而整体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状况进行评估。

其次，CBSS大量借鉴了其他学科探讨群体关系、个人态度的专业测量工具。包括家庭人口及其特征的测量、家庭收入与支出的量表、族际朋友交往的定名法测量、族群意识量表、社会距离量表、相对剥夺感量表、社会信任量表等。这些专业测量工具的使用，有助于相关概念测量的精准性，有利于不同学科研究成果的交流。

三、实施过程

（一）试调查

CBSS的问卷设计在中国边疆地区民族调查联盟成立之前就开始了。2015年研究团队设计了第一版本的以边疆民族议题为主的问卷，并在云南省25个边境县开展试调查，初步试验执行了抽样方案，并探索了相关概念操作化的效果。为加强对调查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减少填答错误，研究团队于2017年请专业公司开发设计手机调查APP，并于当年暑期在新疆地区对在边疆地区采用手机APP开展调查的适用性进行了测试，并根据调查结果对问卷做了再次修改。

（二）抽样设计

为适应民族分布的特点，CBSS实施了随机抽样+自选补充的抽样方式。2019年6月中国边疆地区民族调查联盟（CBER）在延边大学开展第二次工作会议，对调查抽样方案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后，调查执行团队一致认为，由于少数民族具有集中分布的特征，传统上通过每个省份随机抽取少数区县和村委会/居委会的做法容易遗漏集中居住的少数民族，特别是集中于特定区县的人口较少民族。因此，在采取随机抽样的基础上，CBSS还结合各省实际情况进行自选补充抽样。因此，在CBSS的样本中，有3/4的样本为随机抽样，另外1/4的样本是各省/自治区根据随机抽样的结果，结合本省/自治区民族分布状况进行自选补充。

随机抽样的具体操作过程如图1所示。首先，为了增加调查对少数民族议题的代表性，调查执行团队将7个边疆省（自治区）所有区县中少数民族比例大于等于25%的县（区）定义为抽样的总体（黑龙江和吉林由于少数民族比例较低，该阈值调整为10%），总共得到308个县（区）构成了初级抽样单位。其次，为了增加调查对陆地边境的代表性，调查执行团队将308个县（区）分为边境区县与非边境区县两层，分层进行抽取。通过多阶段按人口规模成比例抽样，最后抽选21个区县，84个村/居委会。

各省自选的27个村/居委会是在随机抽样的区县完成后进行的。各省（自治区）的合作单位根据各省少数民族分布状况，自选4个村/居委会进行补充（内蒙古由于执行原因只完成3个）。表1是随机抽样样本与自选补充后的样本对比情况，可以看到增加了自选补充之后，少数民族数量更多、少数民族所占比例更高、人口较少少数民族的数量更多，调查人数所占比例更大。因此，调查执行团队认为，作为一个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问题意识的调查，调查执行团队通过自选村/居委会对调查的代表性做了很好的补充。

村/居委会中的家庭户抽样参考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等国内大型社会调查的做法，采用绘图法制作抽样框并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该方法通过访问员将村/居委会所有住宅绘制，并将所有住户按照规则排列形成抽样框，有效地克服了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迁移带来的抽样框变动。每个村/居委会随机抽选25个地址作为初次发放样本。访问员的调查APP提前获得分发的地址，并找到相应的地址开展访问。家庭内的被访者抽样采用了kish表抽样方法。

（三）队伍组建与入户调查

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最大的难题有两个，一个是较难进入调查现场，另一个是语言沟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CBSS依托了中国边疆地区民族学调查联盟组建调查合作网络。云南大学为调查联盟成员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而联盟成员单位各自组建调查队伍，同时要解决抽样及调查过程中与当地政府的沟通协调工作。CBSS各执行单位在选择访问员时，多数选择了来自被抽选调查点的访问员，有效解决了语言沟通难题。另外，部分地区还聘请专业的翻译人员随同访问。

为了解决各自组建的调查队伍的技术不统一的问题，云南大学的研究团队以督导的形式分赴各地，为合作单位提供培训，内容包括绘图抽样方法、问卷APP操作方法、问卷内容解读、访问技术等。而调查过程的质量监督主要通过对实时传回的问卷数据进行核查来完成。调查执行团队在后台对前一天上传的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意见即时反馈给访问员和当地带队老师，及时更正调查过程中的错误。

整个入户调查过程由7月开始，由于各地暑期开始的时间稍有差异，整个调查持续到11月份结束，在此期间每天的访问量统计如图2所示。

四、初步发现

本文接下来从边疆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中华民族共同体三个方面介绍CBSS数据的初步发现，由于篇幅限制，仅举部分例子加以说明。研究团队相信，借助这些知识将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的状况，依据此数据开展进一步研究，将为边疆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提供更科学、更精确的数据支持。

（一）边疆居民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

利用CBSS数据，本文从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个人教育水平和主观社会地位三个角度评价边疆居民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首先，在家庭收入难以计算或因脱贫攻坚等政策因素导致被访者倾向于隐瞒真实收入状况的情况下，家庭耐用消费品是评估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从表2可见，边疆居民家庭的电视、电冰箱、手机、洗衣机的拥有率非常高，接近和超过90%的居民家庭拥有以上电器，且城乡差异、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差异均比较小。这说明了边疆地区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相对于过去的封闭落后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另外，接近1/3的家庭拥有电脑，但存在较大的民族差异和城乡差异。少数民族家庭、农村家庭相对于汉族家庭和城市家庭來说，拥有电脑的比例分别低13%和34%。巨大的城乡差异说明了，农村地区是边疆地区数字化和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建设区域。边疆居民中36%的家庭拥有轿车、面包车或卡车，少数民族家庭的拥有率甚至高于汉族家庭，但同样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

其次，边疆居民的教育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图3展示了由CBSS分析得到的各年龄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整体上看，越是年轻的年龄组，受教育年限越高，其中18～25岁年龄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65年，这说明该年龄组大部分人受教育水平为高中/职高/技校以上。事实上，按照学历水平来看，该年龄组只有30%的居民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另外，从图中可见，越低的年龄组，平均教育年限的民族差异和城乡差异越小。这说明边疆民族地区的农村居民和少数民族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

最后，从主观社会地位的评价来看，绝大部分居民在过去5年体验到了社会地位的上升，并预期接下来的5年自身的社会地位将取得进一步提升。我们采用主观社会地位自评的方法，让被访者评估5年前、当前及5年后个人社会经济水平在当地所处的层次。其中1至5分分别为底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由此可算出5年前、现在和5年后的主观社会地位得分分别为2.4分、2.7分和3.2分。其中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当地处于中层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5年前的50%增长到现在的61%，5年后为82%。可见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边疆居民的日子也在逐步地改善。具体从表3来看，超过94%的居民现在的社会经济地位持平或高于5年前的社会经济地位，且有32.24%的居民认为自身社会经济地位高于5年前。同样，认为5年之后的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将超过现在的居民所占比例达到44.41%。这些结果均说明了大部分边疆居民感受到了自身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

更多的少数民族居民和农村居民感受到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相对于5年前来说，少数民族居民认为现在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上升的比例为41.01%，而汉族的比例为19.3%。同样，少数民族认为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5年后将会上升的比例为54.85%，而汉族为29.10%。与此类似，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居民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更多感受到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这一结果说明，少数民族和农村居民在这些年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更多的收益。

（二）日益紧密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族际通婚与族际朋友交往是研究民族关系的重要指标，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体现。CBSS通过询问被访者的民族身份、是否结婚、结婚年份及配偶的民族身份等信息而获得边疆地区族际通婚及其历年的变化情况。从整体上来看，当前边疆居民族际通婚的比例为12.8%，但从结婚年份来看，近几年结婚的居民族际婚的比例迅速提高。从图4可见，2000年之后，族际通婚的比例迅速上升，其中2016～2019年结婚的边疆居民中，族际婚的比例占到29.3%。

CBSS同样采用了网络数据采集中常用的“定名法”对被访者的朋友网络及朋友信息进行收集。由本人的民族身份与朋友的民族身份，从而探讨族际朋友网络的现状。我们研究初步发现，我国28%的边疆居民具有族际朋友交往，且越是年轻的群体，族际朋友交往越多，其中18～25岁群体中，族际朋友的比例达到34%。在控制族际接触机会的影响后，我们发现，我国边疆地区形成了以汉族为中心的紧密的族际朋友交往网络（见图5），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

（三）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CBSS以三个问题作为测量被调查者国家意识的核心变量，这三个问题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您多大程度上感到骄傲？”“我非常认同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我很重要”，其中后两个问题询问被访者对这两种描述与其的状况的相符程度。我们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得到每个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分，将得分与得分的最小值之差除以得分的取值范围，我们将得分转换为百分制得分。分析发现，65%的边疆居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分为100分，95%的边疆居民的得分为75分以上，这说明我国绝大多数边疆居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自发而强烈。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提高边疆居民的教育水平，提高少数民族的普通话水平，让汉族掌握其他民族的语言，均有助于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研究小结

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均为当前民族工作的重点内容，也是民族学研究工作的中心任务。推动边疆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需要以大量数据为基础。CBSS调查将这三个作为核心内容，采用严谨的抽样调查方法，收集对整个边疆民族地区有代表性的数据，必将为边疆民族社会的相关研究及边疆民族事务治理提供数据支持。

本文从CBSS的研究背景、问题意识与研究特色、执行过程以及初步发现四个方面对该调查进行了介绍。从研究的背景来看，CBSS是国内少数几个对我国边疆地区具有代表性，且以民族相关议题为核心的大规模调查数据。从研究内容和特色来看，CBSS主要从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个方面了解边疆民族社会发展状况，并引入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概念进行操作化，有助于较为全面地了解边疆社会的基本状况，有助于从个人、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并对相关理论进行检验。从执行过程来看，CBSS采用了严谨的分层概率抽样，为适应民族分布的特点，采用了“随机抽样+自选补充”的抽样方法，采用了先进的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收集到的是对边疆社会具有代表性的精确的数据。文章最后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状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个角度呈现了该数据的初步分析结果，展示了该数据的分析潜力。

作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学正面临着研究对象与研究情境的新转变，民族学的传统研究面临着危机，采用定量研究与质的研究结合的多元方法在很早就被提倡。[18][19]然而，当前民族研究领域的定量研究仍然很少，涉及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基础性的条件限制就是相关数据的缺乏。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数据逐步成为研究公器，由专门团队负责收集的各类调查数据，向学术界开放使用，为学术团队的研究提供了多种来源的数据支撑。然而民族學的调查数据收集工作目前仍然欠缺，数据共享机制有待建立，民族学的相关概念的操作化仍缺乏共识，这些都阻碍了调查数据的生产和使用。CBSS调查是当前对以民族议题为核心，对边疆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少数大规模调查数据之一，接下来研究团队将对数据进一步清理，并向学术界开放，推动民族学相关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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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ETHNIC AFFAIRES

GOVERNANCE AND QUANTITATIVE SOCIAL SURVEY：

The Implementation And Preliminary Discoveries of

“China Borderland Area Social Development Survey（Cbss）”

Zhou Wen，Zhang Liang，Chen Hao，He Ming

Key words：government modernization; social survey; quantitative research; CBSS

〔責任编辑：俸代瑜〕

作者：周文 张亮 陈浩 何明

人口与社会发展调查论文 篇2：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受益公平性研究

摘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作为我国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其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承担着促进农村地区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进而保障居民健康公平的重要责任。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2011、2013、2015年的微观数据，对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健康与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公平性以及医疗保险补偿后的受益公平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在健康状况、患病状况和医疗服务利用状况上都存在着与收入相关的不公平，低收入人群享有较少的医疗卫生资源却承担着较大的医疗支出负担;医疗保险补偿后对居民收入以及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公平均有所改善，但是改善效果并不明显。

关键词：健康;医疗服务利用;新农合;受益公平

医疗保险作为一种医疗支出的财务分担机制，对于分散不同人群的健康风险和保障健康公平起着重要作用，并且能够减轻居民疾病的经济负担，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从而使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进一步得到满足[1]。2003年，国务院转发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这标志着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的初步建立，覆盖较为贫困的农村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正式实施[2]，据第5次全国卫生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新农合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7.3%，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实现农民公平享有健康的权利、促进农村卫生公平发展尤为重要。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2011、2013、2015年的微观数据，分析农村地区当前健康与医疗服务利用现状，同时在农村地区基本实现全民医保的背景下，对覆盖广大农村居民的新农合住院补偿的受益公平性进行分析，旨在对新农合政策的效果进行检验，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所执行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微观数据库。该数据库目前已经进行并公布了2011、2013、2015年共3年的调查数据。CHARLS数据是以中老年人为调查对象且规模覆盖全国的大型家户调查数据，涉及全国28个省份，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且由于CHARLS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调查，而这部分人群是疾病的高发人群，具有较高的医疗服务需要，因而选取CHARLS数据库进行研究具有针对性，可以更直观地分析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公平性以及医疗保险补偿后对促进收益公平的各种影响。2011、2013、2015年3年总样本量为59 045个，由于本研究对象为农村居民，因而删除户籍为非农的样本12 083个，且CHARLS数据研究的对象限定为45岁以上中老年人，因此删除年龄为缺失值以及45岁以下的样本2 808个，同时删除关键变量值缺失的样本11 362个，最终得到32 792个样本，其中2011、2013、2015年各自的样本量分别为13 108、9 066、10 618个。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健康公平与医疗公平的研究主要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公布的一系列分析方法，这也是目前相关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理论依据[3]。具体而言，健康与医疗公平的测度指标与方法通常包括极差法、不相似指数、Kakwani指数、泰尔指数、基尼系数、集中指数等，本研究主要使用的是极差法、基尼系数与集中指数[4]，具体方法如下：

1.2.1 极差法 极差法是相关研究中最常使用也是最简单的测度方法，通常用来比较社会经济分组中最上层与最底层的差异情况，一方面这种方法表现在差异本身，另一方面表现为2个极值之比。此方法优点是操作较为简单，并且能够直观地看出最高收入人群与最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健康与医疗服务利用差异。缺点是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首先極差法忽略了中间阶层，只考虑2种最极端的情况，而忽略了不同社会阶层对于健康与医疗服务利用的多层次需求，此外，由于不同阶级在不同地区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不同，极差值在用于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时缺乏可比性。

1.2.2 基尼系数与洛伦兹曲线 基尼系数与洛伦兹曲线通常被用于分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但其也可以用来分析健康与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性问题。具体而言，将洛伦兹曲线的横坐标定义为按照医疗服务利用状况排序的人口累计百分比，纵坐标定义为对医疗服务利用程度的累计百分比，而洛伦兹曲线上的每一个点都代表着人口累计百分比与医疗服务利用百分比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健康与医疗服务利用状况在所有人群中分布均匀，那么洛伦兹曲线将是一条与对角线重合的直线，而如果其分布不均匀，那么洛伦兹曲线将位于对角线下方，且不均匀程度越高，洛伦兹曲线与对角线的偏离程度越高。基尼系数除了可用公式计算外还可通过洛伦兹曲线计算得出，具体计算方法为先求出洛伦兹曲线与对角线之间的面积以及对角线右下方的三角面积，再将这2个部分相除求得。此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反映所有人群的健康和医疗服务的公平性状况。缺点是缺少分层变量，如果不考虑人们所处的经济社会阶层而直接衡量健康的不公平性，那么得出的结果将缺乏客观性。

1.2.3 集中指数与集中度曲线 针对基尼系数法对于社会层次的考虑不够这一缺点，相关学者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得到集中指数与集中度曲线分析方法，集中指数法也是研究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与医疗服务利用公平性时最常使用的方法[5]。

式中：CI为集中指数;COV为协方差;X为按照社会经济阶层排序的相关轶;H为相应社会经济阶层的健康水平或者疾病患病率;M为所有人群健康与疾病的平均水平。

集中度曲线与洛伦兹曲线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以健康水平指标为例，健康集中曲线中的横轴为按经济状况排序的人口累计百分比，纵轴为人群健康累计百分比，如果健康水平在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中分布均匀，那么集中曲线将与对角线重合，否则集中曲线将与对角线偏离，且集中曲线偏离对角线的程度越高，健康不公平程度将越大。优点是不仅能够反映所有人群的健康与医疗服务利用状况，还将社会阶层等社会性因素考虑在内，科学全面地分析了不同人群的健康与服务利用的不公平性。缺点是集中指数法尽管考虑因素较为全面，但只能对某一项健康和医疗服务指标作出评价，因此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 健康与医疗服务利用现状

公平并不等于平等，所谓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与否并不是通过比较支付能力的大小得出，而是要与医疗服务需求相联系，当个体的医疗服务利用状况与其医疗服务需求相匹配时便认为医疗服务利用状况是公平的[6]。而医疗服务需求主要是通过个体的健康状况、患病状况得以体现。同时为了研究不同收入水平下健康和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公平性以及医疗保险补偿的收益归属问题，本研究将2011、2013、2015年的数据分别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从低到高划分为5组，分别为低收入组、较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较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其中每组样本量分别占总样本量的20%[7]。

2.1 健康状况

本研究选取慢性病患病率以及自评健康状况2个指标对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进行考察，其中慢性病患病率为医院做出的客观诊断，而自评健康状况则来自个体的主观判断。

2.1.1 慢性病患病率 以2015年为例，全部样本中共有43.78%的样本患有慢性病，其中高收入组的慢性病患病率仅为28.17%，而低收入组的患病却高达56.85%，极差值为 28.68%，低收入组的慢性病患病率显著高于高收入组，低收入组与高收入组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健康不公平。同时还可以以慢性病患病率的累计百分比为纵轴并以按收入水平排序的人口累计百分比为横轴绘制出集中度曲线（图1），同时计算得出集中指数为-0.134 8。

由图1可知，集中度曲线位于平等线的上方，集中指数为负数同样也可以表明收入水平较差的那部分人群患慢性病的概率较高。2011年与2013年的相关结论与2015年相似，其中2011年集中指数为-0.026 7，2013年集中指数为 -0.041 6，都小于0，表明农村地区的健康状况在这段时间中始终存在着不公平性[8]。

2.1.2 自评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状况是个体与身边同龄人相比较，并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作出的评价。CHARLS问卷中对于自评健康状况给出了5个选项，分

别为极好、很好、好、一般、不好，将选择极好、很好和好的样本定义为自评健康状况好，将选择一般和不好的样本定义为自评健康状况差。通过对2015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高收入组人群中自评健康为好的比率为51.46%，而低收入组的自评健康状况为好的比率仅为26.53%，极差值为 24.93%。通过自评健康状况好的累计百分比和根据收入水平排序的人口累计百分比绘制出集中度曲线（图2），同时计算得出集中指数为0.137 8。

由图2可知，集中度曲线明显位于平等线的下方，集中指数为正数同样也可以表明收入水平越差的个体自评健康为好的概率越低。2011年与2013年的相关结论与2015年类似，其中2011年集中指数为0.124 2，2013年集中指数为 0.108 8，都大于0，表明农村地区的自评健康状况在这段期间同样存在着不公平性。

2.2 患病状况

将最近1个月看过病的样本定义为其患病，同样以2015年为例，其与收入分组相联系的个体患病状况见表1。

由表1可知，尽管处于中间收入组的样本患病率并没有呈现显著规律，但是通过对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患病率进行比较发现患病状况与健康状况一样，同样存在与收入相关的不公平，其中2011年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患病率的极差值为2.29百分点;2013年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患病率的极差值为3.20百分点;2015年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患病率的极差值为4.60百分点。

2.3 医疗服务利用状况

2011、2013、2015年3年中无论是门诊支出还是住院支出，低收入组始终高于高收入组（表2）。

沉重的医疗负担对低收入组医疗服务利用率产生了极大的抑制作用，以2015年为例，样本中应看病未看病和应住院未住院的比例见表3。

由表3可知，随着收入的增加，应看病未看病比例和应住院未住院比例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前者低收入人群与高收入人群的极差值为5.08百分点，后者极差值为21.23百分点。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之间对于门诊服务和住院服务利用都存在明显差异，可见农村居民在医疗服务利用上存在着与收入相关的不公平。

3 新农合受益情况

3.1 不同收入组居民新农合补偿情况

通过对表4中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尽管差距不大，但在3個年份里高收入组的实际报销比例始终高于低收入组，其中2011年低收入组的实际报销比例为28.00%，而高收入组为28.69%，极差值为0.69百分点;2013年低收入组的实际报销比例为36.26%，而高收入组为37.87%，极差值为1.61百分点;2015年低收入组的实际报销比例为45.59%，而高收入组为 45.86%，极差值为0.27百分点。

在之前的研究中发现农村居民存在着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公平，即低收入人群相较于高收入人群健康状况更差，他们的医疗服务需求更高，新农合的存在本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从而缩小不同收入人群在医疗服务利用中的不公平，然而事实上却是高收入组的保险补偿比例更大，这表明新农合存在着一定的“亲富人”的政策倾向[9]，其对改善与促进农村地区健康与医疗服务利用公平的作用并不显著。

3.2 新农合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是导致医疗服务利用不公平进而引起健康差异的重要原因[10]，而新农合作为覆盖农村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其具有一定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对于改善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起着一定的作用。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有很多，本研究选取比较常见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Kakwani指数来对收入不平等进行测度。从表5可以看出，医疗费用支出后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平等明显扩大，而在医疗保险补偿后收入不平等有所缩小，但缩小的幅度并不明显。以基尼系数为例，2011年医疗费用发生前农村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582 8，在医疗费用支出后基尼系数增加了0.149 0，而在医疗保险进行补偿后基尼系数只减少了0.047 2;2013年医疗费用发生前农村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534 7，在医疗费用支出后基尼系数增加了0.116 5，医疗保险进行补偿后使基尼系数减少了0.051 8;2015年医疗费用发生前农村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555 6，在医疗费用支出后基尼系数增加了0.114 9，而医疗保险补偿仅仅使基尼系数减少了0.061 4。从基尼系数的上述变化可以看出，在这3年中医疗保险对于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改善效果较为微弱，除此以外，泰尔指数与Kakwani指数在医疗费用支出前后以及医疗保险补偿后的变化也都反映了医疗保险对于缩小农村收入不均等现象的微弱作用（图3）。

4 结论

本研究侧重于探讨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健康与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公平性以及医疗保险补偿后的受益公平问题。通过对CHARLS 2011、2013、201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在健康状况、患病状况和医疗服务利用状况上都存在着与收入相关的不公平，低收入人群享有较少的医疗卫生资源却承担着较大的医疗支出负担;医疗保险补偿后对于居民收入以及医疗服务利用的不公平都有所改善，但是改善效果并不明显。

尽管新农合目前已经基本实现了农村全覆盖，但本研究发现新农合对于改善收入与医疗服务利用公平性的作用并不显著。在当前农村地区基本实现全民医保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应该将工作重点由求量变为求质变，在医疗保险起付线、报销比例以及一些针对贫困人口的照顾政策等方面进行调整，同时也要发展基层医疗服务，规范医药行业，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的医疗卫生需求，减轻其医疗负担，从而促进农村居民健康与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性[11]。

参考文献：

[1]刘文莉，徐凌忠，李佳佳，等.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住院补偿受益公平性分析[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7，34（2）：117-119.

[2]张育达. 整合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J]. 辽宁经济，2017（11）：23-25.

[3]王 艳，周燕荣. 健康不公平性问题的测度方法[J]. 中国卫生经济，2001（5）：40-42.

[4]王翌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公平与受益：对760户农民家庭调查[J]. 改革，2011（3）：73-81.

[5]申曙光，孙 健，刘 巧，等.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公平性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 人口与经济，2009（5）：84-90.

[6]王翌秋. 谁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受益——兼论健康和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性[J]. 农村經济，2012（2）：84-88.

[7]高建民，陈 蕊，张先娇，等. 陕西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农民住院收益公平性分析[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1（4）：55-59.

[8]郭振友，吴 侃，应国英，等. 农民卫生服务利用与受益公平性分析——基于广西桂林的调查[J]. 医学与哲学，2017，38（2）：49-52.

[9]汪 宏，Winnie Y，张里程，等.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受益公平性[J]. 中国卫生经济，2005（2）：16-19.

[10]解 垩. 医疗保险与城乡反贫困：1989—2006[J]. 财经研究，2008（12）：68-83.

[11]周忠良，高建民，张军胜. 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受益公平性分析[J]. 中国卫生经济，2013（7）：21-23.张云川，邹 婷. 生鲜食品冷链物流配送路径优化[J]. 江苏农业科学，2019，47（3）：315-319.

作者：王翌秋　徐登涛

人口与社会发展调查论文 篇3：

中国城市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为基础考察影响城市老年人居住安排和居住意愿的因素。分析发现，健康状况自评及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影响因素较小；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较差、婚姻状况处于独居（丧偶、离婚、未婚）的老年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同住，以获得更好的生活照顾和情感慰藉；是否工作、是否有养老金这些经济收入对城市老年人居住安排有一定影响，有工作的老年人及有养老金收入的老年人更愿意独立居住。说明老年人与子女居住在一起主要是可以得到子女的贴身照料或情感慰藉。

关键词：城市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

引言

随着社会及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20世纪末，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人口年龄结构已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艾瑞克森（Erikson）的心理社会发展危机理论指出老年期的任务是自我整合，若不能够完成可致失望。有调查表明，老年人的躯体化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恐怖和偏执五项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成年人指标。面对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大军及老年人口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对老年人的照护问题显得十分重要。老年人居住安排是实现老年人照护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家庭养老是传统的养老模式。但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传统的养老模式给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城市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因素，以期对中国的养老保障、养老方式提供解决问题的事实依据。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200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该调查样本包括1 570 户、2 685 人，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目的为收集中国人口健康情况及老龄化问题的具体微观数据。在样本选取上，利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方法在浙江省和甘肃省共抽取了32个县，然后再随即在每个县抽取3 个村或社区，随之在每个村或社区随机抽取年龄满45 周岁的人作为受访者。因此，样本数据涵盖人口、家庭、健康、医疗、工作、收入和养老等方面。

（二）研究对象界定

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有成年且已婚子女的城市老年人口，因而在统计时删除了未婚及无已婚成年子女的老年人口，所得样本量为1 917个。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为“城市老年人”。本文关注的是城市地区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因此删除了农村地区的样本。

（三）变量转化

根据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我们将城市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定位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主要考虑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健康、是否工作、是否有养老金及日常生活能力几个方面因素。

（四）样本特征描述

在老年人特征方面：老年人样本总量2 685，其中城市老年人口527人，男性274人，女性253人，分别占城市老年人口的51.99%和48.01%。城市老年人口中独居老人76人（包括分居、离异、丧偶及未婚），占城市老年人口的14.31%，其中男性独居老年人口18位，女性独居老年人口58人，分别占城市老年人口的3.4%和11%；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城市老年人口中，文盲的老年人85人，占16.13%，未读完小学但可以独立读写的老年人80人，占15.18%，读私塾的老年人3人，占0.57%，小学文化101人，占19.17%，初中文化114人，占21.63%，高中文化76人，占14.42%，中专（职高）文化34人，占6.45%，大专文化25人，占4.74%，大学及以上文化7人，占1.33%，其他学历2人，占0.38%；在健康方面，城市老年人对健康自评状况表现为：认为自身身体状况不好的老年人有46人，占18.85%，认为自身身体状况好的有198人，占城市老年人口81.15%，缺失283；年龄方面，在被调查城市老年人中，最小的37岁，最大的49岁，其中45岁中老年人口最多，128人，其次是44岁118人，分别占城市老年人口的24.29%和22.39%。在城市老年人中，有23人没有领取任何形式的保险金，占人口数的4.36%。在工作方面，219人在参加工作，308人目前未工作，分别占41.56%和58.44%。被调查城市老年人中，有养老金的有189人，明确表示没有养老金的有23人，缺失315人，分别占35.86%、4.36%和59.77%。

二、实证分析

基本回归结果：

因变量为定性变量，所以本文采用了非线性回归，沿用基本回归方程：Yiv = βXiv +β0，其中，Yiv代表v 村的第i 位老年人是独立居住还是与子女同住，等于1 代表独立居住，等于0 非独立居住；Xiv代表老年人特征变量，β0为常数项。回归结果如下：

通过对老年人特征的各变量进行logistic和logit回归发现：模型的对数似然值为-71.45，模型适应性较好，同时对模型进行卡方检验和P检验，其Prob > chi2=0.02388，模型较显著。

回归结果表明，老年人有工作时独立居住的可能性是没有工作时独立居住可能性的1.666倍；老年人没有丧偶时独立居住的可能性是丧偶时独立居住可能性的1.862941倍；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没有丧失时独立居住的可能性是日常活动能力困难时独立居住可能性的1.404586倍；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好时独立居住的可能性是健康状况还好时独立居住可能性的0.6771469倍；老年人有养老金时独立居住的可能性是没有养老金时独立居住可能性的1.480069倍；男性老年人獨立居住的可能性是女性老年人独立居住可能性的1.725448倍；而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独立居住的影响不大。

工作状况、是否有养老金、婚姻状况是否为孤身一人（包括丧偶、离婚、未婚）和日常生活能力对城市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影响更大，这说明日常生活能力越差和丧偶的老人越愿意与子女一起居住。而相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自评状况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影响却较小。这表明，只要日常生活能力尚好，健康状况差一点的老人也不倾向与子女一起居住，而日常生活能力较差和因丧偶、离婚、未婚等原因而独立居住的老人会更倾向于和子女住在一起。受教育水平对城市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并不明显。

与城市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意愿影响因素相比，杨恩艳等（2012）对于农村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意愿的影响因素中，是否在工作、是否有养老金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没有经济收入和没有养老金的老年人并不一定更愿意与子女一起居住。城市中处于工作状态、有养老金的老年人口更倾向于独立居住。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影响均不显著，但对于生活自理能力来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老年人口，若生活自理能力较差时，更倾向于与子女同住。因此，我们说，老年人与子女同住，需要从子女身上得到更贴心、细致的照顾。

结论

本文利用前述数据对城市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一方面，日常生活能力越差和独居老人（丧偶、离婚、未婚）更倾向于与子女一起居住； 经济收入对城市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有一定影响，有工作的老年人更倾向于独立居住；相较于农村老年人，也许与城市老年人的思想认识及自身经历有关，城市老年人更多的在单位上班，而且在受调查者中，城市老年人口年龄偏小于农村老年人，有可能导致其思想认识异于农村老年人口，更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空间。另一方面，城市老年人口在生活自理能力方面依然依赖子女，生活自理能力较差的老年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同住，这也与中国长期以来的家庭养老方式相契合。他们从子女身上更多的是希望得到细微照顾与情感慰藉。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的社会养老模式和机构远不能满足现实的养老需要。我们应该积极鼓励和引导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完善各类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相应的体制，积极稳妥地解决我们的养老问题。

参考文献：

[1] 杨恩艳，裴劲松，马光荣.中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2，（1）.

[2] 李斌.分化与特色：中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对692位老人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10，（2）.

[3] 曾毅，王正联.中国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J].中国人口科学，2004，（5）.

[责任编辑 吴明宇]

作者：许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