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证据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大学生及其家庭会更多地采用行政诉讼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这一类诉讼会逐渐增多。受教育权行政诉讼活动中，证据的收集、提供、质证、审查、排除等活动都是关键环节，有待我们认真研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行政诉讼证据分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行政诉讼证据分析论文 篇1：

从“钓鱼执法”看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内容摘要】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问题可探究的问题至少包括：对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进行重新界定，挖掘出其不同于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和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的特性;理清影响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认定权衡标准的因素，力求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最优效用;提出“陷阱取证”的合法性界限，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最终目的。

【关 键 词】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 陷阱取证 权衡标准 合法性界限

近年来全国各地“钓鱼执法”现象愈演愈烈，给社会秩序和公民利益造成了恶劣影响。“钓鱼执法”，属于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问题的范畴。与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问题相比，理论界对于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的探讨缺乏热情。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问题可探究的问题至少包括：对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进行重新界定，挖掘出其不同于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和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的特性;理清影响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认定权衡标准的因素，力求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最优效用;提出“陷阱取证”的合法性界限，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最终目的.

一、理论层面——对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的重新界定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的概念，学者们见解不一。有学者指出，“所谓证据的合法性，指诉讼双方提交法庭的证据必须在证据的主体、形式、以及收集提取证据的程序和手段等方面都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才能采纳为诉讼中的证据。”[1]此概念适用于三大诉讼证据的合法性，但缺陷在于并未体现出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的特殊性。也有学者针对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作出了更为具体详尽的阐述，认为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兼备静态和动态两重内涵。静态层面，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是证据的取得手段、收集主体、收集时间、收集对象、收集程序等证据的形式和内容符合诉讼认识活动中对公平和效率衡平之要求的特性。动态层面，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有两个变化：一方面它在干预行政和给付行政进入诉讼时呈现不同的要求;另一方面，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随着诉讼证据认定过程中诸个规则的适用，合法性会逐渐呈现出来。[2]

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中合法之“法”，首先是合制定法，此处之”法“仅指法律，鉴于行政诉讼证据中的绝大部分和行政程序中的证据相重合，因此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所合之“法律”既包含专门规制行政诉讼的程序法，也包含规制行政程序的实体法。其次，由于法律本身的局限性，加之社会生活的千变万化，要求法律将合法的证据形式规定的面面俱到显然过于苛刻，因此，合法之“法”理应包含自然法。事实上，倘若制定法均属于“良法”，因为“良法”必然是符合自然法精神的，我们说合法之“法”是指自然法也是沒有问题的。“二战”后，自然法逐渐放弃追求绝对正义，开始寻求可适用于当前环境的理想标准，在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这个范畴中，符合自然法也不是一味地追求绝对的行政公正，而是在行政公正与行政效率二者之间进行妥协和权衡。因此，我们可以从应然和实然两个方面来理解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应然层面来看，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应是合实体法，合程序法，合宪法的特性;实然层面而言，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是符合利益衡平之要求的特性，这里的利益衡平主要是关于公平和效率的权衡。

二、司法层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的认定

“司法程序中的法律问题如果分成两个方面进行讨论，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就会一目了然。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法律人都熟悉，但是又很容易产生错误认识。其一是适用法律规则于具体案件的问题，其二是程序本身的规则要求，它规范着执法者如何将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这两个问题中，都隐含着证据如何被使用和取得的合法性要求。”[3]本文所探讨的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的运用同样经历两个阶段，即行政执法阶段的依法取得证据和司法阶段法官对证据取舍所作的利益衡量。此处所言行政诉讼证据比较特殊，实际上和行政程序中取得的证据是相一致的，也即行政诉讼证据是在行政诉讼程序开始之前就已取得，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的要求实际上是与行政法治相统一的，可以说行政法治是行政诉讼证据具备合法性的更深层的原因所在。简言之，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不仅仅是作为证据法意义上的救济手段，对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救济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就价值取向而言，行政程序价值取向和行政诉讼价值取向都是追求“正当程序”，由此可见，在执法阶段的运用更多的体现着价值和意义，而司法阶段的运用才是困惑所在，需要我们重点探究。

“适用法律规则于具体案件”，隐含着证据如何被使用的合法性要求。正如前文所述，关于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的法律规定不可谓不多，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但笔者认为，苛刻地要求法律规定的事无巨细显然是不现实的，不管是从正面还是从反面试图列举出关于证据合法性的所有形式和可能都是徒劳的，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立法一般也不具体规定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而是赋予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即使是属于英美法系的英国关于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也是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发挥作用的。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证据的取舍，也应当是“在强调证据应用法律所允许的手段取得的前提下，不轻易放弃每一个有价值的证据，在考虑是否排除某个非法取得的证据时，倾向于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4]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关于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的认定所产生的问题，主要和根本的原因在于法官自由裁量过程中的困惑，如此，厘清影响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认定权衡标准的因素似乎很有必要。

(一)发现真实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权衡

“主要的问题不是法律的起源，而是法律的目标。如果根本不知道道路会导向何方，我们就不可能智慧地选择路径。对于自己的职能，法官在心目中一定要总是保持这种目的论的理解······最后的选择原则对法官和立法者是一样的，这就是适合目的的原则。”[5]行政诉讼的目的对于我们确定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的标准同样具有导向作用，考察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的权衡标准，须将其与行政诉讼制度目的联系起来分析。发现真实和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都是行政诉讼的目的之一，发现真实要求法院尽可能地采纳证据，这就意味着对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的认定不应太过苛刻，甚至可以相对宽松，因为“证据排除规则的过度形式化会导致对发现案件真实形成障碍”[6]。但不可否认，这种倾向关注实质合法性的做法势必会造成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保障的弱化。而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则要求法院遵循程序公正，关注程序价值的独立性，意味着对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的认定尽量严格，最大限度地排除非法证据。笔者认为，就我国当前的司法状况而言，应该采用一种折中的方式，避免走向两个极端，应在发现真实和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同时考虑到在行政诉讼中，作为原告的行政相对人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应适当偏重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以此达到平衡两造的目的。此外，采纳该证据是否会导致更多的个人利益受损也是法官应当考虑在内的。

(二)案件的类型和证据取得的难易程度

应当承认的是，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采取“陷阱取证”的方式并非都是为了牟取不当利益，行政执法中情况复杂，许多案件是关涉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案件，不予以及时解决势必影响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然而此类案件的取证往往也特别困难，因此，对于行政机关在取证过程中采取的所谓“欺骗”的方式，我们应当正确定性，区分其是否在法律和道德可允许的范围内，不能因为存在“欺骗”而将此类证据一概予以排除。不少反对者认为，如果肯定这种取证行为有效，那么以后行政机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获得有利的证据，必然会采取欺骗等方式，那就必然会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有违行政诉讼目的。使得本就处于弱势的相对人一弱到底。笔者认为这种预想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支持这种取证行为，并不等同于毫无界限地肯定任何“陷阱取证”方式。行政机关获得证据的真实性、采取手段的适当性都将是行政机关谨慎使用取证手段的顾虑。如果予以否定，反而会纵容不法行为，长此以往，也会造成因为取证困难而使得行政机关迫于无奈只能走向行政不作为的境地。对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制定严格的认定标准有利于督促行政机关遵守法律，保护人权，但也会挫伤行政机关打击违法行为的积极性和力度，给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不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

(三)成本与效益的权衡

波斯纳在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成本与效益的分析时指出，“应该倡导的批评，可以是确定搜查是否非法的标准应该重新界定，以及具体而言，惟有当证据收益未大于或等于搜查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成本时，搜查才视为非法，或者对非法搜查的唯一制裁就是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后一种方式则要求警察在事实上“认购”“非法”对受害人搜查之果，也就是说，当证据收益超过非法搜查对受害人造成损害的成本之时，则推定警察将进行搜查。”[7]刑事诉讼证据尚且考虑到成本的问题，而行政效率原则在行政执法中被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因此，成本和效益问题必然成为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认定权衡标准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是否造成相对人实际损害

是否存在实际的损害结果往往影响到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与否，合法性的界限是各种因素权衡的结果，行政执法程序的设置更多地强调对行政相对人的保护，而行政诉讼的目的也在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倘若行政诉讼证据的取得造成了对行政相对人的实际损害，就是对公平公正的侵害和威胁，是严重违背行政诉讼的目的的。

上述几种影响因素不能孤立看待，法官在面对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问题产生困惑时应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可以说上述因素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辅助也是对其的限制和制约。当然，在各式各样的具体案件中，如何看待上述因素对证据合法性的影响往往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上述几种因素目前尚不能被视为认定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的标准，但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司法解释或司法判例中明确上述因素的适用以便于法官认定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三、关于“陷阱取证”证据合法性的界限

上述关于影响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认定权衡标准的诸多因素恰恰说明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的功能主要在于证据的取舍，而这种取舍必然包含利益的衡量，必须对弃证之价值与立证之价值进行比较。正如有学者所言：“合法性，它是证据审查中最高价值意义的环节。”[8]因而要求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对法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从我国当前的法官队伍来看，仅仅通过上述影响因素的权衡是无法解决我国当前的司法困境的。加之我国不实行判例制度，完全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不同的法院和法官对影响因素的权衡难免产生不同的结论，会造成同一证据在不同法院和法官手中不同的命运，造成司法判決的混乱。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找到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的界限以规范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证据的取舍。

笔者认为，“陷阱取证”所取得的证据的合法性界限应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考虑，刑事诉讼中，“陷阱取证”被分为两类，即“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我们不妨将这种分类引进行政诉讼中来，并对这两种类型分别予以讨论：主观上，行政执法人员不能怀有有不合法之目的，即不能诱使相对人产生违法的意图。因为行政机关调查取证的目的是为了查处和惩治违法行为，而不是人为地引诱、制造违法行为以此牟取不法利益。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认清行政相对人的违法意图究竟产生于何时，或者说，要查清行政执法人员在进行“陷阱取证”时，相对人是否已经“怀有”违法意图。在“机会提供型”当中，行政相对人从一开始就怀有有违法意图，“陷阱取证”只是使这种意图暴露出来，或者只是促使其产生具体的违法行为。而“犯意诱发型”当中，行政执法人员则是采取各种手段使行政相对人产生违法意图，这种方式所取得的证据显然是违法的。客观上来看，取证行为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所谓必要的限度，我们认为，至少不能违反法律的明确规定，“机会提供型”中取证行为是在法律可容许的范围之内的，而“犯意诱发型”则不然，往往其行为较为积极，超过了合理的限度。

当然，实践中出现的案例其证据的合法性判断则较为困难，这就要求法官对“陷阱取证”所取得之证据的采用或排除，在目光忘返流盼于法律与案情之上时，脑中不断权衡着影响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认定的各种因素，对弃证之价值与立证之价值进行比较，以期正确把握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的界限。

参考文献：

[1]何家弘.两大法系证据制度比较论[J].比较法研究，2003(4).

[2]林莉红.行政诉讼法问题专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95.

[3]肖建华.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问题.载樊崇义.诉讼法学研究(第六卷)[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122).

[4]纪格非.证据能力论—以民事诉讼问中心[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168).

[5][美]卡多佐著，苏力译.司法过程的性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63).

[6]刘春梅.自由心证制度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178).

[7]理查德·A·波斯纳著，徐昕译.证据法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45).

[8]吴淞豫.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63).

作者：王夏

行政诉讼证据分析论文 篇2：

受教育权行政诉讼证据刍议

摘要：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大学生及其家庭会更多地采用行政诉讼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这一类诉讼会逐渐增多。受教育权行政诉讼活动中，证据的收集、提供、质证、审查、排除等活动都是关键环节，有待我们认真研究。

关键词：受教育权 行政诉讼 证据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违纪大学生受教育权保障研究”(课题编号：GY11053)。

受教育权行政诉讼，是指教育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教育行政机关或教育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a起诉，请求给予法律补救;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维护和监督行政职权的依法行使，矫正或撤销违法侵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给予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以保护的法律救济活动。受教育权行政诉讼中的证据，是指在受教育权行政诉讼中用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材料和事实。

近二十年来，研究行政诉讼的学者很多，研究行政诉讼证据的论文汗牛充栋，但是，专门把受教育权行政诉讼中的证据作为研究对象的很少。笔者不揣冒昧，尝试着对受教育权行政诉讼中的证据进行分析，以便对大学生受教育权保障的研究作一些铺垫。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针对大学生涉嫌违纪、违法、犯罪而被剥夺受教育权(即“非学术惩戒”)的诉讼，探讨其证据问题。不涉及大学生因学业任务未完成等缘由而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即“学术惩戒”)的诉讼。

1 原告方可能收集并出示的证据

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负举证责任。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原告也可能举出证据，提供给法院。在大学生受教育权行政诉讼中，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一般包括：1.某高等院校制作下发的处分决定(xx学[20xx]xxx号)。(证明被告适用了《xx高校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并未直接适用国家的法律法规，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2.被告未履行宣布处分决定的法定义务以及对原告进行教育和帮助的义务，其行为违反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3条、第64条的规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3.被告某高校为原告办理的学生证(能够证明xxx高校不仅为原告办了学生证，并且还逐学期为原告进行了学籍注册)。4.准考证、收费票据、英语等级证书、计算机等级证书、实习单位书证。(能够证明原告在xx高校的管理下，以该校大学生的资格学习、考试和生活的相关事实)5.学生成绩单。(能够证明原告在该高校几年的学习成绩)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1月1日施行)。7.《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年9月1日施行)。8.《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9年1月1日施行)。9.《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2005年9月11日施行)。10.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证明学校开除学生的行为具有可诉性)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此证据证明——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在第一审程序中补充相应的证据)

2 被告方(某高校)可能收集并出示的证据

在大学生受教育权行政诉讼中，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一般包括：1.国家教育部和省人民政府关于组建该高校的批准文件。2.该高校学期期末考试(补考)安排表。3.该高校考场情况登记表。4.替代考试的试卷。5.该高校就原告违反考试纪律做出的“通报”和“情况说明”。6.该高校教务处处长办公会议记录及该院负责人签发的处分决定书原件。7.该高校下发的(20xx)xx号文(处分决定)。8.该高校教师xx等的证词。9.原告要求该高校重新复查和处理的申请书。10.另一法院刑事审判庭给予原告有罪但免于刑事处罚的判决书。11.另一法院刑事审判庭给予原告判处有期徒刑缓刑的判决书。1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42、43、53、57条。13.《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4.《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15.《xx高校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证明《xx高校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是根据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制定的，该高校适用该细则的规定对违纪学生进行处分，并未违反法律法律规定。)16.原告于xxxx年xx月xx日写下的书面检查。17.两位监考教师的书面证言(能够证明原告在考试中严重违反考场纪律)18.该高校教务处关于原告等人考试过程中作弊按退学处理的请示、期末考试工作简报、学生学籍变动通知单，(以上书证能够证明该高校于xxxx年xx月xx日做出过对原告按退学处理的决定)。19.该高校做出给予原告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原告不服处分决定提出申诉，xx月xx日召开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会议，xx人参加投票表决，xx人认为处分决定正确，做出维持决定的会议记录(书证)。2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原告等人所破坏公物的残片。2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原告等人所传播的A片。2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原告等人用于作弊的手机。23.根据《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原告等人所在考场录像。24.根据《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供的，校园及公寓录像。25.根据《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供的，保卫处的讯问录音及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26.根据《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载明委托人和委托鉴定的事项、相关材料、鉴定依据手段、鉴定部门和鉴定人资格说明，并有签名和盖章的，原告等人违反国家法律的发帖、跟帖的数字鉴定。27.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期限的书证。

3 被告方(某教育厅)可能收集并出示的证据

1.原告不服某高校的开除学籍或退学的处分，向xx省教育厅提出的申诉(书证)。

2.某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局)高教处(学工部)致某高校的函(书证)。

3.该高校对原告考试作弊一事复查后给教育厅的报告(书证)。

4.某省教育厅于xxxx年xx月xx日维持某高校处分决定的复函(书证)。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8条(1995年1月1日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年9月1日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9年1月1日施行)。

8.《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2005年9月11日施行)。

9.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期限的书证。

4 原告方非法证据材料的排除

一般情况下，原告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包括：

1.通过家庭(亲属)请客送礼方式所获得的，同班同学、同年级同学提供的“原告表现一贯良好”的证言。

2.通过家庭(亲属)请客送礼、威胁等方式所获得的，同学甚至教师提供的“原告不在违法、违纪现场”的证言。

3.通过家庭(亲属)请客送礼方式所获得的，勤杂工提供的“原告无恶劣情节”的证言。

4.通过家庭(亲属)请客送礼方式所获得的，有关专家提供的“原告行为后果不严重”的鉴定结论(意见)。

5.通过家庭(亲属)请客送礼方式所获得的，“与原告行为性质相同、情节相当、后果一致的其他行为人，校方未开除”的证据。

6.通过家庭(亲属)请客送礼方式所获得的，涉事者之一(同班同学、同年级同学)提供的“事情是我一人所为，原告未涉事”的证言。

5 被告方(某高校)非法证据材料的排除

一般情况下，被告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包括：

1.通过威胁、利诱等方式所获得的，同班同学、同年级同学提供的“原告一贯品行恶劣”的证言。

2.通过威胁等方式所获得的，同学提供的“原告行为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证言。

3.通过利诱等方式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所获得的，教师、勤杂工提供的“原告动机卑劣”的证言。

4.通过请客送礼方式所获得的，有关专家提供的“原告行为后果严重”的鉴定结论(意见)。

5.通过威胁、利诱等方式所获得的，个别同学提供的“原告行为在同学中民愤极大”的证言。

6.通过威胁、利诱等方式所获得的，同班同学、同年级同学提供的“与原告方发生口角、冲突的另一方无法律、道德过错”的证言。

7.通过事后伪造手段所提供的，“原告以前就受到过记过、留校察看处分”的书证。

8.通过事后补记的手段所提供的，“学生申诉委员会会议记录”(书证)。

9.通过事后伪造手段所提供的，“原告领取处分决定时接受教育并告知权利的笔录”(书证)。

10.通过事后伪造手段所提供的，“原告行为被查获时所撰写的检讨、保证书、悔过书等”(书证)。

11.诉讼过程中，通过事后补充手段所提供的，同班同学、同年级同学“在原告行为被查获时撰写的事情经过”(书证)。

12.诉讼过程中，通过事后补充手段所提供的，“原告所在班级接受考前诚信教育的工作记录等”(书证)。

13.诉讼过程中，通过事后补充手段所提供的，“原告所在班级学生签署的安全行为书等”(书证)。

14.诉讼过程中，通过事后补充手段所提供的，“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后出具的针对原告的退学决定书等”(书证)。

15.通过威胁、利诱等手段所获得的，涉事者之一提供的“原告一人肇事，他人未参与”的证言。

16.附有伪造的证明人身份证复印件的不利于原告的“证言”。

17.无在场人签名的现场笔录。

18.未载明时间、地点、事件的现场笔录。

19.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悔过书、检讨等证据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值得注意的是——该高校向法院提交的从教学档案中提取的证据，不属于违法取证，法院应予采信。该高校在诉讼期间，未经法院同意自行调取的证据材料，这些材料由于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关于“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的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6 被告方(某教育厅)非法证据材料的排除

一般情况下，由省教育厅(直辖市教育局)向中级人民法院提供的以下证据材料应予排除：

1.通过事后补记的手段所提供的，“复查工作记录”(书证)。

2.通过事后伪造的手段所提供的，“致原告原就读高校的函”(书证)。

3.通过事后伪造手段所提供的，“原告原就读高校的复查报告”(书证)。

4.通过事后伪造手段所提供的，“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期限”的书证。

7 适宜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

有一些证据材料，由于不适合由被告提供，也不适合由原告收集，只能申请法院调取。主要包括：

1.司法考试、外语等级考试、心理咨询师考试等国家级考试的作弊试卷，涉及教育厅(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数名学生共同故意违法，部分学生构成犯罪，负刑事责任能力，受到刑罚处罚;另一部分学生不构成犯罪，不负刑事责任，不受刑罚处罚而被开除学籍的案件中，未负刑事责任的学生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后，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该刑事案件的卷宗，特别是起诉书、判决书作为行政诉讼的证据。

3.数名学生涉嫌违法，部分学生构成犯罪，受到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的处理;另一部分学生不构成犯罪，不负刑事责任，不受刑罚处罚但因错拘而被开除学籍(或作退学处理)的案件，被错拘的学生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后，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该刑事案件的卷宗，特别是不起诉书，作为行政诉讼的证据。

4.原告在营业性娱乐场所进行非法活动的录像。

5.原告在校外医院进行人流的医疗档案。

6.原告在校外抛弃新生婴儿的监控录像。

其中，第一至三类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第四至六类证据材料，由于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只能申请法院调取。

8 受教育权行政诉讼证据的两个特殊问题

1.误入传销大学生行政诉讼证据的特殊问题

部分大学生因误入传销陷阱而在数周甚至数月的期间内没有到校，没有参加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的学习和考核，整个学期或学年无考核成绩。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未请假离校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学生，应予退学;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受到处罚，性质恶劣的……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高校有无义务宽容这类学生，值得探讨。

在大学生误入传销陷阱而丧失受教育权的诉讼中，被告方收集证据十分困难，原告方也难以举证，法院调取证据也有诸多障碍。

2.牵连刑事案件大学生行政诉讼证据的特殊问题

此类大学生自被刑事拘留开始，长达数周甚至数月，从未到校。许多高校对此类大学生适用“未经请假逾期两周不注册的，按自动退学处理”的条款。也有一些大学生是因错拘留、错捕而未到校。

在实践中，针对牵连刑事案件的大学生，各地各高校做法不一，有的干脆开除了事;有的作自动退学处理;有的给予被错拘(错捕)大学生继续学习的权利。至于受缓刑判决大学生的继续受教育权，很多高校并未给予保障。笔者认为，对于被拘押的大学生，只能等检察院不起诉之后，甚至法院判决之后，才能根据决定书、判决书的认定做出学籍处理。原就读高校不能提前开除学籍，不能提前做退学处理。在大学生牵连刑事案件而丧失受教育权的诉讼中，证据的收集、调取、质证、排除都存在特殊的困难。

笔者认为，针对上述这两类大学生的处理，不能再任由各高校各自为政，自由裁量，而应当由省一级教育行政机关经过慎重研讨，出台规范性文件，最理想的方案是享有立法权的机关做出规定，消除不确定状态。规范性文件必须包含证据规则。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可能出现的受教育权诉讼，减少高校的讼累。

参考文献：

[1]湛中乐.教育行政诉讼理论与实务研究[R].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89.

[2]http：//china.findlaw.cn/info/xingzheng/jiaoyujiaoshifa/114046.html

[3]http：//www.npc.gov.cn/npc/xinwen/lfgz/flca/

2013-12/31/content_1822050.htm# 0-tsina-1-39208-397232819ff9a47a7b7e80a40613cfe1

[4]湛中乐.教育行政诉讼理论与实务研究[R].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160.

◇责任编辑：龙惠慧◇

作者：刘刚

行政诉讼证据分析论文 篇3：

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完善

摘要:效率与公正一样,是诉讼的重要价值,行政诉讼在追求公正的同时,也应当提高效率。我国关于行政诉讼的法律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对超过举证时限的证据,不得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从而可以促使当事人及时将自己掌握的证据向法庭提供。但我国法律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原告提供证据时限的规定,过于严格,从而不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需要对此做出一定的修改,即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准许原告在证据交换日或者第一次庭审之后的一定时间内,继续向法庭提供证据。

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完善

公正与效率是诉讼的一对重要价值,[1]行政诉讼也不例外。因此,在行政诉讼中,既要追求案件的公正处理,也要注意提高案件的审理效率。当事人及时将自己掌握的证据向法庭提供,无疑可以加快案件的审理速度,从而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举证时限制度可以促使当事人及时提交证据,因此该制度可以促进诉讼效率的提高。

举证时限,也叫举证期限,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供证明其主张的相应的证据材料,逾期不提供证据材料的,法院则不予采纳。[2]我国法律虽然对行政诉讼的举证时限有相应的规定,但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法律对举证时限的规定及分析

我国对行政诉讼举证时限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三个法律文件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证据规定》)。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书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这里的有关材料,包括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收集的证据。但《行政诉讼法》没有进一步规定,如果被告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相应的证据,会产生什么后果。因此,《行政诉讼法》的这项规定,并没有完全体现举证时限制度的内容。

《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二十六条则明确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否则,法院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但《行政诉讼法解释》只规定了被告未按照期限提供证据的后果,没有规定原告提供证据的期限,当然也就没有规定原告未按期提供证据的后果。因此《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解释》对举证时限的规定,都是不完善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定》改变了这种情况,对行政诉讼中原告和被告向法院提供证据的期限都作了规定。其中,《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一条是关于被告举证时限的规定,第七条是关于原告及第三人举证时限的规定,这是我国对行政诉讼举证时限的最完整的规定。

《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一条规定了被告的举证期限,该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如果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所谓“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就是指即使行政机关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法院也不予认定。[3]第七条规定了原告或者第三人的举证期限,该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既然举证的权利放弃了,将来自然不能再向法院提供证据,即使提供了,这样的证据也不会被法院采纳。因此,与《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解释》的规定相比,《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对举证时限的规定要完善得多,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二、举证时限规定的不足之处

如前所说,《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证据的期限作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可知,如果当事人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将证据提交给法院,则相应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行政证据规定》的这种规定,没有区别不同的情况,即没有对原告和被告区别对待,是不合理的。

1.对被告来说,这样规定是适当的。因为被告在行政诉讼中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应当是其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就已经收集好的,在诉讼中只需将这些证据提供给法院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在被起诉后再收集证据。对被告来说,不存在因举证时限的限制而无法收集、提供证据的问题。因此对被告的举证时限作如此规定,不会影响被告的权益。

2.对原告来说,这样的规定就不完全适当。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四、五、六条的规定,原告提供证据的情形有三种,一是在起诉时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以及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二是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三是在其他行政诉讼中,提供证据证明行政行为违法。

举证时限是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或者法院的指定,在一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供证据的制度。如果案件尚未受理,则不存在举证时限问题。因此,原告在起诉时向法院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发生在法院受理案件之前,此时案件尚未进入诉讼程序,不存在举证时限问题。

同样,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的举证行为也不存在举证时限问题。对原告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的规定,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这属于起诉时是否具备起诉条件的证明,有的认为这是在诉讼过程中举证责任的承担。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是将这项规定作为证明是否符合起诉条件对待的。[4]笔者认为,将这项规定的内容理解为起诉条件是合理的。在《行政证据规定》第四条中,共有三款,其中,第一款规定的是,原告起诉时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第三款规定的是,如果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而起诉期限是起诉合法的程序上的要求,[5]因此可以说该款也是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按照法律体系解释的方法,①处于这两款之间的第二款的内容,即“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当然也应当是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因此在这种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行为也不存在举证时限的问题。

由此可知,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行为受到举证时限约束的情形只有两种,即《行政证据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和第六条规定的“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如果原告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证据,则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这样的证据,将不会被作为定案的依据。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是不合理的。

如根据《行政证据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这里规定了原告提供证据的两种期限,一是法院指定了交换证据的日期,该日期就是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证据的最后时间;二是法院没有指定交换证据的日期,则应当在开庭审理前向法院提供证据,即在开庭审理(原则上是第一次开庭审理)前,也就是开庭审理之前一日为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证据的最后期限。[6]在这之后提供的证据,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我国没有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并且在交换证据之前或者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原告很少能够在提供证据方面得到法院的指导,实际上,法院在没有对双方当事人的证据进行审查之前,也很难准确地确定还需要什么证据,因此也无法对当事人进行适当的指导。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如果原告认为自己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或者足以证明行政行为违法,而在庭审中被告不予认可,法院也认为还需要其他的证据进一步证明,但此时,举证时限已经届满,原告即使还能够取得其他证据,这些证据也无法作为定案的依据。比如,行政行为造成原告身体伤害的,被告应当赔偿医疗费。原告向法院提交了病历和医疗费发票,以证明被告应当赔偿的医疗费的数额,一般认为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在这方面的主张。但被告认为病历的内容可能造假,而医疗费发票又无法说明治疗的项目,因此认为还需要医院出具相应的证明,法院也认为被告的意见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允许原告继续提供证据,原告必然败诉,这样的结果不能认为是公平的。

三、完善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我国在行政诉讼中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这对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不应当对公正造成损害,至少不应当过分损害,因为公正也同样是诉讼的一项重要价值,是诉讼所追求的一个目标。而根据上面的介绍可知,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却会对案件的公正解决造成比较严重的损害。因此可以说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应当进一步完善,即对原告的举证时限适当放宽。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如果法院指定了证据交换日期,则原告应当在该交换日将证据向法庭提供。在证据交换时,如果被告没有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出异议,则证据交换日就是原告提供证据的最后期限,在此日期之后,原告不得再向法庭提供证据。当然,根据《行政证据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如果原告有正当事由而需要延期提供证据的,可向法院申请、经法院许可后,在法庭调查阶段也可继续提供证据。

2.如果法院没有指定证据交换日期,则根据第一次庭审的情况,决定是否准许原告继续提供证据;如果被告在第一次庭审时对仅原告提供的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则不得准许原告继续提供证据;而如果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只是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则可以准许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之后的一定时间内继续向法庭提供证据。

注释:

①所谓体系解释,指根据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位置,即它所在编、章、节、项以及该法律条文前后的关联,以确定它的意义、内容、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解释方法。梁慧星.《裁判的方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89.

参考文献:

[1]樊崇义.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64.

[2]李国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释义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15页.

[3]甘文.行政诉讼证据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6.

[4]马怀德.行政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64-265.

[5]应松年.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60.

[6]孔祥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16.

(责任编辑/石银)

作者：王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