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论文

摘要：建立了基于DEA模型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7—2016年的能源效率进行了测度，将测度结果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进行了时空差异分析，并对各区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變化趋势进行收敛性检验。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论文 篇1：

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的环境保护工程研究

摘 要：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可持续发展在当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政策和规划的重要标准。而环境问题则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重视和讨论的问题，因此，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环境保护方向和工程的选择和发展，是现代社会推进、经济得以持续性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将分析环境保护工程中与发展的重要关系，并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对环境保护工程的现状进行分析，寻求环境保护在今后的实际操作中的改进和发展。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环境保护工程 科学发展观

社会经济发展依托于产业的生产转化为经济效益，并从中产出适当的社会效益，但在以往的我国甚至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作为代价。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源枯竭、森林破坏、大气污染、温室效应速度加快等环境问题成为社会民生问题，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通过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针对显著的环境问题以求做出治理的环保工程逐渐成型。

一、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的环境保护工程界定

环境保护工程概念最早出现在上世纪60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机械代替人力成为生产发展的重要手段，随之产生的是工业产业的迅速崛起。但科学技术的不成熟造成生产过程中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由此出现以解决局部污染问题为主要目的的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 下，全球工业化水平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爆炸性提高的同时更多能源被开发利用，导致环境问题逐渐显著，但人们的环保意识在与此同时不断的加强，较为松散的环保组织逐渐成为社会影响力较大、整体规模严谨的环保工程。简而言之，环境保护工程即以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相关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对现有的环境问题进行治理、对未来将会出现的环境问题进行预防的措施性工程。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的同时促进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的长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有效的保证子孙后代的生存需求，通过可持续的循环性资源利用方式，为未来的生存创造较为良好的环境。尤其在科学发展观成为我国、我党的重大战略思想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各个不同行业规划发展的重要标准和要求。可持续发展也同样成为环境保护工程在落实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标准， 实现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以及资源的可持续使用是环保工程的重要过程目标，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能够以环境和资源为基础，实现社会环境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发展。

二、现阶段我国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环境保护工程面临的问题

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公众逐渐认识到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首先，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环境保护工程被动治理。据1992年环境测算结果反映，我国在建国以后的水土流失面积超过17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8.7%，另一方面我国沙漠化面积已经超过14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5.5%左右。我国自然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现象不断严重，草地和森林面积不断减少，自然资源的进一步减少以及土地的逐渐城市化，自然环境破坏严重。然而我国环保工程的落实和展开则是凭借“边发展、变污染、边治理”的理念，被动的看待环境问题，发现环境问题时才会开始对环境进行治理，而非主动的改革生产方式、提高科学水平，将环境保护提高至预防的高度。其次，经济发展快速，环境资源超负荷运载。大部分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以牺牲环境为前提，根据环保部和住建部对企业的排查评定结果，截至至2016年，全国范围内地级以上城市企业黑臭水体排放量超过85.7%。不仅是企业生产过程中废弃水体随意排放的现象十分严重，在污染气体排放以及废弃垃圾处理上，一方面多数企业为节约生产成本会省略处理环境，随意丢弃或排放，另一方面社会意识上极度缺乏环保意识，造成水体、大气等生态系统污染严重，环境资源超负荷的配合经济的高速发展。

图1 黑臭水分布情况

再者，环境保護实际落实缺乏监督，管理措施严重缺失。政府在环境保护工程的标准划定以及环境破坏的惩处措施等方面都缺乏制度化、政策化的规定，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初步提出，到两会绿色发展成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企业以及政府的环保意识逐渐提升，但配套的环境治理 设施却没有随之得到重视的完善。

三、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环境保护工程发展方向

2016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今后五年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和任务将会围绕“加强环保督察、建设生态完全屏障、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和节能环保产业”为重点。

图2 十三五生态环境建设模式

1.加强环保督察，强化环保工程宣传教育。环保并非某一个企业或行业的工作，也非政府的全部智能，环保的督察依靠全社会范围内每一位公民的共同作用，一方面，政府在法律法规和政策上的监督是环保督察的重要手段。首先，政府在政策制定以及法律法规落实上，必须明确环保问题由谁监督，监督对象是谁，对环境破坏严重的企业和个人需要制定明确的、细化的惩处标准，且基于多样化的环境宣传活动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以及环境保护的相关措施进行宣传。其次，公民和社会团体在思想和行为上更需要做到自觉、自律，主动监督社会生活中的环境问题，守法懂法，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积极履行环保的义务。

2.供给侧结构改革背景下节能环保产业的促进。从供给、生产端入手对产能落后、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观念的企业进行淘汰，全方面解放生产力，将创新作为发展的动能，协调作为发展的基调，绿色作为发展的底色，开发作为发展的大势，共享作为发展的目标，对企业的环境治理阶段从意识到手段实现全面改革。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加大企业环保工程的资金投入支持，减轻企业的生产成本压力，促使企业主动形成环境保护意识和行为，另一方面更需要加强环保的技术手段支撑，培养专业的环境保护人才，从人才培养和企业发展上实现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发展，正确认识环保和发展的关系，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相协调。

3.建立完善的管理防治体系。环境保护工程的落实不仅需要针对现行的环境问题，如通过减少车辆出行或限号的形式治理尾气排放和雾霾，通过取缔企业组织污水排放，针对发现的具体问题采取措施的过程是一个微观的小众治理过程，并非社会范围内以及行业范围内的宏观治理，但环境问题的出现是一个长期积累和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治理现有环境问题的同时，更需要提高预防治理的意识，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治理标准对未来将会出现的环境问题做出及时性、预防性的预案制定。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环境保护工程发展形势严峻，但“十三五”规划过程中正确的认识并把握了环境问题的重点，提出了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在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加强环境保护督察，促进产业结构改革，并且强化全面的管理体系是有效缓解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1]段淑芳，田璐.基于可持续发展下的环境保护[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4（4）.

[2]彭玲玲.浅析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J].科技资讯.2011（08）.

作者简介：吴辉（1986—），性别：女，籍贯：湖南郴州，研究方向：环境保护 职称： 助理工程师，学历：本科。

作者：吴辉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论文 篇2：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中国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评价

摘 要： 建立了基于DEA模型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2007—2016年的能源效率进行了测度，将测度结果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进行了时空差异分析，并对各区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變化趋势进行收敛性检验。结果显示：2007—2016年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从三个区域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区域能源效率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东部能源效率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差，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相一致。通过收敛性检验可以看出2007—2016年，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呈发散趋势，即地区之间的差距在逐渐增大。

关键词： 数据包络分析（DEA）;全要素能源效率;超效率SBM模型;收敛性检验

文献标志码： A

Key words：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super-efficiency SBM model; convergence test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978年至今我国GDP增长约80倍，年均增长率高达9.5%，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但是，中国高能耗、重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一直为人诟病。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2016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排名世界第一，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23%，CO<SUB>2</SUB>排放量排名世界第一，占世界总量的27.3%。2016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3.7吨标准煤/万美元，是2015年世界能耗强度平均水平的1.4倍、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1倍，单位GDP能耗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能源效率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战略目标。“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中国政府首次明确了节能减排的量化指标和具体措施。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中国政府进一步完善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政策，纲要中明确“十二五”期间我国单位GDP能耗减少目标是16%，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排放总量减少目标是8%。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GDP年均增速要保持在6.5%以上，而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15%，能源消费总量要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因此，在当前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双重目标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科学评价能源效率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现状

研究能源效率问题的常用方法主要为生产前沿分析方法，所谓生产前沿是指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各种比例投入所对应的最大产出集合。生产前沿分析方法根据是否已知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分为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前者以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下文简称SFA）为代表，后者以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e analysis，下文简称DEA）为代表。SFA方法需要人为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通过计量模型对生产函数的参数进行估计，进而判断是否有必要使用SFA方法，如果生产函数设定正确，则可以剔除随机因素对产出的影响，得到较为客观的结果，如果函数设定不正确，估计出的参数存在较大偏差，得到的结果会产生很大的误差。因此，使用SFA方法具有较强的主观性。DEA方法不需要设定生产函数，只需根据投入与产出便能测算出生产前沿面，同时DEA方法能更加有效地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的问题。

DEA方法是1978年由美国运筹学家Charnes等人提出的，它是一种非参数效率评价方法，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运用数学规划模型来计算具有相同类型投入和产出的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和由相对有效的决策单元构成的生产前沿面之间的距离，据此计算出每个DMU的相对效率值。随着方法的进步，DEA在能源和环境研究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测量能源效率已被确定为DEA的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魏楚等基于DEA方法计算了1995—2004年的中国省级能源效率，并将它和传统的能源生产率进行区分和比较;李世祥等基于DEA方法计算了中国13个主要工业省区1990—2006年的能源效率，发现我国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偏低;Wang等基于DEA方法，评估了2006—2010年中国30个主要城市工业部门的区域能源效率以及节能减排潜力;屈小娥等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实证测算了1990—2006年全国30个省份能源效率及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指数。上述研究的共同点是使用传统的DEA模型测算能源效率，这类模型只能对决策单元是否为DEA有效做出判断，对于多个被判定为DEA有效的决策单元之间的差别无法区分。实际上，同样是DEA有效的决策单元，由于投入产出数据的不同，它们之间依旧存在着区别，还需要对这些DEA有效的决策单元进一步评价。此外，在实际能源使用过程中会出现污染物，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非期望产出，上述研究并没有考虑此类非期望产出。

国内有些学者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DEA模型研究中国的能源效率。王恩旭等基于超效率DEA方法建立了可处理非期望产出的能源效率评价模型，对中国30个行政区域的能源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关爱萍等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对中国西部11个省2000—2011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了测算;刘海滨等在考虑环境因素的基础上，采用超效率DEA模型研究了我国区域能源效率;朱帮助等基于超效率DEA方法建立了能源效率评价模型，并对我国29个省2000—2010年的能源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李金颖等运用在CCR模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超效率DEA 模型，分析了1998—2008年河北省全要素能源效率问题。上述研究所采用的超效率模型都是基于传统DEA-CCR模型改进得到的，其本质是径向的DEA模型。径向DEA模型没有考虑投入产出的松弛变量，使用这类模型测算得到的能源效率会出现較大的偏差。

2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

Tone提出了一种带有投入和产出松弛变量的非径向DEA模型——基于松弛变量的模型（slacks based model，下文简称SBM）。SBM模型的目标函数中带有投入和产出的松弛变量，直接对投入和产出的松弛变量进行处理。SBM模型可以同时从投入和产出角度分析能源效率，消除了传统径向DEA模型在效率评价过程中因径向选择差异所带来的效率测量偏差，能够获得更客观和准确的效率测量。在实际能源使用过程中，诸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非期望产出是无法避免的，研究能源效率必须将此类非期望产出考虑在模型内。Tone和Sahoo基于SBM模型，提出了一个将非期望产出考虑在内的新的效率度量方法——超效率SBM模型，该模型可以对SBM有效的决策单元进行二次评价，评价结果能够有效区分各决策单元之间的效率差异。模型表示如下：

3 指标选择与数据处理

单要素能源效率指标是一个一维指标，使用该指标测算能源效率时仅考虑能源投入与经济产出。Hu等认为单要素能源效率指标主要是基于能源强度比较及其变动因素的分解进行分析，忽略了经济产出是由能源与劳动力、资本等多种生产性要素共同组合的结果，其内涵相对而言缺少经济意义，仅是对能源利用水平的度量，是专门用来测量能源使用效率的指标。因此，Hu等提出了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标（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TFEE），该指标弥补了单要素指标的不足，着重分析能源、劳动、资本投入与经济等产出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替代关系。Hu等在该指标体系下运用DEA方法测度了中国各地区1995—2002年的能源效率。

本文基于Hu等人的研究，使用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标体系，对我国的能源效率进行评价，将劳动力人口和固定资本存量作为两个非能源投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作为三个能源投入，地区生产总值（GDP）作为期望产出。考虑到实际能源使用过程伴随着废水、废气等产出，所以将二氧化碳（CO<SUB>2</SUB>）和二氧化硫（SO2）的排放量作为两个非期望产出。每年的劳动力人口、GDP和SO2的排放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7》。三种类型的能源消耗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2017》。固定资本存量的数据来源于张军等的研究。同时，CO<SUB>2</SUB>排放量采用刘宇等给出的通过化石燃料消耗量计算的方法。

本文选取2007—2016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由于数据问题，本文的研究没有考虑西藏自治区、台湾省以及香港和澳门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的划分，本文将对这三个区域的能源效率进行研究，其中东部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省份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省份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各区域投入和产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4 实证分析

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计算得到中国2007—2016年30个省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值，并通过求算数平均值的方法，得到各区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值，结果见表2与图1。

4.1 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时空差异分析

（1）东部区域包括8个沿海省份和3个直辖市，该区域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每年的GDP约占全国GDP的60%，能源消耗约占全国消耗量的45%。2007—2016年东部区域的能源效率出现过两次较大的波动。第一次是2007—2008年，其能源效率从1.21下降到了1.13，原因在于2008年发生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此次危机对于我国的GDP增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经济危机发生之前，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1.9%，经济危机发生之后，2008年中国GDP增长率下降到了9%。东部区域作为经济增长的重点区域，经济危机对其造成的影响要比其他两个区域更为严重。第二次波动发生在2011—2013年，东部区域的能源效率再一次出现较大幅度的降低，从2011年的1.24下降到了2013年的1.07。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政府进一步完善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政策，明确规定“十二五”期间我国单位GDP能耗减少目标是16%，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减少目标是8%。在此目标之下，东部区域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以及能源消耗的主要区域，为了实现国家的节能减排目标，该区域内的各省市纷纷出台各种地方性政策。这些政策措施的制定并没有从提升能源效率、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层面考虑，只是简单地限制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具有高能耗、高污染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经济产出能力，限制其生产在短期内可能会起到节能减排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会降低东部地区的经济实力，进而对能源效率产生负面作用。

东部区域内的各省市的表现也存在明显差异：北京的能源效率是东部省市中最高的，而且明显高于其他省市。上海和辽宁的能源效率2007—2016年一直处于大于1的有效状态，能源效率均值分别为1.49和1.10。海南、福建、山东虽然能源效率的均值大于1，但部分年份处于能源效率小于1的状态。河北的能源效率在东部各省市中处于最低水平，均值只有0.88，低于中部的平均水平，这与它的区域位置有一定的关系，河北的很多城市与北京接壤，北京为了防止工业等污染，将很多产业都布局在与其相邻的河北境内的城市，从而增大了河北的资源消耗，由于技术等原因导致河北较大的资源消耗却处于较低的能源效率水平。

（2）中部区域包括8个内陆省份，每年GDP约占全国GDP的25%，能源消耗约占35%。在研究期内，其能源效率表现较为稳定，处于缓慢上升的状态。其中，山西的能源效率均值为1.41，位列中部之首，并且处于全国第3位。山西是我国资源型大省，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其产业的发展都是以煤炭产业为核心，资源的消耗较高。王恩旭等人的研究表明，1995—2007年山西的能源效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在本文的研究期内，山西的能源效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能源效率均值达到1.41，稳居中部区域前列。这得益于山西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提高能源效率的政策措施，包括提高能源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构建清洁低碳用能模式、推进能源科技创新、深化能源体制改革、扩大能源对外合作等。中部其他省份如江西、安徽、湖南的能源效率在2007—2016年一直处于有效率的状态，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的能源效率均值都小于1，是提升中部區域能源效率的重点关注地区。

（3）西部区域包括7个省份和4个自治区，GDP约占全国GDP的15%，能源消耗约占全国消耗量的20%。该区域的能源效率均值为0.85，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2007—2016年该区域的能源效率处于下降趋势，均值由2007年的0.92下降到2016年的0.88，主要原因在于11个地区中有6个地区的能源效率处于下降趋势，其中重庆、四川下降明显。青海、广西、云南3个地区的效率均值处于三个区域中最低的水平，这也是西部区域效率低于其他区域的重要原因。随着新一轮的重工业、高耗能行业的内迁转移，以及国家出台更为严格的节能减排政策，会给西部能源效率的改善带来更大的压力。

4.2 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收敛性检验

本文所研究的三个区域之间的能源效率差异明显，能源效率较高的区域与能源效率较低的区域之间差距的特征各异，为了探寻各区域之间差异的特征与演变规律，需要对能源效率进行收敛性检验。在收敛性检验的相关研究中，σ收敛使用较多。σ收敛可以用来检验区域间的效率离散程度，即地区差异，衡量我国三个区域的效率是呈扩大趋势，还是缩小趋势。依据林光平等人的研究方法，本文研究的中国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σ收敛可表示如下：

其中：TFEEnt表示第n个省在t时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t表示t时期所有N个省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平均值。当σt+1<σt时，说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离散系数在缩小，存在σ收敛。根据式（4）计算各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收敛性，结果见表3和图2。

从全国范围来看，2007—2016年，全国的能源效率变化较大，地区之间差距各异，其中2007—2011年出现上升的发展趋势，即各省市之间的差距逐渐增大，2011年之后各地区之间差距又在缩小。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内部的效率变化差异较大，其中东部区域内部差异在2010年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波动，其余年份各区域差异变化都较平稳，中部的能源效率呈现差异逐渐缩小的趋势，而西部呈现差异逐渐增大的趋势。东部区域是全国能源效率变化趋势最明显的区域，2007—2016年该区域总体变化趋势与全国的变化趋势相同，而且由于东部区域8个省市的能源效率均值高于1，特别是北京的能源效率呈现超高的趋势，导致其对全国的能源效率变化具有极大的决定作用。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标体系下，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的30个省市和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的能源效率进行了研究，并对各区域能源效率的收敛性进行了检验。从省份层面看，北京的能源效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这与其地理优势、资源禀赋、政府政策的扶持以及该地区在发展环境中的创新有很紧密的联系;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最高，其次是中部，效率最低的是西部区域，这与我国经济水平的分布梯度相一致，东部对于我国整体能源效率的提升和拉动作用相当明显。2007—2016年，中国整体、东部和中部的能源效率都在波动中呈现出收敛趋势。与此相反，西部内部省份的能源效率表现出了缓慢的发散趋势，因此西部区域和其他区域的能源效率差距不能显著缩小。

由此，得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稳步提高东部区域能源效率，以产生辐射作用带动中西部区域能源效率的提高，从而提高我国整体的能源效率。第二，制定向中西部倾斜的能源政策，加快中西部区域能源效率提升速度。第三，打破区域之间要素流动的壁垒，加强区域间资金、技术、人才的流动，促进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最后，加强国际间的能源技术合作，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将我国富有成效的节能技术向国外介绍，参与全球技术创新体系的交流合作，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完善现有的节能技术。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18[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

[2] 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7[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7.

[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5] 涂正革， 肖耿. 中国的工业生产力革命——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及分析[J]. 经济研究， 2005（3）：4-15.

[6] CHARNES A， COOPER W W， RHODES E.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78，2（6）：429-444.

[7] ZHOU P， ANG B W， POH K L. A survey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8，189（1）：1-18.

[8] 魏楚， 沈满洪. 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DEA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 2007（8）：66-76.

[9] 李世祥， 成金华. 中国主要工业省区能源效率分析：1990—2006年[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25（10）：32-43.

[10] WANG K， WEI Y. China’s regional industrial energy efficiency and carbon emissions abatement costs[J]. Applied Energy， 2014（130）：617-631.

[11] 屈小娥. 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分解——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实证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26（8）：29-43.

[12] 王恩旭， 武春友.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中国省際生态效率时空差异研究[J]. 管理学报， 2011，8（3）：443-450.

[13] 关爱萍， 师军， 张强. 中国西部地区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J]. 工业技术经济， 2014，33（2）：32-40.

[14] 刘海滨， 郭正权. 基于环境因素的我国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1（6）：86-88.

[15] 朱帮助， 吴万水， 王平. 基于超效率DEA的中国省际能源效率评价[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13，43（5）：13-19.

[16] 李金颖， 成云雪. 基于超效率DEA方法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J]. 工业工程， 2012，15（1）：87-92.

[17] TONE K. A slacks-based measure of 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1，130（3）：498-509.

[18] TONE K， SAHOO B K. Scale， indivisibilities and production function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03，84（2）：165-192.

[19] TONE K. A slacks-based measure of super-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2，143（1）：32-41.

[20] HU J， WANG S. Total-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of regions in China[J]. Energy Policy， 2006，34（17）：3206-3217.

[21] 张军， 吴桂英， 张吉鹏.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 经济研究， 2004（10）：35-44.

[22] LAN-CUI LIU J W G W. China′s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s change over 1997—2007[J]. 2019（1）：161.

[23] 刘宇， 吕郢康， 周梅芳. 投入产出法测算CO2排放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25（9）：21-28.

[24] 赵弘.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6—2017）[J]. 经济学动态， 2017（8）：161.

[25] 林光平， 龙志和， 吴梅. 中国地区经济σ-收敛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4）：14-21.

作者：吴家红　段永瑞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论文 篇3：

基于地理学角度的风水科学性探究

摘要在梳理前人基于地理学角度的风水研究的背景下，对风水学中科学实用的部分进行透视，挖掘出风水中科学实用的一面。指出风水活动在实际择址中需要考虑的地形、地势、水文、土壤等基本的地理因素以及风水择址在实际操作中所体现出的地理学思想。强调“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的人地关系理念对缓解当前人地关系紧张甚至失衡的局面具有切实的意义。采用SWOT分析法对风水发展进行简单分析和展望。

关键词风水；地理学；人地关系；风水科学性

On the Scientific Inquiry of the Geomancy Based on the Geography

WANG Pengcheng1， ZHENG Guozhang2*， GE Xinxin2（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Shanxi 041000； 2.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Shanxi 041000）

Key wordsGeomancy； Geography； Manland relationship； The science of geomancy

中外学者从建筑学、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态学、天文学等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风水学研究。基于地理学角度的风水研究虽有可喜的成果，如于希贤教授编写的《中国古代风水的理论与实践》，王其亨教授编写的《风水理论研究》，刘沛林教授编写的《风水环境观的启迪》，但大部分学者只是从其所研究的角度与风水进行了适度关联，承认风水与地理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没有系统深入地加以概括分析，对风水中蕴涵的地理科学性的阐述也相对欠缺。该研究的意义和目的由此而来，即从地理学的角度深入分析部分风水实践活动中蕴涵的科学性的部分。在当前人地关系的大背景下，这对于构建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尤其是和谐的人地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用意义。笔者基于地理学的视角，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风水，祛除迷信和伪科学的成分，就科学实用的部分阐述其地理科学性。

1风水

1.1风水的概念与流派关于风水的解释众多，然而并没有形成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和不同的权威字典均有不同的解释，笔者不再一一枚举。

古代风水学中的流派众多，分支繁杂，但是严格看来也只有形势派和理气派两大派，然两大流派又各有小的分支（图1）。形势派以龙、穴、砂、水来论地理形势的吉凶，重视定向，其忌讳少，容易接受和理解，所以流传较广。理气派是以天干地支、阴阳五行为理论，根据理气的风水术，理解和接受起来相对难度较高。在研究和学习风水时，要对两大派的精华内容兼收并蓄[1]。风水学理論中精华糟粕并存，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避免走入误区。

.2风水与地理学的关系风水与地理学的关系虽然密切，但是不能等同[2]。风水与西方地理学相比，两者差异更大，但是在中国古代，风水学与地理学两者极易混淆。因为风水术在实践时必须借助大量的地理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地理学是风水术的基础，其次风水的野外考察方法和地理学基本一致[2]，再加上某些从事风水的专业人员有意窃取地理名称，所以风水术和地理学在中国古代极易混淆，然而两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1.3国内外关于风水研究的概述

1.3.1国内风水研究的概述。风水是中国人在长期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一门学问，它以追求理想生存环境为主[3]。风水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的“土特产”，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国人从来没有间断过对风水的研究，并且在研究中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从而呈现出众多风水流派。因此对于国内风水的研究发展，要从历史和当前两个角度加以概述。风水思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以图形简单示意（图2）。新中国成立来，国内风水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几乎处于地下状态，改革开放后呈现比较活跃的状态。

1.3.2国外风水研究的动态。国外风水的研究动态主要基于欧美国家和亚洲地区。风水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一种专门处理方位与空间的艺术[4]。如果想对中国风水问题的研究走得更深更远，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较深的了解。在这一方面，亚洲学者的优势要远胜于欧美学者，在思想文化根源上的趋同性使他们更能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上思考研究中国的风水问题。该研究的重点是地理学角度下的风水科学性探究，此部分只做简单的列举（表1）。

李约瑟美学、生态学《中国科技与文明6》英国Britain 伊特尔景观学《风水是古代中国神圣的景观科学》德国Germany 逊兹于城市规划《魔方：中国古代的城镇》美国America托德夫妇生态学《生态设计基础》美国America凯文·林奇城市规划《都市意象》美国America迈耶建筑学《中国城镇风水》美国America杜登地理学《风水——地理位置选择与布局的艺术》韩国Korea 尹弘基 历史学、地理学《风水地理透视》日本Japan郭中端生态学《风水是中国的环境设计》日本Japan武藏大学地理学《风水-运势的景观地理学》日本Japan掘入宪二城市规划《风水思想和中国城市》日本Japan 三浦国雄城市规划《风水与城市形象》

2风水中的地理科学

2.1风水运用中所考虑的地理因素

2.1.1地形地势。地形地势是风水实践运用中所必须考虑的地理因素。尤其是在风水的择址中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龙”、“穴”、“砂”、“水”，风水择址四因子中的“龙”、“穴”、“砂”三因子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地形地势的体现。龙即为山脉，山脉连绵起伏的山脊连线所勾画出的外形特征即是龙脉。它不仅表示山形起伏变化，也表示地下生气相通经络[5]。从地质学的角度看，龙脉是突出地表，具有某种走向的岩石层。古人根据中国的地形地势绘制出了宏观的中国龙脉图（图3）。《葬书》云，“气行平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而止。”“穴”就是寻找龙脉停住，生气聚集的地方，在地貌上多体现为山前冲积扇或是山脚小台地。“砂”是“穴”周围的山势，在“穴”的左右成环形分布，呈现出护卫的态势。不难看出，风水学中的专业术语看似玄之又玄，实际上在地理学中也可以找到相应的术语加以解释。风水理论在实践的运用中是包含着对地理因子的考虑的。

2.1.2水文土壤。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风水在实践的择地过程中，就是要寻找生气聚集的吉地。具有聚集生气作用的水因素由此显得尤为重要，成为风水实践运用中所要考量的因素。水量和水质是水文因子中所要考虑的主要内容。风水择地之所以要选择有充足水源的地方，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择址中的水源充足之地可理解为，地表和地下水资源最大程度上方便人们的生产生活之地。在此前提下，水源充足之地可以说是好处多多，其对打井取水，防火排污，调节局部小气候，发展农业灌溉，形成军事防卫，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水源充足之地还有利于借助河流形成水陆交通网络，方便对外交流。在水量充足的前提下，水质成为接下来所要考虑的问题。风水先生在辨别水质时主要基于水的气味和颜色，这是有一定的地理科学道理的。水味的不同，颜色的迥异则代表了水中所含的矿物质及其化合物不同，也就暗示了此地的地理环境的优劣[6]。

在地理区位选择中，无论是农业区位的选择，还是工业区位的选择，土壤都要作为一个参考标准。在风水择址中，土壤同样也是重要的参考标准。东晋著名风水大师郭璞云：“土者，气之母，有土斯有气。”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般。土壤的颜色、结构、气味、通透性、干湿性等属性往往成为古代风水师相土的主要依据。在相土的过程中，又分为辨土、称土和覆土3个步骤。辨土主要基于土壤的颜色和气味、质地。风水术中的吉土是色泽光亮，无异味，颜色为红色、赤色、黄色，并且质地细腻而坚实。富含大量有机质并且有异味的青黑色土壤则为凶土。称土和覆土的方法在《相宅经纂》有详细的介绍。虽然古代风水师在择址过程中的土壤检验法相对于现代的地理学的土壤检验法可以说是简单粗糙甚至落后，但是古代风水师的这种方法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地理科学知识的。

2.1.3生物。在一定地域内，生物的数量、种类、结构及其发展态势能够反映出这个地域内的基本地理环境状况。如果一定地域内，动植物的种类繁多，数量庞大，食物链复杂而稳定，在某种程度上就说明此地的地理环境是较好的。相反，如果一定地域内，草木稀少，禽兽灭绝，那么该地域的地理环境肯定相对较差。风水师就是要通过分析地域内生物的基本状况，从而对地域内各生态因子以及地理因素进行鉴别，从中分析出其中的价值，作为风水判断的依据。

2.2风水运用中体现出的地理学思想

2.2.1风水择址中的系统尺度理论与整体协调原则。现代地理学在研究过程中确立了地理系统尺度理论[7]。系统尺度理论为地理学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并且使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变革。风水思想的形成受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眼界视野的限制，虽然不可能像现代地理学那样站在全球的宏观视角来分析思考问题，但是风水学从不同尺度来考察人类周围的环境，体现了地理学的尺度观念[8]。中国古代的风水术在实践操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空间系统尺度思想，虽不能够与地理学的系统尺度理论相媲美，但风水师确实从空间尺度的视角来指导风水的实践活动。这一点在风水的择址中体现得尤为突出。风水择址中的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的4个程式其实就蕴涵着宏观、中观、微观3种空间尺度的转换。觅龙实际上就是从宏观尺度上考虑大环境对择址的影响。在宏观尺度上，要寻找富有生气的“真龙”，龙脉要连绵不绝，而不是突兀断裂，死气沉沉。察砂、观水则是从中观尺度来具体考虑择址，在察砂、观水的过程中要避开那些地质构造活跃以及有害物质沉淀的区域，从而达到减少区域内自然灾害的目的，使选址地条件优越，最大限度地发挥选址地的功能。点穴是阳宅择址的高潮[4]，同样也是风水择址的高潮。从微观尺度对择址地进行一系列考量的过程也就是点穴过程。看似晦涩难懂的风水选址过程實则包含一定的地理学理论。

风水的择址要考虑地形地势、气候水文、地质土壤等自然因素之间的组合，并且要协调这些自然因素，使它们的组合达到整体最优。由此可见，风水择址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系统工程，与地理学中环境分析的整体协调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单一自然要素的优越在风水择址中的作用不大，风水择址贵在融通，实现整体和谐。不求辩证，不明阴阳，不思融通，单表一处是风水择址过程中的禁忌。

2.2.2地理学视角的“风水宝地”。“风水宝地”就是在各种自然与人文因素中，阴阳关系的矛盾统一、均衡协调[9]。风水宝地的空间尺度可大可小，墓穴、阳宅、村址、城址，只要选择恰当，都可以称之为风水宝地。风水模式不是一个静态空间，而是一个动态过程[10]。风水宝地内生气流动，充满活力，处于一个良性的动态循环之中。就风水地的综合自然地理环境特征而言，理想的风水地必须是环境内各项自然地理要素的有机协调，它必须有好的地质、地貌状况，有好的水文、气候因子，有适中的土壤和生物。总之，各项因子必须统一协调，构成一个有机的生态环境[11]。风水业界用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十六字对风水宝地的外形特征做出了概括。基于地理学地形地貌的视角，风水宝地在外形特征上大多是马蹄形凹地，北面有高大连绵的山脉作为靠山，东西两侧是低于北面靠山的山岭，中间是较高的平坦开阔之地，近前方是蜿蜒曲折的河流，前方远处则是层层的低山作为朝案山。将风水宝地选为这种相对隐蔽甚至是封闭的地域，与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密不可分的。

风水宝地这种外形特征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杰作，在地理学中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12]（图4）。其一，我国大部分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冬季来自北方高纬度的寒流被北面高大的山脉所削弱，所以风水宝地不至于被寒风肆意侵袭，处于风口之中。夏季来自海洋的东南风，从风水宝地东南方向的缺口进入，带来充足的降水。即使暖湿的东南风，在刚刚进入风水宝地时没有形成降水，也无关紧要。因为暖湿的东南风在不断挺进风水宝地的过程中，会遇到西面或是北面山脉的阻挡，而被迫抬升从而形成地形雨。此外，风水宝地的这种独特的外形特征常常使区域内形成雾气，让人感觉置身仙境，妙不可言。其二，从全球视角来看，我国是处于北半球、东半球的国家，并且大部分领土处于北回归线以北，太阳光从南面照射过来。太阳辐射对地球生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先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在实践之中充分加以利用。风水宝地的南方是低矮的山丘，腹地是开阔的平地，这种坐北朝南，南方低矮开阔的空间布局，有利于太阳光的照射，满足生物对光热的需求。其三，风水宝地的腹地多是地形开阔的平地，且土壤肥沃。腹地边缘的山脚下及山脉上绿色植被的覆蓋率极高，同时风水宝地周围的山脉地质条件比较稳定，避开了地质条件活跃的地域。这样风水宝地内的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相对较少。其四，腹地前方蜿蜒曲折的河流，既能满足人们生产生活对水源的需要，又能够与周围的绿色植被一起调节局部小气候，从而使风水宝地处于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之中。

2.3风水中“天人合一”思想下的人地关系“人地关系”不仅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题与核心，而且也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风水地理学研究的源头与核心[13]。基于人地关系的理解，地理学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具特色的人地关系理论也就因此产生。在当前人地关系失衡，各种污染严重的大背景下，“天人合一”的人地关系更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天人合一”的人地关系将自然和人两方面的因子都作为生命体的存在，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和谐，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一方因子决定另一方因子的单向关系，两者的关系是双向的。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人类是可以合理改造自然的。如果不注重人与自然环境的有机和谐，任意改变地理环境，表面上的建设改造实际已经打破了和谐的人地关系，严重破坏了地理环境的良性循环。

中国传统哲学中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为风水理论提供了充分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模式[14]。“天人合一”的思想使风水地理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充满了思辨，是一种整体、有机循环的人地思想[15]。“天人合一”思想下的人地关系与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定胜天论有着天壤之别，其并不是将自然和人这对因子置于对立面。地理学关于人地关系理论发展至今，环境和谐论对人地关系的理解似乎更为深远。这种更为深远的理解与“天人合一”的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让一方决定着另一方的存在。地理环境决定论将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决定性力量，认为人类是自然环境的附属品。而人定胜天论恰恰相反，将自然环境作为人类征服的对象，认为自然环境是被用来征服和改造的。

3风水发展的SWOT简析与展望

3.1风水发展的SWOT分析从本质上说，风水文化的全部内容都是一定历史阶段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阐释，这些阐释虽然带有某些神秘色彩，但却是古人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要记录[16]。对风水文化进行精确合理的评析并不容易。该研究采用SWOT分析法对当代风水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进行简单分析。

3.1.1优势。其一，排除风水自身所具有的痼疾不谈，风水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价值和思维及行为模式，并且没有真正间断过。其二，风水中的诸多思想是经得住现代科学推敲的。“天人合一”思想理念就是典型代表之一。季羡林先生指出：“天人合一”是东方思维模式最高最完整的体现，天人关系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在承认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的基础上，强调人与自然合为一个整体，构成天-地-人一体的理念模式[17]。

3.1.2劣势。风水中有许多合理甚至科学的成分，但是自身的劣势不容忽视。其一，风水中存留的封建迷信成分、神秘成分是其发展的劣势。封建迷信成分、神秘成分使原本朴素实用的风水术在众人眼中变得冗杂难懂，神秘莫测，容易使人们对风水的理解走入误区，忽视风水的真正含义。其二，有一些冒充风水大家从事风水职业的江湖术士，曲解风水本身的哲理内涵，只会从其形式和表象去讲风水，从而使风水偏离它原有的深刻内涵，促使风水成为一种十足的骗术[18]，给风水的发展带上沉重的枷锁。其三，与现代人居环境科学相比较，古代的风水重视直观体验，整体把握；但定性结论偏于模糊，定量分析也远远不够[19]。

3.1.3机会。在生产力较古代更为发达的今天，紧张的生活节奏，严重的环境污染，快速的人口膨胀，巨大的身心压力，使人们越来越远离大自然。人类作为环境的产物，在当前的大背景下，内心更加渴望回归自然，亲近自然。中国古代的风水思想能够指导人们如何认识自然，了解自然，利用自然，适应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和谐。同时，风水学对当今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旅游开发等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20]。所以在当前的大背景下，中国风水发展还是有一定机遇的。

3.1.4挑战。风水学说是古代中国小农经济和宗法社会下的产物[21]，在工业文明乃至信息文明的今天，生产力和社会组织形势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风水理论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能否去除自身原有的痼疾并且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对风水理论和实践进行创新是当代风水发展的关键。

3.2风水发展的展望由于一些迷信成分和神秘成分在人为因素的作用下掺杂其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阻碍了风水学的发展。这或许就是中国古代风水思想发展的最大悲哀[22]。现代风水应向实用化、世俗化及产业化的方向发展，在保留传统风水思想的合理成分下，以现代地理学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为支撑，并且融入相关的美学、建筑学、生态学、伦理学，充分借助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技术支持，最终形成新的理论体系。现代风水理论体系的形成将会与时俱进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参考文献

[1] 李计忠.周易家居环境入门[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13.

[2] 杨文衡.论风水的地理学基础[J].自然科学研究史，1992（4）：367-375.

[3] 刘沛琳.风水模式的地理学评价[J].人文地理，1996（1）：36-39.

[4] 高友谦.中国风水文化[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307，131.

[5] 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3）：99-112.

[6] 刘常秀.住宅建筑风水文化的生态学解析[D].南京：南京林业大学，2011.

作者：王鹏成 郑国璋 葛鑫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