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生态环境补偿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精选12篇）
为了保护环境和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应该建立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生态环境补偿政策是解决环境问题、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本文通过对生态环境补偿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两者关系的探讨,提出了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政策以及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作 者：严会超 吴文良 作者单位：严会超(华南农业大学,广州,510642)
吴文良(中国农业大学,北京,100094)
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制约经济发展的直接因素,人类已意识到生态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性。因此,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倍加关注的问题。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要与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使人类的进步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之内。因此,可持续发展强调了社会发展空间是受生态环境限制的,没有限制就没有发展的持续性。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要求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可持续发展观是当前十七大报告中一再强调的内容,其中就包括生态的可持续性。党和国家正在引导人们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恰逢时机,作为林业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2 林业建设中的生态补偿
目前,生态的可持续主要是指生态补偿,对生态补偿概念的理解,国内学者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补偿,包括对环境污染的补偿和生态功能的补偿,即包括对损害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对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以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狭义的生态补偿是指生态功能的补偿,即通过制度创新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通过制度约束解决好对生态产品这一特殊公共产品消费中的“搭便车”现象,激励和促进公共产品的足额供应;通过制度改革解决好生态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激励人们从事生态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值的一种经济制度。
3 林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补偿的关系
3.1 林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补偿的发展形势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就要求我们不能不重视生态的保护和补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响了发展的号角,二十年以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的生活日渐富裕。与此同时,生态的急剧恶化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黄沙漫天,狂风肆虐,特别在我国的西北部,生态恶化的更加严重。人们饱受了环境恶化带来的困苦,终于在今天开始醒悟,我国已经建立了环境保护法,生态保护日渐成为大事中的大事。但是由于环境法还不够健全,再加上生态环境的补偿一直是国家在维持,这就不是长久之计了,完善机制成了我国的当务之急。
3.2 我国的生态补偿在森林资源利用方面的问题
我国的生态补偿在森林资源的利用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森林的生态效益未能进入市场,致使生态资本受损,森林树木的乱砍滥伐使水土严重流失。森林生态的科研基础薄弱,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这种巨大的森林生态效益如何进行科学的评估,目前尚处于研究阶段;二是补偿的标准和补偿基金的来源也存在着难以界定的困难。以上问题需要慎重考虑如何对症下药,解决好森林生态利用律,管理好森林建设。
3.3 森林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的观念问题
生态环境的优化要靠发展来解决,以发展来促保护,以发展来促建设。森林资源的保护要解决贫困问题,在补偿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变“输血型”补偿为“造血型”补偿,关注补偿地区的发展问题,使有限的资金更加有效,最终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
3.4 林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补偿的机制问题
我们应清楚的认识到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问题提出来的时间已经不短,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当前,一方面靠政府的扶持,逐步还清老帐,并承担公益事业所应承担的义务。从长远看,要规范补偿机制,科学地确定补偿标准,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拓宽投资渠道和群众参与力度,采用税费和法律等手段,使得经营部门和个人得到合理的补偿,并激发群众在保护环境和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同时,现行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以GDP为基础的经济核算的制度以及干部考核标准成为推行以科学为基础的生态补偿的制约因素,因此它应该是在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社会经济、生产和文化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林业在其推行的六大工程中,虽然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补偿,但是,国内学者已经运用市场价值法、影子价格法、替代工程法、机会成本法、费用分析法和条件价值法等多种方法对全国及黑龙江、河北、湖南、海南岛等地方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了估算。
小结
我国现行的生态补偿相关政策基本上还不是以生态补偿为目标而设计的,带有比较强烈的部门色彩;整体上还缺少长期有效的生态补偿政策;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利益相关方的充分参与;补偿标准普遍偏低;资金使用上没有真正体现生态补偿的概念和涵义。虽然在这些方面都存在问题,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相信在未来我们能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完善,终将会把生态环境与人类进步的和谐发展进行到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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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业产业；发展；林业生态建设；关系
林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的林业资源总量相对较低，而且林业建设起步也较晚，所以现在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加上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对林业资源的消耗过多，近年来我国的林业产业发展与林业生态建设已经别逐渐认识和重视。
1.我国的林业生态建设直接影响林业产业的快速发展
时至今日我们都还不能忘记，98年的那场特大洪水，对我国的影响之大，到现在还让人难以承受，对田地，家园都是毁灭性的破坏，影响范围之广近百年都罕见，几乎全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灾害影响，受灾人数几乎达到近三亿人，仅仅死亡人数就达到了数千人，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两千多亿元。而二十一世纪之初我国北方更是遭遇了次数频繁的沙尘暴，对交通和居民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受害程度达到了全国沙尘暴的新纪录。尤其是最近的几次自然灾害北京的暴雨，南方的冰雪，都让人不寒而栗，事件背后让人们不得不反思我国的生态环境已经到了让人担忧的地步。
而造成这些生态灾难的原因，无外乎是因为生态环境遭受极大破坏：森林的大量采伐、水土流失愈加严重，土地沙漠化加剧，有害气体的排放以及全球变暖。而这些生态危机又与森林的覆盖面积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也是需要大力加快林业生态建设的主要背景。
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建设的需求，我国对于林业产品的需求量急剧增大，使得我国的生态林业发展遭受极大破坏，也直接影响了林业产业的迅速发展。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国加大了林业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力度，努力改变破坏大于建设的现状，以期使我国的林业产业走向健康、正确的发展轨道。
但就目前来看，我国的林业生态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某些地方的生态环境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就整体而言，我国的森林生态现状依然较为薄弱，自然灾害的发生也较为频繁，恶劣的气候影响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同时也阻碍了林业产业的快速发展。笔者就这一现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分析，总结出造成我国林业生态建设发展缓慢，影响我国林业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大概可以从五方面来进行论述探讨：
首先，我国的森林资源相对来讲本来就少，且森林分布均匀，人均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外，现有的森林资源由于管理经营手段较为落后，森林质量水平较低，远远不能满足现代林业产业的发展需求。
其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林业产品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使得人类对林木产品的需求与林业生态建设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加剧，生态需求与物质需求的不断增大使得林业产业发展承受的压力更大，严重影响了林业产业的快速发展。
第三，国家对于林业生态建设的投入环节相对较弱，且并未建立起健全的林业生态建设资金保障体系，这就使得在林业生态建设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因资金短缺或资金运用不到位而严重影响生态建设的顺利实施。
第四，林业产业的经营管理理论较为落后，管理手段陈旧老套，各种先进技术和设备没有充分应用到林业生态建设发展以及林业产业水平的提高的过程中，各种制度规范存在缺陷漏洞，林业相关的法律建设也不够齐全，这些都会极大的影响到现代林业产业的快速发展。
第五，从整体来讲，我国的森林分布地区以及主要的林区都是在山区，而山区又是我国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生态与经济的不协调发展使得我国的林业管理与发展都处于较为缓慢的发展阶段，如何尽快统一林区地方经济与生态建设的发展脚步就成为林业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2.发展林业产业必须正确处理与林业生态建设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基本发展战略方针，体现在林业产业的发展中主要包含两个含义，即社会经济发展下要保证林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林业产品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所需要的林木资源必须要在当前林业产业正常发展的可承受范围之内，不可过度开采砍伐，影响林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但同时，林业资源在满足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要维持社会经济发展中对林业产品的需求，使社会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林业产业的发展与林业生态建设之间有着极大的关联，且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为此，若要快速发展林业产业以及林业产品市场经济，就必须要正确的处理好其与林业生态建设之间的关系。那么如何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呢，笔者以为，要以辩证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具体如下所示：
2.1林业产业与林业生态的矛盾与制约
林业产业和林业生态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制约的关系，这种矛盾与制约关系主要是由人们在林业生产过程中，不同利益取向和与劳动者自身利益关系不同造成的。在林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中，投入和耗费一定的劳动，同时会产生一定的经济和生态效益（可能是负效益），但这两种效益被劳动者感觉到的时间先后和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林业产业主要产出体现的是经济效益，劳动者的获得是直接可见，与劳动者之间是眼前的局部的直接利益关系；而生态建设主要产出的是生态效益，生态效益的体现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是不容易被立即感觉到的。
2.2林业产业与林业生态的依存与促进
在林业生产过程中，林业产业和林业生态之间不仅存在着矛盾与制约的关系，更主要的是依存与促进的关系，这种依存和的关系同样与人们对森林、林业产业及林业生态的认识和利益取向有直接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点。
首先，林业产业发展和林业生态建设两者统一以森林为基础。林业生态建设的任务就是要恢复森林植被，增加森林的数量，提高森林的质量，最大限度地发挥森林的生态效益，离开森林也就无所谓林业生态建设；而林业产业的发展是以森林资源为前提的，没有森林资源，就没有林业产业，更谈不上发展，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其次，林业生态建设是林业产业为发展的基础。这种基础关系是由森林的功能、作用和地位决定的。森林是陆地上生态系统中生物量最大、结构最复杂、功能最完善的生态系统。森林的主体植被是木本植物，森林植被及其覆被下的其他生物和各种环境因子共同形成森林群落。森林是木材及其林副产品等 工业原料的基地，是动物的栖息场所，是一个巨大的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是一个巨大的“绿色水库”，在净化空气、防治污染、调节气候等方面，有“环境卫士”之称，是天然的“过滤器”，森林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林业产业发展，说到底是在认识森林生态系统及其内在的运动规律，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改善和利用森林资源，把森林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结构实行最佳组合。
3.结语
关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与模式研究
摘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流域上下游水资源利用和冲突的重要手段之一.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包括环境外部性理论、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理论、生态资产理论和公共物品等.作为流域管理的一种制度创新,流域生态补偿的分析框架包括:补偿范围的.确定性和系统诊断、补偿主体、客体及其责任的界定、流域生态服务补偿的基本原则、补偿标准与环境补偿协议、补偿方式及资金筹集方式、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补偿政策框架和补偿体系的构建、补偿政策的实践和试点经验.目前中国流域生态补偿以政府主导的财政转移支付为主,包括国家生态补偿项目、地方政府主导的补偿模式.同时,以自发组织的市场交易模式、开放的贸易体系为补充.基于中国生态补偿的问题,提出生态补偿的政策建议:建立基于主体功能区划构建全国层次的生态补偿框架,分层次实施生态补偿;增加生态资本投资的收益,构建多渠道融资机制;理顺体制机制,建立流域综合管理机构,并分初期补偿、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发展补偿等3个阶段进行资金使用、区域发展规划和管理;构建基于直接损失、机会成本、发展权限制的损失的生态补偿标准.作 者：郑海霞 ZHENG Hai-xia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101 期 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 Journal：JOURNAL OF YUN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10, 42(5) 分类号：X32 关键词：水源区 生态补偿 模式 区域协调发展
织金县系贵州省开展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工作的`试点县,按照上级要求建立了一套基本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重视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目前,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执法环境不良、行政干预、法规政策不完善、执法装备等设施缺乏和水土保持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等几方面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作 者：徐溧伶 XU Li-ling 作者单位：织金县水土保持办公室,贵州,织金,552100 刊 名：中国水土保持 PKU英文刊名：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CHINA 年，卷(期)： “”(5) 分类号：S157 关键词：水土保持 监督执法 生态补偿机制 织金
我国有60亿亩草原，约占世界草原面积的1/10左右，居世界第二位，是国土面积的1/5，是我国耕地面积的3.2倍、森林面积的2.5倍。由于我国牧区属于典型的干旱、半干旱气候，草原生态系统极为脆弱。据统计，目前我国90%以上的草原都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中，草场退化面积达20亿亩，占荒漠化地区草场面积的59.6％，致使养羊的数量每年减少5000多万只。草原地区的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原因就是草原承载力超支，这一观点主要源于美国的草原学家克莱门兹（Clements 1916）的植物演替模型理论。自1950年以来，我国草原人口增加了1倍多，草地牲畜增加了3倍多，草地面积却不断减少，20世纪90年代，每头草地牲畜占有的草地面积比20世纪50年代减少了60%~70%。而现在，全国草地平均超载量约40%，部分地区超载量大于100%。过度追求经济效益使得草原不堪重负，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都急剧恶化。相反，新中国成立后38年间支援牧业的总资金为87.4亿元，占牧业产值的1.6%，产出与投入之差十分巨大。因此，草原生态效益补偿是确保草原生态系统功能恢复的必要保证。草原生态补偿政策 1.1 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概念
草原的生态补偿不像森林、矿产资源或者流域那样有相对明确的生态资源的生产者与受益者，可以在消费者和受益者之间补偿。生态补偿是一种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环境经济手段。李文华[1]将其归纳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生态补偿包括污染环境的补偿和生态功能的补偿，即对损坏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对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以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狭义的生态补偿是指生态功能的补偿，即通过制度创新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好生态产品这一特殊公共产品消费中的搭便车现象，激励公共产品的足额供应；通过制度变迁解决好生态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激励人们从事生态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值的一种经济制度。费世民等[2]则认为生态效益补偿的内涵有三种观点，即为了控制生态破坏、遏制资源衰竭而征收的费用以及类似生态效益补偿的资源补偿费。一般而言，所谓生态系补偿是指自然资源使用人或受益人在合法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人或对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其目的是支持和鼓励生态脆弱地区更多承担保护生态环境责任，而非过高经济发展责任。因此,所谓草原生态补偿，即指草原使用人或受益人在合法利用草原资源过程中，对草原资源的所有权人或为草原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其目的是支持和鼓励草原地区更多承担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责任，而不是过高发展经济责任。1.2 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必要性
草地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使社会各界开始反思草地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模式。当可持续发展成为维持地球生态系统健康稳定运行的思想被全世界认同后，在生态伦理学、自然权利论、资源承载力等理念的影响下，生态补偿的思想开始萌发。生态补偿作为一种资源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其目的是调动生态建设者的积极性，是促进环境保护的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的综合体[3]。国际上为了解决各国普遍存在且日益紧张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保育之间的矛盾，将科学问题与政策的可行性紧密结合起来而进行的区域性综合生态评价，建立生态补偿的综合管理机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补偿问题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并付诸实践。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塞尼卡和陶希格提出了从环境与发展关系方面考虑补偿问题的补偿发展论，认为当生态环境成为“稀缺物品”时，在使用环境和资源时就必须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作为对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的补偿。此后，美、英等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有关立法活动，对环境保护和维护生态平衡进行法律规制。在环境保护政策上市场、政府财政及经济政策应发挥互补性作用，有助于防止环境恶化[4]。自20世纪90年代生态补偿政策引入我国社会经济领域后，在区域生态补偿、生态功能区补偿、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和流域生态补偿等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与实践[5-6]。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态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由于在生态保护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的政策缺位，特别是有关生态建设的经济政策严重短缺，使生态保护与经济利益关系扭曲。因此，借鉴国外的经验，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对草地生态系统开发利用与保育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近20年来国内外在生态补偿的相关理论、机制、政策和应用广度与深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并在各界逐步形成了共识，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现状
目前我国对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王欧[7]以内蒙古翁牛特旗为例，通过对退牧还草项目的实证分析，探讨建立与完善退牧还草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途径与措施。白宏兵[5]系统地论述草原生态环境价值补偿制度的概念，对建立草原生态环境价值补偿制度的意义和该项制度的内容进行了探讨。陈佐忠[9]对草原生态补偿原则、对象以及资金来源进行了探讨。程秀丽[10]对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建立的背景进行了理论和实践分析，系统阐述了建立草原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的必要性。张志民等[11]通过对我国草原退化现状和草原与森林生态价值的对比分析，提出了建立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建议。张志民等[12]从研究草地的价值贡献和我国草地严重的退化与沙化现状出发，分析了进行草原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草原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原则和相应的政策建议。朱立博等[13]以呼伦贝尔草原为例阐述草原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建立草原生态补偿的建议及补偿资金的估算标准。张培栋[14]对西部地区草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进行了探讨。存在的问题
目前针对草地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是在借鉴国内外其他系统生态补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草地生态补偿的内涵、补偿原则、依据、标准和模式等方面的一些定性描述性研究，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3.1 草原生态补偿立法不足，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
近年来，在草地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建设方面，虽然我国已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比如我国出台了《草原法》、《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等与草原生态保护有关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都没有制定规范的生态补偿制度，草原生态补偿还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另外，有对生态补偿主体做出明确的界定和规定，也没有对各利益相关者做出明确的界定和规定，仅限于原则性的规定，致使各利益相关者在草地生态保护方面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不明确。由于立法滞后，致使对草原的利用和开发缺乏补偿依据；由于缺乏法律的支持，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资金不能及时供给；由于政出多门，在草原管理上，没有一部权威、公正的法律来规范各个行为主体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环境管理的混乱和困难。
3.2 草原生态补偿方式过于单一，致使补偿资金匮乏
生态补偿方式是生态补偿制度的中心环节，体现着补偿者与被补偿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生态补偿由直接补偿与间接补偿两种方式构成。直接补偿是指生态利益享受者基于协议等直接对经济利益或其他权益受限者进行补偿，主要是以金钱给付的方式；进行间接补偿是指补偿者对被补偿者的补偿是通过各级政府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补偿者的补偿资金通过一定途径流入到各级政府财政，而各级政府再通过一定途径将此部分补偿转移给被补偿者。我国目前的生态补偿方式主要是间接补偿。例如：2010年10月，国务院决定从2011年起到2015年，在内蒙古、新疆等8个主要草原畜牧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中央财政每年拿出130多亿元进行草原生态补偿。但是，在此之前，国家对草原的投入远远不足，按照内蒙古全区草原生态建设的实际需求，每年至少需要50亿元右。但实际上每年投入的总额只有7亿~8亿元，缺口之大是显而易见的。而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则多采用直接和间接的补偿方式，如美国的补偿资金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由政府承担大部分的资金投入；二是由生态受益区的政府和居民向做出环境贡献的地区的居民进行货币补偿。德国生态补偿的资金支出主要是横向转移支付，即由富裕地区直接向贫困地区进行转移支付，以改变地区间利益格局，实现地区间的均衡。生态补偿方式过于单一既不利于补偿资金高效及时到位，同时也大大加重了国家的负担。
3.3 草原产权不明晰，影响了草原生态的建设和补偿措施的落实
从古至今，我国的草原都未曾建立过明确、有效的产权制度,也从未对人类的经济行为有过有效的约束。人们在草原放牧、垦荒毋需付费,从草原中得到收益归属个人，而给草原造成损失则由全社会共担。在这样的体制下,草原生态功能退化就在所难免了。由于草原产权都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且中央和地方各级资源管理部门对草原的管理分割交叉，致使经常出现国家对草原的所有权空置，集体对草原的处分权虚置，牧民对草原的使用权更是时常被剥夺。比如，20世纪90年代，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陈巴尔虎旗、额尔古纳旗的大面积草原被开垦,就与当地牧民的草原使用权“虚置”有关。再比如，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在贯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清理非牧民占用牧区草场使用权流转的意见》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截止到2003年底,全盟仍有832处牧场被非牧民所占用,面积达52.2万平方公里，饲养牲畜756万羊单位。这些事例的出现，究其原因,就是牧场的产权关系不明晰。如果草原产权明晰，让牧民成为草原的真正权利主体，他们就会自觉地参与草原生态建设。反之，一切靠政府管理草原,通过诸如立法、立规和设置禁牧区、轮牧区等方式对草原进行生态补偿，就会与牧民利益产生冲突，加之政府与牧民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监督牧民的成本就会很高，草原生态补偿就不能落到实处，草原生态建设更是步履维艰。
3.4 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低，且资金来源渠道狭窄
目前，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的最大难点就是草原生态补偿资金的筹集。我国草原生态服务的受益范围和受益人群，既带有地方性，也带有全国性，而受益地区和受益人群并未为此支付费用，使得“谁使用、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不能得到真正落实，补偿资金来源渠道狭窄，资金不足，补偿标准低，生态补偿停留在“输血”状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建议
建立草地生态补偿机制是提高生态环境保护能力、维护生态屏障安全、增加牧民收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促进生态公平与社会公正的重要经济手段。虽然生态补偿思想已得到广泛认可，但是我国草地分布广泛，在国家生态屏障安全和畜牧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针对不同区域草地生态补偿的机制和补偿标准的确定还不完善，可操作性较差，未来需要加强以下方面的研究：
现行的草地生态补偿相关政策不是以生态补偿为目标而设计的，带有比较强烈的部门色彩，缺乏利益相关方的充分参与，资金使用没有真正体现生态补偿的概念和涵义，需开展针对草地生态系统特点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建立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牧民三位一体生态补偿的机制，提出高寒草地的生态补偿机制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补偿方案。
开展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生态地位草地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设计草地生态补偿及其草地保护与恢复总体框架，分析草地生态补偿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损益程度。
总之，我国草地退化形势日趋严重，草地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迫切需要从草地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出发，研究适宜于我国牧区经济发展和草地保护的生态补偿模式，建立由社会多方参与的长效生态补偿机制，使草地生态服务的受益者支付消费成本，让广大的牧民真正获得生态补偿的经济实惠，摆脱目前的贫困状态，使草地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屏障建设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消除草地是“公共产品可以免费使用”的认识误区，在全社会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通过草地生态补偿，扭转草地退化的趋势，从根本上改善草地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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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补偿,生态正义
目前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仍在紧急处理中, 最终它对全球环境造成什么影响尚未得知。在今天的中国, 生态文明观念和生态文明意识正在得到普及。这实际上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破坏行为制造了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
一.生态补偿问题
仔细研读《生态权利与生态正义》与《从生态伦理到生态文明》两篇文章, 都提到了“生态补偿”一词, 不同的是, 前文中提到生态补偿是在为生态权利付费, 后一文则是指出生态补偿是为体现生态公正。让人迷惑的一点是:在《生态权利与生态正义》一文中, 指出生态权利在今天应该被看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而后又阐述了生态权利也是一种财产权利。人的生态权利来自于或衍生于人的生存权利, 公民不仅拥有生存的权利, 而且其生存环境也同时应该不断地得到保护和优化。如果人的生存环境得不到保护, 那么人的生存权利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就是说, 生存权利本身就先天地包含着生态权利的内容。可是既然说生存权利本身就先天地包含着生态权利的内容, 人们为什么要在原本就有的生存权上付出更多成本?看似没有任何道理, 可在生态权利与财产权利发生冲突的地方, 就出现了生态权利大于财产权利的问题。生态权利除了是一种财产权利之外, 还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权利, 比之财产权利的内涵要广泛得多。所以, 生态补偿问题也就被引申出来了。
经济学里有个词叫经济中的“外在性”, 什么叫外在性?只要一个人或一家厂商实施某种直接影响他人的行为, 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 也得不到补偿的时候, 就出现了外在性。也就是说, 当人们做了一件事的时候, 对发生的后果不负任何责任, 即做了坏事不受惩罚;做了好事也得不到补偿的时候, 这就是经济中的“外在性”。在市场经济时代, 当外在性存在时, 市场是解决不了它的。河水为什么污染了?许多化工厂, 制药厂排出的废水流入河里, 导致河水的污染。企业要装一套过滤污水设备, 就得花许多钱, 不装就可以直接排走污水, 企业就可以节约成本。这样一来, 我国的河流就全被污染了。上游在排污, 下游的人在吃水, 这就是经济中的负的外在性。这种经济中的负的外在性是市场机制所不能解决的。也就是“看不见的手”这个时候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就需要“看得见的手”出来帮忙了。这个“看得见的手”就是国家政府干预, 在生态问题上, 必须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来约束人们的不自觉行为。生态权利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求把生态问题列入正常的制度和法律框架之内, 把所谓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
中国环保部门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环境经济政策理念, 如环境收费、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生态保险等, 相信这些理念很快地就会成为中国可操作的环境经济政策和法律。生态补偿作为一种环境经济政策理念, 相信会发挥更大作用。只有人人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态权利和生态环境, 尤其是那些跨地区和跨国界的生态权利和生态环境问题, 才有可能得到保护。
二.生态正义
在谈到生态正义问题上, 其实两篇文章都涉及到了, 都体现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之一, 就是要强调社会责任感。
在《生态权利与生态正义》一文中, 指出: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与劳动关系时所表述出来的公平正义观念, 对于我们今天解决资本对于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问题, 仍然具有解释力。这就是说, 我们不仅应该正确地解决资本与劳动的公平关系, 同样地, 我们也应该合理地解决资本与人们生存环境之间的公平关系。资本不仅应该为劳动者的劳动合理付费, 而且应该为因投资而使得生存环境受到破坏的生存者付费。如果说马克思所说的是劳动公平问题, 那么, 今天我们讲的是生态公平和生态正义问题, 还指出个人生态权利的保护和个人生态权利的实现就是生态正义。《从生态伦理到生态文明》中也指出, 生态公正的主要原则是公平, 包括了社会公平和环境公平。这一原则的主要含义是:利益共享, 风险分摊, 平等地分配利益;公平地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受益者回馈受害者, 回馈弱势群体, 回馈自然。
《从生态伦理到生态文明》一文也补充的指出:实施生态补偿需要区分受害者与受益者, 直接受害者与间接受害者, 直接受益者与间接受益者, 施害者与受害者, 从而实行受益者补偿受害者的原则。表面上看, 好像只对一方有好处, 但实际上是对双方都有好处。和谐亦即人与人和解, 人与自然和解, 这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客观规律, 而实施生态补偿符合这一规律。两篇文章在对生态补偿的问题上其实是融会贯通的。这不仅对于解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内部的生态破坏问题有意义, 而且对于解决国家之间的生态问题具有同样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法律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惠斌.《生态权利与生态正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J].《理论视野》, 2008.5
[2]余谋昌.《从生态伦理到生态文明》[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9.2
[关键词]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反思
保护流域生态免遭破坏的经济调控措施主要有流域生态补偿、生态税、环境污染税等。譬如，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提出在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流域水环境保护等4个领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2009年，环境保护部确定河北省为全国省级全流域生态补偿的惟一试点。同年8月，西藏自治区启动部分县草原生态保护奖励机制。2002年国务院出台的《退耕还林条例》第6条和第7条规定了退耕还林的资金和粮食补助等。①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7条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②但其实效并不另人满意。这就提出了重新研究流域生态补偿的原因，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要求。
农业生产方式下，人类对于流域生态系统破坏的主要原因是为求生存和发展对于自然资源实施开采和利用。这种在农业生产方式下、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中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与工业生产方式下为追求财富运用机械化生产工具的大规模开发对于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程度截然不同。后者的开发力度、开发范围均已达到或超过流域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由于西部地区流域经济发展较慢，流域内农业生产方式、游牧文明和工业生产方式并存。在农业生产方式下，生态环境问题相对处于封闭状态，当然也并不排除因流域上游的森林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以及草原生态系统破坏而引起干旱、洪涝等现象。工业生产方式以那无与伦比的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引发了全面的、强烈的、深度切入每一个微观生态系统的危机。如此，我国相关立法设定了禁限制度保护生态系统免遭破坏。这在当前适用于我国西部地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中并不缺乏。禁限制度的功能在于限制公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从而控制公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生产方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之总和。一旦特定人群因禁限制度失去其所赖以生存自然条件，必将导致其生存权受到侵犯。如果立法不以另一种制度保障公民生存权的话，禁限制度将不会收到较好的实际效果，甚至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冬虫夏草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国家和地方两级立法都制定了保护虫草的法律性规范性文件，但仍然没有达到法律的预期效果。③
当然，笔者并不是在宣扬破坏生态环境，而是在说明生存权在公民权利谱系中是具有首要价值的权利。青藏高原的二级野生保护植物虫草就是因其占居农牧民70%收入来源，在国家、地方几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严格保护情况下仍然被当地居民蚕食频危的。如果生存权不能被保障的情况下，公民便会漠视法律、践踏法律，公民生态环境权也就得不能有效保障。因此，立法在规定禁限制度保护公民生态环境权时，必须同时考虑保护公民生存权。否则，将会因保护公民生态环境权而侵害生态系统所在地公民的生存权。当然这些居民可以在如今商品经济极为发达时代，凭借人力资源去企业赚钱。但我们不能无视他们所享有的自然权利，即享受其世代居住地自然生态系统所带来的利益。公民享有利用其与生俱来的自然资源维持生存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如果根据一个更大价值，譬如，保护三江源生态系统以保障更大范围内的公民生态环境权，通过禁限制度剥夺三江源居民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时，必须予以补偿。那是因为生态环境权侵犯了公民的生存权。公民生存权与其所处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保障其生产活动正常进行的自然条件、技术条件等一般来说在长期内都是既定的因素。在此种条件下，如果剥夺其生产的自然条件，而不进行补偿，就等于剥夺了生存权。公民生存权是一项源于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宪法性权利。无论是依附于工业生产方式还是依附于农业生产方式、农牧文明的公民，都平等、毫无例外地享有这项权利。根据立法法的基本原理，改变一项权利应该由规定该项权利的立法机关以同等效力的法律文件为之。流域生态补偿是因剥夺公民的物质保障权而保护生态环境权实施的补偿。剥夺公民的物质保障权，是国家依据公权力为保障生态环境权这一公益行为而实施。根据权利或权力与义务相统一的基本法理，国家负有补偿公民物质保障权的义务。实施禁限制度在履行职责的行政主体与生态功能区公民之间形成公权力法律关系中的行政法律关系。而流域生态补偿因禁限制度而生。基础法律关系决定派生法律关系，因此，流域生态补偿实质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生态补偿应属行政补偿之列，并纳入行政法律关系予以调整。
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主要涉及补偿来源、补偿范围、补偿额度、适用范围等方面。因生态补偿由行政法律规范调整，故生态补偿应该列入国家财政预算。补偿金额，以侵害公民生存权和经济发展权的程度为根据，首先要保护公民生存权，以当地居民的物质保障权为最低限度；进而，适度保障公民经济发展权。有学者提出以流域生态系统价值为补偿标准。事实上，生態系统价值是一个与当地居民的物质保障权无关的概念，不能作为补偿标准。流域生态补偿支出，应该列入国家预算，由国家作为生态补偿主体。之所以不运用“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因为，受益是指在实现经济发展权过程中获得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一般发生在沿流域使用生态资源的企业之中。企业在市场交易中要承担很多风险。企业营利时，流域生态补偿支出将得到保障；但当企业不营利时，其生态补偿又如何实现呢？而此时，立法又不能更改禁限制度允许公民去利用原来予以禁止的自然资源。因此，立法应该将流域生态补偿列入国家预算而不是由受益企业来支付。当然这并不是说，企业不须承担使用流域生态系统获得经济发展机会时对生态系统破坏和污染的责任。生态税和环境污染税即是针对这种情况所设定。
一般来说，禁限制度与流域生态
补偿制度相配套能够实现对流域生态系统的有效保护。但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在禁限制度、流域生态补偿制度都比较健全的条件下，流域生态系统可能仍被破坏。譬如，通货膨胀下物价飚升，将会刺激公民追求经济利益而攫取自然资源，以至破坏生态系统。澜沧江流域内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发生毁林种胶事件即为例证。④在通货膨胀刺激下，自然资源价格迅速攀升，居民采集、毁林种胶等现象大量出现，禁限制度失效。案例中公民追求的显然不再是其生存权而是经济发展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立法规定合理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该地区公民仍然会践踏禁限制度。因为，生态补偿的货币数量远不如毁林种胶获得的货币数量多。其有效规制措施是保持币值稳定以抑制通货膨胀。
生态补偿实践中另一个问题是生态补偿致贫现象。“1999年以来退耕还林还草和限制放牧政策，在恢复和提高黄土高原生态系统功能同时，却使当地一部分依靠传统放牧为生的农民陷入贫困”。⑤此为何故？一般来说，生态补偿额都是根据实施禁限制度和生态补偿政策时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准规定的。生态补偿额表现为货币数量，其所对应的却是公民买到的生活用品。近年来，我国物价在货币不断增发的情形推动之下迅速走高，而生态补偿额调整却相对滞后，导致相同数量货币不能购买到生态补偿政策制定时所能购买到的商品数量。日益贫困现象随之发生。理论上，解决此问题的根本措施是稳定币值。但此措施已不可行。在我国目前以货币数量分配财产的制度设计中，为使流域补偿标准和数额能够保障公民的实际生活，流域补偿标准应该实行指数化，即与物价指数挂钩。
[注释]
①程玉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新环保法律法规手册》（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383～384页。
②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大全》，法律出版社2009年9月第6版，第1036页。
③参见周东平：《冬虫夏草，如何把“根”留住》，《人民日报》2010年7月27日，第10版。
④杨东平主编：《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120页。
⑤该资料由绿家园NGO提供，感谢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老师及其他老师给我提供了宝贵资料。
[作者简介]马生军，青龙满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现代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摘要：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资源环境消耗不断加剧,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生态补偿成为改善环境的重要途径.在总结国内外重要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补偿的背景、内涵和类型,并借鉴国内外生态补偿的实践,梳理了生态补偿原则、主体、途径、标准等生态补偿机制问题.作 者：王格芳 WANG Ge-fang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济南,250021期 刊：资源开发与市场 Journal：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年，卷(期)：,26(5)分类号：X171.4关键词：生态补偿 资源与环境 综述
编辑:admin 时间:2013-12-8 21:09:00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这为进一步建立完善我国生态补偿制度指明了方向。从实践的角度看，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意义重大。
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关系问题，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还没有真正解决的一对矛盾。国际经验表明，效率低下、经济停滞，发展进程就会被迫中断；公平缺失、社会分化，发展进程也会遭遇不同程度的干扰。“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正是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作为经济管制手段，生态补偿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其基本原理是，当发展带来外部环境不经济时，从发展中获益的一方应该对他人造成的外部环境损害予以赔偿；而当一方为了保护环境放弃发展机会时，他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指出：“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 环境，就像一块公地，很容易酿成“公地的悲剧”。作为人类共同享有的自然环境，如何改变其“公地的悲剧”命运，是人类面临的迫切问题。我们必须坚持生态正义原则，实行生态补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主要目的是为了明确其权属。当前，由于我国自然资源没有明晰的权属关系，往往陷入“公地的悲剧”，造成自然资源被过度使用或浪费的现象大量存在。因此，要通过明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及收益权来明确其所有人、使用者和保护者，增加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而达到可持续利用的目的。
另外，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也存在生态不公的问题，不仅环境保护设施和环境管理服务主要集中在城市，而且存在城市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的趋势。作为环境弱势一方，农村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发达地区援助和补偿落后地区，维护生态安全。总之，生态需求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需求，从制度上对生态进行补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快生态建设步伐，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
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就世界历史来说，在各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初期技术水平低，主要依靠资源投入来提高产量。当工业化进入一定阶段、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经济发展明显受到资源供给约束时，就必然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一种客观规律。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决策，也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作出的。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从资源环境角度讲，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有效突破资源环境制约、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迫切要求。主要依靠物质投入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使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们只有扎实推进节能减排，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才能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和有利位置；才能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关系，促进生态领域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良性互动，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有利于加快推进区域生态建设
区域生态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其基本内涵是指在一个区域范围内，以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环境保护等基本国策统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全局，利用生态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原理，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改善环境质量为前提，抓住产业结构调整这一重要环节，充分发挥区域生态和资源优势，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和实施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区域生态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建设优美、和谐的区域生态就要全面提高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区域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有利于进一步加快我国区域生态建设。目前，我国生态补偿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保护者和受益者的权责落实不到位；多元化补偿方式尚未形成；政策法规建设滞后，现有涉及生态补偿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多部法律之中，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生态补偿范围偏窄，补偿标准偏低，补偿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补偿资金支付和管理办法不完善，等等。从推进区域生态建设的角度看，建立比较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有利于履行国际环境责任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我国已把环境保护纳入“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框架体系，并对认真履行环境保护国际公约作出了庄严承诺。我国一贯支持国际生态环境合作，积极参与相关全球气候谈判、国际环境发展等全球性会议，在推进南北合作的同时，与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等领域形成了制度化合作机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陆续推出了多项旨在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国际公约和协议，包括《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濒危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安全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作为缔约国，我国有责任把所承诺的国际义务纳入国内各项生态保护工作中，认真履行。特别是国际环境公约所规定的一系列原则、规范和程序，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国际政治经济的众多领域，尤其是在国际贸易方面，生态化设计、循环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等成为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为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我们要继续认真履行国际环境公约，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时，有必要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使我国尽快适应当前环境保护进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并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热点话题的新形势，适应贸易与环境的新变化。
作者：龚高健
关键词：农业生态补偿；生态文明建设；农业现代化；江苏
中图分类号： S1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4-0308-02
收稿日期：2013-08-15
基金项目：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编号：CX（13）4054]；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编号：2012ZX07101-004）；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编号：2012BAD14B12）。
作者简介：吴昊（1978—），男，江苏盐城人，高级农艺师，主要从事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E-mail：njwh2001@163.com。
通信作者：管永祥，研究员，主要从事农业生态领域的研究。E-mail：gyx5598@126.com。江苏农业正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粮食实现了连续9年增产的历史性突破，用人均不到667 m2的耕地面积，养育着 7 900 万人口。农产品产量的持续增长对稳定宏观大局、保障社会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资源过度消耗、环境约束加剧等挑战日益严峻，如何在发展中保护有限的生态资源，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打造地方生态特色，为社会提供优质农产品的同时兼顾农民利益，一系列看似矛盾的基本现实，都在呼吁农业政策机制需要重大创新，农业发展理念要有重大革命。
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在面临农业可持续发展难题时，通过采取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标准规范、优化结构布局、建立生态补偿等一系列综合措施来解决上述问题[1]。其中，政策机制的优化调整发挥了巨大的调节作用，尤其是农业生态补偿作为广泛应用的“绿箱政策”，将政府（社会）生态保护的强制性要求与农民自愿行为结合起来，对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合理补偿，兼顾了农业发展、农民利益与生态保护等诉求，获得了社会高度认可并逐步上升为共同遵守的政策规范。
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是对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保育和改善农业生态系统而牺牲自身利益的个人或组织进行补偿的一种制度安排[1]。2008年，国家已明确提出，“要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形成有利于保护耕地、水域、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和物种资源的激励机制”。近年来，许多学者结合国情，从概念认识、功能定位、框架体系、法律支撑等方面对农业生态补偿进行了广泛的理论研究[1-6]，与欧盟合作开展了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补偿政策研究项目，并在江苏等省开展了长时间的实践示范，为实质性推动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做了大量前期性工作。若放大江苏省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视角，有限的环境容量与持续的稳产增产之间的矛盾、追求规模高效与减排控源的矛盾，已促使必须开展农业政策体制和机制创新，率先探索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1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是创新农业政策机制的重要内容
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是核心，体制机制创新是关键。创新农业政策机制不仅包含对支农惠农政策的完善出新、农业经营体制的重大改革，也应包含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从无到有。农业是与生态系统密切相关的产业，其生态服务功能日益受到瞩目，对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农业的生态价值往往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收入，导致保护生态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经济鼓励，破坏和占有行为也不承担责任。这种关系的扭曲，直接挫伤了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导致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牺牲生态环境的不良行为频频出现。因此要破解该难题，必须尽快制定农业生态补偿机制，与惠农支农政策有机结合，促使生产经营者转变发展观念，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建立生产、生活、生态并重的多功能现代农业。
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是在稳农惠农的前提下，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客观要求，实现在发展中保护，以保护促发展。江苏省制定出台的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中，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指标是重要內容，因此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农业与非农产业日趋紧密的背景下，归纳和总结江苏省现有惠农支农政策，通过顶层设计系统地制定农业生态补偿机制，进而优化调整相关利益分配，促进形成“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良好局面，减少“掠夺资源、破坏生态”的不和谐声音，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2江苏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探索
江苏作为经济大省、农业强省，率先探索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有优势条件，更有迫切需要。江苏省农业发展水平与农业政策机制和体制创新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一些出台的补贴项目已初具农业生态补偿雏形，例如在全省推广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商品有机肥补贴、化学农药减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等。近年来，江苏省在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实践中，在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等方面，形成了3个具有较强农业生态补偿色彩的工作措施。一是围绕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培育新型责任主体，建设畜禽养殖粪污收集服务体系与集中处理中心，拓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载体平台。畜禽养殖粪污收集体系要求完善体系内分散小型畜禽场雨污分离、干湿分离等基础设施，及时解决粪污收集、发酵处理和肥料利用等难题，大幅减少养殖场治污的经济成本。二是围绕生态循环农业建设，推进农业生产过程清洁化、废弃物利用资源化、化学投入品减量化、农业园区生态化，形成种养植（殖）产业链共生的循环农业生产模式。为鼓励种植园区（大户）使用有机肥，减少化学投入品使用，对购置运输畜禽粪污的特种车辆、沤肥设施及农田生态系统恢复行为给予资金补助。三是围绕美丽乡村建设，以乡镇为单元，在太湖流域实施面源氮磷流失生态拦截工程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恢复良好的村庄水环境生态系统，逐步改善人居环境。对分散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采取了按照农民户数、日处理规模及处理标准统筹兼顾的补贴模式，其中省财政补贴标准为2 000元/户，其余由地方财政分级配套，不额外增加农民负担。与传统农业农村工作方式相比，上述措施突出强调了不同主体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并鼓励承担更多的污染减排义务，同时采取专项资金补贴、环境设施与服务供给、农业技术培训等途径，对相关乡镇政府、农业企业、专业服务体系给予支持。
nlc202309011518
政府生态补偿资金的合理安排与使用，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江苏省太湖流域一些地区也率先探索实施了符合农业生态保护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工作激励机制和长效管理机制的试点示范。以常州市武进区为例，政府部门主动从监督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建立了畜禽养殖粪污预处理—专业化收集—集中资源化利用服务体系，通过公开招标优选管护责任单位，并将运行费用纳入到地方财政预算，为推进农村分散养殖污染治理及农业生态补偿提供了操作性强的参考模式[5-6]。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中，武进区以农村居民生活用水费中提留出的污水处理费为基础，设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专项资金，并建立了企业专业化管护、政府社区分级监督、考核奖惩制度化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长效管理机制。
苏州市积极与欧盟开展合作和交流，在市级层面对农业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探索。2010年，苏州市出台了《关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意见（试行）》《苏州市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对基本农田、水源地、重要湿地及生态公益林给予生态补偿。2013年3月，苏州市又出台《关于调整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意见》，对列为“四个百万亩”保护的水稻田，按6 000元/hm2予以生态补偿，镇村及农户共同受益。同时，《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已列入地方立法计划。仅2012年，苏州市投入生态补偿资金就达到15.6亿元，其中沿太湖、阳澄湖134个水源地村、生态湿地村接受生态补偿金 7 375 万元，平均每个村增加可支配收入55万元。通过3年的实践，显著提高了重点乡镇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能力，促进了村级公益事业发展，增强了基层干群的生态保护意识。
3存在问题分析
3.1技术储备有限，尚未形成系统的补偿体系
江苏省农业生态补偿工作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对如何规范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技术储备不足，尤其在如何界定补偿对象、方式、标准等方面缺乏严格、科学的依据。已实施的项目补助资金来源几乎全部依靠财政资金，存在应用范围小、补偿对象较窄、方式单一且标准较低等问题，未形成系统连贯的补偿体系，制度支撑薄弱，严重制约發挥更大作用。
3.2重视程度不高，尚未发挥既定的补偿效果
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是长期性行为，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农业生产环节上的生态补偿还未引起足够重视，一些付诸实施的农业生产性补贴对生态补偿理念体现不足。苏州市、南京市尽管也对水稻种植实施了生态补偿，但也仅仅处在只要种植水稻就享受补偿的初级阶段，对相关的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农田生态系统保护等行为并未考虑，因此生态补偿的实质意义有限。江苏省太湖流域治理专项资金尽管是从生态保护的角度设置的，但上级财政采取一次性建设补助方式，地方既缺乏配套也未建立起相应的长效保障激励机制，导致“建了不用”“用了不管”等问题突出。
3.3融资渠道不足，尚未建立完善的投入机制
农业生态服务功能虽然属于社会公共产品，但完全依靠政府投入难以解决问题，在当前农业生态补偿投入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存在农业生态补偿就是财政资金补贴的错误观念，且以地方为主导的实践探索已不能满足工作实际需要。国家和省级层面应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投入渠道，对农业生态补偿行为进行保障，弥补财政拨款的不足。
4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农业生态补偿将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面临新的发展契机，应总结经验、统筹部署，逐步建立农业生态补偿实施的总体框架。
4.1严格农业生态补偿顶层框架设计，推进工作开展规范化、制度化
一是总结当前农业生态补偿的实践探索和国内外成功经验，提出适合江苏省的农业生态补偿路径选择；二是出台农业生态补偿指导意见，适时制定农业生态补偿规章条例，明确农业生态补偿的主体（谁来补）、客体（补什么）、对象（补给谁）、方式（怎么补）等内容，为地方提供理论指导；三是成立工作领导机构，统筹制定农业生态补偿工作方案，明确职责、分工有序地推进农业生态补偿各项工作。通过顶层框架设计，形成一整套规范化、制度化的生态补偿体系。
4.2建立农业生态补偿试验示范区，进一步探索经验、破解难题
争取将农业生态补偿逐步纳入重大农业农村改革试点工程，因地制宜地在经济发达地区选择典型区域，先行设立农业生态补偿试验示范区，通过政策、资金、技术等扶持，引导和整合各类资源要素，在工作机制和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实践探索。示范区应重点摸索补偿模式、补偿标准、资金来
源、运行机制、绩效评价等关键问题，为国家和省级层面制定推广农业生态补偿制度提供参考依据。
4.3建立多元化农业生态补偿途径，形成高效率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应区分不同类型农业生态服务功能，相应地建立政府购买与奖励、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补偿途径，建立各级财政资金相结合，企业、农户与消费者分担，多渠道融资的投入机制，建立实物、技术、货币与政策相结合的综合性补偿形式，拓展财政拨款、转移支付、生态项目建设、生态补偿税费征收等多样化补偿渠道。
4.4构建农业生态补偿长效保障机制，强化农业生态补偿宣传教育
首先，建立农业生态补偿信息公开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确保农业生态补偿体系高效运作，并接受公众监督；其次，建立农业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机制，并纳入政府工作绩效考核范畴，明确农业生态补偿的权、责、利；第三，充分发挥社会服务组织作用，减少农业生态补偿实施成本；第四，建立农业生态补偿的示范基地，实施农业生态补偿教育培训项目，强化农业生态补偿宣传教育，夯实农业生态补偿实施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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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子臣，沈建宁，管永祥，等. 小型分散畜禽场粪污综合治理思路探讨——以武进区礼嘉-洛阳片区畜禽养殖业为例[J]. 农业环境与发展，2013（2）：11-14.
一、林缘社区生计现状
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岷山山系的摩天岭北坡和西秦岭山地的红铜河流域, [1]地理位置比较偏远, 林缘社区居民生计方式相对单一。据我们调查, 居民在社区的生计方式主要有农业、采集业、养殖业、外出打工等。在农业方面:社区居民种植大麦、洋芋、蔬菜、瓜果、茶叶、烟草、花椒、棉花、甘蔗、核桃等, 社区成员种植的粮食作物、蔬菜作物可以供给自己的生活, 如有富余还可以出售。在采集业方面:社区成员对森林的依赖度较大, 常常去森林里采集木耳、蘑菇、中草药 (如人参、黄芪、党参、天麻) 等林间产品。居民砍伐、采集的行为为个人、家庭提供了经济来源, 但却对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养殖业方面:社区成员饲养羊、牛、家禽、蜜蜂等, 居民的养殖业可以利用森林提供的青草、花蜜, 极大地降低了饲养成本, 而且可出售肉、蛋、皮毛等增加自己的收入。林缘社区居民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外出打工, 特别是社区的青壮年, 他们到经济相对发达的县城、大城市或者沿海地区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 技术含量比较低, 劳动量比较大, 而且工资低廉。
二、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分析
1.框架的概述
我国在“三农”问题的探索过程中提出了很多研究方法和解决方案, 其中可持续生计框架是研究方法之一, 它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可持续性生计框架 (见图1) 是指对与农户生计, 特别是对贫困问题有关的复杂因素进行整理、分析的方法, 它多用于鉴别生计中的主要限制因素以及不同因素间的关系。
由图1可以看到, 社区生计在脆弱性环境/背景下, 在一定的社区组织制度、政策的保证下, 如何利用生计资产和生计策略以达到社区生计的可持续发展。通过了解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 增加选择的灵活性, 降低限制因素的影响。
图1中的五边形是资产五边形 (包括:自然、物质、金融、人力和社会资产) , 即生计资产图。资产五边形是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核心内容, 五种资产是不断变化的, 它形象地表现出居民的资产状况以及各资产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对资产组合的研究, 可以分析出当地居民生计是否可持续。
2.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分析
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甘肃白水江林缘社区生计现状进行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当地生计资产比例相对不均, 部分资产相对不足, 居民的生计方式呈不可持续趋势性。
(1) 自然资产。
白水江自然保护区自然资产范围广泛、形式多样, 如空气和各种生物等无形的公共资源, 以及树木、土地等直接用于生产的可分配资源。
然而,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所限制, 自然保护区内交通不便, 封闭性强, 人类活动的基本目的仍停留在自给自足阶段, 经济主要依赖于农业, 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很大。当地居民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 无法考虑生态、自然因素, 采取农业、采集业以及养殖业的生计方式。当地的现有生计方式, 虽然短时间内解决了居民的生活、生产的需要, 可是长久以来, 不科学的生计方式已经对生态平衡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从而不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自然资产的破坏或不可持续性利用是摧毁社区成员生计的外部冲击因素, 这些冲击因素可以使自然资产在很大程度上呈周期性的波动。白水江保护区的群众对自然资源的用途相对单一, 不能广泛的应用于多个方面。因此, 缓冲外来冲击对使用者生计的影响作用不强。
(2) 物质资产。
保护区社区的物质资产主要包括用于运输的拖拉机、相对安全的住所、相对供应充足的水源。然而, 由于社区一般都在白水江的中上游, 污染源距离水源都很近, 这势必会对下游水体造成影响;社区里有干净、可购买的能源, 如煤炭等, 可是因为价格的原因, 居民大多选择薪柴;保护区地理位置偏远, 通讯设施短缺, 因此信息交流不够畅通。物质资产的相对匮乏, 对居民的生计选择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居民对生计选择偏向于温饱型, 对长远发展的思考欠缺, 最终导致生计方式的不可持续。
(3) 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的三个主要来源包括可用的储蓄、资金定期流入和信贷机构。白水江自然保护区社区的可用储蓄有现金、银行存款等, 资金是生计选择的重要因素, 资金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生计方式。金融资产在五个资产中最常用, 而且它能够转化为其它资产。但是, 白水江保护区社区自有资金、政策资金、项目资金相对不足, 直接限制了社区生计的可持续性。同时, 金融资产牵制着其它资产的积累和利用。
(4) 社会资产。
在社区发展社会资本的渠道包括网络和联系、较正式组织的成员和相互信任、互惠与交换关系。白水江保护区的网络和联系环节薄弱, 虽然有较正式组织的成员并且有相互信任的关系, 但是仍出现特殊社会层面的人被排除在社会活动之外, 如:妇女地位相对较低。而且, 社区中存在着有多重成员资格的阶层。这些问题都制约着社区社会资产的积累和生计方式的可持续性。
(5) 人力资产。
人力资产是其它四种资产的前提条件, 也是社区发展的直接动力。白水江保护区社区居民的知识、技能的科技含量不高, 即人力资产的质量不高。当地居民大量外出打工, 造成劳动力流失, 人力资产不足。因此, 社区发展动力不足, 居民就不能选择可持续性的、周期长的生计方式, 当地的生计状况呈现出不可持续性。
注:当资产越靠近五边形的顶端时, 该资产的量就越大, 其它资产量相应的就越小。
由以上分析可得到白水江自然保护区的资产现状图 (见图2) , 当地生计资产比例相对不均, 自然资产相对充足, 而其它资产相对匮乏。这样的资产组合模式决定了社区生计的不可持续性, 而且制约了社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2][3]
3.框架分析的有效性
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为农业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两大部分, 其中农业生态系统主要分布在实验区和河谷地带海拔较低处, 而高海拔地带气候寒冷, 人类难以长期定居、耕作, 属于单纯的森林生态系统。[4]两个生态系统在交界面上不断进行着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在生态系统多样性鲜明的保护区, 对于周围居民的生计问题分析相对难度加大。
如今, 国内外对农村的生计问题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方法, 然而, 白水江自然保护区是“三农”问题、“保护区”问题相互重合的特殊地区, 存在着人类寻求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平衡之间的矛盾。在分析制约因素的影响方法中, 可持续生计框架显现出有效性。它可以考虑到保护区的各种限制因素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针对森林生态系统与农业生态系统相融合的现状, 分析当地农户的生计方式的不可持续。它不仅能够清楚地分析出各个影响因素的制约作用, 而且可以清楚地研究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 对于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生态补偿解决林缘社区生计的可行性分析
生态补偿是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及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生态补偿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更是一个实践问题。[5]白水江保护区的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发展还不够完善, 人们日益高涨的社会生态需求与陈旧政策、制度之间的冲突, 严重阻碍着森林生态环境保护和林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 面对林缘社区生计的不可持续性, 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分析, 生态补偿措施可以作为外部的动力, 改善白水江自然保护区林缘社区生计现状, 并为林缘社区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1.解决生计问题的可行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 面对林缘社区生计的不可持续性, 我们需要深刻的思考。生态补偿措施的实施, 将推动白水江林缘社区可持续性生计方式的选择, 这对解决社区生计问题、“三农”问题、保护区问题具有可行性。
(1) 定性分析。社区发展的动力分为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两种。社区通过外部动力提供资金、技术、实物、良好的政策等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社区的内部动力主要是有良好的组织、成员和有可持续发展的生计方式等, 内部动力是社区发展的主观条件。要更好地发展林缘社区, 只有充分结合和发挥社区内部、外部动力, 才能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补偿是林缘社区的外部动力之一。生态补偿提供社区发展的客观条件, 如政策、技术、资金、实物等, 改变资产的组合模式, 其有利于居民利用丰富的资源和合理的资产组合模式开发、实施可持续性生产方式。
生态补偿也是林缘社区的内部动力之一。值得注意的是, 生态补偿所带来的精神影响是巨大的。当补偿注入到社区时, 居民们在思想上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善待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生产才会永续进行, 生活才会更好。生态补偿所带来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 人们从内心开始注重生计的可持续性, 它的延续性远远大于物质方面的投入。当形成可持续性生计的观念后, 居民的生计选择会逐渐趋于可持续性, 社区组织也趋于完善, 这种精神会成为内部动力推动社区的发展。
因此, 在林缘社区发展和生态保护过程中, 我们要充分利用林缘社区的生态补偿, 积极有效的发展社区可持续生计。只有这样, 才有利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 这是一种大和谐的观念, 也是和谐林缘社区的观念。[6]
(2) 定量分析。根据可持续生计框架, 引入生计可持续力函数:
生计可持续力FSL= (S2S3D1) / (S1D2) 。其中, S1=∑3i=1WiAi, S2=∑5i=1WiBi, S3=∑3i=1WiCi。
式中Si为指标分值, Wi为各指标权重系数。FSL数值越大, 表示生计的可持续性越强。
假设当白水江自然保护区的林缘社区获得了多种生态补偿的形式, 即资金、实物、技术、培训。社区除自然资产外其余四种资产都相应增加, 在生态补偿注入前, 金融资产、人力资产、物质资产、社会资产、自然资产比为a∶b∶c∶d∶e;假设生态补偿注入后, 各资产的比例为3a∶2b∶4c∶2d∶e, 五种资产的权重系数分别是u、v、w、x、y, 其它的情况都不变。图3表示补偿注入前后白水江五种资产的变化 (其中:a、b、c、d、e、u、v、w、x、y都是正数) 。
设其中每一份是x, FSL’为补偿之后的生计可持续力。
因为只有资产发生变化, 其它的因素都没有变化, 即S3、D1、D2不变, 所以, S3=S3'、D1 =D1’、D2 =D2’。即, FSL’/FSL= (S1D2) (S2’S3’D1’) / (S2S3D1) (S1’D2’)
=S2’undefined
说明生态补偿作为外部动力注入进去后, 社区生计可持续力提高了48倍。因此, 生态补偿的投入是非常有效的。
四、例证分析
李子坝位于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执行着保护大熊猫及其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重要任务, 但是它在建立自然保护区后由混农向纯农转型过程中, 缺乏必要的技术、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与引导, 原有的文化传统与生计体系断裂, 形成了保护与生存、保护与发展的剧烈冲突, 森林砍伐屡禁不止, 最严重的时候每天约有上百方木料从李子坝运出, 生物多样性遭到了严重破坏。由于植被减少, 局部小气候改变, 茶叶质量与产量明显下降。茶农的收入减少, 生活水平下降, 当地居民意识到了自己砍伐森林的后果。在白水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引导以及李子坝村委会的支持下, 组建了农民森林巡护队, 这是生态补偿的一种形式。
李子坝森林巡护队自2003年成立到现在一直持续活动, 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例如:有效地制止了森林砍伐现象, 在森林巡护队成立之前李子坝每天砍伐运出的木材约100方左右, 到现在基本绝迹;成功地救助了金丝猴等一批珍稀的濒危野生动物, 协助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制止了多起盗猎与破坏野生动植物事件, 查处林政案件53起, 关闭木炭窑60个, 扑救森林火警13次, 查获猎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案件1起, 挽回经济损失共计10万余元。
生态补偿以农民森林巡护队的形式实施于社区的意义包括: (1) 使当地原生态森林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2) 将农民直接利益的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结在一起, 农民因自己的保护行为直接受益; (3) 通过农民自我环保组织, 形成了一种集体的力量, 弥补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行政组织权威弱化的缺陷, 为更多更有效的农民经济组织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形成了范式。
在这种形式中, 巡护队成员以身作则、定期巡护, 不仅有效地阻止了本地甚至是外地人对森林的砍伐, 保护了生物多样性, 而且在植被逐步恢复中原有的小气候得到了改善, 提高了茶叶的产量与质量。当地居民在这种生态补偿的形式下, 社区居民整体的环境保护意识明显改变, “保护森林就是保护自己家园”, 利用村规、民约互相监督, 共同保护蔚然成风。茶园面积虽未扩大, 但是茶农的收入增加了, 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五、结束语
生态补偿是调整损害与保护生态环境的主体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 它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激励机制。[7]虽然我国的生态补偿制度实施才刚刚起步, 但是面对林缘社区生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完善补偿制度。在甘肃白水江自然保护区, 我们运用生态补偿来发展林缘社区的可持续生计, 将是既保护森林资源, 又利于人类长久发展的举措。然而, 在实际中, 可持续生计措施的实施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难度, 只有通过专家学者的继续探究, 最终才会顺利地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M].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2〕秦大河.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M].新华出版社, 2002.
〔3〕厉以宁, 章铮.环境经济学[M].中国计划出版社, l995.
〔4〕R·M·梅著, 孙儒泳译.理论生态学[M].科学出版社, 1980.
〔5〕王翊, 黄金玲.东西部地区之间公益林生态补偿负担与分摊[J].生态经济, 2007, (03) .
〔6〕Tom Tietenberg.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M].清华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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