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财政支农问题管理论文

摘要：新时代下，我国面临的“三农”问题仍然不可小觑，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扶持，尤其是在财政支农资金方面。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关注的是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问题在于“政府”，却极大忽略了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在于“多主体”，需要多主体协同进行。在以往的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运行及监督方面仅是政府单方面发挥作用，效果不明显。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农业财政支农问题管理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农业财政支农问题管理论文 篇1：

统筹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教材编写的实践与思考

提要：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是宣传财政支农政策，确保财政支农政策更好落实，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要做好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必须重视培训教材建设，这是财政支农政策培训的基础性工作。本文在对浙江省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教材编写的做法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财政支农培训教材编写必须统筹规划，集中组织编写，并与时俱进对教材进行必要的修订，避免重复和浪费，使培训教材和政策相适应，为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取得实效打下基础、提供保障。

关键词：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培训教材;修订编写;实践思考

自全国财政系统开展财政支农政策培训以来，浙江省高度重视培训教材建设，从培训启动的2009年就开始编写培训教材，并每两年进行重新修订编写。到2016年，共编写和修订教材4版，发行24万余册，免费发放供各地开展培训使用，免费提供给制定执行财政支农政策相关部门参考，得到了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农村财政经济工作者的好评，受到广大农村财会人员、农村两委和农民的欢迎，被纳入全省财政系统“五五”、“六五”普法读本，有力地推进了财政支农政策培训的开展，为财政支农政策培训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一、教材编写是开展财政支农政策培训的基础和前提

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是政策落实的基础，是财政支农工作的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公共财政进一步加大向农村的投入、加快向农村倾斜，“三农”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展的，是近年来全国财政部门为了适应农村发展、落实“三农”政策采取的有效举措。要做好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把好事办好、办出成效，使政策培训取得实效、达到预期的效果，就必须重视和加强培训教材编写工作，提高对编写培训教材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为培训工作的开展创造条件。

(一)培训教材是财政支农政策培训的基础。财政支农政策培训作为公共财政支农惠农的一种形式，是财政部门开展的一项新工作。作为政策培训，财政支农培训要培训什么内容、采取什么形式培训、如何达到培训效果，都离不开培训教材。培训教材是培训的基础，是培训内容的来源，是培训课程安排、培训讲义准备、培训课件制作的依据。培训教材不是可有可无、要不要编的问题，也不是临时拼凑、一蹴而就的问题，而是政策培训的基础性工程，是培训取得实效的基本保障，是开展培训必须要落实的工作。浙江省每年年初就开始布置落实符合培训需要的教材编写工作，为政策培训的开展、培训任务的完成起到保驾护航作用。

(二)培训教材是财政支农政策宣传的载体。开展财政支农政策培训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财政支农政策、落实好财政支农政策、及时反馈财政支农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乡村美丽、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政策宣传需要有载体，如报刊图书、广播电视、宣传海报等。而编写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教材，把财政支农政策进行汇总、分类和梳理，并通过政策培训和教材的发放，把教材发放到乡村公共服务平台、村民办事中心，发放到参加政策培训的学员，无偿赠送给农村干部群众阅读，是达到政策宣传目的、收到政策宣传效果的有效途径。浙江省每年免费发放培训教材近3万份，每位参加培训的学员达到人手一份，并发放到乡镇财政所、村民办事服务中心等与涉农有关的办事场所，供农民群众查阅，发挥了政策宣传作用。

(三)培训教材是查找财政支农政策的工具。财政支农政策涉及范围广，既有农机补贴、良种补贴、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危房改造、农民增收、脱贫攻坚等政策，也有支持农村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政策涉及财政、发改、教育、人保、卫生、科技等政府部门。由财政部门编写培训教材，把与财政支农有关的政策编在教材里，成为财政支农政策汇集的工具书，就可以使基层干部、农村干部群众从培训教材中查找财政支农相关政策，并从中了解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浙江省从方便基层干部群众学习着手，在编写培训教材中，按照全面、系统、及时的要求，把财政支农政策编入教材中，既服务了培训需要，也方便了农村干部群众查阅，为基层干部群众办了实事。

(四)培训教材是财政支农政策落地的纽带。国家出台财政支农政策，能不能达到政策目标，关键在于落实。要落实好政策，必须宣传好政策，让农村干部群众了解政策，知道哪些政策农民是能够享受，是农民应有的权利;哪些政策是有条件的，是需要有项目支撑的。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教材把和“三农”有关的政策进行汇编，农村干部群众能够从中学到知识、了解政策，有利于政策的落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训教材是联系政府和农民群众的纽带，通过培训教材的发放和讲解，把党和政府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对农民的关爱传递下去。浙江省从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开展以来，一直把培训教材定位为既是政策汇集的培训教材、又是政策了解的科普读物，是连接政府和群众、财政和“三农”的纽带，推动了培训工作的开展。

二、浙江省编写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教材的实践与探索

在财政部中华会计函授学校统编教材的基础上，浙江省积极主动利用好全国统编的培训教材，结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组织编写有浙江特色、符合浙江培训需要的培训教材，在每年的培训工作计划中专门列入项目，并在年度预算中安排专项经费给予保障，确保教材编写和修订任务的完成，实现了培训教材和培训政策、培训教材和培训需要相适应，为财政支农政策培训任务的完成并取得效果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

(一)统筹规划设计培训教材。根据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涉及“三农”政策的方方面面，浙江省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教材在体例设计上力求做到求真务实、多方兼顾，主要体现为“六性”：实用性，一看就懂、一听明了，符合基层培训需要;权威性，做到政策权威、内容权威，不能模棱两可，更不能道听途说、信手拈来;准确性，政策内容、数据标准要准确，和实际执行的政策一致;时效性，及时更新，把最新的政策编入培训教材;全面性，把与涉农有关的政策尽可能编入，方便了解和查阅;可读性，通俗易懂。

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浙江省对财政支农政策进行梳理和归类，培训教材由农业生产类、农村生活类、农村社会保障类、农村教科文类、农村组织建设类、促进农村消费类、支持少数民族发展类和农资综合补贴“一折通”发放管理类等八大类政策内容组成。编写从政策的概念、依据、资金来源、享受对象、标准、程序、责任等方面入手，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对全省重点财政支农政策进行解答，努力做到内容完整、有理有据、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符合基层培训和农村干部群众学习、了解、查阅政策需要。

(二)集中力量编写培训教材。编写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教材不同于编写财政学教科书，不是某一个部门或某一个人就能够胜任，需要财政相关涉农部门共同编写完成。为此，浙江省成立编写委员会，由财政厅领导担任编委会主任，各涉农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编委会成员，统筹指导培训教材的编写工作，为培训教材编写提供政策指导和智力支持。建立联络员制度，由各涉农职能部门的业务骨干为联络员，具体负责相关涉农政策编写工作。函校参与编写全过程的组织协调工作，全程参与教材体系的设计，编写任务的落实，教材编写、修改、通稿等各环节，各涉农职能部门编写的材料经部门主要负责人审定后由函校负责编审和修改，最后再由编委会主任审定统稿。培训教材编写完成后，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确保培训教材的质量。

(三)与时俱进续编培训教材。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特殊性和“三农”问题解决的长期性，随着财政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社会民生事业发展的需要，财政支农政策不断变化和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标准在不断调整和变化。如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自2009年政策出台以来，当年的标准是55元，即年龄达到60岁的农村居民可以享受每月55元的养老保险待遇，浙江省的标准是每月60元。随着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和民生事业发展的需要，新型农村养老的标准也逐步提高，2012年浙江省的标准是每月80元，2014年提高到每月100元，今年又提高到每月120元。二是有些政策具有时效。如“家电下乡”政策是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刺激国内消费需求而出台的政策，政策执行到2013年就停止了。三是新政策不断出台。随着财政职能的不断强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推进，国家财政支农政策不断推陈出新，新的政策也在不断出台，如村级集体经济扶持政策、农村公路养护政策等。由此可见，国家财政支农政策是动态的、发展的，要求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教材的编写必须与时俱进，要随着国家支农政策的调整而对培训教材进行相应修改，使教材适应培训需要。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开展以来，浙江省每两年对教材进行修订，增加新的财政支农政策、更新政策内容、删除停止执行的政策。

(四)无偿赠阅使用培训教材。浙江省对编写培训教材的定位是无偿使用，并由省财政组织力量，落实人员和经费，免费赠送供全省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和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宣传使用。一是及时免费发放培训教材。每年教材编印启动早，按照培训需要和宣传需要编印培训教材，免费发放到全省各市县财政局，再由各地财政局发放到有关乡镇、农村和培训学员，使每位参加培训的学员都能够领到培训教材，作为培训资料和培训学习参考书，发挥培训教材的作用。 二是设计宣传手册。2014年以来，浙江省选取与农户、农民利益最密切相关的部分财政支农惠农政策，设计制成财政支农政策宣传手册，直接面向各个乡镇财政公共服务平台、村民办事中心、行政村、农户发放，扩大了财政支农政策宣传。三是制作培训光盘。2014年，浙江省认真筛选优秀教学课件，以培训教材为依据，根据培训需要，集合制成全省财政支农政策培训优秀课件光盘，向全省各级财政部门推广，实现了教学资源的共享。四是建立培训师资队伍。2014年以来，根据“有进有出，动态管理”的要求，浙江省建立培训师队伍，按照培训教材的内容每年对培训师进行培训，推动培训开展。目前，浙江省打造了以一本教材、一份折子、一张光盘、一支培训队伍的“四个一”为核心的财政支农政策培训体系，创建了有浙江特色的培训模式。

三、做好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教材编写工作的体会与思考

浙江省从2009年开始编写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教材，至今已编写和修订四次，对财政支农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汇总、梳理和归纳，为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便利，也为财政支农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供了依据、积累了经验，为进一步做好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教材编写明晰了思路。

(一)准确定位，确保编写的培训教材适用。编写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教材目的是为了使用，推动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工作开展。要把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教材编好，符合培训需要，必须做好顶层设计，明确教材的定位和目的所在。地方财政编写培训教材要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实务操作和实用，更接“地气”，把政策说清楚，做到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使基层干部群众看得明白，容易理解，这样编写的教材才会有生命力、符合地方培训需要。

(二)领导支持，确保培训教材编写有效推进。财政支农政策培训涉及财政系统的各有关职能部门，要把培训教材编写工作做好，难度和困难是客观存在的，必须积极争取得到财政部门领导的支持、争取各有关财政职能部门的配合。只有领导支持了，把培训教材编写列入工作议程和工作计划，才能把各有关职能部门的人员组织起来，确保培训教材编写所需要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编写培训教材的权威性和政策及时性才有保障。因此，组织培训教材编写必须加强和财政部门领导的汇报沟通，加强和各财政职能部门的沟通协作，确保培训教材编写顺利开展和完成。

(三)集中力量，确保培训教材编写好。由函校或财政干教中心组织财政系统各涉农职能部门的业务骨干，按照统一要求分头编写，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编写方式，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编写任务。尽管这种编写形式总纂和通稿的要求高、工作量大，但由于财政业务骨干熟悉财政业务，编写的教材能够和实际紧密结合，符合与满足培训需要，增加业务部门对财政支农政策培训的参与度，更有利于得到财政业务部门的支持，也有利于培训工作的开展。地方财政编写培训教材，最好由省级财政集中编写，供全省范围内使用，实现资源更多的共享，以避免多头编写、政策不一，减少浪费。

(四)定期修订，确保编写的培训教材精准。培训教材的编写不是一劳永逸的，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编写培训教材必须要有这方面的考虑和准备，否则就不利于培训工作的开展。因此，培训教材编写完成后，必须要与时俱进，定期组织力量投入相应的人力和物力对培训教材进行修订或续编，及时补充增加财政支农政策，删除已停止执行的财政支农政策，调整变化的财政支农政策，使培训教材的内容和实际执行的政策相一致，确保培训教材内容的准确、政策的权威。

(作者单位：浙江省财政干部教育中心)

责任编辑：欣文

作者：余丽生

农业财政支农问题管理论文 篇2：

协同视域下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研究

摘要：新时代下，我国面临的“三农”问题仍然不可小觑，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扶持，尤其是在财政支农资金方面。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关注的是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问题在于“政府”，却极大忽略了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在于“多主体”，需要多主体协同进行。在以往的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运行及监督方面仅是政府单方面发挥作用，效果不明显。因此本文基于当前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上存在的问题，从协同视角出发，结合政府、人大、社会公众等参与主体的优势，提出在构建以政府为核心，人大和社会公众协同参与的“一心两翼多主体”协同下的使用体系对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的优化对策。

关键词：协同视角 财政支农资金 监督体制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共中央对“三农”工作做出了新的重大部署，特别是对“三农”发展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如今，我国经济全面步入新常态的新阶段，“三农”的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和诸多新挑战，为此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优先保障“三农”投入，继续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三农”投入力度，但随着财政支农资金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成为多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协同视角出发，通过构建以政府为核心、人大和社会公众协同参与的“一心两翼多主体”协同下对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的监督体系，发挥协同效应，保障财政支农资金的高效运转，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对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特点

(一)财政支农资金发放透明度低

财政支农资金主要是用于支持农业农村建设发展的专项资金，富乡富民，但是农民对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只了解有补贴的相关政策，想要深入了解，也没有有效途径来获取相关信息，公开的信息较少，透明度较低。

(二)财政支农资金下放的滞后性

国家对“三农”补贴力度大，但财政支农资金的下放需要经过多重程序来运行，从上级部门到下级部门，从内部到外部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滞后性，最后真正到达农民手中的时间较慢，对于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影响较大。

(三)财政资金使用的分散性

财政支农资金使用主要对象是“三农”，而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多，因此需要的财政支农资金较多，并且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需求项目众多，分散性强，而很多项目都存在重点不够突出等问题。

二、当前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支农资金结构不合理

首先，在财政支农资金结构中，财政用于生产性支出和农业基础设施支出的比重较小，而用于各项事业费的比重较大，可能出现政府多次补助，交叉补助的现实情况，财政支农相关资金不能高质量利用。在农村建设上，公共事业方面投资分配也不尽合理，如种养项目在扶贫、农业、畜牧等部门间存在交叉投资。其次，在基本建设性支出中，用于大中型水利、生态建设所占的比重较大，而直接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较小，在财政资金对农户个体补助以及个体项目单位的标准偏小，这可能会影响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最后，在财政支农资金投入中，用于流通环节补贴的资金过高，而用于生产补贴的资金较低，特别是在农田种植技术，农村社会化服务等方面，对个体户的事业发展补助比较少，使得财政支农资金结构严重不合理，影响农业农村持续健康发展。

(二)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滞后，使用效率低

财政支农资金分散，中央一号文件多次要求加大财政支农资金投入与整合力度，重点在于合理利用财政支农的相关资金，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虽然国家政策文件多次强调，但由于财政支农资金涉及的管理部门比较多，同一项目多部门交叉管理，缺少多主体协同来实施监督使用，协同思维意识淡薄，资金整合力度不佳，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模式仍然比较落后，普遍存在中间环节多、资金“在途”时间长、运行缓慢、监督管理不到位，这使得财政支农资金难以形成合力，极大地影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除此之外，地方配套资金政策执行也存在较大问题，难以落实到位，管理不当，透明度较低。

(三)财政支农资金监督体系缺乏协同性思维

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是一个多主体协同管理过程，不仅仅是政府独立管理事情，因为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大量公权力触及不到的角落，在某些领域的管理绩效上存在“政府失灵”的现象。以往的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多是上下级政府间以及政府多部门间运行的事情，一个项目多个部门交叉重复，加上公开透明度较低，导致财政支农资金具有严重的滞后性，极大地降低了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在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的每个环节上缺少多主体来进行监督运行，协同性思维弱化。

三、政策建议

(一)协同视域下建立健全人大对财政支农资金的监督体制

加强人大对财政的监督，首先需要加强预算财政支农资金草案的审查力度，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化。为保证財政支农资金在依法编制的前提下更为科学、合理和严谨，一是督促政府及财政部门提前做好预算编制，改变过去年底才着手编制下一年度预算的做法，编制出准确的部门预算支出方案，调整预算科目设置。对财政支农资金的支出要详细分类分档，对专项支出要分类依次落实到具体项目上，从而提高预算编制的精细化水平。二是地方人大要邀请财经方面的专家参加审查，使财政支农资金预算草案得到优化升级，为人大审议批准预算做好基础性工作，保证预算审查的质量。三是改进审议表决方式，增强财政支农资金预算审查的实效性。地方人大在审查批准财政支农资金预算草案时，要对财政资金安排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评价，特别是对预算调整方案严格把关。要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严格按预算支出”的原则，杜绝先发生支出，后列入预算调整形成事实的情况发生，体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此外，需要加强人大干部队伍建设以及地方人大财经机构工作人员、人大代表对财政支农相关法律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培训，切实建立一支能够熟练掌握审查监督工作的专业队伍，保障财政支农资金监督的常态化。

(二)协同视域下加强公众对财政支农资金的监督

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监督仅仅依赖单个主体难以发挥出最大效益，需要发挥公众的社会监督作用。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目的就是要解决好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财政支农资金效益高不高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人民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因此需要在社会公众监督的帮助下才可能更加有效。加强公众监督财政支农资金需要考虑参与的主体，一般参与监督的主体有政府部门、企业、公民和大众传媒等。因此，公众在监督的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的费用支持，企业部门要有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民要进行自我教育，学会和愿意参与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与管理的监督。其次，需要优化社会公众参与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的渠道，积极开展问卷调查、信访、听证会等方式，保障社会公众参与到监督财政支农资金使用中来，从社会公众的意见中体会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协同视域下建立健全政府财政内部监督体制

政府财政内部监督是一个重要的客观保障，它主要是依赖于财政支农资金管理的内部会计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微观层面的监督形式，具体由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内部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以及经营管理者、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等对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三农”经济活动、成果等各方面进行核算监督和制度监督。首先需要严格执行政府财政内部检查程序，强化检查纪律，严肃对待，内部人员对职责分工执行程序要清楚明确。新时代，需要改变传统的政府财政监督检查工作方式，要将财政支农资金使用与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工作密切结合，实现现代化的监督检查管理运行机制;其次需要强化政府财政内部领导干部“新思想”意识，更新观念，使自身素质能力与工作要求精准匹配，责任意识与工作重要性精准匹配;最后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财政内部监督体系，从人员到工作都要做好，从而保障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具有高质量、高效率。

(四)协同视域下发挥主流媒体的监督作用

在当前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自媒体时代已经到来，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可能成为社会的中心，生活中的任何日常在网络平台上都可能成为舆论焦点和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任何带有偏见的文章、恶意篡改的音频都有可能引起公众疑虑与矛盾，制造社会对立，成为社会公共治理危机。在“县”这一关键的行政区域场所，县级主流媒体在信息传播、民意表达、主流价值弘扬等方面长期缺位导致其越来越被边缘化，而被边缘化主流媒体的发声则很难再引起公众的注意与重视。因此，主流传媒要积极发挥在县域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监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县级融媒体要充分发挥监督的社会功能，加大县域内媒体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技术信息水平，扩大其影响力，起到疏导社会矛盾和情绪的重要作用。同时，政府部门要积极对各媒体平台的行为进行引导，制止不良、不实言论等不和谐因素在县域内的恶意传播，避免社会矛盾积累，出现负面危机。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M]，商务印刷馆，2012.

[2]张馨，公共财政论纲[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侯石安，财政支农政策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4]孫潭镇，朱钢.我国乡镇制度外财政分析[J].经济研究，1993(09)：38-44.

[5]李燕凌，欧阳万福.县乡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1，46(10)：110-122+149.

[6]朱钢.我国财政支农规模问题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1998(10)：16-23.

[7]陈明.我国省际财政支农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J].当代农村财经，2019(08)：2-10.

[8]郭崇龙，唐在富.财政支农资金整合绩效评价研究——以湖南51个县(州)为例[J].地方财政研究，2020(05)：40-47.

[9]史璟.财政支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问题的考量与解决[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4)：149-154.

[10]甘玉芝.现阶段财政支农制度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J].科技经济导刊，2020，28(20)：248.

[11]孟婷，余红艳，刘子杰.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财政支农绩效评价——以安徽省6个国家级贫困县为例[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19(02)：140-148.

[12]高珊.黑龙江省财政支农资金配置绩效问题研究综述[J].河北企业， 2020(06)：79-80.

[13]罗芬芳.财政支农资金管理问题研究[J].财会学习，2020(08)：49-50.

[14]伍伟.关于创新财政支农资金管理的探讨[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 31(02)：116-117.

作者：杨明

农业财政支农问题管理论文 篇3：

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经济带动作用研究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分析1952—2006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和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变化趋势，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理论，按照不同的时间序列就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经济带动效应进行经验分析。结论表明：1952—2006年，财政支农支出明显促进第一产业的发展，财政支农支出扩大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上升互为因果;1952—1977年，财政支农支出促进了第一产业的发展，二者之间具有单向因果关系;1978—2006年，财政支农支出同样带动了第一产业的快速发展，但二者之间无因果关系。

[关键词]支农支出;经济增长;协整;因果检验

政府的经济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具有财政职能，而政府财政职能主要通过公共支出得以实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公共财政支出不仅要承担支持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转移支付等方面的职能，还要通过对不同产业特别是对农业的财政支持，来实现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从而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日益加强。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和支持农业的发展，不断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正确认识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的带动作用，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支持作用，是当前中国公共财政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国内学者对财政支农支出的经济带动作用做了一定的研究。魏朗(2007)利用C-D生产函数对1999—2003年我国各省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支农支出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大约30%的农业经济增长是靠财政支农支出推动的。与其他要素相比，财政支农支出的平均贡献率占着重要地位。李剑等(2006)对河北省近20年来财政支农资金中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进行了对比分析，并通过简单回归模型分析了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对农业增长及农民增收的作用。认为非生产性支出增长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应在保持财政支农资金增长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生产性支出的比重。何振国、王强(2006)在生产函数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经济计量分析得出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安排次序为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林水气部门事业费、支援农产品政策性补贴、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业生产支出。吴婷(2007)对1990—2003年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结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我国当前既要加强农村基本生产设施建设，又要着力调整农业生产格局，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同时，还要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民职业培训的资金支出，不断改善农村面貌，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赵石磊(2007)分析了1985—2004年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所占比重以及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协整分析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纯收入之间的关系，认为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纯收入变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并调整其结构是扭转农民纯收入增长停滞的有效手段。胡荣华(2002)对以财政支农支出为主的财政支出项目的作用及效率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的财政支出效率有下降趋势，提出了增加财源、适时进退、提高管理效率、正确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提倡勤俭节约等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政策建议。此外，丁亮等(2006)还利用ARIMA模型对中国财政支农支出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

本文借鉴财政支农支出的相关研究文献，克服国内学者对财政支农支出的经济带动作用研究的相对不足，在分析1952—2006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变化趋势的基础上，运用协整理论和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方法，按照不同的时间序列对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的带动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变化趋势

建国以来，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和第一产业增加值均出现大幅增长(见表1)，财政支农支出从1952年的2.69亿元增加到1977年的50.7亿元，再由1978年的77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2161.4亿元，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2.5%、12.6%。第一产业增加值由1952年的342.9亿元增加到1977年的942.1亿元。改革开放后，第一产业发展十分迅速，2006年其产业增加值达到24737亿元人民币。1953—1977年和1978—2006年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分别为4.1%、12.1%。总的来看，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持续增长

1952—2006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总体上呈增长趋势，55个年份中有10个年份的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率为负，其中有8个年份属于计划经济时期。降幅最大的是1962年，财政支农支出较上年下降42.2%。从1978年开始，中国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出现根本性转变，当年增长率高达51.8%。在改革开放的近30年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增长了27倍，仅1980年、1981年的支农支出增长出现下降，降幅分别为8.9%和10.3%。在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增长中，55年中仅有6个年份出现负增长，多数集中在计划经济时期。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持续增加，2006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相当于1952年、1978年的72倍、24倍。

(二)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变化率的波动性较强 从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率的变动来看，1953—1977年，增长率最大的年份为1959年，支农支出增长率达151.8%。1978—2006年，除了1980、1981两个负增长年份外，其他各年份的财政支农支出平均增长率高达15.2%，其中8个年份的增长率超过20%。1978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率高达51.8%，比均值高36.6个百分点。1953—1977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最大的年份是1961年，增幅为29.5%，与负增长的1960年相差40.7%。1978—2006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率达12.2%，有11个年份的增长率在15%以上。其中增长率最大的是1994年，增幅达37.4%，较均值高25.2个百分点。

(三)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变化

1952—1977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均值为4.0%，有16个年份低于平均值水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

重均值为6.1%，稍高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如图1所示)。从1979—1985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占比逐年下降，此后到1992年这一比重有所上升。从1992年开始，这一比重呈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2000年(1996年除外)。2001年、2002年这一比重略有回升，2006年，这一比值为5.3%，还不及改革开放后的平均水平。

二、不同时间序列条件下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经济带动作用

(一)1952—2006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经济带动作用

1.协整分析

(1)单位根检验

计量经济学的经典模型是把回归方程中的变量建立在平稳序列的基础上，而对非平稳序列可能出现虚假回归现象，传统的经典模型不能对此进行客观准确的分析。因此，协整分析把非平稳变量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的变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

1952—2006年，LNGDPI、LNAGRI(对变量取自然对数能消除其异方差)表现出明显的非平衡性特征，且二者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而两个变量的差分序列DLNGDPI、DLNAGRI表现出平稳的特征(图略)。因此对以上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首先要检验其单整性。对LNGDPI的ADF检验中，由于ADF=-2.09，而α=0.05，T=53的条件下临界值为-3.50，可知LNGDPI是非平稳的，应进一步检验LNGDPI的差分序列DLNGDPI的平稳性，以确定LNGDPI的单整阶数。因为DF=-5.10，ADF=-3.85，小于临界值-3.50和-2.92，两种检验的结论都是DLNGDPI～I(O)，可知LNGDPI～I(1)。同理，LNAGRI也是一阶单整变量，即LNFE～I(1)。

(2)协整回归分析

由于LNGDPI和LNAGRI都是一阶单整变量，做如下协整回归并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LNGDPI=4.19230443+0.7828001282*LNAGRI

(31.50274)　(27.47328)　(1)

R2=0.934388　s.e-0.360620　T=55(1952—2006)

若上述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则由上式计算的Ut应该具有平稳性。应做如下回归：

DU=-0.2311388238*U(-1)+0.3866170851*DU(-1)　(2)

(-3.337602)　(3.208787)

R2=0.259163　s.e.=0.168628　DW=1.847710　T=53(1954—2006)

DW=1.85说明上式中的残差序列不含自相关(即加入D(U)的一阶滞后项完全可以满足动态性要求)。因为这是以残差为基础的协整检验，且回归式中含有D(U)的一个滞后项，根据对残差稳定性的检验结果，可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1)式可以看出，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单位，GDPI发生0.78单位的变化。

2.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

(1)理论模型

Granger因果检验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x的变化应当发生在Y变化之前，特别地说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则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x应当有助于预测Y，即在Y关于其过去的回归模型中，添加x的过去值作为独立变量，应当显著地增加回归模型的解释能力;第二，Y不应当有助于预测x，如果x有助于预测Y，同时Y也有助于预测x，很可能存在着一个或几个其他的变量，它们既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也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

检验x是否为引起Y变化的原因的主要步骤如下：首先，检验“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对下列两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无条件限制模型：

(2)因果检验

验证了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GDPI之间的协整关系之后，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原理，通过Eviews5.1软件对LNGDPI和LNAGRI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

显然，在低于5%的水平上拒绝了两个原假设，接受了财政支农支出与GDPI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的结论。可以认为，1952—2006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间具有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二者互为因果关系。

(二)改革开放前、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经济带动作用

1.改革开放前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经济带动作用(1952—1977年)

(1)协整分析

利用上述同样的方法可知，1952—1977年的LNGDPI和LNAGRI均为一阶单整变量。因此，可做如下回归并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

根据上表可以认为，在接近10%的水平上拒绝了“LNGDPI不是LNAGRI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1952—1977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间具有显著的Granger单向因果关系，第一产业增加值是财政支农支出增加的原因。

2.改革开放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经济带动作用(1978—2006年)

(1)协整分析

1978—2006年的LNGDPI和LNAGRI均为一阶单整变量，做协整回归并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

显然，接受了“LNAGRI不是LNGDPI的Granger原因”、“LNGDPI不是LNAGRI的Granger原因”两个原假设。可以认为，1978—2006年，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间无因果关系。

三、主要结论

1.建国以来，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均出现大幅增长。总的来看，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不断增加，但二者变化率的波动性较大，改革开放后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前一时期。但是，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低。1998—2006年，该比重明显低于改革开放后这一时期的平均水平。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提高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实现农业的快速发展。

2.1952—2006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的经济带动作用明显。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单位，第一产业增加值会发生0.78单位的变化。就因果关系检验而言，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间有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1952—1977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单位，第一产业增加值产生0.32单位的增量变化，二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1978—2006年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单位，第一产业增加值产生0.90单位的增量变化，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显然，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中国要保持农业的基础地位，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有充足的财政支农支出作保障。

3.在不同时间序列的协整分析中，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的带动作用毋庸置疑。但是从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来看，不同历史阶段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使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似乎具有不确定性。笔者认为，研究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对第一产业的经济带动作用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要基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现实。因为我国从建国之初就明确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人，基本实现了农业的较快发展。因此，研究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要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时期来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讲，50多年的长时间序列分析才具有一般性和科学性。

[责任编辑　王艳芳]

作者：刘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