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分析论文

长久以来，通说认为调解制度同行政权的不可处分理论相违背，然而随着行政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以及多年来司法实践的推进，这一观念受到来自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质疑。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行政诉讼分析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行政诉讼分析论文 篇1：

房地产管理行政诉讼案件分析

[摘要]随着法制进程的发展，房地产管理行政诉讼案件在各地一直居高不下。本文旨在通过对某地级市2003—2013年房地产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统计分析，探究房地产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类型、起因及败诉原因，并就此提出相应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管理;行政机关;诉讼案件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5177

为了探寻房地产管理机关行政诉讼案件的发展变化，一窥房地产管理机关行政行为发展轨迹，分析房地产管理行政诉讼案件背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原因，并有针对性的加强房地产管理，笔者对某地级市房地产管理部门2003—2013年的行政诉讼案件进行了统计分析。

1房地产管理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分析

2003—2013年，该房地产管理部门共发生行政诉讼案件296起。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3—2013年，该房地产管理部门的行政诉讼案件总量变化起伏较大，基本呈三个阶段：2003—2006年，案件总量比较稳定，平均每年发生案件30起;2007—2009年案件总量大幅增长，平均每年发生案件高达47起;2010—2013年年案件总量则大幅下降，平均每年发生案件12起。

2房地产管理行政诉讼案件类型分析

2003—2013年案件具体类型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该房地产管理部门296起行政诉讼案件中，房产登记案件共188起，占635%;拆迁案件96起，占324%;行政不作为案件6起，占2%;住房保障、国家赔偿、行政扣押案件共计 6起，占2%，房产登记和拆迁案件明显占据多数。

3房地产管理行政诉讼案件起因分析

通观2003—2013年的所有诉讼案件，房产登记案件、拆迁案件基本上是每年度的主要案件类型。该房地产管理部门拆迁案件集中在2006—2010年，5年间总量达82起，占2003—2013年案件总量的458%。集中的主要原因是该市2006—2009年进行了大规模城中村集中改造，因拆迁行政裁决而导致的诉讼案件迅速增多。与此相关的是，在房产登记案件总量呈逐年下降趋势的情况下，该房地产管理部门2007—2009年的房产登记案件也增长明显，尤以因拆迁而导致的祖居房屋登记纠纷居多。房产登记案件诉讼目的主要是要求撤销登记在他人名下的房证，与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争议密切相关。

4房地产管理行政诉讼案件败诉原因分析

2003—2013年，该房地产管理部门296起案件中，审结293起，胜诉255起，胜诉率为87%;败诉38起，败诉率为13%。败诉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2003—2006年，案件败诉率分别为375%、143%、276%、172%，年平均败诉率为242%;2007—2013年，年平均败诉率则降为46%，甚至2010—2012年连续四年保持了100%的胜诉率，降速非常明显。

败诉的案件，主要集中在房产登记案件。败诉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房产登记中所收要件不全，以致所发房证被撤销;二是因行政不作为导致败诉。因收取要件不全导致败诉的案件，以20世纪90年代所发房证为多，特别是城中村房屋登记，在所有权登记中偏重于当事人申报、村委会证明，以致发生房屋所有权争议时，因证据不足，招致案件败诉。在行政不作为败诉案件中，实体上问题不大，主要败诉原因在于执法程序不严格，特别是不予登记案件中，在当事人提交书面申请材料的情况下，仅限于给当事人口头答复，而不给当事人书面通知，由此导致程序不合法败诉。

5降低房地产行政诉讼案件的思考

51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民事争议

通观该房地产管理部门2003—2013年的行政诉讼案件，可以发现，因民事争议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在房地产管理部门中居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因当事人之间关于房屋所有权的民事争议引发的一方当事人对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房证行为的行政诉讼，二是因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引发的被拆迁人对行政机关行政裁决行为的诉讼。从当事人诉讼的最终目的看，当事人所谋求的利益并不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所给予的，其争议的最终解决还是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如何在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中寻求最佳平衡点，不拘泥于行政诉讼在先，一步到位，以减轻当事人和行政机关的讼累，是司法中值得考量的课题。

52房地产管理部门程序意识亟待加强

重实体、轻程序，多年来在行政机关中普遍存在。在具体的行政行为过程中，限于口头说明而不依照规定出具书面通知，向来是行政机关的通病。随着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当事人维权意识的增强，仅仅依靠强调行政工作人员的程序观念，已难以适应依法行政建设的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强化行政行为的规范化操作，严格限定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形式，公开行政行为的审批流程，使行政行为全程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才能最大限度避免因程序疏漏而败诉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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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璐诉讼案件非讼审理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4.

作者：于向华

行政诉讼分析论文 篇2：

调解制度在行政诉讼中的价值分析

长久以来，通说认为调解制度同行政权的不可处分理论相违背，然而随着行政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以及多年来司法实践的推进，这一观念受到来自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质疑。众多学者开始关注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全面地对调解制度的理论障碍、可行性以及程序设计等进行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上也指出，应当尽快确立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在我国行政诉讼法面临重大修改之际，对调解制度自身的价值进行理性分析，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一、建立调解制度能够针对性地解决实践层面的现实需要

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十余年来，撤诉率居高不下，行政案件的撤诉结案率逐年上升，已成为行政案件结案的主要方式。1998年以后，行政案件的撤诉率略有回落，但在撤诉案件绝对数上仍属较多。全国1996年撤诉率超过了一半;在某些地方上，情况更为严重，黑龙江省某市1995年撤诉率甚至高达总结案数的81.7%。在这一组耐人寻味的数字背后，不难发现变相调解的身影，法官通过“协调”“庭外做工作”等手段试图平衡利益并促成原告方“主动”撤诉，于是已经启动的诉讼程序无疾而终，法院也没有形成任何判断。然而，这种无规制但又大量存在的变相调解衍生了阴暗的法律阴影。恰恰因为调解制度的缺失，其结果是当事人通过法外途径变相调解规避法律，由于没有法律约束，这种变相调解可能滋生腐败和其他不公正因素。建立调解制度，是实践层面的现实需要，能够疏导当事人合理的调解愿望，并使得原本处于阴暗角落的变相调解等现象暴露在阳光下，合法、公正地进行。

二、建立调解制度能够有效地维护法律的权威

作为调整社会生活最重要的规范，权威是法律的本质之一。 然而法律的权威不在于威慑和惩罚，而在于其公正性以及公众的信赖和服从。法律权威的高低，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其是否得到了切实有效的遵守和执行。大部分时候，有赖于公众一方的守法程度，但有些时候也需要法律本身进行修正、调整和适用。

调解在实践层面的客观大量存在，使得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形同虚设，贬损了法律的权威和形象。与其允许当事人在法院背后进行交易，还不如将这种交易置于法院的监督之下，并为其设置公平的规则和程序。因此，适时建立调解制度，也是对于法律权威的恢复和补救。

三、建立调解制度能够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

国家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是宪法精神在程序法中的具体体现。从行政诉讼的目的上分析，保障民权是诉讼制度的首要考量;从诉讼程序的启动上来看，也充分体现了法律对当事人处分权和自由意志的尊重，虽然行政诉讼兼有评价、抑制行政权力的立法目的，但不能就此以法院的职权探知为由限制甚至剥夺原告方的处分权。现代的诉讼理念是以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为核心的，调解能够使当事人具有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另外从现代行政理念的角度看，调解能够推动互动性、参与性的新型行政关系的建立和完善。一律不允许调解的做法，将民众视为行政行为的客体，是一种过分视民众为之能力者的思想。公民参与国家行政管理和国家行政权力社会化一直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在发展和推进。通过调解使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由从位到同位的构造性变化，远远超出了和解本来的目的。再者，调解并不意味着对于审判权的放弃，调解原则、条件、程序以及禁止性事项的合理设置，仍然可以保障法院推行法律价值、正确适用法律。而不应因噎废食，对调解一概不予适用。

四、建立调解制度能够提高诉讼效率

调解能够提高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诉累。调解制度的存在使得当事人不必经过一个完整的诉讼程序，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时段内自行决定是否调解，并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书，从而缩短诉讼时间，节约本就相对紧张的司法资源; 对于原告一方来说，能够减少了诉讼成本的支出，迅速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对于被告一方来说，也能够及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日常的行政活动中来，从而达到多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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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润平.“行政诉讼调解之我见”[J].开阳审判.23.

(作者：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硕士,职称:讲师)

作者：赵　勇　闫　爽

行政诉讼分析论文 篇3：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分析

摘要：当代中国，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上，尽管立法上还没有引进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理论，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已经不自觉地运用了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理论。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是行政相对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的关键，是其合法权益能否获得司法保护的关键。

关键词：主现公权利;反射利益;原告资格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12月7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大连工行)向法院起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工商局)，称：1997年4月22日，北京南洋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洋公司)在被告市工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2003年12月25日，大连工行与南洋公司签订借款担保合同，由大连工行借款1500万元给案外第三人，由南洋公司承担担保责任。2004年7月11日，南洋公司申请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元增至15000万元，被告予以变更登记。2005年8月4日，南洋公司向被告再次提出变更登记申请，申请将该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500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股东由三个变更为两个。2005年8月28日，被告准许了南洋公司的变更登记申请。起诉人认为：南洋公司在办理此次变更登记过程中，弄虚作假，提供的材料与事实完全不符，为虚假文件。被告做出的准许减少注册资本等的变更登记行为错误，严重影响了南洋公司的担保能力和大连工行债权的实现程度和贷款安全，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撤销上述减少南洋公司注册资本及变更股东的变更登记行为。

一审法院裁定认为：大连工行与南洋公司之间，存在基于担保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南洋公司减少出资、变更股东，是企业的自治行为，将企业的变更内容通过登记机关予以登记，仅产生公示的法律效果。市工商局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并不产生侵犯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法律后果，与大连工行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果大连工行认为南洋公司未履行减少注册资本应当通知债权人并进行公告的义务，应当通过其他途径寻求救济，因而大连工行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据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因大连工行与南洋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时，南洋公司的注册资金即为1000万元，大连工行与南洋公司的债权债务纠纷已经通过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予以解决，故市工商局核准南洋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的变更，并不影响大连工行的合法权益，大连工行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大连工行不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大连工行是否具有原告资格。这是在行政诉讼的审判实践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实际产生了第三人权利义务状态的变化，而起诉人对第三人往往存在债权请求权。问题的关键是，债权人作为起诉人在行政诉讼中是否具有原告资格呢?

依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1条第(1)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是认为被诉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基于此规定，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判断标准可以概括为，起诉人与被诉的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成就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起诉人拥有合法权益;其二是该合法权益受到了被诉行政行为的侵犯。由于本文主要探讨主观公权利、法律上的利益与反射利益，因此，下文主要对第一个条件即合法权益进行探讨。至于合法权益中的“权益”，也就是起诉人所主张的“权益”，笔者认为，应当理解为“值得法律保护的权益”。

如何判断起诉人主张的权益是否值得法律的保护，这实际上取决于受被诉行政行为侵犯的权益(即起诉人主张的权益)与所谓的反射利益之间的距离，换言之，也就是该权益是否属于反射利益。反射利益理论为德国所首创，后引进到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是用来判断起诉人是否具有主觀公权利、进而认定起诉人是否具备原告资格的理论，是与主观公权利相伴而形成的。而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理论如何形成，主观公权利、法律上的利益和反射利益理论之间有怎样的差异以及如何认定，这正是下文将探讨的问题。

二、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理论的形成

(一)产生与发展

德国学者盖柏于1852年所著的《公权论》，通常被认为是行政法学上的公权概念的源头。盖柏的公权理论，也涉及了反射利益问题，开启了公权和反射利益理论的先河。然而由于其理论出现在君主统治时代，因此，还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公权理论。

经典的公权与反射利益理论出现于19世纪末期，成熟于20世纪中期。这一时期的公权理论又称为传统的公权理论，它旨在建立个人对国家之公权即私人公权利。主要代表人物有耶利内克、巴霍夫等。盖柏和耶利内克虽然奠定了公权理论在公法学领域的基础，但是，通行的公权概念是由巴霍夫所创，对公权理论与行政诉讼及裁判制度的关系作深入研究者，也要首推巴霍夫。他集各家之大成，还具有开创性的贡献。1914年巴霍夫在《公法权利及其在德国行政裁判保护》中指出：“公权系指人民基于法律行为或以保障其个人利益为目的而制定之强行性法规，得援引该法规向国家为某种行为之法律上地位。”所以公权并不是受保护的个人利益本身，也不是发动法院救济之诉权，其实质为公法上的一种法律地位(Recht position)，个人因为法律的赋予而取得这样一种法律地位，而不是依法规的规定而产生的各种请求权，巴霍夫这种学说又被称为“法地位说”。他的这种公权理论同时也体现了法律意义上的反射利益理论。他认为国家强行性法律法规一般均系以公益之维护为主要目的，因公法法规或行政机关的活动而受有利益，即为反射利益。

以巴霍夫为代表的公权与反射利益理论确立了公权与反射利益的区分标准，其特点是限制公权的范围，从而缩小了私人在行政法上的诉权，相应的这一时期各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对原告资格都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

(二)成熟与完善

经典的公权与反射利益理论，到1945年时基本成熟和定型。二战以后，随着民主与法治进程的日益深入，人本主义思想日渐深入人心，扩大诉之利益范围已成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共同趋势。与此相伴，行政法上的公权与反射利益理论也得以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不断扩大公权的范围而缩小反射利益的范围，取消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诸多限制。

日本在新宪法实施后，对于区分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标准，发生了较大变化。1960年以前，

对法律上利益(权利)的解释是有严格限制的。而1960年以后，行政法规数量不断增多，规制领域越来越广泛，许多情况下，主观公权利和反射利益难以明确区别。依传统理论中划分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标准在实务中确立私人客观上享有的利益为反射利益时，常常会明显违反现代人权保障原则。因此，判例中出现了尽量将个人的法律保护利益看做扩大解释的倾向。

我国台湾地区的公权与反射利益理论在二战以后也出现较大变化。在那之前，基本上是简单移植了德国传统的主观公权利理论，但并未进行深刻论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司法实践中对此有所突破。台湾大法官会议释字第156号解释指出：“主管机关变更都市计划，系公法上单方行政行为，如直接限制一定区域内人民之权利、利益或增加负担，即具有行政处分之性质，其因而致特定人或可得确定之多数人之权益，遭受不当或违法之损害者，自应许其提起诉愿或行政诉讼，以资救济。”此规定排除了变更都市计划中存在的私人反射性不利，而定性为是其公权利受到侵害。这一解释，明确了主管机关具体变更都市计划，直接限制一定区域内人民之权利、利益或增加其负担之具有行政处分的性质，其因而致特定或可得确定之多数人之权益遭受违法或不当损害者，应许其提起诉愿或行政救济，即系承认具体变更都市计划，并非仅为单纯之公共利益而已，而是与人民公法上之权益有关，故许其得为行政救济。这样，台湾司法实践对私人公权利理论之掌握，已较能符合保护规范理论的宗旨。在此之前的判例中，认为都市计划的变更，仅仅属于公众的反射利益，现在则认为是他们的公法权利，同时也扩张了法律上利益的认定范围。这对行政诉讼关于诉之利益的概念及公众权利的保护都具有深远影响。台湾地区的反射利益及相关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后达到了较成熟水平，已经将利益区分为法律上的利益与事实上的利益两种，并对其差异做了明确的界定。

三、主观公权利、法律上的利益与反射利益的对比

在行政法上，行政相对人的“权利”通常会涉及“权益”，而非仅指“单纯的权利”。详言之，所谓的权益包括主观公权利(也就是公法上之权利)、反射利益，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法律上的利益。

首先，所谓主观公权利，是指法律规范赋予主体的权能，即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要求他人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容忍或者不作为的权利。主观公权利，又称为“公法权利”、“公权”、“公权利”，是指行政相对人根据实定法规范的规定，可为自己的利益，请求行政机关作出一定行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资格。质言之，该权利就是指行政相对人有权依据宪法或行政法律的规定，直接主张的权能;而且，此种权能一旦受到行政主体的侵害，行政相对人即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其次，反射利益，并非真正的权利，是指不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根据行政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结果，而间接享有的权益。与主观公权利不同的是，当此种权益受到行政主体侵害者，行政相对人并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仅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

至于法律上的利益，则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已经法律化的反射利益。具体而言，法律上的利益是指不特定的行政相对人，依据行政主体作为或不作为之结果，而间接享有之权益;与反射利益不同的是，当这种已经法律化的反射利益受到侵害时，却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具体来讲，关于法律上的利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界说：即“法律保护的利益说”和“法律值得保护的利益说”。按照“法律保护的利益说”，法律上利益是指行政法规以保护私人等权利主体为目的，而以制约行政权之行使为手段所保护的利益。此说以具体的行政法规为判断权利应否保护的标准，它与人权保护的基本理念不符，也无法应对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诸如环境利益、请求行政资讯公开利益等诸多新权利或利益。“法律值得保护的利益说”则以因违法行政处分受损害之不利益是否值得以裁判加以保护为判断诉讼是否具有法律上利益的基准，而不是严格以实定法有无规定为基准。

通过上述对主观公权利、法律上的利益、反射利益三个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法律上的利益(只不过是已经法律化的反射利益)实质上也属于反射利益，而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之间则存在很多区别，概括起来：第一，受益人的范围不同。主观公权利的受益人確定或者可以确定，而反射利益受益人不确定。第二，法律保护的利益不同。主观公权利可以保障公益，也可以保障私益，而反射利益只保障公益。第三，法律效果不同。对于主观公权利，行政相对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而对反射利益则无权提起行政诉讼。第四，利益性质不同。主观公权利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反射利益是间接产生的利益。第五，利益归属不同。主观公权利归属于特定的人，而反射利益由不特定的多数人享有。第六，是否负有作为义务不同。行政相对人一旦主张主观公权利，行政机关即负有作为义务，而对于反射利益则不然。第七，资格限制不同。对主观公权利一般设较多的限制，而对反射利益则限制较少。

四、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认定

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有着上述诸多不同，但究竟应如何认定某一个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是属于主观公权利，还是属于反射利益呢?

传统的公权理论采用“保护规范说”或“保障目的说”。具体来讲，对于是否具有主观公权利，应从法律规范保障的目的来探求。如果法律规范的目的在于保障个人权益，那么就具有主观公权利;如果法律规范的目的是为公共利益而存在，但是就法律规范的整体结构、适用对象、所欲产生的效果及社会发展因素等来综合考量，其也具有保障特定人的目的时，那么特定的人即可据此主张主观公权利。也就说，法院通过行政行为所依据法规对公民权益的保障是否已肯定了其权益保障的具体性来作判断。例如：警察维持公共秩序取缔危害治安的行为，影响到行为地的居民的利益，因这种警察行为裁量余地，警察可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居民因此受到的利益损害应是标准的反射利益;而歹徒上门恐吓，居民报警而警察未采取行动，则居民所受伤害则为公权利的损害，有请求国家赔偿的权利。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德国、日本的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理论业已变化。之前被认为属于反射利益的，有一部分已经通过判例确认为法律予以保护的私人利益。如公害设施影响范围内的人的利益、核电站近邻居民的健康利益等。德国人把这种现象称为“邻居保护效力”。不过，应该看到并非所有的传统上视为反射利益的，均已经转变为法律予以保护的私人利益。例如，在德国，对地下水和饮用水的保护、对动物的保护以及对文物的保护，都被认为是纯粹的公共利益。在日本，铁道运输收费认可制度所保护的铁道运输利用者的利益，也依然被认为是反射性利益，利用者不能就运输收费提价享有原告资格。对于传统的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理论的修正，日本人则推出权利推定理论，“难以判断时，就推定其为个人的法律利益”。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发现，虽然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至今在德国仍然被遵守，但是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得以保护的权益范围已逐步在扩展，从“法律所保护的权利”扩展到“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再到“事实上的利益”。在日本，“法律保护的利益”不仅早已突破“法定权利”的限制，而且当今的行政诉讼甚至将其扩展到了“法律值得保护的利益”。正如许多学者所主张：抛弃“法律上保护的利益说”，改采“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利益说”。此说认为：行政诉讼诉的利益的认定，不应限于实定法规范的解释，而应超越其实质上或形式上的束缚，从具体的行政关系中认定。只要受侵害的是实质上的利益，不论是法定利益或事实利益，凡因违法的行政行为侵犯而在法律上有值得保护的利益者，均应认为具有行政诉讼诉的利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利益都属于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利益范围，如单纯政治上、宗教上、感情上的利益就不属于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利益的范围。

五、对案例的再审视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反射利益并非法律主观意欲保护的权利，而仅是法律执行给当事人带来的客观的有利的结果，起诉人不能仅仅依靠主张反射利益而获得原告资格。该理论可以有效地区分个人利益和可能存在的公共利益，防止起诉人假借公共利益或者仅通过主张微小的利益影响而获得原告资格，从而确保司法审查的必要性。那么具体到本案，该起诉人所主张的权益是否属于反射利益呢?

通过对一审裁定和二审裁定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审裁定实际上是通过分析两种类型的法律关系，即起诉人与南洋公司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和由被诉行政行为产生的行政法律关系，隐含地认为起诉人所主张的权益相对于被诉行政行为，仅是一种反射利益，其应该通过其他途径来寻求救济，而不是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基于对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区分理论的理解，笔者对此观点持否定的态度，理由在于：

第一，尽管起诉人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其只是通过与南洋公司的民事法律关系才和被诉行政行为产生了联系，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断定其主张的权益就属于反射利益，就不值得法律保护。如前所述，当前国外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得以保护的权益范围已经明显扩展，已经从“法律所保护的权利”扩展到“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事实上的利益”，有的甚至扩展到了“法律值得保护的利益”。同时，我国目前的法律，也已经不再否认间接相对人在一定条件下的原告资格。

第二，在德国和日本，依据规范保护理论，法院‘对某种利益主张属于反射利益还是公权利的判断，一般通过分析相应法律的立法目的进行，而在存在类似的法律的执行利益理论的美国，对起诉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的判断，则可以结合立法目的和立法机关要求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进行。此种区分标准和理解方式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具体到本案，从《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的规定不难看出，公司登记的作用不仅仅在于限制公司成立的发起人以及公司本身，更在于建立规范而稳定的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可能与公司发生民事关系的权利人。基于此，作为南洋公司的债权人，起诉人并非完全地被排除在上述法律规范的立法目的之外，换言之，也就是我们不能绝对地认定本案起诉人所主张的权益是反射利益。

既然本案中起诉人所主张的权益不能绝对地判定为反射利益，那么，从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角度考虑，就应该把其视为“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至于本案的起诉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则还要取决于前文所述的第二个条件，即该权益是否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影响以及受到影响的程度。对此，不再具体展开。

六、小结

如前所述，随着时代的发展，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已非截然对立，传统上被认为属于反射利益的，有一部分已经被确认为法律予以保护的利益;主观公权利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以往被认为属于非公权的事项已经演变为公权，如事实上的利益、第三人公权、宪法基本权规定等。扩大公权基础，贯彻公权保障，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向。这也就意味着，行政相对人的很多权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时，都能够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而提起行政诉讼。然而，反观我国的现状，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还有很多地方有待于完善，主要是反射利益的范围过宽，将行政相对人的很多权益都视为反射利益。因此，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上，应当尽可能限制反射利益的范围，换言之，也就是说要尽可能扩大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范围，将原来视为反射利益的一些权益转变为法律值得保护的利益，当这些权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时，应当允许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为其提供司法救济的途径，以更好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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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和雄，公权与反射利益之區别在诉讼上之适用(上)[J]，台湾法学丛刊，2001.

(责任编辑　王勇)

作者：孙启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