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图书版权贸易分析论文

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CCBF）是由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致力于0～16岁少儿出版物内容的版权贸易、作家推介、阅读推广的综合性平台。2013年11月7～9日，首届CCBF在上海世贸商城展览馆举办；2014年11月20～22日，第二届CCBF移至上海世博展览馆；2015年11月13～15日，第三届CCBF依然在上海展览馆举行。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科技图书版权贸易分析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科技图书版权贸易分析论文 篇1：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下图书版权输出发展分析

【摘 要】文化“走出去”与 “文化强国”战略是我国近几年新提出的文化发展策略，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促进我国图书版权贸易与国际接轨，提升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在国际社会的参与度，是我们要重视的问题。然而，目前我国图书版权输出仍存在诸多问题。文章针对这些问题，分析了我国图书版权的输出现状和特征，归纳相关问题，为中国图书能够走出国门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 键 词】文化“走出去”；文化强国；图书版权输出

【作者单位】李晨，黄淮学院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驻马店市社科联：“新形势下语言服务助推驻马店旅游文化传播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71）。

在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图书版权贸易被推上了重要的位置。图书版权输出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提高中国文化影响力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不断发展，版权输出量有了很大的提升。然而，图书版权输出的发展也开始遭遇瓶颈，要使我国图书版权输出行业保持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则需要更多针对性强、专业度高的研究做支撑。目前，我国图书版权输出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多数研究侧重于版权贸易逆差，专门针对版权贸易输出的研究还未形成完整、成熟的体系[1]。因此，应重点了解目前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特点和输出过程中的阻碍，并提出对应的方法。

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相关背景

根据经济“走出去”战略，我国又提出了文化“走出去”战略。近几年来，“走出去”战略大大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经济水平步入一个新台阶。然而，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我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还很微弱，一些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的实际情况不是很了解，存在歪曲、误解我国文化的情况。在国际文化贸易中，我国也一直处于劣势，因此，让文化走出国门，让世界了解、体会我国独特的文化魅力，从而获得世界对中国文化及价值观的认同就成为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应有之义[2]。

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文化“走出去”战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外文化的宣传、交流以及贸易等途径，我国文化在国际上展现了独特的魅力，其在国外的影响力也逐渐得到提升，并增强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3]。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外文化宣传，加强与外界文化的沟通交流，使我国的优秀文化发扬光大，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及对外政策；第二，对外文化交流，对外文化交流主要以政府为主体，包括双边交流和多边交流，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对外文化贸易，这不仅体现了经济利益，更表现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兴旺与发达。

文化“走出去”战略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其一，文化“走出去”战略可以促进我国文化产品的贸易，进一步影响国际文化贸易的产业结构，还可以带动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出去”，使我国整体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其二，文化“走出去”战略不仅可以宣传我国的传统文化，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还可以影响国际文化格局，促进中外文化领域有关人士的交流，使世界各地区人民更多地了解我国的文化历史，更深入地了解我国文化的内涵，有利于树立我国包容开放、文明和谐、积极进取的崭新形象[4]。

二、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文化“走出去”战略一步步实施到位，我国图书版权的引进数量和输出数量的差距慢慢变小，且输出数量一直处于较平稳的增长态势。虽然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国家数量比较多，但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如韩国、日本，越南等，但近几年，随着我国与北美、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图书版权贸易的扩大，我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图书输出所占比例也逐渐增大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将会成为我国图书版权新的输出地，这表明一个正在发展的潜在的图书版权输出市场正在形成，前景值得期待。在我国输出的图书中，其种类、题材主要集中在历史地理、文化艺术类图书上，其次是文化教育类、传统医学类图书，政治类和语言类图书也慢慢引起了外国读者的兴趣。

三、图书版权输出问题分析

1.原创精品图书不足

图书是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对于图书产业，新颖且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精神相符的选题是提升图书质量的重要因素，一本书的价值绝大部分体现在其内容上。然而，许多图书出版编辑人员急功近利，思维固化，怠于创新，在利益的驱使下，只追求数量不追求质量，这样的图书注定会被淘汰。因此，虽然我国每年都有数量可观的图书出版，但是质量令人担忧，适合输出的图书更是屈指可数，这与图书出版的创新精神大相径庭[5]。

另一种现象是伪书横行。伪书指该书的作者不是它真正的写书人，或不是该时代的图书。这样的伪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伪造国外作者或作者评论的书；第二类是盗用国外已经有一定影响力的图书书名，而图书的内容则是重新编写；第三类是盗用中国著名作者，图书标注著名作者的姓名，而内容实际由他人创作。这些伪书当中，有部分销量甚为可观，甚至荣登畅销书榜单。

2.版权输出转让单一

现如今，国际出版业已不满足于单纯以纸质为介质的出版物的开发推广，它们已将重点转移到附属版权的开发和利用上。附属版权分为两种：一种是出版物附属版权，这种权利与图书出版的其他各项活动有很大关联，仍属于出版活动的范围；另一种是非出版物附属版权，种版权涉及的领域将会大大扩展，在图书市场中的交易比例也将大大提高[6]。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出版社很重视图书附属版权的利用与拓展，会花费很多的时间来主动开发这项无形的资产，積极推销自己的附属版权。而我国出版社并不重视图书版权的各项附属版权，只涉及翻译权等基本、必要版权的转让，这种单一的图书版权贸易不能很好地利用各项衍生权利，因此出版社也很难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对图书出版的推动也起着消极、阻碍的作用[7]。

3.版权贸易及翻译人才匮乏

出版业属于知识、智力密集型产业，人才资源在出版业中的重要地位尤为突出。因此，版权贸易领域相关人才的缺乏是版权代理业发展欠缺的一个典型表现。一名合格的版权代理人必须具备许多领域的相关知识与素质，熟练运用第二语言并用其准确、清楚地表达是最基本的条件。此外，了解相关图书出版的法律法规和关于版权保护的政策条款，也是十分必要的[8]。

经过这几年积极且不断的发展，我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合格的版权贸易人才，他们具有熟练的商业谈判技巧，并了解版权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对国际版权贸易市场有一定的熟悉度，但对于我国版权贸易的发展，对国际出版业的需求还不够了解，不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这将严重影响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发展 [9]。

同时，高水平翻译人才的缺乏同样制约着图书版权的输出。输出版权的图书内容和质量不仅与原著有关，翻译人员的翻译水平对图书的质量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只有使用专业、地道且符合该国人民语言习惯的语言才能够更加准确地表达原著的意思，才能够促进国外读者对我国图书的了解与认识，进一步提高我国图书的受欢迎程度。

4.版权代理机制及诚信问题

版权代理业的发展是版权贸易成熟的重要标志，对版权贸易活动有很大的影响。在西方发达国家，版权代理机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而我国版权代理业开始得比较晚，目前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10]。我国大部分的版权代理机构都是国有性质的，在这种体制下，工作人员的薪资酬劳与工作效率无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机构的经济效益。这种体制僵化的现象从根本上严重制约了版权代理机构的发展。

除此之外，诚信问题在版权贸易中也一直存在。版权贸易中的信用问题可以体现一个国家出版行业的发展、成熟程度，衡量着出版业的竞争道德规范[11]。在进行版权贸易的过程中，出现诚信问题必将导致国外出版社对国内出版社的不信任，从而影响两者的进一步合作，甚至直接导致合作破裂。

四、国际化背景下版权对外输出应对策略

1.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可以在宏观层面通过调整产业发展政策，加大支持力度，实现产业加速发展。目前我国版权贸易依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政府可以扮演引导者、推动者的角色，有意识地引导出版企业积极发展版权输出，使中国文化“走出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制定有效的方针政策，引导版权输出；建立激励机制，激发企业“走出去”的意识；加强版权输出、版权交流平台的建设；拓展版权贸易输出渠道；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版权保护，营造良好的版权贸易环境；创新市场体制，建立自由竞争机制；培养专业的版权贸易人才和翻译人才[12]。

2.积极开发外向型精品图书

文化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图书版权贸易的输出效果，在不同文化观念、价值取向、意识形态下生活的读者在价值取向、阅读习惯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出版企业应加深对国外图书市场的了解，根据国外市场的需求以及该国人民的阅读习惯，对图书内容及翻译语言的风格进行调整，使其更易引起国外读者的兴趣。为了更好、更及时地了解国外图书发展的动态，真正了解国外市场的需求，应加强图书版权输出信息渠道的建设，保证信息渠道的通畅，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开发外向型图书[13]。同时，出版社应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突出图书内容的专业性，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获得某领域或某群体的认同，从而确保长期稳定的输出合作关系。

3.加快版权代理业务

版权代理业务的发展是版权贸易产业繁荣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目前我国版权代理机构的现行体制不能满足当下市场经济的需求，国有体制的模式应尽快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激发代理机构的自主发展潜力，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人才资源是发展中的核心力量，应建立版权代理人资格认证制度，对代理人的从业资格进行严格把关，规范版权代理人才的培养，促进版权代理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还要拓展版权代理机构的业务范围，提高其专业性，使其能够有针对性地处理不同种类的问题。

五、结语

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时间的慢慢累积。近年来，政府积极推动图书出版产业的发展，图书出版代理机构也在不断的探索当中，我国的图书出版在数量和品质上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图书版权输出量在逐步提升的同时，输出内容也呈现多样化趋势，部分图书出版商的目光回归中国社会的现状，并积极参与到国际图书出版的多项活动中去，使版权输出结构得到不断改善。然而，在取得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图书版权贸易仍处于逆差的状态。因此，我国图书版权的输出还需要进一步发展，需要政府、出版机构齐心协力，不断改革创新；对版权输出专业人才的培养也应再接再厉，壮大版权贸易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为我图书版权输出领域的发展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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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宋玥. 图书版权输出的困境与机遇[J]. 编辑学刊，2015（4） ：25-28.

[3] 李景源. 略论中国文化“走出去”[J]. 江汉论坛，2016（11） ：30-32.

[4] 苏毅. 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下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126-133.

[5] 刘佳. 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发展路径探析——“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下的文化输出[J]. 科技与出版，2016 （4） ：85-89.

[6] 王焕弟. 科技图书版权输出对策分析——以石油工业出版社为例[J]. 出版发行研究，2015 （1） ：84-86.

[7] 朱瑜，付国乐，梅进文. 韩建民：让学术出版照亮“中国梦”[J]. 出版广角，2013 （9） ：62-63.

[8] 叶璐. 框架理论视域下中国主题图书版权输出分析[J]. 编辑之友，2016 （3） ：34-37.

[9] 康存輝. 我国图书版权输出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探析[J]. 对外经贸实务，2014 （2） ：83-85.

[10] 李英珍. 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现状浅析[J]. 出版广角，2013 （10） ：22-24.

[11] 张鸽. 浙大社：科技图书版权输出的创新探索[J]. 出版参考，2014 （Z1） ：31.

[12] 貌晓星. 2014年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分析报告[J]. 出版广角，2016 （8）：21-24.

[13] 曲如晓，曾燕萍. 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及对策思考[J]. 国际经济合作，2013 （12） ：54-57.

作者：李晨

科技图书版权贸易分析论文 篇2：

对图书版权贸易的几点思考

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CCBF）是由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致力于0～16岁少儿出版物内容的版权贸易、作家推介、阅读推广的综合性平台。2013年11月7～9日，首届CCBF在上海世贸商城展览馆举办；2014年11月20～22日，第二届CCBF移至上海世博展览馆；2015年11月13～15日，第三届CCBF依然在上海展览馆举行。国际童书展主要是给中国的参展商和外国的参展商提供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中外参展商配对交流，这样的活动深受各位展商欢迎，不仅能促成版权贸易合作，还能结识行业伙伴。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书不同。在上海国际童书展上，互动游戏、亲子课堂、现场讲解、新书首发、签售活动等等，无不吸引着观众眼球，在这一番热闹之余，我开始思考图书版权贸易特别是儿童图书版权贸易问题。

一、中国大陆图书版权贸易增长显著，但依然存在逆差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国际化的脚步加快，图书版权贸易越来越频繁。2008年，中国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11项，向美国输出图书版权122项，引进输出比为33∶1。2011年，全国出版物版权贸易输出与引进比例缩小，引进图书版权14708种，输出图书版权5922种，版权输出增幅明显大于引进增幅。十八大以来，大陆出版业“走出去”持续发力。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初步统计，2014年共输出版权10171项，年输出图书版权超万种已成为常态。全国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从2013年的1.76∶1降至1.66∶1，版权贸易逆差进一步缩小。相比较而言，大陆的其他代加工品都是贸易顺差。在法国巴黎街头随处售卖的埃菲尔铁塔挂件，竟然都是来自浙江义乌批发市场的产品。我们不得不佩服浙江人的国际贸易眼光，但我们的贸易输出还停留在简单的低层次人力输出上，充斥着世界各地的“made in China”大部分也只是服装。放在中国大陆总体贸易的巨大顺差这一背景下，图书版权贸易的现状不容乐观。

当然，中国政府大力鼓励增强文化软实力，鼓励文化输出，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现象。浙江少儿出版社连续11年保持国内少儿图书占有率第一，在第二届上海国际童书展上，我对浙江少儿出版社的版权输出印象深刻。我亲历其原创绘本版权输出签约仪式，在浙江少儿出版社社长和Balestier出版社代表签约后微笑握手的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了民族自豪感，为浙江少儿出版社致力于精心制作民族精品图书，为不遗余力地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展示给世界的理念点赞！浙江少儿出版社不计时间成本，找国内最权威的少儿图书作者以及最优秀的国画大师做民族精品图书，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我们出版人学习。

二、台湾地区图书版权贸易优势

在热闹非凡的上海国际童书展上，除了牛津大学出版社成功占领中国英语图书市场外，我最佩服的当属台湾地区小牛顿教育公司。台湾地区1953年仅有138家出版社，而目前已有8000多家。除了比较活跃的商业出版社，有近86%的出版社每年出版图书在五种以下，做精才能做大做强，台湾出版人的严谨可见一斑。在第三届上海国际童书展上，我和台湾地区小牛顿教育公司的李总交谈后，更加对他们成功将牛顿科普馆等系列书籍引进大陆佩服有加。

台湾地区人口很少，而大陆儿童是台湾儿童的几百倍，所以大陆蕴藏着巨大的童书市场。台湾地区小牛顿教育公司现在甚至很多书已不在台湾本土销售，直接做成简体汉字版，在大陆寻求出版社首发，我仔细分析了引进台湾版权图书的优势：

（一）汉字同宗同源，只不过有简繁体之分。中文直接对接，不会像英、韩、日、德、法等文种那样，翻译中可能会出现意思偏差。所以台湾地区输出到大陆的版权图书有先天优势，而且在和大陆出版社谈合作模式、签合同时也不存在语言障碍，交流方便。

（二）当年由大陆前往台湾的文化名流为数不少，台湾的文化底蕴较深，沉下心来精耕细作出好书的几率自然较高。好书会源远流长，大陆有四五百家出版社，台湾书商非常精明，版权期已经从十年前刚开始合作时的五年降为现在的三年。这样台湾书商自由度更高，三年合作期满可以继续合作，也可以更换出版社。这样有利于借助国内更多的出版社的销售实力和销售渠道，使台湾小牛顿品牌更快更好地深入大陆市场。

我预判台湾图书不久的将来，会成功占领中国大陆市场，就像风靡大陆的台湾食品。

三、工匠精神是德国出版社的灵魂

图书出版业已成为德国经济的重要支柱，2014年为德国带来95亿欧元收入。这三届上海国际童书展上，德国的童书也独领风骚，通过数字产品、APP和电子书等多种介质为儿童们带来了激动人心的产品。德国出版社对了解遥远的异域文化和传统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从参展的绘本书、公开的朗诵会和举办的各种活动上都可以看出这种迹象。

德意志不是个“喜新厌旧”的民族，德国人喜欢有经历的东西，有历史记忆的东西，有文化记忆的东西。 德国出版社在创作内容、插图、纸张、印刷用色和装订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质量要求，而且要特别考虑使用环保材料，因为父母和教育工作者都希望购买这类图书和教学资料。德国出版社致力于精心设计图书，力求要把它搞成一个艺术精品，让它流芳百世。德国人重视的不是“眼前利”，而是“身后名”。

德国人做事严谨是有目共睹的，“德国制造”成为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直到今天都维持着世界性的声誉。“德国制造”的优势并不在价格上，连德国人自己都承认“德国货就是物美价不廉”。

所以，德国虽然并不是世界最大的出版国，德语也不是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但多年来，德国法兰克福一直举办着世界规模最大的书展，书展的主要功能就是推进版权贸易。

四、美日韩图书各领风骚

我2005年在美国马里兰圣玛利学院期间，一位在美教中文的朋友就建议我引进《神奇校车》这套书，说美国小朋友基本上人手一套。《神奇校车》是一套将奇特想象和抽象的科学知识完美融合的科普绘本，情节惊险刺激，语言生动爆笑，对话童稚可爱，知识却清晰严谨，展示了一种新奇的、迷人的、另类的自然科学教育方式。我2006年回国后，发觉四川少儿出版社已经在发行这套书了，从而错失了商机。事实证明这套书确实不错，一直在当当网童书销售排名前十。

日韩文化同属亚洲文化，日韩版权引进更是占据着中国版权引进的主流地位。日本的动漫经典卡通形象、韩国的电视剧都让无数中国青少年趋之若鹜。日本虽说也是科技大国，但日本出版物最受国内出版人关注的不是科技图书，而是享誉世界的卡通书刊和精美的生活类书刊。近几年韩国影视文化在国内开始流行，带动了韩国影视图书和文学在国内的畅销。

五、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前瞻

做出版就是做文化，尤其是儿童图书，会影响未来一代从不同视角看世界的方式，而图书版权贸易，也为出版社打开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达成的版权交易占世界全年总量75%以上，一方面是出版机构版权负责人前来洽谈、购买版权；另一方面是大批文学代理人寻找海外出版公司，供需双方非常活跃。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无疑成了中国儿童图书版权贸易的新平台，我们应该顺应世界潮流，主动与之对接，以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

一般图书版权引进，要经历授权、缴税和翻译等繁琐的过程。一般的图书，预付金一般是一次性给定。中方算预付金的金额通常是根据定价、印数和版税率。以儿童绘本为例，预付金在1600～2500美元左右；合同有效期一般是五年；版税率通常在6%～8%。其间，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合作和友谊是取得积极成果的关键。尊重作者、插图、翻译和特别设计等方面的（本国和国际）版权，使之符合读者的文化需求和喜好是最重要的。无论是纸质出版还是数字出版都是如此。在引进过程中，我们还需要重新对引进版所涉及的知识进行审定，对一些陈旧的知识点进行替换，让今天的读者没有因为照本宣科而造成知识认知上的缺失和遗憾；对书中出现的所有知识点和科学探索流程，逐一进行核查，尽力做到准确、清晰，讲述上避免生硬，力争活泼易懂；美编也要从字体字号的选择上、画面与文字的协调上着手进行调整，让故事、画面与人物协调，生动地展示原汁原味的故事情节。

目前，就普通出版社而言，图书版权贸易更多的是引进国外优质图书，这就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花大钱买设备、买技术一样，必先付学费，老老实实向人家学习，等我们做大做强之后，必然会有大量输出的一天。当今世界各地满眼皆是“made in China”，中国图书版权贸易也终有一天会由逆差转为顺差。

其实，大陆一些出版社已走在前面，他们面向华语地区，如港、澳、台和新加坡，积极输出版权，对韩国的版权输出也有较大提升。中国图书出版业走向世界已是大势所趋，我们出版人要不懈努力，为中国优秀图书和优秀文化争得应有地位。

（作者单位：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作者：李蕾

科技图书版权贸易分析论文 篇3：

科技出版３０年硕果点滴：科技出版“走出去”３０年历程回顾

当前，出版业的“走出去”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举措，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而科技出版作为我国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社科类出版物相比，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限制更少，所以更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力军。事实上，科技出版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把走出去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身体力行。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对科技出版走出去的30年历程加以总结，为能更坚定、有效地贯彻这一战略提供参考。

一、发展初期：1978－1994

到1983年年底，我国对外翻译出版工作已得到加强，出版外文图书561种，1664.9万册，涉及用30多种语言的外文出版。以上海科技出版社为例，从1980年就开始发展对外合作出版。1980－1985年以转让中文本图书重印权、翻译权为主。这表明上海科技出版社在当时的版权贸易上实现了顺差，但它并不能说明比我们今天的版权贸易逆差做得好，而是因为科技图书的引进工作还没有大规模开展。

当时科技出版走出去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我方编辑出版，外商发行。如科学出版社与美国利通教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英文版的《中国古人类画册》，前者负责编辑和出版，后者负责包销，定价由双方议定，版权归双方所有。另一种是联合出版，我方编辑，外商印制、发行，并根据印制发行的数量支付我方报酬。如科学出版社与西德施普林格出版社联合出版华罗庚、王元著的《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和侯振挺、郭青峰著的《齐次可列马尔可夫过程》两本书的英文版，科学出版社负责编辑，施普林格出版社负责印制和发行，两家署名，版权归两家所有。”

对于关闭了很久，尤其是与欧美出版商的版权贸易的大门，科技出版界普遍认为走出去还是要保持“既要大胆，又要谨慎”的工作方针。很多做法在今天看来仍很有意义。当时在国家出版局出版部工作的沈仁干同志提出要注意四点：一是了解国际图书市场的行情时，要与图书进出口部门互通情况，摸清对方的意图，要在互相合作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平等互利，不能只讲友谊，不讲经济核算；二是谈判要有耐性，不强求于人，合同签订后，要严格执行，严守信用；三是要有计划性。要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四是要努力提高书稿和出版物的质量，缩短出版周期，增强国际竞争力。

在这一期间，由我国政府组织的中国出版印刷代表团先后访问了亚非拉、大洋洲、欧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出版业同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促进了相互了解，加强了友谊，并签订了若干出版的双边协议，执行了我国政府与数十个国家政府签订的文化交流计划中的有关项目。我国多次参加了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贝尔格莱德国际图书博览会、莫斯科国际书展等国际书展，并在国外举办中国书展。中国出版的图书在国际上日益受到欢迎。我国还先后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家书商建立了稳固的图书贸易关系，中国书刊的对外发行工作有了较大的改进和加强。

可以看出，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科技出版就已经走在走出去的路上了。至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从了解到介入，从初步接触到深度合作，从单纯引进到大量输出，从以外商进来为主到主动走出国门，甚至派员学习，在海外发达地区建立窗口和基地；数十家科技出版社与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签订了上百项合作出版协议，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科技书达数百种；国内出版的外文科技图书出口量达2000多种，数十万册；中文图书出口品种达数万种，数百万册。再以上海科技出版社为例。从1986年开始，上海科技出版社的对外合作出版范围扩展到了美、英、德、日、挪威、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家出版社，已经合作出版的图书达40多种。1986年，该社成立了国际部，与一些国家的出版社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中国科技的发展为科技出版的走出去提供了源泉，但我国的科技出版也面临着国外科技出版界的竞争。据统计，德国施普林格出版公司至1989年向中国科技专家直接组稿，用英文出版科技专著30多种。世界科技出版界新秀，创立于1980年，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世界科技出版公司，聘请杨振宁、李政道等160多位世界一流科学家做顾问和审稿专家，特别重视把第三世界国家的科研成果向世界传播。仅在中国，每年就有几十种学术专著由该社直接组稿出版。这一数字非常惊人，对目前常常感慨“无米下锅”的科技出版人应该有所启发：只要适销对路，走出去大有文章可做。

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走出去与引进来的脚步却一起突然慢了下来。在80年代末，有人慨叹“科技译著的出版如何走出低谷”，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科技译著显得比较“冷寂”，这在地方科技出版社中更突出。到1995年，科技译著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已不足5％。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版权贸易的成本加大，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科技译著的相关扶持政策还没配套。

二、调整期：1995－2004

国内外政策和环境的变化，影响了科技出版人走出去的脚步，但“解铃还需系铃人”，要走出困境同样需要政策的扶持。1995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5年年底，召开了继1963年之后的又一次大型的全国科技出版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代表为科技出版的走出去献计献策，提出“通过集约化道路走向世界”。在当时，以广东科技社为首的全国15家科技出版社组成的“百通”集团，四年来推出、引进许多高质量科技著作。在大会的闭幕式上，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发表了题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强科技出版工作》的重要报告，谈到“要积极稳妥地加强与国际同行的合作，探索合资办科技出版社的路子，以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这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指导意义：科技出版走出去走得好，必然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和长远的打算。

随后于1996年，新闻出版署、国家科委出台了《关于加强科技出版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就谈到要“积极开展科技出版的对外合作与交流”，指出：“国际合作与交流是推动我国科技出版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要采取措施加强科技出版物出口工作，开拓国际市场，加强对外交流。……促进我国优秀科技图书在国外翻译出版。”

这些政策为科技出版走出去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与之相比，这扇门更加有利于引进来。这段时期，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差距开始拉大，科技出版的贸易逆差开始突显。如从1996年的第五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始，科技出版社把目光更多关注在外版书的引进上。有人说：这是把关注点从“出卖版权获取蝇头小利”转移到“引进国外图书的版权创高额利润上”，“其经营成果在2000年的图书市场上大见成效”，许多出版社引进的外版图书成了赢利的主要来源。在2001年，我国

科技图书出口70312种、29.23万册，出口额为100.96万美元；而进口则达到了160 583种、37.34万册，进口额1100.59万美元。引进来的种数比走出去高出了一倍还多。在2004年，我国科技图书出口仅为57 962种，进口却是153 293种，几乎是前者的3倍。

这段时期，走出去相对滞后于引进来的高速发展，所以可以称为“调整期”。关于这种情况，有人说是因为我国科技创新不足，我们原创作品不行，或者是国外有过硬的品牌产品，但更多的原因似乎应在于“引进版图书的成本价格比好，出版社有利可图，利润空间大”。应该说，我国的科技出版界虽然在改革开放不久在走出去上就表现出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真正的市场规律作用，尤其是市场对出版资源配置的调整作用直到90年代中期才得以发力。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相比较，如果走出去没有政策去引导和扶持，那么对于经济压力普遍比较大的科技出版社而言，在收益上远不如引进来的效果直接、显著。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随着我国加快了“入世”的进程，按照“入世”的承诺，我国将逐步放开出版物的进出口权。科技出版界关于走出去也展开了自己的思考。比如有人建议鼓励外商积极投资我国科技出版业，既缓解了出版的资金压力，也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组建大型综合性科技出版集团，提高国际竞争力，尝试收购、兼并等手段拓展海外科技出版市场；加大英文科技出版物的比重。面对“狼来了”喊声迫近，“联合”、“对抗”成为了科技出版人口中的时髦词。时至今日，我们虽然没有组建出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科技出版集团，但是“入世”无疑加快了我们走出去的速度。

三、大发展期：2005年至今

科技出版走出去的每一步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以上我们谈论了诸多科技出版走出去的举措，但实际上，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明确提出是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2003年12月，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首次提出实施出版“走出去”战略。此后，出版界始终保持着对“走出去”的高度关注。

当“走出去”被提升为一项国策，科技出版人走出去也获得了比先前更大的推动力。这主要来自于政府。一个重要举措就是2004年下半年，国务院新闻办与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年1月，在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包括大型出版集团以及知名出版社等出版机构。

这种自上而下的调节很快便收到了成效。到了2005年，引进来与走出去严重不匹配的状况终于得到改善。2005年科技图书出口数上升至210375种、74.5万册，出口额365.88万美元，而当年的进口数为141 835种、102.7l万册。进口额1805.49万美元。出口种数首次超过了进口，是进口的1.45倍。

上面数据显示：从2005年开始，科技出版走出去步入“大发展期”。近几年，在科技出版走出去方面，不少出版集团和科技出版社都收获颇丰。如科学出版社2006年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签约数量居全国科技出版社之首，首次实现输出大于引进；2007年科学出版社输出优秀科技图书版权180项，继续保持走出去的良好势头。与此同时，为建立强化科技出版走出去的长效机制，其母公司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专门成立了“走出去工程”工作小组，培养和组织集团图书对外推广工程的基本团队，通过版权人员与学科编辑互动，共同促进英文版图书走出去。辽宁科技出版社的建筑设计、平面设计、包装设计类图书，2005年向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发达国家主流出版市场输出总额达到了2 600万元，成为辽宁出版集团走出去发展的主力军。2005年12月，浙江大学出版社与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出资150万元(其中浙江大学出版社出资100万元人民币，施普林格出版社出资5万欧元，折合成50万元人民币)建立了“浙江大学－施普林格科技出版基金”，资助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出版平台上出版英文学术专著——“中国科技进展”系列丛书。江苏科技出版社近年来先后开展版权贸易400多项，其中引进版权260多项，输出版权140多项；中医I临床、针灸、名中医经验等中医外向型图书成为走出去的品牌。从2006年至今，人卫社已出版了151种外文版图书，主要以英文版为主，中医走出去已在全国前列；聘请以美国编辑为主的10多位外籍编辑，对外文版图书进行加工；2008年初成立国际销售部，聘请美国人做国际销售部主任，建立国际销售网络；2008年7月，在美国成立人民卫生出版社美国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成立伊始就收购了北美中等规模的医学出版专业机构——加拿大BC戴克出版公司的全部医学图书资产……

但对于这样的机遇和良好势头，我们科技出版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吃透政策，真正作到健康、快速地发展。2007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推荐图书专家评审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图书仍难以打入国际主流市场，在选题、质量上还存在不足。很多科技出版社的领导也看到了这些问题。第17届全国科技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年会对此有深刻的共识：“‘走出去’不是目的，国际化运作才是根本。‘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于出版社来说，是其迈向国际市场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对科技社来讲，‘走出去’向外拓展，对外输出版权，不断占领和拓展国际图书市场势在必行。各出版社要以观念先导，确立输出的正确理念；要以特色切入，实现输出的强势突破；要以多元驱动，形成输出的完整模式；要以平台拓展，夯实输出的发展基础。”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在2008年底总结改革开放30年成果的讲话中，他进一步肯定了走出去的作用：“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水平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在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阶段，这一系列讲话无疑是对科技出版人的鞭策和鼓舞。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既要勇于探索，也要科学求证。“风物长宜放眼量”，科技出版走出去，任重道远。

作者：黄姗姗　张　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