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发展国家政治控制挑战论文

摘要：伴随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更新迭代，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场域，网络空间政治安全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主要包括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入侵的风险、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弱化的风险和网络空间政治参与无序的风险。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网络发展国家政治控制挑战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网络发展国家政治控制挑战论文 篇1：

网络政治参与:“软肋”与“疗治”

摘 要：网络政治参与是当下中国的“大事件”，是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如何将网络政治参与上升到更为高级的网络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巨大机遇和挑战。当前中国网络政治参与存在两大致命“软肋”，即无序化释放和代表性质疑。“疗治”网络政治参与的“软肋”，需要官民合作构建一种以理性化网络政治参与为本质内容的网络民主，政府要做网络民主的推动者，网民要认真对待自身的网络义务。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软肋”；“疗治”

互联网对现代社会发生着全方位的深刻影响，其作用力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体现在对人类政治的巨大影响方面。自1994年中国加入世界互联网以来，在国家和社会各界的联合推动下，中国互联网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近20年来，随着互联网事业的深入发展，一种与现实空间迥然不同但又对现实世界发生影响的虚拟空间，已经在中国横空出世。虚拟空间对中国政治的最大效应表现为一种新型的网络政治参与形态的诞生，即公民借助于互联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从技术可能性上来说，网络政治参与包含了一系列现实政治参与所不具备的优势，如参与的低成本、自由性、平等性、便捷性，等等。但是，从当下中国的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态势来看，技术可能性并没有顺利地转化为应有的政治理性，网络政治参与的实践形态并没有如理想模型显示的那般美好。因此，笔者分析了当下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软肋”，希望通过这种探究，寻求出“疗治”这种“软肋”的路径。

一、网络政治参与：在乐观期待与谨慎怀疑之间

（一）被乐观期待的网络政治参与

国内多数学者对网络政治参与报以乐观和期待的态度。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互联网对民主政治的贡献在于使公民参与获得了技术手段，网络技术能改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网络技术能提高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网络技术能保证政治参与的数量和质量。有学者认为，虚拟网络政治空间里新型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出现，弥补了现实政治生活中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不足，提升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减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时间和金钱乃至知识成本，拓宽了政治参与方式的新渠道，实现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快速连接和沟通。①另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虚拟的政治世界，消解了权力控制，并使弱势者得以发声。②有学者注意到网络政治参与的反腐败功能，认为互联网的反腐败效应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新气象。③还有学者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对中国政治文化变迁已经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推动着中国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和现代公民文化转变，推动着中国政治文化更加倾向于理性、温和与客观，更加倾向于民主、公平与透明。”④还有学者将网络政治参与上升到网络民主的高度，认为网络民主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⑤更有学者认为：“互联网不仅可能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而且也可能为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的实现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⑥

（二）被谨慎怀疑的网络政治参与

相对于持乐观期待的态度而言，另外一些学者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前景持谨慎怀疑态度。有学者从网络技术的国家垄断性、网络民主投票的可操纵性、网络民主的不平衡性等方面指出了网络技术对民主的负面影响，并分析了网络技术发展导致的网络技术帝国主义问题。⑦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试图借助网络政治参与达到一种民主状态实际上有点“异想天开”。有学者认为，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状况。而网络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媒介技术，并不能产生社会民主。网络媒介对实现社会民主有促进或阻碍作用，这种作用的性质及发挥程度取决于网络控制者的利益和要求。那种认为可以通过普及和发展网络技术实现民主的想法只能是“电子乌托邦”。⑧旅美学者周永明认为，网络技术既可以促进民主进程也可以成为维护非民主政体的工具，问题的关键是看技术如何地被使用。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网络的力量在中国政治变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被夸大了，因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安排，它的实现需要，是政治架构上的实质性变革。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互联网虽然是引领中国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但是互联网实际上同时对国家与社会进行技术性赋权，互联网在中国具有一定的政治自由化功能，而政治民主化则不是互联网政治所能完成的任务，中国互联网政治的前景实际上取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还有一些学者指出，网络可能带来网络专制和政治不稳定等问题。⑨

从总体上看，只有少数学者表达了对网络政治参与的谨慎怀疑态度，大多数国内学者都对网络政治参与持一种乐观期待态度。值得指出的是，目前有关网络政治参与的讨论总体上还停留于理论探讨阶段，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实际情况缺乏更加深入的具体化分析。

二、网络政治参与的“软肋”：无序化释放与代表性质疑

当下中国的网络政治参与有两大致命的“软肋”：一是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化释放，二是网络政治参与的代表性质疑。造成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化释放的基本原因是虚拟空间自我规范机制的或缺，而无序化释放的结果是网络政治参与的潜在价值难以发挥。网络政治参与的代表性质疑则涉及到网络民意的真实代表性和参与不平等问题。

（一）无序化释放：自我规范机制的或缺

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化发展主要表现为网络讨论的质量较低、网络舆论暴力蔓延、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的扩散、网络舆论的非法操纵等四个方面。

1.网络讨论的质量较低。网络空前地为民众创造了自由、便捷、平等的表达空间，这在许多国人看来是在中国生长出哈贝马斯式的理性公共领域的希望和曙光，因为这种公共领域在现实空间的构建似乎是遥遥无期的。但是，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网络的优越条件并没有带来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相反，网络讨论的质量是比较低的，更多时候，网络讨论的非理性化色彩非常浓厚。其具体表现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公共性关怀有限。网络虽然在理论上为公共讨论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想空间，但网民似乎对公共性话题的讨论兴趣并不太大。⑩二是缺乏严肃认真的交流讨论。“网络为讨论者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手段：搜索的快捷，拷贝与粘贴的简便，附件和热链接的唾手可得，都增强了为讨论者自己的论证提供支持材料的能力。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许多发言者都不提供实际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他们通常把自身的权威作为论证的基础。”三是群体极化现象比较严重。群体极化是指在群体中进行决策时，人们往往会比个人决策时更倾向于冒险或保守，向某一个极端倾斜，从而背离最佳决策。凯恩?桑斯坦认为网络上也存在群体极化问题：“群体极化的定义极其简单：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之所以网络上也会出现群体极化现象，甚至更为严重，一方面，是因为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网民在个体身份模糊的状态下迷失本身，沉浸于一种法不责众的群体心理；另一方面，网络上“意见领袖对网络事件的推波助澜，甚至控制网络事件使之朝着某个预定的轨道发展，尤其是出现了以网络推手和网络打手为职业的群体后”。四是网络讨论中情绪宣泄的成分非常大。网络讨论对于某个公共事件的讨论，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肆无忌惮地宣泄情绪，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借机表达。一旦网络议题触犯了网民的道德命题，这时往往事件的真相已经不再重要了。五是网络的语言暴力。网络上充满了谩骂、中伤和恶言相向。

2.网络舆论暴力的蔓延。在网络上，很多时候网络舆论力量并不是指向公共权力，而是扮演了权力监督的公共职能，成为了一种对网民言行进行教化的“道德民兵”。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社会不轨行为的“私力救济”，但是用之过滥、过度，就会成为一种网络舆论暴力，会造成不当的后果。“人肉搜索”是当下网民发挥舆论力量的杀手锏。针对公共权力的“人肉搜索”往往能够起到权力监督的作用。如，在深圳“林家祥案”中，这位“牛气”的官员的照片上网不久，就被网民人肉搜索出他的真实身份，此后这位“牛气”的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官位不保；南京“天价烟局长案”中，当事人也很快被人肉搜索，随着网友对这位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腐败证据的不断揭发，南京市纪委介入调查，这位抽“天价烟”的局长最终因为腐败劣迹而被绳之以法。但是与此同时，针对私人的“人肉搜索”，用之过度就容易造成对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侵犯，对他人生活形成严重干扰和伤害。一般来说，“网络舆论暴力”有三大特征：一是以道德的名义恶意制裁、审判当事人并谋求网络问题的现实解决；二是通过网络追查并公布传播当事人的个人信息（隐私），煽动和纠集人群以暴力语言进行群体围攻；三是在现实生活中使当事人遭到严重伤害并对现实产生实质性的威胁。

3.网络谣言与虚假新闻的扩散。美国学者埃瑟?戴森有一句名言：“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在中国网络公共空间中，网络谣言与虚假新闻的存在对这句话是一个极为恰当的注脚。2010年2月20日至21日，关于山西一些地区要发生地震的消息通过短信、网络等渠道疯狂传播，由于听信“地震”传言，山西太原、晋中、长治、晋城、吕梁、阳泉六地几十个县市数百万群众2月20日凌晨开始走上街头“躲避地震”，山西地震官网一度瘫痪。21日上午，山西省地震局发出公告辟谣。山西省公安机关立即对谣言来源展开调查，后查明造谣者共5人。其中一位35岁的打工者李某某最先将道听途说的消息编写成“你好，二十一号下午六点以前有六级地震注意”的手机短信息发送传播，被晋中市公安局榆次区分局行政拘留７日。网络谣言和虚假新闻的出现对网络信息的可信度构成了致命的杀伤，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4.网络舆论的非法操纵。时下对网络民意最为有害的也是对网络公信力打击最为重大的，就是对网络舆论的非法操纵。第一种情况是近年来逐渐兴起一种怪现象，即网络公关公司为牟利通过雇用“网络水军”操纵网络舆论。根据相关报道，目前许多无良网络公关公司已经将经营网络舆论作为赚钱的生意，对网络舆论肆意地进行注水、打扮和编造，对网络舆论的可信度形成了严重损害。据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的数据显示，2008年网络公关业的收益增长趋势稳居整个公关业的榜首，年服务毛收入达到了10亿元人民币。行业调查显示，2008年网络公关收入占整个公关市场比重的6.3%，约8.8亿元。这些网络公关公司的经营手法主要包括删帖和对网络舆论的制造。网络公关公司对网络舆论的制造主要通过雇佣成千上万的“水军”来完成，这些数以千计万计的“水军”由大小头目组织，通过电子邮件和QQ群进行联络，“水军”在接到公司和头目的“指示”之后，通过发帖和跟帖来营造具有倾向性的网络舆论，而公司则以发帖、跟帖数以及舆论效果为标准支付报酬。对普通网民来说，这些由利益驱动的虚假舆论的制造对他们往往是浑然不觉的，以至于普通网民与真相的距离越来越远。更为可怕的是，目前这些舆论操纵已经有跃出商业领域的苗头，网络民意越来越具有“被制造”的危险，而一旦这种由利益驱动的舆论制造程序成为社会强势群体逃避责罚、混淆视听的工具，那么社会利益和公平正义将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二）代表性质疑：参与不平等的魔咒

从政治平等意义上来说，网络政治参与面临的另外一个疑问就是它的代表性问题。这里的代表性有两层含义：一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参与主体能够比较对称地代表全体公民；二是网络政治参与者的参与程度和参与能力是否呈现一种均衡性的分布。在下文的分析当中，我们发现，网络政治参与在这两个层面上似乎都缺乏足够的代表性。在第一个层次上，目前中国网民的结构特征并不能均衡地代表全体公民的结构特征，而在第二个层次上，在那些网络政治参与者当中，不同参与者的参与程度和参与能力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少数网络意见领袖往往发挥着不对称的影响力。

1.网民的不对称分布。近十几年来，中国网民数量快速增长，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络普及率已经达到了38.3%。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中国的网民数已经达到5.13亿人。如果说早先时候网络只是少数人的精英游戏的话，那么现在网络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生活工具。虽然网民数量已经非常庞大，但是从网民结构上来看，网民并不能对称地代表中国的人口结构。目前中国网民具有以下典型性特征：男性多过女性；以年轻人为主；主体网民的收入并不高；网民的学历逐渐降低，目前已经以中低学历为主体；学生网民、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占网民的大多数，其中学生网民比重相当高；城镇网民大大多过农村网民，城乡数字鸿沟比较严重。所以说，从统计学上来说，网民的结构特征与我国人口结构特征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不过随着网络普及率的不断提高，这种结构上的差异正在缩小。

2.网络讨论者的不对称分布。网络讨论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网络政治参与形式，以网络讨论为例进行观察，我们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了解网民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网络政治参与者。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调查结果，信息获取和休息娱乐是网民最主要的网络使用行为，而与网络讨论相关的电子邮件、微博应用、社交网站、论坛/BBS的网民使用率分别占到47.9%、48.7%、47.6%、28.2%。考虑到中国网民的巨大基数，这些网络讨论类使用行为的使用率即便不是太高，但网络讨论者的潜在数量却是巨大的。2008年，胡泳利用艾瑞市场咨询2006年10发布的《第二届中国网络社区网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讨论者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比较大的数字鸿沟。“网络讨论者在一些关键的统计学指标上与普通民众存在很大的差异。换言之，网络讨论所表达的意见来自那些不像普通民众的个人。与一般人口相比，网络讨论者受到远为良好的教育，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年轻，未婚，更偏向于男性，那些社区中的活跃分子尤其如此。”2009年8月，清华大学谢新洲领导的研究团队，利用益普索市场调查公司的网络平台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网络调查。该次网络调查主要关注当前中国网民的网络讨论行为，涉及网络讨论的参与度及其原因、网络讨论的议题分布、政治影响及其后果等。调查共回收了3058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89.6%的被访问对象（即网民）在网络上发表过意见或评论。从网络讨论的群体特征来看，年轻网民、中高学历网民、农民及小城镇网民、学生、在职人员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低或高收入及未婚网民更加倾向于参与网络讨论活动。如下面表2所示。

3.网络意见领袖的不对称影响力

参与网络讨论的网民可以更进一步地区分为一般网民和网络意见领袖。一般网民在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只起到应声附和与壮大声势的作用，而网络意见领袖则起到了一种观点挖掘和舆论导向的引领作用。目前中国各大网络论坛都活跃一些具有一定网络影响力的网络意见领袖，这些人的特点是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独到的见解和观点以及出色的语言和修辞技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强烈表达自己的冲动”。网络意见领袖在特定网络热点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往往会起到十分明显的推动作用，在特定议题和事件的讨论中，网络意见领袖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或者为了吸引注意力，往往会尽其可能地挖掘更多对特定议题和事件相关的事实材料和有用信息，从而使网络讨论超越“众声喧哗”，使杂乱无章的网络意见逐渐聚合成若干具有一定倾向性的网络舆论。有的网络意见领袖还是一种“实干家”，他们往往并不满足于话语上的表达，有时还会在网络上发起一定的“运动”，有的网络意见领袖还会变身为“公民记者”，参与对社会案件事实的调查和认定。比如，2009年“邓玉娇案”发生之后，网友“屠夫”通过网络募捐4万余元，只身跃出网外，千里走单骑，身赴湖北恩施巴东，寻找事实真相。2010年12月25日，浙江温州乐清“钱云会案”发生之后，网上舆论对当地官方认定的事实多有猜疑，网络上发起了四组网友独立调查团，开赴温州乐清调查事件真相。网络意见领袖的存在，说明了网络讨论的影响力分布是极为不均衡的，只有那些具有知识涵养、能说会道、敢于实践的网民才会赢得网络上的话语权。少数网络意见领袖能否代表主流民意，可能大有疑问。除了代表性不足之外，网络意见领袖也面临其他质疑：一是由于网络讨论的快节奏性和竞争性，网络意见领袖发表观点和意见时往往过多地求新、求快，这就使他们表达的意见和观点缺乏深入的思考；二是在具体网络事件中，为了获得尽可能大的舆论影响力，网络意见领袖也可能会尽可能地迎合社会情绪，以引起网友的共鸣和支持，而客观的事实本身则可能退居其次；三是网络意见领袖可能受到商业化利益的侵蚀，成为网络公关公司的“网络枪手”，这时他们发表观点和意见的目的已经不是简单地引人关注，而是蜕变成对网络舆论的操纵。笔者认为，这些担忧很显然并不是杞人忧天。

三、网络政治参与的“疗治”：构建官民合作的网络民主

网络政治参与的“软肋”不仅对政治社会秩序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也内在地制约了其自身作用的发挥。笔者认为，“疗治”网络政治参与“软肋”别无他法，只能尽可能地寻求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发展，而一旦网络政治参与得到理性化发展，网络民主这种立足于互联网的新型民主形态便应运而生了。但是很显然，完成从网络政治参与到网络民主的转变并不容易，这需要官方和民间共同担负其中的责任，政府需要更多地承担起网络民主推动者的角色，而网络媒体和广大网民则必须要认真对待自身的网络义务，成为网络民主构建的基础性力量。

（一）政府要作为网络民主的推动者

政府对虚拟空间的健康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网络政治参与之所以没能展现出更多的政治理性：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自身的放纵，主动牺牲了互联网所赋予的政治行动能力；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够采取足够有效的措施引导和培育社会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发展。从网络法制建设层面来看，国家已经构建了比较齐全的网络法制体系。根据笔者的不完全计算，目前国家出台的有关互联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就有110余件。对虚拟空间的法律规制是完全有必要的，因为任何自由都应该是“法律之下的自由”。正如莱斯格所说的：“网络空间的自由绝非来源于国家的缺位。自由，在那儿，跟在别处一样，都来源于某种组织形式的国家。”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而言，网络法制体系为其设定了基本的规则、权限和边界，有助于网络政治参与的有序化释放。但是实际上，政府不但要担负规制网络政治参与的责任，而且要承担起发展网络政治参与、构造网络民主的政治责任。因为从大的方面来看，互联网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带来的“利”是大于“弊”的，形成的机遇是多于挑战的。

网络民主的实现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种需要政府有意“构建”的过程，从自发、野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到自觉、理性的网络民主之间的转换是需要政府来推动的。很多情况下，学者倾向于将国家视为网络民主的障碍，但实际上，负责任的政府可以成为网络民主的助推器。在西方国家，几乎所有的电子民主项目都是由公共财政赞助的，缺乏财政支出，电子民主寸步难行。还有学者的研究发现，官方网络论坛的讨论质量更佳，由政府开设的在线讨论组往往比一般的新闻组的声音更为平衡、谨慎和严肃。还有西方学者指出，公共机构是网络共识进入公共议程的纽带。如果在线讨论形成的网络共识无法进入公共议程，那么这种有益的结果充其量是有限的；而如果在线讨论形成的网络共识能够及时地被公共机构吸纳并形成能够贯彻实施的公共政策，那么在线讨论则会带来一种深度的网络民主。

对当下中国而言，由国家出手将网络政治参与打造成网络民主具有极大的“政治红利”：一方面，社会的网络政治参与需要得到释放和满足；另一方面，国家可以尽可能地降低无序释放的网络政治参与对政治社会秩序构成的压力，并能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增加更多的有益因素。国家构建网络民主有三个基本的途径：一是确保虚拟空间的基本理性秩序。对于这一点，政府必须果断地打击、压制非法网络行为。二是通过网络平台开放政府过程。这方面要求政府要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开设和运营更多的官方网络平台，并提高网络参与的深度，从既有的信息发布、信息咨询向政策输出转变。三是填平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存在意味着网络政治参与不平等的现实，政府必须借助于公共资源提高互联网的普及率以及弱势群体的互联网使用能力。

（二）社会要认真对待自身的网络义务

社会力量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实践主体，网络媒体和广大网民是构建网络民主最为基础的力量。网络媒体是广大网民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载体和工具，但是在现实中，网络媒体又不仅仅是载体和工具，它们发挥着诸如行为规范、信息筛选、主题建构、议程设置等网络交流功能，网络信息服务提供商和网络媒体工作者实际上是规范网络政治参与的重要力量之一。目前国家虽然已经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规来规范网络媒体自身行为和网民行为，但是一些网络媒体仍然受到利益驱动做出不利于网络政治参与理性发展的举动。比如为了引起轰动效应，转载、播发一些未经查明的虚假信息，不负责任地对某个事件进行不对称性地关注和报道，雇佣网络枪手影响网络舆论的风向，为了经济利益出卖网民隐私信息，等等。实际上，与传统媒体一样，网络媒体乃是社会公器，并且由于互联网信息的无障碍流动，网络媒体的社会公器功能更加突出。网络媒体要担负起构建网络民主的责任：一是要靠政府的监管；二是需要发展网络媒体的协会组织，通过网络媒体协会产生行业监督的作用；三是要靠网络媒体从业者的良知。

广大网民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主体，也是将网络政治参与上升到网络民主的原动力。目前网民将虚拟空间视为自由驰骋的“宝地”，在享受虚拟空间无限自由的同时却没有认真地思考自身对虚拟空间所应负有的义务。实际上，由于互联网将信息传输的成本降至为零，虚拟空间的个人行为的公开化成本极低，个人行为与公共行为的边界正在被打破。诸如微博客等自媒体的发明，已经使网民自身成为一种社会公器。由此可知，在网络时代，虚拟空间中的个人行为其实需要对整个社会担负责任。就如上文所举出的网络谣言案例，一则网民个人编写的谣言，可能使整个社会发生大面积混乱。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在网络与现实已完全交织的今天，个人在网络中的任何行为，都可能延伸和影响到现实中来。理性使用互联网，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遵守法律和社会普遍道德规范，负责任地表达意见，不做任何损害社会、侵害他人之事，才是网民应有的作为。”网民行为的理性化不仅需要来自政府的“鞭子”，更需要网民认真对待自身的网络义务。

注释

①唐亚林：《网络政治空间与公民政治参与》，《文汇报》2009年3月17日。②刘建军：《网络空间：一个虚拟的政治世界》，《社会科学报》2009年4月9日。③任建明、杜治洲：《网络效应催生反腐新气象》，《人民论坛》2007年第7期。④熊光清：《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与政治文化的变迁》，《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⑤龚维斌：《网络民主正在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人民论坛》2008年第7期。⑥胡伟：《网络民主：机遇与挑战》，《文汇报》2009年11月3日。⑦娄成武、张雷：《质疑网络民主的现实性》，《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3期。⑧彭鹏：《电子乌托邦：网络民主的神话》，《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⑨曹泳鑫、曹峰旗：《西方网络民主思潮：产生动因及其现实性质疑》，《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⑩静恩英、杨励轩：《网络公共领域的现实考察——以BBS论坛为例》，《新闻界》2007年第1期。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1、214页。凯恩?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上海出版集团，2003年，第47页。戴笑慧：《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简析》，《新闻记者》2009年第7期。邓晓霞、王舒怀：《对“网络舆论暴力”说“不”！》，《人民日报》2007年8月10日。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人民日报盘点十大网络谣言［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4/16/c_111782449.htm.党报称网络民意推动民主政治进步［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2/01/c_12833631.htm.［美］劳伦斯?莱斯格：《代码2.0：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4页。京平：《从实名开始，重塑“互联网观”》，《北京日报》2012年4月17日。

责任编辑：浩淼

作者：叶敏

网络发展国家政治控制挑战论文 篇2：

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构成及其韧性治理

摘 要：伴随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更新迭代，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场域，网络空间政治安全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主要包括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入侵的风险、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弱化的风险和网络空间政治参与无序的风险。应从技术韧性、组织韧性、制度韧性、文化韧性四个维度构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韧性治理体系，运用先进技术提升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精准治理能力，强化不同组织间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协同治理能力，构建多元主体相互联动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体制机制，增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引领作用。

关键词：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国家安全：韧性治理

文献标志码：A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政治安全视阈下的网络边疆治理研究”（16AZZ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吉鹏（1982-），男，江苏江都人，盐城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网络政治;许开轶（1973-），男，安徽滁州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网络边疆治理。

互联网开拓了政治行为体互动的新空间、新领域、新方式、新手段，对政治参与、政治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为政治稳定、政治安全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新风险与新挑战。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风险社会由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人类社会在享受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造就巨大成果的同时，必然面临一系列的政治安全风险。当前，网络空间已然成为各方势力的“角斗场”，从网络陷阱、网络泄密、网络动员到网络战争，从意识形态渗透到“三股势力”的破坏，网络空间的政治安全风险呈现“内外交织”“上下联动”“隐潜互现”等特征，难以预测、难以追踪、难以控制，一旦处置不当，必然引致风险的集聚效应，形成叠加耦合之势，给我国总体国家安全带来极大挑战。习近平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2] 因此，厘清网络空间这一特定场域中生成的政治安全风险的内涵，进一步分析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来源与构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韧性治理，对于切实保障我国的网络政治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及其风险的内在意蕴

1.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内涵。巴瑞·布赞认为，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和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相互交织，并相较于其他领域的安全，具有囊括性[3]。而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是指当国家在遭遇网络渗透、网络攻击、网络恐怖主义一系列的政治安全威胁时，政治系统能及时调适，作出有效的反应，形成网络与政治的良性互动，维持网络空间的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是政治安全在网络这一场域中的独特性体现，是技术要素与政治元素互动的呈现，并且伴随政治与技术的深度嵌入与交织，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具体样态也会发生重大变化[4]。因此，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具有明显的技术性、虚拟性、交互性、层次性特质，在面临技术性威胁的同时，其安全维护也是建立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迭代的基础之上。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是一个立体化的安全体系，从物质层的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到逻辑层的数据、协议等安全，再到文化层的意识形态安全，是上下联动的整体性安全。

2.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意蕴。吉登斯认为：“人造风险于人类而言是最大的威胁，它起因于人类对科学、技术不加限制地推进。”[5]一方面伴随网络技术的不断迭代与发展，网络空间早已成为广大网民表达政治诉求、维护政治权益、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的平台;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也成为一些极端势力与敌对分子进行政治渗透、政治攻击，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新舞台。政治安全风险则是由于国内外不同权力主体和利益阶层围绕主权、利益、权力、意识形态、制度等产生的矛盾、冲突、对立与斗争，严重情况下引发政变、战争、政权更迭的风险。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是指在网络空间这一特定场域中形成的，以最新网络技术和网络社交工具为媒介，对主权国家现有执政主体的政权稳定、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所构成的安全威胁和挑战。

二、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构成

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构成具有多样性，主要涵括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网络基础设施侵入与破坏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网络空间政治认同消解的风險、网络舆情与网络空间无序性政治参与的风险。

1.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意识形态安全是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重要维度，更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伴随网络疆域的不断拓展，网络政治活动越发频繁，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对抗在网络空间展开，这一新空间已成为不同国家间意识形态争斗的“新战场”。西方敌对势力打着“网络自由”的旗号，通过网络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打压，试图对我国主流文化强行“格式化”[6]，因此，加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显得极其重要。“数字化世界是一个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网络是一个虚拟的宣传工具，但却是施展阴谋的好地方。”[7]意识形态渗透日益成为西方遏制中国发展、破坏中国全方位建设的“软武器”。习近平强调：“西方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8]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所谓标榜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国家利用网络本身的匿名性、超时空性、无边界性特点，借助各类网络媒介与平台，倡导符合其根本利益的价值观，试图消解我国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权威性。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不同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交织互动，各类政治主体围绕各自的话语权展开激烈的争夺，加之网络技术与网络空间为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的有利条件，他们试图通过网上网下联动配合，形成交织影响，其渗透的方式更加隐匿、复杂和多元，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一系列的“分化”“腐化”“弱化”“丑化”，从而侵蚀现有政权赖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网络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已由阶段性风险转变成常态化风险，在这个看似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安全和国家政治安全。

2.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入侵的风险。詹姆斯·亚当斯认为：“夺取作战空间控制权的不是炮弹和子弹，而是芯片，是鼠标，是计算机网络里流动的比特和字节。”[9]网络空间入侵的风险是对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中存在的物质技术基础、信息、数据系统、数据应用等构成的系统性风险。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是一种立体式的安全，物资设备安全属于基础性安全、底层安全。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基础要素是网络基础设施、硬件网络、基础性协议与标准及其系统应用的安全，要确保网络基础设施及系统数据不被非法窃取或破坏[10]。一旦外部敌对势力突破主权国家现有的网络技术屏障与关卡，并对网络空间关键基础实施侵入，必然威胁政治安全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其中，网络间谍、网络黑客、网络攻击乃至网络战都是网络空间物理性安全威胁的形式。以美国为首的网络强国利用已有的信息技术优势，在网络空间越来越占据着统治地位乃至霸权地位，肆无忌惮地入侵网络欠发达国家，其典型事例就是“震网”病毒入侵事件、“棱镜门”事件。奇安信2020年网络安全报告对开源情报中高级威胁活动涉及目标的国家和地域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整理，监测显示，高级威胁攻击活动几乎覆盖了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首次超过美国、韩国、中东等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APT（高级持续性威胁）攻击的首要地区性目标[11]。根据我国联网智能设备安全态势报告，2020 年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运营的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新增收录的通用联网智能设备漏洞数量呈显著增长趋势，同比增长28%，通过控制联网智能设备发起的DDoS攻击日均 3000余起[12]。越发频繁的网络入侵与网络攻击给我国网络空间的政治安全带来极大风险，也必然影响我国总体国家安全全局。

3.网络空间政治认同消解的风险。政治认同是民众对执政理念、政治制度、主流意识形态等的认知、态度与情感，是影响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因素，更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变量。网络空间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认同环境，活动在这一场域中的各类主体的政治认同身份、政治认同心理均出现了重要的变化，甚至产生了不同网络群体间政治认知、政治态度与政治情感的激烈碰撞与冲突，从而成为影响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新风险因素。网络空间行为体自身身份认知的模糊性、情感认同的泛化与张力、价值认同的匮乏与焦虑等交织并存[13]，极易形成“群体极化”“政治心理失衡”“极端情绪化表达”等现实表征。一旦网民的政治认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被不法力量所牵引与误导，则容易消解政治认同的存在根基，威胁国家政治安全与政治稳定。一方面，社会公众的政治认同建构在利益需要得到满足、利益诉求得到回应、利益分配趋于公平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4]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利益需求更加交织分散与复杂多元，网络空间利益主体身份也具有多重性，容易造成“个性化的集体主义”与网络个人主义并存的局面[15]。一旦政府没有出台相应的公共政策，对错综复杂的复合性利益诉求进行及时有效的回应与反馈，民众就会感到利益分配不公。当利益诉求没有满足时，政治冷漠与政治极端情绪就会上升，“被动认同”“伪认同”“拒斥性认同”[16]将超越“主动认同”“自觉认同”“合法性认同”成为主要的认同形态，乃至演化为政治对抗与政治冲突，从而导致信任鸿沟的扩大化，消解政治认同的根基。另一方面，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与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也导致政治认同弱化风险增大。随着网络自由主义的蔓延与多元网络文化的兴起，网络公共场域中充斥着各种反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潮，加剧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风险，极易对网民特别是青少年网民形成负面影响，解构其权威认同的价值基础。

4.网络空间政治参与无序的风险。约翰·布洛克曼认为：“因特网让个人更有机会就公共事务发言。”[17]网络技术的迭代更新与网络空间的不断拓展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新场域、新渠道与新机会，合法有序的网络空间政治参与行为打破了精英对媒体和公共话语权的垄断，有利于民主的发展与政治社会化进程的推进，也是保障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与之相反，“在缺少强有力和灵活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这种参与的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18]37。无序、混乱的网络空间政治参与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催化剂，网络空间出现的虚假信息泛滥、政治参与极端情绪化、网络暴民等无序化、失控的无政府主义风险，也会造成政治沟通渠道的梗阻与失效，极大地激化各群体间的政治矛盾，从而威胁国家的政治安全。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70.4%，微博、微信、抖音、头条等社会化媒体凭借其便捷性、公开性、平等性、自发性和互动性等优势，日益成为网民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19]。然而，政治参与的增长未必等同于有意义的政治参与的增长，政治参与的扩大必须与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化水平、政府治理能力相适应。据统计，我国10岁到39岁网民群体占整体网民数量的65.1%。一方面，网民群体的年龄结构偏年轻化，容易被不良信息误导，在错误和极端舆论的引导下，易加深其对政府的不信任鸿沟。他们会批评、谩骂乃至攻击政府，形成无序化、非理性的政治参与行为，并可能在“群体极化”效应的催化下，推动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对国家的政治安全构成潜在的重大风险。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中，一些“意见领袖”“网络大V”“网络写手”容易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有意“栽培”的对象，化身其意识形态与文化的代言人，抢占网络话语权，主导与引领普通网民非理性的政治参与进程，进而侵蚀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削弱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根基，对国家政治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网络空间无序性政治参与的结果“要么是整个社会群体对现存政治秩序产生抵触和阻力，要么干脆促成公共事件而改变现存政治运行秩序”[20]。

三、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韧性治理

网络空间政治安全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其与信息化程度之间呈现负相關，信息化程度越高，往往意味着依赖度更高，随之产生更大的“脆弱性”，面临的威胁也越多[21]。韧性理论从最初的工程学、生态学领域逐渐发展到管理学领域，近来在公共管理、公共安全方面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韧性治理是多元主体为应对风险，采取维持组织稳定和促进组织变革的一种治理方式，不仅要求系统在受到风险冲击时能够恢复原状，更要求其在不断适应变化的过程中实现创新[22]。面对多维度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威胁，构建基于韧性的网络空间风险治理体系是我国抵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渗透和网络入侵，增强政治认同，推进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进而保障网络空间政治安全，促进网络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1.技术韧性：运用先进技术提升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精准治理能力。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反映的是网络技术变革和政治体系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因而其本身具有鲜明的技术特性[23]。习近平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24]尽管当前我国知名的网络技术公司数量在不断增长，技术进步明显，但关键核心技术仍然长期受制于人，技术鸿沟的存在必然会导致防范各类的网络攻击、网络渗透风险的能力仍不够强大。为了切实有效保障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防范各类网络空间的政治安全风险，首要的是加强网络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力度与深度，增强技术韧性，即通过强有力的技术工具，有效减轻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的脆弱性，全面增强政治安全风险的抵御与精准应对能力。一是要加大核心芯片、电子设备、网络基础设施的攻关与保障力度，通过集体攻关、产学研协同合作，加快自主创新能力与产业平台建设，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二是加大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与深度，网络安全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关键人才的有效支撑，亟须提升网络基础设施等领域人才的培训与管理能力，强化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的信息安全意识与标准规范。三[JP3]是有效发挥云计算、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技术在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精准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当前，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技术韧性盲点，表现为对风险的类别与危害程度甄别不准，风险信息共享程度不高，风险治理智能度不够、协同性不足。需要进一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增强网络空间各类政治安全风险的精准识别、态势感知、风险预警、智能分析，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的、覆盖风险治理全流程的立体化系统化治理体系。

2.组织韧性：强化不同组织间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协同治理能力。不同于组织的竞争力，组织韧性强调的是在困境和挫折中不断突破与发展的能力，一个组织如果呈现出“脆弱性”，则容易在外部风险来临时难以应对，组织韧性既依赖于各组织内部整合资源与动员的能力，也依赖于不同组织间的合作网络形成能力与整体韧性的构建[25]。笔者认为，在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组织韧性应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同合作模式的建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具有的联动化、立体化、多源化、动态化、交织化特点，使得单纯依靠某类组织进行风险防范与治理会显得力不从心，也必然会影响政治安全风险治理的效能。单极化的风险管控与治理，同时也削弱了其他主体对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导致治理体系面对安全风险的“脆弱性”增加，韧性不足。因而，需提升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的组织韧性，即由“单兵作战”向“协同治理”转变，在发挥政府部门“元治理”作用的前提下，充分调动网民、网络媒体、互联网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同力量在政治安全风险治理中的积极性与能动性，构建多元主体间良性互动的复合型治理体系，实现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完善一系列体制机制提升不同组织应对政治安全风险的危机学习能力、适应能力与应对能力，尤其是通过社会动员、利益共享、组织学习等方式提升网络空间多元主体的自组织能力，及时识别网络空间分散的政治安全风险源，构建不同的组织间有效的网络化协同模式，将原本分散的风险治理资源整合起来，突破传统依赖政府单一化管控网络风险的治理格局。政府、网络社群、互联网企业、网民应各司其职，在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识别、风险预警、风险管控、风险处置、风险评估等风险治理各个阶段协同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强化组织间的互补效应。

3.制度韧性：健全多元主体相互联动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体制机制。习近平指出要“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26]。制度韧性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形成稳定性与灵活性兼具的长效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体制机制，并从国内外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实践中不断学习经验，从而提升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防范与处置能力。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主张应进行积极有效的制度创新与变革，不断应对社会的变化与风险[18]127。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制度的韧性越强，制度发挥作用的空间就越大，各治理主体才能在制度规定的框架内，进行持续性的互动合作，发挥风险治理的最大协同效应。建立健全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相关法律制度体系是构建“制度韧性”的核心要义，是应对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重要保障。现阶段，我国《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一系列制度的出台，已形成了网络安全维护的初始制度体系。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网络安全形势，相应的顶层制度设计对政治安全风险的预测、响应、处置和恢复等重要环节的规定不够详细，缺乏可操作性指南，对于不同网络主体在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全过程中的责任、职责、功能、边界缺乏详细的权威界定。因此，在网络环境复杂的动态变化中，应着力提升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制度韧性。在适应性、灵活性、包容性的基础上，确保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对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中价值导向、各治理主体的权责、资源配置、风险处置流程、风险预案等进行明确、详细的规定，并建立完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识别预警机制、风险评估机制、风险联动处置机制、多元主体间信息共享机制等一系列制度保障体系。

4.文化韧性：增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引领作用。当前，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网络攻击与网络意识形态的渗透不断加剧，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弱化与政治参与失范的风险陡增，网络空间的“匿名化”“去中心化”“分散化”等特殊属性为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与相互渗透提供了便利条件，必然会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弱化社会公众的政治文化认同。因而，必然需要从根本上增强网络空间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认同，涵养与培育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网络空间文化氛围，强化网络空间的文化韧性，促使社会公众增强对我国政治体系的信赖度、认同度，就当前的政治运作基本规则达成共识，从而避免政治系统陷入“合法性危机”[27]。一是要强化网络空间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通过文化培育和文化引领促使良好的网络空间秩序的形成，从而引导、影响、感染、化育网民，凭借其无形的力量对网络空间实行全方位、全過程、全领域的浸润。”[28]二是要提升网民的网络文化修养。如果网络社会缺乏统一的价值观念，没有形成一致的价值取向，则必然导致网络空间的行动者们陷入“知”“行”“意”的错位与失序状态。因此，要提升网民的政治文化素养与道德修养，培育合法、合理的参与型网络空间政治文化，使其能自觉屏蔽、抵制各类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侵袭，促使网络公共场域中公共精神理性回归，重塑公共价值。三是要培育网络空间不同主体间相互信任的文化。构建政府、网络社会组织、网络企业、网民间的合作型信任关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使之成为具有自主性、自觉性和合作性的网络空间行动者，形成强大的内聚力与韧性，从而有效应对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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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亚茹】

作者：吉鹏 许开轶

网络发展国家政治控制挑战论文 篇3：

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研究

[摘要]近年兴起的网络政治参与对于增进少数民族政治表达、优化民族治理决策、强化少数民族政治监督、涵育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等具有积极效应。然而过度的、激进的、非常态的网络参与也会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的利益冲突与治理危机。因此政府必须正确处理网络虚拟民族民主与现实维稳、少数民族自治与政治秩序的关系；重视并促进少数民族通过网络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使之成为中国民族政治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文章以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为研究对象，以其对中国当代民主政治的影响为基本线索，深入分析了影响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发展困境及有效扩大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的路径。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少数民族；政治发展

[作者]刘娟，河北北方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张家口，075000；张国军，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讲师、博士。重庆，401120

少数民族的网络政治参与是指少数民族公民通过互联网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系统决策或政府过程的政治行为，包括少数民族网络政治选举、网络投票、网络政治表达、网络政治结社等。网络政治参与的客体即政府有关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决策、政治协商或政治监督。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一方面有利于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也使国家安全面临风险和挑战：虚拟空间改变了原有的政治参与方式，极易出现网络政治颠覆行为。由于网络技术具有天然的政治性能，并且网络政治在民族区域、中央政府和全球三个层面上具有一定的叠合性，因此网络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实现民族区域的网络政治沟通，抵制任何经由网络的嵌入性颠覆活动，乃是中国政府要解决的新问题。文章将把网络政治参与视为研究民族政治稳定的新型视角，采用结构一功能的系统分析方法，以少数民族网络参与的内部结构和功能作为分析对象，寻求推动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的有效路径，以期对当代中国网络政治生态和民族民主政治发展有所助益。

一、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存在双重效应

随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阶层开始逐步分化，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也开始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民族利益群体为实现自身利益开始介入政治生活，开始实现由民族群体向政治力量的转变。互联网凭借其普及性和便捷性，越来越成为少数民族实现政治参与的全新方式。少数民族公民可以通过网络表达政治利益，进而影响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当前网络政治参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是作为补充力量，表现为参与型政治；二是作为替代力量，表现为压力型政治。作为补充力量的网络政治主要通过少数民族有效的政治参与对政府决策进行补充和完善；压力型政治则表现为对现有政权的压力和颠覆。二者都与国家对待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态度及对网络参与的调控能力息息相关。

（一）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的良性政治生态

日益普及的互联网有助于少数民族更加自主地选择、吸纳和传递政治信息，打破原有的话语权格局，通过网络政治参与推动民族政治发展。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积极的一面是促进了民族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具有弥散性和广延性的参与系统。民众可以通过网络宣泄政治压力和影响公共决策，培育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宽容与支持心理，从而更加关心本民族的发展与国家的崛起，这是民族民主发展的根本价值。

在争取和维护民族利益的同时，少数民族公民也可以积极介入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过程，感受自身的政治人格与社会价值，加强对本地区政治体系的调控。同时，网络政治参与还有利于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阶层分化。一般而言，公民在社会分层中体现出的社会地位越高，其政治功效感和政治能力感就越强，他的政治参与需求也就会随之提高。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可以促使具有相同或相近利益需求的少数民族结成利益团体或非政府组织，以提高民族自治能力并协助政府开展社会管理工作，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民族社区管理工作的创新。

（二）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的负效应

网络政治参与对于任何现行政治体系都是一把双刃剑，正如安东尼·奥罗姆所说：“政治参与孕育着政治稳定，而政治参与的发展过程及其不成熟却滋生着动乱”。由于网络舆论具有偏差性和易受操控的特点，网络暴力、民族分裂情绪也会伴随着网络的普及而产生，在增强民族意识的同时，也会使少数民族公民更加关注本民族利益。加之少数民族的政治体系尚未形成有效的网络吸纳渠道和整合机制，当地政府的管理职能也没有实现网络分化和分工，低效的网络政治参与不仅不支持现行政治体系，而且会对其进行破坏，表现为“民族认同心理对本民族利益的关切。”如网络政治沟通不畅、网络政治参与程序不规范、参与过程缺乏监督、网络政治与民族民主衔接不力以及网络政治引发的不良社会运动等。网络已逐渐成为少数民族分裂势力和行动者介入的舞台。以上均会对政府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产生严重冲击，危害公共安全，最终引发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危机。

二、影响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效能的主要因素

网络政治参与是电子政务与普通民众交互运动的过程。由于少数民族在社会发育、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方面与其他地区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依靠信息压力促使政府改变或调整决策的方式也具有特殊性。这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动机、政治心理、行动逻辑与当地政府的介入方式直接相关。

（一）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动机

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的动机集中体现出少数民族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不断升温的政治诉求。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少数民族传统的感性政治判断已在逐渐淡化，而理性的政治参与动机日渐成为政治参与活动的主要动力。它不仅包含了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愿景，也包括对民族利益的追求。利益动机是促使人们参与政治的最持久、最稳定、最均衡的动机。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少数民族具备的民族意识与自身利益相结合，就会产生强烈的政治参与诉求、表达欲望和参与行动。他们会通过网络向政府提出利益要求，并积极参与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利益分配，实现国家利益与少数民族利益的融合。多元化的网络政治参与动机一方面说明了少数民族新兴社会阶层的自我认知和对政治权力的渴望，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少数民族在通过网络平台努力争取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网络政治参与也不单纯表现为政治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政治观点的集聚和表达，还贯穿了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发展意志。

（二）少数民族网络参与主体的民族意识

少数民族网络政治的参与主体包括网络舆论领袖、舆论推手、网络社群、网络媒体和网民等多方人员。他们大都是政治精英、民族主义者或宗教主义的领袖，担负着网络舆论的生产和传播功能，决定着民族地区网络舆论的发展态势。Tim Jordan认为网络空间的权力主要表现为个人权力、技术权力和想象力量三种，网络空间的权力之争存在于网络精英、技术精英和政治家之间。受传统习俗和民族文化圈的影响，少数民族网络舆论主体具有强烈的民族观念，并且民族意识日渐增强，它是一个民族“对他而自觉为我”的意识，对本民族的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极具关切和维护。民族意识会增强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的频度和范围。如果民族意识对现行政治体系缺乏政治信任和政治宽容，且现行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不高，尚不具备吸纳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的能力，网络舆论团体就会对国家法律和政策采取抵制措施，形成网络民族利益极化，影响政府对少数民族政治体系的调控能力和凝结能力。

（三）少数民族的政治心理

少数民族的政治心理是综合反映和认识民族政治生存和政治发展的一种民族意识，表现为一定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与政治评价，是少数民族内在的精神结构与意识取向的政治反映。而网络政治参与正是少数民族对政治生活的心理反应，是实现中国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心理和文化因素。由于网络政治的联系方式和号召力量使少数民族的政治生活开始具有前所未有的一致性与关联性，民族政治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极大提升，民族个体开始趋向民族整体的内聚，民族本位意识与民族发展意识也开始逐步增强。少数民族开始更加注重对国家和地区政治过程的介入。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政治态度以及政治愿望都可以通过网络得到迅速传播和引起共鸣，因此少数民族的政治心理直接制约着网络政治参与的效能，影响着民族政治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

（四）国家和政府介入的逻辑

由于网络信息的多元化以及信息的狭窄性，少数民族很容易选择极具民族主义观点的网站或链接，由此导致的信息窄化是民族矛盾集聚和仇恨群体形成的技术性原因。而政府与少数民族公民共同构成网络政治参与的二元行为体，其互动过程直接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容和舆论主体的政治倾向。因此，政府如何有效介入及具体介入方式就成为影响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效能的重要因素。如果国家和政府通过制度性安排能够有效规范少数民族的网络参与行为，保障民族政治权利，少数民族成员就可以通过制度化的参与来表示对现行政治体系的响应、认可、接受和支持，这就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前提。而国家和政府则可以充分发挥网络参与的正效应，融洽民族关系，促使政治体系获取更多的稳定性资源。

三、当前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困境

由于网络民族情绪的信息处理和传播方式具有交互性、开放性、多元性、共享性和非权威主义等特征，与传统政府政治模式下的“单向式、自上而下”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单纯依靠政治强权或政府干预来推行民族政策和实现地区维稳，不仅实施困难而且潜藏着极大的政治危险。通过网络这一虚拟平台来实现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一方面可以对社会公共产品和资源进行再分配，促进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化，使少数民族将地区利益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民族自身的政治素养，化解民族地区的政治冲突，有利于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国家归属感，进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公共安全。然而当前少数民族的网络政治参与却面临发展的两难困境，主要指网络参与的非理性化，即以盲目、偏激、狂热甚至暴力的方式进行参与。主要表现为网络社群分化导致的群际隔离、民族利益表达的极端化引发的从众性偏激和制度缺失导致的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失序。

（一）网络社群分化导致的群际隔离

虽然网络结构是扁平的和去中心化的，网络政治门槛也日趋降低，但实质上支撑网络结构的内核却日趋等级化、中心化，且进入门槛持续上升，既有技术门槛，也有制度和法律门槛。受到互联网便捷性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即“板块式”组合开始突破以民族为界别的格局转而发生重大变化，由极为松散的社会隔离发展为民族利益团体，代表更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社会阶层开始借助网络推动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变革。一般而言，少数民族社会中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较高的公民，其网络政治参与的程度也较高。

反之，“不同阶层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联度愈加明确”，少数民族社会中受教育程度较低和经济收入较差的社会阶层在网络政治的发展中失声。如果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不能有效申张和得到回应，就更易受到民族主义者和极端分子的网络煽动，通过互联网进行非法结社和组织民族暴恐事件。根据派伊的政治系统理论，公民通过网络进行利益表达得越充分，就能够对施行权威性分配的政治体系施加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就越符合不同团体的利益。网络政治参与需要政府及时接纳并回应少数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的网络政治诉求，消解不同民族利益群体的纷争，淡化由网络政治参与导致的社会群际隔离。

（二）少数民族的政治心理引发的从众性偏激

政治心理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是“关于政治体系或体系内人们的信仰和感知，也包括关于政治目标的知识和信息。”政治心理是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的基础，反映了少数民族多元化和宽容性的时代精神。除却现代民主精神，少数民族的政治心理还包括特有的民族民主意识、政治参与理念和民族权利意识等。近年来由于受到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少数民族的政治心理和政治倾向也日渐复杂化和多元化。由于中国每一地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需要难以被全方位照顾，一旦发生社会矛盾，少数民族极端分子就会将问题归咎于政府、政党，产生“迁怒效应”和发生“群体极化”事件，即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激，在商议后，人们会朝着偏移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当合法权威被解构，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心理就易受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影响，产生从众行为引发民族暴力事件。正如美国学者英格尔斯所说：“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手段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性的现代心理基础，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由此，有效疏导民族情绪和培育民主公正的政治心理就成为发展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的基础和保障。

（三）制度缺失导致的网络政治参与失序

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系是否为其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制度规则，因此网络政治参与制度是影响参与效果的重要因素。如果参与愿望强烈而制度缺失，则易导致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即少数民族政治参与膨胀。我们可以以现行法律对于少数民族网络参与规定的自由度作为判定网络空间制度供给是富足还是稀缺的基本依据。

从当前少数民族网络参与中出现的种种非理性现象如政治盲从、民族分裂和网络谣言等来看，反映的恰恰是一种制度稀缺的客观存在。由于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制度的供给迟滞于制度需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少数民族网络舆论主体和民众在政治博弈中就无法发挥正面导向作用，使得民主运行游走于越位与归位、失位与复位的政治空间，造成民主运行边界冲突与失位。

四、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路径探析

有效疏通少数民族网络政治渠道、实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深入分析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建立网络政治参与的长效机制，为少数民族公民提供规范畅通的网络参与机会。实现路径包括制定网络参与法律法规，对少数民族公民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做出方向性规定；加强有关少数民族网络信息传播、网络伦理规范的建设，充分发挥网络在疏导民族情绪及协调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作用。以上对于实现民族政治生态与网络公共领域的对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网络政治参与制度供给的均衡性

网络政治参与的均衡性指的是政治承诺的参与程度与政治实践承诺之间的平衡。如果政治承诺的参与度高而政治实践的程度低，则易导致正式制度结构呈现不稳定状态，从而引发制度变革。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的均衡状态是指政治参与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平衡。而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是由国家正式制度结构和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容载量决定的。曾有学者指出，“政治体系在公众政治参与愿望增强的同时，其本身的制度化水平必须随之提高，否则就会引起政治参与膨胀与政治参与冷漠的并发症，从而导致政治不稳定。”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制度是理解历史的关键。因此，少数民族的网络政治参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政治制度演进的历程，其参与水平及有效性取决于制度的设计与供给，也受制于制定政策的政府。政府是制定政策的主体，也是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有效运行的政治变量与精神动力。桑斯坦对此曾作出明确论断：“政府对网络的管制，并不比实体空间来得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却在于实行什么样的管制，而非是否有管制。”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制度供给的有效性也同时取决于少数民族对于制度的认可和维护程度。如果制度的权威性与民族的自觉性相互配合，就会形成民族地区的良性政治生态。

（二）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意识的转化

从社会契约化的进程来看，网络社会成长一方面需要来自制度本身与当代科技文明发展的契合，另一方面则需要来自制度本身与整个国家历史文化发展的契合。前者要求制度的现代化，后者要求制度的本土化。网络舆论体系的排斥性和吸纳性不仅仅依赖于政府控制，而且依赖于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谈判与对话。这就对政府制定政策的能力和少数民族的政治素质同时提出了较高要求。

美国学者菲利克斯·格罗斯曾将“公民国家”和“部族国家”做过有效区分，认为：“公民国家建立在政治纽带上，其核心制度是公民权。部族国家却将身份认同与种族起源和种族身份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现代多元化国家中，政治联系应与种族纽带明确分开。”当今要搭建一个有效运作的网络政治参与平台，建立在共同宪法和平等公民权基础之上的公民意识必须成为各民族最核心的群体认同。而狭隘的民族意识只是网络亚文化群体的意识，只代表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选择。因此，少数民族应在强调民族意识之前明确其公民意识，在国家现有制度框架内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真正实现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

（三）网络政治参与环境的优化

增加制度供给和加强精神文化培育是优化网络环境中不可分割的刚性和柔性的两个方面。这就要求当地政府在提高网络公共物品与服务质量的同时要注意网络环境的建设与维护。这是少数民族地区政府面对新技术条件下的政治格局所实现的对网络领域的占领和接管。一方面可以主动拓展在虚拟空间的政府职能，另一方面也可以主动融入并掌控新的行政管理技术。

具体包括加速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的上网工程，尤其在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普遍介入网络，使少数民族公民能够及时全面了解政务信息，利用信息管理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加大地方政府的信息公开力度，打造透明政府、服务政府与责任政府。增强官民沟通，确保少数民族公民的信息知情权，并对失真信息与非法舆论进行监控与澄清，为网络政治参与创造良性的信息环境。同时要及时取缔网络非法结社以及遏制网络犯罪，通过少数民族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提高电子政务的服务效率，更加迅速稳妥地处理突发性事件，化解政治危机，解决民族问题与探索民族政治。

（四）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消弭网络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教育势在必行。当前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困境的形成与该地区民众的受教育水平直接相关。因为网络设施建设可能是最容易的，但对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效果却具有表面性和短期性，真正要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就需要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政治教育的欠缺容易导致少数民族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渠道的窄化，引发非理性参与和无序化参与。为促进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的有序化发展，应当以发展教育事业为抓手和契机，着力开发少数民族公民的智力资源，使其成为创新民族地区政治建设的智力基础。一方面可以继续推行倾斜性政策大力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同时，还要着重加大网络技术知识教育与政治常识的普及，使民众在提高对信息网络技术驾驭能力的同时了解国家政治，积极有效介入政治过程，支持和维护政治权威，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

五、结语

网络政治参与对中国少数民族政治的民主效应如何，能否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是文章关注的焦点。由于少数民族的网络政治参与同时具有对国家政治过程和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参与的双重性质，既代表了民族政治参与的水平，也持续影响了国家的政治发展。因此网络政治参与既可以成为推动少数民族民主发展的催化剂，又可以成为民族动乱的导火索。这使得少数民族的网络政治参与前景变得十分扑朔迷离，以至于当今人们对此看法不一。作者认为，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在近期还难以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态；但从长远看，将逐步具有自主性和规范性，必将有力推动少数民族民主政治的发展。

由于网络参与所释放出来的反馈效应正在引起政府注意并日渐成为驱动中国民族政治体制调适的动力，因此需要政府继续加强互联网的民主政治建设。约翰·基恩就认为：“一个社会应当有一定程度的沟通自由，否则，政治权威就等于否认媒体存在的合法性；但同时，在媒体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把握好自由与控制的平衡。”综上，文章认为应扩大网络民主的范围，构筑一个以民族利益和公共意志为基础，以少数民族自主表达与自我约束为参与原则，实现公共机构与少数民族的平等协商和政治交流的网络平台，建立自下而上的政治权力流动体制。网络政治参与体制创新的最终目的是使少数民族可以通过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来表达自己对政治利益分配的意愿和要求，政治体系也能够很好地接纳与回应网络诉求，及时作出科学公正的政策安排，使各民族利益诉求得到最大程度的兼顾和保障。因此，政府应有效应对少数民族网络政治参与，这对于维护地区政治稳定，促进民族政治整合，推动民族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黄仲盈]

作者：刘娟　张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