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语言生态环境论文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和语言生态构建是一种互动关系。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语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人们正常的语言生活的需要。语言生态从历时上看有原始生态和人为生态之分，从共时上看有和谐型和不和谐型之分。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功能定位和语际关系等，都是影响语言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双语语言生态环境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双语语言生态环境论文 篇1：

新常态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

摘 要：探讨新常态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问题是创建中华民族和谐共存的语言生态环境的重要任务。新常态下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对于提升语言学科的研究活力，正确处理好语言研究中的各种关系等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社会生态环境给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创造了条件，以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给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提供了借鉴，语言和谐共存给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提出了挑战。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要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做好田野调查工作，了解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趋势，关注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现状，准确把握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态位，制订相应的语言生态对策，弄清少数民族母语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尊重他们的语言权利，聚集一批敢于攻坚的学术队伍。

关键词：新常态;少数民族;语言生态

作者简介：冯广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4)

冯 念，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高级动画设计师(海南 海口 571158)

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给我国的经济社会注入了活力，也给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新常态下，思考如何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探讨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现状及其发展演变，构建良好的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系统，创建中华民族和谐共存的语言生态环境，是语言工作者神圣的使命。本文从新常态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的意义、机遇和路径等方面论述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的相关问题。

一、新常态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的意义

我国境内的语言约有129种，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推行正确的语言文字政策，尤其是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呈现出较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现阶段，由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需要，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必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具有提升语言学科研究活力的学术价值。过去我们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注重对语言内部系统进行深入细致的描写和分析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相应地对社会生态环境对语言生态环境的影响、民族语言生态系统等研究不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基本写法是先简单地介绍某一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如人口分布、地域分布、地理文化等)，然后主要描写某一少数民族语言内部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前者虽然涉及语言所依存的社会环境，但语焉不详，所占篇幅很少，后者是主体，描写也非常具体、全面。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问题，就是用语言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系统，探讨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生态的各种变化。语言生态学(也称“生态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实用性强、富有活力的学科，它对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无疑提升了语言学科的整体研究活力。其次，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处理好四个关系即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的关系、单一语言研究与不同语言比较研究的关系、语言本体研究与非本体研究的关系、借鉴与创新的关系，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1}。(1)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的关系。社会生态环境是一个变量，语言生态也是一个变量，它们之间是“共变”关系，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仅用共时描写是不够的，必须将共时描写和历时比较结合起来。如有的少数民族语言在历史上曾是语言活力很强的语言(如满语)，在语言生态系统中，具有很显要的生态位，而到了当今，却演变成为即将消亡的濒危语言了。这类语言的语言生态问题，如果没有把共时和历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不可能找出它们从盛到衰、从强到弱甚至濒危消亡的真正原因。(2)单一语言研究与不同语言比较研究的关系。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应该认识到，我国的语言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把一种民族语言放在这个系统中进行语言生态研究，自然会考虑到这种民族语言与其他语言的关系了。例如，在我国语言生态系统中，谈到语言接触问题，我们至少会遇到少数民族语言同汉语的接触、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接触、少数民族语言内部各方言的接触等现象，在频繁的语言接触中，语言生态的变化是复杂多样的，有的语言在接触中语言活力变强了，有的语言变弱了，语言替换、语言转用、语言兼用、双语、多语等现象都会不同程度地发生，一句话，语言生态发生了改变，这些仅从单一语言上孤立地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不同语言放在语言生态系统的框架内进行比较研究才能说明问题。(3)语言的本体研究与非本体研究的关系。语言本体研究是指对语言体系内部语音、词汇、语法等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语言学研究领域里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语言的非本体研究是指与语言相关的问题研究，包括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民族、语言与生活、语言与应用、语言与生态等方面的研究，戴庆厦先生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如除了在少数民族语言本体方面研究成果丰硕之外，他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濒危语言的研究、对语言和民族关系的研究、对双语问题的研究、对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研究、对语言教育的研究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4)借鉴与创新的关系。语言研究贵在创新，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是一个新课题，我们一方面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学习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另一方面在新常态下应有新作为和新担当，要开辟一条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新路子。

二、新常态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的机遇

1. 社会生态环境给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创造了条件

现阶段，和谐社会的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步深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人心，给我们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创造了最佳氛围。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是语言和谐，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和谐、文明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下，由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汉语与民族语言之间、民族语言与民族语言之间、民族语言与外语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语言生态环境也会发生急剧的变化。著名语言学家戴庆厦先生指出：“中国的语言，处在各民族语言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的生态环境中，其发展既有语言的分化，又有语言的融合，两者交融一起难以分清。”{2}戴先生所说的各民族语言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的生态环境正是现阶段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环境的显著特征，也是我们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新视野。语言接触会带来语言的一系列变化，会对语言的功能和结构等产生重要影响。以黎语为例。黎语是黎族人民的母语，主要分布在我国的海南省。海南省黎语的生态环境在改革开放前后有着显著的不同。改革开放前，由于四面环海的独特地理环境，黎族人民与外界接触较少，黎族社会基本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黎语与岛外其他语言(包括汉语普通话等)的接触相对较少，因而黎语的生态环境是一种受外界影响较少、独自运用、独自发展的面貌，黎族人民运用自己的母语进行族内交际，兼用其他民族语言的人并不多。正如欧阳觉亚、郑贻青两位先生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黎语调查编著而成的《黎语简志》一书所指出的那样：“除琼中东部靠近万宁和琼海两个县的部分地区和白沙县西北部靠近儋县的部分地区有少数黎人使用汉语外，其余各地的黎族居民都用黎语作为主要的交际工具。”{3}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海南建省和海南国际旅游岛创建以来，海南黎族人民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黎语的生态环境也随之发生改变，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增多了，黎语与其他语言的接触更加密切了，黎族人民使用黎语的情况也发生了改变。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语言》在《黎语》部分(郑贻青执笔)中说：“21世纪以后，随着海南的进一步开放，外来人口不断增加，黎族操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黎族地区正朝着双语制的趋势发展。”{4}郑先生所说到的黎族地区发生的语言接触、语言转用、语言兼用和双语现象等正是黎族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给黎语生态带来的变化。这给我们研究黎语语言生态带来了良机。从理论上讲，语言接触使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在语言态度、语言选择等方面发生了改变，而随之出现了语言替换(语言转用)、语言兼用、语码混用等现象，而从民族语言整体上看，语言濒危、语言衰变等也不可避免。美国语言生态学家萨利科科·萨夫温说：“生态环境是语言演化和形成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门语言的演化通过个体使用者以及他们的话语和习语得以推动，同时在各种个体语共存的情况下，由生态作用于变异。”{5}从黎语社会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角度研究黎语生态及其发展是切实可行的。

2. 以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给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提供了借鉴

以20世纪50年代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为代表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其基本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单一的少数民族语言为研究对象，以民族语言本体为核心，描写其语音、词汇和语法体系。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等。现在看来，当时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有几点：一是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把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当做国家大事来抓，当时在国家经济尚不宽裕的情况下，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分成7个调查队，深入民族地区，开展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二是一大批专家学者以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为己任，具有吃苦耐劳、勤恳奉献、严谨治学、勇于创新的可贵精神。如著名语言学家戴庆厦先生当年还是个年轻人，随第3调查队深入哈尼族、景颇族聚居区，与少数民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多年，这种多年如一日的融入式调查研究，使戴先生成为景颇语、哈尼语研究的权威专家，也使得我国对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得到世界同行专家的认可。三是讲究科学方法，强调协作精神。当时为了做好大调查工作，组织了全国性的语言调查培训，特别注重国际音标记音训练，要求语言调查者应掌握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掌握田野调查的方法，搞好民族关系，搞好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关系，搞好调查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协作精神。四是精益求精，旨在推出精品。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大调查是一项重大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是这项工程“打磨”出的学术精品。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除了继承这种语言本体研究的优良传统之外，还要重点研究：第一，少数民族语言的外在生态和内在生态。萨利科科·萨夫温认为研究语言演化生态学，“不光要关注一种语言所涉及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人种环境(其外在生态[external ecology])……还要关注语言系统在变化前及(或)变化中各个语言单位和规则相互共存现象背后的本质(其内在生态[internal ecology])。……外在生态和内在生态在决定一种语言的演化轨迹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6}第二，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主体。人是决定语言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主体即少数民族母语使用者，他们的语言态度、语言选择、语言能力等是决定一种少数民族语言能否生存、能否保持语言活力，发挥交际功能的关键。在《语言生态学引论》中，我们强调人在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中的作用，指出：“人是语言的运用者、操作者，人类社会中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语言，语言是民族的标志，也是民族的凝聚物。一个民族的语言如果在语言生态系统中失去了它应有的位置，它可能会消亡，可能会出现濒危，等等。这是语言生态系统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固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但起关键作用的是人。例如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对官方语言的选择、对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的选定等，都是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7}。

3. 语言和谐共存给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提出了挑战

我国语言政策的目的是语言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是我国各民族之间的语言和谐共存。国家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允许地方方言的存在和发展;国家把汉语普通话作为全民共同语的同时，也鼓励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这种语言政策为我国的语言和谐共存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也是我国建构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的肥田沃土。

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现阶段我们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一个重点。语言与语言之间，不论是强势语言还是弱势语言，不论是使用人数多的语言还是使用人数少的语言，不论是兴盛的语言还是衰变甚至濒危的语言，都应该是平等的，语言平等原则是我处理民族语言关系最重要的原则。在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时，我们应该运用这条原则指导具体的语言现象的分析和评价，决不允许歧视弱势语言，歧视使用人数少的语言，歧视衰变语言和濒危语言。

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和谐共存关系是现阶段我们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一个难点。我们应该看到，我国有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已经濒危，还有的语言处于衰变之中。“赫哲语、满语、普标语、义都语、苏龙语、仙岛语等，使用人数已不足百人。如今使用人口在千人以下的(上述六种以外)有15种。这些都是‘濒危语言’。”“在我们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语言的消失不会是由于人为的压制;但是一种语言的消失，终归是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的消失，抢救濒危语言也是当前我们能做和应该做的一项紧迫任务。”{8}

三、新常态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的路径

既关注语言本体的研究，也重视语言生态环境的研究。研究语言本体，注重揭示语言结构体系内部的语音、词汇、语法特征和规律，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成就所在。从语言的发展上看，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必然会给语言带来变化。因此，弄清社会生态环境及其对语言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21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如周国炎先生的《仡佬族母语生态研究》一书研究已处于濒危状态的仡佬语的生态环境，提出保护仡佬语、维护民族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主张。熊英的《土家语生态研究》一书同样以濒危语言为研究对象，力图从土家语的语言生态方面探讨该民族语言的保护和发展等问题。濒危语言、衰变语言是世界语言发展演变中的一种易发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虽然跟语言的内部结构有联系，然而更多地与语言的生态环境以及这种生态环境带来的语言功能的变化、语言活力的增减和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及使用人数等有密切关系。

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要深入民族地区，做好田野调查工作。

20世纪50年代语言大调查的经验告诉我们，做好田野调查工作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成功与否的关键。可以说，没有扎实的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就没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就没有学术精品。关在书斋里闭门造车，不做基本的田野调查工作，是无法取得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成果的。戴庆厦先生指出：“只有通过田野调查，才能真正体会语言是什么。语言在实际生活中发生变化，不到群众中接触语言，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语言的存在和变化。一个有作为的语言学家，对语言要有感性和理性两方面的认识，如果缺少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就没有根基;如果只有感性认识而没有理性认识，认识的层次就得不到升华。田野调查是语言学家获得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取之不尽的源泉。”{9}戴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几十年来，他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不少于50次，成果丰硕，即使现在他80岁高龄，还常常奔波在田野调查的第一线，我们应该学习戴先生这种“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精神。

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要了解民族语言生态的基本特征。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有着不同的语言生态特征，即使是同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内部也可能会有若干种方言，方言与方言之间也会有不同的语言生态特征。如黎语具有鲜明的语言生态特征，黎语内部的五个方言的生态特征也有差异。由于黎语主要分布在海南省，从宏观上看，海南岛四面环海，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新中国成立前黎语受岛外语言的影响较小，这一方面有利于黎语的传承、保护，另一方面也使得黎语相对封闭，与岛外语言的接触相对少一些，由此引起的语言生态变化也相对小一些。从微观上看，黎语内部的五个方言(哈、杞、美孚、本地、加茂)中，使用人数多少不等，与外界接触程度不同，语言内部系统也有差异(加茂方言与其他四种方言差异较大)，各方言的语言活力、语言功能等也有所强弱之分。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研究黎语生态就可以根据其生态特征有的放矢，真正弄清黎语及其方言的语言生态面目，以免漫无边际，盲目行事{10}。

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要重点关注现阶段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发展演变趋势。近年来，很多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本体的同时，把视野投向语言生态研究，他们特别重视对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现状和发展演变等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戴庆厦先生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以少数民族语言的“点”为研究对象，在对“点”进行“融入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揭示现阶段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规律，可以看作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佳作。

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要准确把握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态位”，制定相应的语言生态对策。在语言生态系统中，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生态位。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汉语既是汉族使用的语言，也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全民共同语，在语言生态系统中处于高端位置。少数民族语言，不论使用人口多少，都是语言生态系统中的成员，都是构建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和谐的语言生态系统的支撑柱。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有几种情形值得关注：一是处于濒危状态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态位即将丧失，二是处于接触性衰变中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活力正在减弱，三是不少少数民族语言在语言竞争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语言替换，四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多语现象更加复杂多样等，这些都是影响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位的重要因素，亟须制订相应的语言生态对策。

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要真正弄清少数民族母语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尊重他们的语言权利。不同语言(或方言)的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既包括对自己的语言(母语)的态度，也包括对其他语言的态度，在语言接触中，不同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决定语言的发展走向，也直接影响着语言生态的演变。我们在调查研究海南黎语的过程中，对黎语不同方言区的黎语使用者做过一些问卷调查，发现不同方言区的黎族同胞对待自己的母语的态度有所不同，因而黎语在和汉语或海南话发生语言接触的过程中，有的地区发生了语言替换或语言转用，有的地区黎语语言保持较好，而有的地区则呈现出黎语、汉语双语兼用的情况，这是黎族同胞选择语言的权利，我们不能剥夺他们的语言权利，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弄清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和语言生态变化的规律。

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要聚集一批敢于攻坚的学术队伍。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汇集一大批既有献身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精神，又有过硬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本领的学者，才能取得辉煌的成果。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研究是一项长时期的艰巨的任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组织多个学术团队，像20世纪50年代的前辈学者那样，分赴少数民族地区，对我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一次彻底的穷尽性的语言生态大调查，真正弄清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实际情况，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发展演变中的一系列问题，为构建我国和谐共存的语言生态环境而努力奋斗。

注 释：

{1}戴庆厦：《正确处理民族语言研究中的四个关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2}戴庆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导言)，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5页。

{3}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第1页。

{4}{8}孙宏开、胡益增、黄行：《中国的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338页，第2-3页。

{5}{6}(美)萨利科科·萨夫温：《语言演化生态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页(前言)，第171页，第216页。

{7}冯广艺：《语言生态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

{9}戴庆厦：《戴庆厦文集》(第3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17页。

{10}冯爱琴：《用语言生态学的方法研究黎语的保护与传承——访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冯广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19日。

作者：冯广艺 冯念

双语语言生态环境论文 篇2：

生态文明建设与语言生态构建互动论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和语言生态构建是一种互动关系。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语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人们正常的语言生活的需要。语言生态从历时上看有原始生态和人为生态之分，从共时上看有和谐型和不和谐型之分。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功能定位和语际关系等，都是影响语言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为良好的语言生态的构建创造必要的环境，良好的语言生态也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经验和支撑.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生态文明;语言生态;和谐构建

“建设生态文明”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任务。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不可忽视语言生态问题。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伟大工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Ecolinguistics)作为一门研究语言与社会生态环境关系的学科，必须将学科定位于现实社会之中，阐释并解决语言生态环境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努力使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为现实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服务，从而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一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精神境界、文明素养等都得到了不断的提升，语言作为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交际工具，也变得越来越纯洁、优美，越来越规范、和谐。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建设生态文明”这一战略决策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语言生态作为社会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文明作为社会生态文明的重要支撑点，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举足轻重，不可忽视。语言生态是社会生态的映射，语言生态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紧密相连。

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一个社会的生态文明，既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社会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内容;既包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利用、改造和美化，也包括对社会的人文资源的存储、积淀、优化和刷新;既具有物质层面上的共享性，也具有精神层面上的公约性。所以，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上述各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语言在这个系统工程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是由语言的本质所决定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一个社会须臾不可离开的符号体系，它的功能是无与伦比的。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共变”关系，即社会的变化会引起语言发生变化，语言的变化也会现社会的变化面貌。生态文明建设和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也是如此。生态文明建设依赖于社会各个方面有一个和谐的共生共长的生态环境和文明环境，社会全体成员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的语言，如果处在一种恶劣的生态环境里和极不和谐的状态中，就会导致思想交流和社会交际的混乱，影响社会的文明进程，使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受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

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和谐语言产生的基本条件，而和谐语言又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点。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和谐的语言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例如一个国家在选择“国语”上无所适从，在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上独断专行，在语言态度上歧视弱小民族和少数民族，在语言规范和语言规划上盲目、随意等等，都是对语言生态环境的破坏，这种破坏的结果必然导致语言自身的不和谐和语言与语言之间关系的不和谐。而语言自身的不和谐和语言与语言之间关系的不和谐势必影响国家的安定和民族的团结等，这种环环相扣的关系恰好说明做好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工作，不仅是构建和谐语言的需要，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人类语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语言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和一定的社会生态环境紧密相连;语言生态环境是社会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它对语言的生存和发展影响很大。在一个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里，语言会健康地成长并获得长足的发展。秦始皇统一全国，实行了“车同轨、书同文”等政策，改变了原来“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不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形成了全国统一语言文字的局面，当时的语言文字获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新中国成立以后，积极推行符合民意的语言政策，推广普通话，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实行汉字规范化，正确地对待少数民族语言，语言生态环境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好，因而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和谐相处，共生共长。反之，语言生态环境不好，语言不仅得不到发展，而且连生存都很困难。如日占时期的台湾就是如此。日本侵略者强迫台湾人民运用日语，抛弃自己的语言，台湾地区的语言生态环境变得十分恶劣，民族矛盾变得十分尖锐，台湾人民的语言(尤其是汉语)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哪里还谈得上发展自己的语言呢!

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人们正常的语言生活的需要。在现实社会里，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语言，良好的语言生态、和谐的语言生活是人们对语言环境的起码要求。一个人的语言生活和他享有的语言权利及承担的义务是联系在一起的，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享有国家赋予他的语言权利，有使用语言、遵守国家有关语言文字的法纪法规、执行国家的语言政策的权利和义务;二是在语言运用中，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他有选择使用语言和文字的自由，有表达他的思想情感、与人交流的自由;三是在维护国家语言尊严和个人语言尊严方面，个人的语言行为必须服从国家的利益;四是人与人、语言与语言等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际是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进行的，语言与语言之间也是在和睦相处、协同发展的状态下接触和交流的;五是人所从事的与语言相关的一些活动，应注意遵守语言规范和社会公约等。上述几点如果其中的一点出了问题，人们正常的语言生活就失去了平衡，在语言生活的某个方面就会产生不和谐的音符。因此，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人们正常的语言生活的保障。

二

语言生态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自从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豪根(E.Haugen)提出这一术语以后，不少学者即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人们关注的是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的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有的是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学和生态学这两门类属不同的学科就有了结合的可能，于是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就应运而生。但至今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实际上语言生态学或生态语言学就是环境科学，即研究语言生态环境的科学。弄清语言生态的类型、语言的多样

性、语言的功能定位、语际关系等问题，对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是十分必要的。

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看，语言生态具有不同的类型。从历时上看，语言生态有原始生态和人为生态两大类型。语言的原始生态是人类社会在初始阶段或人类某一种群、部落、民族等处于原始社会状态下的语言生态面貌。这种状态下的语言虽然是单一的、单纯的(如没有文字、没有语言之间的接触等)，但它能够满足当时、当地的人们的交际需求，所以从生态学的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未被污染和破坏的原生态。如远古时期初民的语言生活、18世纪以前的美洲印第安部落的语言生活即是这种语言生态环境中的语言生活。语言的人为生态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人类的一系列决策和行为，改变原始语言生态所形成的语言生态现实。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破坏性的，即语言的人为生态破坏了语言原始生态系统，造成人类语言的不和谐分布。例如，在国家政权产生，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等横行于世以后，语言的自然生态环境改变了，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人为的语言生态环境，有很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官方语言的选择等问题上服从于它们的宗主国，以宗主国的语言为尊，自己的民族语言的地位退居其次。历史上，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语言大多是通过这种途径得到扩张和传播的。18-19世纪，由于种族主义者大肆虐杀印第安人，美洲印第安部落的语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以致美国当时的一些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呼吁要保护印第安部落，抢救印第安语。另一种是建设性的，即语言的人为生态对社会、对语言的自身发展和人类语言的和谐相处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前所述，我国历史上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所采取的语言政策就是如此。“五四”时期的语言运动改变了几千年汉语“言文不一致”的不合理的汉语生态面貌，使汉语做到了“言文一致”，促进了汉语的发展。当前我们提出的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讲的语言的人为生态，它是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服务的，是具有建设意义的。从共时上讲，一个社会的语言生态可分不和谐型语言生态和和谐型语言生态两大类型。不和谐型语言生态的主要特征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不融洽、语言自身的发展受阻、语言法规不健全、语言政策不合理、语言规范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语言选择无所适从、语言运用混乱和语言污染严重等等。这种不和谐的语言生态必然影响社会的和谐，影响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和谐型语言生态是一种良好的语言生态，它的特征正好与不和谐型语言生态的相反。在这样的语言生态环境里，语言关系、语言发展、语言法规、语言政策、语言规范、语言运用等都是和谐的。这是我们追求的语言生态环境，这种语言生态环境对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有益的。

语言的多样性是语言生态的基础，对于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十分重要，正如在自然生态环境里生物的多样性是形成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条件一样。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单一的生物种群不具备真正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环境，只有在生物具有多样性的条件下，各种生物之间才能形成各种不同的“关系”，它们才能共生共长，协同进化，并在这种“关系”的网络里，找到各自合情合理的归宿。语言生态与自然生态惊人地相似。目前世界上的语言大约五千余种。根据谱系分类法，世界的语言可以分为若干个语系，每一个语系可分为若干个语族，每一个语族又可分为若干个语支，每一个语支又可分为若干种语言。根据类型分类法，世界的语言可分为屈折语、黏着语、孤立语和多式编插语等，这表明世界的语言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同类单一的，这为形成一定的语言生态提供了必要条件。以我国境内的语言为例。根据最新资料，我国境内的语言有129种，分属汉藏、印欧、阿尔泰、南岛和南亚等不同的语系，我国各族人民在语言的使用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单语的、双语的、多语的语用者皆有之，民族地区采取了灵活的语言政策，如单语制、双语制、多语制等，这使得民族地区的人们在语言运用上自由多变，语言生态环境宽松、灵便，人们运用语言时心情舒畅，灵活度大。语言的多样性还要求一个国家或地区应有一定的语言保护政策。为了维护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人类制定了很多法律和规定，如野生动物保护法、植物保护法等，这是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所做的必要的工作。对待语言问题亦应如此。世界上的语言已经消亡和正在消亡的形势十分严峻，濒危语言越来越多，长此以往，语言的数量必将大大减少，语言的多样性必将受到威胁。我国的语言状况亦是如此，有许多语言已经消亡了，还有很多语言处于濒危状态。根据戴庆厦先生的调查和分析，如果对语言濒危的情形不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其后果是濒危语言走向消亡，而我国境内语言的多样性将会大打折扣。我们呼吁像制定动、植物保护法，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制定语言保护法，挽救和保护濒危语言，维护语言的多样性，使语言生态环境处于一个较好的状态之中。我国政府目前的语言政策是将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的统一性结合起来，即在“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同时，保证不同民族有使用自己民族语言和文字的自由。

语言的功能定位是影响语言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交际功能是语言的本质功能，不同的语言在交际功能上有不同的职能分工，通过职能分工体现出它们在功能上的差异性。据此，功能分类法将世界的语言分为国际语、区域语、民族共同语和民族语等，每一种语言的功能定位决定了这种语言的职能范围、交际领域、使用环境和运用群体，虽然有一些交叉情况，但在通常情况下，不能“越俎代庖”，如在联合国，一般只使用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即国际语)，其他语言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是不能在联合国使用的。语言的功能定位使不同的语言各就其位，各尽所能，使不同的语言处在一个井然有序的境况中，给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创造了条件。语言的功能定位不准确，必然造成语言生态环境的混乱。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普通话”是我国的“国语”，也是民族共同语，它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语言，是各级各类机关的工作语言，是新闻、媒体的宣传语言，也是人们日常交往的交际语言。我国境内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是他们在民族内部进行交际的语言，是民族语。不同的少数民族有不同的民族语，他们的民族语言受法律的保护。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她的功能具有多重性，即她既是国际语(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又是区域语，汉语除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新加坡等国家也使用汉语(他们称“华语”)。同时，汉语既是我国的全民共同语(国语)，又是汉族使用的语言。如果每一种语言的定位都准确，良好的语言生态的构建就非常顺利，如果有的语言定位不准确，良好的语言生态的构建就有阻力。如语言帝国主义、语言霸权主义者企图以自己的语言独霸天下，当然不会有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

语际关系即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是构建良

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必须处理好的关系。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包括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国语”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内部共同语与民族语之间的关系，民族语与民族语之间的关系等，语际关系涉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关系等问题，所以，它不仅是语言生态方面的问题，更是社会生态方面的问题。世界上国家与国家的矛盾、民族与民族的矛盾，很多是由语言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例如原捷克斯洛伐克国于1993年解体，分为现在的捷克国和斯洛伐克国，原因之一是语言上的矛盾，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都想用自己的民族语(即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作为“国语”，各执一端，相持不下，于是引发民族之间的矛盾，最后干脆将国家一分为二。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文书中对正确处理语言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都有明文规定，只要人们遵守这些法律，就不会出现语言与语言之间的矛盾。语言与语言之间没有矛盾，构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就方便顺利多了。

三

生态文明建设和语言生态构建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意味着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为良好的语言生态的构建创造必要的环境;反之，良好的语言生态又可以为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个方面的经验和支撑。把握好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对于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和良好的语言生态构建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的一项战略任务，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是落实这项战略任务的重要方面，是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点，因此，我们必须做好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工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在具体工作中，抓生态文明建设而对语言生态问题熟视无睹是不对的，抓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而不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局出发也是不对的。”

生态文明建设包含的内容很广，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物质的、社会的、自然的等方面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应该有一个宏观的、系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部署。仅以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恶化这一点为例，要想真正解决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八大问题，即土地荒漠化扩大、森林资源继续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饮用水短缺加剧、温室效应危害极大、酸雨频降森林遭殃、南极臭氧空洞扩大、自然灾害频发等，谈何容易!可见，仅这一个方面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就不是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短暂的时期内能够做到的，它需要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我国的生态环境也不乐观，上述八点很多都可以同我国目前的生态情况对上号。“十七大”报告提出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的号召是完全正确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是紧密相连的，它们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也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文明程度的体现。

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要服从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为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在现实社会里，语言生态环境还有很多地方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例如有的地方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不太和谐，方言优越感和方言消亡论在不同的人群和地区都有表现，人们在语言运用中还存在着一些不文明现象。如吐脏字、说脏话的事情时有发生，语用中还有很多说假话、空话、大话、套话的情况，社会用字中时而见到不规范的汉字出现，广告用语有很多虚假成分，网络语言使用混乱等等。这些现象如果任其泛滥，势必给良好的语言生态构建带来麻烦。笔者所在的城市武汉市最近申报全国文明城市，市政府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求市民消除“汉骂”(即武汉人骂人的口头禅)0，这看似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实际上是人的文明素质的体现。消除“汉骂”，提倡说话文明、礼貌，是对一个公民的起码要求。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还有什么资格谈城市文明建设!从这里我们看到，人们的语言运用涉及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问题，同时也关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我们应该摒弃不良的语用行为，为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无论是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还是生态文明的建设，人始终是核心，通过人可以将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和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紧密地联系起来。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语言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都对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和生态文明建设有一定的影响。无论与什么形成关系，人必须从和谐这一点出发，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和谐的，人与语言的关系是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和谐的。“和谐原则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人类社会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关系融洽，要求语言与语言平等互惠，要求人与人和睦友善等，整个社会都在和谐的氛围里，和谐地得到发展、进步。”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构建是在“和谐原则”指导下进行的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也是为了构建和谐社会。从本质上看，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　刘传红

作者：冯广艺　陈　碧

双语语言生态环境论文 篇3：

新疆和田地区少数民族学校维汉双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摘 要： 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维吾尔族作为新疆的主体民族，人数占绝大多数，其中和田地区少数民族占全疆人口的绝大多数，由于交通闭塞，与外界交流沟通少，语言的生态环境较差，观念落后，师资队伍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当地的维汉双语教育水平，本文主要针对和田地区少数民族学校在进行维汉双语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试图提出一些可行性的解决方案供教育者参考。

关键词： 和田地区;少数民族;维汉双语教育;问题;对策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是人类文化的载体。从古至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现代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应用，人际间的交往与沟通，这些都要依赖语言这一交际工具。随着人们文化观念和语言观念的改变，少数民族语言也更广泛地进入到大家的视野中，引起大家更广泛的关注，人们意识到少数民族语言承载着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传统而被看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多元文化的民族政策、多元文化的教育政策正在成为时代的主流，而新疆的维汉双语教育正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不仅是让少数民族学习汉语言，而是要通过对汉语言的学习来了解并熟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能够自由地同不同民族进行交流和沟通，相互学习，扩大知识面，更好地接受和学习先进的知识与技术，达到共同繁荣进步的目的。

新疆的维汉双语教育主要是指在少数民族学校中使用维吾尔语和汉语进行教学的一种教学形式。

一、 和田地区的基本概况

和田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南端，南抵昆仑山与西藏自治区交界，北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阿克苏相连，东部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相连，西部与喀什地区毗邻。和田地区一半为盆地，一般为山区。和田地区所辖8个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因此基础教育非常薄弱，交通严重滞后。

和田地区主要以维吾尔族为主，同时还居住着回、汉、柯尔克孜等民族，维吾尔语成为和田通用的语言。

近些年，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一帶一路”经济带的带动下，和田地区与外界的接触渐渐增多，和田人民也逐渐意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先进科学知识的学习、先进农业技术的掌握、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无疑离不开汉语的学习，在这种形势下，和田人民开始积极主动地学习汉语，但是由于长期的发展落后，交通闭塞，与外界的交流依旧很少，语言生态环境差，人们交流还是主要以维吾尔语为主，只有少数人会部分汉语，所以和田地区的维汉双语教育依旧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由此可见，和田地区由于地处偏远地区，交通闭塞，与外界沟通交流的机会少，再加上主体少数民族人数占绝大多数，学习汉语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比较差，在和田地区实施双语教育必然存在一定的难度，双语教育也必然存在很多的问题。

二、 和田双语教育存在的问题

1. 学习汉语的语言生态环境较差。这是影响双语教育的客观因素。

无论学习何种语言，只有在课堂中学到后放到实际的交际环境中去应用，才能很好地掌握这门语言。语言环境为学习者提供了自然生动、丰富多彩、无尽无穷的语言输入和学习模仿的语言资源。语言学习离不开语言环境，如果没有良好的语言环境，语言的学习也必然会受到影响。然而，在和田地区，汉族人口很少，少数民族的人口几乎占绝大多数，汉语通常在党政机关、商品交易、课堂上少量使用，日常生活当中很少有使用汉语的机会，无法将学到的汉语真正地运用到实际交际中，很容易遗忘，汉语学习的重复率较高，甚至有的学生学习了几年汉语却连一句汉语也听不懂、说不出，语言学习的生态环境较差，学生的汉语水平始终没办法提高，这是阻碍汉语学习最重要的客观因素。

2. 师资数量不足、水平整体偏低是影响汉语教学质量提高的主要因素。

长期以来，和田地区少数民族学校汉语教师普遍都存在着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不足。每年新疆各大高校毕业的学生不少，但是最终从事双语教育的人很少，而就工作地区来说，北疆比南疆的条件要好，愿意去经济较发达，条件好的北疆工作的毕业生多，相对而言，去南疆的毕业生就很少，因此南疆尤其是和田地区，少数民族学校汉语教师数量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不仅如此，目前在少数民族学校担任汉语教师的多数是少数民族老师(汉、回族及民考汉只占5%左右)，这些教师基本上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汉语水平较低。这些少数民族汉语教师的汉语水平远远达不到汉语教师标准，甚至有些教师本来学历就不高，又不是师范类专业毕业，之前可能是从事别的行业，仅仅是因为当老师轻松，工作有保障，仅仅通过当地有关部门的考核就直接从事教学工作，这些人无疑汉语水平不高。这种师资水平只会严重地影响双语教育的开展。

3. 当地某些体制的弊端，对双语教育重视度不高，学生家长的观念落后。

到目前为止，九年义务教育在和田地区还没有完全普及，学校实际登记在册的人数和实际上课的人数误差很大，很多学生只有在考试的时候才可以看到，他们只为了拿一个毕业证，而当地对于拿毕业证的标准没有硬性的规定，只要达到学校的要求就可以毕业，又由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传统观念束缚，和田地区少数民族毕业生的就业率很低，导致当地人看不到学习所带给他们的改变，因此也就不愿意孩子上学，对孩子的学习也不太关心，甚至有家长不愿自己的孩子去上学，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农村，这样双语教育实施就很困难，学校在双语教育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而对于学校方面，每周所开设的汉语课的数量较少，无法满足汉语课程标准的需要，不少学生初中毕业之后几句完整的汉话都说不清楚。而受到当地汉语生态环境的影响，当地教育部门对双语教育的重视力度也不够。

三、 解决问题的对策

1. 加快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师队伍的培养，努力提高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师的整体水平。

首先要加大对专业少数民族汉语教师的培养，尤其是师范院校应该成为培养少数民族汉语教师的基地，所培养的这些汉语教师不仅包括少数民族教师还应包括汉族教师，对于现有的教师应该提供一切的可能对他们进行汉语水平的培训，使他们的汉语水平以及教学能力有一个很大的提高，以适应现行双语教育的标准，胜任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工作，严把质量关，鼓励毕业生到边远地区尤其是南疆去，以提升当地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

2. 积极营造语言文化生态环境，使学生学到的知识能够学以致用，提高学生的汉语实际交际能力。

语言环境为学习者提供了自然生动、丰富多彩、无尽无穷的语言输入和学习模仿的语言资源。语言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能让学习者在实际中使用，而在实际交际中的使用又能反过来促进语言学习者的学习，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为此，我们应积极营造良好的、能积极促进语言学习者学习的语言生态环境。利用现有的一切媒体资源，要求少数民族汉语教师不仅在课堂上用汉语授课，而且应积极提倡在课外同学生用汉语对话，学生与学生之间也应多用汉语交流。学校在学校内多张贴汉语图画，用汉语出黑板报，多放汉语广播，有条件的学校应组织学生观看汉语电视节目，积极鼓励学生回家多看汉语电视节目，与家长交流时多用汉语。学校方面应多订阅一些汉语报纸杂志书籍供学生阅读。

3. 尽快改善当地人对双语教育的理解，改变落后观念，当地教育部门加大对双语教育的重视力度，加大宣传，完善体制，严格把关。

4. 近年来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双语教育的投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教师的待遇，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到和田地区，促进和田地区的双语教育。

四、 小结

综上所述，要促进和田地区双语教育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努力，要靠国家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也要靠全社会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提高汉语水平，以促进和田乃至新疆的双语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斌华.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J].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0.

[2]丁文楼.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与实践[J].民族出版社，2002，12.

[3]祈伟.和田地区中小学维汉双语教育调查研究[J].教育与教学研究，2007年第4期.

[4]滕星.中国新疆和田维吾尔族维汉双语教育调查报告[J].民族教育研究，1998年第4期.

[5]王本华.双语教学论丛[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高丽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拉尔市，新疆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

作者：高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