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类型分析论文

摘要：行政协议诉讼在五个方面与单方行政行为引起的诉讼存在区别：一是立法将行政协议案件专门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案件加以规定;二是行政协议诉讼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诉讼类型还是可以进一步区分为若干行政诉讼类型存在可探讨空间;三是行政协议诉讼原、被告地位可相互转换;四是行政协议案件的审理需要适用特殊的程序规则;五是行政协议案件判决方式特殊。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行政诉讼类型分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行政诉讼类型分析论文 篇1：

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的反思与建议

摘要：行政诉讼类型化是行政诉讼制度成熟的体现，它是将行政诉讼类型归纳总结的一种研究方法。当前我国很多学者对诉讼类型化有误解，他们认为行政诉讼类型化等同于行政诉讼分类。这样的观点没有揭示出“诉讼类型化是一个开放体系”这一核心特征，因而无法真正促进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的类型化需要逐步演进。文章先介绍当前我国学者对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研究情况，接着论述我国为什么需要行政诉讼类型化，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进行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两步走”方案。

关键词：类型化;开放系统;两步走

一、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理论基础

(一)类型化与分类的区分。“类型化”是研究法学的常用方法之一，通常依事物的本质对研究对象进行类属划分。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方法论，其目的是建构理想的类型形态。① 德国学者拉伦茨在其著作《法学方法论》中表示，“类型化不是按照单一的标准归类，它依据于家族相似性，是一个开放体系和发展演进过程，它强调构成要素的结合与整体性，只能加以描述。”②由此可以看出，类型化的核心特征在于它的开放性。

“分类”按照通说观点，是对事物在某个方面依据单一标准(如等级、性质等)进行归类。它是一个封闭体系，我们一般将分类的结果称为“种类”。

弄清“类型化”和“分类”的关键区别，我们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当前很多学者在研究行政诉讼类型化中存在的问题。

(二)对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界定。基于对行政诉讼类型的不同认识，有学者通过评析各学说的观点，对行政诉讼的类型进行了重新界定。如有观点认为行政诉讼的类型应该基于不同诉讼的共性因素并注重这些因素的强弱协调，既有分类的标准又体现了类型的规范目的性。笔者认为在对行政诉讼类型下定义的时候，只要把握住它的影响因素、开放变化性这两个主要的方面，就不会偏离研究的轨道。

二、我国为什么需要行政诉讼类型化

对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研究必定与行政诉讼类型的研究密不可分。选择行政诉讼类型化的进路，也正说明我们现有的诉讼类型制度不够完善。学者普遍认为行政诉讼类型有四种：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变更诉讼、履行诉讼。这样的诉讼类型就使得当事人在诉讼活动在中面临着诸多困境。具体来看，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政协议中的困境。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协议的有关规定是在第12条第11款。然而实践中，如果行政协议的相对人不履行义务，该进行怎样的诉讼活动?

第二，规范性文件审查之诉的困境。诉讼实践中，当事人在提起对某种行政行为的审查时候，往往会提出对行政机关作出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然后，由于我们规范性文件审查之诉的缺失，导致法院在遇到此类案件时显得很被动。

第三，公益诉讼的困境。行政诉讼中的公益诉讼是指当行政主体的行为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可能造成侵害时，法律允许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一种制度。现如今，我国的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安全等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其中的原因就有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和不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类型的缺失，不利于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第四，行政机关之间诉讼的困境。在我国，行政机关之间，包括平行的机关之间和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着职责不明、分工不清、权限交叉重合等问题。此外，还有基于行政委托产生的行政权限不明带来的问题。实践中这些问题的解决，通常是依据内部协商方式或者是请示地方党政机关来处理。毫无疑问，这样的做法与依法治国是不相符合的。因此，我们可以尝试建立机关诉讼，运用法律来解决行政机关之间的矛盾。

以上四个问题只是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众多问题的代表。我们不难看出，由于行政诉讼类型化制度的缺失，很多行政案件没法进入司法审查的门槛。增加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十分必要也十分紧迫。

三、如何进行行政诉讼类型化

纵观世界各国，行政诉讼类型化越来越发展成为一种趋势。从诉讼类型比较成功的德国和日本的做法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首先，行政诉讼类型的成熟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还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其次，各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离不开本国的法治背景、法律制度，尤其与行政诉讼制度息息相关;最后，行政诉讼的类型化不是固定的、封闭的系统，其标准是不断变化的、开放的。

对于我国如何进行行政诉讼类型化，本人认为需要采取“两步走”的战略。即第一步，在我们现有的、较成熟的诉讼类型的基础上完善我们的类型，同时借鉴国外可用的类型。第二步，待新的诉讼自己发展演化成熟后，纳入已有的类型中或重新设置新的类型。

基于上文对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的分析和对诉讼类型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我们至少需要增加以下几种诉讼类型。

(一)公益诉讼。当前关系公共利益的许多行政事件，如前文提到的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因没有特定的利害关系人，依据传统行政法的规定就没人可提起维权之诉。这与行政诉讼制度的价值也不相符合。因此，公益之诉是需要设立的一种诉讼类型。

(二)规范性文件审查之诉。通常，规范性文件在其制定公布后即具有约束力。该文件即使违法对相对人造成了损害，法院也没办法对其效力加以否定。另外，行政机关不仅制定规范性文件，实践中往往还解释并使用期文件。如果不对这些抽象行政行为规范性文件予以司法审查，就不能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因此，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有必要考虑建立规范性文件审查之诉，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院的受案范围之中。

(三)机关诉讼。上文提到我国行政机关之间诉讼的问题，建立机关诉讼不仅可以有效解决机关之间的纠纷，还可以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四)无名诉讼。我们可以设置无名诉讼作为一种兜底诉讼，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诉讼吸纳进来。如前文提到的在行政协议中，如果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协议，那么行政主体就可以提起无名诉讼。这样一来，既可以促使双方积极主动履行协议，又可以保障双方的权益。无名诉讼的设置是诉讼类型开放性的典型体现，也是为了满足因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可能出现的新的诉讼的要求。

笔者认为，我国建立以上几类诉讼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既得益于国外的先进规定，也取决于我国学者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诉讼类型的确立只是完成了诉讼类型化的第一步，也是当前我们诉讼实践中最重要的一步。此后，当时机成熟，我们再逐渐设置新的类型，从而一步步真正实现诉讼的类型化。(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参见李可《类型思维及其法学方法论意义》，载《金陵分类评论》2003年第2期

②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8页

参考文献：

[1]薛刚凌.行政诉权研究[M].华文出版社，1999

[2]章志远.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7

[3]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

[4]陈骏业.纠纷解决与合法审查之间-行政诉讼基本制度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5]高家伟.公正高效权威视野下的行政司法制度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

[6]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7] 刘东亮.行政诉讼目的研究-立法目的和诉讼制度的耦合与差异[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作者：江莎

行政诉讼类型分析论文 篇2：

论行政协议诉讼的特殊性

摘要：行政协议诉讼在五个方面与单方行政行为引起的诉讼存在区别：一是立法将行政协议案件专门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案件加以规定;二是行政协议诉讼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诉讼类型还是可以进一步区分为若干行政诉讼类型存在可探讨空间;三是行政协议诉讼原、被告地位可相互转换;四是行政协议案件的审理需要适用特殊的程序规则;五是行政协议案件判决方式特殊。当前行政协议诉讼的制度设计与行政合同理论还存在很多不吻合之处，需要认真研究，妥善解决。

关键词：行政协议;行政协议诉讼;立法规定;制度完善

长期以来，行政合同能否成立、行政合同争议适用何种诉讼程序解决等问题，一直是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争议的焦点。2015年5月1日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新行诉法”)开始实施后，上述争议问题有了初步结论。新行诉法一方面明确规定行政协议争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另一方面又对行政协议诉讼案件适用的判决方式作出了规定。此外，与新行诉法同时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还进一步针对行政协议案件所涉及的实体和程序问题作出了细化规定。虽然上述规定内容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的出台而被废止，但根据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大法官的说明，在《适用解释》废止之后、最高法院针对行政协议案件出台专门司法解释之前，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議案件，可以参照《适用解释》相关规定的有关内容。目前，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的司法解释尚未出台，其讨论稿总体延续了《适用解释》的思路，由此，《适用解释》仍可成为本文探讨行政协议诉讼相关问题的基础和对象。基于上述说明，本文认为，在对行政协议案件的受理和审理活动展开系统研究之前，理论上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如何认识行政协议诉讼的特殊性，即该类案件与常规的行政处罚等单方行政行为引发的诉讼案件有何不同，又如何认识这些不同。以下就此基础问题谈些个人看法，以就教于同仁。

一、立法规定方式的特殊性

通行观点认为，行政诉讼是解决由不同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争议的诉讼程序，这点从我国1990年开始实施的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旧行诉法”)和新行诉法对行政诉讼的原则规定即可看出。旧行诉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新行诉法第二条第一款也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比较新旧法规定的内容可知，其变化仅仅在于新法规定的起诉对象由“具体行政行为”改为了“行政行为”，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即在立法机关的观念中，行政诉讼是针对行政行为引发争议的诉讼程序。基于此种观念，旧行诉法和新行诉法都在“受案范围”一章，对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了尽可能明确全面的列举式规定。

虽然新行诉法并未以“争议”(即“行政争议”)取代“行为”(即“行政行为”)作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标准，但通过新旧法条文对比，我们仍可发现，新行诉法对行政协议诉讼的规定方式与旧行诉法存在较大差异，这集中表现在立法只把行政协议案件单独作为一类特殊的行政案件作出了专门规定，其他各种行政行为引发的行政案件，则并未再单独作出具体区分，而适用统一的诉讼程序规则。此种立法规定方式的特殊性凸显了行政协议诉讼的特殊之处，以下进行具体说明。

在学理上，行政行为有多种形式，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征收征用、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理论上讲，不同行政行为形式在运用时均具有各自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在进行审查时需要确立不同的诉讼程序规则和裁判方式。但是，基于立法简洁考虑，一国的行政诉讼立法不可能就各种具体的行为形式如何审查分别作出规定，而只能采用类型化的方式作出相对简练的规定。就此而言，以行政协议和其他行政行为形式相比较，可以看出，新行诉法和最高法院的《适用解释》对行政协议诉讼的规定具有明显区别，即唯独对于行政协议诉讼，立法及其司法解释是专门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诉讼案件单独作出规定的，表现在诸如受案范围、申请救济期限、诉讼费收取、法律适用、判决方式等多个方面。而对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给付等其他行政行为形式而言，立法对涉及上述行为的诉讼案件并未根据行为差异分别作出不同的程序性规定，而是适用相同的诉讼程序规则。

从司法实务上讲，各种不同的行政行为形式分别具有不同的特点，其引发的争议客观上存在一定差异。比如行政命令是一种依职权行为，裁量权行使特性更加突出，行政裁决是一种依申请行为，羁束性特征较为明显。为此，针对两种不同的行政行为形式，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时，适用的程序规则应当有所区别，而且在司法实务中也确实存在专门对上述两种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分别进行讨论的先例，但从诉讼程序规则的设计方面，立法并没有专门针对行政命令、行政裁决作出特别规定，其引发的争议在起诉期限、管辖制度、证据规则、法律适用乃至裁判方式上均适用大致相同的规定。

从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立法情况来看，专门针对某一种行政行为引发争议作出程序法上特殊规定的情况也极为少见，我们能够见到的只是行政诉讼类型化的规定，并无针对行政协议这种行为形式专门作出特殊规定的先例。如在联邦德国《行政法院法》中，并无适用于公法合同的特殊程序规则条款。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方式与德国类似。在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中，同样没有针对行政合同的特殊规定，在理论上适用于行政合同的诉讼类型仅限于当事人诉讼，如学者市桥克哉指出：“从诉讼法视角看，日本行政法学界并没有发展关于行政合同的整体的、特殊的程序理论，没有考虑引入匹配于《行政事件诉讼法》的特殊诉讼类型或诉讼程序，一般可通过民事诉讼对应，也可根据情况适用于当事人诉讼。”

通过以上介绍可知，新行诉法与《适用解释》针对行政协议诉讼作出专门规定的方式与旧行诉法相比确实存在明显差别。此种单独作出规定的方式恰恰说明了行政协议诉讼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二、行政协议诉讼与行政诉讼

类型关系的复杂性

虽然立法机关在修订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并未采纳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修法建议，但通过对新行诉法条文尤其是判决方式的系统分析以及参酌最高法院《适用解释》相关规定的制定意图，可以认为，在实务中对行政争议实现类型化处理还是有迹可循的。据此，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撤销诉讼、履行诉讼(课予义务诉讼)、变更诉讼、确认诉讼、一般给付诉讼。在理论意义上，撤销诉讼针对典型的单方行政决定，课予义务诉讼针对单方行政决定的不作为，变更诉讼针对行政处罚决定以及存在款额认定错误的行政决定，确认诉讼针对行政决定的合法或者有效与否，一般给付针对公法上的给付请求(含行政赔偿、补偿请求)。

在理论上，行政诉讼类型的确定需要考虑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涉案的行政行为形式;二是相对人的具体诉讼请求。如针对已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相对人提出了撤销的诉讼请求，则案件可成立撤销诉讼;针对行政许可的不作为，相对人提出了判令被告作出许可决定的诉讼请求，则案件可成立履行诉讼(课予义务诉讼)。但此种诉讼类型的确定方式对于行政协议诉讼却难以适用。其原因在于，行政协议本身涵盖了各种不同的行政行为形式，如行政机关履约行为可能体现为作出一种决定，也可能表现为作出某种事实行为。不结合个案争议内容，无法直接判断相对人起诉指向的行政行为形式，也无法确定相对人诉讼请求的具体内容。因此，新行诉法对行政协议诉讼的规定虽然指向行政協议行为，但立法并未进一步细化个案针对的行为形式，也不可能列举个案中原告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而且最高法院《行诉法解释》第六十八条设计的行政协议诉讼的“具体诉讼请求”内容也只是笼统的“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因此，针对行政协议诉讼与行政诉讼类型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存在以下疑问：行政协议诉讼与行政诉讼类型之间是何种对应关系?

对于以上问题，学界尚未展开深入分析。已提出的观点倾向于以下认识：依据德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类型理论，不将行政协议诉讼作为一种单独的行政诉讼类型，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诉讼案件类型。在承认行政协议纠纷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前提下，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具体诉讼请求，依照一般行政诉讼类型原理，具体确定涉案行政诉讼类型。也就是说，行政协议诉讼仅是针对行政协议所涉及的行政诉讼案件的一种笼统称谓，具体的行政协议案件的诉讼类型归属需要根据个案争议的对象、相对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具体判断。循此思路，则行政协议诉讼只是一个背景性概念，作为一类行政案件的概括性称谓，在此基础之上，行政协议诉讼进而可以分别成立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确认诉讼、一般给付诉讼、变更诉讼等各种具体的诉讼类型。如学者胡宝岭指出，根据原告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行政合同争议诉讼类型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行政合同给付之诉;行政合同履行之诉;行政合同撤销之诉;行政合同确认之诉;行政合同变更之诉。

当然，除依据德国式行政诉讼类型划分标准来对行政协议诉讼涉及的诉讼类型作出具体区分外，还可以参照法国的经验，将行政协议诉讼笼统地归人一种涵盖力更高的行政诉讼类型——完全管辖权诉讼。在法国，传统行政诉讼理论根据法官审判权力的大小，将行政诉讼分为完全管辖权之诉、撤销之诉(典型为越权诉讼)、解释及审查行政决定的意义和合法性之诉以及处罚之诉等四种类型。关于行政合同的诉讼属于典型的完全管辖权之诉，在该种诉讼中，法官行使全部审判权力，可以撤销、变更、重新决定行政机关的决定，可以判决行政主体赔偿损失，但不能命令行政机关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如借鉴法国的诉讼类型划分经验，在我国，行政协议诉讼法定化之后，即可以考虑将其单列为一种特殊种类(或者称为“完全管辖权之诉”，或者称为“法关系诉讼”)，笼统地称之为行政协议诉讼。在该种诉讼中，人民法院依照相对人的具体诉讼请求，分别作出撤销、变更、课予义务、履行合同、赔偿或者补偿判决。

以上两种观点的存在，凸显了行政协议诉讼法定化之后所引发的诉讼类型划分困难。当前学界对此问题并未给予过多的关注。是采用第一种观点，对行政协议诉讼涉及的诉讼类型再做进一步的区分，还是采用第二种观点，将行政协议诉讼作为一种特殊诉讼类型(如“法关系诉讼”)，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行政协议诉讼的原、

被告地位的非恒定性

在德国以及受德国法影响较大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理上一般认为，行政机关一旦放弃作出单方行政决定的机会而选择契约方式建立起与相对人的法律联系，即表明其放弃了行政法上的优越地位，而将自己置于与相对人平等的法律地位。除非立法有特殊规定，在行政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行政机关享有的诸如单方变更、解除合同乃至制裁相对人违约等各种行政特权一般不被认可。据此，一旦因订立、履行行政合同引发争议，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在德国，“在绝大多数案例中，原告都是公民，而被告则是国家或者公法团体……当然，国家状告公民的情形，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例如：要求实现一个公法合同的诉。”在日本，根据《行政事件诉讼法》的规定，作为一种诉讼类型的公法上的当事人诉讼进一步分为形式当事人诉讼和实质当事人诉讼。其中，实质当事人诉讼是关于确认公法上法律关系的诉讼和其他公法上法律关系关系的诉讼。其与抗告诉讼的区别之一即被告不同。抗告诉讼的被告为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属的国家或公共团体等行政主体，实质当事人诉讼的被告则既包括行政主体，也包括私人。学者市桥克哉指出，在各种合同名义之下，虽然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作为行政主体如果起诉国民要求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法院不予受理(通过代执行等专门制度解决)，但如果是要求国民履行其对行政主体作出的属于该国民应当承担的行政义务之外的承诺，则是可诉的。日本最高法院也在相关判决书中对上述观点作出过阐释。在台湾地区，虽然对于行政机关是否可以作为行政诉讼原告的问题，学界存在不同见解，但有学者认为，既然行政诉讼法承认行政机关作为被告的当事人能力，解释上仍以肯定其也有原告当事人能力为宜。据此可以推知，设若公法人或者特定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签订行政合同，而相对人一方未履行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八条的规定，作为公法人的行政主体乃至特定行政机关应当有资格以原告身份提起行政诉讼。

除以上国家和地区明确承认行政合同当事人任何一方均可作为原告起诉外，基于行政合同双方主体合意成分的存在，即使在承认行政合同履行过程中行政主体享有单方解约权的法国，也有限度的承认，如果政府部门自愿放弃其解约权，或者当涉及公共事业特许经营契约而政府部门无权宣布废除时，也只能提请法官处理。

根据上述说明可知，从理论上讲，我国行政协议诉讼当事人的确定有别于单方行政决定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在后者情况下，行政诉讼原、被告地位具有恒定性，原告始终是行政相对人，被告始终是行政机关。而在行政协议诉讼中，无论是行政相对人一方还是行政管理者一方，都可能以原告身份以另一方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当然，对照当前新行诉法规定可知，我国行政协议案件的原、被告确定与理论之间尚有较大差距。立法者虽然在新行诉法中承认了行政协议引发的争议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并未就此更改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行政诉讼本质属性的认识。立法机关指出，新行诉法只解决行政机关一方不履行协议的情况，没有将行政相对人一方不履行纳入新法解决。其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如果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作原告，与行政诉讼法的性质不符合，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也不相适应。因此，理论上行政协议诉讼原、被告地位的非恒定性特点在现实中的落实还需假以时日。

四、行政协议诉讼程序规则的特殊性

与单方行政决定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不同，行政协议诉讼是一种围绕着行政协议签订、履行争议引发的案件，其审理的对象并非行政机关单方行政决定的合法性，而是协议当事人双方因行政协议的签订、履行产生的权利义务之争。如在协议签订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有无违反诚信原则，具有缔约过失，是否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需要继续履行协议，或者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等等。鉴于审理对象的不同，在理论上，行政协议案件在诉讼程序规则上即存在一些特殊之处：

首先，申请救济期限。在行政协议诉讼中，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未履行协议确定的义务时，其向法院提出的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协议的诉讼请求成立公法上一般给付诉讼，原告一方实质是主张公法上的给付请求权，此种请求权是一种请求他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实体权利。而请求权不同于作为形成权的撤销权，其行使主要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而诉讼时效与起诉期限之间存在较大差别，其突出表现在，诉讼时效是可变期间，原告不仅可以申请延长，而且可以因法定事由而中断或中止;诉讼时效是实体审理要件，法院要在实体审理阶段进行审查;诉讼时效需要被告主张并举证证明，法院不得主动审查和援用;时效经过的，如果被告主张，法院须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因此，在行政协议诉讼案件审理时，法院需要按照诉讼时效制度来确定当事人的诉求是否给予保护。

其次，举证责任分配。除行政机关行使单方变更、解除特权的特殊情况外，通常的行政协议案件原告一方都要提出以下诉求：被告是否存在缔约过失责任;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被告是否需要继续履行约定;如果无法继续履行，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等等。而作为被告一方，如果想要胜诉，即需要反驳原告的请求，并向法院证明自己提出的反向主張。据此，行政协议案件的审理需要围绕着原告、被告双方各自对立的诉讼主张是否成立展开。此种审理方式与民事合同案件的审理没有太大差别。基于此种相似性，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行政协议案件可以适用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而非如同法院审查单方行政决定的违法性案件那样，由被告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第三，反诉问题。在理论上，除涉及行政机关的特权行为之外，单纯围绕着行政协议订立、履行发生的争议，应当认可协议双方对等的法律地位与权利主张。此点不仅体现在前述原、被告地位非恒定性上，而且体现在行政协议诉讼中允许被告针对原告提出反诉。其根据在于：行政协议是在当事人双方意思对等情况下订立的，行政机关原则上不再享有特殊的权利。在行政协议案件不限定原告身份的情况下，赋予任何一方起诉的权利，也应当认可另一方提出反诉的机会;协议订立、履行过程中过错存在的机会是对等的，双方当事人均可能存在过错。对行政协议诉讼中的反诉问题，德国学理给予充分认可：“反诉独一无二的适用领域，就是产生于公法合同的一般给付之诉”。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指出，反诉为平等关系当事人而设计，公法契约涉讼或者确认诉讼，均有反诉提起之余地。大陆地区也有学者认为，对于与原告诉求主张相反的意见和主张也需要提交给法院，由后者裁断是非，需要有反诉制度。另外，司法实务中也出现过被告提出反诉的案例，如在“登封市国土资源局诉登封市某某开放有限公司履行行政合同案”中，法院裁定认为，原告登封市国土资源局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应当驳回起诉。本案审理中被告提起反诉，符合起诉条件，因本诉原告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律规定，本诉与反诉不宜合并审理，被告可以依法另行提起诉讼，裁定驳回被告登封市某某开发有限公司的反诉。虽然我国新行诉法仍按照“民告官”的观念定位行政诉讼，不认可行政机关反诉相对人的权利，但随着对行政协议性质认识的深入以及行政协议案件审判实践的发展，不排除将来通过修法认可反诉制度的可能。

五、行政协议案件判决方式的特殊性

如前所述，行政协议诉讼与普通民事合同诉讼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如当事人地位的互换，认可反诉，举证责任根据当事人主张的不同进行分配，等等。同样，在判决方式选择上，两种诉讼也具有相似性。根据原告诉讼请求的不同，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作出相应的判决。一般而言，除去行政机关的特权行使行为引发的诉讼之外，根据行政协议案件原告诉讼请求的内容，常规行政协议案件的判决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确认行政协议成立或不成立判决。法院依法确认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签订的行政协议合法成立或者违法不成立;2.确认行政协议有效或者无效判决。法院依法确认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签订的行政协议有效或者无效;3.履行判决。针对被告一方不履行生效协议的行为，法院经过审查，依法判令被告一方履行其协议确定的义务;4.赔偿判决。针对被告违约行为给原告一方造成的损失，或者由于被告违约造成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者继续履行已无实际意义，法院可以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5.补偿判决。针对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特权(单方变更或者解除协议)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法院有权依照相对人的申请，判决行政机关承担补偿责任;6.其他给付判决。如判决被告支付违约金等。

以上判决方式与常规的单方行政决定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显然不同。就后者而言，法院判决方式的选择围绕着单方行政决定的合法有效或者作为、不作为展开，或者判决撤销，或者判令被告履行职责，或者确认单方行政决定合法、有效或者违法、无效。其评价的对象是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是否依法作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在行政协议案件中，法院评价的对象则是协议建立的公法法律关系中，当事人是公法权利主张是否成立。基于评价对象的不同，在判决方式上自然也有差别。

纵观全文可以认为，行政协议诉讼法定化之后，行政协议案件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单方行政决定引发的行政案件，而且，当前的立法规定还存在着很多与行政合同理论不相符合之处，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妥善解决。

(责任编辑：胡晓慧)

作者：闫尔宝

行政诉讼类型分析论文 篇3：

论我国行政诉讼中自认制度的构建

摘要：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当事人的自认行为在外观上予以了确定，但缺乏对自认约束效力的规定。随着近年来行政诉讼类型的不断丰富，行政诉讼的事实认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重新审视和构建行政诉讼的自认制度极有必要。

关键词：行政诉讼;自认;证据;自主形成权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诉讼是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法院起诉，法院审理和解决行政案件的活动。在大陆法系，由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有很多相近之处，因此理论通说和立法均认为，行政诉讼的程序，原则上由行政诉讼法规直接规定，在适用时有不完备或不周全之处，可准用民事诉讼程序。那么，作为民事诉讼中已经确立并广泛运用的自认制度是否也可以同样适用于行政诉讼?我国2002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5条规定，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该条从外观上与自认非常相似，因此有观点认为第65条的规定就是在行政诉讼中确定了自认制度①。

我们认为，作为一项特殊证据制度，能否在诉讼程序中运用及发挥其应有的机能，应当从行为样态、适用范围、效力等多方面综合分析。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5条规定，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就某一案件事实明确承认时，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认定，此时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可以免除。该项内容与自认制度具有相似之处，但是，我们认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认制度。其一，条文中采用的是“人民法院可以对该事实予以认定”的表述，而非“应当……认定”，表明法院并不受当事人对证据形成的自主权的约束;其二，当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事实时，则不能直接予以认定，法院仍应以职权全面调查证据，以全部案件事实为裁判依据，自认效力完全排除②。《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7条对对方予以认可的证据的证明效力进行了补充规定并重申了第65条效力。从根本上讲，我国行政诉讼法并没有承认当事人对事实的自主形成权，也并未赋予当事人基于对案件事实达成“合意”行为而排除法院质证的利益，因此，我国行政诉讼并没有确立真正意义上的自认制度。〖HJ*3〗

二、行政诉讼中适用自认与当事人对事实有自主形成权相契合

关于自认的性质，大陆法系国家采取不同的学说，在法国，当事人自认是一种证据形式;在德国和日本，则用自认的诉讼机制来明确待证对象及确定案件整点。不管是诉讼机制还是证据形式，对于自认效力的认可，其基础均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事实享有自主形成权。在行政诉讼中法院是否认可当事人双方对事实享有自主形成权，源于法院在多大程度和范围上允许当事人就诉讼中的事项享有处分权。行政诉讼的制度功能在于纠正行政行为的非正当性，由于不是解决私权纠纷，当事人处分空间较小，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处分权。行政诉讼作为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程序，其司法权的启动归根到底还是源于当事人的意志，因此司法权的运行过程和方式就不可避免受当事人意志的影响。

另外，在有些国家行政诉讼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适用自认，但对诉讼请求的舍弃和认诺有所规定。认诺和自认虽然存在显著差异，两者指向的对象也不同，前者是当事人一方向法院所作的承认另一方诉讼请求有理由的意思表示，而后者是当事人一方向法院所作的针对事实存在的认可，但在体现当事人处分权和辩论主义的诉讼基础上，存在相通之处，特别是在影响法官认定案件事实和作出判断上有紧密联系。其一，行政诉讼中适用认诺，则法官对无争议的请求直接予以支持，该法律评价默认了请求所包含的各项要件事实的存在，同时默认要件事实指向的请求合法合理;换言之，对认诺效力的认可，不仅排除了法官对请求基础的要件事实的职权调查(也就不可能有相反认定)，而且排除了法官从要件事实到请求的法律判断，无疑赋予了当事人极大的自主权，相比之下，自认仅就无争议要件事实进行认定，不涉及法律适用问题，更应允许认可。其二，在行政诉讼中承认自认效力，可能产生的后果无外乎基于该事实所支撑的诉讼请求得以支持或者不予支持，倘若法律允许被告可以透过履行，如废弃争议的行政处罚来获得和解，或者原告可以通过诉的撤回使得行政行为合法，且法院不能加以妨碍时，则法律同样也应允许自认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依此作合理推导，我们认为，在依行政程序法规定得为和解和认诺的情形下，为诉讼效率与及时审判之效果，应当适用自认制度。这实际上是在对实质真实获得的可能性进行考量后与公平、效率等原则平衡得出的有益结论。〖HJ*3〗

三、行政诉讼中适用自认不违背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一般认为，行政诉讼的审理原则包括职权调查主义、职权探知主义等。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4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该条规定表明我国行政诉讼采取的是职权调查主义。在职权调查主义之下，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就已经提出的事实补充证据，但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法院一般不进行调查。职权调查主义与职权探知主义在职权触及的深度和范围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后者强调在事实调查阶段法院职权应穷尽一切办法搜集证据，探知事实关系，不受当事人的主张陈述以及证据声明的约束③。可见，职权探知主义是更为严苛的职权调查，但由于证据调查范围过广、司法成本过高等原因，通常只有在刑事诉讼中才采用。而在行政诉讼中，职权调查仍然受当事人主张的限制和约束，即法院在诉讼标的范围内，调查证据的范围取决于当事人的陈述主张，而不能随便胡乱地探知事实关系。实际上，法院也没有如此多的时间和资源去进行盲目的探知，以当事人主张作为指引是必然的。因此，法院并没有义务对于一切可能的问题或可想象的观点均自行追查，对于当事人不争执的事实，如并无强烈的怀疑，不妨信任当事人。受当事人指引和限制的职权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穷尽所有证据以无限追求事实真相的必要，自认的存在也就有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双重保障。

另外，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也负有协力义务，如果当事人违反协力义务，有可能会误导或影响法院进行事实调查的界限范围。尤其是在法律已经有意识地设定举证责任的分配时，当事人必须更积极地协助查明。职权调查原则与当事人的协力义务在行政诉讼中发挥的作用强弱，也会影响自认的适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负有为法院查明事实的协力义务，职权调查原则并未免除当事人依法提出证明及证据调查声明的责任。法院对于有疑义的事实关系的追查以及对于事实关系进一步查明的义务，在当事人越是将该事实关系已经纳入法院审理的情形下，对于法院则越是有强烈的要求;反之，如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都未提出陈述时，则越没有强烈的要求。也就是说，如果当事人自己都并没有提出具体化的证据声明，即属于未尽当事人对于裁判上重要事实进行解明的协力义务，则法院原则上无需进行调查[1]369370。可见，法院的职权调查并非无边界，因此，当事人对对方提出的证据事实予以认可的情况下，且该类案件公益性较弱时，法院直接予以认定，并不与行政诉讼的职权调查原则相悖。

四、域外立法的趋势

行政诉讼中是否适用自认原则，大陆法系各国规定不同，实践操作上也存在差异，但总体来看，自认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空间，与行政诉讼的审理原则和审判方式密切相关。对此，我们对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日本

在日本，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区别在传统理论上被认为是与公私法两大法系的划分相对应的。在立法层面，有诸多行政程序法是参照民事诉讼的程序审理的，这一点在《应急措施法》、《行政事件诉讼法》④和《行政事件诉讼特例法》⑤均有相应条文体现。如《行政事件诉讼法》第7条规定：“关于行政事件诉讼法，本法没有规定的事项，依照民事诉讼之例”。有参与该法立法工作的学者作出解释，认为：“因为行政事件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本来就性质不同，所以关于后者的法规并不当然地适用于前者，本法以此为前提，将不与行政诉讼的性质抵触作为民事诉讼法准用于行政诉讼的条件。”[2]可见，关于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仍存在有行政诉讼独立论与民事诉讼一元论的对立。实践中就具体的案件是属于公法性质还是私法性质，是应该选择适用行政诉讼程序或是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则是通过判断作为诉讼物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是属于“私法上的”还是属于“公法上的”来区分[3]。

根据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第24条规定，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依职权进行证据调查。也就是说，日本法院由于就当事人争执的事实的举证不充分，法院无法得到公正的心正时，可以以职权传唤证人，或促使提出物证，或以职权亲自进行调查。该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职权主义的因素，但根据通说的解释，它只是允许在辩论主义下以职权进行补充性的证据调查，并未课予法院以职权探知的义务[4]。同时，它并没有规定法院可以更进一步地对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进行调查，在实务中法院也几乎没有利用本条规定进行证据调查的先例[5]。可见，日本行政诉讼中贯彻的并非是严格的职权主义。另外，日本在2004年修改《行政诉讼法》时，“行政诉讼检讨会”曾经讨论过是否导入职权探知主义。有反对意见认为，在行政诉讼中代表公益的是被告，法院不能走到前台去维护公益，它应当恪守依法裁判的边界;如果导入职权探知主义，自白将丧失拘束力，将会导致争点扩散、审理迟延，并不见得对原告有利。结果“行政诉讼检讨会”形成了这样一个结论：目前将职权探知主义导入行政诉讼存有疑问[6]。学理上则一般认为，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自白制度，其实质就是自认制度，该规定适用于行政诉讼[1]406。

此外，日本的行政诉讼近年来有民事诉讼化的趋势，行政诉讼的审理程序、诉讼规则及证据规则都趋同于民事诉讼审理程序的审理模式。根据日本判决文书的记载，行政诉讼中不仅已经广泛适用自认制度，还通过判例形成了自认适用的范围。如昭31(行)17号所得税审查决定撤销案件中，判决书明确指出，被告主张的未提出申告书及其正当性理由，原告明确不予争议，形成自白，准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自白的规定。而在平21(行)455号所得税更正处分取消请求案件中，判决指出：原告和被告，均同意适用事前签订的某项所得税让渡的协议第13项规定，没有争议，但是，准据法的确定，是有关法律适用的法律问题，不能包含在辩论主义适用的范畴，即使有关该法律行为成立的准据法的自白成立的场合，也不受辩论主义拘束，而必须在该案件具体的事实关系的情况下客观地解释适用法令，来决定该法律行为成立适用的准据法⑥。可见，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自认的适用不仅在行政诉讼中广泛适用，且与民事诉讼中的适用未作刻意区分，并就适用的案件范围形成了一套可循的规则。

(二)德国

德国《行政法院法》在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部分时，采取的是对准用条文进行明确指定的立法方式。例如，德国《行政法院法》第98条规定：除本法另有不同的规定外，证据收集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358条至第444条和第450条至第494条。在德国《行政法院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准用《民事诉讼法》第288至第290条关于自认的规定，但在《行政法院法》第156条规定：起诉非因被告的行为引起，被告对原告的权利立即认诺的，诉讼费用由原告人承担。该条间接准许了认诺的适用。这起码说明了两点：第一，德国行政诉讼中允许当事人认诺，当事人因此享有一定的处分权;第二，即使在《行政法院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准用的民事诉讼制度，在不违背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也可以适用。理论界也不乏有学者肯定自认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如德国学者Eyermann认为，行政诉讼中涉及可抛弃的请求权、攻击或防御方法，而非仅涉及公共利益的，认诺和自认具有拘束力⑦。

在德国司法实践中，随着行政诉讼类型的不断丰富，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处分权也呈现扩张的趋势，如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在1957年的判决中，认为舍弃以及认诺判决是被排除的，但在1962年的判决中，则认为对于公法上给付，如战争损害补偿给付，原则上得为舍弃[1]376。在德国的行政诉讼实务中，也一般认为当事人在法庭上作出的自认是有效的[7]。可见，即使是在采取严格职权探知主义的德国，随着行政诉讼当事人处分权的赋予，行政诉讼也适用自认。

(三)我国台湾地区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33条规定：行政法院于撤销诉讼，应依职权调查证据;于其他诉讼，为维护公益者，亦同;第134条规定：前条诉讼，当事人主张之事实，虽经他造自认，行政法院仍应调查其他必要之证据。该条文在实定法层面将行政诉讼划分为包括撤销诉讼在内的“为维护公益”诉讼和其他诉讼，前者不适用自认，而后者适用自认。同法第202条规定：当事人于言词辩论时为诉讼标的之舍弃或认诺，以该当事人具有处分权及不涉及公益者为限，行政法院得本于其舍弃或认诺为该当事人败诉之判决。该条文则是对何种诉讼中当事人享有处分权作出界定。可见，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是适用自认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年来法院积案较多，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由于事实无法认定而导致诉讼拖延，间接影响了裁判公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行政诉讼以及准用民事诉讼的诉讼规则中，都呈现出以迅速有效地进行证据调查为制度设计诉求的趋势，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证据的提出也已由“自由顺序主义”改为“适时提出主义”(《行政诉讼法》第176条准用《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了逾时提出证据的失权后果。这不免引发我们思考，为了体现行政诉讼中的经济原则，是否也该考虑加强发挥自认制度的功效。如有学者认为，即使是在依职权调查的行政诉讼程序中，基于诉讼经济原则的观点，法院的证据调查义务也应当与诉讼案情中的公益和审判带来的利益相当，当案件的全部真实难以获得或获得成本过高时，法院并没有义务在所有案件中穷尽其司法资源达到探求案件真实的效果，在有些案件中，只需进行“成比例”的事实关系的调查即可[1]371372。因此，在原处分基础前提之事实及法律关系经职权调查仍无法或显然难以查明时，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经过对方认可，也应当直接采纳，而免去该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五、我国行政诉讼中确立自认制度的构想

由于自认制度的核心为法院尊重当事人双方对证据享有自主形成权，因此行政诉讼法应当明确规定自认的拘束力。当然，因为行政诉讼的类型与趣旨的不同，自认效力也有区别的必要，因此在立法上应对自认适用的范围加以限定。

(一)界定行政诉讼中自认制度的适用范围

考虑到并不是所有行政诉讼类型都能适用自认制度，所以应对行政诉讼自认制度适用的案件范围进行明确限定，为自认的约束效力实现提供制度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在行政诉讼中确定自认制度，应当是在确定自认的拘束效力基础之上对自认适用的范围加以限定，而非按照现行《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5条规定，对自认效力本身进行限定，否则会有本末倒置之嫌。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没有对行政诉讼的类型作出明确规定，只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判决种类及其适用条件。通说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以及《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6、57条规定，我国行政诉讼中诉的种类有确认之诉、撤销之诉、变更之诉、赔偿之诉、履行之诉五种⑧。这五种类型中所体现的社会公益性以及当事人可享有的处分权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另外，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9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有关证据。”可以得知，我国立法也认为行政诉讼案件与国家公益的密切程度也依个案情况而有不同。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公益性较弱及当事人具有一定处分权的行政诉讼类型，可以适用自认制度。

所谓公益性较弱的情形，是指在某些行政诉讼中，诉讼请求与诉讼标的的核心不是或不全是对行政行为违法性的刚性矫正，而更多体现的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关注，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以及最终判决的作出对于公共利益的影响较小，因此公益性相对较弱。这一部分行政诉讼，不仅是自认，甚至舍弃、认诺或和解等均可运用，此为当事人主义在行政诉讼中的体现。

所谓当事人具有一定处分权的情形，是指当事人在为言辞辩论时，作出自认并被法院予以认可，应当以当事人具有处分权为限。当行政诉讼涉及可抛弃的请求权、攻击或防御方法，且与公共利益关系甚小时，自认应当具有拘束力。当事人具有处分权的情形主要是指案件所涉及的行政行为属于裁量性决定，而非羁束性决定。一方面，在裁量性决定中，行政机关仍然具有判断余地，往往可以在判决下来之前通过变更决定来适法，因此行政机关享有的裁量自由就构成自认的基础之一;另一方面，作为行政行为相对人，对于裁量性决定在一定范围内浮动是否接受也具有处分自由，这构成了自认的另一基础。

通常来说，公益性弱和处分自由这两个要素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公益性较弱就往往伴随着案件的处理具有弹性，例如补助金的发放争议、行政处罚的罚金额度争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就以为着当事人对这部分诉讼标的享有一定程度的处分自由。

在撤销诉讼中，被告机关因为掌握有关其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相关信息，居于原告地位的人民不能与之相抗衡，常常处于攻击防御的弱者地位，所以撤销之诉中，法院应当依照严格的职权调查证据，以免有失对弱势一方的周全保护。在撤销之诉以外的其他种类诉讼，只要是为维护公益，也可由行政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例如确认之诉的目的是形成经法律证实的、宣示性的、有确定力的认定，这不仅关系到当事人个人的诉的利益，更反映了法律对这一类行政关系的价值评判，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矫正度量，而在这类行政诉讼类型中，当事人所享有的处分权非常有限，因此不应适用自认制度。

相比之下，变更之诉与履行之诉中的财产给付之诉则更多关注当事人的个体利益而非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可享有的处分权限也更大。变更之诉，是指原告认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而要求变更处罚决定的诉讼。可以成为变更之诉争议对象的行政行为是合理性受到质疑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对这类行为的作成是有自由裁量权的，原告对行政处罚的接受度同样可以自己选择，不受法律强制限制，因此在这类诉讼中，完全可以运用自认制度;履行之诉，是指原告认为特定的行政机关对其负有法定职责，要求法院判决特定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诉讼，根据履行具体内容，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财产上的给付等，其中财产给付一般与公益无关，如请求发放抚恤金，可适用自认。请求为金钱以外之给付则视具体情况而定，可交由法官衡量判断。

(二)确定行政诉讼中自认制度的效力

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5条，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进行自认时人民法院可以认可其效力。现行法律不仅未从根本上确认自认的约束效力，且对于法条上所指之何种情况下予以认可也未明确规定，实践中，自认效力也只能交由法官根据经验法则以及证据收集的实际情况来综合判断。此种立法设计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一是会导致法规的虚置。由于认定标准的模糊，该条规范在司法实务中运用空间不大，无益于从立法技术上充实和完善行政诉讼法的证据规定;二是会导致法官认定的随意性，自认制度的机能也无法得到有效发挥。

我们认为，行政诉讼自认制度的建构应当着眼于确立约束效力，具体包括：第一，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应受到自认约束。自认的约束效力来源于对某一方不利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的合意，该合意体现了当事人对事实形成的自主权，因此理应在合意双方之间形成约束效力。尤其是作出自认的一方不应随意撤回该意思表示。第二，法院的诉讼行为应受到自认约束。证据形成的自主权虽体现的是当事人的合意，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作为一种诉讼行为，其目的是希望能够在诉讼程序上取得特定效果，作出的对象不仅是为对方当事人，还包括法院，因此，自认的约束效力还应及于法院。

(三)落实法官阐明义务的履行

法院对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以及诉讼程序的重要事项依法承担阐明义务，因此也有义务根据其对观念上认为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重大事项，告知当事人自认的效果，以及说明自认应当建立在自愿基础上。

依据一般的经验法则，任何具有正常智识的人都不会于诉讼中向法院作对自己不利的陈述，除非其相信该事实是真实的，也即当事人之所以于诉讼中对不利于己的事实作出自认纯粹是因为其对自认事实的真实性抱有充分的确认[8]。但是也不排除在诉讼过程中，特别是行政诉讼中，由于原告与被告的身份实质悬殊，实践中，容易产生公民一方因为畏惧权势，或在以己之力取证困难的情况下，因对自认制度不了解而未经慎重考虑作出自认的意思表示，导致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在行政诉讼中运用自认制度，应特别强调法官的阐明义务，即法官应该特别注意向作出自认意思表示的当事人进行告知，令其知晓会影响自认效果的重要因素，以及自认对其诉讼权利可能产生的效果，这包括自认会引起对方免除证明责任的法律效果，自认的作出应当是自愿而非胁迫或其他有瑕疵的意思表示，等等。

注释：

①持该观点的著作具体参见江必新、梁凤云的《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上卷)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58页。

②《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67条对对方予以认可的证据的证明效力进行了补充规定，即：在不受外力影响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明确表示认可的，可以认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对方当事人予以否认，但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反驳的，可以综合全案情况审查认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

③在日本，行政诉讼上通说系采职权调查证据，不采“职权探知”证据，所以当事人未主张之事实，法院不得调查(参见古登美的《日本的行政诉讼制度》，原文载社会科学论丛，二十五辑，六十五年九月，收于氏著《行政救济制度》一书，六十六年三月初版，第449页)。在台湾，在著作中有采“职权探知主义”的观点，但在司法文书中，有书“职权调查主义”(司法大法官会议释字第二一三号理由书谓“行政诉讼兼采职权调查主义”)。

④《行政事件诉讼法》第1条规定：“对于行政事件诉讼，除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⑤《行政诉讼特例法》第1条规定：“对于有关撤销或变更行政厅违法处分的诉讼或者其他有关公法上权利关系的诉讼，除了根据本法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⑥资料来源于Westlaw Japan 数据库中的判例。平21(行ウ)455号 · 平21(行ウ)467号，事件名：所得税更正处分取消等请求事件，文献番号：2012WLJPCA08308024。

⑦参见陈清秀的《行政诉讼法》一书，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443页中关于德国学者Eyermann的观点。

⑧参见应松年主编的《行政诉讼法学》一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191页。

[参考文献]

[1]陈清秀.行政诉讼法[M].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

[2]杉本良吉.行政事件诉讼法の解说[J].法曹时报(一)，1963，15(3)：412.

[3]江利红.日本行政诉讼法[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111.

[4]杉本良吉.行政事件诉讼法の解说[J].法曹时报(二)，1963，15(4)：1521.

[5]塩野宏.行政法Ⅱ：第2版[M].東京：有斐阁，1997：115.

[6]深沢龍一郎.行政訴訟の審理のあり方[J].ジュリスト1236號，2004：6067.

[7]江必新，梁凤云.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第2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58.

[8]占善刚.民事证据法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05.

作者：占善刚　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