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园区服务外包论文

西方国家的自由贸易园区（港）都是以发达而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叠加实施比国内其他地区更为开放、更为便利、更为特殊的政策，支持和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功能或特殊功能。因此，对自由贸易园区发展来说，制度创新是基础，政策创新是生命，功能培育是目标，制度创新与政策创新是连理枝，齐心协力推进功能培育。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自由贸易园区服务外包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自由贸易园区服务外包论文 篇1：

探路先锋：不特有特，比特更特

一路走来，园区这位探路先锋“读懂”了新加坡，凭着一股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闯劲和毅力，创造出“不特有特，比特更特”的发展环境，率先走出一条不断探索新型工业化、经济国际化、城市现代化互动并进的发展之路，用一系列“首创”，书写了解放思想、不断改革、对外开放的发展奇迹。

首批出口加工区

苏州工业园区出口加工区于2000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是全国首批设立的15家出口加工区试点之一。2020年前三季度，园区实现地区进出口总额4944.7亿元，同比增长10.3%。

首个空陆联程快速通关模式

2002年底，苏州工业园区进入没有跑道的“虚拟机场”，在国内首创SZV模式（货物空陆联程中转模式）。所谓SZV模式，就是把苏州工业园区虚拟成一个国际机场，上海机场则被当作飞往园区飞机的一个停靠站，货物到达上海机场之后，直接由园区企业的货车运送到园区，在园内海关办理通关手续，按照SZV模式运送的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降为7个小时左右，企业平均物流成本下降接近3成。

首个保税物流中心（B 型）

2004年，苏州工业园区设立全国首家保税物流中心（B型）。海关保税物流中心分A型和B型两种。B型是由多家保税物流企业在空间集中布局，具有一定规模和综合服务功能，并联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物流集合区域。

首个中外合作非法人制股权投资基金

国内第一个中外合作非法人制创业投资基金——“英菲尼迪-中新创业投资企业”于2005年在苏州工业园区成立。

首个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2006年，伴随着生物纳米园、创意产业园的开工建设，国内第一个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在苏州工业园区顺利设立。该基金由国家开发银行与中新创投共同组建，总规模达10亿元，是园区自主创新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园区由“制造”向“创造”迈进。

首个内陆型综合保税区

2006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苏州工业园区综合保税区，这是中国首个内陆型综合保税区。2014年10月，苏州工业园区经国务院批复，在苏州工业园区综合保税区内划出专门区域作为贸易功能区，开展调整相关税收规定，促进贸易多元化试点。这标志着苏州工业园区综合保税区贸易多元化试点政策在全国率先落地，也使园区对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功能更趋完善。2019年8月，国务院同意设立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苏州自贸片区60.15平方公里，包含苏州工业园区综合保税区5.28平方公里。

首个纳米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2011年7月，国家科技部认定苏州工业园区纳米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基地（苏州纳米城）为“苏州国家纳米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这是全国首家国家级纳米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2013年1月，苏州纳米城举行开园仪式，正式投入使用，基地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科教创新区，规划建筑面积约154万平方米，是全球最大的纳米技术产业综合区。

首个服务贸易创新示范基地

2010年，苏州工业园区获批全国第一个“服务贸易创新示范基地”，10年来服务贸易保持稳步增长，2019年服务贸易总额突破100亿美元，其中，以知识产权、研发技术、计算机和信息、专业服务为代表的新兴服务贸易占比超过60%。

首个服务外包示范基地

2007年7月，苏州工业园区被国家商务部、信息产业部、科技部联合授予全国首个“服务外包示范基地”称号。此后，園区重点打造以国际科技园为核心的软件外包基地、以综合保税区为核心的物流外包基地、以中央商务区为核心的专业服务外包基地、以独墅湖高教区为核心的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基地等四大服务外包基地。2019年全市服务外包接包合同额122.77亿美元，服务外包离岸执行额50.25亿美元。

首个国家级股权投资母基金

2010年，中国首支国家级大型人民币母基金“国创母基金”正式落户苏州工业园区，总规模达600亿元。国创母基金由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和苏州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该基金的落地，充分表明作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开发区之一，苏州工业园区的创新活力吸引了全球创投机构目光。

首个检验监管综合改革试验区

2012年6月，江苏检验检疫局在苏州工业园区设立了全国首个“检验监管综合改革试验区”，积极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检验检疫服务高效化、监管精准化、贸易便利化的进出口商品检验监管体系。2012年9月，该“试验区”正式启动。

国家级境外投资服务示范平台

2015年，苏州工业园区“国家级境外投资服务示范平台”揭牌。该平台充分发挥园区在国际化合作开发建设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以投资便利化为基本要求，以引导、推动我国境外投资有序健康发展为核心任务，通过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为全国“走出去”企业提供集成化、专业化的服务，特别是在金融、培训、中介、风险防范等方面做出有益探索。依托国家级境外投资服务示范平台，园区成为“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先行军。

中新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试点

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试点，探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重点限制产能过剩、高耗能高污染等行业开展创新业务，具体包括在新加坡的银行机构对园区企业发放跨境人民币贷款、股权投资基金人民币对外投资、园区内企业到新加坡发行人民币债券、个人经常项下及对外直接投资项下跨境人民币业务等四项。

中新金融机构互设

为了加深中新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密切合作，苏州工业园区积极推动双方金融机构互设和合作。其中，新加坡新加坡前三大银行星展、华侨和大华银行全部入驻园区，东吴证券设立新加坡子公司并取得资产管理牌照，苏州银行设立驻新代表处。

中新合作现代服务业创新试验区

在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中国商务部与新加坡贸易及工业部签署的《关于深化中新两国在苏州工业园区现代服务业合作的意向书》，苏州工业园区将作为中国-新加坡现代服务业合作的试验区。

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区

为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探索高等教育国际化，2012年，教育部与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签署《共建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区框架协议》，独墅湖科教创新区被教育部授予“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区”称号，这也是中国首个“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区”。

作为全国知名的科教创新区，创立近二十年来，独墅湖科教创新区探索并走出了一条以高端人才为引领、以合作办学为特色、以协同创新为方向的发展新路，构建起了以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为重点发展产业的高水平产学研合作体系，吸引了31所中外知名院校。进入新时代，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作为苏州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人才高地”和“蓄水池”，其特殊地位和功能日益凸显。

中新社会治理合作试点

作为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间旗舰合作项目，2013年，中央综治办授予“中新社会管理合作试点单位”称号，苏州工业园区在“社会治理”工作中迈出了先行先试的步伐。

在为期三年的中新社会治理合作试点中，园区列出了21个重点项目方案，其中有加强民意沟通，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加强社会治安治理、提升公正司法水平、推进智慧园区建设等，重点项目方案涉及到园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中新社会治理合作试点的不断深入，园区人的生活幸福指数也在不断提升。

全国和谐劳动关系综合试验区

2019年，人社部印发《深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方案》，旨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协调劳动关系体制、制度、机制和方式方法的创新，为全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全国有八个地区作为改革试点，苏州工业园区位列其中。

今年，《苏州工业园区关于深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获人社部批复同意，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本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是赋予园区的又一国家使命，对于发挥园区在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建设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蒋安琪

自由贸易园区服务外包论文 篇2：

做政策创新先锋

西方国家的自由贸易园区（港）都是以发达而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叠加实施比国内其他地区更为开放、更为便利、更为特殊的政策，支持和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功能或特殊功能。因此，对自由贸易园区发展来说，制度创新是基础，政策创新是生命，功能培育是目标，制度创新与政策创新是连理枝，齐心协力推进功能培育。纽约、迪拜及新加坡等国际著名自由贸易园区（港）发展的实践证明，政策支持与功能培育是生死相依的孪生兄弟，持续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创新是自由贸易区功能培育和活力永存的根本动力。

5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自贸试验区时强调，“要把扩大开放同改革体制结合起来，把培育功能同政策创新结合起来，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自贸试验区坚持政策创新服务于功能培育的原则，以所属的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的主要政策为基础，深入推进政策创新，初步形成了以功能性政策为主、财税性政策为辅的基本政策框架，有力地促进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投融资和国际服务贸易等功能的培育及拓展。

一是继续执行上海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的主要政策。自贸试验区的基本政策是上海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政策，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功能性政策。允许发展保税加工业，研发设计、采购、销售及结算、检测维修、保税展示、设备租赁、金融服务、服务外包等保税服务业，仓储、集拼、配送分拨等保税仓储物流业。

免税政策。区内企业生产所需机器、设备、模具及维修用零配件、自用办公用品、基建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境外货物入区保税或免征进口关税及增值税。区内运往境外的货物免征出口关税；区内生产加工的供区内销售或运往境外的产品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区内企业之间货物交易免征增值税及消费税。洋山保税港区的航运企业从事国际航运业务的收入免征营业税，仓储物流类企业从事货运、仓储和装卸搬运业务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退税及选择性征税政策。境内区外货物入区实行出口退税（外高桥保税区除外）。洋山保税港区内提供国内货运、仓储和装卸搬运服务的试点企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洋山保税港启运港退税试点。货物出区入境销售视为进口，按货物实际状态选择征税。

贸易便利化政策。货物在区内与境外自由出入；进出境外的货物不实行配额及许可证件管理（另有规定除外）、不办理外汇核销手续；区内保税存储货物不设存储期限；加工企业不实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管理；进出区货物可用外币或人民币结算。

二是以功能突破为核心的政策创新成绩斐然。国家13个部委出台了支持本区扩大金融保险、国际航运、增值电信、文教卫等领域对外开放和功能拓展的政策。金融方面主要有金融机构准入、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跨境投融资汇兑便利、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外汇管理改革、双向开放资本市场等方面60多条，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服务相关产业功能的能力。

国际航运方面主要有外资企业可经营国际船舶管理业务；中资航运公司拥有的非五星旗国际航行船舶可经营以上海港为国际中转港的国内沿海捎带业务；外资企业拥有或实际经营的船舶可经营进出中国港口的国际船舶运输业务。

增值电信方面主要有外资可从事信息服务业务、存储转发类业务、呼叫中心业务、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国内因特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外资占股不超过50%）等。

其他方面主要有允许设立外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娱乐场所；外资企业可在区内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生产，通过内容审查的设备可在国内销售；允许举办中外合作经营性教育培训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允许建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可在区内设分所；可开展区外保税展示及跨境电子商务等业务。

实践证明，功能性政策率先突破的成效明显，大大促进了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服务贸易功能的拓展，为全国提供了可推广的经验。例如，今年一季度新设企业4171家，同比增长20多倍；内资注册资本785亿元，增长18倍；合同外资23亿美元，增长789%；办结境外投资项目12个，境外投资额4.7亿美元。

三是财税性政策创新滞后是短板。自贸试验区成立后新颁布的财税性政策大都是对国内已有普适性政策的再明确。例如，对区内生产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等货物予以免税。区内企业生产加工的货物入境销售，按其对应进口料件或按实际报验状态征收关税。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产生的资产评估增值转让所得，可在5年内分期均匀计缴企业所得税（可解决对外投资企业在资产重组中无现金收入，需筹资缴纳所得税的问题）。早在国税发[2000]118号、国税[2003]第6号令、财税[2009]59号、国税函[2010]79号及财税[2013]91号文件中就有类似政策规定。

对国内租赁公司及其设立的项目子公司从境外购买空载重量在25吨以上并租赁给国内航空公司使用的飞机，按5%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依据财關税[2013]53号，全国通用）。

将融资租赁公司及其项目子公司纳入出口退税试点范围。2010年，财政部就允许天津对融资租赁企业经营的所有权转移给境外企业的融资租赁船舶出口，实行出口退税试点。

这些政策既落后于深圳前海等地（按财税〔2014〕26号，其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更大大落后于其他国际自由贸易园区或自由港。

四是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更加重视财税性政策创新。国外成功的自由贸易园区都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强大的支持政策相结合的成果，是功能性政策与财税性政策并肩作战的结果。其中，由于财税性政策与企业和个人利益的直接密切关联，往往成为自贸区间相互竞争的“撒手锏”。例如，为促进总部经济发展，日本政府给予东京都国际战略综合特别区的企业相当于投资额15%的税额减免等优惠；新加坡对地区总部减按10%征收企业所得税及利息所得税；迪拜自由贸易园区50年免征企业所得税、无个人所得税。

自贸试验区肩负着代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与狼共舞”，争取金融、公司总部等国际战略性优质资源，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重大战略使命。但是，与那些制定规则的国际竞争对手相比，它在制度及财税政策支持方面均存在着巨大的、天然的后发劣势。那么，小徒弟靠什么才能在与老师傅的竞争中取得主动呢？一要靠更高效的制度保证，二要靠更有力的政策支持。既要通过长期努力逐渐缩小制度上的差距，更要从国际竞争战略的高度进行财税政策创新。否则，徒弟就只能永远跟在师傅的后面被动爬行。

自贸试验区还肩负着为全国探索多种类、多层次、可推广经验的重大责任。它既要为全国提供投资与贸易管理的基本经验，也要为全国提供财税制度（例如，税率、税制、计税方法等）创新方面的经验，更要为待批的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监管和财税等方面的特殊经验。

因此，自贸区要高举对外开放、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功能培育四面大旗，既要抓好制度创新，又要抓好政策创新，合力推进功能培育。要坚持政策服务于功能培育的理念，将政策创新与功能培育密切结合，既要抓好功能性政策创新，也要抓好财税性政策创新。在财税政策选择上，既要结合中国实际、强调国内公平，更要放眼世界、对照国际惯例，以降低国际交易成本及运营成本为核心，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财税政策体系，培育本区面向国际的竞争新优势。目前，可重点探索支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境外股权投资、离岸金融及离岸贸易等领域的财税政策。

作者：武伟 董静

自由贸易园区服务外包论文 篇3：

创新投资促进方式加快服务外包发展

【摘要】 通过积极有效的投资促进工作推动我国以服务外包形式利用外资是投资促进工作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服务外包投资促进方式有其特殊性，必须加以创新，加快服务外包利用外资步伐。

【关键词】 投资促进 服务外包 投资服务 BPO 接交能力

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后期调整的影响，跨国公司开始了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以服务外包，高科技、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低碳经济及研发环节转移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方兴未艾。服务外包正以每年30%—40%的速度加速发展。全球吸引服务外包的竞争日益激烈，各国纷纷制定政策，成立机构，理顺机制，竞相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爱尔兰、东欧、印度、菲律宾、中国、东盟、巴西等竞相承接美、日、欧盟等外包业务，一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也加入了接包竞争的行列。如果我国能把握住这一重要机遇，加速产业优化和升级过程，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通过积极有效的投资促进工作推动我国以服务外包形式利用外资成为我国投资促进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2010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平稳较快回升，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057.4亿美元，同比增长17.4%，创历史最高水平。从结构上看，主要得益于服务业及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大幅增长，增幅分别为28.6%和27.6%。2010年，仅在服务外包方面就出台近30项支持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目前，全国服务外包企业突破1万家，从业人员超过200万，2010年全年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执行金额达150亿美元，同比增幅达50%，为我国利用外资，发展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贸易结构，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做出了积极贡献。党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扩大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对外开放，发展服务外包，稳步开放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引进优质资源，提高服务业国际化水平。”这对我国“十二五”期间利用外资、发展服务外包等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并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必须创新投资促进方式，加快通过服务外包利用外资步伐。

一、服务外包投资促进方式有其特殊性

投资促进是各国政府、民间机构、企业通过制定有利于资本合理流动的政策、法律、措施，调整体制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并应用多种适宜的技术和方法开展一系列营销活动或生产一定产品，做好相应管理和服务，从而促进吸引资本和对外投资，推动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行为。投资促进方式是促进投资的合理合法的方式、手段、模式等。有效的投资促进是吸引大规模、高质量外商投资的基础。其他国家投资促进机构的经验显示，尽管促进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原则与制造业有相似之处，但是，对于服务外包投资促进来说，不能照搬，一些方式、手段是新的，有其特殊性。目前我国尚缺乏针对这种新的特殊产业转移的比较完善的促进手段和方式。促进跨国公司投资服务外包业务，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招商引资、投资环境推介、项目推介，还需要采用新的适宜的投资促进方式，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扫除跨国公司在我国服务外包投资道路上的障碍，实现服务外包投资便利化。因而投资促进机构和投资促进工作者需要学习并掌握相关投资促进服务的特征、企业运作、知识产权保护、价值链协调组织以及市场驾驭艺术等，以便更有效地促进外商通过服务外包投资。例如，对于出口导向性服务外包投资，诸如呼叫中心、计算机相关服务、医疗和社会服务、地区总部和研发服务等，要应用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和自由经济区等各种各样的自由区激励方式，同时要区分各个跨国公司的目标市场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成功的服务外包投资促进不仅仅是要应用和发挥现有的优势，而且要创造新的亮点。

二、科学规范投资促进工作，正确定位政府在加快服务外包发展中的角色

政府是投资促进主体之一，投资促进工作主要由多种性质的政府投资促进部门、专业投资促进机构来完成，其主要职能是：营造投资环境、塑造对外形象、提供周到服务、搭建招商平台、组织大型活动、提供鼓励政策、制定规划和法规等。但是，投资促进工作绝不仅仅是政府投资促进部门、专业投资促进机构的事情，而是多单位、多部门、多人员共同协作的结果。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地方政府为标榜政绩，以引资数量为标准，在投资促进工作中盲目攀比，过于追求规模与声势，存在“泡沫招商”、数字浮夸的现象。一些地方出台有违国家政策的优惠措施，不仅危害了国家政策和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而且造成地区间的恶性竞争；一些地方不顾部门性质和职能，一味压指标、分任务，将引资数量与干部政绩考核、个人收入挂钩等等。可见，许多地方政府在投资促进工作方面存在误区。

事实上，投资促进是政府重要职能之一，但不应超越服务的范围。商务部《全国投资促进战略》规定：“促进外商投资是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投资促进工作是一项政府主导、有关方面积极参与的综合工程，由政府投资促进部门、专业投资促进机构、引资企业所共同承担，三者各司其职、工作各有侧重、相互不可替代。”政府主导就是政府为企业和园区等的引资与建设服务，引导并建立承接服务外包的良性机制。例如，可考虑在地方政府成立外包行业机构，具体负责为本地区服务外包业务提供服务并进行监管，包括：进行行业动态分析和预测，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代表企业利益参与地方有关政策的制定；组织和组团参加行业会议和展会；帮助外包供应商建立自己的可靠度和信誉度，建立企业信誉档案，评定企业信用等级；创建地区外包门户网站，对外宣传本地区外包整体形象，介绍本地区外包产业链构成，宣传和推介地区企业，利用网站建立交易平台。不过，必须注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完善，投资促进服务职能应当更多地由专业化的投资促进机构来承担，而不是由政府代劳，以适应服务外包市场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

在目前全球服务外包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政府在承接服务外包投资促进工作中的主要职能应是“引导、支持、调控、服务”，并需要在以下方面加强：一是认真研究全球服务外包发展的最新趋势，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打造既与国际接轨又具中国特色的服务外包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二是拟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服务外包促进政策，提高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在商务部指导下，统筹规划，形成合力，积极有序开展服务外包投资促进工作；四是充分发挥商务部投资促进局、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中国服务外包协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各地投资促进机构等组织的作用，针对跨国公司服务外包战略和具体意向，制定专项工作方案，通过多元化定制服务，积极有效开展投资促进工作，力争跨国公司将其具有一定规模的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五是注意东、中、西地区协调、均衡发展，特别支持中西部地区服务外包发展工作。

三、以培养高素质服务外包人才为重点，推进服务外包人才教育培训工作

预计到2013年，我国离岸外包业务执行金额将达到300亿美元，为此需要再培养至少120万服务外包专业人才以满足需要。整合教育资源，培养服务外包的专业人才，特别是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国际化的领军人才是承接服务外包的重要工作。服务外包业需要基层从业者“金字塔型”的人才结构。必须着力解决人才紧缺、人才培养与实际企业用人需求脱节的现实问题，积极实施外包人才培养工程，为服务外包企业培养符合国际标准的高素质和实用型人才。建议在某些大学设立服务外包专业或学院，目前东南大学已成立服务外包学院，着力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培训从业人员，加强投资促进队伍建设是搞好投资促进工作的重要保障，更是提升工作水平的有效途径。要加强工作方法、手段、语言等培训，使从业人员不断更新工作思路，不断改进工作技能，提高投资促进工作水平。

四、着力完善通过服务外包吸引外资服务工作

树立和加强服务观念，强化服务意识，加强对外商投资立体式服务，塑造良好形象。落实投资便利化，在投资前期、中期、后期服务三个阶段都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服务。成功的投资者是最好的宣传员，因而要保护好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整合资源，建立服务外包产业园区。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集优越的地理位置、优惠的扶持政策、完善的配套服务和完备的孵化功能于一身的产业园区，形成产业的集聚效应，对外有效引资引智，对内有效起到辐射、带动和示范作用，形成有利于服务外包企业发展的、各具特色及优势的专业园区。在政策上，要规划出产业发展的总体方向，成立由政府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专门协调机构，及时研究解决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设立扶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在产业园区、人才引进和培养、跨国公司入驻、促进对外合作、企业专业认证等方面提供资金支持，逐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资为主体、社会广泛参与”的创业投资体系；协调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实施人才战略，形成服务外包专业人才“留得住、用得好、引得来”的良性机制；加强中介机构建设，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供专业服务。

同时要积极提供创新式服务，特别是要建立服务外包的绿色通道。对企业进行专业化服务，简化审批手续，对所出现问题提供全套解决方案，进而提升企业招商竞争力。例如，大连软件园就设立了企业服务中心、人才服务中心、业务解决方案中心、物业设施管理中心等专业化服务机构，在招商和服务的同时，帮助企业拓展业务；提供“人才订制”服务，邀请企业参与教学、培训课程设置，甚至直接请企业人员进入课堂授课，提高人才的实用技能，满足企业的需求。

五、充分开发服务外包业务，间接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机会

我国一直重视传统领域特别是制造业领域的直接投资，但往往忽视外商通过服务外包形式的直接投资。前者既提供订单又提供资金，后者只提供订单而不提供资金，企业的运营资金需要接单者自行通过当地银行融资解决，只是后期结算才得到外国资金。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多选择较少依赖本地金融机构和市场的传统领域外商直接投资而不是服务外包业务。然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受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竞争的影响且证券市场表现一时还难以有较大改善的情况下，我国需要思考如何充分开发服务外包业务，从而间接增加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竞争的对策，拓宽引资思路。

六、加强引导和指导，规划建设服务外包重点项目

国际经验表明，通过促进服务外包投资可以大大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着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鼓励和吸收跨国公司来华设立面向其销售网络的生产制造基地、服务外包基地、产业配套及物流配套基地、人才培训基地，以及更多的采购中心、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要引导和加强中小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促进国内企业逐步进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销售和服务网络；同时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提高服务贸易领域吸收外资的比重；要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与效益，特别对于新进入的外资，必须加强投资方向的引导和指导；要精选一批对优化结构和对经济社会有较大影响的高新技术、附加值高、现代服务业等重点服务外包招商引资项目，加强宣传和推介。

七、搭建服务外包业务拓展平台和交易平台，积极开展外包招商活动，打造国际知名品牌并发挥品牌宣传、推介效应

首先，全国各地市应结合实际情况搭建服务外包业务拓展平台，利用多种形式促进服务外包引资。例如，中国软交会作为中国唯一国家级软件交易会在大连的举办，为当地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遇。每年有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日本、美国等多个国家的企业参展，大连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为软件企业提供交流和合作的机会。另一方面，采取政府指导、市场化运作方式，举办国际服务外包交易会，邀请世界著名服务外包的发包商和接包商参展，将交易会逐步打造成专业化的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平台。

其次，加强对外包业务的研究，分析规律，整合资源，针对外包的特点进行个性化招商。例如，大连市从2002年开始在日本定期举办人才招募活动：大连市政府设专项资金支持举办“大连，软件精英的舞台”IT人才国际巡回招聘活动，先后在美国硅谷、加拿大多伦多、日本东京和大阪，以及国内的北京、上海、南京、济南、天津等地组织召开大型招聘活动，130多家企业提供了一万多个招聘职位，30多家企业参加了现场招聘活动。在对美国花旗银行进行招商时，高新园区针对银行业特点，将大连的金融、会计及业务流程中涉及到的各种资源整合后提供给花旗，顺利促成了花旗银行落户大连。

再次，要充分利用宣传、推介途径扩大国内外影响，形成品牌效应。例如，世界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科尔尼、加德纳在全球外包方面的研究报告中都提到大连，并把大连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案例来说明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优势；美国多家主流媒体还撰文介绍大连外包业务发展前景。2006年以来，美联社、《计算机世界》、《纽约时报》、日本NHK电视台、《国际商业日报》、《华尔街周刊》等知名国际传媒先后发布介绍大连软件产业的专题报道。通过品牌宣传，大连的产业集聚效应和投资环境在国际外包业内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对国内外企业的吸引力日益增强。

八、加快公共技术服务设施建设，提升管理服务外包技能

仍以大连为例，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国家在大连设立了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服务东北地区的国际数据传输出口，设立了大连与全球数据的直达电路。建设公共测试中心、公共数据中心、公共实验室等公共技术服务设施，为企业提供最佳的创业和研发条件。

另一方面，我国进入服务外包市场时间不长，急需提升关键员工的商业管理技能，并增加高质量项目经理的资源。这就要求从事服务外包的公司在原有教育培训基础上，必须增加新的管理培训计划，使其员工获得全球商业理念的培训。关注于培训诸如责任感、首创精神、好奇心、商业远见、有效的沟通、团队建设和适当的商业行为等“软”技能。无论对于发包商还是接包商，全面变革管理战略对业务流程外包（BPO）行动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对接包商而言，技术、人才、接交能力（Transition）是极其重要的（见表1）。

【参考文献】

[1] 江小涓：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与理论分析[M].人民出版社，2009.

[2] 王习农：服务外包与投资促进[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8.

[3] 王习农：论投资促进的实践与理论发展[J].商业时代，2007（8）.

作者：王习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