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业（共8篇）
综合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服务贸易的领先优势来源于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间已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具体而言，美国高度发达且结构合理的服务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并保证了美国服务贸易的全球持续领先地位。服务出口的不断扩大吸引了国际更多资本和人才流入各个服务行业，这样既有利于先进技术和各个生产要素有效结合，保证了服务业竞争优势的最大发挥，也进一步推动了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提高，美国服务贸易在原来基础上逐步趋向于服务贸易方式的网络化、服务贸易内容的广泛化和多元化以及服务贸易区域的国际化，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简言之，就是“国内经济领先—服务业发达—服务贸易发展”的循环路线。当然，美国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与健全的服务贸易管理制度和完善的服务业立法是分不开的。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全球服务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就服务贸易本身而言，其受到世界和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小于货物贸易，换言之，国际金融危机只是暂缓了各国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后危机时代世界服务贸易将会呈现如下趋势。
1.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
国内外诸多学者研究表明，发展服务贸易可以搞活经济，增强经济的灵活性，这样能有效应对外界冲击，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发展。通过此次危机，各国充分认识到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世界产业结构将继续作用于服务贸易，驱动其快速发展。第一，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加快，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将持续扩大。一是服务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其转移重心将从制造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二是服务业发展有一定水平的国家，其服务业转移重心更倾向于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金融、保险和咨询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这些服务业也会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第二，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更加细化，许多原本依赖于制造业的服务行业逐步独立出来，使世界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第三，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世界范围内能源竞争加剧，环境问题日趋严峻，这给世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服务贸易自身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经济贡献度、吸纳就业人数多的特点正好符合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新动力。
因此，危机过后，伴随着各国越来越重视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贸易，当前以货物贸易及传统服务贸易占较大比重的局面将得到明显改善，全球服务贸易结构将更加平衡。
2.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此次危机中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促使发展中国家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制定支持服务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并逐步开放各自服务市场，涉及旅游、运输、保险、咨询、金融、计算机和信息等服务市场，吸引外国资本和国际人才注入本国服务业，通过提升行业资本构成和人力资本构成，全面融入到全球服务市场中。近年来，亚洲地区普遍的开放性政策为亚洲各国自身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机会，推动亚洲地区逐步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重要市场。后危机时代，无论是各国出于自身发展需要主动开放服务市场，还是外部因素作用被动开放服务市场，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国服务业将更加开放，各国将逐步实现“服务业—服务贸易—国内经济”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格局。
伴随着服务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逐步开放，市场呈现多元化态势，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服务业竞争力差距较大，但这种差距最终会越来越小。为了扩大服务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服务市场上，伴随着服务提供者逐渐增多，出现同一市场存在多个服务提供者的局面，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3.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
当代国际贸易已经从原来传统的货物贸易拓展到了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更广泛的领域。同时，伴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日益突出，服务贸易成为各国政府贸易保护的重点领域。第一，世界各国逐步开放相关服务业，服务业整体开放度不断上升，伴随全球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业各部门间融合度不断提高，新的服务贸易摩擦应运而生，这些摩擦不仅来源于发达国家，也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第二，由于国际服务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服务需求的复杂化、服务范围的广泛化，世界服务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保护本国银行、保险、信息等敏感部门免受外来竞争纷纷设立贸易壁垒。第三，危机过后，在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缓慢复苏的进程中，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进程的差异性，部分国家为提高国内就业率和保护国内市场，贸易摩擦也从货物贸易各项产品向服务贸易单个部门及整个行业扩散，这对未来产业遭受损害埋下隐患，由此进一步体现出服务贸易壁垒广泛化的趋势。
后危机时代，无论是世界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导致的服务贸易摩擦增多，还是由于各国政府为保护本国经济和国内市场设立服务贸易壁垒，其涉及服务业内容将更加广泛，服务贸易壁垒将更加普遍。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全球进入后危机时代，在世界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的背景下，中国应依据国情，加快国内相关服务业的发展，缩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在提高服务业对国民经济贡献度的同时，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真正提升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1.加快国内服务业发展，强化微观主体竞争能力
中国无论是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推动力度，还是服务贸易发展对经济拉动力度均不足，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出口方面还是进口方面均较弱。因此，中国若想从根本上提高国内服务业竞争力，缩小与美国在服务业及服务贸易方面的差距，必须从提高微观主体竞争力着手，在加大服务业科技研发及自主创新力度的同时，重点关注服务业人才培养。第一，加大服务业各部门技术投资，鼓励自主创新。技术投资具体表现为相关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经济技术数据库、信息共享系统等，为技术创新奠定良好基础。此外，在引进先进技术过程中，服务业不能一味引进而不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要保证科学技术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所以，结合中国自身经济特点，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再创新，真正达到“科学技术—服务业—服务贸易”三者的循环效应。第二，注重服务业人才引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先进技术的引进必须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效应，才能促使中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发挥出来。因此，一是针对中国现有服务人员进行多层次培训，多渠道设立职业培训机构。二是依据中国服务业从业人数特点及其分布状况，有计划、有目的地适时调整高等院校及职业类院校相应专业设置。三是加强国际间合作与交流，多渠道引进高级短缺人才。通过人才培训、人才培育、人才引进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专业服务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
2.缩小国内服务贸易逆差，把握服务业开放速度
服务业拉动经济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服务业只有个别部门如旅游、运输、建筑等发展突出，大部分行业及部门拉动经济发展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在信息技术、金融、保险和资讯类等新兴服务业表现尤为明显。所以，中国应以缩小服务贸易逆差为目的，积极扩大传统服务贸易出口的同时，分层次、有重点地开放中国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6]，并控制服务业开放速度。第一，维持中国传统服务贸易固有优势，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一是加大传统服务部门的营销力度，提升传统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提高传统服务部门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如将旅游和文化相结合，衍生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旅游服务产品，借助中国丰富旅游资源，扩大旅游服务贸易出口。二是重点发展运输服务贸易中的海运服务贸易。运输服务贸易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而海运服务贸易在运输服务贸易中占比最大，开始这一比重就已超过60%。伴随着中国海运运力的快速上升，积极调整海运结构，加大海运领域国货国运的比重，在遵循海运逐步自由化的原则下，政府通过引导海运企业联合与重组，提升中国海运乃至运输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第二，适度开放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掌握服务业各部门开放速度。一是适度开放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开放的同时，完善这些行业的竞争机制，提高其在市场机制下承受考验的能力。同时，通过采用和引进国际标准，促进国内智力、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相关标准的规范化。二是关注经济安全。服务业掌控大量资金、技术、信息的流进流出，影响着国内市场的稳定。如果本国服务业尚未具备国际竞争能力，过快开放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在服务业开放的问题上，做到履行承诺但不做出超承诺的让渡。
3.拓展服务贸易地理方向，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服务贸易无论是出口市场，还是进口来源地都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呈现市场单一化特点，这对后危机时代服务贸易寻求大发展极为不利。一旦贸易伙伴中个别区域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中国服务贸易及相关服务业必定受到牵连，这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加快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订的进程，有效扩大市场半径，并拓展中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有效地分散服务贸易市场过于集中和单一的风险。第一，对于已经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应强化其所涉及的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如在中国与新加坡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主要服务合作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会计等服务业，因此中国要根据自由贸易协定侧重点的不同，合理利用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有效促进中国卫生医疗、教育和财务会计等服务业的发展。第二，对于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中国与海合会、澳大利亚、冰岛和挪威等，一是在谈判进程中，加强并拓展服务业合作领域，保障双方在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做出重要承诺。二是积极推进谈判进程，争取早日实现自由贸易区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使双边服务贸易额迅速增长，实现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第三，对于那些尚未与中国建立优惠制度安排的国家，在条件成熟时积极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如在金融、保险、咨询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中日本和韩国与中国有诸多合作，且日韩双方在以上领域具有国际领先优势。所以，中国在积极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基础上，需重点关注日韩具有优势而中国缺乏竞争力的相关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4.健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完善服务贸易救济制度
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并不符合GATS要求。因此，制定和完善既符合中国实际又不违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法规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服务贸易制定统一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而言，实现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性，同时，在贸易救济政策制定方面，经过全球经济危机后，更应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第一，从中国国内经济和就业增长出发，优先制定那些有利于环境、信息、能源、卫生医疗、交通物流及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以提高这些代表新经济的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无论是对现存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还是新制定相关政策，需要通过引入国际竞争政策推动这一进程。第二，完善现存服务贸易的预警机制、应对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一是针对服务贸易风险分布的主要行业，及时跟踪国外相关产业及部门的政策变化，密切关注国外对中国某些行业进行知识产权调查的动向，迅速发布预警信息，实现预警信息从商务部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的顺利传递，同时实现预警信息从地方向中央政府的有效反馈。二是针对国外对中国服务企业贸易救济调查中的不合理、不公正做法，中国地方政府、服务企业应积极利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制度进行申诉。三是中国政府应积极争取国际谈判主动权，要求外国取消具有歧视性的服务贸易保护措施。同时，对国内不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业和敏感性服务业制定具有保护性质的法律条款，达到保护国内服务业和就业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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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作为规范我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和处理与服务贸易相关问题的法律文件, 《服务贸易协议》参照了WTO《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的模式, 规定了33个条款和1个附件, 包括定义和范围、义务和纪律、具体承诺和机构条款4个部分。附件中列出了中国与东盟10国的具体承诺减让表。主要内容包括: (一) 定义和范围部分规定了与服务贸易相关的定义和协议的管辖范围, 指出本协议适用于所有影响商业性服务贸易的措施; (二) 义务和纪律部分主要包括透明度、国内规制、相互承认、保障措施、补贴、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等条款, 对各方开展服务贸易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以及权利和义务做出了规定。同时, 协议纳入了加强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参与服务贸易的条款, 以支持东盟新成员服务业的发展; (三) 具体承诺部分包括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渐进式自由化、具体承诺减让表、减让表适用方式和减让表的修改等条款。协议规定各方提交的具体承诺减让表应作为附件, 构成协议的一部分, 在减让表中列明具体开放的部门和措施; (四) 机构条款部分包括联络点、审议、争端解决、协议生效等条款, 对实施协议的程序性问题做出了规定。根据协议规定, 中国在WTO承诺的基础上, 在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服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 向东盟国家做出了新的市场开放承诺, 具体包括进一步开放上述服务领域, 允许对方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 放宽设立公司的股比限制等内容[1]。
东盟各国也在其WTO承诺基础上分别在金融、电信、商业服务、教育、旅游、建筑、医疗等行业做出了新的开放承诺。《协议》还规定, 在《协议》生效一年内, 双方将就第二批服务部门的市场开放问题进行谈判, 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东盟间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从以上内容的规定可以看出, 《服务贸易协议》具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 以WTO规则为基础, 并大量参照了GATs中的相关规定, 使CAFTA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法律体制与WTO的多边贸易体制相协调。第二, 在WTO规则的基础上, 又照顾了CAFTA自身的区域性特点。CAFTA全部都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 服务贸易领域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 并且服务贸易大多集中在如旅游、建筑、教育等比较低端的领域, 而在像金融、管理、咨询等处于服务高端的部分则更为落后[2]。因此, 《服务贸易协议》兼顾了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从低端向高端的过渡。第三, 对东盟成员国中的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东盟新成员给予特殊和差别待遇, 以支持东盟新成员在服务业方面的发展。第四, 强调服务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 并规定了具体而明确的具体承诺减让表, 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市场准入限制。第五, 根据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服务业特点, 中国和东盟的服务贸易采取渐进式的开放模式, 并采纳了《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中的有关规则, 运用“N-X”原则。即允许两个或多个国家率先达成协议, 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其他国家在做好准备之后再进入。这种灵活性给成员国更大的选择余地, 在各国经济差异大、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 有利于加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3]。
《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 它将为中国与东盟开展服务贸易提供制度性保障, 有利于深化和加强双方服务部门的合作, 推动双方服务业的发展。其次, 随着协议的实施, 双方将逐步减少服务业的准入限制, 扩大服务部门的市场开放, 这无疑会对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增长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4]。
二、中国-东盟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及合作基础
旅游服务贸易是现代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东盟国际贸易及服务贸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近10年, 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旅游服务贸易发展迅速, 不仅对带动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的服务贸易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而且在推进CAFTA的建设中也发挥着先导作用。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从1991年双方建立对话关系之初的不足80亿美元, 一路上升到2006年的超过1600亿美元, 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1900亿美元, 比2005年增长22%。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 在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将达4000亿美元, 这种惊人的增幅, 在《服务贸易协定》实施之后, 接下来的发展无可限量[5]。
在我国, 旅游业已成为我国经济新增长点, 并已成为我国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根据中国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公报数据显示, 2006年, 我国旅游业保持了较快增长, 全年共接待入境游客12494.21万人次, 实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339.49亿美元;旅游业总收入8935亿元人民币。而在2007年, 全年共接待入境游客13187.33万人次, 实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419.19亿美元, 分别比上年增长5.5%和23.5%;旅游业总收入10957亿元人民币。入境旅游市场继续稳步发展, 亚洲市场依然独大, 亚洲各国入境总人数比上年增长18.2%, 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1.5%[6], 另据统计, 2004年中国公民首站赴东盟国家旅游人数达276万人次, 同比增长45%。同时, 东盟国家也成为中国重要的入境客源市场。2004年, 东盟国家旅华人数初步统计达299万人次, 同比增长52.6%, 占同年入境外国旅客总数的近18%[7]。2006年和2007年外国入华旅游的前10位国家中, 东盟就占了4个。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旅游业已经成为我国创汇的重要渠道, 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东盟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和人文资源, 吸引着大批的游客前往, 旅游业也成为东盟的支柱产业。中国与东盟旅游业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相似之处, 又在不少地方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 起着互补的作用, 为两地开展旅游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首先, 双方都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如泰国芭堤雅、马来西亚云顶、印尼巴厘岛、越南下龙湾、柬埔寨吴哥窟等都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中国则不仅有桂林山水、四川九寨沟、峨眉山、云南西双版纳、五岳群山等秀丽的自然风光, 还有万里长城、故宫等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为各国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 也成为各国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其次, 双方的旅游合作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协同和互补效应。区域内不同地区共享同一种或几种旅游资源构成了地区间空间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前提, 旅游方面的协同互补提高了整个区域的价值和效益。再次, 中国-东盟“10+1”框架和泛珠三角经济区与东盟自贸区的对接互动为双方的旅游合作提供了美好的前景。《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 为双方在旅游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法律上的基础。最后, 由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地缘关系, 双方的旅游合作已经具备良好的客源基础。云南、广西、四川等旅游资源大省与东盟中南半岛比邻, 双方现已形成的巨大的客源市场, 是双方进一步开展合作的基础。
三、提升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对策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 旅游一体化也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区域内多样化的旅游资源和经济增长, 以及自贸区建设步伐的加快, 为CAFTA旅游一体化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由于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立法滞后, 旅游产品过于单一, 旅游企业管理水平较低, 从业人员的素质较低等多方面的原因, 我国应该做好对策研究, 不断改革, 努力提高我国的旅游业的竞争力。
1.加快旅游立法进程, 进一步完善旅游方面的法律法规, 履行《服务贸易协议》和GATS下的承诺, 规范旅游服务市场。目前, 我国的旅游立法工作相对滞后, 某些法律条文模糊抽象, 缺乏可操作性。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旅游市场, 保护旅游法律关系主体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加快旅游产品的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 构建中国-东盟旅游电子商务平台。我国虽然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但完全依靠天然禀赋而不加以创新和提升, 旅游业将难以获得高效的可持续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新的旅游产品和新的服务形式应不断创新以适应人们更具个性化、多元化、可变化的消费需求。例如, 应不断推出包括文化旅游、商务旅游、绿色旅游、生态旅游等新的特色旅游方式, 与东盟合作开发旅游产品, 把中国秀丽河山、灿烂文化与浓郁的东南亚风情结合在一起, 同时加强旅游行业的网络体系构建, 开展跨国旅游电子商务。
3.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培训和管理, 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既精通业务和管理, 又熟悉市场规则的综合性人才;制定科学的宣传促销计划和市场拓展战略, 加强旅游宣传营销, 建立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销售体系。
4.坚持科学发展观, 实现国际旅游服务业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 旅游资源的开发是对旅游资源的破坏, 因为这种开发往往会影响资源的原生态的风貌, 开发与维护的矛盾是发展旅游业的长期性矛盾。我们必须明确:旅游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旅游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就不可复得, 因此, 我国发展国际旅游服务业应坚持可持续性和以人为本的统一。
摘要：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 为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旅游业作为中国服务贸易领域的传统产业, 虽然可能遭遇到来自东盟各国的竞争, 但随着相互合作的加强和优势互补, 必将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我们要做好提高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对策研究, 提升中国的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
关键词：CAFTA,旅游服务贸易,对策
参考文献
[1][4]“签署《服务贸易协议》中国-东盟自贸区曙光初现”中国东盟资讯网www.ca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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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东盟博览会:服务贸易成东盟与中国合作核动力”中国发展门户网www.chinagate.com.cn.
[6]“20062007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网址www.cnta.gov.cn.
经济学上研究服务的可贸易性和不可贸易性，是通过基尼系数来测算某行业的地区聚集度，基尼系数越低表明地区聚集度越低，则贸易性越低，反之则贸易性越强。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就是对比该地区某服务行业的供应和需求，代表供应的是该行业在该地区的产量或就业量占全国该行业的产量或就业量的比重，代表需求的是该地区的人口或就业量占全国人口或就业量的比重。经济学上通过基尼系数确定某行业在某地区的贸易性程度后，再分析该行业的就业、价格、工资等特点。
WTO规则中的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考虑到了资本和人的流动能带来相应的服务贸易，并因此把服务贸易区分成四种模式，即跨境交付服务、境外消费服务、外国商业存在和外国自然人流动。当论及某服务行业是否具有贸易性或贸易性的大小时，GATS是根据wTO成员国对该服务行业的具体承诺，也就是根据成员国对该行业不同贸易模式下的开放承诺或明确限制来进行评判。GATS对服务贸易四种模式的区分有利于成员国分层次逐步开放自己的服务市场，也就有利于WTO逐步推动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
经济学和WTO规则在服务贸易性问题判断方法上的本质区别
根据经济学的方法，对于某地区的某具体服务行业，基尼系数的高低体现产业地区聚集度的高低，聚集度的高低进而决定该行业是否可出口，而是否可出口就表明是否具有贸易性。这种逻辑存在的问题是只考虑出口的可能性而未考虑进口的可能性。例如，如果聚集度低则不可出口，则是不可贸易性服务，但是此时可以通过进口来弥补聚集度低可能造成的供应不足，此时对进口的需要表明该行业是可贸易性服务。虽然最终经济学上考虑了不同聚集度下进口的情况，并用进口和出口的总和来核实利用基尼系数确定贸易性程度的准确性，但仍然可以看出在方法上还是没有充分考虑对进口的需要。而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希望自己出口的服务能被其他国家接受，所以在GATS下所作的市场开放承诺针对的是进口，因此GATS下某服务行业在某国是否具有可贸易性是依据该国对服务进口的市场开放承诺。
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服务的贸易性程度，由于数据获得困难等原因目前是从一个国家国内的角度来研究，并假定如果某服务行业在一个国家的地区间具有贸易性，那么就认为在国家之间也具有贸易性。而GATS中服务的贸易性是从国际的角度，也就是说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的，是成员国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和本国某服务行业的特点对其他成员国作出具体的承诺，体现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
由于经济学研究服务的贸易性程度是从一国国内的角度来研究，因此在测算基尼系数时考虑的是该国某地区的行业现状，并不考虑其中资本和人的跨地区流动带来的贸易。而GATS由于涉及国家关系，因此把资本和人在跨境流动后带来的交易也作为服务贸易来看待，并由此产生了代表资本跨境流动的服务贸易模式三，和代表人员跨境流动的服务贸易模式二和四。
经济学和WTO规则因为方法不同会产生判断结果的差异
由于GATS从国家关系和进口承诺来考虑问题，并根据资本和人的流动把服务贸易分为不同层次，与经济学上仅仅通过聚集度的现状来确定服务是否可出口的方法相比，增加了讨论可贸易性服务和不可贸易性服务的范畴，最终使经济学方法确定的服务的贸易性结论与GATS承诺表所体现的服务的贸易性事实相去甚远。从经济学上确定的不可贸易性行业，在实践中因为资本和人的流动成为可贸易性。例如根据基尼系数，饭店、医院和大学教育都属于低基尼系数，表明地区聚集度低，也就是不可贸易性，但是现实中因为资本和人的流动这些行业也具有可贸易性。从经济学上判断为可贸易性服务，在GATS下可能因为国家利益和国家关系问题而成为不可贸易性服务。例如，根据基尼系数测算的军事服务具有高地区聚集度，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属于可贸易性服务，可是GATS根本不适用于军事服务，国家利益的存在使军事服务成为不可贸易性服务。
另外，美国的研究发现70％的服务业工作是需要面对面进行的，并因此无法外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会因为这些服务无法出口而成为不可贸易性服务，这对于旨在推动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GATS来说完全是一种否定。但是正因为GATS考虑到了资本和人的流动会带来服务贸易，GATS在推动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时才有了方向，那就是要推动成员国不断开放资本和人员的流动。
不可贸易性服务产生的原因
从法律的角度来讨论不可贸易性服务需要分析不可贸易性服务产生的原因。粗线条来看，不可贸易性服务产生的原因有：不让他国为本国提供服务、本国不给他国提供服务、他国不给本国提供服务、他国不接受本国提供服务。细致来看，由于国家之间不给和不要的态度而产生的不可贸易性服务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
国家利益
例如，许多政府服务是不可贸易性服务。再如，一国使馆核心区域的设计和施工都会由其本国人完成，可以说这种设计施工服务具有不可贸易性。
行业特点
例如，中国在入世承诺中规定中国不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处理中国法律事务，只能委托中国律师事务所来处理。可以看出，有关中国法律事务的法律服务具有不可贸易性。
技术缺陷
例如，一国卫星发射系统的质量缺陷会使其卫星发射服务具有不可贸易性。再如，一国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会使在该国的外资宾馆不采用该国企业提供的餐饮服务，该国的餐饮服务成为不可贸易性。
服务的不可贸易性并非绝对
从法律角度来看不可贸易性服务不是绝对的，在一些情形下会因为贸易对象、行业特点发生变化或技术进步等原因而成为可贸易性服务。
对一国是不可贸易性服务，对另一国是可贸易性服务。例如，如果自由贸易协议在成员国之间开放特定服务贸易，那么一个成员国允许另一成员国为其提供服务，而不允许非自由贸易协议成员国为其提供服务。
在一国是不可贸易性服务，在另一国是可贸易性服务。例如，美国允许外国人在美国取得法定资格后在美国从事律师服务，而中国对外国人在中国提供有关中国法律事务的服务是不作承诺的，可以说律师服务在美国是可贸易性服务，在中国是不可贸易性服务。
不可贸易性服务中有可贸易性岗位，可贸易性服务中有不可贸易性岗位。例如，中国对一些服务部门的模式三承诺开放使其成为可贸易性服务，但同时对外资有比例限制，这就间接限制了外国人担任公司董事长的可能性，使董事长岗位成为不可贸易性岗位。再如，中国一些地方政府邀请外籍人士与政协委员讨论如何建设国际城区，可以说原本属于不可贸易性的了解民情的政府服务中也有可贸易性岗位，使外国专家也能传递民情。
由行业特点和质量缺陷造成的不可贸易性服务，随着技术进步、人员素质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提高有可能变成可贸易性服务。例如，因为技术的进步，美国把
电话呼叫中心业务发包给印度。
不可贸易性服务存在的必然和其作用
只要国家利益存在，就需要相应的不可贸易性服务，这些都会体现在WTO成员的服务业市场开放承诺表中。可以说，国家利益的存在决定了总会有一些服务具有不可贸易性的硬壳。不过在实践中还需要避免不可贸易性服务目的的落空。例如，长期以来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但日本海运公司控制了其中的铁矿石运输，中国出于国家利益考虑提出了“国货国运”的对策，但由于日本财团与澳大利亚铁矿石公司之间的资本利益关系，以及中国海运船舶本身的问题，“国货国运”政策难以实现。
GATS把服务贸易划分成四种模式，如果从这四种模式贸易背后的原因来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模式一的服务贸易，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带来了模式二、三和四的服务贸易。可以说，服务贸易模式一的开放有待于科技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模式二、三和四依赖各国关系的更加密切和因此对资本和人员流动的更开放的态度。
不可贸易性服务在现实中需要发挥对可贸易性服务的促进作用。例如政府行政审批服务是不可贸易性服务，如果政府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则可以促进中国服务开放承诺表中模式二、三和四下的贸易。可以说，如果不可贸易性服务在实践中能够推动技术的交流、资本和人员的流动，那么就能推动服务贸易在不同层次上的发展，同时打破70％的服务工作因为需要面对面而无法贸易的悲观现实。
尊敬的中俄两国的老师、青年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 黑河学院的王宇鑫，今天能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想离不开中俄两国间如龙江水一样的情谊，而同样是龙江水，中国人喝着是苦的，而俄罗斯人喝着可能是甜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让我们走进我今天的论题，中俄服务贸易竞争与文化认同的整合研究中去探寻究竟
我想两国间的形容词无论是老大哥还是战略合作，都代表着中俄两国的伙伴关系不断亲密，再亲密的同时更是两国间文化，政治，经济，服务业等领域的不断交流与合作，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衣食住行等服务贸易更为注重，而在服务贸易领域分析中俄文化差异，对消除两国间经贸运营过程中出现的消极因素与阻碍介质有着重要意义。今天我将过对文化认同理论的阐述与对中俄两国服务贸易现状的分析，探索文化认同理论对于中俄服务贸易中出现文化冲突与经贸摩擦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相应策略，分析文化认同对中俄服务贸易的影响与解决途径
一、中俄服务贸易过程中出现文化冲突的原因 世界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必然会在导致沟通过程中出现语言壁垒与理念偏差的社会表象，继而在政治、经济、军事、服务业等领域出现因文化差异产生冲突与摩擦的事例也时有发生，如何解决冲突并开创和平发展的国际合作关系成为各国文化学者的关注话题。今天我将与大家从个体，群体，整体三个方面分析在中俄服务贸易过程中因文化差异产生贸易摩擦和冲突的原因。一）从个体来讲，世界观的差异成为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
俄罗斯人崇尚精神文化，轻视物质功利，认为人可以主宰自然，自然是人类征服的对象，人是万物之心等思维形态；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也正是因为这点，俄罗斯有着举世闻名的是诗人和享誉世界油画，而中国人受着儒家思想则认为人与自然共存共生，彼此依附与繁衍，人类自身要融入自然，开发自然。在中俄服务贸易的旅游行业，因文化冲突而产生摩擦的典型的案例对象是导游与游客间的文化冲突。导游有其营销的目的与手段，但可能从另一角度违背了游客的购物心态，这种常态的利益纷争最终会引发两个对立面之间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本色呈现，从而出现摩擦与冲突，这也是在旅游服务业中很难解决的表象之一。
（二）从群体角度来讲，经贸管理模式的差异促使文化冲突升级 中国的经贸管理模式主要体现在人制胜于法制，借助法律手段治理经济仅仅在出现暴力冲突或经济损失严重的情况下，在中国大多企业“以和为贵”的经营管理理念灌输其中，注重感情投资与道德教化。俄罗斯人注重个人的主观判断，经营管理模式上理念的延续与领导执政时间的长短存在一定必然性。我有一个俄罗斯朋友，她生长在我现在脚下的这片土地，在大四的她遇到了困惑，在中国大四的学生社会给予的更多的是锻炼的机会，薪酬非常低，这点她非常不解，她认为只要有付出，就要体现自己的价值，这种中俄企业的合作与管理缺乏统一性，人才流失也造成了冲突的升级。在薪酬机制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与人才流失问题上都出现文化冲突，这种现象是在长期合作与交往过程中出现的，是在不健全和不规范的管理机制下逐渐体现出来的，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双边企业的共同利益。
（三）俄罗斯有着176个民族 中国有56个民族 各民族间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观念从整体来看民族传统理念扩大了文化冲突的时限宽度 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最根本的特征在于非理性主义、极端主义和情绪化，尤其是情绪化把俄罗斯人引向宿命论、乌托邦和神秘主义，而这种情绪化有利有弊，在服务贸易领域它可以表现出热情奔放、同情善良，也可以表现为优柔寡断、喜怒无常，时常在做事过程中富有艺术气息。而中国人注重民族气节，遵从民族和善文明，更为关键的是能够 做到深思熟虑，行事前多顾虑利弊与成败，大局观念优势化是很多中国企业的运营之法。
俄罗斯民族横跨欧亚两大洲，虽多数领土坐落亚洲，但西方文化的影响颇深。可以说俄罗斯民族兼有东西方文化的双重特征，但西方文化影响较多，与中国的民族传统理念偏差较大，对助力两国间的服务贸易产生的文化冲突起到了不可推卸的消极作用。
二、文化认同提升中俄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总体思路
“文化认同”它不仅影响到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定，社会群体的角色，还影响到民族以及民族文化的保持，国家的意识形态维持与升华，不同的宗教与文明形态之间的理解，甚至当代的国际政治格局。它说明了国家行为体及其国民之间文化理解与对话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逻辑。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家行为体表层合作与冲突背后的文化博弈。以此为依据，国家行为体之间可以从文化认同入手，相互调整适应，以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扩大共识，减少冲突，消除障碍，文化认同的目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稳定性、持续性。我们要以平等、理解、尊重的态度去对待其他文化。在中俄贸易往来中，我们要倡导“多重认同”策略,既对自己文化认同，又认同他国文化。
（一）理性对待文化冲突，合理营造文化认同环境
同样是我俄罗斯的朋友，他说过他喜欢中国的庄子，因为庄子说过，人的生死，知识形态的变化，这就是一种理性的认同态度，不同文化的差异产生文化冲突，是跨国公司或企业必须高度重视的。促使不同国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处就需要运用媒介手段，其理论方法之一是运用文化认同理论，而另外就需要为解决冲突，达成共识提供良好的认同环境。
文化认同的规律大致分为三个步骤：冲突-认同-冲突，往复延续的过程让文化在出现差异时不断定位身份感，当身份确定后就会出现身份差异产生的分析效应，逐渐产生冲突，继而在冲突碰撞中实现文化认同，实际上也是新文化的诞生或身份感的变换，随后又出现冲突和摩擦，这个过程的循环性推动了文化的不断更新与发展。所以，冲突并不可怕，理性对待冲突就是更新维护文化认同 环境的过程。
（二）宏观调控促进文化认同
中俄经贸关系是在中苏经贸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曾经的经贸往来经历了合作、萎缩、恢复和进步等起起伏伏的不同阶段。现如今中俄两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和扩大双边经贸往来,推动两国经济繁荣发展。
无论是在中国举办了“俄罗斯年”；还是在俄罗斯举办了“中国年”这些活动涵盖了政治、经贸、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传媒、科技、军事和地方等中俄两国合作的各领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辞表示：中俄两国山水相连,是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近年来数百项项目丰富了中俄人文合作的内涵，提升了中俄文化认同。中俄的政府行为对文化认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不断完善两国文化领域的交流机制加强青年交流
我认为今天我能站在贵国讲演，也是文化交流认同的体现，发挥了大众媒体作用，更是作为青年发声，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的相互了解是国家互信的基础，未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取决于年轻一代。在推动两国文化关系发展上，中俄媒体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媒体报道的宣传效应是中俄发展上不可忽视的因素，积极引导媒体的正面宣传，树立民众建立正确认知，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是推进中俄关系顺利发展的必然途径。
而建立健全交流机制要求双方政府职能部门既要为两国的人员交往交流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在完善文化交流机制上做了很多努力。从教育领域上看，中俄两国的“语言年”成为双方文化交流，巩固中俄友好社会基础的一大重要举措。“俄语年”内容丰富，包括俄语教学及俄罗斯文学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俄语文艺演出等，为俄语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条件。据统计，截至到2015年，中国在俄留学生总人数达2.8万人，他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能够近距离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和文化传统，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扩大中国与俄罗斯两国青年之间的交流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为未来文化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三、结语
中俄经贸合作关系已步入全面提速的快车道，中俄两国服务业在维护两国经济和政治利益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中俄两国的文化差异所表现出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念、思维差异等具体形式阻碍了中俄经贸进程的顺利进行。因此解决和避免两国间因多元文化和异质文化所产生的文化休克、文化壁垒、文化堕距等商务沟通问题有着重要作用。
1、认真落实县委要求，扎实搞好党的建设。一是组织全体党员扎实开展
“学习风气好、工作业绩好、工作作风好、开拓创新好、团结协调好”五好活动。二是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做到规范执法、文明执法，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三是修订完善党委成员廉政建设责任制。通过开展各项政治活动，党员素质得到明显提高。领导班子战斗力、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2、重视服务民生，力推放心工程。坚持以人为本和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愁的工作理念，以确保安全消费，促进放心消费，倡导绿色消费为重点，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开展流通市场整顿，狠抓重点行业和重要商品市场监管。严格生猪屠宰管理，进一步加大对外地猪肉的监管力度，对进入县城的外地猪肉实行集中报检制度。进一步加强对生猪产品市场的监督检查，结合重要节日开展部门联合执法。扎实开展对肉食专卖店的规范管理活动。累计执法出勤130余天，查处违法案件2起，行政拘留2人，没收不合格猪肉XX余斤。上半年定点屠宰生猪21325头，没有发生行政责任事故，保持了市场稳定。严格煤炭经营管理，按时为全县6家煤炭经营许可证进行了年检并换发新证。积极开展酒类市场整顿，扎实推行备案溯源制度。加强成品油市场管理，促进加油站点的优化布局和诚信安全经营，完成18个社会加油站的年检工作。保证了群众吃“放心肉”、烧“放心煤”、喝“放心酒”、用“放心油”。
3、构建现代流通体系，促进新农村建设。以实施商务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为总抓手，坚持科学规划，严格规范标准，扎实推进超市下乡。一是加强对已建成的农家店的监管，使所有农家店全部通过了国家和省市的验收，争取到补助资金近50万元。二是积极实施“市场拓展举措”，重新申报确定承办企业，基本完成县级配送中心改造建设，2处乡镇级综合超市建设方案已经确定。农家店改建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开展。三是深入乡镇、村，对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规划建设问题进行调研。
4、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大力推介服务业项目。认真筛选编制服务业招商项目，对济西玫瑰大酒店、_市场改造提升、鲁西建材大市场3个重点服务业项目进行了包装，参加了_市组织的深圳、哈尔滨招商会，制作了多媒体光盘并现场播放，发放宣传材料200多份，为下步服务业项目建设打下基础。
5、努力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一是扎实开展包村工作。春节走访困难群众送去面粉、食用油等物品一宗，“六一”节为驻村学校捐款1000余元。二是认真做好全财贸系统的综合协调服务工作，充分发挥牵头作用，积极开展“慈心一日捐”、“送温暖、献爱心”和“雨季造村”等捐助活动。三是抓好流通企业社会稳定和安全经营工作。
各项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市场拓展举措”工作难度较大，主要由于山区村镇经营业户的房屋面积小，达不到国家商务部的标准要求，农家店改造建设进展缓慢；流通市场整规特别是生猪产品市场由于外地猪肉的涌入和价格上涨，造成肉品质量波动大、屠宰企业效益下滑等问题，管理难度加大；县贸易服务局更名后，仍存在着部门职能不清、工作关系不顺、办公经费紧缺、事务性工作繁杂等问题，有待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二、下半年重点工作及措施
在下半年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发扬团结拼搏、真抓实干的精神，紧紧把握工作大局，瞄准全年工作目标，自我加压，拾遗补缺，进一步突出工作重点，加大工作措施，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扎实推进市场拓展举措。以实施国家商务部“万村千乡”农村市场工程为抓手，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全面推进的原则，圆满完成1处县级配送中心、2处乡镇级综合超市、100家农家店的建设任务。
2、加大流通市场食品安全管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商务部《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管理办法》，以加强生猪定点屠宰管理为重点，加强食品安全信用档案管理，完善市场巡查制度，严厉打击私屠滥宰行为，进一步强化监管，优化服务，保证群众长期吃放心肉。加强成品油、煤炭、酒类市场的监督管理，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保证全县人民放心消费。
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规律表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结构也将逐渐演变，国民经济的中心将依次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再转向服务业部门。战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在世界经济中逐渐起主导作用。所以，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国际直接投资得以迅速发展，因此要求减少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实现投资自由化。[1]在另一方面，由于服务贸易，尤其是通过资本流动实现的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涉及关系国家主权与经济安全、政治与文化等敏感问题，在国际投资法中被视为“国民待遇”的“合理例外”，而对外资进入实际情况实行禁止或限制。二者形成矛盾。因此各国通过修订外资法、及签署双边条约和缔结公约层次上消除或减少“合理例外”。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与实现的迫切和必要体现在国际投资法的`变化中，自8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总体特征就是减少对外投资的限制，主要是服务贸易的市场的开放，以促进外国投资的发展。
80年代以前的状况
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原则，主权国家对于本国领土上的一切人和物，除国际法上规定的例外外，都享有排他的管辖权。[2]据此，主权国家对本国境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享有绝对的管辖权和监督权。资本输入国作为主权国家，能规定其领域内有关财产取得和转移的一切事物，而且有权决定其境内法人和自然人从事经济活动，并不构成国际法上的非法行为。[3] 所以在外国投资范围内，对外国人的商业活动范围，加以一定的限制，入对某些企业不准外国人经营，只允许本国政府经营，或本国国民经营，或本国国民的经营管理，或外国人可以参加某种企业，但参与权或股权需低于本国国民等等。这也并不违反国际法原则，而且是国际法所公认的合理例外。[4]
各国外资法一般都不在资本输入国所有经济领域内对外国投资者给与完全的国民待遇。资本输入国为了确保外国投资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对外国投资的范围加以限定。一方面将关系到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和部门保留在政府和国民手中，另一方面，将外资引导到本国亟待发展的行业和部门，使外国投资于本国经济发展目标一致。因此，各国采用法律规定，或发布投资指导目录，货采用许可证的方式，允许或鼓励那些产业部门投资，限制或禁止那些产业部门投资。。
这些限制或禁止的产业部门，可以说主要是服务贸易的部门。[5] 由于服务贸易，尤其是通过资本流动实现的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涉及一些直接关系国家主权与经济安全、政治与文化等敏感问题。因此，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现实很强的垄断性。[6] 也就是说，由各国政府几乎拥有完全垄断性质的，或给与特许经营的公共事业，如城市供电、供水、燃气、公交、地铁或产业如邮政、电信广播、电视、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以及某些基础产业如车站、机场、码头，[7] 在80年代末以前，几乎都是禁止或限制外商进入的行业。[8]限制或禁止投资的措施范围很广，主要是与市场准入有关的措施，这一类措施是开业权问题，它是对进入各国建立各类服务性公司和机构加以限制或管制，乃至禁止。从限制和禁止的措施看，具体包括：1、对于国内特定的服务业部门或公司，完全禁止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2、对服务业投资的地域限制；3、对服务业投资的公司数量限制。
发达国家外资准入限制的范围较小。外资禁入的范围主要有国防军事、通讯、宣传部门、公用事业、交通、银行等。如美国在通讯、航空运输、沿海运输、水电、原子能、银行业、保险业等领域做了限制性规定。发展中国家一般对在本国已有一定发展基础，需要重点保护的服务贸易行业进行禁止或限制，如印度尼西亚外资法规定：凡对国家至关重要的事业、企业并关系到多数国民的生命者，如港湾、公用发配电、通信、海空运输公用铁路等，不允许外资全面控制。泰国外资法禁止向政府专营的武器、烟草、铁道、港口、国内民航等部门的投资，凡属限制外国投资的部门，外资一般只占少数股权，而且需经过严格审查。 巴西禁止外资在航空沿海运输、新闻、电力等部门投资。
80年代末期后的变化
由于国家
[1] [2] [3] [4]
关键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中澳两国,前景分析
国际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竞争新的增长引擎。积极推动服务贸易的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各国推动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大力发展我国的服务贸易是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必然要求, 是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从贸易经济走向服务经济的战略选择[1]。中澳两国是长期的贸易合作伙伴, 截至2014年, 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主要的投资来源国, 而澳大利亚是中国第二大海外投资来源地, 中澳双方形成了互相促进, 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但是, 我国与澳大利亚在服务贸易方面存在差距, 我国在运输、保险、专利使用和特许费、旅游等领域服务贸易竞争力不强, 而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在先进技术等高端服务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分析中澳两国服务贸易的现状, 从两国服务贸易各部门以及总体发展水平找出中澳两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存在的差异性以及可能的合作机制, 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 促进中澳两国在更大领域上的经贸合作。
1 中澳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水平及主要服务贸易部门发展水平比较
1.1 中澳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对比
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是服务贸易出口额与当年GDP的比值, 是衡量一个国家服务业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据图1显示, 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始终低于澳大利亚出口依存度, 并且中国从2005年开始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呈现不稳定增长, 从2009年开始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甚至呈下降趋势。相反, 澳大利亚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始终保持稳定。与近年来货物贸易出口依存度相比, 我国的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还呈现较低水平, 增长速度极为缓慢, 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相比澳大利亚还处于较低水平, 发展的国际化程度不高, 远远不能适应国际化的竞争。
1.2 中澳服务贸易各部门逆差额对比
净出口是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的差值, 反映一国从国际贸易中取得的净收入[2]。从表1中可以看出, 中国除建筑、计算机及信息为顺差外, 其他项目几乎全为逆差。最大的逆差项目是交通运输业, 其次是保险和专利许可业。最大的顺差项目是建筑、其次是计算机及通信业。从产业结构角度看, 我国具有优势的部门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部门, 而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部门处于劣势。澳大利亚的产业结构呈现出和中国相反的局面, 澳大利亚的最大顺差来源于旅游业和金融行业, 优势主要集中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并且, 澳大利亚服务行业逆差额也远低于中国总体服务贸易的逆差值。服务贸易的逆差值必然会影响经常项目的收支平衡问题, 会对国际总体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澳大利亚在技术和资本领域具有客观的经济效应, 而中国需要在这一方面后发赶超, 缩小服务贸易的差值, 获得竞争优势。
1.3 中澳服务贸易各部门竞争指数 (TC) 对比
贸易竞争力指数是国际贸易竞争力分析的常用指标, 其公式为TCij= (Xij-Mij) / (Xij+Mij) , 公式中:Xij表示j国 (地区) i产品的出口额;Mij表示j国 (地区) i产品的进口额, 通常比较优势指数的取值范围是[-1, -1], 当取值大于0时, 说明比较优势大, 且越接近于1时, 行业竞争力越强[3]。2010年~2014年中澳总体服务贸易部门都呈现逆差状况, 中国服务业各个部门中只有建筑业及通信行业贸易竞争指数大于0, 而一向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的交通运输服务业呈现负数状态。而我国在专利许可、娱乐、保险等行业竞争优势薄弱, 缺乏核心竞争力。相反, 澳大利亚在高端服务业领域具有较高的竞争优势, 在旅游业、金融、信息等领域在世界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我国具有优势服务部门主要得力于政府垄断经营和服务外包的发展, 如果我国服务业没有政策扶持, 其竞争优势仍会呈现下降局面, 这就需要服务企业主动竞争优势, 加强科技创新, 在高端服务行业取得更大的进展。
2 促进中澳服务贸易迎来良好发展前景的建议
2.1 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促进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的服务业结构不合理, 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和资源密集型服务行业占据主导地位, 而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行业发展力度不强, 缺乏国际竞争力。并且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攻坚期, 要适应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密切要求, 大力发展金融、保险和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行业, 强化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服务贸易领域技术创新机制, 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 带动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数据库统计整理
2.2 强化政府在服务贸易行业的辅助作用, 建立积极的产业保护政策
政府应加强服务贸易立法, 制定更为开放的政策, 并且引入竞争机制, 建立服务贸易政策支持体系, 双方政府在中澳自贸区建设中, 应不断提高中澳之间的投资自由化水平, 彼此给予对方更具开放导向性和透明性投资环境, 推动中澳双边投资规模的扩大与结构的优化[4]。
2.3 促进中澳双方调整对外战略, 寻求深层次合作
虽然澳方早就承认我国市场经济的地位, 但我国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 澳方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存在很大差异。所以, 调整对外战略, 突破各方面障碍, 寻求更深层次经贸合作对于发展两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以深化产业合作为基础, 共同探索交易合作机制, 维护中澳经贸关系的共同利益和长期利益[5]。
总之, 中国和澳大利亚服务贸易互补性强, 服务贸易合作潜力巨大。只要中澳双方能够着眼于长远利益开展合作, 做好制度建设和政策协调, 改善贸易结构, 双方将迎来良好的合作前景, 提高双方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薛荣久, 张玮, 唐宜红.国际贸易[M].北京:对外经济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6.
[2]黄健忠.服务贸易评论[C].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9) .
[3]吕世平.国际服务贸易竞争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4]荆林波, 袁平红.中澳经贸关系可持续发展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15 (1) .
中国发展服务贸易潜力巨大
服务贸易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演进而产生的，是服务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今后世界贸易的竞争将更多地体现为服务贸易的竞争，服务贸易竞争的成败将决定各国经济发展的未来。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具备了发展服务贸易的条件，发展服务贸易潜力巨大。
服务贸易发展前景广阔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徘徊在40％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随着近年来中国政府重视发展服务业，中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年均增速远远高于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中国发展服务贸易的基础越来越坚实。
服务业跨国转移为加快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机遇从世界来看，服务业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大发展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也在酝酿着世界范围的结构调整。随着产业链拉长，各个生产环节独立出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完成整个产业链。根据资源的配置，服务于各个生产环节的服务业，将为各国提供市场空间，这也就形成了外包等各种形式的服务贸易，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对外转移和全球服务业外包业务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借发达国家向海外转移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之机，吸引外国投资，改善中国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也有利于中国服务提供者进入国际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服务出口。
服务贸易出口大有可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不够合理，金融、保险和专利使用等技术含量高的现代服务贸易领域比例偏低，许多部门出口远小于进口，滞后于中国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显现出了很大的增长潜力；中国巨大的对外货物贸易量为发展海洋运输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服务外包全球市场规模巨大，是中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发展新兴服务贸易的重要突破口，增长空间很大，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更多的中国服务领域企业将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提供的“中国服务”逐渐增多。
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措施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既面临着全球服务业跨国转移加速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激烈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服务贸易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10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为进一步加快服务贸易发展，将采取以下措施：
营造良好的服务贸易发展环境要提高全社会对发展服务贸易重大意义的认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服务贸易，支持服务贸易的良好氛围。要建立各部门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互动，政府和企业紧密联系的全国服务贸易协调管理机制，使政府管理更加务实、高效。各部门要积极研究制定扶持政策，简化工作程序，为企业发展服务贸易创造条件。
完善保障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服务贸易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服务贸易出口指导目录，争取出台促进中国服务贸易整体发展的政策意见和具体配套措施，进一步完善服务贸易统计制度；丰富各项统计内容，拓展重点行业统计，加强重点行业境内外调研，完善专项统计。落实和完善各项吸引和培养服务贸易出口人才的政策，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人才信息库和人才服务机构，加强职业培训和岗位技能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强各地工作机制和队伍建设。
促进重点行业服务贸易出口采取有效措施促进高附加值行业出口，发挥中国的文化传统优势，积极开拓对外文化贸易；积极发展金融保险服务，注册会计师服务、中医药服务，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作为扩大服务贸易的重点；进一步发展旅游业，大力促进以海洋运输为主的运输业，扩大建筑服务出口。深入实施品牌战略，培育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品牌。
大力推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全面落实八部委《关于鼓励技术引进和创新，促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若干意见》(商服贸发[2006]13号)，支持企业通过引进技术和创新扩大出口；为企业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提供必要的支持，重点支持能利用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的境外研发中心项目。
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服务贸易促进体系要充分发挥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的作用，积极为国内服务贸易企业提供优质服务，规范行业行为，加强行业自律。继续办好中国服务贸易大会，政府部门发布政策，企业直接洽谈交易，搭建促进中国服务出口的窗口和平台。充分发挥“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的作用，建立境内外及时沟通的服务贸易支持网络。要利用好大连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等展会平台，支持和组织服务贸易企业赴境外参加各类服务行业专业展会，寻找出口和对外合作的商机。
根据官方公布的最近年份(2007年)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服务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达2509.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增幅提升9个百分点，高于同期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216.5亿美元，增长33％；进口1292.6亿美元，增长29％。
服务贸易逆差大幅回落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逆差76.1亿美元，同比下降15％。其中，其他商业服务、旅游、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顺差规模最大的四个行业，合计实现顺差207.3亿美元。主要逆差项目为运输、保险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逆差分别为119.5亿美元、97.6亿美元和78.5亿美元。
传统服务项目进出口占比有所下降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仍主要集中于传统服务项目。运输和旅游出，分别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25.7％和30.6％：进口分別占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33.5％和23％。传统服务项目进出口总额占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56.4％，所占份额较上一年下降2.9个百分点。
高附加值行业出口增速加快以通讯、保险、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为代表的高附加值服务贸易行业出口保持旺盛增长态势。通讯服务出口11.7亿美元，同比增长59.2％，扭转了近年来通讯服务逆差的状况；保险服务出口9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649％；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43.4亿美元，同比增长4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