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法制改革分析论文

［摘要］价值定位是决定公共预算改革路径的重要取向。脱离公民需求的绩效预算改革，因缺乏公众施压这一外部制度环境，难以形成公共部门自我绩效改进的激励机制，致使预算资金的配置使用缺少公民需求偏好的有效表达，影响了我国预算改革的实施效果。公民友好型绩效预算应成为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正确价值取向。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预算法制改革分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预算法制改革分析论文 篇1：

中国公共预算制度改革及其目标选择研究综述

[摘 要]以1999年开始的部门预算改革为起点，我国逐步建立起以行政控制为取向的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我国公共预算制度改革尚处于初始阶段，仍存在预算法制化不完善、以立法机关为代表的政治性约束不强、公民参与不足等问题。现阶段我国应依据具体国情合理选择公共预算改革目标，逐步完善与部门预算相适应的预算法;尽快但是稳妥地将人大政治控制纳入预算过程，进一步加强人大的预算监督权;不断增强预算民主化，构建公民参与式预算，真正实现政府对公民的行政委托责任。

[关键词]公共预算制度;政治性;控制取向;公民参与

自1999年我国启动政府预算改革以来，将公共预算改革的重点从收入转移到支出管理，重构预算编制与执行过程，通过深化部门预算、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实施政府采购、进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等一系列措施，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与公共财政改革相适应的现代政府预算制度。在这一过程中，预算权力结构得到改善，新的预算程序及相关的程序性规则开始建立起来，对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行政行为构成良性约束，使政府及其各部门的预算活动更加规范。但也应看到预算法制体系不完善，透明度不高，公民参与机会较少等问题较为突出。明晰我国政府预算改革的目标选择，为有效解决我国公共预算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是促进我国公共预算制度的不断优化的重要方向;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着中国政治和政府管理更加科学化、民主化。

一、公共预算制度改革概述

关于“公共预算”的说法在学术界并未完全统一，李燕、马海涛、李保春等学者将其称为“国家预算”，而刘虹、廖爱兰，李克强、张冬梅等称其为“政府预算”，夏书章、马俊、马蔡琛等将其称为“公共预算”。另外，以王玮为代表的学者从财政体制改革的角度论述了预算的公共性，他认为在我国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国家财政逐步向公共财政制度转变，必然要求国家预算向政府公共预算的转化。现代国家治理，强调的是公共治理，在整个公共治理结构中，预算构成了现代公共管理的核心与关键，没有良好的预算管理，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公共管理;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持，公共管理也将难以为继，所以与此相适应，我们将国家预算、政府预算统称为“公共预算”，现代国家的预算制度称之为公共预算制度。

关于公共预算改革的阶段，夏书章以1999年部门预算改革为分界线分为改革前和迈向现代公共预算两个阶段，这种划分方法重点强调我国自部门预算改革以来就进入了“现代化公共预算阶段”;与其不同的是鄢圣鹏以1994年《预算法》颁布为分界，将1978-1994年为预算法制化时期，1995年至今则为公共预算阶段，这种改革阶段的划分表明我国预算法制化取向，切合依法治国的目标。陈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背景，将其分为预算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的准预算时代、1999年政府预算改革预算时代三个阶段，表明我国预算制度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是相适应的。以彭建(2012)为代表的学者依据财政体制改革，将预算制度改革大体分为四阶段，即形成阶段( 1949年—1951年) 特点是预算权力高度集中中央政府，长期稳定阶段(1952-1991年)特点是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改革起步阶段(1992-1998)：特点是初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改革深化阶段(1999年至今)，构建现代公共预算制度，这种阶段划分方法相对较为科学，以结合建国初期的政权建设、计划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及现代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等不同的时代特色，详细划分为具有不同特点的四个阶段，也突出了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建立。

我们认为预算制度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特征。公共预算专家瓦尔达沃夫斯基首先提出了公共预算改革的政治学这一命题;凯顿运用三个变量(收入汲取、公共责任、行政控制)将预算使分为前预算时代、预算时代和超预算时代。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纷纷进入“预算时代”，表现为为收入汲取能力较强、主动承担公共责任、具有严格的财政控制体制，即”控制取向特征”。吕炜和靳继东(2013)认为“预算改革总是嵌于并伴随着特定政治框架和制度安排的变革”。笔者认为，首先公共预算作为现代政府治理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置身于整个大的政治系统中，其改革必然带有政治色彩;其次，公共预算改革必然涉及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权力分配，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权利和利益配置问题，带有政治性;再次，预算权作为公民委托给政府的公权力，必然涉及公民对政府的问责，因此必须强调公民的预算参与权。

二、中国公共预算的控制取向特征

我国自1999年部门预算改革以来，逐步走进凯顿所说的“预算时代”，以“控制取向”为特征。《预算法》为我国的公共预算提供了法律依据，对预算过程中涉及主体的权力进行了划分，并要求其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行事;财政部门成为核心预算机构，将预算权力逐渐从各个部门集中到财政部门，强调“先有项目才有预算，先有预算才有支出;各地人民代表大会都纷纷开始通过审查部门预算来逐步落实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权力，并积极制度预算监督条例，加强对公共预算的监督;通过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收支两条线”管理，并通过规范预算外资金管理，实施“全口径”预算管理，建立政府统一预算等措施加强的政府行使预算的控制。

对我国来说“控制取向”的预算时代，具有不可逾越性。实施控制取向的公共預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范政府对预算的收支管理，逐步推进预算法制化进程，防止政府机关在资金使用过程中的贪污腐败、部门小金库等现象的发生，真正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预算目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财政资源配置。但是也必须清楚地看到，控制取向的预算管理，可能会制约各个部门的创造性和灵活性。

三、我国公共预算存在的问题

以控制取向为特点的部门预算改革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国的公共预算还处于初始阶段面临着不完善的客观现实，受传统预算管理和现行行政体制的影响，再加上控制取向的预算管理自身的弱点，公共预算改革与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依然存在差距。具体讲，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预算法制化水平不高。与预算管理相配套的法律建立和修订工作滞后于公共预算改革的步伐，张平和尹水军等学者认为《预算法》并未对部门预算改革中各部门之间的预算管理权和收支范围做出详细且合理的重新规定，也未规定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修正权，使预算只能能在通过和否定两个极端中做出选择;我国财政年度是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人代会却在3月召开，对政策和预算的整合造成困难;另外，现有的预算法规也缺乏应有的约束力，预算支出控制力不足，预算调整频繁等问题。

其次，以行政控制为主，政治性作用能力有限。由于行政机关在获取、处理和应对预算信息方面的优势，使得它能够更经常、更直接、更主动地接触和了解到公民、利益集团等预算需求，因此在预算编制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对预算执行的监督也以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为主。但是要实现政治责任和权力控制的制度安排，必须发挥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预算控制，这也是预算过程的根本要求。现实中可以看到立法机关的对预算的审批和监督只是过程性的、象征性的，难以发挥权力机关的实质性监督控制作用。

再次，公民及利益群体参与预算较少。从政治学角度分析，预算权作为公民委托给政府的公权力，公共预算必须实现政府对公民的委托责任，因此应当增强公民对公共预算的参与，公民有权问责预算。但是在实际情况中，我国部门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和监督的过程中，只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人大、党委的责任等的责任，公民几乎无法参与整个预算过程，参与途径单一、机会有限;对于预算的执行结果和相关信息其知情权形同虚设，很难知道公共预算的编制和执行情况，更无法问责公共部门预算。

另外，公共预算还存在完整性不足、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盛行等一系列问题。部门预算管理仍存在预算管理外资金，如社会保障金和部分政府基金、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部分资金，部门小金库现象严重;公共预算相关信息公开有限，整个公共预算过程透明度不高，预算执行过程中的信息反馈也不够全面、准确与及时，难以为预算分析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及时、可靠的依据，增大了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有效监督预算收支的难度;公共预算在资金使用上还存在效率低下，效果不明显等问题。

四、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的目标选择

现阶段，我国仍然应该以建立“控制取向”的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及政府采购为主要目标，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提高国家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的大背景，逐步提高公共预算法制化水平，重视发挥人大和公民的作用，推进预算透明化，真正建立起具有法治性、责任性、透明化、高效化的现代公共预算制度。

(一)推进公共预算法制化

针对当下预算法制建设不健全的问题，修订并完善预算立法是重要任务。石亚军(2014)等学者认为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必须推进法治财政建设，加快财税立法步伐。彭建(2012)认为法治性是公共预算的灵魂，是预算管理制度具有较高透明度和较强控制力的重要保障。於莉(2010)在总结中东欧国家预算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预算法制化建设对转型国家预算改革具有重要意义。陈工(2013)认为，完善预算立法，是推进控制导向的预算制度改革的重要途径。因此，为增强我国公共预算的法制化水平，需要立足我国国情，吸取国际上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大力推进预算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不断细化法律内容以增强预算法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同时为财政部、人大和公民的控制权提供法律依据，有效解决预算编制的完整统一、预算执行的规范性及预算监督的严肃有效性等问题。

(二)增强预算中的政治控制

我国公共预算的一大特点就是突出行政控制，然而发挥人大等政治监督与控制作用对于落实预算的公共责任来讲是至关重要的。马俊(2007)提出，中国公共预算改革应适时地加强人大的预算监督，主张发挥人大在预算过程中的作用。苟燕楠(2013)在研究外国预算审议时发现美国行政审议只是前奏，重头戏是立法部门设有四类委员会参与预算审议，形成分工与制衡的局面，同样强调了立法机关的作用。各级人大常委会应全面介入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调整以及政府决算等预算环节，依照法定程序对预算各个环节进行审查与监督。可考虑适时推行立法型审计监督，以强化立法机关对预算审查监督力度，将审计机关从行政序列中独立出来，由各级审计机关协助同级人大对预算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监督。

(三)公共预算透明化

公共预算透明化是建设透明政府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公共预算治理能力和优化治理效果的重要途径，同时预算透明化也为公民参与公共预算治理提供了前提和基礎。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必须成为我国公共预算改革的目标。李春根等学者认为应扩大公共预算的公开范围，未来部门预算公开应改革和强化预算编制和公开制度，改进部门预算的编制和公开方法，建立以项目计划与绩效目标为导向的部门预算编制和公开制度，将部门的所有收支都纳入标准规范的预算公开范围。自2014年新《预算法》颁布后，中央部门预算公开的深度和广度均有了显著进展，首次公开了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及其经济分类科目，这标志着预算透明化正成为我国公共预算改革的重要趋势，同时中央部门的行动也为地方预算透明化建设提供了改革思路。

(四)构建公民参与式预算

国家财政是“取众人之财”，所以征收和使用都应听取公民的意见。公共预算的重要任务就是实现公民对政府的预算控制，落实政府对公民的委托责任。强调公民的预算参与，实行公民参与式预算够成为政府与社会公众在公共预算决策领域的互动机制，能够有序吸纳当地居民参与到社区的公共预算决策当中，从而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优化预算资源配置，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益。为此，必须扩宽公民预算参与的渠道和途径，提高预算透明度，积极鼓励地方政府预算改革创新。浙江温岭、河南焦作、江苏无锡等地纷纷推动参与式预算改革试点，重视社会公众的民主参与，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积极推动参与式预算为代表的预算创新，应该是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的一条重要途径。

(五)推进公共预算绩效化

推进公共预算绩效化进程，实行绩效预算制度。这有利于控制公共部门的财政支出规模、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是建立节约型公共预算制度的重要途径。马骏提出了以结果为导向的新绩效预算的概念，它使得预算管理体制的重点从“手段”到“目的”进行了转变，有助于鼓励公共部门管理者进行预算创新和资金节约。不过，他也承认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实现新绩效预算的条件，政治控制能力有限，预算执行中各种机会主义盛行，也缺乏必要的预算信息和预算分析能力，所以新绩效预算只能是一种远期目标。国内主要研究还是强调当下以控制取向为特点公共预算改革还是应建立一种绩效预算制度。

以控制取向为特点的公共预算管理改革中行政控制占绝对优势，但并不意味着我国现行的行政控制系统就是完善的。预算权限的划分势必涉及行政系统内部的权力划分、机构设置等。公共预算改革应与行政体制改革相适应，吕炜和靳继东(2013)提出我国政府间预算管理权限结构的调整，以层级事权分割为中心，推进预算权合理配置，并坚持下级政府优先原则，马蔡琛(2014)也认为应调动地方政府预算积极性;规范同一层级政府下不同地方政府预算的竞争行为，有效规避地方政府预算竞争的消极后果，在上下级政府和同一层级政府之间形成良性活动的预算管理局面。

结语

预算作为一种以有限的财政资源满足满足社会公众需要的政治过程，其实质在于通过对预算权力的控制实现政府对公民的委托责任，以实现对国家的管理和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构建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责任型、服务型、效能型政府的需要，更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我国现阶段公共预算制度改革，坚持控制取向的目标前提下，以构建完善的预算法律体系作为依据，尝试推进由财政部门单兵推进的预算改革格局，发挥立法监督机构和审计部门的作用，积极鼓励公民参与，最终形成共同治理公共预算的新局面。

〔参 考 文 献〕

〔1〕王玮.政府预算改革：我国构建公共财政框架是关键〔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1，(05)：69-72.

〔2〕石亚军，施正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与推进现代政府治理〔J〕.行政管理学，2014，(04)：11-16.

〔3〕彭健.中国公共预算制度：演进轨迹与发展取向〔J〕. 中州学刊，2012，(05)：38-43.

〔4〕吕炜，靳继东.中国预算改革论纲〔J〕.财经问题研究，2013，(08)：03-13.

〔5〕张平，尹水军.部门预算改革与《预算法》之完善初探〔J〕.现代财经，2005，(01)：73-76.

〔6〕於莉.公共预算和财政改革：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验与教训〔J〕.中国行政管理，2010，(08)：106-110.

〔7〕李春根，吳进近.中央部门预算公开：由完整性和独立性出发〔J〕.改革，2015，(11)：95-104.

〔8〕苟燕楠.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国际经验与未来构想〔J〕.中国行政管理，2013，(08)：17-21.

〔9〕马蔡琛.现代预算制度的演化特征与路径选择〔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05)：27-34.

〔10〕马俊.中国预算改革的政治学：成就与困惑〔J〕.中山大学学报，2007，(03)：54-75.

〔11〕陈工.我国政府预算改革的目标与实现路径〔J〕. 地方财政研究，2013，(02)：21-26.

〔责任编辑：张 港〕

作者：梁敏

预算法制改革分析论文 篇2：

公民友好型绩效预算改革路径研究

[摘 要]价值定位是决定公共预算改革路径的重要取向。脱离公民需求的绩效预算改革，因缺乏公众施压这一外部制度环境，难以形成公共部门自我绩效改进的激励机制，致使预算资金的配置使用缺少公民需求偏好的有效表达，影响了我国预算改革的实施效果。公民友好型绩效预算应成为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正确价值取向。因此，应从完善预算审批制度、建立声音表达和救济制度、实施预算信息公开和获取制度、推行结果导向的绩效管理制度和施行反技术主义的预算报表信息形式等方面来设计我国预算改革的路径，以期能从预算的法制化层面保障预算改革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政府绩效预算;预算体制改革;绩效审计;公民友好型绩效预算;预算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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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预算管理体制借鉴和使用前苏联型的预算管理模式。在这种预算管理体制下，真正的“核心预算机构”是计划委员会，财政资金配置是由中央计划决定的，国家预算只是计划的一种反应，是一种投入性预算。1978年后，随着环境的变迁，计划导向的预算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亟待改革，但遗憾的是，此时期的财政改革未能建立一个能有效填补计划导向预算模式真空的预算体制，预算执行中仍然沿用传统的分散型财政管理体制。从计划部门分离出来的预算权，散落到各个支出部委手中，财政部难以把控财政资金的总量和流量，我国的财政资源实际上演化成为“公地”或“公共池塘资源”[1]。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分阶段准备和实施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现行的预算管理改革从2000年正式启动，内容包括推行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制度等。部门预算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如各级政府在编制预算和分配资金时仍然忽视公众的真正需求;重视投入和过程控制，很少考虑支出的效果和影响;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着错配和低效率行为等。这是我国目前预算管理体制的最大缺陷。根据世界银行的观点，中国预算改革采用“零敲碎打”的方法，与中东欧和前苏联等转型国家的改革相比，略显逊色[2]。由于整体制度环境的约束，预算改革举步维艰，效果有限。在路径依赖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预算改革理念的梳理和实现路径的疏通，是确保预算“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的关键。因此，预算改革走到今天，已经到了必须拿出一份相对清晰的“路线图”的时候了[3]，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主旨所在。在公共预算的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剖析了中国预算改革的现实制度困境。笔者认为当前我国预算改革应当遵循“基于人民财政主权的公共财政本源，突显以公民为中心的价值定位和结果导向管理理念”，即我国预算管理改革的方向为公民友好型(公民中心)绩效预算。为此，本文针对制度困境提出了公民友好型绩效预算改革的实施路径。具体预算改革路径的框架设计如图1所示。

二、 公民友好型绩效预算的界定

(一) 公民友好型预算是公民财政主权和预算民主的本质要求

公民友好型预算，也称之为公民基础预算、预算民主等，实质是人民财政主权思想的体现。基于我国现实预算与民众需求脱节的现象以及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以公民友好型来描述预算改革的价值定位，能清晰地呈现改革的取向和理念。

财政预算权以公民纳税人和政府用税者之间的契约为基石，两者间属于纳税与受保护的契约关系[4]。财政预算权是代议机构决定性的权力手段，代议机构能够通过拒绝支付经费和拒绝批准立法建议，或者面对居民的抱怨，通过非正式的动议对行政施加压力[5]。洛克提出了以人民财产权为支点的政府起源理论，认为人们为有效地保护公民财产权，由公民让渡出来组成的社会权力又必须是分立的，其中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政府的行政权尤其是征税权理应接受立法机关的监督并根据法律来行使。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支出中拿出部分来维持政府运作，但是政府仍须得到公民的同意，即得到大多数自己或支出者所选出的代表的同意。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公民和政府的税收关联和公民财政预算主权，同时强调以制度设计确保公民主权的实现，认为代议机构的权力也应受到限制，其权利在最大范围内以公众福利为限。公众对立法机关的限制以及立法机关对政府征税权的制约都以一致同意的法律为准绳，以人民权力尤其是财产权为基本的理念基石[6]。

预算民主是代议机构促使政府负责的一种核心机制。良好的预算要求有一个胜任的行政机构和一个能有效审查的代议机构。在民主国家，行政机构最终要对选民负责，作为纳税人的公众(选民)赋予代议机构预算权力，因此代仪机构要向选民负责，这种纵向和横向责任就构成了促使行政预算负责的外部源动力。这一外部制度环境强化了人民和代议机构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确保行政部门履行公共责任。当预算中的行政自由裁量与有效的内部控制和外部责任制度失衡时，行政部门就会发生预算权力的滥用和误用。提高立法机关(代议机构)的预算监督权，是增强民主责任和减少公共财政管理腐败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

通过代议机构预算监督权利的渊源分析和预算民主的理论阐述，本文认为公共财政视角下预算是公民需求的反应，应迎合公民公共需求偏好。为此，本文提出“公民友好型”预算理念，其实质就是强调公共预算的公民主权地位，以充分反映公民公共需求偏好，在预算中重视公众参与和预算信息的可读性，建立畅通的公民声音传达机制，为公众需求表达、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充分行使提供保障。

(二) 绩效预算是公民财政预算权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方向

绩效预算是以绩效目标为导向，凸现结果、影响、责任和激励的一种预算管理模式，是涵盖绩效目标驱动、绩效过程管理、绩效结果激励的系统化多层次预算管理框架。绩效预算是基于结果导向管理的一种新型预算模式，它不仅是预算方法的一种创新，也是政府管理理念的一次革命。绩效预算将政府预算建立在可衡量的绩效基础上，强调的是产出与成果导向，从而增强了预算资源分配与政府部门绩效之间的联系，提高财政支出的有效性。

(三) 改革取向是公民友好型目标与绩效手段的有机融合

现阶段，我国预算改革的进程、效果及改革中的困难皆在人民的视野之外，要深化预算改革，就必须把目前 “行政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变成从外部进行政治控制的预算改革，从而实现预算的民主化[7]。因此，我国需要确保预算的公民中心地位，确立公民友好型预算改革理念，将财政资金合理运用到公民切身需要的公共服务和产品上，充分考虑公民的诉求和参与预算管理的需要，合理利用结果导向的绩效预算手段，量化投入产出与成本效益，以便更好地强化预算执行部门的责任，方便公众的预算监督和评价，真正实现人民财政主权。绩效预算能够反映公民作为公共产品购买者的意愿，并实现公共支出与合理税收负担的均衡，为预算的民主决策和监督提供制度保障。

三、 公民友好型绩效预算建立的制度困境

(一) 政策的制定实施与预算管理的脱离

政策的实施与预算管理过程的脱离使得计划与预算之间存在“两张皮”的脱节现象。政策与预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政策应是反映公民公共需求偏好的方针和导向，预算是保证政策得以实施的财务计划，这是因为每一项政策的制定都必然会导致一定的政策成本，从而形成对资金的需求。然而，各地当前正在进行的部门预算改革只是一次纯粹的预算改革，是与政策的制定实施分离的。因此，这一预算改革并不足以使得正在发展和完善中的预算制度能够有效地约束政策制定过程。这种政策制定过程与预算管理过程的脱离，不仅表现在政策制定实施的过程预算管理不能引导资金分配，政策制定者确定的优先项目得不到资金保证、资金被分配到政策规定的项目之外，而且表现在政策制定不受预算约束、政策行为通常不考虑全部的政策成本[8]。

(二) 非正式制度因素弱化了预算的完整性和约束力

我国由于公民财政预算权的虚置，形成了在预算资金配置中政府部门拥有大量的实际预算支配权，现有预算是一种政府主导的供给型预算，而非公共财政体制下实质性的公共预算。预算改革的直接目的是要规范政府、财政与各部门的行政行为，建立反映公民需求的公共预算管理体制，实现人民财政主权地位。而在预算的制定执行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层面的诸多因素仍在影响着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公共预算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理应受到制度的约束，它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前者由法律和法规明确规定，后者则没有[9]。非正式制度层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分管领导“批条子”影响预算资金安排、财政部门预留大量的机动财力、预算批复后还存在大量的追加预算等，造成财政部门主导的预算过程中，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人大)虽然在国家政治生活及预算中享有至尊的权威,却不得不在预算实践中接受行政机关的实际主导地位[10]。这些非正式制度层面问题的存在，致使具体政策的合理性及其成本难以得到有效地控制和审查，影响了预算的完整性，导致了我国的预算软约束现象。

(三) 人大预算权虚置，监督弱化

在预算权力结构中，最基本的是政府与立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尽管预算改革使得人大开始行使《宪法》和《预算法》赋予的预算权力，各地人大几乎都通过预算改革制定人大预算监督条例，以进一步强化或细化人大的预算权力，但是人大的预算权仍然存在诸多根本性的问题。从各国的经验来看，立法机构最重要的预算权力是预算修正权，即对某个具体项目的预算进行修正的权力，然而《预算法》并未明确规定人大的预算修正权。此外，我国人大代表名义上是直接选举，实质上是委派制，行政官员占比重相当大，主要工作人员大都是从政府行政部门退下来或转过来的领导干部，缺乏专职的工作人员，尤其缺乏能对预算进行实质性审查的专业人士，因此预算的审查水平和质量就难以得到保证，造成负责预算编制的政府行政部门，尤其是财政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预算规模和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政府部门为了实现本部门的利益，通过各种“合情合理”的公共关系活动来影响政府财政部门，从而在预算“蛋糕”中获得更大一块。

在目前转移支付规模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关照和支持，也耗费大量资源进行预算公关，至于国有垄断性行业对预算的影响作用则更为明显。目前人大是党委领导下的人大，政府预算都要经过党委同意才能报人大，因此我国政治控制实质上也是党委领导下的一个机构对另一个机构的监督。另外，相当多的预算调整及某些政府收入仍然未纳入人大预算监督，这使得人大预算权基本上呈虚置状态。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 我国使用委员会听证、全体代表会议听证、调查委员会以及询问等四种监督手段，数量很少且约束性都不强。以此标准判断，我国人大预算监督能力处于较低的水平，人大预算监督长期处于弱化状态[11]。

(四) 缺乏预算透明度，难以落实结果责任

目前我国政府的预算仍然是“秘密”级文件，有些地方还是“机密”级文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已经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我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越来越深，制约财政预算公开透明的基本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形成的一些习惯做法并没有完全消失。在一些政府部门及其领导看来，只要自己能够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路线、方针，正确判断国际和国内、全国和本地的社会经济形势，处理财政预算事务，没有为个人或本部门谋取不符合法律法规政策和上级指示的特殊利益，信息公开不公开似乎就是无所谓的事情。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预算就成为只需要少数人了解和知道的事情了，“公共财政”就变成了“政府财政”或“精英财政”，广大群众被边缘化了。从我国的财政实践来

看, 无论是人大还是公众, 都没有关于政府预算的充分信息[12]，政府提交的财政预决算报告及披露的预算信息极其含糊和笼统，人大和公众无法获知详细的成本、产出和结果信息。由于预算信息的专业性强和透明度低，这使得结果责任的落实也无从谈起。

(五) 绩效目标确定存在财政部门与预算单位之间的“博弈”

由于政府部门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影响着众多利益相关者，因此政府部门目标的确定需要考虑各方面因素。为平衡各利益阶层所要求的财政付出将是巨大的，这与绩效评估的强制约束力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与此同时，以绩效为基础的预算主张脱离了以往重视工作量、产出与效率的范畴，而转变为更重视结果的衡量和奖惩，但许多项目并不容易找出一个可为各方接受的测量方法来衡量项目的目标是否完成。

(六) 绩效衡量与预算结合中存在着制度与技术瓶颈

绩效评价是绩效预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绩效评价的指标和方法是实行绩效预算的技术基础，但政府部门的绩效评价存在内生性的技术瓶颈。首先，政府工作不像市场上的其他活动那样具有直接的经济效益，政府活动的范围是市场失灵的领域，短期很难见效，投入与产出的不确定性很高，无法像企业那样采用成本效益方法来建立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使得绩效预算无法把成效全部量化在实践中。其次，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单方面的努力并不能完全控制成效，很多因素会影响项目实施的实际成果，而绩效预算的量化标准又很难剔除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预算效果评价的客观性。最后，绩效衡量对资料和信息处理的要求高，绩效衡量依赖于财务和统计资料的正确性和连续性，而在社会转型期，政策频繁改变的特点导致绩效衡量缺乏时间的一致性，现行的会计和统计制度尚无法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制度的不完善和技术的不成熟成为绩效预算改革的又一难题。即使是备受赞誉的美国新绩效预算，在其核心目标“整合绩效与预算”上的成效也并不明显[13]。

四、 公民友好型绩效预算改革的实施路径

政府预算管理路径应该是由外向内的， 即民众的期望决定政府预算设计的蓝图， 民众的需求决定政府预算编制的内涵。维护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相关者利益是公共预算的应有职责，但在具体的预算实践中，预算民主理念及民主制度、绩效预算的引入却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预算是关系到“谁得到什么、得到多少”的利益分配活动，在预算分配决策过程相对封闭的情况下，作为纳税者的公众常常被置于决策圈之外，相应的，有利于维护特定利益的制度也会在具有信息和资源优势的主体冲突与妥协中逐渐稳定下来。在这种规则和制度安排下，预算的公共性、民主性和绩效性不可避免会受到利益既得者的侵蚀，反过来利益既得者对其利益的保护又会加剧原有制度变迁的难度。因此，公民友好型绩效预算的改革依赖于驱动制度变迁的动力环境的根本改变。

(一) 完善预算审批宪政制度

首先，在预算宪政层面置入“无代表不纳税、权力均衡”等民主思想以强化人大的预算监督权。在此基础上，代议机构的预算审查监督也应遵循“公众福利，公民中心”及“全面性、严格性、绩效性、公开性”等理念，并把这些理念当作相关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

其次，在行使预算的审查监督权这一基本宪政权力的同时，应引入新的制度“否决点”——“修正权”的设计。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预算修正权这一“否决点”的权力制衡安排，对于预算民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宪法》和《预算法》中都没有明确人大预算修正权，人大委员会及其代表对行政预算提出的修改建议，因缺乏法律依据，具体落实与否不得而知，也无法追究。同时，为了防止人大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预算修正权的行使也要受到技术评估、信息公开等相应的制度化约束。

再次，应制度化党委、人大和政府关于预算的配置关系。与美国尽量避免政党对预算事务的负面影响和权力分立模式不同，我国预算民主化的政治基础之一就是如何实现党的领导、政府、人大预算的关系协调和融合。因此，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我国应围绕公共需求实现理念，实施党委、人大、政府战略重心的转变和关系的重构。具体而言，党委负责制定宏观的、对政府预算有指导性的方针、政策;政府根据党委的预算指导方针编制政府预算;人大审查预算时，一方面考虑预算是否充分体现了党委的政策重点，另一方面通过人大代表吸纳民众诉求。

最后，在操作规则层面上对人大预算审查监督进行能力提升和流程再造。美英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在民主政治框架下，强有力的预算委员会和审计等辅助力量以及预算民主精神的程序化落实对代议机关预算民主职责的履行至关重要。因此，人大应充实专门财政预算审查的专业人员，强化人大内部设立的其他八个专门委员会之间预算事宜的专业技术支持，改变过度依赖行政部门提供支援的信息获取模式。从具体的审查监督时间和程序来说，人大应有效对接每年预算审查的时间与预算执行的时间，提高《预算法》的法律效力，同时调整每年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程序和时间安排，以实现实质性的预算监督目标和再造预算审查的流程。

(二) 建立声音表达和救济机制

鉴于参与空间和成本的限制，预算管理不可能经常采用地方政府层面的公民直接参与预算过程等直接民主形式，但在预算民主的不断演化变迁过程中，美英也逐步形成了一系列联系民意和保护作为纳税人的民众钱袋权的制度安排[14]。在民众的参与和民意的表达方面，电子化参与、民意调查、利益集团反馈、政府及代议机关的听证会等技术化方式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民主实践的推进，仅仅有民意的输入而缺乏有关民意和预算决策过程融合之后的反馈及权利受害时的救济机制也很难适应双向互动的制度要求。对此，美英纷纷采用了“纳税人诉讼”的形式，即从制度建设上允许纳税人对不公平税制和以公共预算形式体现的税款违法支出提起诉讼的权利，这些措施旨在从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保障纳税人的税收民主权利，并以此为基础推进以税收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政府预算对纳税人的民主回应。反馈与救济机制有效运用相关的信息不仅可以防止作为纳税人的公民基本财产权免遭公权力的侵犯，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对公权的滥用起到纠偏和外在威慑作用。

(三) 完善预算信息公开和获取制度

预算透明度越高，滋生腐败和政治寻租的空间就越小。在许多国家，政府预算信息除由于国家安全原因受到限制外，都被提供给公众知晓，接受公众监督。公众有权通过正常渠道获取政府预算计划和执行情况的信息，政府应该给公众一个这样的正常通道，听取强有力的“外部声音”。公布政府预算信息应是政府的一项法律义务，应建立政府预算公开制度及相关法律，按明确规定的要求提供广泛、准确、及时且便于公众理解的政府预算信息，包括官方政策文件;应明确将公开透明确定为《预算法》的基本原则;应畅通有关传播渠道，保证公众以各种方式获取政府预算相关信息的权利;应逐步增加各部门预算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减少政府预算中的信息不对称。只有预算信息以民众易懂的形式彻底地公开、透明后，公众才能以公民财政主权的身份和地位，随时要求或通过公开渠道获取政府预算的细化信息并加以质询，才能真正实施人民财政主权下的公民友好型绩效预算。

(四) 实施反技术主义的预算报表信息形式

我国现有的预算报表形式和公开披露的预算信息使公民很难了解政府关于所获得的资金用来做了什么，目标是什么，政府是否在达成这一目标或向这一目标前进，花费了多少资金，谁应该对支出的行为和结果负责等相关信息。我国现有的预算编报格式在回答公众关注的上述问题上缺乏清晰的表达，这样的预算像一个谜，一个普通公民甚至是一名议员都不能够理解这种“语言”，而新的议员对于这样的预算经常是“一头雾水”[15]，这种传统技术主义的预算是公民参与式预算改革的主要障碍[16]。传统的预算编报形式强调的是过程控制，政府部门把资金按配额要求花到每一项事务上就被看成是负责了，它对使用资金的效率和效果缺乏关注，缺乏公民导向的支出动机。因此，公民友好型的绩效预算要反技术主义的预算形式，要求预算编报简单化，更多地报告支出数额、支出所达到的目标以及支出应负责的责任官员等相关数据信息，以便于公民参与和保护公民利益[17]。

(五) 推行结果导向的绩效管理制度

结果导向型绩效预算的建立，有赖于政府部门结果导向型绩效管理制度改革的跟进，尤其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绩效测量系统。然而，建立一个合适的绩效测量系统需要经过长期努力和不断修正，因此较好的方法是对那些影响未来最终成功的因素进行思考，而不是立即执行整个政府全部范围内的测量体系，更不可能要求政府各部门立刻开始绩效和成本测量[18]。可行的做法是先从一些关键部门切入，集中关注这些组织绩效测量系统的发展，并以此为典范来鼓励和指导其他部门绩效测量系统的发展。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逐步建立政府部门结果导向的绩效管理制度。一旦绩效和成本信息被政府各部门所广泛使用，就可以尝试建立激励机制，促使利用绩效信息更广泛地进行资源分配和管理。传统的预算造成政府部门关注的输入和公民期望的输出脱节，因此根据Shah(莎赫)提出的公共部门结果导向管理和评估链，政府关注的焦点应随着公民对服务递送绩效的关注而变化，不断地保持或形成新的输入[19]。为此预算信息管理应引入以公民为中心的结果导向型政府治理模式，使得公共主体能关注输出和结果而不是输入和过程。通过强化公民授权，公共部门自下而上地对预算实施结果负责，公众自发对政府的绩效评价，会对政府部门产生结果导向的压力，从而驱动政府部门建立结果导向的绩效管理制度和绩效预算，最终为公民友好型绩效预算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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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志辉，许成安]

Reform Path of Citizensfriendly Performance Budget

JIA Yunjie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Audit Institute, Nanjing 211815, China)

作者：贾云洁

预算法制改革分析论文 篇3：

浅谈部门预算改革的深化

摘要：部门预算改革历经7年，效果显著，但在细化、完整、科学、民主、法治几个方面，仍需进一步深化。文章建议增加预算编制指导环节;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完善适合国情的零基预算法;构建一个多层次的、有效的部门预算监督体系;修订预算法;推进其他配套改革。

关键词：部门预算;预算指导;综合预算;零基预算;预算监督;预算法

一、现行部门预算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细化问题

部门预算改革的最大成效就是改变了以前预算编制粗糙的做法，将预算细化到单位和具体项目，大大提高了预算的透明度。但是，由于部门预算的编制时间大大提前，在编制“一上”预算时，部门和单位往往连下年的大政方针和具体工作计划都难以确定，要求财务人员编制出需要多少经费并细化到项目，十分困难，带来了两个主要问题：一是部门担心预算经费少了，影响明年工作，而尽量多报项目，这往往超出了财政的供给能力，财政部门只能削减部门编制的预算，使部门事倍功半，疲于应付。二是部门预算无法细化以致预算执行中频繁调整，达不到预定的改革目标。

(二)完整性问题

尽管很多地方进行了综合预算的试点，但有些部门单位的预算编制没有体现综合预算的原则，一些部门没有按规定将预算外收入和其他收入全部编入部门预算，审计发现，在200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报告中，少报一项政府性基金，2005年底结余23.61亿元。有的预算外资金虽已列入部门预算，但支出仍是分资金来源自求平衡，未能统筹使用;有的预算外资金虽然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但留用比例过高，随收随支。上述问题表明，综合预算思想在部门预算编制中并没有得到彻底执行。究其原因，除了传统编制思想影响之外，各类资金的管理方法不统一、预算外收入和其他收入的不确定性等都影响了综合预算试点的结果。

(三)科学性问题

部门预算改革要求采用科学的零基预算法，但“零基预算法”却难以真正实现。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采用公式计算，即将部门的编制内实有人数乘以人均人员经费标准或者公用经费标准，确切来说并不属于“零基预算法”。因此，零基预算法主要体现在专项经费上。但是，中国现行的管理技术、财力以及政治体制制约了专项经费的排序过程。其一，零基预算要求的按成本效益分析的排序方法，在中国缺乏相应的人力和信息支撑，技术条件太差。其二，在财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如果严格实施零基预算，绝大部分的专项都可能无法得到资助，一旦这种情况出现，要继续推进零基预算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阻力。其三，领导人批条子、打招呼影响预算决策的现象仍然继续存在，这意味着政治权力的非正式安排将会干扰零基预算的排序过程和排序结果。另外，零基预算原则与单项经费政策之间也存在冲突。教育、科技、农业、环保、文化宣传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都对地方财政相应项目的支出作出了具有约束性的规定，要求地方财政对这些项目支出每年要有一定幅度或比例的增长，这正好与零基预算的原则相悖。

(四)民主性问题

“公开性”是预算原则之一，没有公开就没有民主。从形式上看，目前各级政府预算已基本实现了公开化，并拥有财政部门、人大机关、审计部门、社会公众等多个监督主体，但是民主监督仍然难以有效实现。从财政部门看，其作为部门预算的直接监督者，更多关注的是预算资金的切块分配，而对部门预算编制的真实性、综合性、绩效性的审查并不重视。从审计部门看，近年来的政府审计报告揭示出预算管理领域存在的大量违纪违规案件，成为人大评价政府预算执行工作的一个重要依据。但审计监督更多的是事后审计，并且，由于审计部门直接隶属于政府，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方式，削弱了审计监督的作用。从人大机关看，由于受审查力量、审查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再加上缺乏相应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及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致使人大进行预算审查时，难以触及到实质性问题。从社会公众看，各部门预算案仅为部门、财政、人大获悉，社会公众信息匮乏，特别在目前政治大环境下，公众仍缺乏参与意识和有效的参与渠道。

(五)法治性问题

部门预算改革后，预算编制质量大大提高，预算约束力逐步增强。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法律观念淡薄，监督不到位，在部门预算中利用职权腐败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而这些腐败行为在层层社会关系网的保护下，常常因核实查证困难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无法可依问题也比较突出。预算法虽对支出预算管理各方面都有规定，但比较原则、笼统，尚缺乏一些与之配套的子法，并且在部门预算改革中也没有将责任具体到人。这样在具体执行就有不少困难，尤其是对于检查出来的大量违反财经纪律的案件，财政如何处理，尚无可依的具体法规。尽管违反预算的事件时有发生，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政府官员因违反政府预算而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另外，按照预算法对预算调整概念的界定，只有当原来平衡的预算出现了不平衡或原来举借国内外债务的规模被突破才属于预算调整，在总支出仍小于或等于总收入的前提下，随意变更预算用途，就不属于预算调整，不需要经过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批准。这样势必使预算执行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影响了预算的法治性和权威性。

二、部门预算改革的深化

(一)增加预算编制指导环节

传统的“二上二下”的预算编制程序可改为“三下二上”，即在原先“二上二下”之前增加“一下”。具体来说，就是由财政部门对下年的经济形势进行预测，结合国家的长期发展计划，对下年财政形势进行分析，提出下年的政府预算编制总框架，确定财政收入支出的增长幅度和重点，下达给各部门，各部门根据财政部门的指导编制下年的部门预算，使部门预算编制更加符合政府的宏观经济发展要求，提高效率。同时，部门也应具有前瞻性，根据部门的发展目标，早做计划，使细化项目预算得以实现。

(二)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

各单位的预算外资金都是财政性资金，财政部门应对预算内外两块资金的来源、数量、规模和支出方向、结构、比例进行总体设计，以形成一个部门完整的综合预算。首先采取以外保内、综合平衡的编制方法，将预算外资金优先抵用于部门正常办公运转、现代化信息设备的购买、办案经费和经审批的基本建设项目，严格控制预算外资金用于个人奖金福利的发放水平。其次，尽快建设好银行与财政的联网，以便加强对部门预算外收入的监管;清理各种收费项目，严格控制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加大对私设小金库、隐瞒部门预算外资金的查处力度，对违规部门的处罚，除了减少次年预算内资金的拨款额度外，还应把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效绩与部门负责人的政绩考核挂钩，建立预算支出具体责任人制度。其次，取消其他预算分配权部门的“二次分配”权力。从长远看，发改委、科技部门等单位的预算资金分配权应该集中到财政部门，以改变预算资金多头管理的现状，保证部门预算的规范性与完整性。最后，应按部门收入的特点划分收入类型，对收入变化大且难于预测的项目，规定当年如果有收入，应结转下年使用，不在当年安排支出。

(三)继续完善适合国情的零基预算法

西方的零基预算法，在我国目前的管理技术、财力以及政治体制等条件下，只是一个完美理论。吸收其理论精华，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零基预算法，才是明智之举。

1.加强基础工作，制定合理的公用经费定额标准。这就要求各部门在上报部门预算时，应提供真实、准确和完整的预算基础信息。同时，财政部门也要通过细致、有效的调查，对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按照实际情况和财力予以制定或修订，并逐步实现资产实物定额与预算拨款定额的有机结合。

2.围绕“目标、有效性、效率”三原则，加强项目管理。在项目支出上实行零基预算改革，要把主要着力点放在“目标、有效性、效率”三原则上。首先，要求政府制定严格的、具体化的、可量化的目标。目标的制定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为依据，与政府职能转变相配合。其次，必须组织专家对项目有效性进行评审。评审标准可考虑项目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的关系、项目在经济上的可行性、项目的紧急程度、执行部门与项目的关联度、项目组织管理的有效性、项目是否有融资要求等。评审结果作为排序的重要依据。

3.建立从项目事前审批到事后跟踪问效，贯穿项目管理全过程的绩效评价体系，实现效率要求。对资金低效使用、没有完成目标任务以及发生挤占、挪用和损失浪费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有效运行。

(四)加快预算管理公开化的进程

部门预算监督既包括财政内部监督，也包括来自人大机关、审计机关以及社会舆论等的外部监督，它们相互配合共同组成一个立体的部门预算监督体系。

1.财政监督。财政机关在部门预算管理活动中，应重视对部门预算编制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绩效性进行审查。

2.审计监督。审计机构应改变现行审计监督中过份强调事后审计的做法，加大事中审计的力度。同时还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将各级政府审计部门从政府中划出，直接归属同级人大，由人大建立机构负责对政府预、决算进行审计活动。

3.人大监督，它是最具权威的监督。细化财政收支预算项目，建立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充实预算法中对部门预算的审查内容、审查程序、审查时间及其违反预算法所承担的责任等条款，有利于加强人大对预算的有效监督。

4.社会监督，由于社会监督的影响广、时效快，因而在部门预算监督体系中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政府部门预算的公开和透明是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的前提。

因此，应努力加快预算管理公开化的进程，政府不仅要公开政府财政预、决算草案，同时要定时(或不定时)公布预算执行情况，让纳税人对政府的财政活动有所了解。同时，对于一些社区项目可邀请社区群众参与决策，增强群众的参与意识。目前我国一些地方试点的“参与式预算”，值得推广。

(五)修订预算法，增强法制观念

预算的法治性应包括两点：第一是在预算审批和执行中要体现出合法性和法的权威性。第二是要对违反预算执行的行为做到违法必究，同时在处理时做到有法可依。预算法是我国规范预算编制、审查批准和执行的基本法律，至今为止，预算法已颁布11年，随着我国公共财政模式和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推进，预算法的内容滞后性和与其他相关政策要求的冲突性已经越来越显化，因此，对预算法进行修订是当前一项紧迫任务。比如：明确预算法在预算中的主体地位，规范其与其他专业法之间的关系;引入“临时预算”的概念，并赋予其法律意义，以解决我国在预算执行与批准的时差中无法可依的问题;对预算调整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将预算变更归入预算调整的范围，避免预算执行中有意规避法律现象的发生;增加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治的可操作的法律条款等等。同时，推进执法力度，增强法制意识。

(六)推进其他配套改革

部门预算改革是推进公共财政建设的一项重大改革，它不是孤立的，必须与其他改革相配套。

1.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预算制度以政治制度为根本，没有相应政治制度改革为基础，预算管理手段或模式的单兵突进只会起到管理技术或形式上改革的效果，预算改革不可能完全成功。例如，前面提到的各种非正式预算制度对零基预算改革的制约;民主建设滞后使预算监督难以落实等，这些都说明我国必须在预算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2.在新的政府收支分类下，实行部门预算与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进一步对接。规范的部门预算与完备的政府采购制度、财政国库管理制度三者构成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三大支柱，部门预算最终要依靠政府采购制度和财政国库管理制度去实施，这就要求三者应有基本协调的步伐，这样才利于巩固政府预算改革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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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广西财经学院财政系)

作者：朱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