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社改革发展（推荐8篇）
[2011-6-7]
2010年，重庆市发展改革法制工作坚持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提高发展改革工作依法、高效开展为目标，按照进一步增强服务大局的意识，进一步提高全面工作的能力，进一步在重要工作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法制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
一、2010年法制工作取得的主要成绩
（一）立法和制度建设取得新成就
一是《重庆市重大建设项目稽察条例》（以下简称《稽察条例》）通过市人大审议出台。今年，在通过市人大常委会一审、二审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稽察条例》的立法进程，联合市政府法制办和市人大财经委、法制委，召开多次论证会、研讨会，对文本反复修改，协调解决《稽察条例》审议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最终推动《稽察条例》在今年3月26日，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出台，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
二是完成了《重庆市政府投资条例》（以下简称《政府投资条例》）立法前期工作。在《政府投资条例》纳入2010年市政府立法计划的基础上，与市政府法制办、市人大财经委、法工委密切联系，启动了《政府投资条例》的前期立法调研工作，组成调研组赴湖南、广西就政府投资立法进行调研，形成了调研报告，完成了立法计划中规定的调研任务，2012年《政府投资条例》立法工作将转入预备阶段。
三是申报2012年市政府立法项目。在2011年将《政府投资条例》纳入市政府立法计划的基础上，今年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总体要求和我市发展改革法制建设的实际需求，向市政府申报了《重庆市规划编制管理条例》、《重庆市城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重庆市应对气候变化及低碳发展条例》、《重庆市商务服务业促进条例》、《重庆市经济动员条例》、《重庆市外商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办法》等立法项目，充足了未来几年我市发展改革法制建设的项目储备。
四是进一步完善投资制度建设，推动依法决策。研究制定了《建立健全重大投资项目（事项）“阳光”监督机制指导意见》、《规范和加强使用市级以上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管理办法》、《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投资项目决策行为进一步法制化、科学化和透明化。
（二）行政执法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是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和执法监督工作。今年，完成了我委出台的各项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制定了《重庆市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制度实施办法》，明确了公告媒体、内容、时限、程序等具体要求。按照市政府的要求，对我委实施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一次清理，共清理规范性文件54件，建议废止7件。开展了行政执法基本规范贯彻实施工作，完成我市发展改革系统91人的行政执法资格确认和证件申领工作，建立了正规的行政执法队伍。
二是开展了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工作。按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今年在发展改革系统开展了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工作，成立了由委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领导小组，落实了机构和人员。在此基础上，清理了发展改革部门行政处罚的依据，制定了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工作方案和裁量基准。
三是进一步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上年协助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我市行政审批项目库的基础上，根据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优化我市投资环境要求，今年又开展了清理行政审批项目的工作。对我市发展改革部门行政审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提出将4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改变管理方式的建议，发展改革领域行政审批项目进一步精简，投资环境进一步优化。
四是做好执法培训工作。今年，共组织参加了市政府法制办举办的综合执法培训7期，参加其他执法培训4期。召开了2010重庆市发展改革系统招标工作培训会，以落实专项治理工作、提升综合监管能力为主题，开展了解读招投标政策法规等专项活动。与市政府法制办联合举办了重大建设项目稽察专项执法培训，进一步提高发展改革部门重大建设项目稽察人员的能力和水平。
（三）法规协调和复议工作良性运行
一是承办了五十余件法规协调工作。今年以来，共办理中央和市级各部门送来征求意见的法律、法规、规章等50余件。在组织论证修改时，我们以法律为依据，从优化投资环境、维护发展改革大局出发，有理有节地同相关部门交换意见，所提出的意见基本上均得到采纳。
二是办理了四件行政复议案件。今年以来，共承办了4起行政复议案件，其中我委作为被申请人2件，区县发展改革委作为被申请人2件。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积极协调各方面关系，化解矛盾，所办理案件均顺利办结，做到案结事了。
（四）普法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一是积极组织开展普法工作。今年以来，共组织参加了《统计法》知识竞赛、“六五”普法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征文、“五五”普法渝州行法律知识竞赛、全国“五五”普法书画摄影展征集活动等各种形式的普法活动。此外，今年2月，我委联合经信委、监察局、建委、交委、水利局、外经贸委、政府法制办八部门召开座谈会，隆重纪念《招标投标法》颁布十周年，共同回顾了我市招投标事业的发展进程，对十年来全市招投标工作取得的成绩进行了总结，对未来招投标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是安排部署了重庆市发展改革系统“五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今年是“五五”普法工作收官之年，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统一部署，制定并印发了《重庆市发展改革系统“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方案》。对我市发展改革系统的“五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进行了部署。为了体现检查验收工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采取了查阅档案材料、组织评估等方式开展了自查，形成了自查报告。针对区县发展改革部门的普法检查有序进行，筹备召开“五五”普法总结经验交流和“六五”普法思路座谈会，听取区县发展改革部门的意见建议，并表彰先进。
二、2011年发展改革法制工作的思路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法制宣传教育第六个五年普法时期，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也将步入新的阶段。未来五年的法制建设工作任务将更为艰巨和繁重，重庆市发展改革法制建设要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围绕发展改革中心工作，迎难而上，使法制工作迈上新台阶。
一是加大立法工作力度。在连续两年出台两件地方性法规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积极推进《政府投资条例》立法工作，完成立法调研、草案起草和征求意见工作，力争明年通过市人大审议。同时，抓好立法项目储备，围绕职权法定的立法目标，立足发展改革大局，研究我市发展改革领域五年立法规划，合理确定重点立法项目，明确责任主体、进度安排、落实措施，使今后五年立法工作有章可循、有序推进。
二是启动“六五”普法工作。在完成今年“五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任务的基础上，明年筹备召开我市发展改革系统“六五”普法思路座谈会，听取区县发展改革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基本思路，启动“六五”普法规划的编制工作。适应新形势，把握新要求，不断创新普法的形式和内容，把普法工作进一步纳入制度化、常规化轨道。
三是继续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在继续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出台《重大政府投资阳光监督决策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委内决策机制，把行政决策纳入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按照要求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化程序，提高效能，全面推行行政审批网上公开，试行行政审批网上核准。全面建立市、区县（自治县）两级行政执法队伍，全部行政执法人员均通过行政执法培训并考试合格，全面实现持证执法。行政执法的依据、事项明确，行政执法的幅度有制度约束，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得到有效控制。法规、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形成制度化，定期对法规、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评估和修改，法规评估和清理的反馈机制有效建立。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拟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
四是做好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在我市发展改革系统行政复议、诉讼形势愈发严峻的背景下，积极研究应对措施，做到心中有数。在复议多发的行政审批、信息公开领域加强对相关处室和人员的培训，防患于未然。加强对区县发展改革部门行政行为的指导，及时纠正违法和不当行政行为，消除法律隐患。
五是健全法规配套制度。坚持制度建设不放松，围绕贯彻国家《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新出台法律政策，编制法律汇编，制定贯彻意见；围绕招标方案审批、投诉处理等招投标监管环节继续完善相关规定，进一步健全招投标政策体系。按照《稽察条例》的要求，启动配套规定的研究制定工作，完善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发来贺信。他指出,北京民建非公经济法制研讨会充分发挥了民建的人才资源优势,企业家们与法律专家们携手共进,群策群力,对完善我国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制环境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陈昌智强调,要把制定和实施好“十三五”规划作为此次研讨会的聚焦点,紧紧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针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等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献计出力。
民建中央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北京市委主委王永庆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此次研讨会结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入探讨创新创业在非公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切入点,通过内、外两个方面的制度设计,改善非公经济发展环境。积极引导民建中的非公企业践行新的发展理念,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让创新在民建的会员企业中相沿成习,让创业在民建会员中蔚然成风。”
王永庆表示:“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的探讨,充分发挥民建企业家们与法律专家们携手共进的独特优势,更好地继承民建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发挥民建经济界别优势和参政党职能,更好地服务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言‘十三五’规划。”
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副巡视员、党派处处长贺淑晶在讲话中表示:“对非公经济发展和法治社会建设等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充分彰显了民建作为联系经济界的民主党派,为非公经济发展奔走呼喊,协助党委和政府共同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促进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决心。”她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扩大品牌效应,“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品牌影响力。二是完善沟通渠道,建立良性互动机制,助力非公企业整合资源、参与竞争,更好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三是把握政策导向,建言献策有的放矢,让参政议政更贴近人民福祉、更促进公平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第一巡回法庭庭长、执行局局长、二级大法官刘贵祥,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司法改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傅郁林等应邀出席会议。刘贵祥作了《司法改革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功能、作用》主旨演讲,许善达做了主题演讲,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
为深入契合五中全会精神,本届研讨会以“创新创业,把握机遇,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法治思维,依法执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两大主题,法律界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傅郁林、黄石松、李庆保、高桂林、石刚、薛莉、李建、栾润峰作为嘉宾参加了对话活动。企业委员会副主任王颖和法制委员会主任黄勇分别主持了研讨。
民建北京市委常务副主委任学良致闭幕词。副主委赵亚洲主持了闭幕式,市委秘书长李申虹主持了开幕式
如今，3年过去了，就连唯一一项有时间限制的任务也未能完成，今后恐怕仍将延误。而那些没有时间限制的任务和措施，进程更是缓慢。截至2013年年底，“低空空域划设办法”仍存在争议，“低空空域管理使用规定”仍无法颁布，“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仍未完成修订工作，配套设施建设停滞不前，服务保障体系几乎空白。
由于改革进程缓慢，各类规划、政策、标准迟迟不能出台，导致目前整个产业出现了盲目发展之风，恶性竞争之风，大部分通航企业陷入持续亏损，各类安全事故频发，通航业务量较往年相比徘徊不前，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如果这样的形势持续下去，终有一天会严重打击从业者的士气。
那么，为什么一项利国利民的改革，推进起来，如此缓慢，以致阻碍了产业的发展？
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项改革缺乏法律基础。仅以“意见”的形式推动，不辅以时间表，没有配套法规约束，也就无法形成足够的驱动力。
2013年年底，美国国会也通过了一项复兴通用飞机制造业的改革意见，并形成了法案，称之为《2013小飞机复兴法案》，法案根据改革任务，明确要求美国联邦航空局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台相关政策，否则就要遭到质询和问责。
相比之下，美国式的改革，更有约束力和效率。而中国通航的改革要想真正如《意见》所述一般“深化“下去，步上快车道，恐怕还是要先从法律层面解决问题。
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加强法制化建设的必然性 我国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极为注重法制化建设。所谓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法制化是指国家在宪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备的行政管理法律规范把整个行政管理体系置于法律的调整和支配状态并保证在实际行政活动中得到严格的遵守和执行使行政活动沿着公众期望的方向即民主政治的目标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我国之所以对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法制化问题十分关注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 一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 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的规定。
它要求公务员在法律规范的要求和束缚下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下按照公正、合理、合法的原则从事公务活动使得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行使职权的基本准则。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1]。为保障人民民主必须要“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2]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此过程中各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要依法决策进行行政工作把行政管理纳入法制的轨道依法行政。只有如此才能尽可能避免行政错误确保整个行政环境的良好运行更有助于推进依法治国的实现。因此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二行政管理体制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改革必须依法推进 行政管理体制属于广义上的政治体制但又具有独立性。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全面启动的情况下行政改革的政策空间主要集中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只有坚持法制先行改革才可能取得宪法上的正当性。同时行政改革旨在清除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改革措施的强度与行政法治约束行政的程度相当。凡是需要作为行政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长期保留下来的改革措施一般应当在行政法中加以规定。在过去我国所进行的多次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不成功或“得而复失”的重要教训就是不重视法治主要就是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将相关层面的更新或变革以法令章程的形式制度化以至于在改革的高潮过后一些弊端会再现。正因如此在今后的行政体制改革中要需要加强法制化建设不仅将行政组织的机构、职能、编制等通过法律或行政法规来确定而且逐步制定国务院各部门组织法或条例和省、市、县、乡镇政府的组织法使之改革的成果在法律层面得到充分的体现改革由此也必然会取得进一步的成功。
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法制化建设的加强 自1978年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 6 次较大的改革 [3]。尽管每次改革的背景不同目标和任务不同但每次改革时都对如何依法行政、加强法制化建设的问题予以高度重视逐步加强行政管理的法制化建设。一普法宣传和执法工作加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强了普法宣传和执法工作
使公民法制意识明显增强。如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中规定“民”可告“官”的权利1994年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对国家赔偿的构成、范围、方式和计算标准作了规定使公民可通过诉讼依靠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二行政管理立法建设加快 在十五大上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而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在此种新形势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相继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健全国家机构组织制度、惩治腐败、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以及其他一系列法律如环境保护法、教育法、体育法、国籍法、统计法、科技进步法等行政管理法律并且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实行国务院颁发和施行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到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依法行政为主导、体现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法制化模式国家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三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再次被关注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法制化建设问题再次被关注。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为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改革方向是要“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此必须要积极探索“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4]其实质就是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一个服务型、责任型、法治型相结合的高效政府。由此开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再次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而在改革中加强法制化建设也成为重要内容之一。
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法制化建设的不足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涉及到行政组织、行政职权、行政人员等层面的问题而在具体的法制化建设中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中虽然每次的法制化建设都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仍存有一定的不足。一行政组织法规不完善
对行政组织依法进行是行政管理体制法治化的基础只有行政机关及相应行政组织的设立具备了法律基础依照法律来存在、发展及取消其相应的人员配备也因此而合理、合法由此才能够谈得上行政法治化的建设也才有可能建立完善的法治社会。然而从我国组织立法来看行政组织的立法体系极不完善。具体表现在相关的行政组织立法更多注重对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予以强调而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本身其规定往往不甚明晰。目前我国行政机关的设置、地位、职责、权限等主要由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加以规定。《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实际还不是一个单行的法律而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的一章而存在的只有十五条。我国行政机关的设置及其权力配置是没有相应的组织法来规范的。同时在国务院组织法、地方政府的组织法中对于组织机构的设立、职责权限、基本准则、调整程序等都缺乏明确规定。此种问题的存在最终导致在行政管理的实际运行中各具体行政执法部门权能分配交叉失当职责界限不明互相交叉重叠、争权夺利常常相互扯皮造成管理对象的无所适从由此影响了法治的权威败坏了法治的形象。二行政执法监督法规不完备 在一个法治社会行政机关也必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其行为也必须受到监督对于不当与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必须予以控制和制裁使之承当法律责任。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法律规定的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使之避免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和损害。同时如果行政执法领域不全面、系统地贯彻执行则再好的法律也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要保障在执法领域完整地落实执法的指导思想则不能忽视监督的作用。这里的监督不限于行政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也不限于行政系统外部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而更重要的是行政的相对人因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使其自身的职权受到侵害时依法定程序提起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妥善行使职权的监督。目前我国仅有事后的救济提供保障而执法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很少。现阶段也仅限于行政系统内特设的专门监督有《行政监察法》和《审计法》。法律监督机制并没贯彻到每一个法律法规中往往失之于对监督主体的方式、程序和具体责任形式的欠明确的规定。大多数法律法规对行政权行使的范围、权力的法律控制手段、法律责任的具体形式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三行政管理程序法制化滞后 现代行政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实现权力行使过程的程序化。所谓的行政管理程序化就是要将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各种行政行为存在或实现的方式步骤、方法、时间和顺序用制度固定下来。这是实现行政管理科学化、系统化、法治化的必由之路是对公共权力的产生、行使实施监督、制约的最好手段。通过公共权力行使的程序化实现公共权力运行状态的公开化、开放化、有序化以保障达到更高的效能、更佳的目的、更大的适应性。此种程序化得事先必须要有法律法规作保障。依法行政不仅要依一般实体法律行政还必须依一般程序法律行政否则依法行政也就徒有其名。合理的程序的规则可以确保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处事客观公正、平衡。通过程序法律、法规的引导、规范和保障能使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达到平衡。我国在已关注到行政程序的重要性着手逐步将行政程序纳入法制的轨道先后制定颁布了《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单行的行政立法、执法、司法方面的程序法律。特别是《行政处罚法》是一部包含较完备程序内容的程序法。但总体来看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行政程序还没有法律化行政行为的步骤、方式、时限等缺乏必要的规范、制度有关于行政权行使不得侵犯或损害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程序性规定较少。结果执法中常会出现随意、野蛮、暗箱操作、越权、滥权、以权压法、以情枉法等行政违法、不当行为影响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合理性、民主性和效率性。四国家公务员的法律素质有待提升 行政管理是由人来进行的人的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行政管理的水平。作为政府管理的主体国家公务员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因为他们既是各项法规和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又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者和推进者。只有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国家公务员队伍才有可能建立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而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则是其法律素质的提升。一方面公务员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强势地位要求对他们的职权予以关注。因为行政组织一旦成立即享有法定的职权掌握大量的可控资源并据此拥有了可以直接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权利予以直接干预的强制权力。如果不对这样的权力予以重视甚至放纵用权者任意行使权力不仅会使权力本身发生异变还会造成行政事务的紊乱。另一方面依法行政主要是依靠广大公务人员来推动的。因此广大公务人员培养强烈的法律意识自觉地依法办事是依法行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只有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增强其依法行政的自觉性才能确保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法制化建设的改进路径 针对上述不足新时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应进一步加强法制化建设笔者以为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积极改进和完善。一积极完善行政组织的立法 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重视行政组织法的作用主要是必须要有创新精神针对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修订一些不合时宜的立法丰富、发展和创设新的有意义的条款。具体看就是应当完善、充实现有的国务院组织法、地方政府的组织法要明确规定国务院及地方各级政府组成机构的设立、职责权限、基本准则、调整程序等并且增加有关权限划分、组织调整程序、领导体制方面的具体内容。通过这种加强行政立法体系的建设迈出在行政立法建设方面坚实的一步使行政组织立法体系更具民主化、科学化和实用性这与新时期要确立行政管理体制“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改革方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二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法规的制定与完善 一方面行政管理在强调系统内的专门监督、上下级监督以及横向相关部门的监督之外还要强调广大人民群众这种更广泛的无处不在的监督并且不断地、有意识地强化他们的监督观念迅速有效地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大力完善行政救济制度。制定行政复议法修改行政诉讼法拓宽救济范围和途径要修改国家赔偿法确保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受侵害的权益得到及时恢复。三大力推进行政程序法的完善与制定 一方面对于具体行政程序还缺乏必要的规范、制度问题积极着手予以完善另一方面更要适应世界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趋势加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的步伐。在深入分析不同类型行政行为的不同程序规则的基础上科学地设定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设定实施行政行为的最低程序标准确保行政行为的公正、快捷。四着力提升国家公务员的法律素质 为提升国家公务员的法律素质一方面增强公务员的法制意识。要使公务员明确认知行政权虽大但绝不允许大于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行政权所及的范围虽广但绝不允许超出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任何权力都是人民通过法律赋予的并受法律的约束。坚定不移地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牢固地树立起法治观念以此排除一切干扰。另一方面要严格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实践锻炼和培训两条途径不断培养和强化政府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提高公务员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的能力。此外确保公务员熟悉相关法律。国家公务员不仅要学习法律基础知识更要掌握与自己业务有关的法律特别是要熟悉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有关法规例如《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条例》、《行政诉讼法》、《公务员暂行条例》只有如此才能明确自己的职权和义务严格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通过上述改进措施的施行在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中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因为这些措施的推行不仅使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关键一环行政管理人员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到良好的解决使各级国家公务员明确自己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由此可以真正把我国政府真正建设成为服务型政府同时可以使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一些积极成果通过法律固定下来从而为我国行政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奠定基础。参考文献 [1]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2009年9月12日第一版。[2] 这6次改革分别是1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现干部年轻化。改革中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21988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31993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首次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41998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要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改革中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52003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为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62008 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的是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消除体制性障碍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参见————
法制的本质是指它的阶级属性，反映哪一个阶级的意志，维护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社会主义法制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它是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志的集中表现。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成了国家的统治阶级，它就能够把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机关上升为国家意志，制定成为法律和制度，并由国家强制力量保证法律和制度的实施。社会主义法制不仅反映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意志，也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它的阶级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所体现的意志的内容，根源于工人阶级所处的物质 生活条件。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社会主义法制是 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工具。
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追溯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基础之上形成的，“废除旧法和对旧法的批判继承，是社会主义法产生的辩证规律。”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法制”被确定被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在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由于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经济停滞和落后，同时也导致“特权”的急剧膨胀。“在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党的领导”之后，从斯大林时代“人民公仆”的蜕变到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及最终被叶利钦窃国期间，其法制建设被蒙上了一层厚重的“人治”色彩，法制的原则无力对权力进行制约，社会主义的民主在前苏联被葬送掉。中国的法制现代化道路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法制建设时期和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的法制粗略模式或宏观轮廓予以确立，并形成了基本格局。随之，1957年“反右运动”，停止了继续完善新法制模式的努力，从而宣告了法制大转换的结束，接踵而来的是法制近十年的停滞和大滑坡。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十年法制建设的总纲领和总目标才得以确立。同时，形成了以多样化的法律价值、法律的主导性和法律的至上权威为特征的党的法治观。
二、社会主义法治——法制现代化
“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形成和理论探索有着较为漫长的过程，其既体现了我党的孜孜实践，又标志着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1.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提出：早在1949年1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同志就在司法训练班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治，我们需要我们的法治。”然而，其对法治的进一步内涵并未申明。
2.从毛泽东同志到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的异同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从他早年的“民本”思想，到他晚年的“群治”思想等，“人民”是他一生全部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他民主观的核心内容。1957年后其群治思想为主的，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重要方式和手段的“大民主”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使“文化大革命”既革“文化命”，又革“民主命”，还革“法制命”的大灾难，忽视了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以及它作为一种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目标性机制的重大作用，仅把其当作一种手段。由于这些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1978年以前在“现代性”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1978年以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主要的理论指导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的人民民主理论，赋予了民主以极高的地位和价值，鲜明地指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断，并有效解决和恢复了民主应有的价值和地位，“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邓小平的“民主立国论”和“法制权威论”的民主法治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此后，对宪法进行了多次修正，并出台了大量刑事、民事、经济的法律法规，立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政府机构不断进行机构调整，司法机关不断加强法律的监督工作，使得公民的权利意识得以觉醒，对权力的制约、制衡得到初步的加强。
3．十五大“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实践
邓小平同志找到了“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道路，但如何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一时代的使命和艰巨任务，历史的落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及全国人民的身上。1997年7月中共十五大提出“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于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予以确定。“将‘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历史转变”。这预示者：中国将依靠政府的推进，辅之以社会（民间）的力量，走向法制化（法治化）的道路。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从传统法制到现代化法制的发展过程，其具有下列特征：以非人格化的权威及规则否定人格化的权威，法律规则的肯定性、明确性和普遍性，法律规则的连续性、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完备和统一，法律职业的中立性，司法过程的公开性、程序性。从现代法制的价值合理性及价值标准来看，具有：维护自由、平等、正义，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平衡。社会主义法治的推进也应以法制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为依托，在对“传统性”和“西化”的突破上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
三、从法制到法治——历史性的飞跃
（一）现代性向传统的突破。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某些程度上要依托本土的法制传统。在我国历史发展中，一直未出现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法制的“专制”，使人民从心理上疏远了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词语。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虽然主张走法治之路，但终是自觉不自觉的蒙上“人治”的色彩，文革的十年浩劫，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打上了值得警示和反思的烙印。然而，近二十年的法制建设为“法制”向“法治”的跨越准备了基本备件，如法制体系的基本形成，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法学界在立法中的广泛参与，国家领导人思想的大转变等等。
1.对“人治”之彻底否定
“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一个或一批权威人士来推行的政治。”人治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强人政治。在统治者足够强大的时候，其统治的社会可能是一种有序、安定的社会。然而，再强大的人也有不强大的时候，再聪明智慧的人也有糊涂失策的时候。因此，一治一乱是人治造成的必然结果。由于“法制”侧重于静态法律制度的描述，虽然也有动态的内涵，但其终未排斥人治的成分。所以，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中，出现了领导人意志的绝对权威，而造成众所周知的许多恶果。“法制”与“法治”虽一词之差，但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治”，在国家的治理方式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2.对“德治”的重新定位。
“所谓德治，指的是主要依靠统治者品德的影响力，良好的社会教化及爱利民众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德治是一种柔性的治国方略：它建立在一套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伦理和道德规范也是柔性的、劝导性的；其维系手段也是柔性的，即主要依靠社会教育、风俗环境熏陶、道德榜样感染、社会舆论及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和内在信念加以推行。而法治则是一种刚性的治国方略：法律规范是人们行为的底线，是不允许逾越的，因而是刚性的；其推行的方式和手段靠的是外在的强制，也是刚性的。可以看出，法治与德治作为两中不同的社会治理方略，各有其特点。
在我国，“德治”思想有着深厚的人文背景。孔孟的思想以“仁”为核心，其本质要求统治者要爱人，方能使国家大治。十五大确定“依法治国”的方略后，江泽民同志紧接着又提出“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将“德治”与‘法治’联系在一起，两种治国方略并用，以“法治”为主，以“德治”为辅。这既是对“德治”新形势下的重新定位，同时也是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从“法制”到“法治”的又一突破。
（二）现代化向“西化”的突破。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法治产生于近代西方文明，是人类走出蒙昧迈入文明的创造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然而，中国由于先天的缺陷，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的法治。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集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因而，中国形成了主要表现为行政命令方式的官僚法（管理型法），而西方形成了自主、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尽管在中国文明形态中，我们也会发现导致了多元集团产生，导致某种超验的世界观的社会变化。但是，这两种因素并未结合在一起，也没有通过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现代法治。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的是社会和谐，这也是支配人们思想的全部观念，然而，奠基于封建等级身份观念上的社会却无论如何形成不了现代法治的法律至上的神圣观念，因为严格来说它不是实在的规则与准则，而是模范行为的模式。所以，尽管中国也曾有诸如儒家和法家等关于人、社会和法律的一系列观点，比如儒家主张符合伦理典范的习惯礼议，法家主张官僚政府以及强制执行官僚法，但双方确实从某种不言而喻的共同（礼仪）前提出发进行论证的，而这些前提根本不允许他们捍卫甚至承认现
代法治原则。传统中国的流行做法完全是以家长方式处理事务。法律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工具色彩和官僚政治色彩。因而，中国产生不了现代意义的法治，也确实不需要现代意义的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在中国传统的背景条件即如上所述，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型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在法制现代化发展中，既体现对西方法治文明的继承，又在本土条件下，完成了质的飞跃。
1.对资产阶级现代法治思想的移植。
现代法治思想根源于西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能完全排除“西化”的倾向。在以“法制”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基本是排斥“西方”的，仅将其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层面，而未当成一种价值追求、治国状态。在“法制”向“法治”的转型中，法学界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法治”思想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社会主义法治在某些方面移植了西方的现代化法治思想。譬如，著名的法学理论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他们的思想中蕴含着许多现代化法治的理性的东西，其“人民主权”、“法律至上”、“社会契约”、“权力制约”等主张包含着相当的合理内核，其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文化财富，社会主义法治应当对其优秀的成分加以承继，并根据自身的情况有所扬弃。由于西方法学家和社会实践者的合力，使得西方的法治思想具有了取得广泛认同的基本内涵，而这种以民主为基础的法治思想正是社会主义进行法治建设所不可或缺。
2.结合本国实际的重新定位。
“社会主义中国的法治化，属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国家的法制现代化’，是由外部刺激引发或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传导性的社会变迁过程。这样的法律变迁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法治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某种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这样，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面临着本土化和国际化（以西化为主要特征）等诸多因素影响，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重构自身法治文明的要求，同时，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在接受先进法治文明之后，结合本国实际进行再定位。
社会主义法治的标准和要求。总体而言，要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治理社会的主要手段，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从立法上讲，建
立民主科学合理的立法秩序，立法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建构一个部门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的完备的法律体系；从行政执法讲，政府要依法行政，尊重民权，接受监督；从司法讲，要保证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从法律文化上讲，要有先进的法学理论，公民要有良好的法律意识，最核心的是：法律至上原则。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权力制约原则。在国家机关之间建立分权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实行的一项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共同特征。
从终极意义上讲，作为一种表征进步与文明的治国方略的法治，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个过程，并无所谓好坏良莠之分，唯一有所区别的只是我们践行的差异。由于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是一个渐进行的发展历程，既要革除人治意识的心理障碍，又要结合社会的广泛参与，革除人治意识的心理障碍、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的增强等仍有一个时间的期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这也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问题。但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在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下的法治进程会有序展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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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公民社会的成长, 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非政府非赢利组织NGO，其在准入环节和运行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制度羁绊, 在一定程度上透视了公民社会的不完全性。文章通过对中国环境NGO发展的分析来，从加强法制环境建设、推动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加强政府对NGO的辅导和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环境NGO 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关键词：环境NGO、发展、制度化
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我国通常称为非政府组织,是指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公益性或互益性社会活动的独立的民间组织。环境NGO, 则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特定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民间社会组织。环境NGO是近年来活跃于我国环境保护舞台上的一支力量,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困境亟待破解。
一、我国环境NGO的产生以及原因
（一）中国环境NGO的产生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就在党内用进行思想教育和建设法制法规等多种方式反腐倡廉。建国后, 从第一代直到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 不断根据时代的变化和要求, 采取了诸如整党整风、开展教育、建立制度、深化改革和创新机制等一系列措施来预防腐败建设廉政。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更明确提出了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 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 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监督检查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执行情况、抓好反腐倡廉教育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严肃查处违反党纪的案件等一些列措施的施行, 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党领导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希望与未来。
然而, 腐败的产生和滋长跟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 反腐倡廉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注定是一个渐进又动态的艰巨工程。
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人们的公民意识、法治观念较为缺失, 重关系而轻视契约, 一些诸如官本位思想、特权意识等封建思想残余仍有市场, 影响着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作用的发挥。
个别地方和部门将法规制度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 要时用, 不要时扔, 对违反制度行为的责任追究、惩处措施不严厉, 违规的代价较小, 客观上促使一些人面对制度规定“铤而走险”, 严重地影响了法规制度的执行力。
要更好地开展反腐倡廉工作, 必须用法制的刚性减少人为干扰, 让制度得到切实执行, 从而提高反腐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从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到制度反腐, 制度反腐思想是在反腐倡廉的实践中逐步确立并不断强化的。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 在党内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的战略思想,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 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 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五大以来, 党和国家建立党的纪检和行政监察两个法规体系, 陆续出台了一批反腐倡廉实践急需的规范性文件, 逐步迈入了“有法可依”轨道。十六大, 进一步提出“加强教育, 发展民主, 健全法制, 强化监督, 创新体制, 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 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制度反腐思想逐步深入人心, 取得了初步成效。
不过, 适应新形势下反腐倡廉要求的法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还不健全, 制度反腐还缺少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这些现象都严重制约着制度反腐工作的开展, 如果不及时加强探索和研究, 势必影响整个反腐倡廉的大局。
为此, 需要提高制度设计的质量和水平, 增强反腐倡廉制度的可执行性, 也要改善制度执行的社会环境, 为制度落实创造良好条件。同时, 还要创新工作载体和方法, 提高制度执行效果, 并规范制度执行过程管理, 有效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更为重要的是, 要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主义廉政法律体系, 并有一套完整的监督程序和一个职能健全、功能强大的执法监察组织作为支撑, 否防止陷入另一种新型腐败的泥沼。因为, 如果不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那么就是有再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也会是一纸空文, 必须做到违法必究、一查到底。现有的廉政法律体系还存在很多的漏洞和不足, 需要一个很长的完善过程。而反腐斗争的形势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 新的样式和类型的腐败现象不断产生和发现, 也需要相应的法律条文以适应。
我们还要使每一个干部、党员、群众以及舆论监督单位都了解廉政法律, 这样才能形成一种遵法守法、全民动员的环境, 不给腐败现象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从而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
如果说, 法制是割草除草, 那么改革则是根除腐败、建设廉政的土壤改良。
温家宝总理提出, 要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 破解发展难题, 建设服务、责任、法治、廉洁政府。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反腐倡廉建设面临许多新机遇和新挑战, 只有通过深化改革, 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 才能正确把握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规律和特点;只有通过深化改革, 创新体制机制, 才能破解发展的难题, 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实效。
党的十七大以来, 各级反腐倡廉方向更明确, 措施更有力, 成效更明显, 初步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反腐倡廉建设新路子。但是在信息化、全球化和高新技术时代, 社会问题不断变化, 体制变化不可能停止, 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依然繁重而紧迫, 俗话说“不进则退”, 只有不断深化改革, 适时变革, 才能巩固已有的成果, 才能为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提供良好的基础。所以说, 深化改革是巩固反腐倡廉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
深化改革也是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必然要求。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反腐倡廉建设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都要求必须要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思路、发展的办法推进反腐倡廉理念思路、方式方法、体制机制创新;要求我们开放兼容, 在更深的层次上解放思想, 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 通过推进和完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中国已经走上了现代文明国家的建设轨道, 法治社会的建设虽然任重道远, 但却是必由之路, 反腐倡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必然也要走上这样的道路。而继续深化改革, 更是我们国家取得更大进步的前提。我们只有将这个两项工作做好做实了, 反腐倡廉工作才可能真正取得最后决定性的胜利, 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可喜前景才会最终实现。
摘要：反腐倡廉意义重大, 一直以来受到高度重视并实行了各种措施, 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反腐倡廉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需要认清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 不但要坚持好的做法, 还要开拓新的手段, 那就是坚持法制建设和深化改革。
今天的世界缺什么？第一不缺技术，大量的技术已经产生。第二不缺资源，美国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甚至出口。印度尼西亚有大量的煤、铁矿石，但他们抱怨价格太低，可见全球资源供给非常充足。今天这个世界也不缺资本，美国的企业有两万亿美元的现金在银行账户上“睡觉”，更不用说美联储联手日本银行一起印钞票。另外，这个世界也不缺人才，清华大学这么多人都在等着创业。
缺什么呢？缺的是良好的公共政策。当今世界，在我看来最差的、最糟糕的就是政府的政策，因此，政府的政策必须改革。目前，欧元区、美国、日本、英国都面临着巨大的公共债务。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政策的危机是在不断产生、不断被解决中演变的。
1890年的英国，当时认为资本主义崩溃了，英国上议院自发推行改革，在英国推行最基本的公共福利，包括基本的住房、公共医疗。1910年的美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很多人认为大的公司崛起后，小企业就没有机会，当时的小罗斯福总统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到1933年经济大萧条时，美国人再次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来挽救经济，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立法改革。美国最近的一次改革是在1980年，当时的市场经济国家都面临着危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里根总统推行的改革措施，带来了所谓全球化的种种繁荣。
当然，今天美国的问题不能全部归咎于1980年撒切尔夫人、里根的改革。今天的问题很复杂，既要让公共财政在收税方面更加有效、更加公平，支出方面也要更加有效。而美国政府70%-80%的公共福利性、立法性、权利性的支出都是给了不需要支持的人，真正需要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这些公共开支反而没有落实到实处。
那么，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来自哪里？很显然，经济增长必须来自那些在公共政策方面，在经济政策方面敢于创新，有新思维，才能真正落到实处的国家和地区。目前，美国看不到苗头，看不到希望。欧洲整体上讲也没有希望，还需要探索。
中国面临着领导人换届。因此，我们衷心地希望中国的新的一代领导人能够做到，不仅总结中国过去成长的经验和教训，更应该放眼看世界，真正意识到我们在世界级竞争中最缺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国家现在缺少真正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政策。一旦把改革搞对了，其他的问题都会轻而举地解决。
首先，政府怎样管理经济？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有很多资金和企业家，也有很多市场，但是，投资不到位的问题却比较严重。企业家比较悲观，往往在政府的审批环节卡住了。而审批环节被证明并不是最有效的管理经济的办法，因此，这个环节必须改革。部分审批不仅要放开，还有一部分的审批，以及由审批造成的经济领域的冲突，都应由法律体系来解决。
在过去22年，中国股市以接近10%的增长速度，股市平均的年价格增长指数是1.3%，远远低于通货膨胀。且不要说我们的增长速度慢得可怕，归根到底还是我们上市公司没有真正地按规矩办事。上市之后，不认真按照治理办法召开董事会，不认真讨论投资方式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在违规以后，也没有相应的法律监管，以致投资者上诉无门。
因为各家上市公司普遍由地方法院管辖，而地方法院往往更愿意支持、保护本地上市的大股东，这种法律体系很容易让投资者失去信心。从长远来看，只有合理、有效的法制体系，才能支持资本市场长期稳定的发展。因此，抛离地方政府的干预，建立中央级的高级法院直接管辖证券上市公司有关的法律法案，就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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