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论文

摘要：（中）摘要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较大差距，不利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劳动力作为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分析其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论文 篇1：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新变化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新变化

(一)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大为改善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明显改善。硬环境方面：2006年我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达到1553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149.0%;高速公路里程达4.5万公里，比2002年末增加2万公里;主要港口码头泊位数为10848个，比2002年末增加2381个;全国民用飞机架数达1614架，比2002年底增长45.1%。软环境方面;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精神面貌、思想观念、文化素养、大局意识等明显增强;市场秩序、治安环境等日益改善。

(二)中西部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调整，在东部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从2000—2003年，中西地区的人均GDP年均增长分别为8.94%和10.65%。2004--2007年，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年均增长分别为17.88%和17.61%，分别较前加快8.94个和6.96个百分比。此外，中西部地区发展也明显快于东部地区。2000--2003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年均增长为12.28%，比中西部地区分别快3.34个和1.63个百分比;2004--2007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15.73%，中西地区分别比东部地区快了2.15个和1.88个百分比，

(三)区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我国的东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资源优势。中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市场优势。近些年来，不仅各个区域的资源优势发挥明显，而且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从规模看，截至2004年，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投资经营的企业近3万家，投资总额超过5000亿元。从层次看，东西合作的企业呈现多元化的局面，不仅有国有企业，还有集体、私营、三资、股份制等企业。东部地区的各类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资金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纷纷到西部发展。从领域看。东部地区的企业在西部地区的投资逐渐向西部开发的重点任务和重点项目集中。东部地区的企业不仅在西部地区投资一般的加工类项目，而且对能源、矿产、高技术、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和旅游等各类项目广为投资。

(四)区域发展差距扩大成因增多

20世纪末，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的原因比较单一。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特殊的政策，使东部地区能够利用国外资本，引进先进技术，吸引国内外人才，推动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拉开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现在，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因素增多，除政策因素外，还有市场经济、科技教育、产业结构、思想观念、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等因素。中西部地区要想缩小同东部地区的差距。甚至赶上或超过东部地区，不能仅仅依靠政策优惠，而应当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加快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内部治理结构等。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新特点

(一)经济发展差距扩大速度增长趋缓

用我国三大地区人均GDP标准差来表示地区差距的绝对扩大，用Theil熵表示地区差距的相对扩大。从下表可以发现，2000—2003年。在这4年间人均GDP标准差年均是7375.883元：2004—2007年。在这4年间以年均是9966.992元，扩大了2591.109元。然而从2000—2003年这4年间，Theil熵以年均5.36%的速度上升，但2004--2007年这4年间以年均3.77%的速度上升。比前4年下降了1.59个百分比。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过去的几年中，虽然我国三大地区人均GDP的绝对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其上升的速度在减慢。

(二)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波动周期延长

本文用我国三大地区间人均GDP的11heil熵系数来表示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且Theil熵系数从一段时期的最低点到另一个最低点为一个周期。下图是我国三大地区间人均GDP的Theft熵系数示意图，从图中可看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波动的周期有延长趋势。从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到上世纪末，差距波动经历了两个周期，即1992—1996年为第一个周期，1996—2000年为第二个周期，周期分别为5年。新时期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即2000—2005年。历时6年。而且此周期相对于前两周期是基于更高水平上的差距。由此可以说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有缩小的趋势。

(三)经济发展差距波动幅度增大

我们可以把从1992--2007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态势波动划分为两阶段，两个阶段波动的幅度不一样。从1992--2000年的9年间，我国三大地区人均GDP的标准差从39.18元上升到68.08元，中间相距28.90元：2000-2007年8年间，标准差从68.08元上升到110.73元，中间相距扩大到42.64元。从泰尔(Theil)系数来看，前一阶段集中在0.026-0.033之间，而后一阶段在0.031-0.040之间，与前者相比较离散，波动的幅度较大。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

(四)市场经济体制作用程度强化

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影响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计划经济体制因素不断弱化，而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不断强化。由于我国的区域市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水平较低。故各种资源向发达的东部地区流动，使其要素更充裕，配置更优化;而中西部地区刚好相反。资金、人力资本短缺，配置不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都是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强化的表现。这种“一高一低”、“一强一弱”的反差，不可避免地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

三、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新成因

(一)市场经济发展差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集中的反映为市场经济发展差距，因此，与其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如说是区域市场经济发展差距。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区市场化水平密切相关，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区域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东部地区较完善的市场体制。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资源利用率很高，大量吸引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如人才、能源、资金等涌向东部地区。通过这种市场机制，就产生了“马太效应”，东部地区的发展越来越快，中西部地区与东部的差距越来越大。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还较低，是封闭型、不统一的市场，大大制约了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二)科技人才流动无序

经济优势实质是人才优势，经济竞争根本是人才竞争，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关键是人才差距。人才流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靠政策及

高收益率的优势，吸引大量的人力资源，全国形成大规模的自发性劳动区际流动现象。中西部地区大量人力资源包括大部分文化科学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和熟练的技术工人流入东部地区，出现“孔雀东南飞”的局面。大量的人力资源流入。从数量、质量上都为东部地区经济短期内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是推动其经济增长及社会进步的一个不可忽视因素。对中西部地区而言，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出无疑在不同程度上减缓其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且该影响是长远的、深刻的。数据统计，东部每100人中拥有科技人员18名，西部2名：乡镇领导学历大专以上东部地区64%，而西部只有2%：人均受教育时间东部10年零8个月，西部才3年零6个月。可以看出，区域间人力资源素质差距十分突出，造成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三)宏观政策效应滞后

我们这里讲的宏观政策因素是指国家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对东部地区的优惠政策在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东部地区的发展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以1990年为界可以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1990年，东、中、西部地区GDP增长率较为接近，东部地区GDP增长率的年均值只比中部地区高0.8个百分比，比西部地区高1.O个百分比：第二阶段从1991—2000年，东部地区GDP增长率的年均值比中部地区高2.0个百分比，比西部地区高3.0个百分比。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虽然国家对东部地区的优惠政策淡出，但是由于政策效应的惯性作用，使东部地区经济仍然在快速发展。以“西部大开发”为起点。中央政策开始对中西部地区倾斜，政策措施不断完善，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东、中、西部地区政策效应不同，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继续扩大重要原因。

(四)科技发展速度失衡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东部地区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都有很大提高。当前，我国区域研发能力发展不平衡有加大趋势。1990年。东、中、西部地区科技人员人均经费支出之比为1.84：l：1.21，东部具有绝对优势，西部的人均科技经费支出多于中部。“八五”时期各地科技经费支出的差距有所缩小，到1996年支出之比下降为1.49：1：0.92。进入“九五”时期，各地科技差距重新趋于扩大，2001年科技支出之比达到2.00：1：1.23。“九五”时期东部与中西部差距扩大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八五”时期减弱的程度，东部地区科技投入力量明显大于内地。2006年东部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为1215.2亿元，占全部研发投入的74.5%：东部地区企业申请发明专利2.2万件，占全部发明专利的83.3%，而中、西部地区上述两项指标所占比重由均为31.4%分别下降到25.5%和16.7%，地区差距有加大的趋势。东部地区的科技活动、新产品开发、专利申请、发明专利、拥有发明专利，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分别是58.4%、63.1%、75.7%、81.73%和70.82%，比中、西部地区有明显优势。

作者：葛承群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论文 篇2：

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摘 要： (中)摘要 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较大差距，不利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劳动力作为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分析其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的建模原理与参数估计方法，运用GAMS程序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京津冀经济增长，缩小了区域内人均消费水平的地区差距，但区域内人均GDP的差距并未明显改善。

关键词： (中)关键词 京津冀区域;劳动力流动;区域经济差距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2002

“十一五”以来，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逐渐被提上国家发展规划议程。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打造首都经济圈”;2014年2月，习近平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并提出“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大力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这标志着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

目前，京津冀区域内各省(市)经济发展的差距较大。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看，2014年北京市GDP同比增长77%，天津市增长89%，河北省仅增长34%;从人均产出水平看，2014年北京市人均GDP为991万元，天津市为1036万元，河北省仅为398万元;从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来看，2014年北京市居民人均消费262万元，天津市为179万元，河北省仅为098万元

。京津冀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差距不利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其流动必定会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构建“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这条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主线时，明确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是促进区域内部劳动力合理有效流动，实现京津冀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文献回顾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当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时，会促进地区经济差距缩小，形成地区经济的收敛。这一理论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同，如樊纲、刘强、姚枝仲等、王小鲁和樊纲、段平忠和刘传江、马九杰等[1-6]。

然而，实证研究的结果并没有普遍支持上述结论。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会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水平。王飞等使用区域连接CGE模型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认为劳动力自由流动会提高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但是会缩小其经济规模，从而使地区间经济规模差距扩大[7];许召元、李善同利用一个30区域CGE模型，指出由于资本追逐劳动现象的存在，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并不能缩小人均GDP的地区差距[8]。樊士德、姜德波运用前人有关带移民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人力资本存量变动和“外溢与滴漏效应”，论证了劳动力流动会拉大地区差距的结论[9]。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是不能确定的，如保罗和萨拉伊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王淑娟等[10-11]。

但是，上述研究大多是在国家范围内进行的。由于中国各地区在地域及经济结构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区域模型的建立对于研究区域问题来说显得至关重要;另外，传统的分析模型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经济系统各变量受劳动力流动影响所发生变化的程度。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构建了京津冀区域CGE模型，模拟了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产生的影响，为实现区域内劳动力合理流动，缩小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一体化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参考。

二、京津冀区域CGE模型

CGE模型以整个经济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在整个宏观经济生产产生收入，收入引发需求，需求带动生产的循环系统中，厂商获得最大利润，居民实现效用最大化，各种资源要素实现优化配置时，全部市场、全部价格以及商品和要素的供需关系，并保证在价格调整的情况下，商品和资源市场上供求均衡，即超额需求为零[12]。

由于具有区别于一般CGE模型的两个基本特征——经济主体在区域范围内优化其行为;区域间的商品交易、要素流动及机构主体之间的转移支付将区域连接成一个统一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使得多区域CGE模型的构建比单区域CGE模型更为复杂[13]。首先，获取一个区域的数据难度要大于获取整个国家数据的难度。其次，多区域CGE模型中的商品交易不仅包括从国外的进口和对国外的出口，还包括区域之间的商品调入和调出。再次，由于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以及国内政策的影响，区域CGE同时具有国内价格和区域价格，形成了双重嵌套的区域CGE价格体系。

本文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京津冀区域CGE模型划分为生产、商品交易、地区间劳动力流动、地区间投资分配、机构部门收入分配、宏观闭合部分，综合分析经济系统中各经济主体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行为[13-15]。

1模型基本设定

本模型中的区域包括北京(BJ)、天津(TJ)、河北(HB)和除京津冀外的国内其他地区(ROC)，以及用来反映国际贸易的世界其他地区(ROW)。按照国家统计局对外来务工人员所在行业的划分和组合，将生产活动分为19个部门

划分的19个生产部门为：农林牧渔业(01)，采矿业(02)，制造业(03)，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04)，建筑业(0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06)，信息传播、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07)，批发和零售业(08)，住宿和餐饮业(09)，金融业(10)，房地产业(11)，租赁和商业服务业(12)，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13)，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14)，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5)，教育(16)，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业(1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8)，其他(主要包括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19)。。将居民住户划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两类，初始投入要素只有劳动力和资本;税率以2007年税率为标准，并假定税率不变。

2模型方程部分

由于篇幅原因，方程部分不再一一列出。

(1)生产部分。

模型假设各个地区每部门只生产一种商品(或服务)，即经济社会共有19种商品(或服务)，各生产部门保持规模报酬不变，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模型的生产投入要素包括初始投入要素和中间投入要素。两者完全不可替代，用Leontief函数表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初始投入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假定两者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用CES函数来描述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中间投入要素主要是来自各产业的中间投入，假设中间投入品完全不可替代，对其中具体一项中间投入的需求用Leontief函数来表示。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计算各投入要素的需

(2)总需求总供给部分。

本地生产的商品，不仅供本国使用，还有一部分出口到国外，供国外使用;供国内使用的部分，一部分由本地自己使用，其他部分流出到国内其他地区。同理，本地自身生产的商品、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流入产品和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共同满足本地对商品的总需求，供本地居民、政府消费和投资使用。

变化并不能引起世界市场价格的变化。用两层嵌套的CET函数来表示各地流出与当地使用的商品、各地出口与当地国内使用的商品之间存在的不完全替代关系;对于流入和进口部分，采用Armington假设，用两层嵌套的CES函数表示流入品与当地生产的商品，进口品与当地产品的不完全替代关系。如图2所示。

(3)区域间劳动力分配部分

首先设定一个外生的全国劳动力总量，与各地区劳动力数量之和相等(见式(1))。某一地区内部所有行业的劳动力数量之和即为当地劳动力数量(见式(2))。由于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工资差异，同一地区不同行业之间也存在着工资差异(用工资扭曲系数来表示)，因此，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同一地区不同行业之间是不完全自由流动的。各地区的均工资可以由全国均工资乘以该地区工资扭曲系数得到(见式(3))，部门工资可由当地均工资乘以该部门工资扭曲系数得到(见式(4))。

TPLr、TQLr分别表示r地区平均工资和r地区劳动力总量，WAGE、TLABOR分别为全国均工资和外生的全国劳动力数量，PLar、QLar分别表示r地区a部门劳动力的价格和数量，distortWAGEr、distortPLar分别表示各地区间工资扭曲系数(相对于全国均工资)和r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工资扭曲系数(相对于r地区均工资)。若distortWAGEr等于1，则各地区平均工资水平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相等;若distortPLar等于1，则r地区a部门工资水平等于该地整体平均工资;若distortWAGEr和distortPLar同时为1，则r地区a部门工资水平等于全国均工资。

(4)区域间投资分配部分。

模型假设区域间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则资金会从回报率低的地区流向资本回报率高的地区。资本回报率高的地区，流入资本增多，资本回报率下降。长期来看，各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将和全国的资本回报率相等。假设KBr为r地区期初的总资本存量，那么KBr应该等于r地区所有部门资本数量之和(见式(5))：

模型分别计算了r地区粗资本回报率TPKr、当期净资本回报率RORCr和预期净资本回报率ROREr。最后，长期来看，r地区预期净资本回报率和全国净资本回报率相等。

(5)机构部门收入分配部分。

模型中的机构部门主要包括居民户和政府，其中居民包括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居民收入主要由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组成，居民收入中扣除居民向政府缴纳的所得税，加上政府向居民的转移支付即为居民户的可支配收入。政府收入主要包括生产税、居民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进口关税、出口退税和商品在地区间流动缴纳的地区关税。在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下，居民按照LES函数确定每种商品的消费量。政府收入中去掉储蓄和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后，用线性方程表示政府对每种商品的消费量。

(6)宏观闭合部分。

模型采用新古典宏观闭合。首先，各地区存货投资、投资量、全国劳动力总量、储蓄率、汇率、出口品和进口品的世界市场价格都设定为外生，外地的储蓄为流入与流出之差，外国储蓄为进口与出口之差，且把全国CPI作为模型的基准价格。其次，模型满足三类均衡方程：r地区所有行业劳动力总和等于该地劳动力总量(见式(8))，各地区劳动力数量总和等于全国劳动力数量(见式(9));r地所有行业资本量总和等于当地资本总量(见式(10));同时，总投资等于总储蓄(见式(11))。

其中，QLar、QKar分别表示r地区a部门劳动力、资本数量，TQLr、TQKr分别表示r地区劳动力、资本总量，TLABOR表示外生的全国劳动力总量，DIRr、DIUr、YGr分别表示r地区农村、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收入，mpshrr、mpshur、mpsgr分别表示r地区农村、城镇居民和政府的储蓄率，gtrr、gtur分别表示r地区政府对农村、城镇居民的转移支付率，RSAVr、FSAV分别表示外地储蓄和国外储蓄，TINVr、PINVr为r地区总投资和投资成本，QIVcr、PQcr为r地区c商品部门的存货投资和价格，WALRAS为瓦尔拉斯均衡项。

3京津冀区域CGE模型的数据基础首先根据2007年京津冀三地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表每5年编制一次，京津冀三地2007年投入产出表是现在可以得到的最新数据。，编制了京津冀区域投入产出表。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地统计年鉴的数据，编制了京津冀三地社会核算矩阵(SAM)并调平(见表1、表2、表3)，各地SAM均为50*50结构的方阵。

模型中各地区劳动力数量由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外来人口动态监测公报、各地外来务工人员各行业比重计算得到，各地区资本存量参考张军等的研究[16]。模型中的规模参数、份额参数通过模型校准得到，替代参数则通过参考学者的研究得到[17]。

三、模拟分析

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反映了劳动力在地区、行业间可以自由流动的程度，其主要通过劳动力迁徙自由度、进入行业自由度来体现[18]。根据巴萨效应的推论，如果地区间工资水平相等，劳动力会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地区间工资差距缩小，会促进劳动力在地区间流动，从而使得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提高。

因此，为了分析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发展差距的影响，在用GAMS程序进行模拟分析时，设定了京津冀区域内劳动力流动自由度逐渐提高(工资差距逐渐缩小)以促进劳动力流动的三种情形：

S0：基准情形(2007年各地经济实际值)。

S1：地区间工资差距缩小1/3的水平(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S2：地区间工资差距缩小2/3的水平(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S3：不同地区的同类行业工资水平相同。

1劳动力的流动

随着地区间工资差距的缩小，京津冀区域内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提高，劳动力从河北和全国其他地区流向京津地区。在S1-S3三种情形下，北京劳动力数量分别较初始值增加466%、967%和1511%;天津劳动力数量分别增加610%、1249%和1914%，河北的劳动力数量则分别减少0203%、0403%和0604%。如图3所示。

(中)图题 图3 各地劳动力数量相对于初始值情形的变动情况

在工资差距缩小的情况下，劳动力向京津地区流动，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新迁移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地区间存在工资水平的差距，地区间教育资源、医疗体系、市场信息透明度的不同以及劳动力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因素也会引起劳动力在地区间流动。为此，当地区间工资差距缩小时，劳动力是否迁移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除工资差距之外的其他因素。显然，相对于河北而言，京津地区的教育资源更丰富，医疗体系更健全，市场信息透明度更高，更能够满足劳动力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的需求。因此，当工资差距缩小，劳动力流动自由度提高时，劳动力会从河北流向京津地区。

第二，当各地区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逐渐趋同时，处于河北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价格上升，厂商生产成本增加，会使得厂商减少雇佣劳动力的数量，河北的部分劳动力被挤出劳动力市场，此时劳动力会努力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或者选择失业，部分劳动力会迁移到京津地区。同时，京津地区劳动力价格下降，厂商雇佣劳动力成本降低，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进一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

第三，河北劳动力工资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当地劳动力的素质，而通常来说高素质劳动力更倾向于迁移到生产效率高的地区，为此，河北劳动力工资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劳动力向京津地区流动。

2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

(1)随着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京津冀区域整体的实际GDP提高，区域整体经济规模变大。

在S1-S3三种情形下，北京实际GDP相对于初始值分别增长了233%、457%和675%，天

(中)图题 图4 各地实际GDP相对于初始情形的变动情况

津分别增长了224%、409%和558%。虽然河北地区实际GDP稍有下降，分别下降了007%、015%和024%，但是京津冀区域整体的实际GDP分别增长135%、29%和477%。如图4所示。

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变动，提高了区域整体的实际GDP，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高了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和边际产出，并增加了有效劳动力的数量;第二，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相应增加，进而促进整体实际GDP的提高。

(2)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并不能显著缩小京津冀区域人均产出的差距。

由于存在部分劳动力居家外迁的现象，劳动力外迁的数量并不等于(一般小于)人口外迁的数

量。根据统计年鉴数据，2007年京津冀及全国其他地区人口与劳动力的比例见表4。

2007年中国外迁劳动力人口为13566万人，其中举家外迁2756万人，占总外迁人口的203%。据此我们可以根据公式(12)计算2007年各地每迁入一个劳动力带动的人口迁入数目：

每外迁一个劳动力带动的人口外迁数目=举家外迁劳动力数目总外迁劳动力数目*

总人口数总劳动力数+

1-举家外迁劳动力数目总外迁劳动力数目

根据公式(12)，可以得到京津冀地区每迁入一个劳动力与其所带动的迁入人口数之比分别为1∶115、1∶117和1∶118。由此，我们可以根据各模拟变动情形下的劳动力人口计算各情形下四地区人口数量，进而得到各地区人均GDP数量及其变动情况。如图5所示。

随着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京津人均GDP逐渐降低，且降低幅度逐渐变大(其中北京人均GDP分别降低304%、736%和1414%，天津分别降低271%、593%和977%)。河北省人均GDP呈现增加趋势，增长幅度逐渐变大(分别增长007%、016%和031%)。这是由于一方面，地区间工资水平趋同，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以及流入人口的增多，使得京津地区平均到个人的GDP数目变小。另一方面，河北省劳动力的迁出，减少了低效率的农业人口的数量，促进了省内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了生产效率的整体水平;且在工资水平差距缩小的情况下，河北地区的工资水平相对于初始水平有所增长，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河北省人均GDP的增长。

但是由于资本追逐劳动效用的存在，当劳动力流动时，资本会追逐劳动力流动，使劳动力流入地的经济得到更快的增长。因此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并不能显著地缩小居民人均GDP的差距。根据表5，在S1-S3情形下，随着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京津冀区域人均GDP基尼系数虽然有所减小，但是减小幅度并不大。

(3)随着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京津冀区域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人均消费水平反映了人们对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满足程度，是人们生活水平的具体体现。人均消费水平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居民福利的变化。

如图6所示：工资差距的缩小，劳动力流动自由度提高，使得京津人均消费水平降低，河北的人均消费水平上升。由于大量劳动力的流入，京津地区的工资水平下降，劳动力收入减少，人均消费水平随之降低;而河北省人均消费水平上升，一方面是由于汇款等转移支付的存在，迁移到外地的劳动力会将存款寄回河北省。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力流出，本地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劳动力收入增加。

京津人均消费水平的降低，河北人均消费水平的上升，这两者导致京津冀区域整体及区域内各省市之间的人均消费基尼系数变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缩小，如表6所示，京津冀人均消费基尼系数由初始情形的0452变小为S3情形的0198。

(4)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河北省人均GDP和人均消费水平都有所提高，但与京津两地相比差距仍然很大(见表5和表6)。

河北省与京津两地在人均产出和人均消费方面存在差距显著，我们将其归因为两点。首先，迁入到京津地区的劳动力大多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部门工作，收入水平较低(根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对就业劳动力的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迁移到北京的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中，建筑业占206%，住宿和餐饮业占96%，商业服务业占10%，交通运输业占113%，机械制造业占89%，电子信息业占87%，居民服务业占98%，纺织服务业占67%[19])。其次，由于河北省产业结构不够优化，总体生产效率水平较低，劳动力和资本的效率不能得以充分发挥，人均产出较小。

四、模型检验

1 有效性检验

(1)本文模型的数据基础社会核算矩阵平衡，且与基准模型运行得到的解相等，即模型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2)将模型的所有外生价格从初始情形的1分别变为11和2时，模型的模拟结果不变，即模型通过了价格齐次性检验。

2 敏感性检验

本文构建的CGE模型中，需要外生给定的弹性主要有生产函数中投入品的替代弹性和贸易函数中的各种商品的替代弹性。由于CGE模型中弹性的选取会对模型的模拟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对模型的敏感性检验主要是为了确定弹性的相对稳定的取值范围，使得在此合理的范围内，弹性对模型模拟的结果产生的影响不大，此时说明模型是稳健的。

(1)生产函数中投入品的替代弹性敏感性分析。主要考察生产函数替代弹性变化±10%对实际GDP和劳动力数量的影响。

从表7可以看出，生产函数替代弹性的不同并不会改变实际GDP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动方向，只是会略微影响其变动幅度。具体来看，随着生产函数替代弹性变大，京津实际GDP和劳动力数量均变小，河北实际GDP和劳动力数量均变大，其中变动最大的在035%(天津市劳动力数量)，其他的都在035%以内，变化很小。

(2)贸易函数中的商品的替代弹性敏感性分析。主要考察商品替代弹性变化±10%对实际GDP和劳动力数量的影响。

从表8中可以看出，贸易函数中商品替代弹性的不同对实际GDP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化方向没有影响，且对其变动幅度的影响非常小(均在01%以内)。

通过对CGE模型中弹性系数的敏感性分析可以看出，弹性系数的变动对本模型的影响不大，因此本文采用的指标和模型具有稳定性。

一级标题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及地区发展差距的影响，主要结论和建议如下。

第一，对于京津冀区域整体而言，劳动力的流动增加了区域内有效劳动力的数量，提高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促进了区域整体经济规模的扩大。因此，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是促进京津冀区域整体经济发展、缩小地区人均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第二，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缩小了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但并不能显著缩小人均GDP的差距。因此，要坚持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优化升级相结合，通过产业转移以及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优化，正确引导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方向，缩小地区人均GDP的差距。

第三，在生产效率和生产技术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流动虽然提高了河北省的人均GDP和人均消费水平，但与京津两地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因此，河北省要重视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积极引进技术，吸引技术人才;要积极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增强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投资，吸引劳动力回流;同时，要鼓励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鼓励农业人口就近转移就业并为劳动力就业创造积极的政策环境，加快缩小与京津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内容 [1]樊纲.既要扩大“分子”也要缩小“分母”——关于在要素流动中缩小“人均收入”差距的思考[J].中国投资与建设，1995(6)：16-18.

[2]刘强.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J].经济研究，2001(6)：70-77.

[3]姚枝仲，周素芳.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J].世界经济，2003(4)：35-44.

[4]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J].经济研究，2004(1)：33-34.

[5]段平忠，刘传江.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05(12)：99-110.

[6]李宾，马九杰.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生命周期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11)：102-107.

[7]王飞，郭颂宏，江崎光南.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流动——使用区域连接CGE模型的数量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6(4)：1067-1090.

[8]许召元，李善同.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38-52

[9]樊士德，姜德波.劳动力流动与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2)：27-38

[10]BARRO R， SalaiMartin X. Economic growth[J]. New York： Mc GrawHill，1995：235-308.

[11]王淑娟，王笳旭，李豫鑫.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5(1)：72-80.

[12]李娜，石敏俊，王飞.区域差异和区域联系对中国政策效果的作用：基于中国八区域CGE模型[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9(10)：36-40.

[13]李科，马超群，葛凌.区域经济体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与应用[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8(5)：56-59.

[14]李善同，何建武.三区域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R].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

[15]刘强，冈本信广.中国地区间投入产出表模型的编制及其问题[J].统计研究， 2002(9)：59-61

[16]张军.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2003(7)：35-43.

[17]贺菊煌，沈可挺，徐嵩岭.碳税与CO2减排的CGE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10)：39-47.

[18]赵燕.新迁移经济学对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适用性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1(11)：8-10.

[19]纪韶. 京津冀都市圈农民工就业状态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11(1)：108-112.

[责任编辑 责任编辑 方 志]

作者：刘会政 王立娜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论文 篇3：

我国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探究

摘 要：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东部与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有巨大的差距。这个问题严重阻碍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此，笔者选取浙江省和贵州省进行比对，两者近两年的经济发展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下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之后，笔者依据一系列的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解释。

关键词：东西部 经济发展差距 我国

1、东部和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1.1、我国东部和西部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表现

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经济之中，往往会出现“马太效应”，贫富差距之间的距离会不断扩大。在世界范围内来讲，这依然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难题。中国现实国情的一部分就是，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无论是在GDP的总量上，亦或者是在人均上还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等等，两者之间都有着巨大的差距。更为糟糕的是，两者之间的这种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

西部地区由于本生的经济基础就比较差，价值自然条件的恶劣，经济发展水平一直比较缓慢。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度进展，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短短五年之间，东西部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差距就翻了十倍。长此以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两者之间的差距必然会更加惊人。

1.2、从具体细节看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笔者再次选取浙江和贵州两省作为比对对象。具体从三个方面分析。即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人均GDP三个方面。

首先，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地方那个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观测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

两省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存在有差距。从恩格尔系数来看，贵州省的恩格尔系数一直远远大于浙江省的恩格尔系数。也就是说，两省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存在有巨大的差异。

2、造成两省差距的问题所在

2.1、生产要素不同

生产投入的三个基本要素是资本、生产技术还有劳动力。没有这三个要素，生产建设就成为了空中楼阁。所以，在这三者上存在的差距，是造成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一个决定性原因。从资本上来讲，贵州省上市公司的数量为17，募集到的资本超过110亿元。到2008年年底，这17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超过1361亿元，虽然这些资金占据了贵州省同期GDP比重的40%，但是贵州上市公司的数量只占据了同期全国上市公司总量的1%，位居倒数。而从贵州本省看，上市公司的分布极其不均衡。有很多地区至今还没有一家上市公司。

再看浙江省。仅仅在前年，浙江省就有45家新的上市公司产生。而浙江申拥有超过200家的上市公司，位居榜样。而去年上市的45家公司之中，有39家是通过IPO上市的，有6家通过借壳上市的方法上市。据有关数据显示，通过IPO上市的企业，一共获得了132.29亿元。而且，浙江省活跃的民营企业，也为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其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2.2、制度不同

制度的作用，就是用来维持生产和保障交易合理有序的发展。从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讲，制度就是制约经济，为经济发展明确方向的。正确的制度，首先可以保证交易的高效率进行，提高生产的效率，其次，还可以保证生产和交易的有序进行。

作为浙江省成功利器的浙江模式，指的是在市场经济框架的约束之下，让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模式。浙江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带动其所在经济区域的制度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浙江本身就有着极其深厚的民营企业发展历史，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显示出了强劲的生命力。而随着新的经济制度的不断确立，民营企业的发展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

3、由于发展差距导致的结果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差距的存在，就导致了两者的经济总量还有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等多个方面都存在着问题。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的存在和不断扩发，直接就会导致与之相关的一些列问题。差距舍得区域内社会的全方位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因此，又导致在各个领域之中，也存在了巨大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即地区就业机会与失业率、地方公共支出与公共服务、人口迁移与劳动力流动三个方面。

3.1、地区就业机会与失业率

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就业率和失业率。地方的就业环境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相对来说就业就会也就越大。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就业机会也就会越低。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会使得就业就会不均等。而由于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城镇化水平也很高，因而就形成了产业聚集效应。从而使得就业率、就业环境大大改善。相对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贵州就业机会就比较少，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人不断的向外迁移，寻求生路，又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问题。

3.2、地方公共支出与公共服务

地方的公共支出和公共服务直接由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总量规模大，因此就有更大的选择空间，进行公共支出和公共服务。与之相比，贵州的各项经济指标都远远落后。这就造成贵州的财政支出捉襟见肘，难以为继。而为了保证收支不出现大的缺口，贵州就养成了对中央政府很强的依赖性。但是由于各种制度上现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央也并不能对贵州做出巨大的財政转移。而且，由于过度以来中央，贵州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存在有巨大的问题。这些，都会导致公共支出不够，公共服务不到位。

3.3、人口迁移与劳动力流动

由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决定了劳动力必然会由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往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流动。根据有关数据的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进行聚集。并且，这一趋势在不断的提高。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高，对劳动力的系盈利更大，从而形成了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大规模流动。这样，就对地区间的交通运输能力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也不断加剧了落后地区发进一步发展的成本。由此更是进一步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

总而言之，我国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地方政府要和中央政府通力合作，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2]王玲玲，焦振华.论平衡区域经济差异的财政政策[J].财经从横，2005.

作者：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