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家宪法论文

【摘要】宪法与行政法是我国公法体系的基本组成部门。其中，宪法居于核心和统领的地位，行政法居于主角和关键的地位。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最密切，努力使这两者的关系达到一种合理的状态是我国目前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个具有战略意义和挑战性的任务。带着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极力引导行政法与宪法朝着良性的发张方向迈进，我们才能取得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最终胜利。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法治国家宪法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法治国家宪法论文 篇1：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于宪法学的视角

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当前法学、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现实理论研究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此，本文大致从宪法学的角度略谈几点初步的设想。

一、从“革命宪法”到“改革宪法”

夏勇教授在《宪法改革》一文中曾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意味着中国宪法在经历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曲折之后开始从‘革命宪法’向‘改革宪法’的转变。”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说，当前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法。应当是这个“改革宪法”的进一步落实和推进。为此，我们需要从宪法学的高度予以审视。在我看来，这里涉及一个有关国家的政制正义和法治秩序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创建之际，革命宪法所着重解决的是构建一个新国家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当性问题。这个主题属于“非常政治”的政制主题，即通过一部宪法把过去革命的成果予以政治意义上的宪法确认。这种制宪上的政治宣示在中外历史上并非鲜见。例如，美国制宪会议所确立的美国宪法，就是把美国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革命予以宪法化的政治宣示;法国的多部宪法也都体现了法国一系列政治革命的内涵。从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以来无数先贤所追求的政制，包括孙中山先生缔造的《临时约法》，就其反抗传统王朝政制和帝国主义的殖民化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来说。也都属于革命宪法的范畴。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及其政制成就——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其所具有的革命意义与上述各种革命从本质上来说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中国的革命宪法，在《序言》中首先确认的便是这个政治原则，“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显然，这个宪法序言是政治性的，它确认的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正义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正当性是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立这个革命的政制成果，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首要任务。

问题在于革命宪法所造就的并非一个去政治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对于中国目前来说，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还需要政制秩序和法律秩序。因此，革命之后的国家有一个法制建设问题。即把革命宪法诉求的有关人权、自由、幸福等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权利，通过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兑现给人民(以及每一个国家公民)。而这些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本质所在。所以，革命宪法在完成了对于过去革命的正当性宣示之后，就宪法制度的具体安排来说，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形态加以调整和变革，这些都属于宪法原则之下的法律问题或法治问题。

改革宪法与革命宪法不同，它的主题乃是在坚守革命宪法的政治原则下，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政制的制度性转型。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项原则之下的法治制度的变革问题，因此，法治在其中就凸显出它的重要性来。对此，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具有高度的政治认识，邓小平曾经多次从政治的高度谈到依法治国。他说：“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在前不久召开的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中，胡锦涛在报告中重申了上述原则，并强调指出，今后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二、法治与法治国家

关于法制与法治的大讨论在中国法学界持续了多年，在我看来，法治对于法制的替代，标志着中国法学界的一种关于改革宪法的共识，即通过付诸一套正义的法律规则来规范中国的社会秩序，这是中国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进步，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实践。不过。从目前中国的法治进程来看，这场讨论的意义还远没有了结。因为法治说到底是对于政治权力的规范性约束。从法治到法治国家，这里蕴含着一系列重大的宪法学命题。例如。国家的政治权威以及它的革命性的正义宣示以何种方式、在什么程度上接受这种法的统治的制约：再如。法的来源是什么。是否存在一种高于革命宣示之上的元规则，或者说宪法的革命原则与宪法的基本限权原则和人权原则的关系是什么，等等。

从西方法制史的角度看。法治国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类型或路径。一种是英美式的偏重于法治的普通法路径。一种是德国式的偏重于国家的法治国路径。这两个路径虽然差别很大，但面临的问题大致一样。即首先是法治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其基本的制度设置都是在国家政体的框架内采取一种通过法律限制政治权力的制度安排，又称之为宪政制度。当然，英美宪政的国家维度一般不为法学家们重视。绝大多数人看到的只是限权原则，而德国的法治国至少在后期是否还属于法治宪政，也被很多法学家们质疑，但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一种资产阶级主导的法治国家形态。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上述两种形态性质不同，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因此，如何解决中国法制的转型问题就需要一种制度上的创新。从宪法学的视角看，法治与政治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首要问题。对此，我认为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要有一个关于宪法的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的位阶区分。

鉴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在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问题时，从宪法学的角度看。首先应该确立的是宪法的政治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制特性。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关于革命历史及其建国的叙事等等，它们作为宪法的政治宣示，实际上表述的乃是中国宪法的政治原则。这些原则是高于宪法的法律原则的。但是，中国宪法大量的内容属于法律原则规定的事情，这些原则尽管在位阶上低于政治原则，但在功能上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关于国家权力的配置、公民权利的保障，以及相关的诸多事宜，都需要宪法的法律原则加以调整。从位阶上区分两种不同的宪法原则，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关于这个问题，德国宪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所采用的“宪法律”与“宪律”的划分，值得我们借鉴。

第二，法治的有效范围或其限度。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果不是一句空话。不是政

治口号或政治宣示，就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考量法治的有效范围或其限度。我们要防止法治主义的幼稚病。这类观点只是把西方的那一套法治观点教条式地搬到中国，实际的效果并不怎样。为什么呢?在我看来，法治的背后有一个国家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国原则以及革命叙事是作为宪法的政治原则得到确认的。法治属于一种法律原则。它只有在坚守政治原则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实施，否则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恰当、审慎地发现宪法的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的分界线，在法律原则能够实施的领域。使法治落到实处。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法治之外的政制领域就没有规则了?我认为是有的。但那不是法治原则，而是政治原则。从革命宪法到改革宪法实际上就是在逐渐调整政治原则与法律原则的分界领域，把属于法治原则管辖或规范的政府行政等领域释放出来，今后还会继续释放出其他领域，但即便是最后，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有一个法治进入不了的政治领域。

第三，法治國家：法治与政治的统一。

前面谈的两点看上去似乎与当前法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盛行的关于法治的主流观点或高调观点相左，有些不合时宜。不过，法治的关键不在于说辞，而在于实效。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框架下。如果不能妥当地划分政治与法律的边界，不知道法治的必要的局限性，中国的法治主义只能成为政治的口号和法律人的说辞，只有确立了前述的两点，才谈得上真正地落实法治，并把法治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治理方式贯彻下去。有退必有进，法治设置了边界，那么对于边界内的事务必须是能够动真格的，为此，政治也会为了自己的正当性、稳定性和政治目标而真正地推进法治的落实。应该指出，任何一种缺乏秩序和正义的政制都是不可能长久的，法治说到底是建立一种法律的统治，即为社会构建一个秩序，其正当性在于能够为每个人的自由、幸福等基本权利提供法律保障。为此就必须限制国家、政府的政治权力，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民。从根本上说，这个法治原则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是一致的，政治原则尽管高于法治原则，但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的政治目标与法治的限权(国家权力)和维权(个人权利)目标并不存在尖锐的冲突。

中国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是法治与政治的和谐统一。从政治原则看，它是保守主义的;从法律原则看，它是规范主义的;从法治国家的二元角度看，它是富有效力的，即在分界之内，它是真正能够得到实施的，并且有一套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来保障它的实行。

三、宪法司法化与政治一法律拟制

鉴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原则与法律原则的二元划分。单一的宪法司法化和单一的民主问责制都难以有效地解决中国的法治问题。由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原则，诸如西方宪政体系中的独立司法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宪法的政治性质决定了不可能走宪法司法化的路子。但是。这样说并不等于否定宪法的司法化。因为中国宪法中的绝大多数法律问题是可以通过司法化或司法审查来解决的，没有司法的公正审查。中国的法治秩序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因此。对于宪法司法化问题。我的观点是要作政治原则与法律原则的划分，对于法律性问题，可以采取宪法司法化的方式，但涉及宪法中的政治问题，则不宜采取司法化的解决方式。

对于宪法的政治问题，我感觉通过一种法律一政治拟制的思维方式加以审慎解决，或许是一条可取的道路。我们知道，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和政治拟制(political fiction)是一种古老的技艺，在西方传统法律制度中，尤其是私法中，存在大量而有效的法律拟制，在政制事务中，关于政体拟制的例子古今中外也都有成功的典范。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有关从革命宪法到改革宪法的变革中。处理政治原则与法律原则的关系，我认为采用法律一政治拟制或许比宪法司法化较为有效和可取。通过法律一政治拟制，可以把革命宪法中的革命性的政治原则转化为一种能够向法治秩序开放的法律原则，法律在面对政治问题的拟制处理时，由于处理的只是类比性的个案，并不会因此而颠覆政治原则本身。反过来，革命宪法恰恰是在法律-政治的拟制中逐渐祛除了革命的叙事，成为拟制中的新的政治主体。这个保守革命的法律一政治拟制的蜕变。可能才是改革宪法的内在逻辑。宪法司法化的动力机制在于法治，法律一政治拟制的动力机制在于政治，这是两者的区别。

作者：高全喜

法治国家宪法论文 篇2：

浅析行政法之于宪法、依法行政和法治国家的意义

【摘要】宪法与行政法是我国公法体系的基本组成部门。其中，宪法居于核心和统领的地位，行政法居于主角和关键的地位。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最密切，努力使这两者的关系达到一种合理的状态是我国目前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个具有战略意义和挑战性的任务。带着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极力引导行政法与宪法朝着良性的发张方向迈进，我们才能取得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最终胜利。本文旨在分析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以及行政法对于依法行政的影响，探析行政法与依法行政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行政法;宪法;依法行政;法治国家

一、行政法的内涵及其与宪法的关系

所谓行政法，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和接受程中而与行政相对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以及行政主体内部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由规范行政主体和行政权设定的行政组织法、规范行政权行使的行政行为法、规范行政权运行程序的行政程序法、规范行政权监督的行政监督法和行政救济法等部分组成。其重心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众所周知，国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而逐渐发展和产生的。一个国家的行政权是随着国家的产生继而出现的，即一个国家如果有了国家行政权力的运行就逐渐有了相关的行政法律和法规。列宁曾经说过：“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一切法律和一切行为都不得违反宪法，宪法同时也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的实质是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的集中体现。一国宪法调整着最根本和最基础的社会关系，同时也确定国家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是国家法律体系中权威最高的法律。宪法的“形神兼备”主要体现在宪法不仅具有形式上的最高地位和效力，并且具有实质上的最高地位和权威。宪法的效力和权威是指宪法的法律强制性和约束力，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对整个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调整而所具有的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实际上，任何一个部门法都可以称为宪法的实施法。

宪法与行政法不仅仅存在着共同的理论渊源，还有着共同的价值体系和价值基础。仅从这个方面来说，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确实是“非同寻常”。宪法可以为行政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施保障。但是，由于我国宪政传统的严重缺乏和宪政基础的薄弱决定了我国现有的宪法发展程度根本不足以为行政法提供理论依据。由于中国的行政法没有深厚的宪法渊源，因此行政法具有非常强大的独立性。

我国的行政法在广泛的宪行实践领域为宪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素材和充分的实证基础。不仅丰富和弘扬了了宪政的精神，而且还促进了宪法的长足发展。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相互促进发展，对于我国公法体系的发展和壮大，成熟和完善，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二、行政法之于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

一个国家的行政法在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行政法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在不断加强行政法制建设，同时保障和规范国家行政管理。我国的法治建设目标要求我们要切实加强行政法制建设。行政法制建设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切实做到严格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几点重要意义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加强和完善行政法制建设，坚持和严格实行依法行政是提高国家行政管理水平，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重要保障和基本要求。当今社会，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生产力逐渐社会化，各种社会联系日益密切化，紧密化，层层交织。第二，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必须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设立，并依法取得和行使其行政权力，对其行政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原则。依法行政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对政府活动的要求是政治、经济及法治建设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要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实现依法行政。第三，完备健全的行政法律体系的建立对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良法”，依法行政只能成为空谈。三、行政法与依法行政之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意义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方针和目标。依法治国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十七大提出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任务，需要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中取得新胜利，需要我们不断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和新气象。

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是密不可分的，两者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的基本保证是各级行政机关和部门都能严格依法行使职权，依法进行管理或者接受管理。只有坚持依法治国的这一伟大的方略，才能为依法行政创造大环境和实施前提。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法治国家在行使行政权力中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依法行政之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极其重要的。我国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载入宪法。十六大明确提出“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行政执法和司法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做到依法行政。由此可见，依法行政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一国行政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对宪法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种重大意义是体现在之于行政法律的方方面面的。伴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整体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行政法之于宪法的重要意义将会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广的领域体现出来。

作为国家法律体系中仅次于宪法的法律部门，行政法还要面临很多的机遇和挑战。行政法如果要取得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就必须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的交流和融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有完善的行政法部门，行政法对于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和关键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从更高更长远的角度来说，行政法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定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者：王梅

法治国家宪法论文 篇3：

宪法忠诚:强化人大代表履职意识之根本

2011年2月21日上午，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开幕。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现有代表505名。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代表有494人，符合法定人数。和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大会期间，代表和列席代表考勤情况将首次向媒体通报。2010年8月通过的《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确保常委会会议质量的意见》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会议考勤制度作出了规定，“非因生病、预先安排的出访、参加中央或省市的重要会议(公务活动)不能出席会议或全程参加会议的”，其他原因一律不得请假。并且，出勤情况将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若一年内无故缺席三次，可能会被劝辞。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桂芳表示，以后会考虑将这一刚性规定适用到人大会议，以此严肃会议纪律，促进人大代表履职[1]。这是中国地方“两会”首次公开向媒体“晒”人大代表会议出勤名单，显示了广州市人大重视会风，整顿会风，严肃会议纪律，确保会议质量的决心和恒心。这种“勇开先河”的做法，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连日热议。

众所周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重要制度载体。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构成主体、人民的代言人，人大代表的作用发挥得如何，履职情况怎样，直接关系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质量和决策能力，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水平和民主法治建设进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日渐完善，人大代表的履职能力和议政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代表作用也发挥得越来越好。但是，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的“缺席”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在全国“两会”期间，偶尔也会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请假或缺席[2]。在湖北襄樊，有两名市人大代表因无视法律规定，无故缺席代表大会会议，被依法终止人大代表资格[3]。人大代表频频“缺席”现象，突出反映了人大代表履职意识薄弱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是依法执政的关键和依法治国的根本。因此，强化人大代表的履职意识，首先应培养人大代表忠于宪法，真正把宪法作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宪法和代表法赋予了人大代表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崇高地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宪法和代表法的高度政治概括，确定了人大代表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职务。人大代表依法执行职务参加行使国家权力，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的，是国家意志，不是个人行为;人大代表执行职务的好坏，关系人民能否真正当家作主，执掌国家权力。同时，人大代表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国家职务。人大代表履行代表职务是权责统一的法定职务，是与任期相同的常任职务。人大代表依法在本级人大会议期间的工作和在本级人大闭会期间的活动，都是执行代表职务。代表职务的法律性质，要求代表一方面要认真参加本级人大会议，切实代表人民行使好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另一方面要在闭会期间依法开展活动，认真贯彻执行大会通过的各项决定决议等，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而且，在本职工作与代表职务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执行代表职务。

现代法治国家的领导者和政治家们尊重宪法、模范遵守宪法的行为，实际上是最好的宪法宣传途径与宪法理念的普及方式。然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具有深厚传统文化而无现代宪政理念的后发国家，人大代表与公职人员对于宪法的忠诚及全心全意维护宪法权威的意识绝非与生俱来的，这就必须仰赖宪法教育。事实上，“人的一生，自小到大都与宪法脱离不了关系。宪法的问题，从大处着眼，牵涉国家政治的运作与前途，洞见观瞻，十分重要;从小处观察，则浸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俯拾皆是，不足为奇。国家的各种法规范当中，人民体验最深刻，而且最需学习、了解的，非宪法莫属。”[4]只要用心，就会发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处充满宪法问题，而宪法教育能够让大家系统学习宪法知识，体会到宪法的重要性，养成研究宪法的兴趣，掌握宪法的真谛。宪法教育的途径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宪法教育的内容包括宪法的系统知识、原理和宪政制度以及相关的人文科学。它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宪法、宪法的价值和功能、宪法如何实施、宪政制度的运行、宪法宪政的理念等问题。当宪法精神作为一种统一的社会共同体的价值意识形态被宣传教育时，人们将在接受宪法教育的过程中重新发现自身的价值，谁都不能否认宪法教育对于个性发展和性格型塑的重要意义，“宪法与宪政对我们每个人而言确实至为重要。但我们和宪法的联系还不止于此;宪政还直接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个性。没有它，我们的人格就不可能完整，我们的行动就缺乏规则，我们的个性就将显示出令人遗憾的缺陷。”[5]

早在2002年12月4日，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了“宪法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加强宪法宣传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各级党校和干校都要开展宪法教育。要把宪法教育作为党员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握宪法的基本知识，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和维护宪法的自觉意识。”对于作为人民意志和利益代言人的人大代表而言，培养其宪法忠诚，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第一，深入学习宪法。学习，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不断完善和发展自我的必由之路。人大代表通过学习宪法，能够充分认识宪法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和至上权威，全面把握宪法的主要内容，深刻领会宪法的精神实质，牢固树立宪法意识，形成分析和处理问题的宪法思维。最根本的是，能够认识人大代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第二，增强宪法意识。宪法意识对于人大代表尤其重要，因为人大代表的职务是依法选举产生的，代表的职责也是法定的，代表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如何行使职权，宪法和法律都作了明确规定，代表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不能超越法律规定。要当好一名合格的人大代表，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应当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并努力把握自身权力的宪法界限而不逾越，真正把宪法作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第三，借鉴国外有益经验，逐步推行宪法宣誓制度，规定国家机关的主要领导人上任时举行就职宣誓仪式。待到时机成熟，人大代表就职时可举行忠于宪法的宣誓就职仪式，以促使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行代表职责。

注释：

[1] 朱小勇等：《广州人大会议首次通报缺席代表名单》，载《信息时报》2011年2月22日。

[2] 万应慧：《多一分勇气就多一分满意》，载《辽宁日报》2011年2月28日。

[3] 孔祥福：《湖北襄樊两名人大代表缺席会议被终止资格》，载《湖北日报》2010年7月5日。

[4] 许志雄：《宪法与宪法学》，载人大复印资料《台、港、澳及海外法学》1999年第10期。

[5]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法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

作者：戴激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