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精诚感想

第1篇：大医精诚感想

大医精诚

《大医精诚》一文出自“药王”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大医精诚》论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精，亦即要求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第二是诚，亦即要求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養，以“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策发“大慈恻隐之心”，进而发愿立誓“普救含灵之苦”，且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恃己所长，经略财物”。在新中国卫生防疫体系不断建立完善的艰难历程中，许多医学家贡献了自己所有的才智、精力，为奠定学科基础、赶上世界水平呕心沥血，甚至有的在去世之后还奉献着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国之大医。本章因材料和篇幅所限，选取了很小一部分作为代表。

盛志勇：中国烧伤外科奠基人

当记录孙波救治、康复的资料片在美国烧伤界放映时，

一名美国教授非常激动，竟把介绍情况的中国学者抱起来转了两圈，

兴奋地说：“烧伤面积如此之大，治愈恢复如此之好，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人间奇迹。”

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的8.0级强烈地震，牵动着全国亿万人民的心，其中有一位年届88岁高龄的特殊老人，在向灾区人民和医务工作者表达问候的同时，还专门对创伤救治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他曾经出现在邢台地震、唐山地震等重大灾难的现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印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他就是中国烧伤外科奠基人之一的盛志勇教授。

“我常在被窝里看书，来不及脱衣服就睡着了”

1920年7月1日，盛志勇出生于上海市杨树浦。父亲盛清诚是一名医生，从南京金陵大学医学系毕业后与妻子罗静安在杨树浦开办了一家名叫“沪东医院”的诊所。杨树浦是一个工业区，那里的贫困工人很多，夫妻二人对他们甚是同情，常常不计得失，为工人们减免治疗的费用。父母悬壶济世的医德深深影响着年幼的盛志勇，使他小小年纪便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为全中国的百姓治病。

1936年，16岁的盛志勇如愿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据盛志勇日后回忆：“上学时每周要学习48个小时，很多人半夜还泡在图书馆，我常在被窝里看书，来不及脱衣服就睡着了。”

1937年，受战乱侵扰，医学院被迫迁入海格路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左侧的临时校舍内。

1939年，上海医学院开始内迁，即将进入大学四年级的盛志勇于当年9月与其他同学跟随吴绍青教授一起前往昆明，开始了临床课程的学习。在昆明的这段时间，盛志勇除学习基础知识，还需跟随教授到门诊分科临诊，并在病房见习。

1940年暑假，盛志勇和其他几名同学从昆明回到上海，由于此时的昆明也常受到日军空袭，所以未能再返回昆明。他们向医学院提出申请在上海继续第五、第六年的学业。1942年盛志勇医学本科毕业，留在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担任住院医生。

1947年，经著名外科学家沈克非教授举荐，盛志勇赴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医学院进修做访问学者。1948年，盛志勇修业期满决定回国发展，他的导师普斯教授对他极为赏识，舍不得这名优秀的年轻人，希望他能留在美国。虽然美国工作条件的确好，但盛志勇始终放不下大洋彼岸的祖国和亲人。1948年12月31日，他毅然回到上海，因局势混乱，他一直在父亲的“沪东医院”上班。

他准备了一个专门的旅行包，只要工作有需要，他随时出发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盛志勇加入志愿医疗手术队，在齐齐哈尔第二陆军医院救治志愿军伤员，每天都要接收许多被燃烧汽油弹深度烧伤的战士。

当时战况异常激烈，对于伤员来说，血液供应是维系生命的希望，然而在以往战争中我方缺乏向战场供血的经验。因此，盛志勇协助沈克非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中心血库，成功研制出了向前线输送新鲜血液的保温防震箱，挽救了数以万计的伤员生命。因为要把大批志愿军伤员运送到后方，用于止血的明胶海绵出现短缺，盛志勇又从冻豆腐中受到启示，成功研制出了淀粉海绵，填补了战伤止血的空白。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因为这段特殊的救护经历，盛志勇在沈克非的推荐下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外科系。为了加强对战伤的研究，1952年盛志勇协助沈克非创建了解放军第一个野战外科实验基地，进行火器伤、创伤弹道学、战伤休克以及同种异体皮移植的研究。1956年，又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急症外科医院。在这方面，他们保持着世界领先的研究水平，直到很多年后美国才设立了这方面的专科医院。

1961年，盛志勇调入解放军总医院。作为一名军医，几十年里他曾多次奔赴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前方开展医疗救护，现身于地震灾难现场，也去过西部边远山区。为此他准备了一个专门的旅行包，只要工作上有需要，他随时出发。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他甚至走遍了广西的每一所医院。在这个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外科抢救经验，也使他成为中国战伤救治领域的权威人物之一。

1969年，盛志勇随医疗队来到陕西安康贫困山区，走家串户为人民群众巡诊治病。有一个40多岁的农民患了疝气，痛苦不堪，由于离县城很远且家境穷困，忍受了十几年。盛志勇就在一个农家炕头吊起白布单，卸下门板，搭起手术台，为他做了手术。手术成功后，这个农民逢人就说：“在咱这山沟沟里，能碰上这样的老把式，真是我的福气啊!”在艰苦的环境下，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盛志勇为山区百姓成功完成了200多例手术。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场7.8级大地震使唐山这个有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遭受灭顶之灾。听闻噩耗的盛志勇第一时间率领一个抢救小组急赴唐山，参与到抢救伤员第一线。当时，一个老太太两条腿被楼板死死挤压住，身子被挤进床下一个狭小的空隙里，在震后15天里，仅靠偶然的雨水和自己的尿液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但心跳已经非常微弱。盛志勇闻讯赶到后，凭着几十年的丰富经验，硬是把她从死神手中抢救了回来。

唐山抗震救灾归来后，盛志勇撰写了《唐山大地震中大批伤员的医疗救护及创伤治疗的回顾》的报告，此报告在第46届美国创伤学会的讲座上宣读，引起国际创伤界的强烈关注与反响。

“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人间奇迹”

自1961年4月起，盛志勇开始深入研究烧伤科相关难题。他首先开展的就是烧伤植皮的相关研究，通过大量的实验，包括对各种动物皮肤的实验，最终发现效果最好的还是人体皮肤。但是人体皮肤不僅获取不易，而且保存也十分困难。于是，盛志勇提出建立皮库的设想。他建议把平时搜集到的异体皮肤保存起来，需要时便可拿出来使用。

1972年，盛志勇从国外一则关于冷冻储存皮肤的报道上得到启发，又打听到北京郊区一所牛奶厂拥有达到零下170多度的冷冻技术。于是，他冒着炎炎烈日，踩着自行车登门求教，带领学生们反复实验。他们先后攻克了储皮装置研究、皮肤活力测定、抗冻液配制、皮肤消毒方法以及在不同温度下降温、复温控制等技术难关，终于研究出了用液氮储存皮肤的玻璃化储存方法，建成了当时全国第一家、亚洲最大的低温异体皮库，使皮肤移植后的存活率稳定在95%左右。

这座皮库先后向20多个省市100多家医院提供异体皮，挽救了1000多名大面积特重型烧伤患者的生命。此后，盛志勇还把这些经验无偿传授给全国的许多医院，帮助他们建立皮库。

1980年10月15日，北京某部机房发生了一场意外火灾，青年女话务员孙波和5名同事被严重烧伤。送往医院抢救后，另外5人先后死亡，而28岁的孙波也被烧得几乎体无完肤，全身焦黑如木炭，生命垂危。在当时有一个说法，病人烧伤面积如超过30%都救不活。而盛志勇所看到的孙波，全身烧伤面积达95%，深度烧伤为90%，同时伴有严重的呼吸道损伤，只有微弱的心跳证明她还活着。盛志勇惊喜地发现孙波竟然有一处皮肤并没有完全烧伤，这意味着她可以用异体皮做植皮，这是她生存下来的唯一希望。

盛志勇和同事先后为孙波进行了38次植皮和整容手术，最长一次手术近8小时。为使孙波完全康复，他坚持了20年的追踪治疗。如今，孙波已能用失去10指的双手包饺子、钩编织品等。当记录孙波救治、康复的资料片在美国烧伤界放映时，一名美国教授非常激动，竟把介绍情况的中国学者抱起来转了两圈，兴奋地说：“烧伤面积如此之大，治愈恢复如此之好，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人间奇迹。”

大面积深度烧伤的病人，痊愈后的皮肤容易发生色泽的改变。整形植皮技术再高明，也难以使得所植皮片的色泽与周围正常皮肤的色泽完全一致。盛志勇认为，现代烧伤治疗的目标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保住生命，而应该最大限度地恢复病患的身体机能以及外貌，解除精神上的负担，使他们达到生活自理，有较高的生活质量，还要走向社会，为社会所接受，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盛志勇和同事在烧伤领域开始了新的探索，在国内最早研制出适用于烧伤患者涂用的化妆油彩，解决了浅度烧伤愈合后皮肤色素沉着或脱色素的问题。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们根据烧伤的不同情况，总结出一套不同手法的体疗按摩规律和系列功能康复疗法，达到了无疤预防，有疤早治，促进功能康复的效果。一个个四肢疤痕挛缩畸形、长年卧床的患者，在他们的治疗下重新站起来，有的甚至能重返工作岗位。

大面积烧伤后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皮肤出汗问题，这也一直是困扰世界烧伤界的重大难题。21世纪初，盛志勇和付小兵教授带领课题组，首先从细胞诱导分化领域开展了汗腺再生研究。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将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诱导转变成为汗腺样细胞，并于2007年在国际上首次利用人体干细胞再生汗腺获得成功。该系列研究成果突破了国际上汗腺再生的难题，为解决严重创烧伤病人后期不能出汗的问题提供了创新思路和治疗方法。该研究在国际学术期刊《创面修复与再生》杂志发表时，该杂志主编撰文称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

正是盛志勇及其同事在烧伤领域取得的创新性研究成果，把我国大面积烧伤救治水平推向了世界领先地位。在他们收治的2万余例烧伤患者中，烧伤总治愈率达99.8%，远高于美国的95%和英国伯明翰烧伤中心94%的治疗水平。

尽管在烧伤外科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盛志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只是风轻云淡地说：“我没做什么大的贡献，有些工作我自己做，许多工作是我出点子，由年轻人去做。可能是做了一些别人没做的事吧。”如今已经100岁的盛志勇，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身板硬朗，和蔼的语言中透着练达与严谨。

(参考资料：《烧伤外科专家盛志勇：为患者抚平“伤疤”》新华网2017年4月3日、《掬洒生命的甘霖(名医谱)——记我国现代烧伤医学主要开拓者盛志勇院士》《人民日报》2011年5月27日;作者：吕芮光、张献怀)

张金哲：“中国小儿外科之父”

他代表了中国儿科医生的技术水平

“我们都讲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要交给老百姓才是力量”

“好的儿科大夫必然是爱孩子的大夫”

张金哲的女儿成为全国“新生儿皮下坏疽”手术后成活的第一个病例，也成为他进行小儿外科手术的第一个创举

北京儿童医院，每个周一和周四清晨，百岁老人张金哲都会从人流如梭的门诊大厅穿过，来到外科门诊。他清瘦高挑、白衣笔挺，口袋里永远装着一个诊疗时用的小耳镜，那是他变魔术的道具。

张金哲，我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小儿外科之父”。1920年9月25日，张金哲出生于天津宁河县寨上庄，在顺利完成小学与中学教育后，于1938年分别报考了燕京大学、天津工商大学和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入学考试国文题目为《入学志愿》，张金哲写下了《不为良相，宁为良医》一文，获高分被录取，从此与医学结缘。

中国自古就有“宁医十男子，莫医一妇人;宁医十妇人，莫医一小儿”之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没有一家正规的儿童医院，更不用说小儿外科了。讲到自己做了一辈子儿科大夫，张金哲说：“我的经历让我有坚实的信念和思想基础。”

1941年，张金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协和医学院。可没过几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学院关闭，全体学生被强迫编入当时日本人控制的北大。张金哲拒绝进入日本人的学校上学，后来听说自己在日军黑名单中，1942年大年初二他连夜只身逃往上海，经过几年碾转后进入上海医学院。

当时他借住在一个远房亲戚家，医院里没有儿科，亲戚同事们的孩子有了病，就请张金哲帮忙治疗。从那时起，张金哲就深深感受到孩子得了病，父母们比自己生病还要难过。但那时候无论是处在战乱中的中国，还是像日本这样相对发达的国家，都没有儿科，很多孩子得了病根本无法治疗。

1945年日本投降，张金哲回到北平，在中和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前身)任外科实习医师。有一天，张金哲在医院值班，恰逢他的一位中学老师带着未满一周岁的女儿来求医。孩子患的是白喉，这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张金哲知道，治疗这种病要做气管切开手术，但他刚毕业，做不了这项手术，于是请示上级大夫。大夫告诉他，没有人给小孩做过气管切开，医院也没有适合孩子手术用的器械。最后，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张金哲。

“这明摆着是能治的病，结果就因为没人做过，没有设备，孩子就这样死了。”张金哲痛惜地说。他一直记得，老师抱着孩子离开时，一句话也没有说。

3年后，一种后来被命名为“新生儿皮下坏疽”的传染病席卷了全国各地的产房，感染的患儿死亡率高达100%。那时，张金哲已升任总住院医师，每个病例都要经他拍板，他亲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孩子刚出生不久后就死去，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这时，他开始查阅大量资料，通过研究分析，大胆提出在感染大面积扩散前将婴儿的患处切开，放出脓血以缓解病情。他的建议得到病理科同事的支持，却遭到临床大夫们的一致反对：中医讲“熟透”了才能开刀，西医讲“圈住”了，不再扩散才能开刀，而张金哲的想法无论中西医都不能认同。

1948年8月，张金哲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尽管一出生就立即出院，但还是未能幸免地感染了“新生儿皮下坏疽”。张金哲当机立断，亲自给女儿按照自己的设想做了手术。“看得太多，我知道，不切这一刀，她必死无疑。这种情况，我也不用再请示谁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孤注一掷。”没想到，张金哲的女儿成为全国“新生儿皮下坏疽”手术后成活的第一个病例，也成为他进行小儿外科手术的第一个创举。

后来，张金哲又用同样的方法成功治疗了几名患儿。很快，他的辦法不胫而走，在全国得到推广，使“新生儿皮下坏疽”的死亡率迅速下降至10%，而后又降到5%。

正是这样的经验让他意识到，婴儿手术死亡率之所以居高不下，与医生惧怕困难、无人认真钻研有关，于是他坚定了开创小儿外科的信念。

在家里建了一个“小作坊”，发明了多种医疗器械

1950年7月，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代表大会在京召开，著名儿科专家诸福棠向时任中央人民医院院长胡传揆提出：“能不能支援我们一个外科大夫?”胡传揆指着当时恰好站在他身旁的张金哲笑着说：“你看他怎么样?”诸福棠询问张金哲的意愿，那时专攻小儿外科已成为张金哲的心愿，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不久，张金哲在中央人民医院挂出了中国第一个小儿外科门诊的牌子，该门诊部设有5张病床。可是，让张金哲没想到的是，他遭遇的第一个困难不是疑难杂症，而是没有病人，甚至连挂号的人都没有，因为那时还没人知道有个小儿外科。就在张金哲快要坚持不下去时，一个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孩子，让他把差点关张的诊室坚定地开了下去。

起因是有名产妇生下了一个脑袋后面长着一个比脑袋还大的“球”的婴儿。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呼吸，被扔进了垃圾桶。清洁员看到后，把孩子送到了张金哲的小儿外科。张金哲立即为孩子实施切除手术，孩子后来恢复得很好。“外面说我能起死回生，能切‘大脑袋’。其实，手术很简单，这件事情被宣传后，开始有病人来了。”张金哲回忆道。

1955年，张金哲调任新建的北京儿童医院外科主任，该科设15张病床，两间手术室，这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小儿外科中心了。当时，小儿手术死亡率超过30%，而成年人的手术死亡率仅为4%至5%。张金哲认为，这说明我们的手术技术没有问题，关键在于没有专门从事、钻研小儿外科手术的医生。

要给孩子做手术，首要解决的问题是麻醉。当时我国麻醉水平严重滞后，拖了小儿外科的后腿。经过摸索，张金哲和麻醉专家谢荣合作首创了肌肉注射基础麻醉加局部麻醉的方法，同时还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婴幼儿特点的检查和诊断方法;发明了一系列适合小儿外科手术用的医疗器械。

先后有50多项发明在张金哲家里建的一个“小作坊”里诞生，其中包括后来被国际同行广为称道的用于巨结肠手术治疗的“张氏环钳”、使无肛门手术避免开腹的“张氏膜”、胆道再造手术防返流的“张氏瓣”等原始用具模型。这些发明中有不少在全国免费推广，还有一些至今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里被广泛应用。“外科是要动手的，白求恩都说了，外科医生至少是个木匠。”张金哲经常强调，要当好小儿外科医生，务必手脑并用。

2000年，张金哲在意大利获颁被视为国际小儿外科界最高荣誉的英国皇家医学会“丹尼斯·布朗”金奖，理由是：他代表了中国13亿人口大国儿科医生的技术水平，他的张氏环钳、张氏瓣、张氏膜等发明，丰富了国际小儿外科技术。

2010年，张金哲又荣获世界小儿外科学会联合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在张金哲等儿科专家的带领下，北京儿童医院小儿外科到现在已拥有肿瘤、泌尿、骨科、整形外科、心脏外科、胸外科、神经外科及新生儿外科等十几个专业。中国小儿外科从零起步，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在国际小儿外科界拥有了话语权。

“我们都讲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要交给老百姓才是力量”

除了钻研医疗专业技术，张金哲还特别重视科普工作。从上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时期起，他就开始从事科普宣传。起初，他是为了提高老百姓对医学，特别是创伤的认识。此后，张金哲就发现科普很重要。他一直记得周恩来的一句话：“我们都讲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要交给老百姓才是力量。”

张金哲把科普工作列为自己工作的重点之一，他认为医药卫生知识是群众最关心的，医生看病在三五分钟内把病给患儿家长讲清楚，就是最好的科普;把常与患儿家长谈的话，印成材料就是科普读物;患儿或家长理解了再给别人讲，比医生讲更有效;一个好医生必须钻研如何给不同人群讲病，病人听懂、爱听就是好科普。

他以身作则，先是以个人身份在报刊及电台宣传一些儿科和儿外科常见病知识，后来主编《小儿常见病问答》《小儿家庭急救事典》等著作。在担任北京市科普作协及全国科普作协理事期间，他积极致力于医学科普组织工作，编写各种科普著作，组织并推动中青年人参加科普写作，除此还参与了科普电影、电视台广播等方面的科普制作，受到各方好评。在他的推动下，北京儿童医院还曾定期出版专门的科普小册子，效果良好。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中青年科普作者，活跃在科普阵地上，有些还作为主编出版了科普专著。张金哲1964年至1986年任中华医学会科普委员会副主委，在专业杂志上特辟科普专栏，宣传普及小儿外科知识。鉴于多年来他在科普工作方面的贡献，1991年被全国科协授予“突出贡献科普作家”称号。

除了编写科普读物外，张金哲还认为应该在平时的工作中融合科普教育。2002年以前，张金哲一直住在医院内的宿舍，夜间常到病房看看，和家长聊聊，谈谈孩子的病，尽量讲透讲深，病人家长非常爱听。在长途车上，他只要讲病，立刻成为车厢中谈话的中心人物。他的想法是，希望让家长多知道一些医学知识，而家长医学知识的普及必然有益于孩子的健康，这才是科普的力量。

“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饱暖，四邻宽容”

从医70多年，张金哲有一套自己琢磨出来的“接诊学”，至今每个病人进来，他都起身相迎，看完病起身相送。为了让病人一进门就知道是谁在为他看病，张金哲用醒目的字体在白大褂的左前胸描出“外科张金哲”5个字。每次换洗白大褂，字迹模糊了，他就用签字笔重新再描一遍。他经常对年轻的医生们说：“病人把命都交给你了，你得让人家一进门就知道，他是把命交给了谁。”

在门急诊，许多医生因为孩子哭闹无法触摸腹部而感到束手无策。为此，张金哲总结出对比法、三层检查法、从母亲身后伸出手去触摸婴儿腹部等一系列检查方法。对于婴幼儿急腹症，他要求在来诊时、化验后和住院前(或睡后)3次触诊腹部，这样可以得到准确的体征。

多年来，张金哲的衣兜里随时装着写有各种疾病的小纸条。每张纸条上，写着一种病的症状、治疗要点、注意事项。为孩子看完病，张金哲就会撕下一张纸条塞给家长，并照着小条给家长讲。家长不仅得到了安慰和信心，回去还可以再复习，按照医生说的话照看好孩子。

做医生最大的医德，就是尽心尽力把病人的病治好。张金哲常对学生说：“好的儿科大夫必然是爱孩子的大夫。”医生不管水平多高，永远是个服务者，既要从治疗方面为患者着想，也要从后期护理、经济承受能力等方面为患者考虑，用最简单的方法、最便宜的药治好患者的病，同时，多一点耐心，多一点解释。

数十年来，张金哲解决了不少医学难题，为成千上万的婴幼儿成功实施手术，挽救了许多幼小的生命，使许多先天畸形的新生儿恢复正常，健康成长，并创造了小儿阑尾炎手术30年15000例无死亡、急性绞窄性肠梗阻包括坏死休克患儿连续100例无死亡的纪录。

1997年，张金哲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小儿外科界的第一位院士。很多人向张金哲表示庆贺，他则笑呵呵地写下一幅书法挂在家中：“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饱暖，四邻宽容。”

“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要干活。人要是不干活，就算活着也没意思。”虽然张金哲年事已高，院方也曾多次劝他休息，但他仍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患者。除门诊外，他还会到病房查房，和年轻大夫讨论业务。他说：“很多病人看了很久、转了那么多医院，看到我这一头白发的老头儿，总还能比较信任。我不想闲下来，工作让我长寿。”

张金哲的兴趣也很广泛，业余时间经常练练书画，喜爱戏曲的他，还时不时是唱上几嗓子。他说，人乐观些，每天让自己充实些，感觉前途有光明，活着就有奔头;总感觉有事情要做，就一定会长寿。

(参考资料：《著名小儿外科专家张金哲院士：大医至仁》《中国科学报》2014年8月15日、《張金哲：94岁的出诊大夫》《中国青年报》2014年8月15日第1版、《张金哲94岁的儿科医生》《中国青年报》2014年11月5日、《长寿者的心得都很简单，儿科泰斗张金哲也一样》《燕赵老年报》2019年7月31日等;作者：夏媛媛、王梦悦、杨杰、江南等)

沈渔邨：中国现代精神病学奠基人

“人民的需要、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人民用小米养育了我，我要为人民的利益去工作，

走了搞精神病学这一步，我一直没有动摇过”

将居里夫人作为自己的偶像

1924年1月6日，在离杭州西湖不远的将军路上的一所老房子里，降生了一个女婴。女孩的父亲叫沈锦椿，字绮士，时年34岁，任杭州官巷口地区邮政局主任，为人安分守己，克己宽人，不与人争权争势。这是沈锦椿的第三个女儿，他给这个小生命取名为“沈渔邨”。沈锦椿在邮局属高级职员，收入尚可，又在西湖箩岭和莫干山各置了一亩多地，足以支付几个孩子的教育费用。沈渔邨的母亲张春如虽是家庭妇女，但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独立自主的能力与性格。沈渔邨从小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

1937年6月，沈渔邨从浙江杭州盐务小学毕业，8月入读杭州市立初级中学。但不久淞沪会战爆发，沈锦椿随邮政机关迁往浙东。同年11月，入学仅3个月的沈渔邨便不得不随家人离开杭州，前往上海。

当沈氏一家风尘仆仆地踏上十里洋场时，上海已沦陷，沈家只好暂住在法租界的二哥家中。1938年2月，沈渔邨入读上海中国女中，成为初中二年级学生。待时局稍稳定后，沈氏夫妇又回到杭州，沈渔邨一人被留在上海，继续求学。那段岁月生活虽然艰苦，但她萌发了对理科的兴趣，甚至将居里夫人作为自己的偶像。

1940年6月，初中毕业后沈渔邨考入上海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读高中。扬州沦陷后，学校四分五裂。校长周厚枢偕部分师生分别在上海与泰州复校。其后泰州部分又一分为二，一部分迁往上海租界，习称“泰校”，沈渔邨就读的正是“泰校”，学校的理工科课业很重。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时局一片混乱。1942年11月，公立扬州中学被迫关闭。刚刚完成高中第三年上半学期学业的沈渔邨又一次面临失学。当时她听闻西南联大可以免费读书，便动起了离沪赴滇，继续求学的念头。

1942年底，在老家商人的帮助下，沈渔邨和父亲一同离开杭州，越过了日寇的封锁线，经浙东、江西、湖南、贵州，历尽艰辛抵达了昆明。安顿下来后，沈渔邨开始报考西南联大。

1944年6月，沈渔邨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同年9月，沈渔邨成为了西南联大物理系一年级的新生，踏上了她向居里夫人学习的路程。1945年9月，沈渔邨在物理系读完一年以后，转入生物系，就读医预科。

据沈渔邨的同学经永春回忆，她父亲经利彬时任昆明医药研究所所长，与西南联大生物系主任李继侗是好友。经利彬与李继侗聊天时，提到了女儿经永春想学医，而西南联大又没有医学院。于是，李继侗就说：“我可以先办个预科，协和以前也有医预科。3年医预科后，战争结束了，他们就可以回去读医学院了。”就这样，李继侗便在生物系下成立了医预科。医预科虽然成立了，但只是临时组建，并不在西南联大的正式建制之内，所以既没有正式的教师，也没有固定的课程。医预科同学所学的课程都是李继侗从生物系、化学系和物理系所开设的课程中选取的，像普通化学、普通物理、普通生物等3系的基础课都要上，至于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等这样的医学专业课并没有开设。沈渔邨在医预科时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医预科并没有像李继侗当初设想的那样读3年，而是只读了1年，因为抗日战争结束了，西南联大解散，所有学生分归各校。

目睹生命与鲜血的流逝，沈渔邨决定不再做一心读书、不问政事的书呆子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学习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进步气氛浓厚，学生经常办贴进步壁报、进行演讲及其他社会活动。在民主思想的熏陶下，沈渔邨的内心深处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1945年8月15日，抗战结束。然而，烽烟并未就此熄灭，国共内战即将爆发。为了能摆下一张平静的课桌，西南联大的师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反内战、要和平的民主运动。1945年11月19日，重庆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等500余人，举行“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亲眼目睹生命与鲜血的流逝，沈渔邨震惊了。良知与愤怒使她觉醒，决定不再做一心读书、不问政事的书呆子。她写道：“目睹老师们在物质生活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严谨治学，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支持民主运动，使自己深受教育，从一个埋头读书的青年，进入了青年民主运动的行列，懂得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负有争取民主、民族解放的神圣使命。”从此她积极投身到民主运动中去。惨案发生后，联大师生在全市发动罢学、罢市。沈渔邨被选为联大学生自治会理事，负责发动、联络昆明中学生等工作。1946年2月，经联大社会系学生彭珮云介绍，沈渔邨加入民主青年同盟。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开始北返。随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盟解散，每个学生都要事先填报志愿，表明自己希望在哪所学校继续学习。当时，李继侗在西南联大创设医预科，就是针对协和的，他希望医预科的同学将来能进入协和学习。但当沈渔邨等人来到北平时，发现协和医学院要等到第二年才能复校。于是沈渔邨选择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业。

1946年10月，北京大学医学院正式开学。在这里，沈渔邨开始了她的学医生涯。

“人民的需要、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务院迅速制定了恢复经济的三年计划。与此同时，大量培养国家急需优秀人才的问题也迫在眉睫，为此，国务院决定选派300余人前往苏联学习，其中包括沈渔邨在内的30名医学生。

临行之际，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学习任务书。这份任务书根据国家的需要和自己的意愿，详细写明了每个人赴苏后的学习纲要和重点学习任务。大家所学内容五花八门，从基础到临床，再到卫生管理，几乎无所不包。1951年8月11日，教育部在老北京饭店设宴，给全体留苏学生饯行。周恩来亲自讲话，并留下十六字赠言：“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努力学习，为国争光”。

沈渔邨最初到苏联是学习抗生素方面的知识，但1952年，在莫斯科第一医学院已学习一年的沈渔邨接到了国内的通知，由于国内奇缺精神病科的医生，上级让她转学精神病学。沈渔邨又一次服从了组织安排，转到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的精神病科改学精神病学。没想到这成为了她将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40年后，当人问及：“当年在苏联你被要求改换志愿时，你当时有什么想法?”她淡淡地说：“我没有更多的想法，我觉得人民的需要、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人民用小米养育了我，我要为人民的利益去工作。走了搞精神病学这一步，我一直没有动摇过。”

沈渔邨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时，学校里也曾讲授过精神病学，但毕竟不成体系。沈渔邨无疑面临着新的挑战，她需要自学精神病学方面本科的课程。但是，这些都没有难倒她。1955年8月，沈渔邨从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毕业，获副博士学位。题目为《有关强迫状态的治疗及病理生理机制》的论文，部分内容发表在1959年的苏联精神病学杂志上。同年9月，她被授予斯达汉诺夫突击手奖，以褒奖她的勤奋和优秀。

光着一只脚也要去当地卫生站给病人看病

1957年5月，上海《解放日报》报道了著名演员、歌唱家周璇使用氯丙嗪治疗后，即将复出的消息。沈渔邨的第一反应便是，氯丙嗪改变了大脑的生化反应。这种猜测，后来便转化为她从事精神药理研究的起点。1962年，沈渔邨在国内首先建立了“精神(神经)生化研究室”，开始探讨神經介质与精神疾病及精神药物的关系，以及神经介质在精神病理及精神药理中所扮演的角色。1964年，由张文和和沈渔邨合作撰写的有关“5-羟色胺”的论文发表。让沈渔邨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两篇文章发表不久，国外精神病学界便知晓了沈渔邨这位中国的精神病学家。

1973年，北医三院恢复了精神科的建制，沈渔邨被推选为精神科主任。来到北医三院精神科，沈渔邨开始和同事们一起忘我地工作。临床工作上，她深切地体会到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是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志，因而十分注重病人的医疗环境，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为尽快控制精神病人的病情，她带头创立了人工冬眠疗法，该法能够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病人的兴奋。

“精神病人的治疗必须得就近，远了不行。”沈渔邨说，“有的精神病人被七八个人捆了来找我看病，情况有所好转回去后又没人管了，路程太远了，来一次很不容易。”

为解决这一问题，1976年，沈渔邨和同事们在北京市海淀区11个公社19万人中开展农村家庭社区精神病防治试点工作，即在每个公社培养一名不脱产的精神科医生，“在我们这里接受半年的培训，然后培训公社下面大队的卫生员，给他们灌输科学观念，消除当时普遍存在于老百姓中对精神病人的错误认识”。

沈渔邨在同事们的支持下，每个人分头落实一个公社。“当时没有任何经费，大家的午餐都是从家里带的盒饭，交通则靠自行车，每周六、周日骑自行车到颐和园，然后把车存放在那里，再转乘公交车到公社。”

有一次，沈渔邨到一个家境很差的精神病人家中了解情况，正赶上这家人吃饭，老乡很朴实地指着桌上摆着的几个不是很干净的碗碟请她坐下一起吃，沈渔邨说了声“谢谢”后便端起碗吃了起来，她的这个举动让她和患者及其家属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不少。

试点工作进行了3年，沈渔邨和同事们克服了种种困难，风雨无阻。有一次，她骑车途中遇上了大雨，不慎在田埂上滑倒了，浑身泥水，一只鞋也掉到水沟里找不到了。与她同行的同事劝她回去，她执意不肯，说早跟人家约好了，不去对不起人家。就这样，沈渔邨光着一只脚走进了当地卫生站。

功夫不负有心人，海淀区的3年试点摸索出了不少成功经验，被同行称为“海淀模式”。1980年，沈渔邨又把“海淀模式”推广到山东烟台地区。在烟台卫生局局长和山东莱阳精神病院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下，680万人口开展的治疗中，使得2500余名精神病人获得治疗机会，病情得到改善。

为了向国内同道介绍国际神经科学和精神病学的进展，推动我国精神病学的发展，沈渔邨还发起主编了大型教科书《精神病学》，1980年10月，《精神病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后来成为许多医学院校精神病学的指定参考书，在我国精神病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推動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的精神病流行病调查

1979年，随着中美建交，中国的大门再次向世界打开，中国的学术界再次与世界有了联系。WHO(世界卫生组织)开始对中国很多不同的学科给予一定的资助，其中也包括精神病学。1979年3月3日，56岁的沈渔邨作为访问学者远赴丹麦、英国、瑞士的精神病学研究机构参观访问学习，并在英国接受了WHO的培训。7个多月的奔波，走过了一家家单位、机构，沈渔邨对国际精神病学和精神卫生工作的现状，有了清楚的认识，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从国外访学归来后，沈渔邨下定决心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精神卫生研究所”。1980年，在沈渔邨的邀请下，当时WHO的副总干事兰博和精神卫生司司长N.赛多利斯来到中国，他们也支持成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并建议以此为中心开展工作。1980年3月，经卫生部和北京医学院批准，北医三院精神科独立建成北京医学院精神卫生研究所，这是一个集医教研于一体的独立机构。

精神卫生研究所成立3个月后，就与WHO举办了第一个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历时两周，对中国精神病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这次研讨会结束后，沈渔邨便开始着手推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的精神病流行病调查。

1982年7月1日，由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以及西北六大地区12个单位协作的大样本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完成。这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份科学地反映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状况的完整资料，为国家制定精神卫生政策提供了依据，提高了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学术水平。

沈渔邨在与国际精神病学界交往的过程中，得到了大家很多的帮助，也为精神卫生研究所带来了很多助力。当然，沈渔邨本身所具备的能力和品质是获得国际认同的前提。1986年，沈渔邨被挪威科学和文学院聘为国外院士。1986年5月，沈渔邨应邀参加了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举行的第138届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年会，并作了特邀发言，同时被邀请做特约学术报告的还有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沈渔邨的这次报告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受到了与会同行的高度评价。1990年12月，沈渔邨被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聘为国外通讯院士。

2004年，沈渔邨已81岁高龄，陆续将研究所的工作交给了别人，但她工作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停息。沈渔邨是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的副会长。1994年，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从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分会中分离出来。从此，精神病学科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团体，这是中国精神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沈渔邨曾经写过一段话：“精神科和许多学科有交叉重叠。要利用各种可能的场合进行交流、宣传自己、学习他人的经验，包括学习国际同行的经验。我们将面临的巨大挑战，其中包括医疗改革在内的各种改革的挑战。如何适应形势的变化，积极配合乃至引导变革，使之向着有利于专科的方向发展，将是我国精神科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验。展望新的世纪，应该说是希望与挑战同在、困难和机遇共存。然而，有压力才有进步，深信我国的精神科一定能够战胜压力。”

(参考资料：《沈渔邨：以科学精神体现人文关怀》人民网2020年1月3日、《沈院士：一生只为疗“心病”》《健康时报》2006年7月10日等;作者：凌薇、薛京等)

孙燕：中国肿瘤内科治疗创始人

“中医学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应格外珍惜”

“如果为了多挣钱，你为什么不去经商?”

“我更高兴地看到，有的学生比我做得更好”

“同是济世救人，良医堪比良相”

孙燕，著名临床肿瘤学家、中国内科肿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29年2月，孙燕出生于河北乐亭一个普通家庭。1948年，孙燕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在北京汇文中学的高中学业。校长告诉他，作为5名优秀学生之一，他将得到去美国继续学习的奖学金。然而，孙燕决定留下来和同胞们一起迎接祖国伟大的历史转折。当时，他看到自己同学的父亲开诊所为广大劳动人民看病，深受爱戴，十分敬佩，便立志学医报效祖国：“同是济世救人，良医堪比良相。”

同年，孙燕考入燕京大学，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但学医是艰苦的，由于严格的淘汰制，第三年转入北京协和医学院时全班就只剩下一半同学，毕业时还将经历再一轮的淘汰。那时孙燕是学校多个兴趣社团中的活跃分子，为了完成学业当一名合格的医生，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些爱好。

1956年，孙燕成为医学博士。1958年5月，孙燕在昌平上苑乡麦庄，边劳动边给周围的农民看病。1959年2月，孙燕被调至医学科学院西山造林队，当上了一名真正的医生，同年10月，他又被调到北京日坛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前身)。当时，孙燕最大的兴趣在外科，满以为可以痛痛快快地拿起手术刀了，可是院领导给他压上了一副沉重的担子：开创一个新的学科——肿瘤内科。

当时，医院的内科治疗组病床和药物都非常稀缺，而且只有孙燕和与他年龄相近的周际昌两名医生。受命之后，他们边实践边摸索，很快工作就有了起色。

1965年，肿瘤内科的病床增加到了30多张，科室成员增加到了5名青年医生、2名进修医生和8名护士，已初具规模。同时，科研和医疗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1960年起，孙燕他们便试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开发的抗肿瘤新药，并取得了很好的疗效。1962年，莫斯科召开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孙燕撰写的相关论文在会议上轰动了国际肿瘤学界，国内外的专家们称之为“药物治疗有效控制肿瘤的典范”;1978年，这一研究又获得了我国的科学大会奖。同时，他们开创的乳腺癌晚期术前化疗、胸壁复发的局部治疗、肺转移的治疗研究，也使一部分患者的存活期长达10至30年;他们开展的胸腔积液的局部治疗以及头颈部癌的动脉化疗等的医学临床研究，均在国内属于首创。

然而，正当肿瘤内科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刻，孙燕被下放到甘肃，肿瘤内科被解散。直到1972年，周恩来亲自把他和几位专家调回北京，肿瘤内科才重新组建。

作为第一批访问学者，1979年至1981年，孙燕以客座教授身份在美国M.D.Anderson癌中心从事研究工作;1982年初，他带着在美国的收获返回国内，承担起了发展肿瘤学科的历史使命;1983年，孙燕成为协和医科大学临床肿瘤学教授;1984年至1992年间担任内科主任。此后在多方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内科成为了国内最大、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科室。

中西合璧，成就肿瘤“综合治疗”思想

半个多世纪的孜孜以求，孙燕的学术视野遍及中西医各个领域。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孙燕“综合治疗”的学术思想，事实上影响了我国后来的肿瘤医院的学科建设格局。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如此评价孙燕：“他發掘祖国的药物遗产，在肿瘤内科治疗方面特别提出中医的‘扶正固本’观念及治疗方法，取得了很大成就，对于中医在肿瘤内科治疗方面作出了贡献。”

虽然西医出身，但孙燕对中医极有兴趣。“中医学是经过我国几千年筛选后的成果，我国医学家应善用这笔宝贵财富，为世界医学作出独有的贡献。”秉持这一观点，孙燕于1960年脱产1年师从三代世医姚孝武学习中医。

下放甘肃定西时，孙燕发现当地盛产的黄芪有祛邪扶正的疗效，于是决定从黄芪入手开展对扶正中药的研究。在那之后的数年，他通过研究发现，传统中药黄芪、芦笋、仙灵脾、女贞子等可帮助恢复人体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细胞的活性，与放疗、化疗相配合，能有效改善患者的远期疗效。这一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反复试验的证实。孙燕又提出，通过测定服用扶正中药病人的免疫指标来判断中医治疗的效果，这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新领域。

1993年，台湾荣民总医院院长给孙燕写来一封信，请他为一位食管癌晚期病人提供治疗意见。孙燕根据自己的经验，为病人提供了紫杉醇和一些扶正中药的资料。结果病人情况很快有了起色，他一定要亲眼见见这位了不起的大夫。这位病人就是蒋介石之孙蒋孝勇。后来蒋孝勇争取到了赴大陆探亲治病的机会，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在这以前，孙燕也曾结合中医扶正祛邪的方法为新加坡的两位副总理治疗过淋巴瘤，取得良好效果。中国的传统中草药竟有如此神奇的作用，引起外国同行的极大兴趣，一时间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

此后，孙燕应用“祛邪-扶正-强化治疗-扶正”治疗肿瘤的模式，继续深入研究，不时发表新的论述，将我国淋巴瘤和小细胞肺癌综合治疗的治愈率，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他们为配合临床治疗研制的一些中药治剂自投产以来，一直畅销国内外，并获得4项专利。直至今日，孙燕对中医药的研究兴趣丝毫未减，“中医学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应格外珍惜”。

“穿上白大衣，你就是一位救死扶伤的战士”

孙燕的敬业精神是出了名的。尽管他身兼世界卫生组织癌症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抗癌联盟荣誉会员、亚洲临床肿瘤学会副主席、国家抗肿瘤新药临床研究中心主任、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理基地主任等数职，但他最看重的还是医生这一职责。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孙燕就承担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经他救治的国内外知名人士不计其数，但在他眼中，病人没有高低贵贱，他都会一视同仁。孙燕经常教导学生：“穿上白大衣，你就是一位救死扶伤的战士，应当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他最憎恶那种从病人身上捞取钱财的丑恶行为。“如果为了多挣钱，你为什么不去经商?”

孙燕永远不会忘记，1970年一个寒冷的冬日，在他就要下放甘肃的前夕，3个他治疗过的淋巴瘤患者，推着平板车，送来了一个木箱子。当时物质十分匮乏，这个箱子是他们用自己家里和四处拣来的木板拼凑在一起做成的。孙燕觉得实在担负不起患者给他的那份真情和挚爱，为此，他加倍努力地工作。

孙燕忘不了，质朴的农村大娘放在他面条下的鸡蛋;忘不了，在离村的那个晚上，乡亲们挤满了自己居住的小院，150多人为他送行一直送到车站;忘不了，自己抢救的男婴从此改名“敬燕”;忘不了，经他治愈的女孩，执意做自己的义女;忘不了，因为救活了已穿上“寿衣”的败血症妇女，老乡们将“定西名医”的称号送给了他……多少年过去了，每当看着病人寄来的照片，收到农村捎来的土特产，各地的患者和家属来京看望问候自己的时候，孙燕心里感到了极大的宽慰。

当然，孙燕更忘不了晚期病人“救救我”的痛苦呼唤，以及他们临终前“希望你能早日制服癌症”的嘱托。这让孙燕心痛，更促使他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多年来，孙燕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着特殊病人的病历号以便查询。每周科内大查房他总要设法参加，对于一些不太明确的想法还要回去翻书。他毫不掩饰：“我并不是什么都会。”他对学生说：“面对病人我们不可以有半点儿不懂装懂。医学是科学，立竿见影。你处理对了，病人得益，处理错了病人会因而受损。必须学会通过实践校正自己的判断和改进给予病人的处理。”

孙燕每年都要外出参加国内外的一些重要会议，每次回来总要向科室或院里汇报会议的主要内容，将重要的新进展和大家分享。他经常带资料给青年医师，每编写或翻译一本书首先想到的是赠给图书馆，还从国外为图书馆带回有关刊物。

孙燕心存大志，人缘极好，他从不计较别人的说三道四，“只要我们真诚待人，总会感动上帝的”，正是他的这份真诚和宽容，使他在国内外同行中威信很高，是大家公认的学科带头人。

喜欢教学，“因为它使我的学术生命得以延续”

作为协和医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孙燕喜欢给学生们上课。越是年岁大了，他这种感觉就越强烈。孙燕说：“肿瘤学是一门既艰难又有趣的学科，需要不断学习、研究和实践，其间有太多的课题要做。一个人的知识、精力和时间太有限了，就是不吃不喝也做不完，因此需要培养大批新人。”

站在讲台上，孙燕感觉好极了：“我可以畅快淋漓地把自己对人生、对生命科学的理解以及多年来积累的临床经验，传给年轻的医生们，使自己的学术生命得以延续。那种满足无法言喻，我更高兴地看到，有的学生比我做得更好。”

孙燕每次讲课都要认真备课，哪怕是讲了多年的课题也要重新准备资料。“肿瘤综合治疗”他已经讲了30多年，但很多中年医师，甚至主任医师，有机会仍愿意再去听听，“听孙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每次都有新内容”。有的青年医生就是听了孙燕的课后报考了他的研究生。

现在，孙燕已培养了40多名临床博士生、4名硕士生和千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医师。他关心全国内科肿瘤学的发展，把帮助、培养各地青年医师当成自己份内的事。对愿意进取的医师他从不拒绝，而是备加爱护，为他们创造机会在工作中提高。

多年来，孙燕笔耕不辍，先后参与编写了20余部学术论著，发表了400多篇论文，这是他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最好总结，也是送给后来者的宝贵财富。

(参考资料：《院士孙燕，“80后”的肿瘤防治事业奠基者》《中国当代医药》2014年第29期、《人生如歌——走近孙燕》《科学新闻周刊》2001年第50期、《孙燕：一部中国肿瘤内科发展史》《中国医药科学》2012年23期;作者：江沪沪、凌寒、史费菲)

侯云德：“中国干扰素之父”

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甲流疫苗上市的国家。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注射两剂，侯云德则提出不同观点：“新甲流疫苗，打一针就够了!”

打两针是国际共识，只打一针，万一达不到免疫效果呢?

2018年1月8日，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京颁发。中国工程院院士、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医学病毒学专家侯云德获此殊荣。作为我国生物医学领域杰出的战略科学家、现代传染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侯云德历尽数十载，书写了对国家和人民的赤诚丹心。

苏联高等教育部破例直接授予侯云德博士学位，这是前所未有的

有统计说，古今中外的自然灾害或者战争对人类造成的伤害都不如病毒大。而在中国，从“非典”到“禽流感”再到“甲流”，每当人们陷入被流行病毒攻击的恐慌之中时，一马当先出现在“战场”上的，总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病毒学专家侯云德的身影。

“我只是做了点实实在在的事，这些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谈及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感受时，侯云德的语气十分平和。

1929年，侯云德生生于江苏省常州市。他的祖父经营着一家钱庄，家境不错，但原本的小康之家因1937年爆发的日军全面侵华战争而陷入困顿，侯云德不得不半工半读，仍成绩优异。彼时国内的传染病疫情非常严重，如结核病，就有“十痨九死”之说。眼看家人因传染病故去却无能为力，悲恸中的侯云德立志从医，并于194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七年制本科。

1958年至1962年，侯云德成为首批被选派留苏的人才，在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等同于现在的硕士研究生)学位。

上世紀50年代，我国的医学病毒学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当时研究细菌的人比较多，而病毒学是新兴专业，是国际上的前沿学科，国内还没有专门的病毒所，只是在微生物系里设有病毒室。另外，相对于细菌而言，病毒更难控制。可以说，侯云德当时出国学习，肩负着重任。研究所每天四点半下班，侯云德就“赖”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继续学习，直至深夜才乘末班车赶回住处。久而久之，他成了全研究所最晚下班的人，门卫干脆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了他。

一次偶然的机会，通过仔细调查和反复试验，侯云德发现了仙台病毒对人的致病性，并开始了顺藤摸瓜式的深入研究。围绕这些发现，侯云德在留苏期间发表了17篇论文。由于频频发稿，苏联《病毒学杂志》的编辑特意到研究所探问：“侯云德是谁?他怎么会发表这么多论文?”

短短4年的时间就有如此高的学术成就，苏联高等教育部破例直接授予侯云德博士学位，这在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几十年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按照当时的惯例，副博士毕业后工作6年才有资格申请博士学位。在庆祝侯云德荣获博士学位的宴会上，他的导师戈尔布诺娃热泪盈眶地说：“侯云德，他不仅是我的骄傲，也是研究所的骄傲!”

侯云德向公司提出要求，希望药品价格能再降到20元钱、10元钱，让普通百姓都能用得起

1962年，学成归国的侯云德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为了当时国家需要，侯云德投入到呼吸道病毒感染的基础研究中，在国内首次分离了一系列副流感病毒，揭示了其传播规律。然而，侯云德并不满足于基础研究，在一次对中药黄芪的抗病毒研究中，他发现黄芪能够诱导人体产生一种可广谱抗病毒的物质——干扰素。他决定选择这种物质作为治疗病毒病的突破口，开始了研发的“战略性”转移。今天，业内不少人还都尊称侯云德为“中国干扰素之父”。

一开始，侯云德选择用人脐血白细胞诱生制备干扰素，但是成本太高。1977年，美国应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生长激素释放因子获得成功，这一突破使侯云德深受启发：如果将干扰素基因导入到细菌中去，使用这种繁衍极快的细菌作为“工厂”来生产干扰素，将会大幅度提高产量并降低价格。

1982年，侯云德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α1β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制我国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重组人α1β型干扰素。这是国际上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产品，实现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从无到有的突破，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创新药物研发的先河。α1β型干扰素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的疗效，并且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副作用小，治疗病种多。这项研究成果获得了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后，侯云德带领团队又相继研制出1个国家I类新药(重组人γ型干扰素)和6个国家II类新药。

为了将实验室研制成功的基因工程干扰素转变为造福千万病患的药物，1992年，在一间地下室里，侯云德创立了我国第一家基因工程药物公司——北京三元基因药物股份有限公司。

“我现在还记得，数十年前在侯云德先生的办公室里，他打开抽屉给我看，一抽屉都是各种各样的论文。侯先生说，这些科研成果如果都能转化成规模化生产，变成传染病防控药品，该有多好啊!”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庆回忆。当时干扰素药品100%进口，300元一支，一个疗程要花两三万元，而北京三元基因药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其生产的同类产品仅30元一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侯云德还是对公司提出要求，希望价格能再降到20元钱、10元钱，让普通百姓都能用得起。

为了能够尽快完善药品生产系统，达到成熟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侯云德将8种基因工程药物无偿转让给国内数十家企业，从一个点勾画出一条线，从一条线向着更广阔的面发展。短时间内，他的高效举措使数以万计的患者得到救治，产生了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

而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不负众望，设计和建立起我国第一条通过GMP认证的基因工程干扰素生产线，首次实现了基因工程药物依照国际化标准的大规模生产。程永庆说：“建成中国第一条通过国家GMP认证的生产线，实属不易，全部生产设备和检测仪器都是我们克服重重阻力从国外引进的，有美国的、瑞典的、德国的、日本的、法国的……而这条生产线建成投产，让许多海外同行都不禁为之惊叹，不敢相信中国竟还有这样的企业。”

截至1996年，侯云德已连任3届“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首席专家，彼时的生物技术产品销售额同过去相比增加了100倍。到今天，据不完全统计，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组人干扰素α1β已累计使用了数千万剂，成功治疗了数百万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和儿童呼吸道病毒性疾病患者，并每年为国家创造上亿元的外汇。

“科学家要敢讲真话，为国家和人民着想，不能只计较个人得失”

2008年，79岁的侯云德被国务院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这时，距离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經过去了5年。人们或许已经淡忘了当时的恐慌，侯云德却不敢忘，他回忆说：“‘非典’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准备，病毒研究不充分，防控体系太薄弱了。传染病在历史上是可以让一个国家亡国的，老的控制了，还会不断出现新的，传染病防控绝对不能轻视。”

在本该颐养天年的时候，侯云德又忙碌了起来，担负起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任。他带领专家组，设计了2008年至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规划，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第一次挑战很快就来临了。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国外死亡人数上万名。在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成立了由卫生部(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38个部门组织的联防联控机制，侯云德作为专家组组长，针对防控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这个组长可不好当，相当于坐在火山口上，责任重大。一旦判断失误，防控不当，疫情就有可能蔓延。”中国疾病预防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董小平回忆说。

当时，我国仅用87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甲流疫苗上市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注射两剂，侯云德则提出不同观点：“新甲流疫苗，打一针就够了!”在疫情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情况下，提出这一建议的侯云德，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打两针是国际共识，只打一针，万一达不到免疫效果呢?

“科学家要敢讲真话，为国家和人民着想，不能只计较个人得失。”侯云德是有底气的。依据长期积累的经验，结合新疫苗的抗体反应曲线和我国当时的疫苗生产能力和注射能力，侯云德坚定地提出了一次接种的免疫策略。最终，这一方案大获成功，世界卫生组织也根据中国经验修改了“打两针”的建议，认为一次接种预防甲流是可行的。

2009年的甲流疫情，我国取得了“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流感大流行的成功干预。这一重大研究成果也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一流科学家的高度赞赏和一致认同。

此外，侯云德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的思想，重点布置了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使我国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和国际数次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MERS’、‘寨’卡、‘H1N1’等病毒在我国都没有流行起来，‘H7N9’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的能力大幅提升，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侯院士作为这一体系的总师，功不可没。”国家卫计委科教司监察专员、“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主任刘登峰表示。

“侯老师能够做出方向性的判断，靠的不是拍脑门，而是长期以来扎实的积累。”侯云德的学生、中国医科院病原所所长金奇研究员说。

尽管已是91岁高龄，但侯云德的勤奋，很多年轻人都比不上。“侯老师每天都会关注国内外病毒学的最新动态，并且亲自翻译、撰写，送给相关部门领导和同事参阅。每期都有上万字，两周一期，已经写了200多期。”金奇说，他读研究生时，侯云德工作非常忙碌，但仍然会在下班后到实验室找学生聊天。“聊什么?聊的就是他掌握的最新技术和动态，通过‘侃大山’的方式实时输送给我们。侯老师对我们这些学生，对年轻人，在培养提携上总是不遗余力。”

在学生和同事眼中，侯云德是无私的，愿意将自己的知识与技术传授给他人。在做干扰素研究的初期，试剂紧缺，都是他自己从国外背回来的，但其他同事有需要，他二话不说就分享给大家使用;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实验室建立了一系列基因工程技术后，不少人到他的实验室取经，侯云德乐于分享，从不留一手，常常还要搭上昂贵的试剂。有人认为他这么做不利于保持本室的技术优势，他却不以为然。“我国科学家应当团结起来，不能把持技术不外流，技术优势要靠不断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兼法人代表武桂珍说，尽管创造的经济效益数以亿计，但侯云德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的汽车超期服役要淘汰了，我们问他想换辆什么车?侯先生说，带轱辘的就行。生病住院，也从来不跟组织提任何要求。有时输完液晚上8点了，还要自己回家做饭吃。”武桂珍说，侯云德所思所想所求，都是我国的防病事业。在他身上，深深映刻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

如今，91岁的侯云德仍然每天7点就开始工作，尽管动过两次大手术，但他看起来仍然精神抖擞。耄耋之年，他曾赋诗一首以明其志：“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

(参考资料：《侯云德：“病毒地狱”的守门人》《青春期健康》2019年第1期、《侯云德：和病毒斗一生》《共产党员》2018年第5期、《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侯云德：系“中国干扰素”之父》《人民日报》2018年1月8日等;作者：李木子、何小美等)

翁心华：“感染界的福尔摩斯”

“翁老师是一个睿智的人。他就像是一个‘总策划’一样，

进行着布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有自己的亚专科，

通过努力在自己的领域里都能成为医学大家”

“我就是一个退休老人。”这是82岁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终身教授翁心华最近几次接受采访时的开场白。他谈吐风趣，让人如沐春风。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翁心华接到的采访邀约不断，不仅因为他是上海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的老师，更因为17年前，他也在相似的位置上工作过——2003年，翁心华是上海市防治非典专家咨询组组长。

一字之差，掀开我国感染学科新篇章

2002年10月，翁心华当选为第七届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李兰娟等为副主任委员(后李兰娟接任第八届主任委员)。他们的首要工作目标，是将传染病学分会改名为感染病学分会。这是从北京协和医院教授王爱霞、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斯崇文到翁心华，三任主委接力的目标。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国医学界建立了以治疗肝病为主的传染病科。但业内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中国的感染病学科应该与国际接轨，与抗生素、公共卫生事业等结合，向“大感染”学科回归。这也是翁心华的老师戴自英多年努力的方向。

戴自英曾师从青霉素发明者之一、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弗洛里，1950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1955年，创建了华山医院传染科。

1962年，翁心华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进入其附属华山医院传染病教研室工作。教研室主任是戴自英，翁心华的大学老师徐肇玥为副主任。传染科工作条件艰苦，几乎是医院里条件最差的一个科室。戴自英告诫他们：“传染科医生要挑得起担子，经得住考验，放得下名利，守得住清寒。”

与其他医院的传染科大都实行大一统的苏联模式不同，自创建以来，戴自英主导的传染科就实行一种混合模式：既有苏联模式的专门收治传染性疾病的隔离病房，也有西方模式的收治感染性疾病的普通病房。

戴自英还是中国临床抗生素学奠基人，1963年在上海主持创建了中国首家抗生素临床研究室。抗生素领域涉及许多出自拉丁文的细菌名与药名，发音独特，连学外语的人也读不准。戴自英的研究生，后来曾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华山医院党委书记的张永信回忆，他们对戴老师的原版英式英语非常羡慕，但仿学很难。一次，张永信试探地问能否录音，戴自英欣然同意，认真地将常用细菌名慢读一遍，个别特殊的还加以重复。后来，那盘正版磁带被同学们反复翻录。

华山医院现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长、感染科副主任王明贵说，华山医院感染病学科的整个亚专科是国内最全、与国际最接轨的。这是因为，一开始他们就是两条腿走路，由感染科和抗生素研究所两条线组成，“有了这两块，你的感染科才真正能叫做感染科”。

1984年12月，戴自英退休。翁心华接替他，担任了华山医院传染科主任。他有意识地请戴老师发表文章，引起讨论，为学科转型作准备。

戴自英提出，应厘清“传染”和“感染”的概念，正本清源。国内译为传染病的“infectiousdisease”，在国际上被称为感染性疾病。虽然两者均由微生物或寄生虫所致，但感染病的概念大于传染病(contagiousdisease)，还包含非传染性的感染性疾病。

这一认识逐渐成为共识。1999年，第六届全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一致通过了学科更名的决议。改名需要获得民政部的批准。经过三年报批，终于在翁心华的主委任上获得批准。

翁心华说，这不是一个名称的改动，实际上是学科走向的变革。一字之差，掀开的是我国感染学科新篇章。“这种拓宽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因为翁心华等人的坚持，卫生部再次修改非典诊断标准

翁心华刚接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就遭遇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非典来了。

2002年11月16日，第一例病例在广东佛山市发生。2003年2月，上海拉开了防治非典的序幕。

上海市医学会向上海市卫生局推荐，由翁心华来担任上海市防治非典(后期改称SARS)专家咨询组组长。2003年3月底，翁心华刚从澳大利亚参加学术会议返回上海，即收到任命。专家咨询组由上海市卫生局牵头，由20位来自感染科、呼吸科、临床微生物、流行病学、重症急救等方面的顶尖专家组成。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第一例非典患者出现了。3月27日，一位从香港回来的女士来到上海一家区级医院发热门诊就诊，随即转入上海定点收治非典病人的上海市传染病医院。4月2日，被确诊为非典。

在治疗非典患者的过程中，对北京来上海旅游的一位57岁女患者的救治是最困难的。她的肺部出现继发烟曲霉感染，情况危急。当时国内有两性霉素B可以治疗烟曲霉病，但副作用大，专家组认为患者当时的身体状况难以承受。华山医院感染病学科终身教授、时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长张婴元提出，可以使用伏立康唑。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主任医师、分管临床救治的专家组成员巫善明说，伏立康唑是专门针对深部真菌感染的新药，当时还未获批进入中国。非典期间，辉瑞公司向中国捐赠了一批伏立康唑。该药上海无货，经市领导亲自批示，向北京紧急求援。20支伏立康唑由东航运抵上海，送至隔离病区的医生手中。使用该药后患者康复出院，成为上海最后一名出院的患者。

疫情中，中国境内(含香港)累计7000多人感染，死亡649人。其中，北京、广东、香港特区感染人数均超千人。而上海市仅8人感染，2人死亡，其中7人为输入性病例，仅一例属家庭继发性感染，无一例内源性感染，医务人员没有出现一例感染。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单，翁心华认为跟他们牢牢坚持流行病学史有关。

2003年4月14日，卫生部公布了非典的五条临床诊断标准，包括：流行病学史、发热咳嗽气促等症状和体征、早期白血球计数不高等实验室检查结果、肺部影像学改变病变、抗菌药物无明显效果。4月20日，卫生部下发调整后的诊断标准，不再强调流行病学接触史，只要同时符合第二、三、四条标准即可诊断为疑似病人。

4月20日晚8时，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刘俊在上海市疾控中心紧急召集会议，研究调整后的诊断标准，上海市专家咨询组成员悉数到场。翁心华明确提出，不太同意删掉“有流行病学史”，对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都应坚持流行病学史。这个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刘俊局长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领导，他非常支持我们专家的想法。”翁心华说。

会议一直持续到11时多才结束。从疾控中心出来时，正下着大雨。翁心华说，这不是倾盆大雨了，这是“倾缸大雨”。他搭的是专家组成员、长征医院传染科主任缪晓辉的车。雨水模糊了挡风玻璃，看不清前方路况，也不知道开在什么路上。车逆向驶上了一条单行道，开了一段距离才发现，但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向前开。不知过了多久，翁心华终于安全回到了位于肇嘉浜路附近的家。

第二天上午，刘俊把翁心华和专家咨询组副组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俞顺章请到位于上海市120急救中心的指挥部办公室。当着二人的面，他打电话给卫生部，说明上海对于诊断标准的意见。

电话的另一头并不完全同意。但由于经过专家组讨论形成了结论，刘俊、翁心华、俞顺章都很坚持，对方表示，如果上海坚持意见，需要提交情况说明并签字，要承担以后的责任。刘俊问翁心华和俞顺章的意见，二人均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当场签下情况说明。

5月3日，因为翁心华等人的坚持，卫生部再次修改诊断标准，重新将接触史作为第一条标准。

关于诊断标准的这个插曲一度引起外媒关注，出现了“上海沿用自定的苛刻标准诊断非典，令疑似病人数字保持低水平”的质疑声，在当时的防疫形势下，上海方面则否认有过不同标准。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在17年后的今天，翁心華觉得，终于可以做出澄清了。

他说，当时他们确实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但大家都认为，坚持这样的筛查原则对于上海非典防控很重要。因为春季是呼吸道疾病多发季节，患者出现咳嗽高热、肺部阴影等症状十分常见。如果把这些都作为非典疑似病例隔离，无疑会加大流行病管理负担，真正感染的患者可能住不上院，因此要严把关口。

后来，在上海市科委的支持下，专家咨询组成员、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带领非典流行病学研究课题组，共从疫区采集了近千份血清标本。检测结果表明，在非典流行中后期，北方有些地区已被临床确诊为非典的病人中，有一半左右体内没有非典病毒感染的依据，即存在“过度诊断”的现象。

重视流行病学史，也是参与这次非典防治给张文宏最深刻的启发。疫情期间，他替老师坚守在大本营，筛查疑似患者。他还按照翁心华的要求，对国内外所有相关资料进行梳理。5月，两人合著的176页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一种新出现的传染病》即出版，是国内最早一部介绍非典的专业书籍。

张文宏说，坚持疫源地接触史是传染病防控最重要的精神。“你如果把网撒得太广，反而捉不住真正的大鱼”。这次新冠肺炎防治，上海的策略其实和2003年非典时是一样的。把来自重点地区的人群“看好了”，就能控制住。

翁心华的独门绝技

2020年1月24日，大年三十，武汉封城第二天。翁心华接到通知，下午去上海疾控中心参加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会议。他因此取消了当晚的年夜饭。过年不好打车，他的学生、专家组组长张文宏特意开车来接他。

在车上，翁心华对张文宏说，非典时自己在上海干半年只有8个病人，这次上海首例确诊才4天，就有20个确诊病人了(截至1月23日24时)。自己的第一感觉是，这次新冠病毒的传播力比非典更强。

那晚走进会议室，翁心华发现，很多人已不认识了，但有些人又格外亲切。“17年前，就在这个房间，我做上海专家咨询组组长，想不到17年后我的学生替代我来做组长了。他很有能力，他会做得比我更好。”

疫情之下，翁心华积极支持弟子的工作，“闷在家里战斗”。谈及新冠，他给出了三个词——“诡异”“狡猾”“可以对付”。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每周四翁心华的大查房，是华山感染科的“岁月静好”。

他脖子挂着听诊器，走在几十位年轻医生前面。他个子高，即使人多，大家也能看见他。

查房制度是戴自英传下来的传统。只要不出差，他一定每周查房，而且查房前一天就看病人资料、做功课。1966年这个传统一度中断，到70年代又恢复了。翁心华说，以前有跟自己一辈的教授一起查房，这些年不少人不在了或者行动不方便了，就成了他一个人查房。

查房前，各医生先通过科里的微信群上报疑难案例，每周选出其中最疑难的一两个。其中不少是从全国各地转过来的疑难病例。

周四上午，翁心华先跟大家一起在科里的会议室回顾这个病例。科里的医生、进修医生和学生，多时七八十人，少时五十来人，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的，有时还坐不下。回顾完，再一起到病房里去看病人。病房小，只有主治医生等在里面，其他人轮流进病房观摩。

“发热待查”是翁心华的独门绝技，他被称为“感染界的福尔摩斯”。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朱利平说，遇到病人不明原因发热，医生通常压力很大。翁心华告诉他们，发热待查就像爱情故事一样，主题是永恒的，但每个故事都不同。对待发热待查，要像探索爱情一样，有好奇心，压力就能转化为动力。

朱利平记得，有个病人发热一个月，一开始被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翁心华在大查房时翻开他的眼皮，发现眼睑上有一些小瘀点，肯定地说，这不是风湿性心脏病，怀疑是感染性心内膜炎。随后，病患确诊，用药三天后出院。

朱利平说，自此之后，科室里医生都学会了翻眼皮这一招，诊断出了多例感染性心内膜炎。不熟练的医生有时把病人眼皮翻肿了也翻不开，翁心华说：“翻病人眼皮也是个技术活。”

2011年11月29日，一个14岁男孩被华山医院感染科门诊收治入院。这个男孩已发烧16个月，左下颌痛，右大腿痛，一年多来，在家乡江苏和上海的多家医院辗转，都被诊断为“慢性骨髓炎”，做了多次手术，用了数十种抗菌药物，但病情仍在发展。男孩来的时候，左下颌骨消失，左颊凹陷，右下肢打着钢板。12月4日，主任医师黄玉仙和副主任医师邵凌云接手了他的诊疗。

男孩入院后一周，在每周的疑难病例讨论会上请翁心华会诊。翁心华听了病史汇报后，看了病人，再次仔细询问了病史。他分析，男孩的症状与典型的骨髓炎不同，因此需要跳出“骨髓炎”的诊断思路，考虑其他疾病，尤其是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淋巴瘤等血液系统疾病。

12月16日，翁心华组织了一次华山医院院内大会诊，邀请骨科、颌面外科、血液科专家参加。颌面外科和骨科医生同意翁心华的意见，认为不是骨髓炎，但当时血液科专家认为，没有明确的病理证据，还不能下非感染性疾病的结论。

之后，在翁心华的一再坚持下，血液科把病例带到了上海市血液病疑难诊治中心。通过这次会诊，终于诊断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男孩迅速被转至华山医院血液科。通过化疗，体温恢复正常，骨痛消失，累及的骨骼系统逐步痊愈。通过后期随访，他们得知男孩长高了，还可以爬山和跑步，学习也很好。

从医几十年，这个病例让黄玉仙真是服了。她感叹：“这个男孩是血液科的病，隔行如隔山，感染科医生可能根本想不到，就是血液科医生也很少能想到，因为这个病太罕见、太不典型了。翁老师之所以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是因为他的内科学知识很全面，是用老前辈医生那种大内科的整体思维来思考。”这种通过多学科讨论抓住疾病本质的临床思维，让他们年轻医师学到很多。

“你得给患者留一扇门”

多年来，翁心华一直致力于搭建平台，为现代感染学科布局。

感染科全然不是受人追捧的热门科室。工作有危险性，收治的很多是比較贫困的患者，操作性少，医生待遇低。但在早期“诊断”和培育苗子上，翁心华同样有自己的独门秘诀。

1993年，翁心华第一次招收硕士生，报考者中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的。那年3月18日，淮北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治医生卢洪洲只身来到华山医院进修。因为心内科要排队，就转而进了传染科。这期间，他报考了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当时为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硕士研究生。翁心华知道卢洪洲参加了考试并过线，就问他愿不愿意转到自己门下。每周查房前呼后拥、自己仰慕的翁老师居然看中自己，“小医生”卢洪洲当即就答应了。两人立刻一起打出租车去了研究生院，卢洪洲就这样成了翁心华的第一个硕士生和博士生。

1999年卢洪洲博士生毕业时，翁心华考虑在科里加强新发传染病研究，而新发传染病绕不开艾滋病。翁心华手里有一个去美国做研究的机会，便问卢洪洲愿不愿意去做艾滋病研究，卢洪洲接受了。经过闻玉梅院士和翁心华的共同推荐，他来到美国范登堡大学做博士后。

2001年，卢洪洲对于是否马上回国犹豫了。一天，他收到翁心华一封长信。

翁心华说，这是自己第一次给学生这样写信。信中，他分析了传染科这批年轻人各自的特点和发展方向，认为卢洪洲很有闯劲，希望他能回国从事艾滋病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大有作为，在行政管理方面也会有所作为。

卢洪洲说，当时有过继续在美国呆下去的想法，接到翁老师这封长信后，就按时回国了。“翁老师是一个睿智的人。他就像是一个‘总策划’一样，进行着布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有自己的亚专科，通过努力在自己的领域里都能成为医学大家。”卢洪洲说。

发现张文宏，也是一擦肩的事。

1996年，张文宏还在上海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有次来华山医院传染科实验室见一位朋友，与翁心华偶遇。初次交谈，翁心华觉得这个年轻人很聪明，思维活跃，知识面广，反应快，就劝其转到传染科攻读博士。事情就这样说好了。

经翁心华安排，张文宏于当年进入传染科，在肝病专家邬祥惠教授门下攻读博士，翁心华也是导师组成员。张文宏主要跟着翁心華做结核病课题，因此也是翁心华的博士生。

传染科医生收入比较低，在上海居大不易，迫于生活，2001年前后，30岁出头的张文宏萌生了改行之意，便找到翁心华提出了辞职的想法。翁心华非常理解年轻医生的现实困难，没有批评他，但希望他能够再坚持一下，不要轻易放弃。以他的能力，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医生、好学者。

“他说，很多事情你只要熬过最艰苦的时候，以后总会慢慢好起来的。我觉得他讲得挺对。”张文宏坚持了下来。2010年他开始担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从那时起至今，华山医院感染病科连续九年位居中国医院专科排行榜感染病学科榜首。

朱利平1997年博士生毕业的时候，翁心华找他谈话。翁心华说，从趋势看来，以后免疫力低下人群会越来越多，激素治疗、化疗、器官移植……都有可能带来机会性感染(指一些致病力较弱的病原体在人体免疫功能降低时造成的感染)。因此，除了细菌和病毒感染，真菌感染是一个重点方向，我们要派人来关注这样一个方向，你看你是不是能够关注?

现在，朱利平已成为国内真菌研究的顶尖专家。他说，自己很庆幸。“这种布局确实是高人。多少年以后我才能够慢慢体会到。”

张文宏说，感染科疾病分布于全身，因此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感染科医生，只熟悉一个人体器官相关的疾病是不够的，需要具备整体思维能力和多学科合作能力。“如果每个医院都有这样一批具有整体思维和公共卫生思维的感染科医生，国家就会有了第一道防线。每次出现传染性疾病，在蔓延之前，就会被这些有专业素质的医生给识别出来。如果做不好，我们国家就会一直处于风险之中。”

所幸，在上海历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感染科医生已承担起重要责任。2003年，翁心华担任上海市防治非典专家咨询组组长;2009年，卢洪洲担任上海市甲型H1N1流感治疗专家组组长;2013年，卢洪洲任上海市流感(H7N9)防控临床专家组组长;2020年，张文宏担任上海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

翁心华记得，1962年或1963年，他刚进科室，徐肇玥带着科室十几个人去戴自英家做客。戴自英家客厅墙上什么都没有，只珍重地挂着他的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证书。他刚从青岛出差回来，送给每人一个当时很稀罕的国光苹果，还对翁心华说：“刚进来的呀?不要着急，慢慢做。”翁心华希望，戴自英教授的在天有灵能看到今天“慢慢做”出来的局面。

翁心华说，从事感染学科研究、临床诊治的人，并不多。

华山医院感染科近300张床位，大部分用于全国各地来的感染性疑难病例。每周四，包括翁心华在内的科室“大咖们”依然坚持着疑难病例讨论会。对于如此坚持的原因，翁心华解释：“你得给患者留一扇门。”

和“别人家的科室”相比，感染科是“不挣钱的科室”。翁心华记得，多年前有一名基层医生写邮件给他表达苦恼，“医院不重视，人也留不住”。翁心华很受触动，当即回信：“你首先需要自己把业务做强，还要想到，如今高铁越来越发达了，但绿皮火车依旧存在。老人守站的新闻令人动容，为什么还要守着?因为总有一些边缘地带的人需要。或许，高铁没开进去，也或者他们坐不起高铁，绿皮火车就是他们与外界连通的生命线。我们这个学科何尝不是如此，总有一些边缘地带的人需要有人守着吧。”

翁心华后来没收到回信，不知下文，但他高兴地看到，2003年非典后，感染科越来越受到重视，二、三级医院普遍设立了感染科。重视，是发展的起点。

(参考资料：《中国感染病学的“华山”路》《中国新闻周刊》总第939期、《“华山感染”：“角落学科”三代人的坚守》《文汇报》2020年4月3日;作者：鲍安琪、唐闻佳)

黎家三院士：各领风骚铸传奇

大哥黎鳌，被尊为中国烧伤学界的泰斗;

二哥黎介寿，中国肠外瘘治疗的鼻祖;

老三黎磊石，中国肾脏病学开拓者

无奈选择成就的一段传奇

黎家三兄弟出生在湖南浏阳的一个普通教员家庭。黎鳌生于1917年，比二弟黎介寿长7岁，比三弟黎磊石长9岁。黎介寿、黎磊石的成长过程，离不开大哥黎鳌的帮助。

1937年，先当过中学英文教员、后在两浙盐务管理局当秘书，一生都不得志的父亲因心脏病辞世。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断绝，母亲只好带着正在读小学的黎介寿、黎磊石去长沙投奔他们当中学教员的伯父。可伯父有6个孩子，尽全力只能解决母子3人的吃饭问题。好在黎氏两兄弟学习十分刻苦，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优秀学生可以免费的长郡中学。

上个世纪40年代初，读完高中的黎介寿、黎磊石不忍心再拖累伯父与母亲，按照自己的志趣，分别考取了机械化学校和东方语言学校。然而，两所学校均在重庆，昂贵路费从何而来?无奈，兄弟俩只好写信向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在南昌中正医学院(今南昌大学医学院)当助教的哥哥黎鳌求助。

很快黎介寿、黎磊石收到黎鳌的回信，便一起到了江西。黎鳌多方奔走，让他们在一家医院当检验练习生。白天，他们在医院里干一些洗瓶子之类的杂活，挣钱糊口;晚上，黎鳌则在昏黄的油灯下，指导他们复习功课。一年之后，黎介寿、黎磊石不负哥哥的苦心，双双以优异的成绩叩开了中正医学院的大门。黎磊石曾坦言：“当时只有两种院校不要学费——医学院和师范学院。”

在以后的岁月里，三兄弟靠着这非同寻常的亲情，将一个个风雨如晦的日子踩在了脚下，从没有向命运妥协，更没有向艰难困苦低头。

学医，是黎氏三兄弟在那个年代里的无奈选择。然而，多年后他们却成为了从一个家庭中走出的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成就了中国医学界的一段传奇。

黎鳌：72小时蹲在地上记录病人排尿情况

黎鳌，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军医大学原副校长、我国烧伤医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他大胆创新，用暴露疗法，救治了许多烧伤面积超过80%的病人;经过10年的攻关，对吸入性损伤这一世界难题提出了创造性的救治原则，令国际烧伤学界刮目相看。

1935年，黎鳌在家人的建议下，报考了上海医学院，从此踏上了悬壶济世的道路。1941年，黎鳌获学士学位，毕业后赴南昌中正医学院任外科助教。在新中国成立后，黎鳌来到重庆，在第七军医大学(后为第三军医大学，2017年更名为陆军军医大学)任外科副教授，主持普通外科工作，重点进行胃脾、血管外科研究。

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我国烧伤病人陡增。黎鳌意识到，烧伤是威胁民众生命健康的大患，于是放弃了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普外专业，主动承担重任，提交了一份烧伤防治研究的请战书。第三军医大学当即决定由他牵头在普外科组建烧伤救治小组，致力于我国烧(创)伤医学事业。

在组建烧伤科初期，黎鳌日夜守护在患者床旁，严密观察病情，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每一例病患。他的学生伍素华回忆：“72小时，每来一个大面积烧伤病人，他都72小时地观察，蹲在地上看病人排尿，一滴一滴地数，记录下时间。”

上世纪60年代初，结合临床经验和实验研究成果，黎鳌探索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有独创性且行之有效的烧伤治疗方案，大大提高了烧伤患者治愈率，扭转了当时大面积烧伤治疗困难的被动局面，得到同行认可。其烧伤治疗方案被迅速推广，为我国烧伤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几年的精心培养和准备，黎鳌亲自打造的烧伤治疗团队在灾难面前大显神威。1966年，四川合江一支钻井队不幸遭遇井喷，数十人被烧得面目全非。黎鳌率领一支精英救治小组赶赴现场救死扶伤。他本人更是几天几夜没合眼，将一个个烧伤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黎鳌创建的全军第一个烧伤中心和第一个烧伤研究所，获批成为全国烧伤专业国家重点学科和第一批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研究所于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由他主编的《烧伤治疗学》《创伤治疗学》《现代战伤外科学》《实验烧伤外科学》等医学专著，成为我国烧伤治疗的主要参考书，为提高国内烧伤治疗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40年的努力，黎鳌将一个仅有3名医生、6张床位的烧伤专科病房发展成为拥有临床、实验室和《中华整形烧伤外科》杂志编辑部三位一体的、拥有10000平方米工作场地的治疗和研究機构。他还主持了我国医学界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获各种奖励66项。晚年时，黎鳌将自己获得的科研成果奖金捐献出来，建立了“黎鳌烧伤医学基金”，以奖励我国对烧伤医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中青年工作者。

1994年，黎鳌被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荣获美国烧伤学会“伊文思奖”。1999年，新世纪的大门即将打开，这位老医生却留在了他奉献一生热血和热爱的20世纪。

黎介寿：“全世界研究肠子时间最长的人”

他的名字，是国内众多肠病患者求诊的心之所向。他就是中国肠外瘘治疗的鼻祖、亚洲人同种异体小肠移植的开拓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南京总医院副院长黎介寿。

从医70余年，黎介寿的研究使我国肠疾治疗水平跨入世界领先行列;他主刀完成手术21000多例，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他言传身教带过300多名博士生、硕士研究生，还坚持给南京大学医学院本科生授课，被医学院授予唯一的教书育人终身成就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部队干部因外伤导致脾脏破裂，脾切除后4天，出现腹腔积血、腹膜炎症、肠道不通并发症。“我们请来了北京协和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专家会诊，但当时不知道肠子和腹膜黏在一起，一刀下去，肠子出现4个洞，变成了肠瘘。”黎介寿用4年的时间治好了这位患者。从此，与肠子的缘分，伴随了黎介寿的整个职业生涯。

1987年的一天深夜，一个13岁的女孩被担架车推进普外科。她患了严重肠外瘘，尽管黎介寿和同事们进行全力救治，但她还是离开了人世。作为一名主治肠道疾病的医生，黎介寿控制不住流下愧疚的泪水。

肠外瘘是一种严重并发症，当时死亡率高达50%-60%。黎介寿从控制感染、肠液管理等研究入手，对这一世界医学难题发起挑战。一天，他发现有个医生用胶水粘合开裂的笔套，顿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能不能用胶水把肠子瘘口粘合起来?

这个大胆的设想，既令他兴奋，也令他担忧。黎介寿决定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一切就绪，黎介寿关上房门，举起手术刀，一条两寸多长的口子在左大腿划开了，殷红的鲜血汩汩而出。他将事先调剂好的胶水，一滴一滴地向伤口涂抹……

作为医生，黎介寿知道如果出现不良反应，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可是，为了试验数据，为了肠瘘患者，他义无反顾。天道酬勤，经过多番研究，肠瘘治疗终于获得重大突破。

治疗肠瘘患者是一份既脏又累的工作。为掌握第一手资料，黎介寿经常不分昼夜守在病人床边，收集肠液反复与食物匀浆混合后再从瘘管处回填，并收集粪便样本待检。有一次，他为一个复杂肠瘘患者检查，病人肠液粪便外溢，一同查房的医生差点呕吐。护士掩着鼻子递给黎介寿手套和口罩，得到的却是劈头盖脸的批评：“你不闻闻这种气味，你就不可能清楚感染的情况，你戴着手套，就不能拉近与病人及其家属的距离。”

器官移植是20世纪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然而，唯独小肠移植尚未成功。黎介寿先从解决动物手术后存活难题开始。他买来两头猪，把铺盖搬进实验室，与猪为伴，饲养、观察、开刀、护理，不间断地记录和分析着每个相关数据。

动物器官移植手术的成功标志是成活100天。然而，两头猪手术后一头活了82天，一头活了97天。有些同事想要放弃，但黎介寿安慰道：“科学没有平坦的大道。要攀登医学世界高峰，就必须有锲而不舍的创新精神。”

1992年2月14日，经过1900多个日夜攻关，黎介寿终于首次获得了猪同种异体小肠移植的成功。

1994年3月12日，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人自豪的日子。一名叫杜新平的女青年被推进手术室，她患的是短肠综合症。黎介寿主刀做手术，11个小时后，一段长250厘米的小肠被接到她的肠子上。手术的成功，打破了亚洲小肠移植“零”的记录。

在治疗肠瘘过程中，有道难题一直困扰着黎介寿：病人肠道功能严重障碍时营养无法供给。一天晚上，他在阅读外文杂志时，看到一篇文章中提到从静脉输给病人营养。肠瘘治疗能否通过静脉提供营养呢?这个设想让他激动不已，彻夜难眠。第二天，他就和同事们一道展开研究，并大胆提出把营养支持运用于外科。

这是对传统医学的离经叛道。许多人不理解：一个外科医生去搞营养支持，岂非不务正业?但黎介寿认为，要实现医学发展的突破，就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和打破常规的魄力。

几易寒暑，黎介寿在营养支持理论和临床实践中获重大突破，改进了创伤、感染病人的治疗方法，找到了肠衰竭、胃肠肿瘤、重症胰腺炎等病更有效的治疗途径。

2003年，黎介寿填补了亚洲肝肠联合移植领域的空白。同年10月，他又成功进行了亲体供肠移植，完成了肠功能障碍的系列研究。2004年，在一次国际学术交流大会上，世界著名外科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瑞克真诚地对黎介寿说：“您是目前世界上研究肠子时间最长的人，我们敬佩您。”

做医生就要爱病人，是黎家兄弟一生恪守的从医信条。“第一要有同情心，第二要有责任心，第三要有高超的醫术。没有同情心，医术再高明也不能算是一个好医生。”黎介寿说。

处于昏迷状态下的重症病人，术后经常因剧烈疼痛而手脚乱动，极易拉扯输液管，影响正常治疗。护理人员迫不得已，会用绷带将病人手脚绑起来，有的病人手脚都被勒紫了。黎介寿查房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几经实验，他终于发明了一种适合重症患者术后专用的约束带，并在不少医院推广。

烈士暮年，雄心不已。年过八旬之后，更觉时光宝贵。有一首歌《向天再借五百年》，黎介寿听了禁不住激情澎湃，他说：“我不想再活五百年，只要能给我二十年，我可以为更多患者服务。”如今，虽放下了手术刀，黎介寿依然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发挥余热。

黎磊石：神农为了治病尝百草，我尝一草又何妨

三兄弟中最小，和二哥同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原解放军南京总医院副院长黎磊石，开始研究肾脏病时已49岁。此前，他是研究寄生虫病的专家。“研究肾脏病，我不一定能做出大成绩，但能帮助一些人。”对于自己半路转行，黎磊石这样解释。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肾脏病研究还很薄弱，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黎磊石去澳大利亚参加肾脏病学术会议，作为中国代表他却没有发言和宣读论文的资格。他暗自发誓：“一定要让中国的声音响彻世界医学论坛。”

那时，医院科研条件十分简陋。没有荧光显微镜，黎磊石就将荧光灯和普通显微镜组装在一起，替代昂贵的荧光显微镜做实验;没有分子生物学检测设备，他就找来水浴锅，人工操作，获取分子生物学数据。在简陋的实验室里，黎磊石和助手们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取得了一个个试验数据，推出一项项科研成果。

当时，急性胰腺炎死亡率高达60%以上。黎磊石在研究中发现，这种病主要是血液里快速产生毒素。他从连续性血液净化入手，采用体外循环治疗技术，连续不断地清除患者机体内的有害物质，获得了成功。

随后，他又将这一技术用于严重感染、创伤及中毒病例的救治，并在国际上首次将血浆免疫吸附用于脂蛋白肾病的治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接着，他又将这项技术成功运用于狼疮性肾炎治疗等领域。

1982年，黎磊石无意间发现一个用传统草本植物雷公藤治疗风湿性关节痛的病例，病人身上存在的合并严重蛋白尿病症突然消失了。这个偶然的发现，激发了黎磊石的创新灵感。存在蛋白尿是肾脏病的表征，雷公藤能否治疗肾炎呢?带着探索医学奥秘的喜悦，他翻开一本本医学书籍，查阅了《本草纲目》等资料，却均无记载。

雷公藤属毒性中草药，易引发急性中毒，严重的可导致死亡。为证实雷公藤对肾炎的疗效和临床安全性，黎磊石决定自己先试一试。听说他要亲口试药，身边的人都劝他不要冒险。“神农为了治病尝百草，我尝一草又何妨!”黎磊石坚定地说。

黎磊石用雷公藤煎汤，多次试服。试验结果表明，雷公藤根部毒性适中，能利尿、消肿，对蛋白尿具有治疗作用。接着，他将雷公藤成功推广到临床治疗，使慢性肾炎有效治疗率达84%。这一成果在国际上引起轰动。此后，他又将一批中草药应用于临床治疗，开辟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肾脏病新路。

为让肾病患者得到更系统的内外科综合治疗，黎磊石决定做肾移植手术。他的想法一出，有人就提出质疑：“肾移植是泌尿外科的事，哪有内科医生拿手术刀的?”但半年之后，在黎磊石的主持下，第一例肾移植手术获得成功，为内科肾脏病综合治疗创造了条件。

黎磊石和他的同事们，还大胆进入由病理医生从事的肾活检领域。国际上曾经对肾活检普遍采用直角穿刺法，穿刺时间长，出血多。黎磊石发明了快速安全的斜角穿刺法，使肾活检从每例3至4小时缩至10分钟。

在肾脏病治疗领域，黎磊石用20年走完了发达国家40年的发展道路，填补了6项肾脏病研究领域国际空白，使我国肾脏病研究和治疗进入世界先进行列。1990年，黎磊石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国际肾脏病学会理事。1993年，他被国际肾脏病学会授予终身荣誉会员。他多次应邀到美、英、日等国进行学术交流，并多次担任国际肾脏病学会执行主席。

2005年3月，第十届国际血液净化学术会议在圣地亚哥召开，黎磊石再次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会上，巨大的屏幕上打出令中国人骄傲的字眼：“血液净化术在发展中国家的未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验。”黎磊石洪亮的声音在会场久久回荡，台下掌声经久不息。

黎磊石十分珍惜每一次为患者看病的机会。不管学术活动安排得多满，每个星期一上午，都要坚持上院士门诊。

有一年，一名姓谢的小姑娘辗转来到南京总医院，向黎磊石求救。入院时，姑娘全身浮肿，脸色煞白，几乎没有血压，家人带她跑遍了北京、上海许多大医院，也诊断不出病因。黎磊石查遍所有资料，也没发现世界上有这种病例报告。根据患者症状，他大胆推测——是妇科内分泌系统的肿瘤作怪。他决定给患者进行手术治疗。

讨论治疗方案时，阻力接踵而至。各种医疗设备检查显示没有异常，影像科医师不支持黎磊石的病情判断。邀请妇产科主任做手术，她说没有发现瘤子，也婉言拒绝。

别人不愿开刀，黎磊石找到了哥哥黎介寿。凭着多年的科学经验，兄弟俩联袂为患者施行手术，结果证实了黎磊石的判断：患者卵巢上长着一个米粒大的肾素瘤。经检索，这种病例在全世界是第一例。手术后的小姑娘不仅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还结婚生了孩子。

2010年初，黎磊石被查出恶性肿瘤骨转移。手术前，他反复对医生说：“我对手术无顾虑，如果失败了死在台上也无所谓，但如果活着，一定要让我能做事，哪怕只给我八周也行，这样我可以把研究所的事处理好、交代清楚。”当年3月，黎磊石不幸去世。

(参考资料：《中国医学界黎氏三兄弟：各领风骚铸传奇》《中国科学报》2014年8月29日、《烧伤医学开拓者——黎鳌》新华网2018年10月30日、《兄弟院士的大爱人生》《扬子晚报》2007年6月14日、《“兄弟院士”军事医学写传奇——中国工程院院士黎介寿、黎磊石深情讲述彼此的故事》《解放军报》2009年9月9日、《军中兄弟院士名扬国际医学界》新华网2007年6月14日、《“95后”黎介寿：全世界研究肠子时间最长的人》新华网2017年12月6日;作者：代烽、高铭华、潘正军、毛剑秋、毕晓红、陶社兰、魏薇、应康伟)

夏穗生：中国器官移植之父

“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唯愿不负国家培养”

“器官移植是关乎人生命的大事，

是从鬼门关抢救人生命的手段，容不得丝毫马虎”

“突破技术难关，只能靠自己”

在我国，每年有超过2万名患者因为各种疾病接受器官移植手术。被誉为“医学之巅”的器官移植，在我国是如何一步步从实验走向临床应用的呢?这一切，都离不开我国器官移植奠基人、武汉同济医院教授夏穗生。

1924年4月，夏穗生出生于浙江余姚一个殷实之家。1949年，他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随即投身我国的外科事业。“那时，外科在我国刚刚起步，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他回忆说。

上世纪50年代，肝脏手术在中国还是一个禁区，但夏穗生用自己精湛的刀术，实施了国内第一台成功的肝叶切除手术，并于1957年发表了第一篇关于肝切除的论文。随后，在全国第七届外科学术大会上，他作了有关肝切除术的报告，这标志着我国肝外科技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之后，夏穗生又开始在器官移植领域进行开拓。在那个年代，肝脏移植在全世界范围来说都是一门刚起步的新技术。在艰苦的环境里，夏穗生只能从19世纪欧洲科学家的实验开始试起，将狗的肝脏或肾切下来进行移植。1958年，他完成了我国第一例狗的同种异体异位肝移植，虽然术后狗陷入了昏迷，但活了10个小时。这是国内对肝脏移植的一次开创性探索，揭开了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序幕。

1963年，美国施行了世界首例人体原位肝脏移植手术，患者存活了7天。消息传出，夏穗生立即查询英文和德文的相关资料。然而翻阅所有相关论文、报道后，夏穗生的心凉了半截——手术方对核心技术只字未提。

“突破技术难关，只能靠自己。”夏穗生说。但由于缺乏人力、财力的支撑，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项工作一直在胶着状态中进行。

1972年，同济医院腹部外科研究所(现器官移植研究所)成立，夏穗生出任研究所副主任，他終于有了机会。他带着5名医生、5名技师，在一幢破旧的两层小楼里开始了艰难探索。

“当时实验条件之差，一言难尽!”同济医院教授刘敦贵回忆，他30岁开始跟着夏穗生做狗的肝脏移植试验。他感慨道：“一个直径约70厘米的小型消毒锅，是实验室里最先进的家当，用煤油汽灯加热，术前消毒就得耗费一天;时常要昼夜不眠地守着手术后的狗，术后为了让狗体温尽快回归正常，大家生炉子给狗取暖;手术衣、纱布要重复利用，数九寒天，大家一起手工清洗、晾晒。夏天时，闷热的天气、难闻的气味，让人几乎要晕过去。手术经常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11点，但在夏穗生的带领下，大家热情很高，不敢丝毫马虎。”

1973年9月5日，第一只狗的异体原位肝移植实验进行。夏穗生把实验狗的肝脏切下来后，创面血流如注，当时电刀还未问世，又没有电凝刀，没有止血纱布，也没有止血凝胶。他只能用细丝线逐个结扎。每次手术下来，仅打结就要打三四百个，才能将出血点止住。

4年多时间，夏穗生所带领的肝移植小组开展分解手术98次，实施130次狗的原位肝移植手术后，谜团终于被一一揭开。经过多番改进，肝移植手术核心模式终于被确定下来。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自主掌握哺乳动物大器官移植的完整手术。

心中有大爱的人是无私的。1977年，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派团队来学习肝移植技术，夏穗生和助手毫无保留地将关键技术教给他们。不久，就从上海传来开展中国首例肝移植手术的消息。

当年底，夏穗生为一名肝癌晚期患者成功施行了肝移植手术。不久后又为一名男性患者开展了肝移植手术，患者存活了264天，创下当时国内肝移植存活时间最长的纪录。

成绩并没有让夏穗生停下探索的脚步。他不断创下新纪录：1980年，建立国内第一个器官移植研究所，我国终于有了独立病房、护士和器官移植专业医生;1982年主持国内首例胰腺移植获得成功;1989年，在国内首先施行亲属活体脾移植，系列脾功能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989年和1994年分别成功实施亚洲首例胰肾联合移植和腹部多器官移植……

在夏穗生率领下，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陆续开展肾、肝、胰、脾、甲状旁腺、肾上腺、胰岛、骨髓、胸腺、胰肾联合、脾细胞、肝细胞以及心脏共计14种器官的移植。他指导研发的国产免疫抑制剂，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在他任所长期间，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一直保持着移植种类、例数和长期存活的国内最好纪录。

“放手做，成绩是你们的，失败了算我的”

“要让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壮大，关键是人才。”“器官移植的未来在年轻人，我的任务是搬梯子。”这是夏穗生常说的话。夏穗生是我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培养博士后、博士、硕士共69人，其中刘乐欣、姜洪池、陈知水等一批学生已成为我国器官移植和外科学界的领军人才。

1999年，年仅33岁的陈知水被夏穗生点名主刀肝移植手术。第一次主刀，又是当时最年轻的器官移植术主刀医生，陈知水心里有点儿不安。夏穗生鼓励道：“胆大心细，放手做，成绩是你们的，失败了算我的。”5个多小时的手术，75岁高龄的他一直坐在旁边。如今，陈知水已是博士生导师、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

同济医院肾内科教授吕永曼记得，21年前，她被邀参加夏穗生教授组织的多学科大会诊，决定她给患者行肾活检。患者病情复杂，她非常担心。夏穗生安慰道：“你认真做就行，我们已做好各种预案，有责任我来承担!”有了老师的鼓励，任务顺利完成。

敢于压担子，缘于平时的严要求。他告诫学生：“器官移植是关乎人生命的大事，是从鬼门关抢救人生命的手段，容不得丝毫马虎。”

“夏教授对学生要求严格。”85岁的同济医院超声影像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张青萍回忆说：“1959年我毕业后到同济医院刚分到科室时，是夏教授带着我。比如说在查房时，他会一级一级地问，先问实习生，再问住院医师，继而问主治医师。看到你哪个地方做得不行，他会很严肃地指出。他提意见直截了当，从不转弯抹角。”

夏穗生经常告诫学生：“手术台上的成功，不是真正的成功，病人健康出院才是成功。”让大家不仅重视手术，还要重视术后恢复管理。那时，夏穗生有个不成文规定，肾移植患者术后不排尿，连续出现两例，手术医生就要被罚到实验室干半年。

夏穗生的女儿夏丽天记得，经常很晚了，饭菜都凉了，做完手术的父亲还没回家吃饭，家人等了又等。“后来才知道，要等手术病人清醒、情况稳定后，向值班医生反复交代了注意事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预案后，爸爸才会回家。”

“研究生培养的远期目标是培养学术领域的尖子，器官移植的研究生在未来应该成为本专业的将才，有的要成为帅才。”围绕这一目标，夏穗生精心育才。在科学研究上，他要求和指导学生研究国内暂无人研究的课题和国际最先进的课题，挺起中国医学的脊梁。

数十年来，夏穗生的科研几乎涉及器官移植领域的各个方面，同时，他培养的不少学生已经成为我国器官移植和外科學界的领军人才。他曾形象地说：“我们这一代是中国器官移植的拓荒者，目的是为后来人开辟一条通往顶峰的道路，这条路拓得越宽阔越有利于后来者攀登。”

“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唯愿不负国家培养”

在临床和实验研究中，夏穗生共获56项次各级科技进步奖，发表第一作者学术论文270余篇，主编专著26本。如今，夏穗生开创的肝移植技术方法仍在惠及肝移植患者。正因为有了越来越成熟的器官移植技术，才会有越来越多生命垂危的患者看到生命的曙光。

著名器官移植专家、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这样评价夏穗生：“他是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开创者。作为我国器官移植的奠基者，他鞠躬尽瘁，参与、推动和见证了我国器官移植发展至今的全过程。”

著作等身，居功至伟，他仍保持着谦逊、低调的品格。2011年，夏穗生凝聚自己毕生科研、临床经验，编著出版我国器官移植领域第一部大型专著《中华器官移植医学》。出版社先后3次派人上门，说服他将书名改为《夏穗生器官移植学》，他都不同意。

他不做“挂名英雄”。由他亲自指导并参加的研究生课题，通过成果鉴定的有9项，其中8项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4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全部由研究生担任课题负责人。

武大中南医院移植专家叶啟发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曾写过一篇关于肝硬化门静脉高压出血的论文，夏穗生反复修改10余次，还当面指导。论文发表前，叶啟发希望把老师列为署名作者，但他坚决不肯。

从医近70年，正因为对器官移植事业有挚爱，对人民健康有深情，他一直保持简静朴素，归真致远，带领、激励一代又一代医务工作者不断攀登器官移植事业新高峰。

夏穗生不讲究吃穿，也没什么业余爱好。平时不是泡在实验室，就是泡在病房、办公室。他常说：“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唯愿不负国家培养。”只要有利于器官移植事业的，他都去做。

2013年3月，他在遗体(器官)捐献志愿书上签字，成为一名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要别人捐献遗体器官，自己不做出榜样，只讲空话，不做实事，不行。”在他感召下，同济医院300多名医生和医学生签下器官捐献志愿书。

2019年4月16日，夏穗生辞世，享年95岁。家属遵从夏穗生遗愿，捐献角膜，并向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捐献了100万元用于医学研究。作为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开拓者，他践行诺言，为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作出了表率。

(参考资料：《中国器官移植开创者夏穗生：一生只做了一件事》人民网2019年4月17日、《夏穗生 打开中国器官移植的大门》《新京报》2019年4月21日、《夏穗生：“我一生只做一件事”》《光明日报》2019年4月21日等;作者：黎昌政、周雯、童萱、夏静、张锐等)

苏鸿熙：中国心脏外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2013年6月26日苏鸿熙入党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巧合的是，55年前的同一天，苏鸿熙进行了国内第一例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

掀开了新中国心脏外科的新篇章

2013年7月1日，解放军总医院金沟河干休所，一位99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吃下一片安定片，准备在苍茫的暮年里迎接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心愿的实现——

老人用左手托起颤颤巍巍的右手，握拳，宣誓，声音却依然止不住颤抖：“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年后，老人病逝。“尽管只有几年党龄，但我这一生都在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做事。”他生前曾说。

这位老人就是共和国心脏外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苏鸿熙。

在中国，首先开展心脏体外循环手术和心脏搭桥手术的就是苏鸿熙。自1957年留学回国后，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心血管外科事业。1998年，苏鸿熙被解放军总后勤部命名为“一代名医”。他的开创性成就，既缘于他的赤诚与勤奋，也缘于共和国两位元帅的支持与鼓励。

“学成归来酬故土”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任南京市长。当年8月，苏鸿熙所在的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更名为南京大学医学院。其间，苏鸿熙等4位南大医生接到赴美留学通知，这让他们既欣喜又疑虑。

4名医生疑虑的是，从1946年起，美国扶持蒋介石在中国发动了长达3年的内战，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如今南京刚刚解放，军管会能同意他们到这个国家留学吗?

4人到军管会打探消息，出乎意料的是，刘伯承欣然同意了他们的留学请求。“到外国学习技术，这有什么关系呢?全国解放后，我们要建设，需要大批人才，有机会可以去，但要早去早回。”

刘伯承的大力支持，让苏鸿熙深感意外，也让他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感激。在驶往美国的客轮上，他不禁提笔写下一首明志诗：“南大六年学医路，毕业踏上抗战途。赴美留学梦成真，幸得市长相帮扶。客轮载我赤子情，祖国恩情心中驻。籍此小诗明鸿志，学成归来酬故土。”

在美国留学7年，苏鸿熙先后在4家医院学习，并逐渐开始研究心血管外科领域刚刚出现的新技术——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学成之时，他回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并花5000美元自费购买了两台心肺机准备带回中国。

赴美留学期间，苏鸿熙在医院结识了美国姑娘简·麦克唐纳。1956年，两人结婚，苏鸿熙为妻子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苏锦。“当时苏(鸿熙)已经是知名的心外科医生了，两个州给他送来移民申请表，但他都放弃了。”几十年后，苏锦用流利的中文说，“他说必须回到中国，他要给中国人治病。”

经过慎重考虑，苏锦决定跟着丈夫一起回中国。然而，苏鸿熙此时已被美国政府列为同钱学森一起的50名中国最优秀留学生之一，限制离境回国。美国移民局官员找苏鸿熙谈话，美国联邦调查局甚至把他带到总部审讯，“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两台心肺机也被列为禁运品，联邦调查局威胁他说：“心肺机，你一个部件都别想带走，否则，依法扣留你。”“他们说我是赤色分子，叫我Red China。”苏鸿熙回忆说。

以正常途径回国不可能了，苏鸿熙和苏锦只能寻求另外的办法。最后二人商定分开走，苏锦先前往加拿大，取道伦敦，接收苏鸿熙寄出的心肺机;苏鸿熙稍后乘船到伦敦，与苏锦会合后绕道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最后回到中国。

“那真是艰辛的路途。”苏锦感慨地说。但让她欣慰的是，辗转6国，耗时52天，行程近10万里，苏鸿熙终于兑现了那句“学成归来酬故土”的承诺。

“我回来是报效祖国的，不是来做买卖的”

回国后，苏鸿熙夫妇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并被告知回国路费可以报销，心肺机可按原价折合成人民币予以补偿，至于就职去向，北京所有的医院任选。

但苏鸿熙拒绝了这些好意。他说：“我回来是报效祖国的，不是来做买卖的。”

得知母校与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合并后，苏鸿熙决定去位于西安的四医大报到。就是在这里，他掀开了中国心脏外科崭新的一页。

1957年，苏鸿熙利用从美国带回的两台人工心肺机建起实验室。同年5月，就在国内首次应用人工心肺机进行体外循环动物实验。

苏鸿熙的学生、后来成为解放军总医院心外科主任的朱朗标回忆说，苏鸿熙要求研究组对待每次动物实验，要如同对待临床手术。

一次，实验犬在实验过程中死亡，旋即给埋掉了。“这只犬死于什么原因，解剖结论是什么?”苏鸿熙非常严厉，“赶快挖出来解剖!”

从此，大家彻底明白，苏鸿熙制定的规章制度全是刚性的，丝毫不能走样。仅半年多时间，研究组就使实验动物的长期存活率达到75%以上，为体外循环手术安全过渡到临床奠定了基础。

1958年6月26日，是苏洪熙百年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日子。那一天，他开展了一项手术——体外循环手术。在中国，这是首例。

手术难度大，耗费时间长，手术的过程更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做心脏直视手术，需要让心脏停止跳动，否则手术无法进行。而心脏停跳，血液就不能周身循环，患者就会死亡。人工心肺機能使心脏停跳而仍能保持生命存活。

手术中，心脏室间缺损的6岁患儿全麻开胸后，进行体外循环插管时突然发生全身抽搐。这是在实验时从未遇到的情况。苏鸿熙临危不乱，经过紧急排查，确定手术继续。人工心肺机一开动，预充冷血进入体内后，患儿抽搐立即停止，手术顺利完成。

苏鸿熙这次开创性的手术写入了中国历史，使心外科成为新中国最早进入世界医学先进水平的领域。当时中国的西医总体水平落后，但体外循环技术仅仅比美国落后5年，甚至超过当时的苏联和日本等国家。

手术成功后，原总后勤部为苏鸿熙记一等功，为体外循环研究组记二等功。如今，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已相当普及，全国有600多家医院可以开展同样的手术，年手术量达万例，手术的应用范围也从心外科延伸到神经外科、气管手术、肿瘤手术等领域，成为救死扶伤的重要手段。

1963年，苏鸿熙又在国内首次成功应用人造血管进行主动脉-颈动脉搭桥术，这项新技术再次震动中国医学界，给万千患者带来了福音。

从动物实验到心内直视手术修补间室隔缺损、再到动脉搭桥术，苏鸿熙回国后的这“三把火”，实现了新中国外科手术革命性飞跃，为我国心脏外科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苏鸿熙对复杂先心病矫正型大动脉转位伴心内畸形的外科治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叶剑英元帅对苏鸿熙的演示和精湛技术给予了高度评价，鼓励他早日把这项技术在临床开展起来，造福军内外患者。

“半个赤脚医生”

1972年7月，苏鸿熙调入解放军总医院，任心外科主任。在解放军总医院，同事们眼中的苏鸿熙不仅是一名医术高超的心外科专家，也是一位对患者极端负责的仁医，他在临床上的几个故事一直传为佳话。

其中一个是“半个赤脚医生”的故事。那一天，急促的电话铃划破了周末宁静的夜晚，科室里收治了一位危重病人，情况复杂，正在抢救……苏鸿熙没顾上穿袜子，套了一只鞋就往外跑，一口气跑到病房，诊断病情、安排手术，直到进了手术间，大家才发现，苏鸿熙是光着一只脚进来的。术后，同事们调侃道：“苏主任，您今天可当了回‘赤脚医生’。”而他，更是诙谐，说道：“不对，是‘半个赤脚医生’。”

一次，一名刚刚闯过手术关的患者，尚未脱离危险。苏鸿熙对他格外关注，随时观察置于床下的接尿瓶，根据尿量的多少判断体内循环等功能是否趋向好转。为准确了解瓶中的尿量，年近六旬、身高1.8米的苏鸿熙毫不犹豫地趴在地上，让目光平视液面的凹线，仔细数着瓶子上的刻度，并对大家说：“这样计量液体才是最准确的。”

在苏鸿熙眼里，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他总是反复对医护人员强调：“你们在工作上有问题，可以随时叫我。错叫一次我死不了，可不及时叫我就有可能给病人带来生命危险。”人们经常听到他说的一句话是：“医生要有爱。医生这个职业，说到底是从事生命科学的，不光要掌握专业知识，还要充实人文知识，让自己拥有一颗爱心。”那个年代，条件艰苦、设备简陋，苏鸿熙常常和医护人员在监护室守护着危重病人，一连几天寸步不离。

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也影响着他的学生。苏鸿熙的第一个研究生、解放军总医院心外科原主任医师余翼飞回忆，自己当住院医生时，苏鸿熙要求他住在离监护室最近的房间里，睡觉时床的三分之一要露在走廊里，保证患者一有问题他能第一时间赶过去。“他的这种作风，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余翼飞说。

对于自己的学生，苏鸿熙说得最多的是要替患者着想。“有一个病人，拎着一袋子零钱，数出来才400多元，是乡亲们一毛一毛凑起来的。”他反复和学生提起这个例子，告诫他们要为患者看好病、省下钱。他甚至自己发明了一种吸引装置，能够将病人输送到体外的血液重新过滤并送入人工心肺机里再利用，不仅节省了输血的大笔费用，而且避免了由此带来的并发症。

除了医治苍生，苏鸿熙的一生还有一个不懈的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2013年6月26日下午，苏鸿熙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解放军总医院金沟河干休所第三党支部召开会议，正式吸收他入党。

巧合的是，55年前的同一天，苏鸿熙进行了国内第一例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掀开了新中国心脏外科的新篇章。

(参考资料：《苏鸿熙：大爱成就大医传奇》《老人世界》2017年第3期、《苏鸿熙：穷尽一生追随党》《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9日、《苏鸿熙：我国心脏外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解放军报》2016年12月16日、《苏鸿熙：一生赤子，一代名医》《中国青年报》2016年12月16日;作者：温庆生、孟兰英、徐叶青、高志文、范炬炜、姜宁)

王世真：“中国核医学之父”

“科学的发现，只能争取世界第一”

“青出于蓝，质重于量。

这是我们这些超龄服役老兵的唯一愿望”

“我想做的事非干到底”

出于对放射性的恐惧，至今仍会有不少人“谈核色变”。而科学家们，则从未停止利用原子核造福人类的脚步。著名生物化学家、我国核医学开拓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王世真，便是其中一位。在他的“核世界”里，放射性不再是危及人类生命的代名词，相反，它是一把济世救人的“金钥匙”。作为世界上最早参与研究放射性核素的科学家之一，王世真用半个多世纪的心血，让核医学在我国落地生根。

1916年3月，王世真出生在福建福州被称为“西清王氏”的显赫家族，曾祖父王庆云是道光九年的进士;祖父王仁堪是光绪三年的状元;父亲王孝缃早年留学日本，曾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参加了远东医学大会，也曾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母亲林剑言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曾孙女。

王世真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影响，自幼刻苦读书。作为家里的长子，王世真向来被宠爱，也一直是教书先生和父母眼中的乖孩子。但在8岁那年，他却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件极为叛逆的事。

因为在学校里受了冤枉，王世真一气之下拿了5块大洋，只身一人离开家乡，去寻找远在南京行医的父亲。行至福建马尾，等待开往上海的轮船时，家里托亲戚劝他回家，他却执意不肯，全然不顾前路艰险。“我想做的事情非干到底。我觉得没有办不到的事，看你坚持不坚持。”小小年纪的王世真就非常有主見。母亲只好赶来，亲自把他送上开往上海的轮船。

17岁那年，王世真考入燕京大学。仅仅一年后，他便自作主张转学到清华大学化学系。在那里，他和同学们你追我赶地充实自我，沐浴于“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朝气之中。

初到清华，王世真每周要做5个下午的实验，测定30余种未知物的样品，误差不许超过0.2%。有时要重复测10余次，饿着肚子熬夜是常事。虽然很苦，但使他养成了认真、严谨的科研习惯。

1937年大学毕业后，战火硝烟瞬间击碎了王世真继续在清华园安心读书的梦想。整个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他被迫踏上流亡之路。

从清华园火车站上车，王世真和同学们辗转了大半个中国。被战火逼至内地后，在著名化学家袁翰青的推荐下，王世真进入贵阳医学院任教。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他加入了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批爱国教授组成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在这里，他第一次学以致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战场卫生条件差，军队受到暴发斑疹伤寒等流行病的严重威胁。从留学德国的哥哥漂洋过海寄来的一封信中，王世真了解到德国军队所用新型杀虫剂DDT的化学结构。他马上动手合成，不久便向抗日部队提供了这种强效杀虫剂。由此，王世真成为在我国首次合成DDT的科学家。

战争中的经历，让王世真深切体会到，国家落后就要挨打。1945年抗战尚未结束，他报名参加了当时教育部负责招生的公费留学考试，并取得制药化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

不料发榜时，王世真却名落孙山。“事先并没有得到通知，这次制药化学专业招考的留学生，要到药厂实习，且必须是制药专业出身。”化学系毕业的王世真，就这样被挡在门外。

留学美国与核医学结缘

战乱中，王世真一家的生活变得捉襟见肘，对他而言，出国留学必须争取到公费。危难时刻，他决定要将命运紧紧把握在自己手中，于是径直前往英国大使馆求助。

不曾料想，在大使馆接待王世真的，是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彼时，李约瑟正奉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在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李约瑟问明情况后，写了一封介紹信给王世真。拿着介绍信，王世真一路跑到教育部。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当即决定，只要王世真联系好学校拿到奖学金，就算作公派留学。

1946年，王世真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药理学，半年后转入美国衣阿华大学化学系。在美国的生活却是异常艰辛的。奖学金根本不足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王世真一边求学一边替教授做实验，赚取微薄的额外收入。最困难的时候，他向学校借钱维持生计。

3年后，王世真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然而临毕业时，他拿到手的却只是一张博士证书封面，里面夹着一张字条。“里面说，请你还清欠款以后再来领取证书。”回想那段往事，王世真淡然一笑。工作后，王世真获得极高的待遇报酬，只用几个月时间，就还清欠款换回了证书。

获得博士学位后，美国一家著名制药公司曾以优厚的待遇向王世真伸出橄榄枝。当时，一心想当制药专家的王世真，也想利用那里先进的设备研制新药，但对方的一个附加条件，让他改变了自己的志向。

“要进入那里工作，我必须先加入美国籍。”王世真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随后，他改去刚刚成立的美国衣阿华大学放射性研究所工作。

正是这次工作的变动，改变了王世真的科研命运，让他与奉献毕生心血的核医学结缘。

在那里，王世真用核素示踪方法，成功标记了碳十四甲状腺素和碳十四门冬氨酸，其合成方法至今还收藏在美国的国家档案局。两年间，他与同事合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放射性标记化合物，也为他此后致力于我国核医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身在国外，会非常容易解决自己的立场问题。”尽管在美国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但内心里希望祖国能够强大的梦想，强烈感召着王世真早日回国。

当时的王世真已是放射性核素研究领域小有名气的骨干了。该领域具有保密性质，为了留住他，美方绞尽脑汁百般阻挠：一边以加薪、升职为诱惑，一边又威胁要以“非法就业”的罪名逮捕其夫人。然而，任何困难都无法动摇王世真的赤子之心。

回国前夕，王世真将家中所有财产变卖，并拿出所有积蓄购置近300件医疗用品及国外新药，全部捐献给北京儿童医院，他又将家中珍藏的祖辈遗物和家传文物全部捐献给博物馆。1951年，他终于冲破重重阻碍回国，被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系副教授。由于他执意回国，夫人在美国遭到了软禁，后来辗转从芬兰坐船才回到国内与他团聚。

“科学的发现，只能争取世界第一”

当时国家科研基础薄弱，没有进行核医学研究的基本实验条件。而正是回国后不久的那段时间，王世真完成了一项足以堪称伟大的工作——首次在中国合成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封。

此前，被民间称为“痨病”的肺结核几乎属于不治之症，几百万人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雷米封的出现，使得中国肺结核病的治疗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疾病不再意味着死亡。直到现在，雷米封仍然是我国治疗肺结核的首选药之一。

对于这项意义重大的贡献，王世真本人却很少提及。因为在他看来，这并非自己创造性的成果，只是按照别人的方法，“非常简单地合成了药物”。

“科学的发现，只能争取世界第一。”这是王世真挂在嘴边的名言。要说最为艰难的工作，在他看来，非创办同位素训练班莫属。

1956年，在王世真眼里是我国核医学研究的春天。当年，在我国拟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中，第一次将“同位素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王世真亲手制定了这个项目的实施规划。

“那时，没有方法、没有技术、没有仪器设备，从无到有，全靠自己创造，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王世真回忆。

同位素技术是核医学领域的核心内容，办同位素训练班，成为中国核医学发展的第一步。正是在这个训练班里，诞生了我国第一批放射性同位素测试仪，研制出第一批放射性标记物，完成了第一批显影实验，培养了第一批从事核医学研究的专业人员。

王世真在协和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同位素中心实验室，第一个将同位素应用于人体试验，而首位勇敢的被试者就是他自己。

当时，全中国几乎所有的同位素医学应用技术和方法，都是在王世真的主持和倡导下创建，并向全国普及推广的。由此，学界尊称他为“中国核医学之父”。

1960年，原计划派专家来华办核素标记物学习班的前苏联突然“撤军”，我国核医学刚起步就面临着夭折的危险。怎么办?“我们想，一定要争这口气，自己上。越是困难，越要拼命干。”王世真带着一批助手日夜奋战，苦熬一个月，竟然成功地做出了当时最有用的9种放射性药物和标记化合物。

上世纪60年代末，王世真被下放到江西干校劳动。恢复工作后，他继续在全国普及和推广核医学技术，并与他人合作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放射免疫显像等多项工作。1980年，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学会在他的倡导下成立，是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8年转为资深院士。1981年，他又创办了《中华核医学杂志》并担任主编。

1987年，王世真在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作了中国核医學的现状和发展规划的报告。翌年，国际核医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成为中国核医学研究走向世界的里程碑性事件。

为了核医学，从不争名逐利的王世真还办过两件很“英雄”的事情。第一件事，给放射医学研究所搬家。上世纪70年代后期，研究所还设在四川偏远的山沟里，科研和教学都很不便。王世真专程赶往天津，用一整天的时间“舌战群儒”。“我跟他们讲，此核非彼核，它的辐射对人体是安全的;跟他们讲这种核对医疗诊治多么重要，最后，我赢啦。”研究所搬进了天津南开区，人们不再对它避之唯恐不及。

第二件事凝聚了王世真将近10年的心血。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年过花甲的他有感于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技术(PET)的优越性，立志要建成中国自己的PET中心。为此，他和同行周前教授走遍英、美、加等国虚心取经，并向国内有关部门反复呼吁。在他的大力宣传和精神感召下，肿瘤、心脑疾病、核技术等有关领域的19位中科院院士联名签字，以示支持。1998年，协和医院PET中心宣告成立，王世真欣喜地说：“这个梦终于圆了!”

“青出于蓝，质重于量。这是我们这些超龄服役老兵的唯一愿望”

在核医学领域辛勤耕耘半个世纪，王世真最为欣慰的，是看到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才的成长。到了80多岁，他还坚持要为研究生开一门课，并在课程开场白里对年轻人说：“青出于蓝，质重于量。这是我们这些超龄服役老兵的唯一愿望。”王世真先后直接培养硕士、博士和博士后40余人，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博士后毕业生吴战宏的眼里，王世真是一位严师，也是一位慈爱有趣的长者。“先生年事已高，我们都不忍再让他进实验室了，可先生总想挤进来。他看我们工作得努力，就常常为我们调节气氛。”

王世真犒劳学生的“法宝”是老照片和小故事。他心疼学生们了，就适时地唤他们休息一下，拿起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讲讲自己经历过的真实故事。“我把他们当孙子孙女看待。”王世真以特有的细腻关爱着学生们。

2004年5月，王世真因病入院，一度病情危急到了靠鼻饲进食的程度。“我一进病房，看到先生全身插满了管子，眼泪哗地就流出来了。”看到吴战宏的眼泪，王世真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背，连声念叨“别怕，别怕”。学生们自发地轮流排班，不分昼夜地陪护着他们敬爱的老师。王世真深感不安，病情稍好时，就“命令”学生们休息。“本来应该是老师为学生服务，现在反过来学生为我服务，我欠他们的债真是永远还不清。”说起这事，王世真哽咽起来，“我一定要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让他们能更深入地研究。”

青岛大学药学院教授姜国辉是王世真的1991届博士生，后成为中组部“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建党90周年之际，国家邮政局发布一套《优秀共产党员——王世真》邮票。王世真把邮票拍下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当时在美国深造的姜国辉。2012年，国家邮政局发布“祖国建设者”邮票，姜国辉名列其中。他把邮票拿给老师王世真看，王世真笑得很开心。

怀着一颗青春不老的心，耄耋之年的王世真，依然还是一个青春不老的人。他腰杆笔挺，走路像一阵风。与他同行的年轻人想照顾他，他却对他们说：“我们走快一点。”他酷爱乒乓球，88岁时还时不时地挥一下拍，动作毫不含糊。他喜欢骑自行车，一辆掉了漆的“26”轻便式自行车伴了他20多年，他90岁时还每天骑车上班。这样的老先生，工作起来也是“拼命三郎”。他习惯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他有一个小本子，每天要做什么列得一清二楚，做完一件，划掉一件，似乎总也划不完。

去世前，王世真还有很多计划：“过段时间闲下来了，我要把电脑系统地学一遍”;“我会写古诗，可没有韵味，小时候知识面太窄啦。学科学的人也要懂人文，我得补一补”……

2016年5月27日，王世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100岁。家属将其遗体捐献，王世真成为北京协和医院第1230位遗体捐献者。

(参考资料：《王世真：握紧命运的缰绳》《中国科学报》2013年5月24日、《王世真：中国核医学之父》新华网2017年6月27日、《王世真：要做开创性的事》《光明日报》2006年2月12日、《核医学之父”王世真》《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6月21日、《医学大家王世真：做开创性事业》《健康大视野》2006年第7期;作者：郝俊、鹿永建、谭元斌、王斯敏、段文利)

黄志强：“中国胆道外科之父”

一直记不清自己的生日，为方便记忆，就选了1月1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然而，他在查房讨论中能脱口说出二三十年前诊治过的患者情况，

跟病历上的记录丝毫不差

“一言定终生，一生都离不开当个外科医生的梦”

2015年4月24日，解放军总医院里，一位93岁的老人，永远地离开了他钟爱的肝胆外科事业。他，就是中国肝胆外科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专家组原组长黄志强。从医70余年的他，将生前最后一项决定，也献给了挚爱的医学事业：遗体用作医学解剖。

“我专攻肝脏，他专搞胆道，我们‘肝胆相照’。”黄志强多年的老朋友、老同行吴孟超回忆道。

黄志强，1922年1月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高中毕业后，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黄志强迈入医学的大门。

对外科产生兴趣，是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上生理实验课，授课老师林丛敏教授让大家做动物实验。黄志强做气管切开术插管时刀法娴熟，动作一气呵成，大大出乎林丛敏的预料。他兴奋地拉住黄志强说：“你的实验做得不错，手法灵巧，动作规范，思维敏捷，心绪正常，游刃有余，如果你努力，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

每当回忆往事时，黄志强都非常感慨人生的际遇：“一言定终生，一生都离不开当个外科医生的梦。”

毕业后，黄志强在湖南衡阳医院当实习医生。湖南沦陷后，他辗转到了贵阳，后被分派到遵义县医院工作一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黄志强投奔到当时主持重庆中央医院外科的吴英恺门下当住院医生。

吴英恺曾问黄志强：“是想做一个只能开刀的外科医生，还是做一个在医学上有创造的開拓者?”这一问，使黄志强豁然开朗，他决定闯一闯。

“治别人治不好的病，开别人不敢开的刀”

上世纪50年代初，有种病引起了黄志强的关注，前来看这病的患者如潮，病情复杂。

这种病便是肝内胆管结石病，俗称“穷人病”。当时，西南地区患者较多，因其在治疗上的复杂性、常见的严重并发症和晚期的肝损害、高死亡率，被称之为“不治之症”。

由于国外书中所描述的和黄志强所见的并非一回事，而我国又没有自己的专著，这让肝内胆道疾病的研究和治疗成为“盲区”。黄志强决定：“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就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材料。医学科学领域里，也应该有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

从此，黄志强只要一有时间，就去图书馆查阅各种医学书籍，从中汲取大量医学知识。为了弄清肝内胆管结石病的病因，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黄志强多次对西南地区进行调研工作。对于临床重症，他经常连续几天几夜守候在患者床旁，由此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正是这样的努力付出，使黄志强为寻找治疗肝内胆管结石病的方法夯实了基础。1957年，他首创应用肝部分切除术治疗胆管结石病，在世界范围内为此病的治疗方法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那是一个战士。”黄志强回忆说，“他肝内有结石，过去做过手术，但是老犯病，这对病人是很痛苦的。作为我们医生来讲，我经常看他的造影，想有没有可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黄志强反复地研究病人的病情，结合自己平时积累的医学知识，他开始思考，胆石就是在肝内的某一个部分，如果把这部分切掉，病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呢?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当时，我国用肝切除术治疗肿瘤的方法才刚刚开始，但还没有人意识到这种手术还可以用来治疗肝内结石，不但在中国，就是在国际上也没有人做过此类尝试。

肝脏因其内部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血管，一直被视为手术禁区。但黄志强认准了自己头脑中的想法，握紧了手术刀。手术进行得很成功，结果和他预想的一样。

据此，他首创应用肝部分切除术治疗肝胆管结石病，开辟了以肝胆外科技术解决胆道问题新途径，这一术式至今为国内外广泛采用。

黄志强含蓄内敛，不喜张扬。然而，许多曾与其共同工作过的人都熟知他的一句格言：“治别人治不好的病，开别人不敢开的刀。”创新，是黄志强在医学道路上前进的信条。他曾说：“一个人，一个做技术工作的人，他能不能有成就，或者能不能更上一个台阶，就得看他对事物有没有好奇心，有没有内心的追求。”而正是好奇心和内心对医学的追求，驱使着黄志强不断深入未知领域。

1963年，黄志强最早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肝胆外科专业，由他提出的关于肝门部胆道外科的一系列独创性的诊疗技术与原则，已成为有关肝胆外科疾病诊断和治疗的指南和规范，居世界领先水平。

1964年，黄志强在国际上第一个为病人成功实施肝动脉结扎术，使肝内胆管大出血不再是不治之症。

1973年，黄志强以肝内胆管结石外科治疗为题，在巴塞罗那第23届国际外科学术会上，首次系统地论述肝胆管结石病，提出“原发性肝胆管结石可呈肝内局限性分布”“高位肝胆管狭窄是原发性肝胆管结石主因”两个著名论断，从而一改以往教科书长期引用的胆道外科学观点，在国际胆道外科领域引起轰动。黄志强也因此被称为中国“胆道外科之父”。

1985年，63岁的黄志强在重庆工作40多年后，来到了驻地在北京的解放军总医院。在该院专家组成员顾倬云眼中，黄志强并未因之前在肝胆外科学领域的“拓荒”，而停下追逐医学前沿的脚步。

刚到北京的前几年，黄志强为了开展难度很大的肝门部胆管癌扩大根治术，手术从早做到晚，使我国肝门部胆管癌的手术切除率从10%提高到15.3%，居国内外先进水平。

70多岁时，黄志强开始埋首纸堆。他不会用电脑，只能一笔一画地写，连书中的手术图谱都是他亲自绘制完成。

84岁时，黄志强还在主持翻译《希夫肝脏病学》。他主编和自著的著作有20多部，共计2000余万字。其中《黄志强胆道外科》《黄志强胆道外科手术学》《外科手术学》被认为是肝胆外科领域的经典教材，由他主持开展的“肝胆管结石及其并发症的外科治疗与实验研究”，荣获2000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晚年，黄志强仍时刻关注着外科学科的发展，把握学科的发展方向。他说：“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每天都面对手术创伤给病人造成的痛楚。我一直在思量若能使手术病人‘无痛’地度过手术后的早期，将会改变病人对手术的恐惧，改善手术后病人的精神状况。”

在长久的观察与思考后，黄志强提出“外科已从切除的时代进入修复的时代”的理念，提倡发展“微创外科”，并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国内外多种刊物上发表有关微创外科的论述。

90岁时，黄志强敏锐地觉察到3D技术必将对微创外科产生巨大影响，撰写了论文《从阿凡达电影看微创外科3D时代的到来》。

在别人眼中高山仰止的成就，黄志强却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山虽高，没有爬不上的;路虽远，没有走不到的。努力和勤奋是顶重要的。”

“生死相托，永不言弃”

“生死相托，永不言弃。”——在解放军总医院重症医学科的楼道里，悬挂着这样一幅题字，落款人是黄志强。重症医学科里的人都说，这是黄志强一生恪守的座右铭，更是他对每一个患者的承诺。

77年的行医生涯，黄志强不曾对一个病人放弃最后的努力。然而，一生救人无数的黄志强，却没能挽救住自己的亲人，60岁时丧妻，70多岁时送走儿媳，黄志强常常陷入自责。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人们皆认为我医术高明，而我独不能救亲人之性命，眼睁睁地看着她们一个个远走，虽悲痛何及?……唯望在有生之年，多写些有用之书，以传后世，救治病中苦难之人，不得我今日之悲哀与余恨……”

在解放军总医院，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黄志强一直记不清自己的生日，在填写履历表时，为了方便记忆，索性就选了1月1日作为自己的生日。然而，在查房讨论中他能脱口说出二三十年前诊治过的患者的病情特征和手术方式，跟病历上的记录丝毫不差。

医生的本分是什么?在黄志强眼中，除了在医疗岗位拼搏外，还要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问诊过程中，当患者的陪同或家属谈及病人的社会背景和职务时，黄志强总是轻轻摆摆手：“说病情吧。”在黄志强心里，病人没有高低贵贱，医生应该尽心尽力对待每一个患者。

2005年12月，怀孕38周的史思敏感觉腹部剧痛，被附近医院诊断为坏死性胰腺炎，转入解放军总医院重症监护室治疗时已陷入昏迷。当医生告知这种病死亡率高达95%以上时，史思敏的丈夫陈知耀如五雷轰顶一般，半天说不出话来。

得知有孕妇得了这种病症，牵涉两条人命，已经83岁高龄的黄志强亲自上阵，带领治疗组连续奋战7天，做了3次手术，史思敏终于奇迹般地睁开了双眼。

“我在病历上看到今天是你的生日，所以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祝你生日快乐，早日康复!”12月25日，黄志强走到史思敏病床前问完病情，从白大褂的上衣兜里取出一张贺卡送给了史思敏。那一刻，史思敏的眼睛瞬间含满泪水。

切口、引流、看片子、作比较，思考时黄志强常常屏气凝神地观察很长时间，将一切暗含病情信息的细节都了如指掌。因此，他也总能抓住治疗关键，一针见血地给出治疗方案。

黄志强细致入微的诊疗作风赢得了患者的信赖，慕名而来的病人也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经常是不分时间和地点，往往会打乱黄志强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但他从不怕麻烦，总是认真对待，千方百计为患者解除病痛。他常说，患者大老远跑来找你，很不容易，不能让患者失望。

一个慕名而来的肝胆结石患者，带着厚厚一沓病历和影像资料来到办公室门前等候，当他得知黄志强刚下手术台时，便准备改日再来，但黄志强硬是坚持给他看完病才走。

黄志强对熟悉和掌握病情格外看重，凡由他主刀诊治的患者，术前都要反复细致询问、查体和阅讀影像资料，不放过任何疑点。

黄志强一生为患者做了多少台手术?没人知道。但是，重症监护科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看到，90多岁高龄的黄志强，依然坚持来重症监护室查房，直到他再也走不动了。

他说：“对于医生来讲，患者的生命高于一切。患者将生命托付给了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也是他们康复的希望，医学容不得任何差错和闪失，因为任何一点闪失，都会使患者失去最后的希望。”

“弯下腰是一座桥，站起身是一架梯”

在从医的77年时间里，黄志强选拔培养了100多名拔尖人才，亲自培养博士后和博士、硕士研究生及高级研修人员300多名，大大促进了中国肝胆外科学事业的发展。

“医学事业的兴旺发达，需要人才梯队的接续奋斗。”黄志强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的想法很朴素：只有把好的医术一辈辈传下去，才能救治更多病中苦难的人。

既当丰碑引领方向，又作基石躬身为桥。黄志强常以亲身体验和教训给年轻医生讲述成长的道路，却从不指责别人。他说：“我愿意做一名外科医生，就是因为做动物实验时老师给了我很大鼓励。年轻人是容易引导的，几句鼓励的话可能影响他的一生。”

从教学、查房到复杂手术，黄志强常常鼓励年轻医生披荆斩棘勇闯难关，指导年轻医生创新术式，从中汲取自信。一次，黄志强带领年轻医生为病人手术。他的一名学生建议用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缝合，黄志强听完后觉得可行，就鼓励学生上台进行缝合，他则在一旁密切观察，必要时给予指导。手术过后，病人恢复很快，黄志强夸奖该学生积极思考，并鼓励他继续多多创新。

黄志强对待学生，不分是不是自己带教的，只要找到他，就会认真对待。一名医生把自己的硕士论文送给黄志强审阅，虽然黄志强不是自己的导师，但他发现论文不仅被黄志强逐字逐句地通读了，连错别字都被一一改正，甚至还重新绘制了其中一幅插画。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黄志强常常感觉“时间不多了”。为了让年轻的外科医生尽快成长受益，黄志强随时都在想着怎样把70多年来的从医经验总结出来。

2013年以后，他把时间看得更加珍贵，抓紧时间完成了最后的书稿《黄志强肝胆外科讲义》。这本书以PPT讲义的形式表现出来，易读易懂，更适合喜欢形象思维的外科医生阅读。

完成书稿后不久，黄志强住院了。他对秘书说：“你知道吗?我好像有一种预感，前段时间把该做的事基本都做完了……”住院中，他多次问起书的出版情况。

2013年9月10日，《黄志强肝胆外科讲义》出版了。黄志强看到新书，犹见亲人，精神矍铄地给在场的每个同事分发了一本，还给每人签了个性化的题词，脸上绽放出发自内心的微笑。

2015年4月24日上午9时，黄志强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参考资料：《中国“胆道外科之父”黄志强：让医学领域有中国人的东西》人民网2015年7月29日、《黄志强：中国胆道外科之父书写“大医精诚”》《瞭望》2015年8月3日、《披肝沥胆铸医魂——追记解放军总医院专家组原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志强(下)》《人民日报》2015年7月30日第6版等;作者：王继荣、罗国金、张奎、叶攀、秦华、赵娟等)

翁心植：呼吸病学领军者

长期以来，呼吸病的研究在整个医学界都是不被重视的。

可是，翁心植注意到，呼吸病在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中死亡率尤其高。

“医务工作者要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这是基本的、必备的条件”

一门三院士

自古宁波就是出人才的地方，历代各类人才绵延不绝。近现代以来，宁波科学家更是群星璀璨。其中，翁氏三院士——翁文灏、翁文波、翁心植，恰如三颗亮星构成的大三角，熠熠生辉。

翁家原为绅商家庭，到翁文灏这一代时，开始接受西式教育。翁文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地质学“海归”博士，也是我国地质学的奠基者之一。继堂兄翁文灏之后，翁文澜、翁文波两兄弟相继漂洋过海，追求科学并卓有成就。翁文波是我国石油地球物理勘探与测井、石油地球化学事业的创始人。而翁文澜则在近代“医学救国”的思潮影响下，选择医学作其终身的事业。

1919年5月10日，翁心植出生于浙江宁波。在父亲翁文澜的影响下，原本心仪化工专业的翁心植，于战乱之中最终选择到燕京大学医预系学习，随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这个“医学家的摇篮”中，翁心植打下了坚实的医学理论知识基础，为未来从医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学院再无宁日。战乱之中，生存尚且不易，何谈学习?翁心植刚刚走进医学的殿堂，怎能轻易放弃学医?于是，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前往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就读。不过，习惯了“见面讲英语，行路带小跑，办事死规矩”的“协和标准”，翁心植不愿意在松散随意的圣约翰大学虚度光阴。不久，他又转到素以严谨、勤奋著称的上海医学院就读。半年后，上海医学院也被敌伪控制。翁心植决定到大后方去学医。

从沦陷区上海到国统区成都约2000公里路程，翁心植坐火车、徒步、搭乘汽车甚至货运车，还要乔装打扮、过封锁线、躲避检查，用了34天终于到达中央大学医学院。就读一个学期后，翁心植随大部队集体转入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一年后，翁心植作为实习医师进入重庆中央医院学习，时值应元岳、乐文照等教授亲自教导，谆谆诱导式的教学查房使他对内科愈发感兴趣。

个人命运从来都是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在战争时期尤其如此。正在实习的翁心植需要去青年远征军服役两年，经变通后转往重庆寸滩第一后方医院实习。由于表现出色，内科主任王辨明教授在调往重庆相国寺陆军医院时，就带上了翁心植，并任命其为内科代理总住院医师。

历尽坎坷，辗转大半个中国，先后就读6所大学，在4所医院实习，进入燕京大学10年后，也就是1946年7月，翁心植终于获得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证书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授予的医学博士证书(1922年至1949年，华西协和大学医科毕业生同时获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证书)。

多次成为我国医学界的“第一人”

1947年，北大医院内科病房收进一个15岁的男孩，出现不明原因的脾肿大伴贫血、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等班替氏病症状。可是，按照大夫提供的班替氏病治疗方法进行诊治后，患者病情并不见起色。任住院医师的翁心植不禁对诊断产生了怀疑，他详细了解了患者的病史，当得知其哥哥、妹妹也有类似病情后，猜测患者罹患的可能是罕见的遗传病——高雪氏病。

当时，我国尚未有过任何关于高雪氏病的报道。那些临床经验丰富的大夫、教授大概也从未想过，这个初出茅庐的住院医师居然会质疑他们的诊断。甚至有人不屑地说：“真要是高雪氏病的话，可以把这个患者送到故宫博物院展示去了。”翁心植坚持给患者做了骨髓穿刺，所获涂片中果然发现了高雪细胞，且血清酸性磷酸酶明显增高，高雪氏病确定无疑。翁心植随即给患者进行了脾脏切除手术，术后很快康复。

当时担任北大医院外科讲师的吴阶平说，翁心植如此善于思考，敢于突破旧框框，将来必有大作为。正如吴阶平所言，翁心植在随后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多次成为我国医学界的“第一人”：国内第一个总结了白塞病的内科临床表现、世界上第一个报告了白塞病并发心脏瓣膜损害的病例，并提出结核自身免疫反应是病因之一……并相继在黑热病、肺吸虫病、血吸虫病、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等疾病的临床诊治上取得丰硕成果。

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战士中有许多人肺部有阴影，并有咯血，经过一番鉴别证实是肺吸虫病。钟惠澜教授接受卫生部的指示，进行这种病的研究，当时在北京人民医院当住院医生的翁心植作为钟惠澜的学生及副手，与钟惠澜一起从事寄生虫病的资料研究工作。由于条件很艰苦，医院没有低温、真空设备，做动物抗原试验很困难，他就想办法做土冰箱，采用电风扇吹干方法进行试验，在寄生虫病方面搞技术攻坚，发表了不少文章。在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期间，他顶着政治压力，本着对医学固有的执著探索精神，为医院内科规范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7年曾报道，心血管疾病是全球的头号死因，每年死于心血管疾病的人数多于其他任何死因。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脑血管疾病等各种心脏和血管疾患。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大量研究表明，高血糖、高血脂和吸烟是导致冠心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除了这些因素，是否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呢?翁心植注意到，臨床上服用雌激素可以预防冠心病，也可降低患冠心病妇女的病死率。那么，雄性激素是否也与冠心病有关呢?在我国民间有阉公鸡、劁公猪的习惯，通过割去公鸡或公猪的雄性生殖器，动物会变得肥胖多脂，能卖个好价钱。这意味着，雄性激素可能与高血脂有关。为了证明类似的规律也存在于人体中，经有关单位的批准后，翁心植拜访了我国封建皇室遗留下来的特殊人群——太监。如其所料，他发现长期缺乏男性激素可引起血清胆固醇、中性脂肪增高，使动脉粥样硬化更易发生。而对太监补充雄性激素后，其血清类脂质有所下降并趋于正常。

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证实上述推论，翁心植又进行了一系列动物试验，再次印证了补充雄性激素可以防治冠心病的设想。随即，翁心植又进行了人体对照实验，证实应用睾酮剂或肌肉注射睾酮制剂对于老年男性冠心病患者具有较好的效果。不过，由于后者具有较大副作用而妨碍了其本身的应用。

“若无某种大胆放肆的猜想，一般是不可能有知识的进展的。”翁心植在雄性激素与冠心病方面所作的一系列研究，在当时的医学界引起了一阵轰动。对此，他如此总结：“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积极实践，善于总结，提高到理论水平后，才能有所发现和有所创新。”

“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

提起北京朝阳医院，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这是北京最好的呼吸内科医院”。即便从全国范围来看，朝阳医院的呼吸内科也是数一数二的。殊不知，在上世纪60年代，朝阳医院还被老百姓用谐音讥称为“遭殃医院”。正是在翁心植等一代又一代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朝阳医院逐步发展壮大。

以肺心病防治为契机，翁心植效仿美国医学中心呼吸衰竭监护组，于1975年在朝阳医院率先建立了危重肺心病监护病室，显著降低了住院肺心病患者的病死率。

通过对肺心病的深入研究，翁心植意识到肺心病虽属心脏病，但根源却是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或其他肺部疾病。于是，他把自己的研究从肺心病拓展到整个呼吸系统。通过不懈努力，1979年，花甲之年的翁心植终于在朝阳医院创建了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室，开展了各项基础研究工作，并陆续获得卫生部、北京市等多个省部级科技奖项。

“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翁心植对此深有体会。1986年，北京市呼吸疾病医疗研究中心在朝阳医院成立，翁心植任中心主任。抱着对业务精益求精、不断进取的精神和对病人的满腔热忱，翁心植坚定执著，一步步地推进呼吸疾病研究的发展，使之终于迈上新台阶——1999年，原先局属的呼吸疾病医疗研究中心，升格为市属的北京市呼吸病研究所。翁心植也成为我国首个将呼吸专业从大内科分离出来的人。

有记者曾问翁心植：“从1979年开始，一直在为成立这样一个研究所而四处奔波呼吁，到了1999年才有了结果。20年的时间相当漫长，为什么要如此执著地去争取办这个研究所呢?”

翁心植的回答是：“长期以来，一般的医院和医生都是有‘心’没‘肺’，只注意‘心’的毛病而不重视‘肺’的毛病，所以各省市都有心脏病研究所，却没有呼吸病研究所。事实上，国际上也是研究心脏病的进展比较快，对于呼吸病的进展比较慢。但是，呼吸病发病率很高，应该重视。所以，我觉得要成立一个呼吸病研究所。”

的确，长期以来，呼吸病的研究在整个医学界都是不被重视的。可是，翁心植注意到，呼吸病与心脏病等“富贵病”不同，在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中死亡率尤其高。“医务工作者除了要有过硬的业务技术外，更要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这是基本的、必备的条件。”翁心植从人民的需要着眼，以高瞻远瞩的格局与视野，推动了呼吸疾病研究所的成立。

多年来，翁心植创办的全国性呼吸专业医师培训班，已先后培养呼吸专业医师800余人，许多人都成了各医院的领导和学科带头人。他培养了一支又一支技术精湛、品质优秀、服务周到的专业医护队伍。当2003年SARS疫情突然袭击北京时，这些精良的队伍发挥了抗击SARS主力军的作用，为战胜这一人类新的传染病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他众多的学生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的博士生王辰长期在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呼吸疾病研究所、北京医院等处从事临床、研究、教学与管理工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还有许多已成为多所北京三级甲等医院呼吸专业的学术带头人。为此，他获得1992年北京市卫生局颁发的伯乐奖;1995年获中华医学会颁发的首届医学科技进步突出贡献奖。1999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等。

我国呼吸学科的发展大概分为结核病、肺病和泛呼吸肺学三个阶段。作为我国现代呼吸病学发展第二个历史阶段的领军者，翁心植以“我国慢阻肺和肺心病防治中的学术和业务之魂”，成就了其在呼吸学界的历史地位。

“做我的女婿，不准抽烟”

要说世界上最广为人知又最没用的口号，“吸烟有害健康”恐怕位居榜首。这个道理在如今看来人人都懂，但回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数人还未意识到吸烟对人体是极为有害的，普遍认为吸烟是正常的生活习惯和嗜好，是一种很好的社交应酬手段，也是一种不错的休闲消遣。那时候要是在街头劝导人不要吸烟，很可能会引来嘲笑甚至讥讽。

当年，翁心植基于多年来对心血管病、呼吸疾病的研究，愈发意识到吸烟有百害而无一益。面对我国吸烟人数众多、由吸烟致病甚至致死人数居高不下的状况，作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翁心植深感痛心、忧虑。

“一名大夫，除了为个体看病之外，如果能从人群水平、在更大范围内防治疾病，则为上医上善。”怀着发自内心的社会责任感，翁心植开始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全国范围内的控烟运动之中。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他给时任卫生部长崔月犁写信，建议成立专门组织领导全国开展控烟工作。次年，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宣传吸烟有害与控制吸烟的通知》，控烟宣传在全国勃然兴起。

“行动，只有行动，才能决定价值。”这是翁心植常说的一句话。在翁心植身体力行的督促和推动下，我国的控烟運动艰难而顽强地起步了。一次，翁心植在市人代会上看到市长点了烟，马上递了张小纸条到主席台，希望市长带头宣传吸烟有害，市长看到纸条后，当即把烟掐了;第一次与准女婿见面，翁心植就说“做我的女婿，不准抽烟”。

只有全面掌握我国吸烟人群的相关情况，才能提供精准的控烟工作方向、准确评估控烟运动的成效。为此，翁心植主持开展了全国50余万人的吸烟情况调查，搜集基础资料。这不仅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也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吸烟与健康流行病学调查中，人数最多、地域最广、统计数据最全面的一次调查。

“任何一种观念，都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观念的改变，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翁心植明白，想要实现人人“以不吸烟作为正常社会生活准则”，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宣传和教育，还要结合必要的行政措施和立法手段才能成功。

在他持之以恒的努力下，中国第一个吸烟与健康协会——北京市吸烟与健康协会，于1987年宣告成立;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或健康合作中心移至朝阳医院;1990年，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宣告成立;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国家和社会加强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教育，禁止或者限制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吸烟，劝阻青少年吸烟，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正式写入法律。

翁心植在我国乃至国际控烟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成绩，让我们离清洁健康的无烟世界更近了一步。1989年5月31日，在第二个“世界无烟日”这一天，翁心植荣获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颁授的“烟草或健康纪念奖”，并被称为“中国控烟之父”。

2001年，翁心植再次荣获WHO颁授的“烟草或健康纪念奖”，这也是迄今为止两度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人。

时至今日，控烟工作依然举步维艰。可以想象，几十年来翁心植开展控烟工作是多么不易。然而，他始终相信，“这是一项有益于人民、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若干年后，我们今天所做的努力将会被社会所肯定，人民会感谢我们的”。

1996年，中华医学会决定提名翁心植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推荐材料中称，“翁心植是我国医学界公认的继张孝骞之后、在内科界博与深兼备的最负盛名的医学专家”。

2012年7月，翁心植因病在北京朝阳医院逝世，享年93岁。

(参考资料：《翁心植：百年寿翁 上医上善》《中国科学报》2020年1月2日、《深切怀念杰出医学家翁心植院士》《心肺血管病杂志》2012年第5期等;作者：温菲、吴学思等)

葛宝丰：中国骨科医学奠基人

“医生一刀子，要想到病人一辈子。”

“作为医护人员，仅仅把病人当作亲人是不够的，

只有把病人当作自己，才能真切感受病人的痛苦”

“悬壶济世秉丹心，妙手仁术暖杏林。”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专家组名誉组长葛宝丰从医65年的真实写照。

与穿上白大褂的第一天一样，90多岁时，葛宝丰依旧风雨无阻坚持上班;每天用放大镜至少看2小时中外医学杂志，掌握世界医学科研动态;每周用两个半天坐诊，接诊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

在原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的葛宝丰办公室，桌上的台历驻留在“2012年2月10日”，这是他最后一次因病重离开办公室的日子。

2014年7月10日，葛宝丰因病医治无效在兰州辞世，享年95岁。

作为新中国骨科医学奠基人之一、西北地区骨科专业的开拓者，葛宝丰从事骨科专业60余年，开创了我国骨科领域骨移植、断肢再植、修复等多项研究工作，创造发明20余项，获得国家级奖励20多项，著有8部世界公认的权威论著。他先后救治病人17万余人次，自主创新57项重大医学成果，培养军地骨科专家600多人，年近百岁仍奋斗不息，被人们亲切地誉为“百年良医”。

“我的根在大西北，这里的人们更需要我”

1919年12月，葛宝丰出生在河北乐亭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于庄稼人对丰收的渴望，父母给他取名葛宝丰，蕴含着物华天宝、物阜民丰之意。

乐亭是呔商(冀商三大帮派之一)的发源地，东北的生意人大部分都是乐亭人。乐亭的许多商家，由商而富，富而治学，家家都兴办了自己的学堂，供后人读书习文。晚清秀才葛瀚林就在葛村开办了一所私塾，村里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以免费在学堂里念书。

一向少言寡语的葛宝丰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去东北发财，改变家中贫苦的现状。然而，大字不识的母亲深知没文化的苦处，从内心深处对文化人十分羡慕和敬仰，想让4个儿子中至少有一个能读书，做个有学问、有出息的文化人。母亲说：“宝丰天资聪明，是一块读书的料，还是送他去上学堂吧。”

就这样，7岁的葛宝丰被父母送到了葛瀚林的私塾。葛宝丰禀性要强，勤奋好学，除打打乒乓球、拉拉京胡外，其余时间全部用在了读书习文上，后来又在當地有名的教会学校——汇文中学受到了良好的中西方文化教育。

高中毕业那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霍乱袭击了他的家乡，这个只有90户人家的小村庄，接连死亡104人，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和二嫂。为此，时年17岁的葛宝丰立誓学医。

当年，葛宝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医疫系，踏上了医学报国的道路。离开家乡的那一刻，他向着母亲安息的方向默默许愿：“要一辈子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好医生。”

1947年，葛宝丰来到国民政府兰州中央医院，担任大外科主治医生。1949年8月兰州解放，葛宝丰通过救治解放军伤病员，亲眼目睹了人民军队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萌生了对共产党的向往之情。

1951年，西北野战军第一医院正式收编兰州中央医院，葛宝丰成为医院骨科第一任主任。在西北贫瘠的土地上，通过骨科领域60余载不懈探索，葛宝丰屡创临床奇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国内率先进行“动与静对骨折愈合影响的动物实验”，将国内外沿用了百余年的单钢板，改进为梯形加压接骨板，破解了世界医学界粉碎性骨折难以复位和固定这一百年难题。

上世纪70年代，他率先将由小牦牛骨中提取的异种BMP(骨形成蛋白)应用于临床，解决了骨缺损这一世界性难题。

上世纪90年代初，他率先开展骨质疏松诊断与防治研究，成果至今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科研不是一个人、一代人的事业，而是一支支队伍、一代代人的事业。”在工作笔记里，葛宝丰这样写道。

这期间，葛宝丰放弃了太多离开西北的机会。

上世纪70年代，葛宝丰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精湛的业务技术，已成为军内外骨科医学界的一颗闪耀新星。解放军总医院多次想调他去北京工作，还可连跳三级，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我的根在大西北，这里的人们更需要我。”

改革开放后，葛宝丰留学海外的儿子葛竞成为美国知名显微外科专家，老伴刘恭芳的大多数亲人也在美国定居，他们先后48次来信恳请葛宝丰夫妇去美国安度晚年，每次都被夫妇俩婉言谢绝。

1999年，葛宝丰当選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他的家乡河北以及南方沿海发达地区的多个省市都给出极为优厚的条件邀他前往定居，开辟新的天地，他都回信婉拒，并赋诗明志：“我年逾八十，蹒跚意呆痴，吐丝丝绸路，直到丝尽时。”

家乡河北乐亭人民被葛宝丰扎根西北的精神所感动，专门将县城一条街道命名为“宝丰街”。

面对改善工作生活环境的机会，葛宝丰一次次选择了放弃，但面对祖国和人民的召唤，他却一次没有缺席：抗美援朝，他主动请缨;服务藏区，他身先士卒;抗震救灾，他临危赴难，用赤胆忠心践行着从医之初许下的誓言。

2010年4月，青海玉树发生特大地震，38岁的藏族同胞斯塔全身16处骨折，生命垂危，被紧急空运至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抢救。

因腰伤正住院治疗的葛宝丰得知这一情况，不顾人们的劝阻，执意来到重症监护室。在仔细检查了患者病情后，他立即和16名专家一起会诊，周密制订方案，经过8个多小时抢救，斯塔的生命体征终于恢复。

医院院长尹强担心葛宝丰身体吃不消，几次劝他休息，但葛宝丰说：“我是慢性病，不要紧，患者病情重，需要多操心。”直到患者脱离危险，他才离开病房。这时，他的腰已经疼得几乎直不起来了。

20多天后，斯塔得知自己的救命恩人是94岁高龄的葛宝丰时，这位坚强的康巴汉子禁不住热泪盈眶。

“国外有的骨科技术，中国人也一定要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要敢于攀登”

解放初期，西北地区没有几家像样的医院，骨科医学的理论研究和治疗技术更是滞后。面对西方技术封锁，葛宝丰立下誓言：“国外有的骨科技术，中国人也一定要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要敢于攀登。”

葛宝丰在国内较早开始了显微外科断肢再植术的学习研究，经反复实验，研制出“V”形钉和梅花髓管内针，突破了断肢再植的技术瓶颈，给广大患者带来了福音。

1965年，由葛宝丰指导的全军第一例、全国第二例临床断臂再植手术获得成功。

1988年和1990年，他指导学生接活冷缺血54小时断掌和59小时断指，打破了国际36小时的纪录，成为新中国成立60年中最重要的60项医学成果之一。

1997年，他成功完成亚洲骨科领域第一例十指断指再植手术，逐步形成了西北骨科一套独具特色的技术体系。

“科研创新不是标新立异，要把目光聚在人民需要的课题。”葛宝丰常挂嘴边的这句话，既是他潜心科研的出发点，也是他勇攀高峰的动力。

粉碎性骨折碎片复位和固定是一项困扰世界临床医学的百年难题。葛宝丰经过多年钻研，发明了内固定半环式梯形加压钢板，使患者手术后不再利用石膏或夹板作外固定，大大提高了粉碎性骨折的治愈率。这项获国家发明奖的成果在全国推广应用后，已使近20万患者受益。

甘肃甘南藏区曾经是大骨节病高发区。葛宝丰带领医疗队深入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进行病理学调查，最终总结出发病原因和流行趋势，为有效防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目前，甘南大骨节病发病率已降到不足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葛宝丰在科研的道路上始终视提高部队战斗力为己任，把基层官兵的需要作为研究的重要方向。

上世纪50年代初，他紧盯战场需求，开展带血循环骨移植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到救治志愿军伤病员中，取得了显著疗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总结提出了骑兵“落马骨折”防护法、炮兵腰肌损伤的发生机制和治疗方案，极大地降低了发病率，减少了非战斗减员。

上世纪90年代初，葛宝丰发现住院官兵中骨创伤患者较多，经一一分析病例，认为主要原因是训练不科学。已年逾古稀的他逐级向上反映，提出科学施训的建议，并用5年时间研制出治疗训练伤的特效药高肟甲素霜，在部队一直使用至今。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葛宝丰不顾年事已高，仍坚持定期到一线部队收集疾病防治的一手资料，专题研究驻海拔500米、1500米和3000米部队官兵的骨密度值和骨代谢指标，首次发现了高原环境对官兵骨代谢和骨骼健康的影响及其规律，完成了全军重大课题“西北高寒高原地区军民骨质疏松症的研究”，并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科研创新道路上，葛宝丰不仅以前瞻的眼光和丰硕的成果广受赞誉，更以高尚的医德和严格的自律赢得了尊敬。

1957年，一位甘肃籍农民因炸伤，致使右股总动脉连同股动脉和股深动脉缺损14厘米，随时准备截肢。

危急时刻，葛宝丰大胆使用一段相应部位的同种异体血管连接患者断裂的血管，使患者的伤腿奇迹般恢复了行走功能。

这是世界上第一例10厘米以上同种异体血管连接成活的病例。深受鼓舞的葛宝丰开始建立专项档案，决心把这项课题跟踪研究下去。

几年之后，这项必将轰动世界的课题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最后一步，是要对这位患者进行动脉穿刺，提取有关数据。那个朴实的农民兄弟也一口答应。

临上手术台前，葛宝丰却犹豫了：虽然穿刺只有万分之一的几率出现并发症，可一旦发生就很可能使患者再归残疾人行列。面对世界级大奖和患者健康，葛宝丰毅然选择了后者。后来，提起这项“功亏一篑”的研究，他虽有遗憾，但毫不后悔。

在60多年的医学生涯中，葛宝丰先后有6项成果属国内首创，4项成果属世界独创，成为大西北骨科专业的开拓者、军队骨科专业的重要奠基人，国际著名骨科专家称赞他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医学大树”。

时任兰州总医院政委张柯平深有感触地说：“葛老一生获奖很多，但他所有的科研创新都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为前提，每一项成就都经得起学术、良知和历史的检验。”

“医生一刀子，要想到病人一辈子”

“作为医护人员，仅仅把病人当作亲人是不够的，只有把病人当作自己，才能真切感受病人的痛苦。”葛宝丰多年前关于医患关系的这句名言，后来成为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所有医护人员秉承的从业信条。

从医65年，葛宝丰以视人若己的仁爱之心，不论情况再急、风险再高、患者再穷都慨然担当、挺身而就，被患者亲切地称为“值得托付生命的人”。

1987年，7岁的小女孩园园因车祸导致严重骨盆骨折，在多家医院拒收的情况下，被送到兰州总医院时已因缺血38小时陷入深度昏迷，命悬一线。

手术的风险不言而喻：如不尽快救治，将会很快危及生命;但由于缺血时间太长，术后很容易引起组织坏死、肾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有人劝葛宝丰最好不要收治，免得发生意外而毁了一世英名。他只静静地说了一句话：“现在要紧的是救命!”

经过精心准备，当时已年近70的葛宝丰用手中的手术刀与死神展开了较量。从上午到晚上，手术进行了10个小时，他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最终使小园园转危为安。

术后，孩子的妈妈跪在葛宝丰面前，哭着说：“医生，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就让我给你磕个头吧!”

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后的园园每次提起葛宝丰，都会动情地说：“葛爷爷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还让我享受到了家庭的幸福和爱情的甜蜜。”

骨伤患者治疗周期长、医疗费用高，葛宝丰总是千方百计制订最佳治疗方案，精打细算节省每一笔费用，尽可能地让患者花最少的钱、达到最好的疗效。

为了让外地患者得到及时诊治和节省食宿费，他经常马不停蹄地接连做几台手术;为了不让慕名而来的患者失望，白天看不过来，晚上就继续接诊。

他总是认真答复全国各地患者的求医信，甚至给想来医院检查治疗的患者交代乘哪次火车、换哪路公交车、在哪一站下车等注意事项。

“医生一刀子，要想到病人一辈子。”是葛宝丰平常对医护人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为保持双手的灵活性，葛宝丰60多年间坚持用勺剥鸡蛋。

从医65年，葛宝丰从未收过患者一个红包，吃过患者一顿宴请，反而经常为困难群众垫付医药费，还用自己的稿费和奖金设立了“文明护士奖学金”，鼓励在护理岗位上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

对那些生活困难的患者，葛宝丰更是关怀备至。1993年，甘肃陇南中年农民王林斌患股骨头坏死，去过的医院都建议他做股骨头置换。这种治疗方案，不仅费用很高，而且手术后不能再干重体力活。王林斌思索再三，东借西凑了几千元，慕名找到了葛宝丰。

葛宝丰综合各方面因素后，对王林斌实施了骨关节融合保守治疗。尽管患者治愈后走路有一点瘸，但不影响下地干活，而且还节省了一大笔费用。

两年后，王林斌托人给葛宝丰捎来一大袋自己种的土豆。葛宝丰破例收下了这份礼物，并以高出市场的价格，把钱寄给了王林斌。他说，这是他收到的最暖心的礼物，因为说明患者已经能够下地干活了。

在65年的从医生涯中，葛宝丰救治患者17万余人次，不仅未出现一起医疗事故，还使治愈率达到98.6%，伤残率降低至0.1%。但他很少谈其中的成功，反而常常为手术中的瑕疵愧疚不已。

葛宝丰曾说：“我一生中做了无数手术，但有4例不尽如人意，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患者的名字和当时的状况。”他还作诗警醒：“为此二三事，郁郁数十年。一上我心头，彻夜不入眠。”这首诗，从另一个侧面对他从医生涯作了最好的诠释。

葛宝丰一生俭朴。作为院士，甘肃省政府曾专门给他分配一套别墅，被他拒绝。在弥留之际，亲人朋友想帮他买一块墓地，但他坚决反对：“活着住的是党和人民给的房子，死了还要占国家和人民一块地，绝对不行。”

2012年2月，葛宝丰因为胸腔积液住进军区兰州总医院保健一部，直到去世。军地专家为他会诊、医护人员给他输静脉营养时，他说：“生命是自然过程，不要给我使用昂贵的药物，也不要做无谓的干预，国家的资源有限，应该留给更需要的人用。”

主治医师、神经内科主任石向群说，住院期间，葛宝丰从未针对自己的疾病发问，而是让医务人员把他当成一个病例标本考虑医学科研的方向。

主管护士井丽君回忆：“葛院士住院治疗后期不太认识人了，但只要有同事和学生去看望，他都要问上门诊了吗，看了几个病人。”有一次午睡，葛宝丰突然说起梦话：“别动，我在做手术，快给我擦擦汗。”

葛宝丰最后留下遗嘱：“我去世后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告别会等仪式，不收花圈和挽联等礼物，尽速火化，将骨灰掷于黄土地，面向医院。亲朋好友祭我时，就地而望，片刻即可……感谢党和人民60余年来对我的关怀、照顾、教育和培养。我今已病入膏肓，报恩之日短矣!”

(参考资料：《“百年良医”葛宝丰的苍生大爱》《新华日报》2012年2月19日、《葛宝丰：百年良医情留人间》《人民日报》2014年8月24日、《骨科专家葛宝丰院士：把患者的病当自己病来治》《中国青年报》2012年2月20日、《兰州军区总医院骨科中心主任葛宝丰：生命灿烂有绝色》《人民日报》2012年2月20日;作者：樊永强、魏春、白子玄、倪光辉、李雪红、冯春梅)

王忠诚：中国神经外科守护人

全国上万名神经外科医生中，有近1/3是在王忠诚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他不仅教他们医术，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行医原则。王忠诚荣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2012年，科技部和北京天文台命名一颗小行星为“王忠诚星”

“有朝一日如果有機会，我要学神经外科”

说到神经外科，很多人会觉得那是个相当神秘的领域，这不仅因为神经系统本身就充满了玄妙和复杂，也因为患者的治疗结果直接影响他以后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地活下去，还是需要依靠别人照料，抑或是死亡。王忠诚，这位先后攻破了6项世界性难题的医学专家，让上万名神经外科病人起死回生，使中国神经外科在世界医学之林挺起了脊梁!

1925年12月20日，王忠诚出生于山东烟台，在9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父母靠着摆地摊、卖杂货艰辛度日，家里的女孩都未能上学，男孩最多上到初中。但在王忠诚的坚决要求下，他靠着自己半工半读，成为全家唯一的大学生。目睹过旧社会的腐败，亲历过日本侵占时期的悲惨，他原本的理想是学工科，希望以此强国，但考虑到经济状况，他最终选择了免学费的北平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在大学里，王忠诚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家教，甚至在冬天给居民送煤，在许多同学帮助下，坚持到毕业，成为天津总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

从一名普通的外科医生成为一名神经外科专家，源于王忠诚抗美援朝的经历。当年，作为天津医疗队成员的他来到鸭绿江边，目睹了很多战士因头部中弹而受了脑外伤，临终前还高喊着冲锋口号。内科、外科、骨科都可以医治的王忠诚，却做不了脑外科手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死去。当时中国没有专门的神经外科医生，也没有一家医院有独立的神经外科，“当时我就想，有朝一日如果有机会，我要学神经外科”。

1952年，王忠诚回到天津，碰巧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不久，中国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在北京成立，王忠诚被调到北京。

当时学习条件很艰苦，因为没有现成的教材，大家只得到无主坟地挖颅骨解剖做实验。“挖的时候味道很难闻，挖出来那颅骨里面都是蛹，要把它洗干净，煮、再漂白，再把这骨头一个一个地穿起来做标本。”

医学“吉尼斯纪录大全”里，王忠诚始终保持着成功切除巨大动脉瘤的纪录

中枢神经支配着人的知觉、思维、语言、内脏功能和肢体活动，被称为人体的“司令部”。中枢神经细胞极为脆弱，缺血缺氧5分鐘就告死亡，而且不能再生。在直径不到1mm的血管上做吻合手术，无异于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我国神经外科创业初期，由于未掌握当时国际先进的神经外科诊断技术脑血管造影术，很难准确诊断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治疗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血气方刚的王忠诚决心开创我国自己的脑血管造影术。

时值盛夏，室内没有通风设备，尸臭难闻，他全不顾及，在尸体上寻找脑血管通路，练习经皮穿刺，终于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使初期的六七个小时的手术时间缩短至15分钟。又经过7年的积累和对照手术分析，王忠诚所著、我国第一部包括了2500份造影资料的《脑血管造影术》问世，标志着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缩短了30年。

而在医学“吉尼斯纪录大全”里，王忠诚始终保持着成功切除直径9厘米以上巨大动脉瘤的纪录。

那是1985年7月30日，17岁的患者赵拴柱被送进医院。他的脑部长了一个直径约9厘米的巨大动脉瘤。这是当时有文献记载以来该部位发现的最大动脉瘤。

赵拴柱上了王忠诚的手术台。手术刚开始，赵拴柱的呼吸、血压就都没了。瘤体破裂!颅内动脉瘤是埋在人脑中的“不定时炸弹”，破裂出血就相当于引爆这颗“炸弹”。按惯例，遇到这种情况时要放弃手术。可王忠诚果断决定：“立即开颅!”

颅骨打开，鲜血喷涌而出，常规方法无法止住这样的大出血。王忠诚将两个手指伸进颅脑，凭着经验和手感，准确探寻到破裂处，堵住了出血点。5个多小时后，颅内动脉瘤被摘除了，赵拴柱慢慢恢复了呼吸，血压也逐步正常。“我当时就想着，只要有一丝机会，也要试试看。”王忠诚事后回忆道。

“我做手术的死亡率很低，因为我首先考虑的是病人的安危”

人们经常说：“才不近仙者，不能为医。”但王忠诚却认为，自己不但不聪明，而且“比别人反应都慢”，他把成功的要素归结为自己始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王忠诚说：“我做手术的死亡率很低，因为我首先考虑的是病人的安危。”

2000年6月6日，王忠诚主持的一台罕见的高难度手术，完整地切除了一个直径达6.5厘米的血管母细胞瘤，创造了世界神经外科领域的又一个奇迹。患者周易来自云南昆明，他的祖父、父亲、伯伯、叔叔都由于脑瘤在青壮年去世。周易也陷入厄运——一个大脑瘤长在生命中枢旁。他的母亲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给王忠诚写信求救，甚至愿意捐出自己的活器官来换回孩子的生命。

脑部CT片寄过来了。王忠诚发现，周易的肿瘤相当于一个孩子的拳头大小，而且长在后脑深处的颅底部分，紧挨着脑干和小脑之间，因为长时间挤压，脑干只有原来的1/5，手术难度世界罕见——周易做过两次手术，脑组织正常结构已被破坏。天坛医院此前曾完成过3例类似手术，但瘤体都比这次小。一边是成功率很低的世界性难题，一边是危在旦夕的年轻生命，王忠诚当即和院领导研究决定：通知周易来京手术治疗。

已经债台高筑的周易母亲省吃俭用，每顿只吃米饭和土豆，最终通过社会各方筹到2万元钱，来到北京。6月6日，王忠诚主持了长达13个小时的手术，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周易的生命。等在手术室外边的母亲声泪俱下：“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手术后不久，周易就完全恢复健康。

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同时，王忠诚还向另一个“不治之症”——脊髓内肿瘤进军。1995年，江苏一位病人被送进医院。病人脊髓内长了一个巨大肿瘤，粗约2.5厘米，长约22厘米，侵占了9节椎体的空间。1.8米的小伙子，全身肌肉严重萎缩，体重还不足45公斤。

王忠诚从医多年来也从未见过这种情况，但他决定试一试。手术那天，他在手术台前奋战了10个小时，直到把大瘤子剥离下来。这是当时世界上成功切除的最大一例脊髓内肿瘤，病人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

王忠诚的学生刘佰运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恩师在他第一次临床时跟他说的话：“你一定要爱护病人，要去理解他们的痛苦与渴求康复的心情，要把他们当亲人看待。他们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们用自己的身体，甚至是生命才换来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神经外科。”

“我知道危害性有多大，但是为了成功，必须豁出去”

和那个时代创造的很多奇迹一样，王忠诚是以身体健康为代价换来了这些突破。上世纪50年代初，为了打破西方封锁，掌握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王忠诚在缺少防护的情况下，无数次暴露在放射线中做实验。

“当时他做一次脑血管穿刺的X光验证，所接受放射线的剂量就相当于做胸透大夫几个月的总和。”王忠诚最早的弟子罗世琪回忆说，“由于超大剂量反复接触放射线，他的白血球降到4000多，只有正常人的一半，一辈子都没有恢复。”脱发，牙龈出血，体质大为减弱，多次患肺炎，有两次险些丢掉性命……王忠诚却说：“我知道危害性有多大，但是为了成功，必须豁出去。”

王忠诚深知，要保持中国神经外科在世界上的领先位置，光靠一两个名家不行，必须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接班人，他亲自培养了70余名研究生和博士后。全国上万名神经外科医生中，有近1/3是在王忠诚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不仅教他们医术，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行医原则：“作为一个医生，要真正地体贴病人、关心病人，不要觉得医生的身份高于病人。拿起手术刀，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千万不要去割断与病人的感情。”

在王忠诚的带领下，以神经外科为重点的北京天坛医院已发展为世界三大神经外科研究中心之一和亚洲最大的神经外科临床、科研和教学基地，先后为全国培养了2500多名神经外科医生，许多人如今已是当地的学科带头人。王忠诚讲学的足迹遍及西藏、新疆、宁夏、湖北、浙江、广东、福建，多次指导当地医院攻克难关，并在贵州建立起西部地区第一家脑外科专科医院。

血管内栓塞技术治疗脑血管病是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一门新兴学科。刚开始，这一学科在国内无人问津，进口的栓塞材料价格昂贵。王忠诚瞄准这个难点，成立课题小组，把攻关任务交给了博士生吴中学。在老師的鼓励和指导下，吴中学不负众望，成功地研制出多种国产栓塞材料，填补了国内空白，广泛应用于临床后，为1700多名患者解除了病痛。吴中学感慨地说：“王老师花费的心血比我多得多，只是面对成功和荣誉，他把我推在前面，自己退到了后面。”

如果说中国神经外科是座大厦，那么王忠诚既是奠基人，也是守护者。半个多世纪以来，王忠诚创新进取，救危济难，著书立说，提掖后人，获奖无数，荣辱不惊。

2001年，人事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他中国卫生界最高奖“白求恩奖章”，同时他也是世界神经外科最高奖获得者。1997年他将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00万港币捐给北京市卫生局用于培养人才。2009年1月9日，王忠诚荣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2012年6月1日，科技部和北京天文台命名一颗小行星为“王忠诚星”。

2012年9月30日，王忠诚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

(参考资料：《“神经外科第一刀”王忠诚》《人民日报》2009年4月29日第7版、《大医忠诚》《人民日报》2009年1月10日第4版、《王忠诚：开创神经外科》人民网2009年1月9日、《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王忠诚：大爱系苍生》人民网2009年1月9日等;作者：吴志菲、顾瑞珍、吴晶晶、胡国球等)

吴阶平：“中国泌尿外科之父”

周恩来是了解吴阶平的医术、人品和能力的。

他曾对别人说：“交给吴阶平的任务他都能完成得很好。”

从1957年起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

“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做医生而去从事其他职业”

2004年9月的一天，北京协和医学院前副院长董炳琨接到吴阶平的电话。吴阶平希望董炳琨给他写一份生平材料，“重点要对一生做出评价”。董炳琨觉得这个来自老搭档的特殊任务难度很大，“可是他说，要是不困难也就不找你了”。一个月后，吴阶平把董炳琨约到自己的疗养地，两人倾心交谈了几个小时，吴阶平后来还把自己写的12篇回忆文章交给了董炳琨。吴阶平的一生，由此也被清晰地勾勒出来。

1917年1月22日，吴阶平出生于江苏省常州武进县。他很幸运，在那个战火频频的年代，却降生在一个温暖、开明的大家庭中。父亲吴敬仪是一名精明强干、思想活跃的实业家。童年的吴阶平一直跟随父亲辗转各地，父亲不仅灌输给他读书做人的道理，还有意教他为人处事的方法。

吴敬仪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家中办了私塾，请当地最博学的先生教几个孩子读四书五经，并经常请在纱厂工作的美国人的孩子到家里来玩，这使得吴阶平从小就会说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吴敬仪对任何事情都认真负责，有些事情认真得甚至有些过分。他有几块金怀表，每天都要拿出来与收音机里的报时校对，准确度要求到秒。吴阶平后来常说，父亲这种认真的作风，对他一生影响很大。

吴家几个孩子的职业选择都是由吴敬仪主导的。吴敬仪认为，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孩子们不能做官，因为官场太腐败;也不能经商，因为社会太黑暗;要吃饭一定要学技术，而学工学理也都用不上，只有学医，不仅治病救人，还能保证自己不失业。吴阶平很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做医生而去从事其他职业，我很早就决定做医生。当然，这应该说是我父亲的决定。”在吴阶平之前，他的姐夫陈舜名以及大哥吴瑞萍均毕业于协和，在吴阶平之后，两个弟弟吴蔚然、吴安然也进入了协和，吴家成为国内罕见的名医之家——吴瑞萍、吴阶平、吴蔚然、吴安然分别是儿科、泌尿科、外科、免疫学专家。

1933年，16岁的吴阶平考取协和医学院在燕京大学的医学预科班。协和医学院实行的是标准的精英式教育，预科3年后，还要学习5年本科，前后8年，所以能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一年级时，吴阶平班上有52人，3年后考入协和的只有13人。刚入学的吴阶平成绩平平，以爱玩著称。从三年级才开始发奋，三年级时，他被评为仅有的两名优秀生之一，获得免交1000银元学杂费的奖励。协和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并从四年级选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做毕业典礼的学生司仪。仪式开始，司仪手持纪念牌和一根一尺多长的红木棒，上面套着一道道金箍，金箍两面刻着历届学生司仪的名字，金箍套满了就形成一根金棒，学校将永久保存。毕业时，吴阶平的名字被记在第九道金箍上。

在协和医学院学习期间，由于学习过分紧张，睡眠不足，吴阶平在升入三年级不久就因患肾结核，摘除右肾。康复后他就开始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一侧肾切除之后，另一侧肾的代偿性生长受哪些因素影响。这一关注贯穿他今后一生的医学实践。

“我不愿意做美籍华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

从协和毕业后，吴阶平来到中央医院(又称中和医院，即后来的北京人民医院)工作。吴阶平在该院任住院医师两年半、住院总医师一年、外科主治医师半年，他自称：“我的外科基本训练就是在这里得到的。”这时，在世界著名华裔泌尿外科专家谢元甫教授的引导下，他开始对泌尿外科产生兴趣。业余时间，吴阶平经常找谢元甫探讨学术进展。

1944年，吴阶平在中央医院担任住院总医师，随后赴美进修。由于精湛的手术技术，吴阶平在美国期间得到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吴阶平的导师哈金斯是现代肿瘤内分泌治疗的奠基人，曾获得诺贝尔奖，他很赏识吴阶平，想把这位高徒留在身边当助手。但吴阶平还是希望回国发展自己国家的泌尿外科，他后来说：“我不愿意留，我不愿意做美籍华人，我愿意回来。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所以我回来了。”

1948年，吴阶平回到中国，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批归国的知识分子，吴阶平等人受到极大重视。北京市政府刚成立，时任北京市长彭真邀请了一批知名科学家、教师和社会贤达参加招待会，吴阶平就是其中一员。1951年，吴阶平参加了北京市第二批抗美援朝志愿军手术队并任队长，回国后，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先专后红”的代表人物。自此，吴阶平的生命历程远远超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独善其身的范畴，而是与党的事业、与国家的事业、与社会和科学的进步紧密相连。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打破外界封锁，政府也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应邀派出医生为友好国家领导人治病，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吴阶平作为中国医术最好的医生之一，先后为4个国家的元首治过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为印尼总统苏加诺治病。

苏加诺患肾结石和高血压很多年，但他拒绝手术，他的前任私人华裔医生胡永良提议：“肾脏的问题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是不是要请中医来治疗?中医的话就要请中国的医生。”苏加诺于是向周恩来提出了请求。“中医在中国是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要出国看病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所以周恩来就让吴阶平这个西医来当中医医疗组的组长，带着中医出国，副组长方圻也是西医出身。”董炳琨介绍。临行前，周恩来和陈毅还专门找医疗组谈话，特别告诉他们：“有什么事可以和大使馆联合向中央写报告。”

其实中国医疗组赴印尼时的环境也比较复杂，“他们的卫生部长是个准将，极力反对总统邀请中国医生，而苏加诺对中医也不是很信任，我们还得想办法让他信任。另一方面苏加诺的医疗班子都是西医，我们得和他合作，不能撇开他们单独做事情，他的西医和我们的中医加在一起事情就非常复杂”。如何平衡关系，如何以中国西医的身份，向不信任中医的印尼医生解释中医的治疗，吴阶平可谓责任重大。除此之外，很多细节问题，比如如何在戒备森严的总统府煎制中药、如何说服苏加诺接受针灸，都是需要吴阶平出面沟通解决的。

吴阶平先后5次率医疗组赴印尼为苏加诺治病，“其实这里面包含着医疗、政治、外交的种种矛盾和困难，但吴阶平都处理得非常好，这里面充分体现了他的智慧和能力”。从此之后，苏加诺有个伤风感冒的，都要把他请去。

吴阶平赴印尼为苏加诺治病期间，他的夫人赵君恺突然得了偏瘫，为了不影响吴阶平情绪，周恩来指示暂且不让吴阶平知道这个消息。于是当时中国驻印尼大使姚仲明把信扣了下来，只告诉了方圻一人。直到临回国前吴阶平才得知这一消息，他说：“我完全接受总理和使馆的安排。”

整个20世纪50年代，是吴阶平医学事业的巅峰期。吴阶平在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男性绝育和肾上腺髓质增生三個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泌尿外科界的地位。

1954年，吴阶平经过观察、实践，发表了题为《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被广泛引用。因为吴阶平的发现，国内每年就有上千名病人从死亡线上被挽救回来。在吴阶平领导下，北医最先广泛应用经皮肾穿刺造影于诊断，并有应用经皮肾穿刺造口术的治疗病例。当时肾上腺外科在国际上尚未普及，吴阶平在我国率先进入该领域，此项工作曾在日本医学界引起很大震动。1959年，吴阶平设计了利用回盲肠进行膀胱扩大术，成功地应用于临床上膀胱挛缩的患者。该手术在上世纪70年代甚至80年代欧美书籍和杂志上才作为最新的手术方法介绍给读者。

1960年3月，吴阶平完成了我国的第一例肾移植手术。到了70年代，吴阶平还设计了特殊的导管改进前列腺增生的手术，使经膀胱前列腺切除术的出血量大为减少，手术时间缩短，被称为“吴氏导管”，并在国内推广。该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62年，吴阶平受命创办北京第二医学院，比他小一岁的冯佩之出任党委书记。那时候的吴阶平无论专业领域还是社会活动上，都已经有很高的声誉，但他主动放低身段。冯佩之回忆，那时医院经常组织学工学农，甚至去门头沟煤矿劳动锻炼，考虑到吴阶平事务繁多，冯佩之告诉他不必参加，可是吴阶平照样跟他们去了煤矿。

与吴阶平不同，冯佩之和董炳琨都属于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看成大知识分子的吴阶平，处处显示了对这些革命干部的尊重。精湛的医术，再加上政治上的积极进步，使吴阶平的工作范围也越来越大，渐渐进入到为国家领导人看病、会诊的医疗服务中。在普通人眼里，这无疑是荣耀甚至权势的象征，但身临其境，才知道个中甘苦，甚至暗藏的巨大风险。

中共最高层领导干部的保健工作，最初是效仿苏联的一套体制，毛泽东对此早有意见，认为过于特殊化，脱离人民群众，所以1964年撤销了中央保健局，保健工作也陷于瘫痪。后来周恩来指示成立一个保健小组，由吴阶平任组长，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和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曹根慧任副组长。

周恩来是了解吴阶平的医术、人品和能力的。他曾对别人说：“交给吴阶平的任务他都能完成得很好。”也许正因如此，周恩来把很多医生最不愿意接手的一项工作交给了吴阶平。

1967年11月的一天，周恩来把吴阶平接到钓鱼台宾馆，正式交代他负责江青的保健工作。吴阶平连连推说自己是泌尿外科医生，不适合做保健工作，但在周恩来坚持下，他不好再推辞。回到家，他曾非常认真地对妻子赵君恺说：“如果哪天我不回来，你就等，耐心等到我回来，千万千万不要找谁去闹。闹于事无补，只会坏事。”从1967到1973年，吴阶平为江青做了近6年的保健医生，总算安全地完成任务。

周恩来：“健康问题可找吴氏兄弟”

“正其时而逢周公恩来，承教诲而幸遇知音。共国事和医政，恰珠联与璧合。”这是2002年吴阶平从医60周年之际，高士其基金会秘书长高志其撰写的《大医赋》中的一句话，道出了周恩来和吴阶平的交情之深。

1972年5月19日，经专家会诊，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当时，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是中央领导小组及其领导下的一个医疗组。吴阶平是医疗组的组长，医疗小组成员一致认为，为控制周恩来的病情，需要动手术，于是给中央领导小组成员打了报告，而中央领导小组却认为，因周恩来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不宜动手术。因此，报告迟迟未能批转下来。

1973年1月13日凌晨，吴阶平刚上床休息，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敲门人是医疗组的方圻和卞志强。1月的北京滴水成冰，两人却是满头大汗。等吴阶平走出房门，两个医生异口同声：“吴院长，总理今天早上出现肉眼可见的血尿。”当时，吴阶平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他哑着嗓子说：“咱们得立刻把情况反映上去。”他们带着周恩来血尿试管、化验单，驱车直奔西山叶剑英住处。叶剑英赶紧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报告了毛泽东。于是，中央批准了医疗组为周恩来手术治疗的报告。

在对周恩来进行膀胱镜检查的前一天，医疗组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起见，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吴阶平认为，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这时，吴阶平灵机一动，对邓颖超说：“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等着走第二步?”“当然就顺便拿出来了。”邓颖超说。这是吴阶平第一次为了周恩来冒险。手术时，当通过膀胱镜确诊为膀胱癌肿块出血时，医生们便对病灶认真地做了电烧灼，缓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做得好，感谢他们。”

1973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细致入微的周恩来在托付国家大事时还嘱咐他们：“健康问题可找吴氏兄弟。”吴蔚然后来成为邓小平的保健医生。

1975年入秋，周恩来的病日益加重，医疗组的专家们明白已回天乏术，但仍尽一切可能，盼望还有延长周恩来寿命的可能。吴阶平和医生们不分昼夜地輪流守护在周恩来床前。

1976年1月7日深夜，昏迷已久的周恩来微微睁开眼，看见守候在床边的吴阶平，轻轻地说：“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

在此后的20多年里，吴阶平每提及此事都感伤不已甚至几度哽咽：“周总理一生关心别人，就在大脑已经很少有活动能力的时候，关心的还是他人。”没能治好周恩来的病，吴阶平抱憾终生。

从1957年起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吴阶平的家里，一直挂着一张12寸的周恩来的黑白照片。他的书橱里，摆放着周恩来送他的一座石英钟。多年来，吴阶平一直用这种方式来默默纪念着对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我平生获得的奖励不只一种，但我最重视的是北京医科大学授予我的第一个‘伯乐奖’”

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的华杏娥原是协和医院内科医生，后来被调去任吴阶平秘书。提起吴阶平，华杏娥最深的印象是“聪明、能力强”。华杏娥说，当时吴阶平身兼数职，既要管理行政工作，参加学术活动，还要出席许多外事活动。“他一个人兼顾这么多，但是忙而不乱，千头万绪他都处理得非常有条理，从来也没有见他着急的样子，再多的事情他也从来不发火，不埋怨。”华杏娥说，吴阶平当时还担任新药审定评审委员会主任，每一个新推出药品都要他签字。可是新药申报的材料都非常多，堆在地上有1米多高。事务繁多的吴阶平不可能全部仔细看完，但是那些冗长的材料，他只看几眼，便会一下子就看出其中要害，这种超常的智慧和能力让华杏娥佩服不已。

吴阶平非常重视教育。在协和医学院任校长期间，每年他都要亲自给新生上第一堂课。他给这些未来的医生讲从一开始学医，每一步应该怎么样走;吴阶平经常举外科大夫做阑尾手术的例子，他说：“阑尾手术谁都会做，但是这里面的学问很大，医生做得有好有坏，里面的学问很多，要思考，并且要通过实践来提高。”1987年，北京医科大学向吴阶平颁发了首届“伯乐奖”荣誉证书和闪光的银鼎。吴阶平兴奋地表达自己的感想：“我平生获得的奖励不只一种，但我最重视的是北京医科大学授予我的第一个‘伯乐奖’。”

当年，吴阶平在筹办北京第二医学院的时候，在医院尚在建设中时，吴阶平已经开始贯彻他的教学要与临床紧密结合的办学方针，先让教师去各个医院参观、学习，了解医院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医生，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培养学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学生仍然记得当年课堂上的情形：身材不高的吴阶平在讲桌后站定，首先把目光投向所有在座的同学，全场立刻静下来。他讲课效率高，讲得生动、具体，中心思想突出，思维逻辑严密，语言精炼富有哲理，引人入胜。学生们人人爱听，认为有趣、易懂、好记。

临床医生们最爱跟吴阶平一起查病房，听他主持病例讨论会。和讲课一样，他启发诱导并鼓励大家多思考多探讨。人们最感兴趣的是吴阶平经常能从哪怕是一份常见病的病例记录或是一张普通的X光片上，发现和提出不寻常的问题，给人新的启示。这样的活动常常是座无虚席，气氛十分活跃，同行和后辈都很受益。

吴阶平领导的泌尿外科研究所是全国闻名的，几十年来培育了大批来进修深造的各地医生和研究人员。作为一名医学教育专家，吴阶平一直对医学教育工作非常关注。总结自己几十年的经验，他告诉年轻人：“首先要有高尚的医德，負责的精神，高度的同情心，还要有精湛的医术和服务的艺术。”他经常在日理万机中抽出时间去大学作演讲、撰写文章，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自己的经验，帮助他们迅速成长、进步。

1982年，由吴阶平主持编译的《性医学》面世。其实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是周恩来生前多次向吴阶平提及的一个愿望，吴阶平也一直以此为自己的责任，并成为打开性教育这扇封闭已久大门的关键人物。《性医学》出版后，轰动一时，书店甚至将它和那些滞销书捆绑在一起销售。“书摊上都打着‘吴阶平性医学’的招牌，我说，吴老不得了，街上都打了你的名字。吴老也有些无奈：怎么能这样子。”华杏娥回忆。为了推广性教育，吴阶平后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青年的性教育刻不容缓》一文，呼吁编制相关教材。

作为医生，吴阶平的言行，深刻地诠释了“大夫”这个普通称谓的内涵。他的医术精湛毋庸置疑，而他细心体会病人的痛苦、家属心情的点点滴滴，为医生与患者之间，增添了许多温情和理解。而这对病人，却是无论多高的医术，再昂贵的药物也无法达到的“心疗”效果。

很少有人知道吴阶平曾动过大小手术6次，住院治病先后达12次。他身上的手术刀疤加起来，足有两尺长。正因为如此，他深刻体会病人的痛苦、家属的心情。他认为，医生除了专业知识，还要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临床工作要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为基础，还要有服务的艺术，医生要善于发挥病人的积极性，取得家属的合作，以提高治疗效果。吴阶平身边的学生们，对他的讲话艺术十分钦佩。每当在医疗活动中，与患者沟通不畅时，他们常常会请出老师来做说服工作，而每每经吴阶平一番条分缕析的讲解，患者和家属就如春风化雨般释然了。

“无论是给毛主席的医疗，还是给门口的一个工友看病，他都一视同仁。”华杏娥说，协和的工友都喜欢吴阶平，有什么毛病也“吴大夫吴大夫”地找他，吴阶平从不拒绝。为吴阶平做秘书这么多年，华杏娥从没见吴阶平发过脾气。有一次，清洁工刚刚打扫完毕，地上比较湿。去办公室的路上，吴阶平脚下一滑摔了一大跤，把华杏娥紧张得要命。那时吴阶平已是七旬有余，可是他爬起来就走，还嘱咐华杏娥不要埋怨工友，“是我自己不小心”。

晚年的吴阶平依然是每天上、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都在工作，始终在忙。他十分重视来自国内外素不相识的病人的求医信，每信必亲笔作答，而且当日事当日毕，绝不过夜。

吴阶平一生有多重身份，他是医生，又是教育家，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后来他又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主席。从这些游刃有余的角色转换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吴阶平高超的医术，更看到他的为医为人，他的语言艺术，正是他“医者仁心”的写照，他用一生的努力，诠释着“好医生”的内涵。而美好的心灵，也把作为医生的吴阶平的人生演绎得丰富多彩。在为吴阶平举办的从医60周年纪念活动上，人们将“国之大医”的称号送给他，作为一代名医，无论医术还是医德，吴阶平都当之无愧。

2011年3月2日，吴阶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参考资料：《“一代国医”吴阶平》《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期、《国之大医吴阶平》《文史参考》2011年第6期、《国之大医——吴阶平》《光明日报》2011年3月10日、《吴阶平：毕生诠释“好医生”》《光明日报》2011年3月21日;作者：李菁、临川之笔、金振蓉)

裘法祖：“中国外科之父”

“医生治病，是将病人一个一个背过河去的。

一个病人愿意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让医生在他肚子上划一刀，对医生是多大的信任啊。

这种以生命相托的信任，理应赢得医生亲人般的赤诚”

导师的一句话让裘法祖记了一辈子：“裘，这是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

裘法祖，著名医学家、中国现代普通外科的主要开拓者、肝胆外科和器官移植外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晚期血吸虫病外科治疗的开创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被誉为“中国外科之父”。其刀法以精准见长，被医学界称为“裘氏刀法”。

1914年12月6日，裘法祖出生于杭州西子湖畔，父亲是清末秀才。裘法祖在7个兄妹中排行最小。1932年，聪明勤奋的他考入上海同济大学预科班，学习德语。

上大学二年级的一天傍晚，裘法祖的母亲突然腹内剧痛，呻吟不止，医生、郎中都束手无策。裘法祖赶回家中时，母亲已经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裘法祖含悲查阅西医书籍，发现母亲竟是死于阑尾炎。如果在国外，这种病只需要做个小手术就能医治好母亲。裘法祖后来回忆道：“这病其实很简单，可没有好医生，我想还是应该懂医啊。”因此，裘法祖立志要做一名医生，医治好千万个母亲的病痛。

1936年，在两个姐姐的资助下，裘法祖西渡德国，就读于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由于学习成绩优良，连年获得奖学金。在学习期间，他一度与家庭失去联系，仅靠奖学金维持极为俭朴的生活。

1939年9月，裘法祖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14门考试，获得总成绩“I”，这是当时的最高分。但他的精神疲劳到极点，体重也减轻了5公斤。11月，他通过了德国严格的国家考试和博士学位答辩，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被留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所属的施瓦本医院当外科医生。不到5年就晋升为副主任医师，之后又被聘为外科主任。这在当时的德国是绝无仅有的。

裘法祖在外科工作一年以后，给一个女患者做阑尾切除术，术后第5天这名病人忽然死去。尽管尸体解剖没有发现裘法祖在手术方面有什么问题，但导师的一句话让裘法祖记了一辈子。导师说：“裘，这是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

“我心里难过得不得了。妈妈死了，孩子怎么办?”裘法祖日后不止一次谈起这事，并把郁闷的心情写进了自己的《旅德追忆》中。

被隐瞒了40年的无私壮举

1945年，盟军加强了对德国的轰炸与进攻。在德国的达豪镇、慕尼黑、兰德斯堡三座城市形成的三角形区域内，有一座叫达豪的集中营，这个集中营里发生的罪行，曾震撼了后来攻入的美军部队。当时，纳粹党卫军获知美军正在慕尼黑周边活动，便强令达豪集中营的6000多名囚犯离开此地，前往南部，徒步穿行施塔恩贝格、沃尔夫拉茨豪森、柯尼希斯多夫和巴特特尔茨。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人因为无法继续前行而死于毒打或被击毙。

巴特特尔茨位于德国南部，是一座温泉疗养胜地，当时裘法祖正在这里的备用医院救死扶伤。1945年4月的一天，他在手术室里正准备为病人动手术，一名护士跑进来大声喊道，外面躺着好多集中营里的犯人。对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早有耳闻的裘法祖，连手术帽都没摘就跟着跑了出去。

在大街的一角，大约有40多名病弱交加、衣衫褴褛的囚犯戴着镣铐蹲在地上，他们实在走不动了，党卫军们站在那里，喝斥着让他们站起来。

裘法祖鼓足了勇气，走到那些军官面前，大声说道：“这些囚犯都得了伤寒，会传染，让我把他们带走。”“初生牛犊不怕虎”，裘法祖后来对自己那一刻的大胆这样解释道。

裘法祖从纳粹党卫军手中接收了这40多名囚犯，在几名女医生、护士的帮助下，他们一起把犹太囚犯们安置到了地下室里。在大家的精心护理下，囚犯们的生命得以保全。

当时，裘法祖曾和同事们立下了“君子协定”，他们誓将救助集中营囚犯一事永远隐瞒下去。然而生者总是知恩的，获救的犹太人“泄露”了裘法祖当年的奋勇与无私救助。198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联邦德国驻华大使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冯·魏茨泽克，向裘法祖颁发了联邦德国大十字功勋勋章，这是德国设立十字勋章以来，第一次将这一殊荣颁给了一位亚洲人。

中国外科的一把“宝刀”

1946年10月，裘法祖携夫人儿子乘船回中国。后来，当有人谈起他放弃在德国稳定的职业生涯、毅然回到祖国母亲怀抱，替他惋惜时，裘法祖回答得很朴实：“我们的鼻子总是塌的，我们面孔总是黄的。只有在中国，我们才是主人。”

裘法祖一回国，就在中国外科水平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开展了一系列当时风险较大、较复杂的手术，并于1948年创办了国内第一本医学科普刊物《大众医学》。由于才华出众，1949年即被推选接任我国外科界前辈黄家驷的上海外科学会长之职。1952年，裘法祖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并任顾问，在长春军医大学救治志愿军伤员。

1956年，裘法祖随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到武汉后，长期担任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今武汉同济医院)外科主任、教授，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裘法祖的足迹遍布洪湖、阳新、蔡甸和汉南等曾经的血吸虫疫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自己动手用木板搭建手术台，用蚊帐为手术台遮灰，用笼屉消毒手术器械和敷料;在没有麻醉和血源的条件下，积极开展脾切除手术挽救病人生命。这在城市大医院都属于高难度的手术，裘法祖怀着一颗仁爱之心，把它们带到了偏远的乡村。

当时，裘法祖治疗过一个姓袁的小孩，她患胆管畸形，当时有些医院不愿给他看，后来裘法祖給他做了胆管畸形的矫形手术，把病治好了。病人的家属为了感谢裘教授，给孩子改名为“裘党生”。

裘法祖手术刀法如神，被誉为中国外科的一把“宝刀”，有同事称赞“他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纸一定完好”。

在外科手术方面，裘法祖改进的手术操作不少于20种。华中科大同济医学院原院长吴在德曾谈起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父亲在被送到急诊室时就已死了，他的儿子硬是不相信医生的诊断。在天亮时，他用车子把父亲推到了裘法祖家楼下，非要请他下来看看父亲是不是真的死了。裘法祖一路小跑下来确诊，看完后说人的确死了，你赶快送走吧。这人才肯离去。“这就是别人对裘教授医术的信任啊!”吴在德说。

裘法祖对病人极其负责。一次，一个病人早上起来忽然肚子痛致昏迷了。到武汉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医院内科医生说，这是急性肝炎。后来请裘法祖去了，裘法祖说不是急性肝炎而是胰腺炎。检查的时候，裘法祖将双手搓热触诊，并关切地问了病人：“这里痛不痛啊，我的手是不是很冷啊?”后来这个病人抢救过来了。至今他还记得裘法祖这句话，让他深受感动。

还有一次，裘法祖接待一名老妇，病人说她肚子非常不适已有很长时间，问过病情后，裘法祖让其躺下，又仔细按摸检查她的腹部。检查后，她紧紧握住裘法祖的手，感激地说：“你真是一个好医生。我去了六七家医院，从来没有一个医生按摸我的肚子检查。”

上世纪50年代，裘法祖开创了我国晚期血吸虫病外科治疗，为上百万患者开辟生命之路;70年代，他主持门静脉高压外科治疗，手术时间缩短3小时，治愈率提高到80%以上，这一成果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80年代，他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器官移植机构，率先开展器官移植研究。他主持的肝移植至今保持“手术例数最多”和“存活时间最长”两项全国纪录。

裘法祖改进的胃大部切除手术，胃肠吻合前先缝扎胃黏膜下层血管，使手术后吻合口出血大为减少;改变国外切除胃体积80%以上的老规则，切除部分仅稍稍超过50%，术后病人不会发生小胃症状，溃疡又不会复发，远期效果令人满意。

69年的医学生涯，技术上的千锤百炼和丰富的经验累积，造就了“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的“裘式刀法”。同济医院骨科专家罗永湘说：“裘老术前准备认真仔细，术中一丝不苟。整个手术干净利索，一场手术下来，几乎没有多余的动作，体现了极强的手术驾驭能力。”

2001年，裘法祖获得中国医学基金会医德风范终身奖。2004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医学家”称号。

“只有弟子做得更好，科学家才是成功的”

裘法祖说：“只有弟子做得更好，科学家才是成功的。”长期以来，他诲人不倦，为我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医学人才。

裘法祖是临床医学家，但他大半精力花在了医学教育上。在担任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22年中，他主持编写了以五年制医学教材为主体的50多种医学教材。我国现在的外科医学主流教材，都是他一手策划和组织编写的。

裘法祖要求外科医生要“会做、会讲、会写”。不仅要会做手术，还要著书立说，总结经验，给后人留下财富。如今，“三会”已成为卫生部培养临床博士研究生的标准之一。

“医生一个错误，病人却要为之付出一生的代价。”裘老对学生很严厉。同濟医院原院长陈安民回忆当年裘法祖带学生的情景说：“裘老查房时，我们这些负责主诉病情的年轻医生最紧张了。如果对病人病情了解不准，回答不出问题，裘老一定会狠狠批评。”

更多的时候，裘法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每次手术前后，他一定要亲自清点每一件手术器械、每一块纱布。从医69年，施行手术无数，未错一刀。他的手术台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手术台。

每天晚上，裘法祖在照料好身体欠佳的夫人后，总是准时走进书房，埋头读书、写作，直到凌晨一两点钟。这样的习惯坚持了几十年，一直到去世前一天。

裘法祖教育医生要惜时，要抓紧时间学习。他说：“要知道一分钟的价值，就去问赶火车的人;要知道一秒钟的价值，就去问那些出交通事故的人;要知道千分之一秒的价值，就去问奥运会的亚军。”

裘法祖严谨求实，做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原副院长刘志苏的博士论文是裘法祖评审的。他回忆说：“我把论文拿回来时吃了一惊，厚厚一本论文，每页都有裘老的字迹，甚至标点符号都一一改过。”

即使有一段时间被派去做“卫生员”，裘法祖也是认认真真把医用辅料整理好，准时送到门诊。主编《黄家驷外科学》第六版时，800万字的一部书稿，每一篇、每一页、每一个标点他都认真看过。“自编完那部书后，裘教授累得直不起腰，从此再没直起过。”同济医院肝脏外科教授陈孝平说。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至裘法祖去世前，他已培养出三代学术带头人，仅在同济医院，经他培养起来的副教授以上的医学人才就有50多位。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首创断手再植术成功者之一钱允庆、器官移植专家夏穗生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被誉为“破译了肝胆密码”的吴孟超院士说：“裘老是我永远的恩师。”

1943年，吴孟超考取了同济大学医学院，他的老师正是裘法祖。吴孟超一心想像老师那样做外科医生，但毕业分配时，却因身高不够遭到医院的拒绝。这时恰好华东人民医院招聘，吴孟超被录取了。1951年，华东人民医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吴孟超从此成为了一名军医。

由于身高的原因让吴孟超失去了留在恩师身边的机会，而第二军医大学聘请裘法祖做兼职教授又让吴孟超有机会跟在老师身边，他时刻留意老师的每一个动作，他的勤快很快引起了裘法祖的注意。裘法祖回忆称：“我的一举一动他都写下来，非常勤奋、非常刻苦、非常聪明、对病人非常了解。”

1954年至1958年，吴孟超从查房、检查病人到科研、开刀，一直与裘法祖在一起。

4年的贴身学习，让吴孟超直接接触了“裘氏刀法”。“后来就学裘老的方法，基本上到现在，我的手术开刀方法风格都是他教的。”在吴孟超的眼中，裘法祖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他对待病人却非常耐心负责，他曾亲眼看到老师趴在病床边观察患者的小便量。在他跟随老师的第一年中发生了一次偶然事件，这让吴孟超深切地体会到了，仅仅有高超的医术并不算是好医生，“他常说好医生是要把病人背过河去”。

1954年，吴孟超得了慢性阑尾炎，摸起来有一个块，所有人都怀疑是肿瘤。裘法祖决定亲自给他开刀，打开后一看，就是阑尾肿得比较大。然后又把标本留下来，等吴孟超清醒后给他看。

重要标本，裘法祖一向是亲自送到病人手里。“有些人说我吹毛求疵，我说这个标本很要紧，我一定要自己送。让病人看清楚，里面什么样子。”

跟在裘法祖身边学习了两年之后，吴孟超的手术做得越来越像老师了。1956年当他转为主治医生开始独立工作时，吴孟超想到自己该怎样发展，裘法祖指点他说，中国的肝胆外科还是一片空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正是裘法祖指点出了中国肝胆外科的创始人，吴孟超终生感激这个只比他大8岁的老师。

裘法祖去世前，吴孟超每周都要与他通电话，了解恩师和母校近况。尽管自己已经80多岁了，一听说老师要来，都是提前站在大门外，为老师打开车门，扶老师下车，执弟子礼甚恭。而裘法祖则客气地称他为“吴教授”，一见到他就笑逐颜开。有一年中央军委授予吴孟超“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全场都是军人，只有特邀到场的裘法祖身着西装。主持人向大家介绍，这是吴孟超的老师，裘法祖泪流满面，后来对别人解释：“我光荣啊!”

吴孟超至今还记得：自己当初翻译并出版国内第一部肝脏外科专著《肝脏外科入门》，离不开裘老的指导;自己制作中国第一个肝腐蚀标本时遇到了困难，最后的解决也离不开裘老的支持;出差时年逾古稀的裘老坚持睡上铺，把下铺让给学生……他不无感激地说：“裘老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

2002年，“体外培育牛黄”获中国科技大奖。获奖公示时，排名第一的是裘法祖的学生蔡红娇。“院士怎么排在学生后面?”不少人提出疑问。“当然应该她在前面。成果是蔡教授花十几年心血完成的，我只是对她有些支持。凭什么名气大些就排第一?”裘法祖回应。蔡红娇则坦言：“没有裘教授的指导和帮助，我完不成这个课题。”

“裘老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中国医师奖得主张应天回忆恩师时说：“我常在讨论学术问题时提出跟裘老不同的观点，裘老从没因此批评我。他是个很包容的人，鼓励我们提出不同观点。”

青年医生申威说：“全国医学生都读裘老的教材，都是他的学生。”

就是这样一位医学泰斗，裘法祖却一直虚怀若谷，淡泊名利。他住的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50多年一直没挪动过。直到学校极力要求，将隔壁房子打通，房子才大了一些。有关领导曾多次请他搬到大一些的房子里住，他说：“子女都不在身边，不需要那么大房子，够住了就很好。”

裘法祖不同意被人称为“外科之父”，他说：“中国外科学是好多人一起建立的，好多人的贡献比我大。”

裘法祖经常说：“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他说自己的幸福秘诀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

2004年，裘法祖把自己140多万元的科研奖金全部捐献出来，设立普通外科青年医生奖励基金。

“我们的婚姻是全世界最美满的婚姻”

裘法祖取得的医学成就离不开夫人裘罗懿的支持。“我们的婚姻是全世界最美满的婚姻。”90岁时裘法祖如是说。当时82岁的裘罗懿回应道：“我的位置永远在丈夫的身边。”

裘法祖回忆起60多年前的往事：“我们是一见钟情，她当时只有18岁，梳着两根小辫子，漂亮得不得了，我可能看起来比较老实吧，就那样把她骗来了。”裘罗懿原名叫罗妮·科尼希，出生在德国伊莎河畔一个工程师家庭，生活很富足，父母对她也很宠爱。1940年，裘罗懿就读于慕尼黑大学医学院，裘法祖当时已经是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施瓦本医院的外科医生了。美丽的邂逅成就了一段异国情缘，也改变了这位少女的一生。

1945年，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结为伉俪。“根据当时纳粹的法律，我们不能结婚。”很幸运，裘罗懿的父母接纳了这个中国人，他们在家里悄悄地结了婚。次年，儿子的降临更给夫妻二人带来了巨大的喜悦。

1946年，为了丈夫的事业抛弃了舒适的生活，裘罗懿离开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来到中国。

半个多世纪以来，裘罗懿给予了裘法祖最大的支持和安慰。1951年，裘法祖以外科医生的身份参加了抗美援朝。1954年至1958年还同时担任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和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的外科教授，每个星期都要往返两地给学生上课。裘罗懿经常是一个人，在家照看3个孩子，很少能见到丈夫。她不仅给孩子们一个幸福的家庭，同时还陪伴丈夫走过事业的每一步。1958年，经周恩来的批准，裘罗懿成为了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德国人。

1979年，裘法祖夫妇到德国去访问的时候，慕尼黑市长在接待宴会上说：“裘夫人，您为中德友好工作做了很多贡献。我们愿意恢复您的德国国籍，您可以有双重国籍而便于工作。”但裘罗懿说：“我非常感谢市长的关心。我在中国生活得很好，很愉快，谢谢大家!”后来她一直保持着中国国籍。

多少年来，每当裘法祖外出，裘罗懿都会在窗口看着丈夫远去。几十年了，他们的小屋子总是洋溢着欢乐、和谐的气氛。裘罗懿教会了3个孩子弹钢琴、拉小提琴，家里还时常举办家庭音乐会。

裘法祖是幽默浪漫的。他从病房下班归来，走近楼下就吹口哨。而裘罗懿一听到“暗号”，就會欢喜地从屋里扑到窗口去，拿出一个橘子或苹果扔向裘法祖。后来，裘罗懿身体不便，她也会站在窗口目送着丈夫来来去去。

裘法祖是温情细致的。下班回家，裘法祖首先要陪妻子看新闻，并从旁翻译;临睡前，两人手牵着手，一同欣赏古典乐曲……裘法祖生前，每晚都要帮体弱多病的夫人洗漱、照料其休息后才开始工作，学生们都知道恩师的情况，所以晚上9时以前从来不会给他打电话。裘法祖曾说：“几十年来，她给我的帮助和支持太大了。我所能补偿的就是回家后多陪陪她……我从夫人身上学到了很多，她教会了我怎样尊重人，以前我写信从来都不注意将别人的名字放在自己名字的前面，我夫人就告诉我这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我家里以前有个保姆，后来年纪大了，脑溢血，送到了医院，我夫人跑到医院去照顾她，给她擦身子。很多人都说这太不容易了。”

“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因为老太太只爱我一人，我也只爱她一人。”裘法祖曾说，“我随孩子们叫她‘妈妈’，她叫我‘小老头’。她在教育孩子上很成功，两子一女都读了博士。而在她心目中，八九十岁已经是老头子了，可又不愿意把我叫老了，她认为我还年轻，所以就叫我‘小老头’。”

“做一名好医生一定要有仁爱之心，医学要有人的温度”

2008年5月24日，四川地震伤员转诊来武汉同济医院，94岁的裘法祖主动请缨，担任医疗专家组顾问。当天中午，伤员住进“爱心病房”不到10分钟，他就拄着拐杖赶到病房查房，参加会诊。

6月7日，裘法祖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分析地震伤员救治情况，指出现代外科分科过细，很多专科医生不具备全面救治常识。普外科医生必须懂得心肺复苏、颅脑外伤救治等全面知识，才能更有效救治伤病员。去世前几天，他还这样为完善我国外科学建言献策。

“做一名好医生一定要有仁爱之心，医学要有人的温度，要温暖病人。”“医生是做人的工作，要先交朋友，后做手术。”陈安民回忆毕业当年做医生时，裘法祖带着他们查房，来到骨科一位病情特殊的患者床前，他不仅问病情，还问病人家庭情况。

裘法祖对病人极端负责。他要求，外科医生在给病人开刀后的当天晚上，一定要去病房查看。他说：“不去看看病人，回去后能睡得着觉吗?”而由此创立的一天早、中、晚三次查房制度，也在同济医院外科一直沿袭下来，无论多晚，医生一定要到病房探视手术后的病人。

裘法祖要求医生尽可能减少病人的痛苦，提高术后生活质量。“能不开刀就不开刀，能开小刀就不开大刀”。四川地震伤员在同济医院治疗，截肢必须征得他同意。

裘法祖要求医生兢兢业业、谨慎细致对待每位病人。他说：“医生治病，是将病人一个一个背过河去的。一个病人愿意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让医生在他肚子上划一刀，对医生是多大的信任啊。这种以生命相托的信任，理应赢得医生亲人般的赤诚。”

医学界人士都知道，裘法祖会诊从不收费。90多岁高龄，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一个电话过来，风雨无阻，马上就走，看完病直接回家。谁要给会诊费，他就会生气、发火。

一息尚存，工作不止。直到去世前一天的2008年6月13日，裘法祖还在为他写的文章修改的一个字，翻阅多本专著后确定，上午交给出版社稿件，下午还询问改得是否合理。

裘法祖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熱爱人民，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常说：“我有三位母亲，一位是生我养我的母亲，一位是教育我的同济，一位是我热爱的祖国。”

大医、大师、大爱!他不骄不矜，平淡自然，用一生诠释了爱的含义。他的科学态度、技术特色、道德情操和人格风范影响了几代人。裘法祖走了，一代又一代的医学学子，永远都以听过他的教诲，能感受到他的光焰，引以为荣，引以为傲。

(参考资料：《当代“医圣”——追记裘法祖院士》新华网2008年9月8日、《医学泰斗裘法祖：在仁爱中永生》《健康必读》2009年第4期、《当代医圣裘法祖》科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裘法祖：从纳粹手中救出40名囚犯》《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8月2日、《中国传奇医生巧救犹太人》《北京晚报》2005年5月31日;作者：黎昌政、俞俭、何炜、陈安民、彭苏、廖婷婷)

李秉权：中国神经外科奠基人

“我做了一辈子的医生，死后也要拿这身‘臭皮囊’为医学作一些贡献。

学生在我身上练熟后，病人就可以少受些痛苦。我患过脑腔梗、高血压、血管硬化，

可以做病理解剖;解剖切完用完之后，再做成一副骨架，供教学使用。”

“生为医学教授，逝做无语良师”

2019年9月25日，一场特别的接收仪式在昆明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举行——医学伉俪李秉权、胡素秋的骨骼标本，按照他们的生前遗愿，捐献给学校用于医学教学。为表达敬意，学校将两人的骨架立在一起，置于科学馆入口的屏风前。

“生为医学教授，逝做无语良师(医学界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学校如是注解这对杏林伉俪的人生。他们的后人看到他们再次并肩站在一起，落下眼泪，“我感到他们‘重生’了，一起回到另外一个讲台”。

李秉权和胡素秋，是云南著名的医学教授。一位是云南神经外科奠基人，曾因开创了颅脑枪弹伤医疗新技术，挽救众多伤员性命，被授予一等军功;一位是云南妇产科专家，直到88岁高龄才停止专家门诊。

2005年3月，李秉权逝世，他选择将遗体捐赠给自己的母校昆明医科大学。在临终遗言中，他这样写道：“我做了一辈子的医生，死后也要拿这身‘臭皮囊’为医学作一些贡献。学生在我身上练熟后，病人就可以少受些痛苦。我患过脑腔梗、高血压、血管硬化，可以做病理解剖;解剖切完用完之后，再做成一副骨架，供教学使用。”

10年后的2015年冬，胡素秋追随丈夫李秉权而去，也将遗体捐赠给昆明医科大学。她在遗嘱中称：“眼角膜、进口晶体、皮、肝、肾等供给需要的病人，最后再送解剖。”

他们，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

野外寻找尸骨自制医学标本

上世纪40年代初，空袭警报每日都在昆明嘶叫，从越南起飞的日机不时地在昆明炸起火海。在圆通山旁的乱葬岗，却忙碌着几个医科大学生。他们不是在躲空袭，而是在寻找露天散乱的尸骨，然后在户外支起洗脚盆，拾来枯树枝点火，把尸骨煮沸消毒后晾干，制成骨骼标本，对照笔记学习。几个大学生中有一个来自腾冲的孤儿，他就是李秉权。

1922年，李秉权出生在腾冲县城一个贫寒的小手工业者家庭，幼年时父母病亡。他在父母灵位前当众含泪立誓：长大后一定学医以济世救人。家中经济困难，靠兄嫂3架织布机卖布，李秉权得以读到高中毕业。为减轻兄嫂负担，他也学会了织布，织布只能赚小钱，为此他常常赤足去学校。

1939年，国民党大抓壮丁，不愿当壮丁又报国无门的李秉权随几个同学一起，连夜出城，徒步翻越高黎贡山，至保山后又一路换搭便车，历经2个多月艰辛到达昆明。后得腾冲抗日县长李根源的相助备考大学，他连考西南联大、云大、中法大学等均榜上有名，但为实践幼年学医誓言，李秉权决定选读云大医学院。不久，日军入侵缅甸，继而腾冲沦陷，家人逃难失散，有限的经济来源中断。李秉权只得申请省“沦陷区学生贷金”，由于成绩优秀，还获得“云大奖学金”及“腾冲旅昆同乡会奖学金”。

微薄的“学生贷金”和奖学金扣除学习费用外只够吃稀饭，一个铜钱的烧饼也买不起。6年顿顿稀饭使李秉权工作后看见稀饭就反胃，终生再也没碰过稀饭。当时的云大学生宿舍拥挤狭窄，灯高光暗，桌小凳少，学校大图书馆要求肃静，不能相互提问核对，而且晚上10时就关门，教室晚间又不开放。为了核对、复习一天下来的几门功课，李秉权就天天晚上和同学去青云街蹲茶馆，因为那里灯亮，有桌椅，关门又晚。买不起茶，他们就买一杯白开水。

学校只有一架骨骼标本，全班五六十个同学分不过来，于是就有了野外寻找尸骨自制医学标本的故事。从此，骨骼标本对医学教育的重要性便深深烙在他的心里。

“我们一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宁可牺牲自己”

上世纪8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时曾说：“中国有两样东西非常值得美国学习，一个是中医，一个就是神经外科。”曾一度落后西方30年的中国神经外科，后来竟值得世界神经外科发源地美国来学习。如此辉煌，是以2008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王忠诚为首，包括李秉权在内的神经外科专家们用生命创造的。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神经外科几乎是空白，因而脑疾病死亡率很高，被称作“死亡之海”。从上世纪50年代解决脑血管造影术开始，王忠诚率领着中国神经外科，就像一艘破冰船，闯入“死亡之海”，攻克一个个难题，大大降低脑疾病死亡率。而李秉权就是破冰船上的重要船员。

1953年，卫生部举办了全国首届神经外科进修班，分一年和半年两个组。后来，一年组的13人成为中国神经外科开拓者和各省市神经外科的奠基者，被誉为中国神经外科“十三太保”，李秉权是其中一员。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提高诊疗技术，解除病人的痛苦，赶超世界水平。”为此，李秉权努力学习，不断磨砺自己，要求自己每年要有1-2项创新。

1954年，李秉权从天津学成后回到昆明。在无专门病床、无固定助手、无开颅专科器械设备、无专科护理的情况下，他创设了云南第一个脑科门诊、神经病学教研室和神经专科病房;在云南率先施行开颅手术、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和颅内外血管吻合术等，首次施行人体大脑半球切除术;与五官科合作施行全国首例经颅中窝硬脑膜外进路面神经移植术;开创颅骨大骨瓣切除并脑室外引流联合减压法抢救颅脑火器伤员;在国内首次为一双头畸形人成功切除寄生性小头;建立全国第一个经颅三维多普勒超声室等。

上述成果，有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的国内领先，有的被美国科研机构收录，有的被拍成科教电影。李秉权为此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人民解放军一等军功奖、云南省科技成果奖等奖项和全国劳动模范、云南省劳动模范、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卫生部边远地区优秀医学科技工作者等称号。那时，他同时担任卫生部脑血管疾病防治领导组组员、卫生部脑血管疾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云南脑血管病防治办主任、云南省政协委员等多项重要职务。1991年，曾被推荐为中科院生物科学部委员候选人。

使我国神经外科诊断水平一步跨越30年时空的脑血管造影术，需要暴露在放射线下给病人注射显影剂。多年的放射线损害导致李秉权白血球数量显著下降到小于正常值一半，血小板也大幅度减少，免疫力下降，且毛发脱落。因而经常患感冒，而且每次感冒都会很重。这使李秉权身体慢慢衰弱，83岁最后一次倒春寒下雪受凉引发的感冒发生时，咳嗽造成肺部感染，导致心衰而亡。对此，王忠诚生前曾对央视主持人说：“我知道是要做出牺牲的。我们一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宁可牺牲自己。”他的话是代表李秉权在内的一代神经外科专家的生命奉献宣言。

“手术相同但手术对象不一样，必须把每一个手术都当做新手术考虑”

李秉权遗物中有一大摞各种纸张书写的稿子，这是他在生命最后几年带病赶写的《脑膜瘤》的未完手稿。泛黄的稿纸越往后字迹越杂乱，许多字歪歪扭扭无法辨认，使人感受到那只握笔的手在不停地颤抖。那是一枝衰弱的生命之笔与死神赛跑时的顽强书写。

李秉权晚年患有脑腔梗，手握笔写字已很困难。但年轻时李秉权手法非常灵巧，那是他几十年练就的“炉火纯青”。人的大脑血管密布，神经众多，神经纤维比头发细得多，神经又是软的，稍微碰它可能功能就没了。在神经纤维区做手术要和毫米打交道，手稍微一颤后果可想而知，所以实施脑手术如同在刀锋上行走。昆医校史馆展出了他亲手制作的米粒大的听小骨(人体中最小的骨)标本，如果不看说明，会让人以为是工艺大师的牙雕。

李秉权一生都在学习和攀登。对待病人生命的大爱，也早已固化成李秉权工作生活的习性：下乡出诊用品总是整齐有序地放在背包里，电话一来就走，他深知有时一个危重病人的生死，就决定于收拾出门行李那几分钟;每次术前他都要看书温习手术要领，术后看书总结手术体会，他说：“手术相同但手术对象不一样，必须把每一个手术都当做新手术考虑。”吩咐医生做事的话从来只说一遍，如果别人稍有拖延他会立即自己去做。医疗是救命的事，他容不得丝毫拖沓。

改革开放使李秉权从“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变成“又红又专知识分子”，著名作家汤世杰有意为他写篇报告文学，李秉权一口回绝。他说媒体对他的宣传已使他盛名难副。在率医疗队执行某军事医疗任务时，因表现突出昆明军区要给他记一等功，他说那是医疗队集体功劳，不能记在他个人身上。

不接受病人礼物是李秉权的家风。女婿第一次去李秉权家，提着两斤苹果到昆医附一院神经外科打听地址。科上人员问他是李教授的什么人，见他语言吞吞吐吐，怀疑是病人，拒绝告诉其地址。女婿只好一路打听找到家门，李秉权开门后，一看有人提着苹果，话都不说立即把门关上了——他也误把女婿当成送礼的病人了。

“从医不是职业，而是事业;作为一份事业，你要奉献一生”

在昆明医科大学附一院宿舍区胡素秋生前住房的门前，几棵竹子枝叶繁茂。竹叢中的铁牌上写着：“竹魂—李秉权(1922-2005)。” 这是胡素秋为纪念丈夫所栽，目前已长到两层楼高。

说起和李秉权的婚姻故事，胡素秋拿出一支派克钢笔说，“这是1948年他向我求婚的礼物，花费了他一个多月的工资。”胡素秋珍藏了几十年，虽已超过半个世纪，但笔挂上PARKER(派克)字样仍清晰可辨。

胡素秋出生于昆明，父亲胡瑛是滇黔军元老，曾任黔军总指挥、民国云南省代主席和国军38军军长。而当时李秉权却是一个寒门小医生。关于为什么选择李秉权，胡素秋在《九十自述》中如此叙述：

旧习俗婚姻需经媒妁之言，遵父母之命。一家养女百家求，何况我出身名门，文字甚好，面貌身材并不歪丑。从我刚上初中起，保媒者便络绎不绝。所提者都是文武高官和商贾巨富的子弟。可我从小性格反叛，婚姻大事怎能由别人说定!我选中李秉权是爱慕他的“贫贱不移，自强不息，勤学刻苦，努力钻研，而且对我一往情深”。

1949年12月底，两人缔结婚姻。彼时，著名爱国将领、云南起义领导者卢汉还来参加喜宴，送上“绣花喜帐”。

新中国成立后，夫妇两人作为医学人才于1950年被聘到云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成为新中国的首批医师。1956年昆明医学院建立，夫妇俩成为昆医首批教师和医生。从那时起，他们再没离开过医学领域，直到去世前几年，还坚持在专家门诊坐诊。李秉权生前曾说过：“我有最宝贵的三样‘财产’：几千本书;3个守法好学的子女;一个同行好老伴。”

在李秉权、胡素秋的儿子李向新的记忆中，小时候，父母太忙，一家人过着一种奇特的生活：大家都是各自去食堂吃饭，甚至过年也吃食堂;父母难得一同在家吃饭，谈的也都是各自新收了什么病人、怎样处理;往往一天忙了十几个小时后，两人还在深夜读书著文;有时深夜下班回家，来不及做饭，家里就常备点心和饼干以便充饥。

“二老把一生都投入到他们热爱的医学事业中，无暇照顾子女，常常也顾不上彼此。”李秉权、胡素秋的大女婿林文俏在回忆岳父岳母的文章中曾写道：“胡素秋子宫切除手术中发生大出血休克，李秉权因为有病人要抢救，未能守护妻子。后来，胡素秋跌倒脑出血，近70岁高龄的李秉权亲自操刀，把妻子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晚年，李秉权、胡素秋夫妇又做了同一个决定——百年后把遗体捐献出来。2000年，夫妇俩一起填写了遗体捐献表。李向新称，父亲公开要捐献遗体的决定时，同为医生的他难以接受，沉默着走出房间。在冷静一段时间后，他回到房间，选择尊重父亲的意愿。“在我选择学医时，父亲就跟我说：‘从医不是职业，而是事业;作为一份事业，你要奉献一生’。”

(参考资料：《丈夫去世14年后，医学伉俪“重逢”在讲台》《云南日报》2019年10月22日、《医学伉俪双双捐献遗体：时隔10余年“重逢”在“讲台”上》《人民日报》2019年10月12日、《死后，把我做成一副教学用骨架》《云南日报》2017年2月14日、《传奇医学伉俪的“特殊重逢”：把灵魂赋予教学骨架》中新社2019年9月26日等;作者：陈鑫龙、李春妮、万迎春、胡远航等)

吴英恺：中国胸心外科、心血管病流行学奠基人

学术与医德这两座高山，他都攀登到了顶峰。

曾有人问他，什么是人民的好医生和医学家?

他说了四个字——公、勤、严、廉

2003年11月13日，初冬凌晨的北京安贞医院，一位93岁的老人在病房里安详地与世长辞。“不保留骨灰，不化妆，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这是老人临终前的嘱咐，他走得很安静，似乎连窗外枝头上的鸟儿都不愿惊扰。

他的确没有留下这些“俗物”，但安贞医院第13层有一处静谧的空间，记载着这位老人一生行医的足迹——1940年，我国第一例食管癌切除、食管胃吻合术成功;1944年，我国第一例未闭动脉导管结扎术成功;1948年，我国第一例缩窄性心包炎切除术成功;1956年，我国第一座胸科医院建立;1959年，我国第一个食管癌防治科研协作组成立;1978年，我国第一个心血管病流行学与人群防治研究室创立;1985年，一部由中国人主编的国际大部头著作《国际心胸外科实践》出版……

这位老人就是我国胸心外科、心血管病流行学奠基人吴英恺。

入职协和，30岁创造中国第一

1910年5月8日，吴英恺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县一个满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教书，很重视子女教育，所以尽管家境不宽裕，但吴英恺兄弟五人都完整地接受了大学教育。

吴英恺的祖母体弱多病，长年延医服药，东西街的老中医和县里教会医院的院长，便是吴家的常客。从那时起，厚德精医、止于至善的医者形象，便印在少年吴英恺的心上，让他坚定了从医的职业追求。

17岁时，还没有高中毕业的吴英恺，受家兄吴执中的影响，投考了由英国医生司督阁创建的沈阳奉天医科专门学校，也就是日后的辽宁医学院(1948年并入中国医科大学)，当时这所医院还有個更接地气的名字——小河沿医科大学。

吴英恺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当时正读大学四年级的吴英恺秘密参加抗日救国宣誓大会，做好了学好本领、长期抗战的准备。虽然时局动荡，但吴英恺学医救国之心坚定，他一心苦读，于1933年顺利获得内科、外科双学士学位。

毕业后，吴英恺转到北平协和医院工作，不料临行前，他参加的抗日救国组织遭到叛徒告密，所幸他连夜逃离沈阳，才未遭逮捕。

初到协和，吴英恺自嘲变成了“土包子”。这里绿瓦顶白栏杆，找人打灯号，见面说英语，行路带小跑，办事死规矩，医生个个白衣笔挺、皮鞋光亮。每次在查房前，他都要悄悄跑到厕所的镜子前，一个人背诵病历，纠正自己的英语发音。当时他就暗下决心：“一个英国医生可以在中国开创一个大医院和医学院，我也得为自己的国家干出一番事业。”

三个月的实习期，吴英恺在外科主任直接领导下工作，每天上午手术、下午门诊，都是兢兢业业，从清早忙到午夜……

谁料想，他体检时竟被发现肺部有活动性肺结核。按照规定，吴英恺本应停止工籍，但主任怕失去一棵好苗子，就把他送去休养。

在养病的9个月里，吴英恺仍出色完成了读研学习，完成了两篇论文。

9个月后，他再次重返北平协和医院，先后任外科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兼助教、讲师，被选入食管癌治疗研究组。

1940年，吴英恺迎来从医的首个辉煌时刻——完成我国第一例食管癌切除及胸内食管胃吻合术。当时，这个手术原定由科主任娄克斯主刀，吴英恺做助手。然而手术前一晚，娄克斯感染风寒，便电话通知吴英恺主刀。这在当时的协和医院是非常鲜见的，足见娄克斯对吴英恺技术的认可。凭借扎实的医学功底，吴英恺顺利完成了手术，声名大震。

45岁当选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1年，吴英恺被协和医学院派送到美国华盛顿大学，进修心胸外科。吴英恺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涉足胸外科各个领域、博采众长，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医学视野。

创新是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吴英恺将各个领域的优点融会贯通，加上一点灵感和勇气，将整形外科的包扎技术“移植”到胸廓成形术中，取得了120例胸廓成形术无一化脓感染的“奇迹”。

1943年，二战和日本侵华战争激战犹酣之时，吴英恺的进修期也即将结束，美国胸外科权威极力挽留他，并许以优厚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但吴英恺义无反顾，冒着生命危险横渡大西洋、印度洋，带着自费购买的一整套外科手术器械，归来报效祖国。

回到战火纷飞的故土，吴英恺无暇休整，立即在大后方重庆参加创建了中央医院，34岁便挑起外科主任重担。抗战期间条件异常艰苦，没有血库、不时停电、冬天只能依靠炭火取暖，但他还是带领医护，从零开始创建了一支一流的外科团队，完成了我国首例动脉导管未闭结扎术。

战争中，哪里有需要吴英恺就出现在哪里——重庆、天津、北平……1948年5月，他回到了熟悉的北平协和医院，担任外科学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战火烧到鸭绿江畔，身为东北人的吴英恺又毅然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抢救了数以千计的志愿军，并编写了著作《野战外科学》。

与吴英恺共事过的胸外科专家黄国俊教授回忆道：“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他(吴英恺)对于遇到的每个特殊病例都有自己的手写档案记录，包括简要病例特点、手术方法及病理照片等等，视如家珍，妥善收藏。”

1955年，45岁的吴英恺当选第一批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

创建三所医院，决心不当“手术匠”

吴英恺的一生中，共创建了三所医院、两个研究所和五个心胸外科。

1956年春，解放军总后勤部任命吴英恺为新建的解放军胸科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在北京西郊创办了我国第一所胸部专科医院。1958年胸科医院迁往城内，成为中国医科院阜外医院。

在阜外医院工作期间，吴英恺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病人比较集中地来自河南林县、山西阳泉、河北石家庄。他数次赴河南林县调研，亲眼看到食管癌的肆虐疯狂，往往一家父子兄弟同时患病，多数在一年内死亡。一个54万人口的县，每年新增食管癌病人500多例，死亡400多例，平均每18小時就有一个人死于食管癌。在他的主导下，食管癌的防治研究工作正式启动。历时5年，一份有关食管癌发生及发展分期的数据，又一次令世界医坛折服。

上世纪70年代，吴英恺又提出必须尽快发展心血管流行病学。他把流行病学的监测重点，放到人口密集的工厂、农村，坚持到最苦的地方调研。一年又一年，他走进了怀柔县村民们围拢的场院;他穿过了辽阳油田颠簸的原始路面;他向村民们耐心地叮嘱苏子不能腌得太咸，要适可而止;他对工人兄弟说，别抽烟了，烟草有3000多种有害物质……

后来，他积极促成中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莫尼卡计划”，历经20年，搜集了数以百万计的数据，绘制成全世界防治心血管疾病的最大数据库，这是他一生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1980年，已退休的吴英恺第一次公开自己的想法：中国心脏外科必须尽快地实现现代化，必须有一所有一年开展心脏手术2000例能力的医院。那时的北京，看病难、住院难、做手术更难，老百姓为了做心脏病手术往往要等上一两年，吴英恺心急如焚，一定要再办一所心脏外科医院。

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吴英恺四处奔波、筹谋策划，终于在一所破旧的结核医院基础上建成了与国际接轨、现代化的北京安贞医院，那一年，吴英恺74岁。

建院首年，北京安贞医院心脏手术就达288例;接着是528例;602例。到上世纪90年代，便突破千例。2002年实际手术2760例。当初的“2000例”不再是天方夜谭。

终日穿梭在手术室与病房之间的吴英恺，却并不以“手术大家”自居，甚至有点“看轻”手术。他说：“我开了一辈子刀，能治好多少患者?医生不要看不起科普咨询，这是最高级的工作。治疗是10个医生给1个人解决问题，防治是1个人给1000人甚至1万人传递知识，百姓都懂得预防知识不得病了，医生失业了，我们也欣慰。医生不能就给人开方子，要给人讲课，讲不明白的还要补课。”

由此可见吴英恺对预防医学的重视。上世纪70年代，年近七旬的他拿手术刀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便转战心血管病预防与流行病学研究，他吸取国外经验，领导制定了我国的高血压、冠心病的诊断标准和人群防治方案。

从医多年来，吴英恺一直注重对年轻医务工作者的培养。吴英恺的学生都知道，几十年前，外科界有“吴英恺结”的说法。那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手法。打结的同时用手拉线，动作轻巧又漂亮，省时间且出血少。他要求他的学生，切皮是一条完整的直线，缝合每一针必须均匀流畅。否则，他会恼怒地用英语训斥：“那不是我的学生做的，是狗啃的。”

1991年，为激励安贞医院的青年医务工作者，吴英恺设立“吴英恺青年医疗科研基金奖”，拿出珍藏的手表作为奖品。2001年，中国医学基金会将“医德风范终身奖”授予吴英恺，他又捐出奖金2万元，在安贞医院设立“吴英恺青年文明优质服务奖”。

学术与医德这两座高山，他都攀登到了顶峰

1996年，已经86岁高龄的吴英恺联合首都医务界、新闻界、教育界、企业界热心人士，发起“爱心护心工程”。

作为著名医学专家，他带头亲自撰写科普文章，自费印发宣传小册子，还在小册子里标上“没有版权，欢迎复印”的字样。对心血管疾病，他主张变过去的重“治”为重“防”，即把自我保健知识教给群众，组织短期培训班，培训基层医生，倡导心血管病的群防群治。

199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授予吴英恺我国医学科学最高奖——中国医学科学奖，他将奖金10万元全部捐给“首都爱心护心工程”。

吴英恺就是这样，在他病逝前一刻也没有忘记把健康的金钥匙交到大众手中。就在他身患重症期间，被医院护士推着去做治疗时，还示意停下来，去劝一个素不相识的吸烟者戒烟。

吴英恺的一生硕果累累，身体力行学术与医德这两座高山，他都攀登到了顶峰。

曾有人问他，什么是人民的好医生和医学家?他说了四个字——公、勤、严、廉。

2003年11月13日去世后，遵照遗愿，安贞医院、协和医院的专家一起为他做了病理解剖，将他的心脏完好保存起来，永远留在他亲手创建的安贞医院里。

(参考资料：《从沈阳小河沿走出的中华大医》《沈阳日报》2019年12月6日、《创新斗士学科舵手——追忆吴英恺院士》《中华医学信息导报》2003年第22期、《吴英恺二三事：纪念吴英恺教授诞辰100周年》《中国医院院长》2010年第15期、《吴英恺：做名医更要做良医》《中国心血管病研究杂志》2004年第5期;作者：胡晓、胡盛寿、诸学时、唐晓诗)

金显宅：“中国肿瘤医学之父”

“他具备了雄狮的胆魄，

鹰隼的锐目，绣妇的巧手”

数十年为国家培养造就了大批高级专业人才

躲进背篓逃亡到中国

1904年3月，金显宅出生在朝鲜。当时，朝鲜三千里江山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1905年11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保护条约》，朝鲜沦为日本附属国。

金显宅的父亲金泰相，精通汉学，曾中科举，在釜山做过小官吏。由于日本侵占，弃官在汉城(今首尔)经营一间小杂货铺。金泰相夫妻育有儿女9人，多夭亡，因此对金显宅倍加疼爱。

金显宅6岁进入教会办的功玉小学读书。当时，日本为了对朝鲜“亡国灭种”，规定学校教学一律采用日文，违者重罚，并追究家长责任。一些孩子常常为此挨打罚跪，甚至被开除。金泰相只能晚上拿出自编的朝文、汉文课本，偷偷教金显宅。

1910年8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使朝鲜正式沦为日本殖民地，但是朝鲜人民始终没有停止斗争。1919年3月1日，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召开巴黎和会之机，汉城30万民众游行示威，要求朝鲜独立的呼声响彻全国，许多地区爆发起义。在汉城私立培才中学读书的金显宅也与同学们一起罢课游行。然而，轰轰烈烈的运动最终被日军残酷地镇压了，不过金显宅侥幸逃过一劫。

父亲托人将金显宅装在背篓中，偷越鸭绿江桥，进入中国国境，投奔在张家口开办“十全医院”的大哥金显国。在金显国的帮助下，金显宅加紧学习汉语和英语。

一年后，金显宅考入沪江大学附中。1923年，金显宅完成全部中学课程，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进入沪江大学，读医学预科。金显宅成绩优异，常获校方颁发的奖学金。在大学三年级时，他参加了朝鲜青年在中国谋求朝鲜独立的组织。

1926年夏，金显宅考入具有世界一流教学水平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中国当时最高级的医学殿堂。它是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投资设立的中华医学会，于1915年购得原北京协和医学堂全部产业，并买下东单原豫王府全部地产，在1921年新建而成的。该院对学生选拔极其严格，淘汰率很高。教师多由欧美著名专家学者担任，每年还聘请国际权威学者担任客座教授，以确保世界一流的医学教育水平和先进的科研水平。因为金显宅是沪江大学第一批考入协和的学生，该校奖励他100元的奖学金。他在协和读书期间，因学习成绩优异，每年都拿奖学金。

1928年暑假，金显宅接到基督教会的邀请，参加西山卧佛寺青年夏令会。在那里，金显宅与天津四大买办之一吴调卿的孙女吴佩球相识。二人在以后的交往中相知相爱。

1930年，金显宅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婉辞外国朋友回国，成为中国从事肿瘤医学事业第一人

1931年，金显宅从协和医学院毕业，获美国纽约州立医科大学博士学位，并作为助理住院医师，继续在协和附属医院学习深造。两年后，在燕京大学毕业的吴佩球也来到协和医学院营养室工作，他们于当年12月25日举行了婚礼。

助理住院医师的工作，对金显宅的锻炼和影响是巨大的。夜间处理急诊，往往不得合眼，而第二天的手术早已排定，下午照常门诊，晚间照常值班……每天两次病房巡诊，每周一次由教授带领专业组查房和外科大夫巡诊，另外还有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等。因此，每天工作起来，争分夺秒，总像是在冲锋陷阵。同时，又要特别谨慎认真，在严格、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不能有半点松懈和纰漏。经过这样长期、严格的训练，金显宅养成了一丝不苟、吃苦耐劳、勇挑重担的优良品质，使他终身受益。

1933年，协和医学院创建肿瘤科。第二年，金显宅由助理住院医师被破格提拔为主治医师。

“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的铁蹄在东北华北肆意践踏，使中国人民一步步坠入灾难的深渊。金显宅看到自己以身相许的第二祖国，重蹈朝鲜被日军奴役宰割的悲惨命运，痛心疾首。日军横行北平，但对美国人开办的协和医学院尚不敢冒犯，协和的教学、科研等活动，依然如故。

1937年7月，协和医学院派出留学人员到美国进修，金显宅名列其中。金显宅远涉重洋，来到美国纽约曼哈顿区纪念医院肿瘤中心，拜著名病理学家尤文教授为师，专攻肿瘤病理。一年后，转入芝加哥肿瘤研究所，重点进修肿瘤放射治疗和肿瘤外科。

1939年3月至9月，金显宅遍访英、法、比、德、丹麦、瑞典、瑞士、意大利等国，考察各国肿瘤医院和癌症中心的医疗和研究工作，大开眼界。美国的肿瘤研究机构很想留用金显宅，但他婉辞了外国朋友，于1939年10月回到中国，担任协和医学院肿瘤科主任，成为中国从事肿瘤医学事业的第一人。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日美宣战后，日军开进协和医学院，强占并关闭了这所美国人经营了20多年的高等医学殿堂。当年从朝鲜亡命，来到中国的悲楚一幕又浮现在金显宅眼前。

“我们留下，不走了”

正当金显宅失业无着时，协和医学院教授卞万年找到他说：“不能在这儿等着困死，我有个关系，咱们到天津谋生吧。”二人与卞学鉴、王志宜、方先之、关颂凯和林景奎等诸医师同赴天津，合资开办了恩光医院，金显宅负责外科和肿瘤科的工作。

1945年盛夏，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金显宅一家沉浸在举国欢腾的热烈气氛中。不久，金显宅收到美国芝加哥肿瘤研究所的柯特乐教授邀请他去芝加哥工作进修的信函。因为当年金显宅在芝加哥肿瘤研究所的表现给柯特乐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投降后，柯特乐得知金显宅在天津，便委托驻在天津的美国领事转递书信。

“二战”结束，金显宅正急于了解国际肿瘤医疗和研究的新进展。柯特乐的邀请，恰似久旱逢甘霖，令他欢欣鼓舞。

1945年11月，通过美国驻津领事的安排，金显宅携夫人乘坐一架美国军用飞机飞抵夏威夷，转赴芝加哥。他在芝加哥肿瘤研究所任研究员，同时在芝加哥大学比林氏附属医院进修肿瘤外科。1年零3个月的学习研究生活，金显宅获益匪浅，他可以在世界水平上向更高更深的研究领域冲刺了。1947年，他再次谢绝柯特乐的挽留，返回了祖国。

这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决战已进入关键时刻，达官富豪纷纷逃离。吴佩球怀着身孕来到南京，也托在政府担任要职的亲友办了一张去香港的护照，又将家中器皿细软装箱，准备由飞机托运。此时，物价暴涨，人心惶惶，解放天津的枪声就要打响，可是金显宅却一天比一天沉稳，只字不提离津去港的事。

預产期迫近，吴佩球很是焦急。再不走，生下孩子，多一口人怎么办?金显宅却平静地说：“我们留下，不走了。共产党也是人，也生病，也需要医生。国外的生活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洋人打骨子里对亚洲人的那种歧视。不然，我两次去美国，早就留下了。”

有谁比妻子更了解丈夫呢?吴佩球深知，金显宅自加入中国籍，一颗心早已许给了中国。为了丈夫，为了丈夫的事业，吴佩球又将一件件行李拆箱，照原样将家重新布置起来。

1949年1月15日凌晨，解放天津的枪炮声稀落下来，一队队经过浴血鏖战的解放军战士开进市区。金显宅和往常一样，吃过早饭，打开家门去上班。他从容地走在解放军战士中间，来到恩光医院抢救伤员。

力排众议主持治愈马寅初直肠癌的手术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由于金显宅的高超医术和名望，天津许多医院聘请他担任外科顾问。天津市卫生局接管了马大夫纪念医院(1861年英军在津建立的军医院，后相继改建为英国伦敦会施医院、马大夫纪念医院。马大夫即英国医生马根济)后，更名为天津市立人民医院，并委派金显宅去创建肿瘤科。北京要在日坛医院创办肿瘤科，也邀请金显宅鼎力扶助。这个时期，金显宅半月在天津，半月在北京，两头忙碌。直到他接受特殊任务，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为该国领导人会诊，归国后病倒，做了胃十二指肠溃疡的手术，这才结束了两地奔波的日子。

金显宅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许多癌症患者将金显宅看作头上闪着圣光的守护神，把得到他的诊治当成最后的希望。

金显宅擅长肿瘤外科，精通解剖学，对各部位的淋巴引流了如指掌，故手术时，动作准确、利落、精致，整个手术过程有条不紊，简捷迅速，术后并发症少，治愈率高。人们称赞：“金显宅真是具备了雄狮的胆魄，鹰隼的锐目，绣妇的巧手。”观摩过他手术过程的国内外专家，无不赞叹钦佩，认为无异于一次艺术享受。

数十年间，经金显宅精心治疗而痊愈的患者，数不胜数。著名教育家马寅初91岁高龄时，由金显宅主持治疗、治愈直肠癌的事，不能不说是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1972年，马寅初被確诊为直肠癌。北京医院邀集全国在京开会的专家会诊，结论是：八旬老人已不宜手术，马寅初当时已年过九旬，又患有7种以上老年病，因此不宜考虑手术，只做化疗。

马寅初的女婿徐汤莘曾与天津人民医院外科医生王德元为邻。他到天津向王德元请教，王德元直言相告，化疗对于直肠癌无甚作用，建议马老争取手术，并推荐自己的老师金显宅。那是个星期天，刚刚被解除劳动改造的金显宅，正在医院室外水池旁洗衣服。王德元与徐汤莘来访，说明了马寅初的病况。金显宅眼睛一亮，深情地说：“马寅初，我们认识，他找我看过病。”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马寅初与郭沫若率团出席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时，舌上溃疡久医不愈，请苏联专家诊治。苏联专家以为是舌癌。马寅初归国后，慕名找到金显宅。金显宅一看马寅初舌上的溃疡，再摸摸旁边的牙齿，吩咐牙医用砂轮将那颗牙齿锋利的边沿磨圆，说：“没事了。”果真，从此马寅初舌上溃疡便不医而愈。

20年过去，往事历历，但眼前人事皆非。金显宅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对徐汤莘说：“91岁了，手术不能动，用点药吧。”

“直肠癌长来长去，最后排便困难了怎么办?”徐汤莘有王德元交底，故意探问。

“再造个瘘呀。”金显宅答道。

“与其那样，提前造个瘘怎样?”徐汤莘乘机提议。

金显宅说：“你的意见值得考虑。马老年纪大了，手术可以分两步：先作结肠造口，这样不影响饮食排便;两周后再于肛门处将肿瘤切除，不涉及大肠其他部分，手术可望成功。”

徐汤莘一听欣喜万分，兴冲冲回京打了报告，要求请金显宅到京会诊。

金显宅被邀请到北京医院，讲述了手术方案，一些人窃窃私语，以为这位天津老爷子疯了。徐汤莘给国务院打了报告，坚决要求请金显宅为马寅初手术。周恩来批示：“病人有手术要求，家属又坚持手术，医务人员就应从手术着想。由天津的金显宅、王德元主持手术，组织会诊，议后望告。”

1972年5月31日上午，这个违背惯例、争议纷纷的手术，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终于开始了。金显宅又从天津调来自己的另一位得意门生张天泽主刀。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3个星期后，马寅初伤口愈合，饮食、体温恢复正常。10年后，直至马寅初含笑离开人世，癌细胞也没有扩散。

创立新中国第一个肿瘤科

金显宅广学博览，博采众长，了解和掌握世界肿瘤外科手术治疗先进水平，精通肿瘤外科治疗、肿瘤病理、放疗和化疗。早在1934年，他就首次成功进行了丙射线所致白细胞减少症的研究，1937年在世界癌症领域中首次发现嗜伊红细胞增生性淋巴肉芽肿病，1941在国内首创舌癌根治性联合切除术，1959年在国内首先描述了腮腺下颌内侧部的肿瘤。他还首先在国内临床上推广了乳腺肿瘤及头颈部肿瘤和宫颈癌的临床、病理诊断及手术治疗。他不仅开展肿瘤领域空白多年的癌瘤根治性手术，而且对术式等还有独到的创新和发展，水平达世界一流。

1952年，金显宅在天津市立人民医院创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肿瘤科。1956年，恩光医院停业。金显宅辞去第一中心医院外科主任之职，专任天津市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人民医院肿瘤科问世以来，在人民群众中逐步树立起威信，于是来信问病者日众。他对人民来信极为重视，每次都亲自看信，然后向其秘书口述回答，秘书回信一式两份，其中一份存档或置入病例档案中。凡是他能解决的问题一定负责解决，若信来自外地，他无法亲自诊治，也一定代为介绍，务求就地处理。对于人民来信，他从不积压。

1963年，金显宅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肿瘤学杂志《天津医药肿瘤学附刊》(后更名为《中国肿瘤临床》)并任主编。1979年他担任了《中华肿瘤》杂志主编，还担任了《医学百科全书·肿瘤分卷》副主编、《天津医药》副主编、《乳腺癌研究》主编。

1980年，金显宅任天津市人民医院院长和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次年主持了在天津召开的全国肿瘤医师进修班第一届学术交流会。1984年，金显宅在天津主持召开了我国第一届国际乳腺癌会议。1985年倡议建立我国第一个肿瘤学专业学会——中国抗癌协会，并被选为名誉主席。

从事医学研究和临床医学工作近60年，金显宅用中、英文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多部。这些论文专著及其主编的各种杂志，奠定和充实了中国肿瘤医学的基础和体系，是肿瘤医学的宝贵财富。

呕心沥血十年创建肿瘤医院，3年后因病逝世在他亲手创建的医院

金显宅在肿瘤医学方面的建树，无疑是卓越的。他对中国肿瘤医学事业的发展，最具有重大价值的贡献还在于，他将自己肿瘤医学方面广博的知识、深厚的造诣、丰富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数十年为国家培养造就了大批高级专业人才。

1954年受卫生部委托，金显宅在天津开办了全国第一届肿瘤医师进修班，至1990年金显宅病逝已开班23届，培养学员400多名。许多学员成为各地肿瘤医疗机构的开创人，有的成为全国知名的肿瘤专家。金显宅在第二届全国肿瘤医师进修班学术交流会上，被誉为“中国肿瘤医学之父”。

金显宅培养学生，真诚无私，倾其所知所能，悉心传授。金显宅对肿瘤病理造诣颇深，他常说：“肿瘤医师不懂肿瘤病理，只能算半个肿瘤医师。”他要求每位学员都要认真学好肿瘤病理。他亲自带领大家分析病理切片。他一贯坚持门诊教学会诊，将一两个典型病例交大家讨论，然后再由他结论，作出诊断，研究治疗对策。这种门诊教学会诊的方式深受学员欢迎。手术是金显宅工作中最精彩的部分，他为每届学员都安排一些典型根治术示范。他由切口设计讲起，随着手术的步步进行，注意事项也一一交代清楚，使人一目了然，记忆深刻。金显宅非常重视对学员撰写论文的指导和培养，通过培训，学员们撰写论文的能力和水平都有很大提高。

金显宅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出色的骨干医生。人们称，他手下有“五虎上将”，即精通病理的王德延，全面发展的张天泽，头颈肿瘤专家李树玲，精通盆腔和腹部肿瘤的金家瑞，擅长乳腺及胸部肿瘤的王德元。他们后来都成为国内知名的肿瘤專家。遍布全国的学员也都成为当地肿瘤学科的带头人和中坚力量。

数十年来，金显宅每天坚持到岗工作，哪怕是从国外回来，也顾不上休息，立即投入工作，星期天也只肯休息半天。上世纪70年代初，他焦虑地发现，中国每年新发癌症和死于癌症的人均在百万以上。他心急如焚，认为尽快提高我国肿瘤医疗和科研的能力与水平乃是当务之急。为此，他殚精竭虑，精心谋划，制定远景规划和近期措施。在他的奔走呼吁下，国务院于1977年拨下900万元专款，批准扩建天津市肿瘤医院。筹建新医院，又是金显宅呕心沥血的十年。1987年，这座科室完备、设备精良、拥有600张病床的医院以及科研楼，终于在天津矗立起来。3年后，金显宅因病逝世在他亲手创建的天津市肿瘤医院。

1991年3月，为了纪念金显宅，发扬他献身中国肿瘤事业的精神，中国抗癌协会与天津市肿瘤医院共同发起成立了“金显宅抗癌基金会”。

1994年4月26日，经中宣部批准，中国肿瘤医学创始人金显宅铜像落成。如今，金显宅铜像静静矗立在天津市肿瘤医院研究所的门前，他谦和的微笑永远定格在那里。

(参考资料：《津门骄子》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第1版、《图说老天津：金显宅》《城市快报》2004年10月23日、《马寅初与肿瘤医学泰斗金显宅》《民主与科学》2000年第3期;作者：王世铎、王向峰)

钟惠澜：中国热带医学奠基人

“我不知道什么叫政治，

但如果有外国人进到我的国家去捣乱，我是反对的”

“如果我为了反细菌战而牺牲，也无悔”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百年纪念展厅入门处，矗立着两尊铜像，是医院百年历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一尊为医院首任院长、我国现代医学先驱、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抗击鼠疫的伍连德博士;另一尊同样是医院值得敬重的院长、我国热带医学的奠基人钟惠澜教授。

钟惠澜一生从事内科、热带病及寄生虫病的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对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黑热病、回归热、斑疹伤寒、钩端螺旋体病、华支睾吸虫病、肺吸虫病、布氏杆菌病、血吸虫病、阿米巴病、绦虫病、囊虫病、麻风病、弓形体病、包虫病等疾病进行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对我国常见多发的寄生虫病和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描绘出上世纪中叶的中国，与传染病做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轨迹。

为求学，钟惠澜一天应付三四个科目的试题，如期答完了每一张试卷

1901年8月8日，钟惠澜出生于葡属东帝汶的叻利岛。他的父亲原为广东梅县的贫苦农民，后到南洋做苦工以谋生。家中经济困难，11岁的钟惠澜只身来到香港，在一个小客栈里当童工。白天他到码头“抢”客人，并侍候住店客人的饮食起居，打扫卫生，晚上还要打够全客栈第二天的用水才能休息。睡在柜台上的钟惠澜，常常在熟睡中掉到地上。

1914年，13岁的钟惠澜开始在东帝汶一所五年制两等小学(分设高小、初小)接受启蒙教育。14岁时，父亲患痢疾早逝，使钟惠澜体会到有病无医的痛苦，学医的种子在年幼的他心中悄悄埋下。

1917年，钟惠澜回到祖国，考入梅县的一所教会学校——广益中学。次年春，钟惠澜作为广益中学的学生代表，赴天津参加基督教会的全国会议。会议期间，他有机会来到北京，第一次见到正在施工建设中的协和医学院。那中西合璧的建筑艺术和宏伟壮观的建筑规模，使他惊叹不已。他暗想，将来一定要来这里学习医术。

钟惠澜的中学生活很艰苦，教会学校可以免交学费，但生活费仍须自理，因此只有靠半工半读才能维持生活。白天没课，他就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准备、洗试管，为老师当助手。晚上他到图书馆打工，每天都要等读者散尽，整理好图书，打扫完卫生，最后一个离开。做这些事几乎占用了他全部课余时间，但他也因此阅读了学校图书馆很多图书，熟悉了各种实验。

钟惠澜聪明勤奋，中学4年的课程，他竟提前一年完成了，并以优异成绩成为全校唯一免费、免考，直接保送到上海沪江大学读书的毕业生。沪江大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1921年，钟惠澜进入该校理学院的医学预科班。没过多久，他便感到沪江大学不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一年后，他离开沪江大学，决定投考协和医学院。

北上之前，钟惠澜赶回梅县老家小住了几日。没想到在赴京考试的路上，他所乘的船遇到海啸，他被滞留在一个孤岛上。待他赶到北京，考期已过了大半。钟惠澜感到考取已无希望，但他还是来到考场，向主考官申明原因，并表示来年一定前来应试。主考官看到穿着难民服、满面尘灰、眼睛里流露出自信与执著神情的钟惠澜时，竟破例同意他参加考试，但条件极为严格，必须于当天下午马上开始考试，在不得延长考期的前提下，答完与其他考生一样的所有试卷。钟惠澜未做任何准备就上了考场，一天应付三四个科目的试题，如期答完了每一张试卷。经过艰苦的努力，他终于踏进了协和医学院的大门。两年后，他完成了预科学习，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并升入本科，开始了专业深造。

旧中国，各种瘟疫大面积流行，每年都要吞噬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为研究治疗民众最易传染、死亡率又高的疟疾、伤寒、黑热病、鼠疫等恶性流行性传染病，鐘惠澜选择了热带医学专业，并在学习期间就开始深入乡村病区进行社会调查。

1927年暑假，他来到广东汕头农村，不顾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艰苦，对那里流行的疟疾进行流行病学考察。在这一地区，他发现了4种能致疟疾的媒介按蚊，这种微小按蚊的体积只有其他按蚊的一半大，却是最危险的恶性疟疾传染媒介。他撰写的论文《微小按蚊》发表后，引起医学界的瞩目，使这个26岁的医学院学生崭露头角。

1929年秋天，钟惠澜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并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之后，他被协和医院正式录用，从此开始了行医生涯。

勇于推翻西方权威，甚至用自己和妻子的身体研究病情

1934年秋，33岁的钟惠澜被协和医学院派到美、英、德、法等十几个国家学习和考察，第一次以科学家的身份走向世界。

法国巴黎大学内的巴斯德研究所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生物学、微生物学研究所，令钟惠澜大开眼界。在丹麦和意大利，他考察了当地组织培养和防治疟疾的情况。在德国汉堡热带病卫生学院(现为汉堡热带医学院)，他专门研究了血吸虫、类原虫及组织培养，并发表了两篇有关组织培养和黑热病的著名论文。在英国，他专攻热带医学，获得英国热带医学、卫生学皇家学会会员的称号。此外，他还到了比利时和荷兰等国家。

虽置身于异国实验室，钟惠澜却时刻关注着多灾多难的祖国。1935年，当他在德国汉堡热带病卫生学院进修时，得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非常气愤，立即发表抗议声明寄往国内。但是，他的声明没能寄往国内，他本人倒成了德国法西斯通缉捉拿的对象。一个好心的德国同事劝他不要参与政治，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什么叫政治，但如果有外国人进到我的国家去捣乱，我是反对的。”并对那位同事说，“如果有人侵略德国，我相信你也会反对的。”

他对祖国的赤诚之心感动了身边正直的德国知识分子。他们暗中保护他，设法帮他办好一切离境手续，使他得以脱险。因此，他只学习了9个月就不得不中断进修，离开了汉堡。1936年，钟惠澜回到祖国，继续在协和医学院工作。

当时，华东、华北、西北等地区的13个省份都有黑热病在蔓延流行，患者多为贫苦百姓。有些村庄的发病率高达2%，每年全国因黑热病而丧生的人约有五六十万。基于黑热病的严重流行和患者的大量死亡，寻求和研究黑热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方法以及传染流行的各个环节，是防治疾病的关键。钟惠澜迎难而上，选择了这个课题。

当时，西方学者认为，地中海地区有两种不同种别的黑热病病原体。一种存在于病犬体内，称为犬梨什曼原虫;一种存在于病儿体内，称为婴儿梨什曼原虫;还有人认为，印度病人和我国病人体内分离出的病原体属于同一种，称为朵氏梨什曼原虫，并认为这3种梨什曼原虫分属不同种别。

钟惠澜并不轻信西方学者的论断，在华北城乡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进行了一系列流行病学和临床学的观察。在深入发病率很高的京郊槐房村时，他对患者隔离治疗。他发现患者全部治愈后没过多久，又出现新的黑热病人。他决定扩大研究范围，对黑热病患者的环境进行仔细调查，结果发现凡有黑热病流行的地区，都有黑热病犬。他发现一只黑热病犬一夜间能吸引几百甚至上千只中华白蛉，而吮咬了病犬的白蛉便感染上梨什曼原虫，感染率几乎高达100%。之后，他又把来自病犬和病人的黑热病病原体在中华白蛉体中的变化发展过程进行了对比，发现它们的形态、感染实验动物所引起的组织病变情况、血清补体结合试验交叉反应的情况等都是一致的，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3种梨什曼原虫(犬、婴儿、朵氏)实际为同一种病原体。

为了证明犬与人的黑热病的一致性，必须进行人体试验。钟惠澜在研究黑热病过程中曾受过感染，体内已产生免疫力。因此，他的夫人李懿征自愿接受皮下及皮内注射犬黑热病病原体，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

李懿征是一位贤慧、文弱的女性。作为医生，她最能理解丈夫为事业献身的苦心，也永远是钟惠澜事业和生活上的知音。注射病原体5个月后，李懿征出现了黑热病的典型症状。胸骨穿刺检查，在骨髓内发现了黑热病病原体。用骨髓接种田鼠，后者也产生了典型黑热病病变和大量黑热病病原体。这完全证明了犬、人、白蛉三者之间黑热病传染环节的关系。这一研究成果，推翻了西方学者的错误论断，在世界上尚属首创，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黑热病的早期诊断方面，钟惠澜首先提出骨髓穿刺法，并创造发明了一种新的黑热病补体结合试验粉剂抗原。后者效果极好，可使病人得到早期诊断与治疗，避免发生死亡，在当时被称为“钟氏黑热病补体结合试验”(后称为“黑热病补体结台试验”)。

新中国成立后，钟惠澜把自己在黑热病方面的研究成果较系统地整理成《中国黑热病研究工作概论》一文，予以发表，引起国外学者的瞩目。为此，巴西政府于1962年通过我国卫生部和文化部授予钟惠澜特别奖状和奖章，以表彰他在黑热病科研方面的贡献。

在回归热病的研究上，钟惠澜同样成绩卓著。在那个年代，西方学者把回归热看得相当神秘，认为人类得回归热是由病虱吮咬所致，虱子的粪便也能感染人。无论回归热患者还是病虱，在发病期，体内都存在一种螺旋体，在缓解期(无热期)螺旋体变为人看不见的超显微颗粒;热症复发时(回归期)，超显微颗粒又变为螺旋体。

钟惠澜经过对大量病虱进行解剖，证明病虱的腮腺、唾液和口部并不存在螺旋体，粪便中亦无活的螺旋体，不会感染人。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在自己身上养了很多病虱，让它们在7天内吮咬自己，结果并未致病。他深入北平穷人集结的“暖场”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后来，在医科学者冯兰洲的协助下，他首次发现在病虱的体腔内，长期(14至20余天)存在大量螺旋体，当病虱的皮肤或黏膜被擦破时，无数螺旋体便从体腔溢出，有感染力，使人致病。通过研究，他证实了回归热患者无论在发病期和缓解期，体内均存在螺旋体，只是缓解期绝大部分螺旋体被人体形成的免疫力所抗拒。这些研究成果推翻了西方学者的看法，得到国际医学界的公认，并被写进了各国的医学教科书。

由于在回归热方面的重大发现，他被热带医学界知名学者一致推荐为国际科学研究基金会获奖者，只是由于太平洋戰争的爆发而使授奖未能进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关闭了协和医院。钟惠澜带领一批协和医院医护人员一起到北京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为了让这一在战乱动荡中勉强度日的私立医院全面发展，钟惠澜做出了不懈努力。在时任院长及董事会的支持下，他改组医院行政机构，充实各科室医护人员，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实行各级医生负责制及培训制度，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了中央医院的医疗水平，并开启了现代化管理的新篇章。更为重要的是，他让北京中央医院真正成为中国人管理的现代化西医综合医院。

“如果我为了反细菌战而牺牲，也无悔”

新中国成立后，钟惠澜先后担任北京中央人民医院院长、北京友谊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他所从事的医学研究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与关心，为人民、为医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0年，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并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细菌战。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反人道行为，来自英国、瑞典、法国、意大利和中国的科学家组成了国际调查委员会，前往我国东北和朝鲜境内实地考察。钟惠澜担任了这个调查委员会的专家联络员。同时，他还受党中央委派，出任中央防疫委员会科技研究组副组长，主持国内反细菌战研究室的工作。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钟惠澜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朝鲜前线开展工作。有一次，钟惠澜等人走出防空洞，到十多米外的一幢平房去取资料，当他们离开平房还不到3分钟，一枚炸弹不偏不倚地掉在平房顶上，顷刻间，平房变成一片废墟，炸弹片落到了他们脚下。这种狂轰滥炸、炮火连天的场面每天都在上演，在当时硝烟弥漫的朝鲜，钟惠澜等专家联络员随时都有可能献出自己的生命。几十年后，钟惠澜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常常自豪地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如果我为了反细菌战而牺牲，也无悔。”

通过细致的调查，钟惠澜和同事彻底搞清美国侵略者在陶瓷瓶内装入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等，用炮弹散播在朝鲜土地上毒害朝鲜人民的全部事实。这一调查结果公布后，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响。接着，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内，举办了揭露美帝细菌战的展览。展览正式展出前的一天夜里，钟惠澜接到周恩来的电话，他马上赶到展览现场。周恩来在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的陪同下，亲自检查了展览，对钟惠澜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此期间，不少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对敌艰苦血战而供应困难的情况下患了肺吸虫病。在我国接收的8000多名朝鲜孤儿中，也有1000多人患有该病。当时国际上对这种病既缺乏准确的诊断方法，又无有效的根治措施。许多病人长期被误诊为肺结核、胸膜炎、腹膜炎等，因得不到有效治疗而死亡或残疾。鉴于这种情况，卫生部特批准在北京中央人民医院成立专门研究肺吸虫病的病房和研究室，以钟惠澜为首，尽快研究出简易可靠的诊断方法和有效的治疗措施。

钟惠澜在助手和同事们的协作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以后对肺吸虫病的继续深入研究中，他和助手从边疆到内地，从平原到山区，行程十几万公里，足迹遍及20多个省市，进行实地考察，写出80多篇研究论文，研制出五六种特效药，并协助科教电影制片厂摄制了《肺吸虫病防治》的科教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发现了8种肺吸虫，其中5种能导致5种新型疾病，并分别研究出防治这些新型疾病的方法和药物，受到国际医学界的高度评价。

1952年，绥中地区暴发了一场原因不明的热病大流行，死亡率相当高。党中央派钟惠澜到疫区，他很快就判明该病是疟疾，查清病因后，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扑灭了这场瘟疫的流行。

云南省思茅地区有一个4万多人口的繁荣集镇，但解放前由于疟疾大流行致使人口锐减到1000余人。当地流传着一句民谣：“想到思茅坝，先把老婆嫁。”意为有去无回。1955年，钟惠澜受国务院之托，陪同印度疟疾专家对云南的疟疾流行成因和防治措施进行考察，使国务院掌握了云南省特别是思茅地区疟疾的全部情况，为控制和消灭当地疟疾的流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钟惠澜杰出的医学贡献，为团结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巩固边防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8年，四川的温江、重庆、乐山、雅安四个专区同时暴发一种来势凶猛的传染病，患者发高烧，淋巴腺肿大，咯血，甚至在短期内死亡。当地怀疑是鼠疫或特种流感，因而封锁了疫区。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给钟惠澜打电话，派他去疫区工作，指示他要尽最大努力控制住疾病的流行。

第二天，钟惠澜就赶到疫区，经过多方面考察，很快否定了鼠疫的可能，确定这是一种名为“钩端螺旋体病”的恶性流行性传染病。由于判断正确，3天内便控制了疫情，解除了对疫区的封锁。周恩来亲自打长途电话，高度赞扬了他的工作。

1977年，钟惠澜领导下的热带医学研究室正式改为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叶剑英为研究所题写了所名。钟惠澜唯恐浪费有生之年的点滴光阴，总想抓紧时间再多搞几个研究课题。他亲自抓热带医学科研的实验室试验、临床诊断治疗、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治工作。76岁的他和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们一起“连轴转”而不知疲倦。

直至病倒之前，他一直坚持全天工作，甚至连中午也不休息。他怕到食堂去吃饭耽误时间，就每天中午带饭。他甚至没有查找电话号码的时间，在家里，他把电话号码随手写在电话机旁的墙壁上;在办公室里，他的专用电话上贴满了写着电话号的白色橡皮膏条。他每天要做的事很多，为了不搞乱各种材料和文件，每天上班要带四五个大包，将各类材料分别带好。每当他下班回家走下汽车，不明底细的邻居总以为他是到哪儿出差刚回来。而在他家或办公室，到处都是翻开的书。有时，他也会坐在客厅的钢琴前弹奏一首肖邦或李斯特的钢琴曲来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

钟惠澜常为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治病，有机会接触各方面的名人。他与叶剑英是同乡，又常为叶剑英治病，每次见面，叶剑英都问他有什么要求，并时常让工作人员询问他的生活、工作情况及子女们的就业、生活等问题，对他极为关心。但他从未想到可以利用这个条件为自己“走后门”。只有一次，他找到某位市级领导“走后门”。

那是在1984年，那年9月将在加拿大召开的第11届热带医学及疟疾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他参加，而有关领导担心84岁的钟惠澜身体发生意外而未批准。钟惠澜终于说服了领导，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场用流畅的英语宣读了他的论文《关于中国肺吸虫病和肝虫病研究的新进展》。这是他最后一次把中国的医学研究成果亲自介绍给全世界。

1987年2月6日，钟惠澜病逝，享年86岁。逝世前两天，他还在审阅有关的医学文稿。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爱国医学科学家，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向人们提出的唯一请求，是将自己的遗体献给医学事业。

(参考资料：《钟惠澜：让瘟疫远离人类》《纵横》2007年第9期、《攻克热带病的归侨医学家钟惠澜》人民网2007年5月8日;作者：王鹏、潭江)

陈耀真、毛文书：中国眼科界的“居里夫妇”

他是中国现代眼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她是我国眼科学界的女先驱，

他们携手创造了中国眼科学多个第一

世界最著名眼科研究所第一位中国籍研究人员

陈耀真，中国现代眼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眼科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毛文书，中国眼科学界先驱，国际著名的眼科专家。陈耀真和毛文书，这是两个分不开的名字，一对中国眼科界的“居里夫妇”。

他们携手创造了中国眼科学多个第一：创建了第一所高校眼科医院、第一个眼科研究所、第一个眼科中心，联系并促成了国际眼科飞行医院第一次到中国访问传艺，组织了第一次在我国召开的国际眼科大会……

作为蜚声国际的“光明使者”、眼科大师，陈耀真、毛文书的求学道路非常艰辛。

陈耀真祖籍广东台山，1899年出生在福建福州。父亲陈联祥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化学专业，先后在南京的几所大学担任教授。他自小受父亲熏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在他17岁那年，父亲病故，陈耀真被迫中途辍学，到父亲早年在香港开设的一家眼镜店打工。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完成了中学阶段的全部课程。1921年，22岁的陈耀真在族人的资助下，考进了美国波士頓大学。

在美国，陈耀真继续半工半读，在餐厅洗碗赚学费，经过6年奋斗，他先后获得医学硕士和医学博士学位。1929年被世界最著名的眼科研究所——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威尔玛眼科研究所聘请为研究员，成为该所第一位中国籍的研究人员。

1934年，陈耀真放弃美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到苦难深重的祖国，到山东省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任教。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母亲、朋友都劝他到香港或国外行医赚钱。但他毅然带领在校学生，携带着两大铁箱的眼科书籍和科研资料迁往成都，在华西协和大学执教，并任附属存仁医院眼科主任。

在医院里，他认识了刚毕业的医学女博士、聪慧灵巧的毛文书。1940年，相差11岁的他们结婚了，婚后育有4女。

1947年，在陈耀真的鼓励下，毛文书前往加拿大、美国深造眼科。当时最小的四女儿只有6个月大，陈耀真开始既当爹又当妈。

1949年，毛文书完成进修，回到阔别两年的家。她给每个女儿都带来一份礼物——她在国外用毛线亲手织的连衣裙，竟然每个孩子穿上都很合身。

实现了中国眼科屹立于世界的壮志

陈耀真回国后，一直想着发展中国的现代眼科学，使之迈入世界现代眼科学之林。

1950年，陈耀真携全家回到家乡广东，同毛文书一起应聘到广州的岭南大学医学院工作。

1952年4月，岭南大学医学院、中山大学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三院合并为华南医学院(1957年更名为中山医学院)，陈耀真担任眼科教研室主任。

1955年8月，陈耀真开始招收培养我国第一批眼科学研究生。当时，他的研究生做课题，苦于没有文献索引指路，也没有几本可查的文献资料，研究工作无从下手。陈耀真及时从自己的“活索引库”中搜索资料，参阅国际上的研究动态，结合我国眼病发病情况和研究能力，选择研究方向，收集文献亲自把学生引上研究之路，后放手让学生独立思考，独立钻研，培养创造性思维，闯出科学新路。有时，为了指导学生准确精练地表达研究结果，他常用铅笔在稿纸边上密密麻麻地写满蝇头小字，不容许任何马虎和失误。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所学学科的带头人。而毛文书直到逝世前夕还在带研究生，培养出了中国眼科界第一个工程院院士李绍珍。

1965年，在聂荣臻、陶铸的大力支持下，陈耀真、毛文书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从最开始的两个医生、两张病床起步，建立了中国高校第一家眼科医院——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

1983年，白发苍苍的陈耀真、毛文书又在广东实现了另一个更大的梦想：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集眼科教育、医疗、科学研究和防盲等任务于一身的新型眼科综合体——中山眼科中心，包括眼科研究所、眼科医院和防盲治盲办公室。

1989年，国家教委审定中山医学院眼科研究所为全国眼科学重点学科点。1991年建立的卫生部眼科学实验室，2002年建立的教育部眼科学实验室，2008年建立的国家眼科学实验室，都是以中山眼科中心作为依托单位。

1990年在第26届国际眼科大会上，中山眼科中心被评议为世界20个重大眼科中心之一。陈耀真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国眼科一定要屹立于世界眼科之林的壮志终于实现了。

“我们当医生的，要时刻理解病人的心理”

新中国成立后，陈耀真、毛文书长期担任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负责中央首长和友好国家政要的眼科保健工作。上世纪60年代，陈耀真因患冠心病逐渐退出医疗一线后，毛文书就肩负起重任。她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做过保健。除了林彪，九大元帅都找她会诊过。女儿们也只知道她经常出差，但不知道去哪了，多年后看到她和金日成、胡志明的合影，才知道母亲当年的行踪。

当时港澳地区的很多名人也都喜欢找毛文书看病。除了她医术超群，还因为她背后站着一个中国眼科界的泰山北斗。遇到疑难病例，夫妻俩总会一起讨论研究。

毛文书是出了名的工作狂。在她的遗物中，有一个小本子，记录着她1975年3月至5月去北京给中央首长看病的工作安排，上面的首长名字都是代号，看不懂，但有一点很清楚：54天里，只有两个上午没有安排工作，她却去了协和医院图书馆查资料。

毛文书常说：“只要是我的病人，我都一视同仁。”

有一次，她在高干病房给贺龙检查完眼睛后，来到普通病房，听到一个医生大声说：“你不要眨眼嘛!你再这样，就自己负责!”原来，是年轻医生给一个老伯量眼压，眼压计要放在眼球上，病人忍不住眨眼。

“请起来，我来做!”当时天气冷，毛文书搓暖了双手，轻柔地给老伯量眼压。病人不眨眼了，年轻医生羞愧地低下头。

毛文书想，不能把医生呵斥病人看成小事，如果病人是在高干病房，或是医生的亲人，他还会那样做吗?于是她专门找了几个年轻医生做了三件事：一是用黑布把眼睛蒙起来，自己进入暗室，试坐到裂隙灯前;二是互相给对方量一次眼压;三是洗眼。“你们回去好好体会，我们当医生的，要时刻理解病人的心理。”

这件事很快在医院传开了。谁都知道，毛文书是为中央首长、老帅们保健的大专家，但对着平民百姓，她也是一视同仁，视如亲人。

促成美国奥比斯飞行医院首航中国

陈耀真在上世纪30年代回国后，就十分关注广大人民备受眼病折磨的痛苦。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陈耀真和毛文书都是为中央首长保健的“御医”，但难舍一腔平民情怀，他们决心走出医院大门，到苦难的群众中去。

早在上世纪50年代，陈耀真和毛文书就带领眼科医生和学生到盲童学校、盲人工厂以及麻风病院去防治眼病。上世纪80年代初，为防盲治盲，他们已七八十岁高龄，仍到广东、海南等侨乡和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眼病，足迹遍布全国各个地区。

在陈耀真和毛文书的影响下，中国第一个眼科中心建立了防盲治盲办公室，组织一批又一批眼科工作者上山下乡，面向千千万万群众防治眼病。

由于出色地开展了防盲治盲，他们很快与国际防盲协会等防盲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推进了国家的防盲治盲工作。

1982年9月21日，一架美国“DC-8”大型喷气式飞机停在了广州白云机场。那是奥比斯飞行医院在1981年成立后首航中国。在广州18天，他们在飞机上做了几十例的眼科手术，全国各地有120多名眼科医生前来观摩学习，轰动一时。

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有外国的非客机进入我国领空，并在广州机场停留这么长时间。其影响已经超越了医疗教学本身，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陈耀真、毛文书就是幕后推手。当时，美国眼科专家派顿教授给陈耀真写信，说他在筹建奥比斯飞行医院，将一架客机改装成一个小型医疗教学中心，组织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英国、法国等29个国家的眼科专家，飞往世界各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传播教授先进眼科知识，让更多穷人免受失明之苦。他们希望能到中国来。

“这是世界级专家上门授课啊!对百废待兴的中国眼科界是很好的学习机会。”陈耀真、毛文书看了材料激动不已，决定向有关部门申请邀请奥比斯访华事项。但当时国门初开，并无先例，找了卫生、民航、安全、外事、海关、公安等有关部门，均无人拍板，甚至还有很多人泼冷水，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毛文书没有放弃：“我就不信办不成!”她找到叶剑英，详细介绍活动的意义，并表示希望活动能在广州白云机场举行，一来广州是改革开放前沿，二来广州有眼科医院。

叶剑英点头了。这件难事就这样办成了。奥比斯先进的设备和技术，都让国内医生们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如今，奥比斯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好朋友，还在中国设立了基地，造福万千眼病患者。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死也要死在祖国”

在陈耀真、毛文书的4个女儿中，二女儿陈又昭、三女儿陈之昭都继承家学，成为眼科专家。二女婿吴乐正还是陈耀真的得意门生。据陈又昭回忆：

妈妈没有任何的兴趣。不听音乐，不会艺术，也不看小说，就是爱工作。记得一次去苏州，我们要登山时，妈妈就坐在汽车上不下来，说了句“你们去吧”，就拿出她带的眼科杂志坐在车上看，边看边等我们回来。

媽妈饮食很简单，上世纪60年代她因为胃病切掉了4/5的胃，一顿只吃一小碗饭，最喜欢豆腐和四川泡菜。

她是四川人，脾气很急，不转弯抹角，没有心眼。虽然妈妈很严厉，但一直会有人告诉我一些妈妈很温暖的事情。哪个护士的小孩摔了一跤，脑出血，妈妈听说了，会专门去看她。

记得最困难的时期，大家都缺粮。爸妈就专门安排科里医生护士30多个人分几批来家里吃饭，给他们补充营养。妈妈还常常把剩下来的粮票，送到家庭困难的护士手里。

爸爸就喜欢在书房里做他的研究，直到吃饭我们才叫他。他吃饭怕烫，叫了很多次都不出来。所以吃饭时，常常是妈妈急忙吃一小碗饭就赶往医院工作，爸爸做研究到很晚等到饭菜都凉了再吃，他们很难在一起好好吃顿饭。

爸爸虽然是大教授，但没有架子，喜欢说笑话，跟很多工友都是好朋友。他常穿着长袍，像老夫子一样。凡是跟眼睛有关系的东西，他都千方百计去了解。

1983年，陈耀真脑溢血中风，在生命的最后3年只能卧床，连说话都很艰难。他的病房，就在眼科中心的四楼。开始病房只有一张床，毛文书就睡在沙发上。后来总算添置了一张床，她就住在这间病房里，白天在医院工作，晚上在病房陪伴陈耀真。

有时吃完晚饭，毛文书会用轮椅把陈耀真推出室外走走。他们最喜欢去五楼的图书馆，看着年轻医生们在学习，看着图书馆的灯火通明，看着年轻人求知的眼神，陈耀真的两眼会发光，脸上会显出兴奋的光彩，毛文书也感到开心。这就是他们晚年的幸福时光。

1985年11月12日至14日，眼科国际会议在广州花园酒店召开，一是庆祝中山眼科医院建院20周年，二是庆祝陈耀真教授回国执教51周年。毛文书向国际眼科界的朋友们发出了邀请，原以为外宾不会超过50个，没想到来了22个国家和地区的195名专家，加上国内代表564人，可谓高朋满座。

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在我国举办的、由中国人主办的大型眼科会议。国际防盲协会主席克弗感叹说，这次会议充分表明中国眼科事业正在迅速占据在世界应有的地位，也充分展示了陈耀真、毛文书一呼百应的崇高威望。

1986年5月2日，陈耀真已经神志不清，心跳微弱。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此时，毛文书正代表陈耀真参加在美国举行的视觉和眼科学大会。一个个越洋电话打来，她心急如焚，但还走不了，她在等待美国视觉和眼科研究学会为陈耀真授予的“特殊功勋奖”，她一定要把这个奖牌带回去，亲手捧到陈耀真面前。

5月4日下午2时，在看到刚从美国为自己领回“特殊功勋奖”的妻子后，陈耀真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享年87岁。

吴乐正一直记得，岳父过世时，他正在意大利罗马出席第二十四届国际眼科大会。当国际眼科学会主席毛莫尼教授在大会闭幕式上沉痛地宣布这一噩耗后，数百名外国眼科专家全体起立，第一次为一位中国科学家的逝世默哀。

陈耀真去世后，毛文书深感自己时间不多了。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她先后8次奔波于亚洲、美洲等地区的友好国家推动交流，还计划带队到西藏为藏民治白内障，但到了成都就因为年高体弱被拦下了，只能在成都电话会诊。

1987年11月，毛文书与美国海伦凯勒基金会合作，率队在广东新会县开展防盲治盲大普查，要将全县83万人一个不漏地检查一遍，对能治疗的眼病患者计划安排治疗。毛文书白天带医疗队下乡检查，晚上回到住宿地还要逐张逐张地翻看检查登记卡。这次普查共查人数832288人，其中盲人1954名，白内障盲人占了48.88%，大部分得到手术治疗。大普查的经验受到国际卫生组织的赞扬。

1988年，毛文书应邀到美国参加学术交流会议。会前在华盛顿三女儿家小住数日，她突然便血了!送到医院一检查，肚子里有肿瘤，必须手术。但倔强的老人还是坚持先去纽约参加学术会议，向世界介绍新会县防盲治盲的普查情况。之后再回到华盛顿，立即手术。但肿瘤已经到了晚期，医生说她的生命只能维持两个月。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死也要死在祖国!”手术后第二天，她就下床推着吊架当拐杖锻炼走路。二女儿把她接回国时，她带了三大包人工晶状体，这是给国内白内障病人免费治疗用的。

弥留之际，毛文书还在牵挂医院新眼科大楼的建设。1988年9月1日，这位中国现代眼科学女先驱安静地走了，享年78岁。许多病人闻讯赶来送别，相交数十载的邓颖超也发来悼词，署名是“关心你的你关心的邓颖超”。

(参考资料：《为眼科事业奉献一生的“居里夫妇”》《广州文史》2011年第6期、《陈耀真毛文书：中国眼科界的“居里夫妇”》《南方日报》2011年4月8日、《女儿女婿深情追忆陈耀真毛文书：他们临终还惦记着病人》《南方日报》2013年4月7日;作者：陈枫、余婷)

胡传揆：消灭梅毒的功臣

“我是中国人，从医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健康。”

“为了治病救人，培养出色的医务人员，

我们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9年11月21日晚上8时，北京八大胡同，数十辆载着解放军战士和民警的卡车疾驰而至。次日天亮前，全北京200余个妓院被封闭，解救妓女1200多名。

就在3個小时前，“封闭妓院”的决议刚刚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上被通过。当晚，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亲自指挥了这一行动。

被解救的妓女、收容的暗娼都被送到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她们完全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恐慌、抗拒、痛哭成为了本能的第一反应。

但是后来，她们发现，在教养院工作人员待她们很好，对她们进行教育，组织学习，安排出路，甚至政府还请来医生来给她们免费治病，这让她们简直不敢相信。

北京市政府组织了一支由57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伍，领队之一正是北大医院院长、皮肤科专家胡传揆。

北平解放前，国民党派人问胡传揆是否要乘飞机去南京?胡传揆回答：“我不逃走”

1901年4月1日，胡传揆出生于湖北省江陵县(今属荆州)一个书香门第。上高小时，父亲送给他一对钢镇尺，并亲自刻上“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两行字来激励、警示他。几经战乱，这一对钢镇尺虽已遗失，但上面的字字句句却烙刻在胡传揆脑海中，成为他一生践行的座右铭。

12岁时，胡传揆前往武汉求学。1919年从武昌文华中学毕业后，胡传揆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预科班，成为21位佼佼者之一。经过3年预科、5年本科的艰苦学习之后，1927年毕业时，当年预科班的同学仅剩下4人。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外科等科室的主任，都表示欢迎他到自己的科里工作。然而，胡传揆却选择了皮肤花柳科。

当时，皮肤花柳科是内科的一个半独立的组成部分。在实习中，胡传揆接触了许多梅毒病人，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根据统计，在一些大城市的医院，前来就诊的梅毒病人占到了总人数的5%～10%。这一现象深深刺激了胡传揆，他决定走这样一条不太被理解的道路。“生活的道路一旦选定，就要勇敢地走到底，绝不回头。”选专业时，胡传揆说。

在旧中国，头癣病人随处可见。患上这种病的人，不但头部散发出恶臭，而且会留下永久性疤痕。胡传揆主动要求到两个孤儿院为360余名患儿诊治头癣。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孤儿院绝大多数的孩子都痊愈了。为了让更多人摆脱困扰，胡传揆努力钻研，发表了《北平的头癣和醋酸铊治疗头癣的观察》等论文。

1932年和1939年，胡传揆曾两次前往美国进修，研究梅毒螺旋体和兔天花。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皮肤科参观考察时，胡传揆作了以《人类维生素A缺乏病的皮肤损害》为题的讲演，得到国际同行的赞赏。这是世界上第一篇论述维生素缺乏与皮肤病关系的论文。在此期间，他还完成了梅毒螺旋体中国种的分离工作，并将其与外国种进行了对比研究。

1942年初，日军占据北平协和医院。胡传揆不愿为日寇服务，离开医院，在北京开设了皮肤科诊所，直至抗战胜利。

1946年，北大在北平复校，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六分班(今北大医学部)连同附属医院一同并入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推荐胡传揆为北大医院代理院长。早前，胡传揆婉拒了老师傅瑞思教授邀请他赴美工作的提议。他给老师写信道：“我是中国人，从医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国内条件再差，我也要努力干到底，决心为国人效劳。”

胡传揆原本只想代理院长两周，胡适回国后，在他的再三坚持下，胡传揆同意正式出任北大医院院长。1948年，胡传揆兼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一职。

北平解放前，胡适离开北大。国民党派人问胡传揆是否要乘飞机去南京?

胡传揆回答：“我不逃走。”

为被解救的妓女治病

据统计，1949年前后，中国性病患者高达1000万。梅毒是性病中的一种，也是最复杂、危害最大、影响组织器官最广的一种。

医史学家普遍认为，梅毒是由哥伦布从新大陆带回，在法意战争之时传播开来的。16世纪，葡萄牙人将梅毒传播到中国。

“妓院是传播性病的温床。”胡传揆认为，“取缔娼妓制度是消灭梅毒的根本措施。”

1949年，当胡传揆受命带领医务人员来到韩家潭胡同，为被解救的妓女检查治疗疾病时，他们发现接受体检的1303人中，确诊性病的患者高达96.7%，并以梅毒、淋病患者居多。

如何同时治疗这1000多名性病患者?对刚刚解放的北平来说，这极具挑战。

20世纪之前，人们使用水银来治疗梅毒，但被汞毒死的人比病死的还多。1905年，梅毒的致病菌——梅毒螺旋体被发现;随后，德国化学家合成了有机砷化合物，治疗梅毒副作用有所降低;1941年，青霉素(盘尼西林)问世后，成为治疗梅毒的有效武器。1946年，胡传揆在北大医学院开始使用青霉素，并推广应用到大面积梅毒患者中。他观察了各个患者的情况，并认为，“这种药有最好的疗效”。

于是，胡传揆将青霉素方案应用到了这次妇女生产教养院的性病治疗之中。很快，他制定了详尽的分类诊疗方案：“对患有梅毒、淋病的病人(占总病人80%)，使用油剂盘尼西林(青霉素)的肌肉注射;对单纯有淋病的患者使用60万单位盘尼西林;对有淋病合并第四性病的患者使用磺胺剂内服四周;单纯第四性病患者使用锑剂，再查病变分别用四周的磺胺治疗及外科手术。”

“这种治法在中国恐怕还是初试，在制定之初也有争议，但事实证明，这一方案是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较为经济、有效又便于集中治疗的方案。”在北京市编写的医疗纪实中，如此总结道。

在当时，青霉素是稀缺药品，价格昂贵。北京市政府花费旧币1亿元，高价从香港购进。1.3万支青霉素针剂全部用于她们的治疗。

经过一系列的治疗和恢复，半年之后，教养院的患者中梅毒治好者达到近40%，淋病治好者达95%，其余人则不再具有传染性。

北京封闭妓院禁娼和消灭性病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并普及到中小城镇，使早期传染性梅毒及其他性病大为减少。

北医抗梅

1950年，卫生部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少数民族地区的性病防治。少数民族地区性病患病率在全国范围内最高，而内蒙尤甚。当时，根据初步调查显示，在牧区梅毒患病率竟高达48%。内蒙伊克昭盟在清乾隆年间有蒙人40万，到解放时不足8万。胡传揆认为：“梅毒是导致流产及婴儿死亡的主要因素，是使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

在少數民族地区的性病防治工作中，卫生部采取的方案是，派遣医疗队进行调查研究，培养当地干部，协助地方工作。在胡传揆的动员下，北医派遣师生参加医疗队，前往内蒙、青海、甘肃等地，胡传揆前往指导。

1950年暑假，北京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王光超等3名教员，带领北医学生60余人，组成暑期抗梅队，深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进行性病调查和防治工作。内蒙古地广人稀，骑马走一天，才见到两三个村子，二三十人。当地百姓又听信谣言，拒绝抽血检测，师生们面临重重困难。在26天的工作中，北医师生利用联欢会、家庭拜访等多种形式进行宣教，为2000余人进行了性病检测，实施诊疗1万余人次，与蒙民建立了深厚感情。不久后，北医又向内蒙派出了第二支医疗队。

这年秋天，胡传揆又推荐北医1948届毕业生、北大医院皮肤科大夫叶干运，担任中央防疫总队第七大队队长，前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性病调查、防治工作。叶干运回忆说：“行前，胡传揆教授邀请在京专家讨论制定了以青霉素为主的梅毒治疗方案，要求大队照此执行。以后，两年多的巡回医疗与性病防治工作中，我们采用了这一方案，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1951年，全国民族卫生工作会议召开，梅毒防治的工作被列为民族卫生工作的三个重点任务之一。在这次大会上，胡传揆正式向全国推广青霉素治疗梅毒的方案。

而今，胡传揆遗体制成的骨架巍然屹立在北医解剖楼

1954年，卫生部仿照苏联模式，在北京成立了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胡传揆兼任所长。研究所成为指导全国梅毒防治研究的中心，并派出了许多工作队，与各地协作开展现场调查研究工作，在当地培养训练专业人员。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广大的防治网，皮肤性病专业人员不断增加、成长起来。

在梅毒的防治上，胡传揆和同事们采取边调查、边治疗、边研究的方法。

梅毒被称为“伟大的疾病模仿者”，梅毒螺旋体入侵人体后会变化多端，不同时期的症状有巨大差别，因此常被误诊。

梅毒可以分为三期，一二期同称为早期。一期会出现“硬下疳”的皮肤病变，二期时病原体进入血液，会引发皮疹，影响神经、眼睛等。早期梅毒即便不治疗，症状也可能会自行消退。但每次消退都是一次潜伏，不久后，还会卷土重来，待到进入三期梅毒时，便是晚期，骨、心脏、神经等重要脏器会受到破坏，危及生命。

早期梅毒表现低调，常让人不以为然，但是这一时期的梅毒传染性最强。所以，胡传揆认为：“对于早期传染型梅毒患者，既要寻求其传染源，又要给予积极、足够的治疗，以消灭传染，防止复发。”对晚期梅毒，胡传揆认为：“要力求减轻症状，控制发展，部分血清转阴性。”

在研讨梅毒治疗方案时，出现了“中苏争议”。苏联专家强调以砷剂、铋剂为主的混合间歇疗法的优越性。胡传揆对此则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间歇疗法疗程太长，副作用较多，不如采用青霉素疗法。”胡传揆在协和医院时，曾使用砷剂，这需要三个疗程以上，大约一年才能根治。根据他的观察统计，能完成三个疗程的病人还不到10%。

在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苏联方案被列入推广推荐之中，青霉素疗法则被列为首选。在内蒙古，苏联的疗法被应用，果然在实践中，出现了因副作用大，病人难以长期坚持的情况，最后仍改回使用单纯青霉素疗法。

青霉素治疗性病是胡传揆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最优方案。“青霉素可以同时治梅毒和淋病，效果比较快和安全。治梅毒总共用3，000，000单位即可解决问题。每日注射300，000单位比隔日注射600，000单位的效果更好些。”

解放初期，北京市还要花高价从香港买青霉素。“一五”期间，国家就把发展抗生素生产列为医药的战略重点，青霉素实现了量产。平价青霉素的普及，使得消灭性病成为可能。

1964年，北京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在这次北京科学讨论会上，胡传揆作了题为《我国对梅毒的控制与消灭》的专题报告，宣告：“曾经在中国流行过四百五十多年之久的梅毒，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控制，许多地区已基本上消灭。”

这时的胡传揆年已花甲，他回忆起1929年，曾受北平卫生局委托，撰写了如何防治梅毒的计划，却石沉大海，毫无音讯。而今，他参与主导，并亲眼见证了在中国消灭性病的工作，内心之高兴，难以言表。

他在论文中说：“新中国所以能够这样迅速地控制和基本消滅梅毒，这是由于解放后社会风气完全改变，妓院绝迹，铲除了性病的主要传染源，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卫生宣传和防治工作的结果。”

15年时间，梅毒在中国大陆基本被消灭，这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公共卫生奇迹。胡传揆曾在发表的论文《梅毒的传播及其在中国的消灭》中写道：“在消灭梅毒的技术方面，都是利用了前人的知识和成果，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力量取得的，我们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明和创造。”

梅毒渐渐淡出公众视野后，中国撤销了大部分性病防治机构。但基本消灭不代表完全消除，上世纪80年代以来，梅毒卷土重来，甚至愈演愈烈。2018年疾控报告显示，全年新报告梅毒感染者超过49万人。性病防治，依然严峻。

1986年，胡传揆在北大医院逝世。在85年的人生历程中，他在国际上最早发现了维生素A缺乏性皮肤病的表现，其论文被引用至今;他立志攻克性病，在消灭梅毒中作出不朽贡献，为防治麻风病作了不懈努力，更在古稀之年，奔赴湖北英山完成消灭头癣的任务;他担任北京大学医学院(后为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今为北大医学部)院长、名誉校长近四十年，为学校汇聚名师，培养诸多人才。

胡传揆曾在医院大会上说：“为了治病救人，培养出色的医务人员，我们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常用英国诗人雪莱的名言来激励自己：“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在耄耋之年，当他听说南方疥疮流行时，依然坐卧不宁，曾先后到广东肇庆和湖北武汉指导防治。为了祖国的医学事业，他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早早就留下了遗嘱：“遗体：不火化，不留骨灰，病解后，尽量利用其他组织及骨架，以利教学……”而今，胡传揆遗体制成的骨架巍然屹立在北医解剖楼，如同他生前站在讲台上讲课一样向着学生。

(参考资料：《胡传揆：誓为国人健康效力》《健康报》2008年6月6日、《新中国皮肤病学奠基人之一——胡传揆教授》《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2000年第2期、《他带队给被解放的妓女治病，死后遗体制成骨架用于教学》人民政协网2020年4月8日;作者：李惠薪、王光超、叶干运、陈锡唐、张成志)

曾宪九：中国外科领军人

他既是外科专家，又是医学教育家，

全国外科的发展都在沿着他设计的路线不断前行，

美国专家称赞他是“世界外科学界的一盏明灯”

1984年10月，曾宪九曾给一名患者写了这样一封信：“张贵纯同志，你在9月16日诊视后已将近一个月，应该返院随诊，以明确诊断，希望您不要延误。”当时，患者张贵纯因胰腺增大被怀疑是胰头癌，自己都放弃了希望，没来复查。曾宪九比张贵纯还着急，又给张贵纯单位领导写信，请他一起催促。张贵纯并不知道，曾宪九写信时，他自己的生命也只剩下7个月了。

“我的目标是做一名医生，这既适合我自己的个性，又能为老百姓解除病痛”

1914年9月2日，曾宪九出生于武昌一个很有名望的牧师家庭。他从小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喜欢读书、兴趣广泛，就读于武昌三一小学、武昌文华中学时，各门功课名列前茅。高中毕业时，面对以后的去向，曾宪九早有打算。武汉风起云涌的民主革命运动对少年曾宪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于怀有强烈爱国思想和民主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当时摆在面前的道路有三条：一、直接参加革命;二、实业兴邦;三、科学救国。曾宪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三条，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忧民的思想，践行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国分忧的抱负。在毕业班的同学话别会上，曾宪九讲出了自己的心声：“我的目标是做一名医生，这既适合我自己的个性，又能为老百姓解除病痛。”

1932年9月，曾宪九凭着优异的成绩，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北京协和医学院设在燕京大学的医学预科班，从此开启了他的医学梦。1935年9月升入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绩优异，曾获“生化奖”及“外科奖”。1940年毕业后留任外科，实现了做一名外科医生的愿望。

1942年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学院被迫停办。动荡时期的曾宪九坚守着“做一名中国最优秀的医生，为广大中国苦难的老百姓解除病痛”的信念，跟随钟惠澜、林巧稚等前辈到中国人自己办的中央医院行医，很快成为科室业务骨干。1948年协和复院，他被时任协和外科主任的泰勒·娄克斯作为“最佳的外科接班人”召回协和。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协和，年仅37岁的曾宪九被委任为协和医院外科学系教研组组长兼基本外科组长。从1956年正式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主任直至1985年逝世，曾宪九在这一重要岗位上辛苦经营、呕心沥血、鞠躬尽瘁长达30年。30年间，曾宪九始终牢记协和先贤在医院创设之初设定的“世界一流的医院必须将临床医疗、医学教育及科学研究融为一体”的办院理念，并将这一理念融入到对外科业务发展、制度建设、学科规划及人才培养的整体安排中。

在曾宪九的领导下，协和外科始终秉承娄克斯等留下的要坚守最高质量标准的精神，他为协和外科的发展，特别是中国追赶世界医学先进水平作出了巨大贡献。协和外科涌现出了吴蔚然、费立民、朱预、潘瑞芹、钟守先、张建希、蒋朱明、陈德昌、汪忠镐等一大批杰出人才。直到今天，全国外科的发展都在沿着曾宪九设计的路线不断前行。

為我国危重病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曾宪九十分重视临床，他的科研课题永远来自临床，用于临床。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胰腺外科刚起步，诊断和治疗急性胰腺炎都比较困难。为此，曾宪九刻苦钻研，首先应用了测定血清淀粉酶含量比较灵敏准确的比色法，解决了当时很难诊断的早期急性胰腺炎。

在治疗上，曾宪九也做了成功的探索。一次，他协助同事做急腹症剖腹探查，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探查证实患者得的是急性胰腺炎的话，就需要进行腹腔引流手术，而当时临床引流手术效果不好，常使得患者需要再次手术，不但痛苦而且死亡率极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宪九协同多个科室共同研究，终于成功解决腹腔引流的问题。即使到今天，胰腺疾病仍是协和医院基础外科和消化科的亮点。同时，关于胰腺疾病的科研成果又向外辐射，带动了其他科室如急诊科、病理科、消化科的进步和发展，提升了全院的医疗水平。

上世纪60年代，曾宪九研究创伤后体液和代谢反应，掌握了国际上先进的重水稀释灌滴测定法和放射性核素红细胞量测定法，并于1961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外科营养与代谢实验室。也是在这个实验室，曾宪九、蒋朱明、费立民等人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条件下，最早开始研究并掌握了当时非常先进的钾、钠和氮平衡的测量技术。此外，在这个实验室产生的对细胞外液、血浆容量、水电解质和营养素输入通道有关的研究，也为后来我国静脉营养(肠外肠内营养)的临床应用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70年代末，曾宪九研究创伤及外科感染患者的代谢和营养支持，率先开展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及脾肾静脉吻合术，改进了多种外科术式。由他创建的国内第一个重症监护病房(ICU)，又为我国危重病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曾宪九治学严谨，每每发表文章之前，总会请其他相关方面的同行进行把关。他这样严谨的态度影响了一大批人，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血管学家汪忠镐所说，他能坚持一辈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严谨态度与恩师曾宪九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活到老学到老的勤奋精神，使得曾宪九在临床工作中一直很有底气，哪里有需要，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上，从来不找任何借口推辞。1984年，一名患者肠道19处穿孔及断裂，在当地医院经过两次手术又发生了多处肠瘘，严重腹腔感染，生命垂危，很多医院都不敢收治他。曾宪九仔细检查后，决定收治。通过先后9次大小手术清除感染灶、做小肠吻合术等，并进行了370天肠外营养和120天肠内营养，硬是将患者从死神那儿抢了回来。

“曾主任对我们的感情，不单是严师，更像是慈父”

曾宪九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对青年医生非常爱护。他总是能发现不同学生各自的优势和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地方，然后尽心尽力地培养。临床巡诊时，他对青年医生循循善诱，引导和培养他们对疾病的推论和分析能力。对于青年医生提交的论文，他细致批阅，认真修改。对于医学新成果，他总是第一时间和学生一起分享探讨。曾宪九教学总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据他的学生、北京协和医院危重病医学教授陈德昌回忆，在特殊历史时期，曾宪九失去了上手术台的机会，但他依然能静下心来努力学习，大量阅读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国际最新医疗科研成果的杂志，以自己的言行带动身边的每一个人，不断积累知识，不断学习奋进。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彤华回忆：“上世纪60年代末，每个手术下来，曾主任身着手术衣，拿着标本，来病理科指导我切片，与我探讨有关问题。这样一位有着崇高声望的教授，没有任何一点教授的架子，能与我这样低年资的医生交流，帮助指导我工作，着实不易。我从曾主任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著名胸外科专家徐乐天说：“1961年，卫生部分配我到协和工作，由于环境生疏，我情绪不太稳定。曾主任看出来后就来开导我，指出技术人员只要有好的工作条件，靠自身不断实践和总结经验，只要功夫下到了就会有成绩。曾主任对下级医生没有歧视偏见，他诚恳而亲切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我，激励我在协和一直工作下去。1985年初，重病在身的曾主任亲自到我办公室，鼓励和要求我接任外科学系主任。”

上世纪60年代初，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外科住院医师十分辛苦，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协和外科的医生钟守先也没能逃脱。为了给他补充营养，曾宪九将供给高级知识分子的黄豆转送给他。有一次天色已近黄昏，曾宪九来到钟守先等人的值班宿舍敲窗户：“钟守先、陈德昌，出来一下。”起初这俩年轻人以为是病房有紧急情况了，急忙冲出去。只见曾宪九左手托着一小袋蜜桃，右手晃着一大串葡萄，略带“顽皮”地盯着两个爱徒：“你们看这是什么?快拿去吃吧，这些水果现在可稀罕了。”钟守先、陈德昌接过水果，心里感慨万千。多年后，他们还说：“曾主任对我们的感情，不单是严师，更像是慈父，真让我们永生难忘啊!”

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了一大批“工农兵”大学生。改革开放后，许多单位“一刀切”，重新对这批学生的工作进行了安置。但在协和医院外科，曾宪九力排众议。他说：“这批学生的状况是历史造成的，他们本身不应当受到歧视。”在曾宪九的呵护下，协和外科的“工农兵”大学生们学习、工作和培养未受丝毫影响。每当他们中有人感到有压力时，曾宪九就真诚地开导说：“这样的年代是历史造成的，不能埋怨，也不要介意，重要的是你们能不能在工作中发挥水平。能到协和工作是你们的幸运，勤奋一些，从一点一滴学起，就能在协和生存下去。”

1984年，当这批医师应该升主治医师的时候，又有人站出来提不同意见，曾宪九为此亲自去卫生部要政策，在医院做工作，使他们顺利晋升。在曾宪九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这一批医师，有的已经担任外科三级学科主任，有的成为技术骨干和专家，填补了这个年龄段的人才空缺，成为协和外科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有生力量。

从业的几十年间，曾宪九发表论文200多篇，多次获得卫生部科技成果奖，并主编和参加编写了26部专著，对中国现代外科学发展、外科人才培养作出巨大贡献。

为周恩来主刀

1972年5月，周恩来在常规体检时发现患上了膀胱癌。1973年3月和1974年3月，医疗组为周恩来先后做了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自1974年6月1日第一次大手术——膀胱癌切除术，到1976年1月8日逝世之前，周恩来先后经受了大小手术13次。担任医疗组组长的是吴阶平教授，曾憲九是重要成员之一，还亲自为周恩来主刀。

在1975年3月6日和18日的肠胃检查中，医生们发现周恩来的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个核桃大的肿瘤，医疗组决定为他实施结肠癌手术。当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病情严重恶化，手术难度很大。手术能不能成功，牵系着国家的命运和亿万人民的心。重大的责任沉甸甸地压在医疗组每个成员的心头，为周恩来做手术，既要有高超的技术又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谁最合适呢?专家组讨论后一致认为，曾宪九可担此重任。

3月26日，毛泽东批准为周恩来做第3次大手术。曾宪九主刀、吴蔚然协助为周恩来做结直肠手术。术中发现右侧结肠癌与多发性息肉，切开肠腔后，见到3个向肠腔内凸起的癌瘤，大的呈菜花状，专家们当即决定手术分两步进行：先做右半结肠切除，腹腔内未发现肿瘤转移;完成肠道手术后，再做膀胱癌电灼术。耗时8个小时的手术成功了!当晚曾宪九回到家中，对夫人葛奉生说：“今天还真有些紧张。”

术后，周恩来的身体还很虚弱，曾宪九紧绷的神经一刻也不敢放松。头一周，普外、心内、泌外、麻醉等科室每天各有一位专家24小时值班。曾宪九平时夜间常被叫去医院处理危重病人，有时活儿忙完了天还没亮，就坐在椅子上打个盹儿，练成了坐着睡觉的功夫。所以轮到曾宪九值班，他总是整宿地坐在椅子上，守候在周恩来身边。

曾宪九的外甥女韩小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1975年以后，我们逐渐感受到舅舅的深沉。他来我们家坐在沙发上，也很少说话，常常陷入沉思。这样沉重的面容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见过的，即使在‘文革’早期他白天在医院挨批斗回到家的时候，也没见过这样的表情。这让我们预感到可能会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问舅舅，他只是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多思考，都要能担得起，你们要准备承担更大的不幸……’后来，我才知道，舅舅是因为总理病危而悲痛，他不仅为总理的身体担忧，更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在目前公开的文献中，鲜见关于曾宪九参加中央首长保健工作的描述。第一是因为当时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主要在北京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只承担会诊任务;第二是因为曾宪九去世较早，历史资料还未公开。长期担任首长保健工作的301医院外科专家顾倬云教授说：“北京地区普通外科界的保健工作主要是北京医院的吴蔚然和301的陆惟善，而他俩的大‘后台’就是曾宪九。遇到疑难手术和会诊，他们常请来曾宪九一起讨论并参与医治。”

世界外科学界的一盏明灯

1979年3月23日，正带着外科医生查房的曾宪九接到医院干部门诊的电话，催促他去放射科拍胸部X光片，这是医院为老专家们安排的健康体检。他不愿耽误查房，不想去。但在同事们劝说下，赶过去了。20分钟后，曾宪九就回到病房里。三天后，病房的电话又一次急促地响起。保健科说：“请曾主任马上到放射科，要重新做一次检查。”大家听后都感到有些意外，曾宪九却笑着说：“没什么，让再去就再去一次吧，你们继续查房。”这次他离开病房后，就一个下午再也没回来。

原来在23日的例行体检中，曾宪九的胸像显示左肺下叶有团块状阴影，26日下午的胸片复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肿块的存在。这个消息震惊了医院、医科院和卫生部各层领导。时任协和医院党委书记的崔静宜、院长欧阳启旭，召集本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日坛医院(医科院肿瘤医院)及北京医院的十几位外科、放射科、病理科专家共同讨论，卫生部长钱信忠和医科院院长黄家驷亲自出席会诊。专家们一致确诊，曾宪九不幸罹患肺癌。

晚上，钟守先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曾宪九家。保姆开门后，曾宪九照例迎了出来，脸上是平和的微笑。曾宪九说道：“我已经决定要住院手术了，但之前要先抗炎治疗一周，这样也正好留点时间，对一些事情做些交代和安排。”“曾主任，这个手术风险不大，您别担心啊。”钟守先竭力安慰。曾宪九微笑说：“钟大夫，谢谢你。我比你更了解自己的情况。你们在我治疗期间一定不能放松临床工作啊!等我手术后，再带你们一起查房。”此刻，钟守先忍了很久的眼泪再也无法忍住。

1979年4月11日，曾宪九接受了手术。后在副院长王志明的陪同下，前往拥有当时较为先进的放疗加速器的北京医院接受了放射治疗。短暂的休养后，曾宪九很快重返工作岗位，他就像往常一样，每天到办公室孜孜不倦地伏案工作。有一天，为了等待学生的一个重要研究结果，他甚至直到凌晨1点才回家休息。他不止一次地说：“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还有那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完，真是着急啊……”

曾宪九的日子被各种各样的工作填满了，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查房、门诊、手术、实验、开会、写文章。每个星期日上午，他照例去病房看望病人，完全忘记自己也是肿瘤病人。遇有约请会诊，不论本院还是外院，不论白天还是夜晚，不论炎夏还是寒冬，他总是欣然接受，准时赶到。

在门诊走廊里，本院一个清洁工拦住曾宪九，想请他为母亲亲自看看病。曾宪九马上请他将母亲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不仅详细地问诊查体，而且精心安排了下一步治疗。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得了脉管炎，下肢疼痛，行走困难，曾宪九就主动到他家里为病人看病。这样有名望的大教授亲自上门诊治，让他感动得掉下眼泪。

“有一次，我们正在查房，一个护士跑过来说，隔壁病房有一病人突然不行了。曾主任带着我们迅速赶过去，这时病人已经停止了呼吸，曾主任一个箭步冲上前，毫不犹豫地为病人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这一动作激励了周围所有的人，大家争相上前交替参加抢救，最终使病人脱离危险。原来这是一个肝硬化门脉高压行分流术后的病人，因肺动脉栓塞而突发呼吸骤停。”回忆起往事，钟守先多次哽咽。

医生韦军民有一次听到曾宪九给张振寰医生打电话：“我昨天看过的一个病人是内燃机厂的工人，我觉得当时的考虑可能不完全对。你帮我跟厂里联系一下，把那个病人叫回来，我再给他看一次。时间随他的方便。”

“曾主任家里的门从来不锁上，我那时在协和进修，夜里手术一遇到难题，我就到家里去叫曾主任。曾主任二话不说，披上衣服就来医院，手术下来常常天已破晓。如果天还没亮，他就和衣睡在值班室里，第二天仍旧照常工作。”北京军区总医院张百云回忆说。

儿子曾泓回忆：“那时，早上常常看到父亲和衣而卧。阿姨说，父亲深夜被叫去做手术，早晨才回来，一会儿还要去上班。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次夜里，父亲走得匆忙，或许当时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没有注意到家里的一扇玻璃门，就一头撞了上去，结果玻璃撞碎了，父亲的脸也被划破了。”

1985年，曾宪九病情复发。住院期间的一天，曾宪九向病房请假外出开一个中华外科学会的重要会议。原来，这个会上大家要讨论商定计划于1986年在中国召开的首次国际性学术会议细则。早在1981年出访时，曾宪九就与美国著名外科学家汤普逊教授约定发起在中国召开普通外科国际讨论会。由于曾宪九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他的倡议很快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响应和支持。令人遗憾的是，当1986年11月3日，众多国际一流外科专家们云集北京时，曾宪九却已离开了他奋斗一生的外科事业。

1985年5月30日，曾宪九在北京去世，享年71岁。曾宪九去世后，汤普逊发表纪念文章，题目是《世界外科学界的一盏明灯》：

曾教授是外科学界的一盏明灯，他的影响遍及全世界。他是中国外科界应用现代科学的倡导者。他对我们理解诊断和治疗肠道、胆道和胰腺疾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曾教授知道，对任何新观点或新手术的真正检验，是看其在实践中是否合乎科学的准确性，是否在临床应用中对病人有实用价值。曾教授的思考方法是清晰思想的典范，他能对复杂的事物透过多层外壳直达中心，然后设计简单实用的方法解决它。

如今，曾宪九离开我们已有35年了，但他建立的实验室、培养的人才依旧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持续作着贡献。

(参考资料：《协和医魂———曾宪九》《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报》2014年10月21日、《外科专家曾宪九》《中国卫生人才》2012年第4期、《协和医魂曾宪九的人生片段》《北京青年报》2014年9月24日;作者：王影、刘海生、罗小辉)

高镜朗：“中国儿科的一代宗师”

我国儿科事业从“零”起步，在长达60多年艰辛历程中，

几乎每一步中都有高镜朗的身影，

“中国的儿科医学发展，高镜朗先生功不可没”

1962年5月31日早晨，不少上海市民在上班途中買了还带着油墨香味的《文汇报》，一边等着上班的公共汽车，一边兴致勃勃地阅读着。一篇题为《儿童保健事业的一朵鲜花》的报道，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在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路口有一栋新建的白色大楼，这就是新近命名的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一年前，这个医院内的一个只有少数病房的小儿内科，今天，它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两百多张病床，设有小儿内科、小儿外科、小儿神经科、小儿传染病科、儿童保健科、小儿眼科、小儿耳鼻喉科、小儿皮肤科、小儿口腔科等一整套专科设置的儿童综合性医院。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新华儿童医院还是我国第一个六年制重点培养高级儿科医务人材的教学基地。这儿正在培养着数百名儿科专业医师和少数进修医师。

在这篇报道的下方，是一张黑白新闻照片：一位长者站在写得满满的黑板前，给一群年轻人授课。那长者并没有理会面前的照相机镜头，而是神情严肃、全神贯注地在讲学。照片下的说明是：在定期举行的临床疑难病例研讨会上，儿科专家高镜朗教授正在总结发言。

“毛主席想到您，您快写封信给他。”高镜朗说：“不必写，我一能温饱，二不想做官”

1892年12月15日，高镜朗出生于浙江上虞章镇。4岁时，入私塾接受旧式启蒙教育。6岁不幸丧母后，被寄养在农村舅父家，当了5年多的放牛娃。族人见他天资聪颖，便资助他到美国基督教会在嘉兴开办的桐乡文艺学堂读书。4年后，他转入嘉兴建校最早的中学——秀州书院继续学业。

1912年，20岁的高镜朗从秀州书院毕业，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杭州之江大学的奖学金。这时，他的胞妹因患绝症不幸病故。眼看着病魔夺走亲人的生命却无能为力，高镜朗决定学医救人。

秀州书院的校长裴来仪极为赏识高镜朗，将他推荐给嘉兴福音医院的文渊博院长，让他在那里做医学生。次年，医院的主管教会决定，所有医学生都必须转送至南京金陵大学接受医学教育。高镜朗在向福音医院借贷学费后，只身前往南京。

1917年2月，金陵大学医科停办，高镜朗等14名在读医科生转往济南共合医道学堂(齐鲁大学医学院前身)继续学业。在济南求学期间，高镜朗靠着勤工俭学支付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一次，在参加组织切片的准备工作中，他在把胫骨切成薄片时，吸入过多的骨屑而患上了急性气管炎，干咳甚烈，痰少血多，被误认为得了肺结核，校长责令他退学。这对高镜朗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回到嘉兴后，文渊博亲自为高镜朗做了详细的检查，证明其肺部并无大恙。不久，又将他推荐到颜福庆(中国近代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参与创办的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插班学医。

在长沙求学期间，高镜朗不仅学习勤奋，还热情地投身学生革命运动。在湖南的“驱张(敬尧)运动”中，高镜朗在同学们的推荐下成为赴京请愿团团长，并与毛泽东一同完成请愿书。20世纪50年代，在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邀请颜福庆同桌共餐。席间，毛泽东向颜福庆提及当年在湖南参加“驱张运动”时，自己曾与湘雅一名“高同学”共同战斗，要颜福庆去上海时代为问候他。颜福庆抵沪后告诉高镜朗：“毛主席想到您，您快写封信给他。”高镜朗却说：“不必写，我一能温饱，二不想做官，安分守已，不求附势。”

1921年夏，高镜朗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毕业，获医学博士。他回到嘉兴福音医院担任住院医师。

此时，该地区为血吸虫病重感染区，治疗无方。高镜朗受北方用酒石酸锑钾治疗黑热病的启发，将这一疗法借移到血吸虫病的治疗上，通过严密观察病情变化，每天详细检视患者大便的虫卵数和虫卵的变化，以及病死者肝脏的病理变化和虫卵的沉积情况，终于研究出一套临床治疗的方案，许多血吸虫病患者因此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大大控制了当地疫情发展。可以说，在用酒石酸锑钾治疗血吸虫病方面，高镜朗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先驱者。

“到外面想办法，把儿科系搬出去”

1927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大学区制”。6月，又明令将东南大学等9所江苏境内的专科以上学校合并，组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7月1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颜福庆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并由颜福庆、高镜朗、乐文照等接收江苏医科大学，定上海吴淞前国立政治大学为院址，开始中国人自办医学院的艰苦历程。

193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将中央大学医学院改为独立的医学院，定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简称上医)。上医创校时，高镜朗35岁。他被聘为教授、儿科主任，主持儿科教育，并兼任附属护士学校校长。在高镜朗看来，既然学的是西医，就应该不断地、直接地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知识和经验，来开扩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的医术。1928年春，在美国罗氏基金会的资助下，高镜朗由上医派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童卫生科进修。

留学期间，高镜朗几乎访遍了欧美主要国家著名的儿科中心，看到了当时欧美医学的先进水平和先进经验，也发现还有许多威胁着儿童健康和生命的疾病亟待解决。回想到中国儿科医学的停滞不前，儿童健康无法得到社会保障，让高镜朗深感责任重大。

1930年，胸怀创建中国儿科医学的大志，高镜朗回到了满目疮痍的祖国，继续在上医任教。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3个月后，上海沦陷。上医校舍为日军侵占，学校筹划内迁。

离开上医后，高镜朗以自行开业行医的方式，继续着儿科医学这份事业，创办了沪上最早的儿童专科医院——福幼医院，医院每天患者众多，“一般日看百余号，最高达140号至150号”，远近各处皆求医于他，病儿家长均有“经高医师诊治后才可放心”等赞语。医术高超的高镜朗更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在抗战期间，他断然拒绝与汪伪政权合作，解放战争时，又拒绝为南京的蒋家子孙看病，展现了科学家不畏权势的品格。

新中国成立后，在儿科医学家齐家仪的邀请下，高镜朗于1950年起兼任广慈医院儿科主任。1952年10月上海第二医学院(简称二医)成立后，他毅然放弃私人事业，参加了二医儿科系的筹建工作，并在1954年被聘请为二医儿科系主任。此后不久，二医根据中央和国家卫生部门的部署，开始重点建设和发展儿科系。学校一方面加强了儿科系的领导力量，调整和充实了系学术委员会，任命高镜朗为主任;另一方面明确提出“到外面想辦法，把儿科系搬出去”的设想。

1956年12月，上海市有关部门决定，将第九人民医院(简称九院)划归二医领导，作为儿科教学基地。九院的前身是伯特利医院，在日本侵华战争时遭到严重破坏，医疗设备比较差。但高镜朗认为将儿科系迁设九院并不利于其长远发展。他在给时任二医院长孙仲德的信中直言道：“九院既设备未及格，谬谬然硬作教学场地，误人子弟，亦将全国共睹。现在我们所办的是中央人民政府高级的医学院，所用教学医院决乎不可差于国家要求，这是一个基本必须的条件。”高镜朗后来承认自己在信中言辞过于激烈。但这些激烈言语体现的是他对发展儿科事业的迫切心情与执著追求。

在高镜朗的积极争取下，学校方面经过多方协商，1957年10月26日召开的市长办公会议决定，将正在建设中的榆林区榆林医院拨交二医，扩建为儿科系教学医院，其整体规模为700张床位(成人综合床400张，儿科床300张)。虽然地理环境和硬件条件仍有很大的不足，但那里已有一幢红色的工字楼可供医、教、研使用。

1958年1月1日，二医正式组建成立了新华医院筹备委员会，高镜朗被任命为副主任。10月，新华医院正式开业后，儿科系整体迁入。作为全国重点儿科系，新华医院抓住机遇，在短短5年时间内先后建起了儿科大楼(1961年)和儿科门(急)诊大楼(1963年)。硬件条件的改善，加之以高镜朗为首的儿科同仁的不懈努力，使二医儿科系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儿科高等教育基地之一。

这一时期，国内儿科界盛行着“南高(镜朗)北诸(福棠)”之说，充分肯定了高镜朗在儿科方面的建树。当时上海有关儿科方面的会议都会邀请高镜朗出席指导，而他在会上发表的意见总能在会后的实践中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华东各地的儿科医生曾在一次会议上，纷纷邀请高镜朗到各地讲学，以帮助各地儿科医学的发展。作为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高镜朗被尊称为“中国儿科的一代宗师”。

1978年10月，承载着让中国儿童临床医学事业尽快赶上世界水平的使命，上海市儿科研究所诞生了。高镜朗受托担任第一任所长。尽管年事已高，但高镜朗依旧对研究所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指导意见，还经常鼓励中、青年儿科工作者要为“四化”忘我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儿科研究所成立了生化、血液、免疫、病毒(细菌)等多个实验室，兼收并蓄国内外先进的科研成果，不遗余力地在实践中摸爬滚打。

“在学习医疗业务技术上，绝不能存在着单纯的兴趣观点，应当为保护人民健康利益而出发”

在筹建与发展儿科系的过程中，高镜朗深知，要想攀登医学高峰，仅靠他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是不行的，必须要加快培养年轻人。1953年，丁文祥、陈瑞冠、应大明3名年轻学生成为他的第一批学生。高镜朗不仅将他们领入了医学知识的殿堂，更让他们领略到了医学大师、医学教育家的人格魅力。

高镜朗时常教导他们：“在学习医疗业务技术上，绝不能存在着单纯的兴趣观点，应当为保护人民健康利益而出发。”在指导论文写作时，他总是先讲该如何写作，然后再亲自审阅修改，对每一个错字，甚至标点符号都予以纠正，有时甚至不厌其烦地改上四五遍。当学生们遇到困难时，高镜朗一定会主动给予帮助，引导他们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包办代替。他还经常鼓励他们开创新的课题，希望他们在临床医疗和科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3名年轻人不负厚望，在各自领域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丁文祥成为国内小儿心胸外科学创始人之一;陈瑞冠成为我国新生儿筛查事业的创始人;应大明则在小儿血液、小儿肿瘤、小儿免疫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显著成绩。

从1953年成立起，到1990年，二医儿科系共培养毕业生33届，总计3084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为病人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所在领域或所在地区儿科专业的骨干力量，为新中国儿童健康事业辛勤地工作着。当今许多著名的儿科专家都说：“中国的儿科医学发展到今天，高镜朗先生功不可没。”

高镜朗不仅有着高超的医术，而且还在医学科学研究方面为后人留下众多财富。1924年9月，他开始编译长达1000多页的《英国药制》。1935年9月，高镜朗又完成了《局部麻醉学》的编译工作，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广受读者青睐，到1957年已先后出了8版，共计发行数万册。其中第二版在香港重印，第三版于1950年5月发行，“未及一载已将告罄”，可见其影响非同一般。1953年，由他编撰的《儿科小全》出版。

1983年11月11日凌晨，高镜朗因病医治无效，病逝于上海，享年91岁。临终前，他把家藏书籍、资料全部捐献给了上海市儿科研究所，并捐出个人积蓄89400元设立“高镜朗教授儿科研究基金会”，定期奖励有贡献的儿科工作者，为中国的儿科医学事业贡献最后的力量。

(参考资料：《一代宗师高镜朗先生》《临床儿科杂志》2003年第10期、《高镜朗：中国儿科泰斗》《医学与哲学》2012年第10期;作者：陈挥、宋霁)

林巧稚：中国现代妇产科奠基人

她终生未婚，却拥有最丰盛的爱;

她没有子女，却是最丰富的母親;

冰心说：“她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极其丰满充实地度过的。”

林巧稚曾说：“我一生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这些哭声让我感受到生命的奇妙，感受到作为医生的自豪，也体会到了作为母亲的快乐。”

作为中国现代妇产科的奠基人，林巧稚就如同现代护理领域的“提灯女神”南丁格尔一般，她照亮的不仅仅是医学领域的妇产科，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女性科学家的执著和奉献。

她是一个学术风范极佳的科学家，更是一个传递爱心的使者

1901年，林巧稚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给她取名“巧稚”，寓意她一生灵巧而天真。5岁时，林巧稚的母亲因患妇科肿瘤病故。亲人去世的痛苦让她树立了做医生的理想，并要求自己要怀着平凡的爱做平凡的事。

10岁起，林巧稚进入鼓浪屿岛上由教会创办的一所女子学校读书。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林巧稚在这里度过了寒窗苦读的10年，以12门功课9门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林巧稚得到了在当地人看来无比羡慕的留校任教的工作，但她的心愿仍是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当时最难考取的学校之一，也是林巧稚心中理想的学习殿堂。那个年代，与林巧稚差不多大的女孩子有很多都已经嫁人，但林巧稚想继续求学深造，实现自己的梦想。1921年7月下旬，在父亲的支持下，林巧稚到上海参加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入学考试，在众多考生中协和只录取25名。最后一门考的是英语，这是林巧稚的强项，正当她聚精会神答题之时，一名女考生因中暑而昏倒，林巧稚立刻放下考卷对这名女生进行施救，直到她恢复正常为止。但林巧稚因此耽误了考试时间，试卷未能完成。

林巧稚回到厦门后，将考场的经过告诉给了家人、朋友，父亲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救人最要紧。”一个月后，林巧稚意外地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将她舍己为人的事迹写在英语试卷后面呈报上去，校方深受感动，发现除了没答完的考卷，之前几门考试的分数都很高，决定破格录取这名品学兼优的学生。

这次考试的经历似乎成了林巧稚一生的侧影。她是一个学术风范极佳的科学家，更是一个传递爱心的使者。

1929年6月于协和毕业之时，林巧稚在16名同学中独占鳌头，获得协和的最高荣誉——文海奖学金，并成为协和医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从此开始了54年的从医生涯。

为了挑战女性不能拿手术刀的偏见，为了那些对妇产科疾病一无所知的中国妇女，林巧稚毅然选择了那时被许多人看不起的妇产科。在这里，孕妇临产的时候，林巧稚总是握着她们的手，帮她们擦去脸上的汗珠。时任协和妇产科主任的美国人惠特克不屑地说：“林大夫，你以为拉拉产妇的手，给产妇擦擦汗就能成为教授吗?”而就是这一握手、一擦汗，让病人无条件地信任、信赖她。数十年后，林巧稚已成为国内妇产科首屈一指的专家，她仍会握着产妇的手，给她们擦汗。

仅仅半年时间，林巧稚就以自己出色的表现折服了众多同行和上司，被破格聘为总住院医生，走完了常人需要5年才能走完的路。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医生如果结婚生育，前途就要受到影响。在事业和个人幸福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她把广大妇女的健康放在了第一位，为此宁肯独身，终身未嫁。

1932年，林巧稚获得了到英国伦敦医学院和曼彻斯特医学院进修深造的机会。1939年，她再次远渡重洋，到美国芝加哥医学院当研究生。1940年回国，不久升任妇产科主任，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

林巧稚亲手接生了5万多个孩子，叫“念林”“敬林”“怀林”的孩子很多

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林巧稚一刻也没有停止在一线的工作。而且，曾经接受过她诊疗的病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回忆：林巧稚从不会三言两语打发病人。她给学生们留下的箴言是：“当一个医生，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产妇、病人入院，就把她的整个生命交给了我们，要把她们当成亲姐妹，从每件细微的小事上做起，体贴和关怀她们。”抱着这样的爱心去接生，学生们惊讶地发现，每当产妇因为阵痛而乱抓的时候，林巧稚总是让她们抓自己的手，她后来说了原因，不能让她们去抓冰凉的铁床栏杆，否则会留下病根的。

病人董莉怀孕时，检查发现宫颈有乳突状肿物，专家会诊建议切除子宫，以免乳突状肿物变成肿瘤引发癌症。林巧稚体恤董莉结婚6年才怀上孩子的不易，对她反复进行仔细检查，最终推断这很有可能是妊娠反应，决定暂不进行手术。事实证明林巧稚的判断是正确的，董莉生下了一个3公斤重的女孩。“孩子好，大人好，一切都好!”林巧稚走出产房，微笑着向董莉的家属道喜。那个在林巧稚守护下出生的女婴，父母给她起名为“念林”。

董莉的故事只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叫“念林”“敬林”“怀林”的孩子还有很多，半个多世纪里，林巧稚亲手接生了5万多个孩子，很多父母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她的感谢和敬爱。

2016年9月22日，82岁的刘燕给林巧稚写了一封迟到52年的感谢信。信中这样写道：“人还没进病房，笑声先来了：‘胖姑娘在哪里?快抱给我看看!’一个女护士将我刚刚出生的女儿从婴儿室抱出，交到林大夫手中，林大夫抱起胖丫头，满心喜悦，不由得亲了一下她肉嘟嘟的小脸蛋。”当时，刘燕刚刚痛失丈夫，协和医护人员对女儿的爱和关心，使她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憧憬和希望。时间转瞬而逝，一天，刘燕在电视上偶然看到关于林巧稚的报道，当年的情境再次浮现在眼前，感恩之情油然而发，于是，就有了这封迟到52年的感谢信。

林巧稚家里的电话一直放在床头，医院有危重的病人，她就整夜地守着电话等消息。她曾说过：“我的唯一伴侣就是床头那部电话，我随时随地都是值班医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院关闭，林巧稚在北京弄堂小胡同10号租了几间房子，开办私人诊所。以平民大夫身份穿街走巷，在中华民族惨遭蹂躏和杀戮之时，她迎接着民族一个个新生命、新希望的降临。为了给更多贫苦的人治病，林巧稚将门诊费降低到3角，而当时北平妇产科诊所的门诊费都在5角以上。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常能看到一个拎着药箱、身单力薄的女子，到那些漆黑、脏乱、偏僻的小胡同去出诊。从1942年4月开业，到1948年5月协和医院恢复，仅6年时间，这个小诊所里由林巧稚亲自填写的病历就有8887份。

回到协和后，每当林巧稚在门诊的时候，她都会把当天挂号的所有病人看完才下班。如果她看到普通门诊的某个病人表情痛苦，她就会放下手里的事情，直奔那个病人而去。有时候，待诊室里有早已约定好的特殊病人，有时是某位要员的太太，有时是外国使领馆外交官的夫人，但林巧稚总是说：“病情才是真正的特殊。”

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专程到医院，希望结识林巧稚，想不到林巧稚以工作忙碌为由让彭真吃了一个闭门羹。彭真的女儿傅彦后来说：“我母亲大概有点不舒服，后来以这个为借口，把她(林巧稚)请到家里来了，我父亲才见到林巧稚大夫。”彭真的妻子还开玩笑说道：“我这个病人比你这个书记有面子啊。”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一位身着列宁装、看上去十分朴素的中年妇女来就诊，挂的是专家号，挂号费是普通号的10倍。林巧稚对她说：“以后别挂这种号，这要多花钱，挂我的普通门诊号，只不过多等一会儿。”病人客气地回答：“好的，好的。”过后护士告诉她，刚刚就诊的病人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也请林巧稚看过病，康克清对林巧稚的评价是：“她看病的最大特点，就是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贫苦农民，她都同样认真、负责、耐心。她是看病，不是看人。”

新中国第一位女学部委员

1955年6月，林巧稚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学部委员。这时她已在协和医院度过了30多个春秋，屡次打破协和医院中男性医生的统治地位。同年7月，她成为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

当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林巧稚的妇产科学研究也同样进入到了一个高潮。由于长久以来妇女地位低下，对于妇科疾病的研究也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林巧稚发现，许多的妇科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因此，她极为赞成我国医疗制度中“预防为主”的基本方针。她认为单纯的医疗是治标不治本，医院只是治病的第二、第三道防線，真正的第一道防线是在预防上，在对广大正常生活中的妇女进行普查普治上。于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林巧稚组织了一次对北京某小区5万人口的普查普治试点。

这样一次大规模的普查普治试点活动，尤其是对妇女的生活卫生习惯及疾病的调查，让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林巧稚等人克服了思想的、物质的困难，走门串户逐人检查，终于初步摸清了诸多妇女疾病，特别是子宫颈癌的发病规律，为研究在女性生殖器官肿瘤中占首位的子宫颈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这一尝试为在妇产科领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奠定了基础，并逐渐使妇科普查成为制度，大大提高了妇女的健康水平。林巧稚还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妇女宫颈涂片检查，这种检查方式直到今天仍具价值。

林巧稚还主编了《家庭卫生顾问》《家庭育儿大全》《农村妇幼常识问答》等科普读物，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从中受益。

直到上世纪60年代，年过花甲的林巧稚，仍然活跃在农村巡回医疗的第一线。在湖南湘阴农村，白发苍苍的她仍步伐轻快，在关公潭、新泉等村镇坎坷不平、多雨泥泞的田埂上来回奔走。她走到哪里，哪里就听得见“林老”的亲切称呼。

1962年3月，林巧稚收到了来自新疆某学校的一封信。来信人名叫焦海棠，是一位生活在内蒙古包头市的女工。她已经怀过4个孩子，除了头胎小产外，其他3个孩子都是出生后全身发黄而夭折。现在她又怀上了第5个孩子，渴望着做母亲的她在担忧和期盼中给林巧稚写信求救。

从焦海棠来信述说的症状不难判断，她的孩子患的是新生儿黄疸，又叫新生儿溶血病。这是母子之间因血型不合而引起的同族免疫性疾病。当时，新生儿黄疸患者在国内尚无存活的先例，国际上也罕有完全治愈的记载。林巧稚想到距孕妇生产时间还有5个多月，还有时间争取，决定接受这一挑战。她让秘书回信，要病人作好准备，提前到协和医院做相关检查。

作为一位已经声名卓著的医生，即使治好了这样的疑难杂症，也不过是增加一个成功的病例，而一旦失败，在那个年代，即有可能招致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林巧稚做不到背过脸去听之任之。一连几天，林巧稚下班后就钻进图书馆里，查遍世界各国的最新医学期刊，仔细搜寻着新生儿溶血病的點滴资料信息，反复思考解决办法，并发动学生一起攻关。

但是，关于这种病例的资料少之又少。国外的期刊偶有治疗相同病例的报告，只简单写了可以通过婴儿脐带换血的方法。可是，换血后成活的胎儿情形怎样，有关手术的详细过程等等，几乎都没有信息。这样大的手术究竟应该怎样做?具体的解剖位置在哪里?如何确定手术的切口?这许多重大问题，没有任何文献和先例可循。

林巧稚组织了妇产科、儿科、病理科、血液科、外科等多科专家们进行联合会诊，大胆提出了对新生儿进行全身换血的方案。

焦海棠临盆当天，孩子出生很顺利，可是不到3个小时，就出现了全身黄疸，生理指标也越来越糟，林巧稚只能执行那个大胆的方案，为新生儿进行全身换血。换血开始，挤满了医护人员的手术室里鸦雀无声。林巧稚先把听诊器在自己手心焐热，再轻轻贴到婴儿胸前，同时用手示意，控制抽血、输血速度。终于，婴儿的肤色由黄转红。经过三次换血后，新生儿全身黄疸明显消退，而林巧稚整整七天没有离开新生儿。这个患儿也成为中国首例成功的新生儿溶血症手术患者，这是中国妇产科的一大重要突破。

“又是一个胖娃娃，一晚上接生了3个，真好!”

1978年11月8日，林巧稚随中国代表团乘飞机到欧洲参加学术交流。连续几天奔波下来，她自觉身体有些不适，左手和胳膊都有些发麻，以为是劳累的原因便没有在意，也没有告诉同行的人。就在代表团飞抵英国的第二天，林巧稚的左腿力量变弱，左手臂失去了知觉。在英国的医院，诊断为缺血性脑血管病。很快，林巧稚回到北京，住进协和病房。全面检查后，她被确诊患了高血压动脉硬化、脑血栓和心脏病。

整天忙个不停的人，一下子躺倒在了病床上;整天给人看病的人，自己却成了病人。这是林巧稚最不愿意接受的现实。

经过半年时间的治疗，林巧稚的身体逐渐恢复了正常，除了左手仍然僵直麻木外，其他各项指标都比较稳定。她再也躺不住了，一再要求出院却不被获准。院长来探望她时，林巧稚又提出出院的请求，还冲院长发了脾气。这样，在住院半年后，她又重新回到她工作了几十年的妇产科。

年逾古稀，她开始忘事，经常忘记说过的话和安排过的事情，东西也会忘记放在哪里了，但只要涉及病人，却又记得比谁都清楚。一次，一个病人家属推开了妇产科办公室的门说：“我想找个人，前天住进来的，不知在哪个病房。”有人回答：“这里不是病房，你去护士站打听。”那人刚要走，林巧稚叫住他：“请你等一等。”她打听了一下病人的年龄和病症，立刻告诉他要找的人在某某病房的某某床，说得一点都不含糊。

尚未恢复功能的左手妨碍她为病人施治和检查，却不妨碍她参与门诊、病房的工作，不妨碍她和医生们一起研究分析病情，不妨碍她为编纂《妇科肿瘤学》而忙碌、操心。事实上，左手的不灵便给林巧稚增加了许多烦恼。影响她为病人检查治疗不说，平时她就是个双手闲不住的人。她爱做针线活，喜欢编织，在妇产科工作的许多医生护士生小宝宝时，都得到过林巧稚亲手编织的小毛衣作为礼物。如今，她自己的左手却成了自己的累赘，许多事情她想做却做不成。

林巧稚不喜欢对别人诉说自己的病情，也不喜欢听别人老是谈她的病。哪怕疾病在身，也不可能改变她的个性。她依然把时间安排得很满，保持着一贯爱干净、爱整洁的生活习惯，要强地注意不麻烦别人。

唯一明显的改变是，出院后的林巧稚增加了一个习惯性动作——她总是把不灵活的左手端在胸前，无论说话还是走路，她的右手都在不停地按摩左手。这个动作流露了她内心深处的焦虑和不安，还有她急切地想要恢复到健康状态的心情。

不幸的是，不久后她再次被送进了医院。这是1980年，已接近岁末。这一次之后，林巧稚再没有回到她心心念念的一线。

在病榻上的3年中，林巧稚仍坚持参与了《妇科肿瘤》的编写。50余万字的著作，浓缩了林巧稚毕生对妇科肿瘤的探索和研究，记载了她为医学事业所尽的最后一份力。

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在北京去世，享年82岁。弥留之际，她仿佛又回到了紧张的手术台前，喊道：“快拿来!产钳、产钳……”护士拿来一个东西塞在她手里，几分钟后，她的脸上露出了平静安详的微笑：“又是一个胖娃娃，一晚上接生了3个，真好!”这是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

(参考资料：《朴素的林巧稚：一辈子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中国科学报》2015年10月9日、《林巧稚：用一生践行医者仁心》《光明日报》2019年9月18日、《谋母婴健康，献九窍丹心》《杂文月刊》2018年第1期;作者：萨苏、张亚雄、吴敏文)

童第周：世界克隆技术的先驱

“童第周真行!”“奇迹!科学史上的奇迹!”

邓小平曾气愤地说：“让他扫地是糟蹋圣人。”

早在1963年，他就成功克隆了一条鲫鱼

1996年7月5日，位于苏格兰爱丁堡市郊的罗斯林研究所里诞生了一头大个儿羊羔，克隆羊项目小组主管伊恩·威尔默特以著名乡村歌手多利·帕顿的名字命名这头羊。多利羊于1997年首次公开亮相，震动整个世界，美国《科学》杂志把多利羊的诞生评为当年世界十大科技进步的第一项。

事实上，多利羊并不是第一例克隆動物。早在1963年，一位中国科学家就成功克隆了一条鲫鱼，比多利羊的诞生早了33年。

这位科学家就是童第周。他开创了克隆技术的先河，是世界克隆技术的先驱，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

进步最快的插班生

1902年5月28日，童第周出生于浙江省鄞县东乡童家岙(今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童村)一个农民家庭，家境清贫。

幼年时的一天，童第周在屋檐下的阶沿上玩游戏，突然发现石板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行手指头大的小坑，非常不解。父亲解释道：“长年累月，滴水穿石!”然后亲手写“滴水穿石”四个大字，并且告诉他：“凡事都要持之以恒，最终一定会有所收获。”这四个字后来成为童第周一生的座右铭。

童第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断断续续读了几年私塾后，他才于1918年在兄长的帮助下，进入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不久进入宁波效实中学，成为三年级插班生。因为这里不用交学费，还管食宿，能在这儿上学，对他来说是很幸运的。

可是童第周的成绩在全班是倒数第一，因为以前只是在私塾里学过一点文史知识，没有一点儿数理方面的基础。尽管在浙江四师学习过一段时间，但在效实中学即使上一年级都会非常吃力，作为三年级的插班生，其困难可想而知。

但童第周没有放弃努力，靠着“滴水穿石”的精神，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期末考试各科成绩都达到了70分，其中几何还得了满分。到高三期末考试，童第周更是持续发力，总成绩名列全班第一。校长陈夏常无限感慨地说：“我当了多年校长，从来没有看到过进步这么快的学生。”

童第周回忆起这段往事，说：“我知道自己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做到的，我经过努力也一定能做到。世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

“童第周真行!中国人真行!”

1922年，童第周从宁波效实中学毕业，本可直接升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但这时在老家的大哥病了，童第周只好放弃上大学，回老家去管家。

1923年，童第周先后报考北京大学和南京的东南大学，都没有考上，便在上海复旦大学做特别旁听生，后来考入复旦大学。

1927年，童第周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后，去浙江省桐庐县当了一个小公务员，后来被生物学家蔡堡推荐到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任助教，在这里，他认识了一生挚爱叶毓芬(1906—1976，浙江镇海人，历任同济大学讲师、复旦大学讲师、山东大学动物系副教授、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童第周的大部分科研成果，都凝结着叶毓芬的心血。有人统计，夫妇俩合作的科研论文，占童第周主要论文的69%以上。因此，童第周、叶毓芬二人被誉为中国生物学界的“居里夫妇”)。

1929年，童第周和叶毓芬在宁波一个旅馆里结婚，仪式极其简单。半年后，童第周得到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他远涉重洋，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比京大学，师从欧洲著名教授A·布拉舍和A·达克。

在布鲁塞尔大学留学期间，童第周生活得非常清贫，住在狭小的门楼里，吃饭只能吃最便宜的干面包，但是学术上收获甚丰，他完成了世界上首次青蛙卵子外层薄膜剥离和海鞘卵子外膜剥离实验。

那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实验，青蛙卵只有小米粒大小，外面紧紧地包着三层像蛋白一样的软膜，因为卵小膜薄，实验只能在显微镜下进行。达克教授和助手们做了多次，都以失败告终，要么是怎么也剥不掉那层膜，要么是一剥开卵膜，青蛙卵同时也被撕破。只见童第周在显微镜下拿针把卵膜刺一下，卵瘪下去了，膜一下就被剥开了。

那一刻，达克教授激动万分，这是他做了多年也没有做成的实验。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连声称赞：“童第周真行!中国人真行!”

不久，达克教授带着童第周来到著名的科研中心——法国海滨实验室。这次，要为直径不到十分之一毫米的海鞘卵子做外膜剥离，童第周再次顺利完成，让云集此地的国际同行十分钦佩。

童第周的这两次实验，震动了欧洲生物界，他的双手从此被同行称为生物学界的“金手指”。

留学期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欧洲，童第周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联系中国留学生组成中国学生总会，并被推举为负责人，带领留学生到日本驻比利时大使馆进行抗议。作为活动的负责人，童第周受到比利时警方的威胁，最终被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判处两个星期的监禁。

4年后，童第周取得博士学位，到英国剑桥大学作短期访问学者。这是很多留学生梦寐以求的荣誉。此时的童第周，在欧洲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胚胎学家了。

“奇迹!科学史上的奇迹”

1937年，童第周谢绝了达克教授的再三挽留，毅然放弃欧洲安逸的生活，回到了动荡不安的祖国，到山东大学生物系当教授。叶毓芬也带着孩子到了山东，在家里帮童第周搞研究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山东大学奉命南迁，童第周带着妻儿随迁到四川万县。次年辗转到重庆，先后任中央大学医学院教授、同济大学生物系教授和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后来，童第周一家又来到宜宾李庄，当时随校南迁的知名学者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等人也都在李庄避乱。

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工作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童第周和叶毓芬一直坚持科学实验，没有实验室，他们就在学校附近的简陋小屋里做。要做实验就得有实验设备，比如显微镜就是其中之一。童第周虽然有博士、教授的头衔，却依旧清贫。为了弄这些设备，童第周夜不能寐。

一天，童第周在镇上的旧货摊上见到了一架德国双筒显微镜。于是童第周返回家中拉着叶毓芬出门，要让她和自己一起感受发现“宝贝”的喜悦。

叶毓芬看到显微镜，也跟着激动起来。可是6万元的价格，让他们灰心不已，因为这相当于他们两年的工资。晚上，他们翻来覆去，一直想着那台显微镜。

第二天，两人又到了旧货摊前，结果老板看出来他们真心想买，把价格涨到了6.5万元。为了继续自己的研究，童第周夫妇就找亲友借钱，还变卖了自己的衣物，终于凑钱买到了这架显微镜。这笔欠款，直到10年后他们才在政府的帮扶下还清。

在这台显微镜的帮助下，童第周夫妇日以继夜地工作着，没有电灯，白天就利用自然光，晚上点煤油灯，最终完成了鱼类卵子发育能力和蛙胚纤毛运动机理分析的论文。

这篇论文远渡重洋，在英国的一份期刊上发表，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读到，他专程来到李庄拜访童第周。他不敢相信，这项重大的科研成果，竟然出自一间漏风的小木屋，不禁连连赞叹：“奇迹!科学史上的奇迹!”

“我是中国人，我在国外学到的知识，必须为中国服务”

1946年，山东大学复校，童第周和叶毓芬重返青岛，一同在动物系任教(童第周兼任动物系主任)。师生们原本以为可以在平静的环境中治学读书了，怎奈内战爆发。1947年6月2日，山东大学师生掀起“反饥饿，反内战”的浩大游行示威和签名抗议活动，童第周第一个在抗议书上签了名。

在反动军警进行镇压的腥风血雨的日子里，童第周和叶毓芬坚决站在进步学生一边。每天晚上，他们把孩子安置睡了，就和另外两个同事一起，在昏暗的灯光下，悄悄剪辑被反动派禁止发行的报纸上的有关报道，然后投寄到外地去，以公布真相，扩大影响，争取外地的支持。

1948年，童第周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他应美国洛氏基金会邀请到美国耶鲁大学任客座研究员。1949年初，耶鲁大学请他做客座教授，他回绝道：“我是中国人，我的最大愿望就是中国快些富强起来!我在国外学到的知识，必须为中国服务。现在中国有希望了，我要尽快回到祖国。”

当年3月，童第周拒绝了耶鲁大学的高薪挽留，克服了种种阻力，在迎接新中国成立的隆隆炮声中，再次回到了山东大学。

6月2日，青岛解放，童第周应中华全国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筹备会的邀请到北京参加筹委会会议。利用这个机会，他找到中国科学院筹建组领导竺可桢教授，迫切地提出了建设中国海洋研究机构的设想。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际上最知名的生物学家之一，童第周先后担任过山东大学动物系主任和副校长、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主持了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的工作。他还创办了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并担任了28年所长，开创了新中国海洋研究事业。

“外国人認为很难办到的事我们照样能办到”

1953年，国际生物领域刚刚涉足一种新技术——克隆，童第周也开始了这项研究。当外国科学家们从简单的两栖类动物开始做克隆研究时，童第周直接跳过，开创了鱼类细胞核移植研究的先河。

1963年的一天，从实验室中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童第周应用细胞核移植技术，把鲫鱼的细胞核移植到去细胞核的角皮鱼卵内，发现移核后幼鱼的早期性状似乎是根据细胞质的，有百分之十孵化成小鱼。中国的克隆鱼诞生了，成为了世界第一例异种动物移植。

童第周首次用鱼类证实了异种克隆的可能性。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研究很难受到世界科学界的关注，他的科研也被迫停止。后来，这条鲫鱼慢慢长大，被称作“童第周的鲫鱼”或“童鱼”。

1968年以后，童第周的科研工作完全停滞，被罚去打扫实验室，一干就是10年。邓小平曾气愤地说：“让他扫地是糟蹋圣人。”可是就连扫地，童第周也一丝不苟，人们发现，哪一天地没扫干净，准是那天童第周生病了。

童第周一生不负国家，不负于人民，唯独心里觉得对不起一个人，那就是叶毓芬。叶毓芬除了是童第周背后的贤妻，还是他做科研的得力助手。但是叶毓芬一生都未能升为教授，不是她不够格，而是因为童第周是单位领导，每次都将晋升机会留给别人。

1976年，叶毓芬心脏病发，抢救无效去世。据童第周之子童时中回忆：“他(父亲)流着泪对我们说，我对不起她，她这几天不舒服，我没有陪她去看病。她工作成绩很出色，但由于我，她却未能升为教授。”

1978年，童第周恢复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被授予全国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称号。

1979年3月6日，在杭州浙江科学大会上为浙江省2000多名科技、教育和卫生领域的科研人员作报告时，过度劳累的童第周心脏病发作，晕倒在讲台上。3月30日，于北京病逝。

童第周晚年的时候，有人曾问他，在解放前，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道：“一件是我在上中学时第一次得到100分。那件事使我知道，我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办到的事，我经过努力也能办到。另一件事，就是我在比利时第一次单独完成青蛙卵膜剥除术。那件事使我相信，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认为很难办到的事我们照样能办到。”

1981年，中国科学家继续童第周的研究，再次成功地培育出克隆鱼，并于1986年在《水生学报》上发表研究论文。但遗憾的是，由于这是中文科学期刊，并没有翻译成英文，所以并不为国际上所知晓。

15年后，在西方媒体的宣传下，多利羊成了全世界最出名的动物，被评为当年世界十大科技突破之首，然而作为世界克隆技术先驱的童第周和中国科学家们，却几乎无人知晓。一直到2005年，美国汤姆森科学信息研究所才简单地提了一句：“中国科学家在1981年培育出第一条克隆鱼”。

(参考资料：《科学巨匠——童第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童第周的追求之路》《中国青年》1982年第5期;作者：严绍颐、姜涛)

沈克非：现代外科学先驱

“如果手术安排在上午8点，这就意味着8点，

不是走进手术室，也不是开始洗手泡手，而是

你站在手术台旁，拿着手术刀开始划向患者的皮肤!”

沈克非是我国著名的外科学家和医学教育家，现代外科学的先驱之一，有“外科第一刀”之称。

沈克非原名沈贤亚，是父亲按家谱排行起的名字。少年时代，在上海华童公学读书时，因不满英籍校长的高压手段，他勇敢地提出批评，遭到压制后，虽离毕业仅半年，仍义无反顾，愤然离校。由于对旧社会人们那种阿谀逢迎、口是心非的做派颇为反感，誓做一个光明正大、克己奉公的人，他便自己改名为沈克非。他说：“克非者，克服一切非义之旧习也”。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1898年3月2日，沈克非出生于浙江省嵊县(今嵊州市)一个小学教师家庭。3岁丧母，6岁入父亲执教的上海教会小学读书。1910年，考入上海租界工部局英国人创办的华童公学，l914年转入浙江杭州之江大学中学部。当时，国内军阀割据，战乱不断，军政界官员狼狈为奸，祸国殃民，沈克非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决心不涉足政治，而是选择了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为民众服务的医学事业，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1916年，沈克非考取了清华大学“庚子赔款”预备生，于1919年赴美国俄亥俄州克利费兰城西奈大学医学院深造。留学期间，因经济拮据，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饭馆打工，勤工俭学。l92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随即又通过了美国国家考试，留在该医学院附属教学医院，任外科实习医师及助理住院医师。

1926年，北京协和医院美籍外科主任返美休假，认识了沈克非，在其邀请下，沈克非回国到北京协和医院执业。在这里，沈克非结识了儿科医生陈翠珍，并结为伉俪。在女儿沈珝琲的印象中，同为医生的父母很少吵架，“我妈妈性格非常温柔，对父亲的工作非常支持”。

1929年，沈克非离开协和医院，到安徽省芜湖弋矶山医院任外科主任，受到院长刘瑞恒的赏识。后来，刘瑞恒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后，邀请他同去南京创建我国第一所完全由中国人主导的大型综合医院——南京中央医院。鉴于当时国内著名的大医院和医学院都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在外国教会手中，沈克非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不久，医院落成，沈克非首任外科主任，后升为副院长、院长，兼任南京军医学校教育长，少将军衔。1930年至1937年，这所医院共培养出高级医师200多名，出色地实现了建院时的预定目标。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时，沈克非与陈翠珍应国际联盟卫生部之邀正在欧洲考察各国卫生机构，闻讯立即回国，全力投入救死扶伤工作。当时，不少人唯求自保，他却把中央医院的床位从350张扩充至1200张，大量收治抗日受伤的将士。他每天忙碌于医院救治第一线，直至战事逼近南京，才奉命带领中央医院全部人员及部分设备，西撤长沙，转移贵阳，再迁重庆。颠沛流离中，他兼任湘雅医学院、贵阳医学院和内迁重庆的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外科学教授，担任三校的外科学业务指导和教学工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沈克非随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和印度战场救治伤病员。回国后，出任国民政府卫生署副署长兼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医监，还承担了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教学和临床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辞去卫生署副署长之职。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拟委任他为驻南美的代表，被他婉言谢绝。他表示，自己的理想是科学救国，为硝烟弥漫、苦难深重的祖国摘掉“东亚病夫”这顶屈辱的帽子。

回到国立上海医学院后，沈克非担任专职外科主任、教授，后来兼任附属中山医院院长。他着手加强学科建设，聘请了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到医院任职，其中包括内科专家林兆耆、外科专家黄家驷、放射医学专家荣独山等，在原有普通外科、骨科的基础上又逐步发展了麻醉科、泌尿外科、胸外科和神经外科，中山医院日益壮大。

新中国成立前夕，沈克非拒绝离沪赴台，他坚守岗位，使医院上下情绪稳定，工作有条不紊。上海解放后，他把一所完整的、井然有序的中山医院交给军管会，并在军管会领导下继续努力工作。

1950年，沈克非报名参加了第二批志愿军医疗队，作为医疗队的技术顾问团主任顾问奔赴鸭绿江畔，抢救治疗志愿军伤病员。在他积极倡议和大力推动下，沈阳迅速建立起一所大型中心血库，为前方不断输送血浆和全血。在短短3个月内，向前线运送血液5批共计3515瓶，不仅在朝鲜战场上发挥了救死扶伤的作用，还为上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全国献血输血系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52年，沈克非出任在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领导科研工作。1959年，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北迁首都，他因健康原因留在上海，又回到上海第一医学院任副院长和中山医院院长、大外科主任等职，这期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际外科学会中国分会的负责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60年代，沈克非下放到华山医院外科门诊劳动。那时虽已年老体弱，但他仍坚持每天步行上班，保持着良好的服务态度、谦虚的工作作风和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深得患者信赖。

1972年，沈克非因胰腺癌病逝世于上海。

中國外科学的先驱之一

沈克非在我国外科学史上功绩卓著。他不拘泥于陈规陋习，总是根据患者的需要和当时的条件，脚踏实地，勇于创新。他首创了多个手术新术式，例如为减少手术中细菌污染，提高手术成功率，设计了肠道无菌吻合术;为治疗直肠脱垂，减少患者痛苦，首先想到把直肠折叠起来的办法;为治疗晚期血吸虫病患者，他创造了大网膜腹膜后固定术，这些手术方法简便易行，费用低廉，效果理想，非常利于在基层医院推广。

1950年，沈克非闯入大脑禁区，在中山医院为一名脑瘤患者摘除了右额叶的巨大肿瘤。这一手术的成功促进了我国神经外科的诞生，也使得高难度颅脑手术迅速发展。

1954年，沈克非心脏病稍愈，便承担起编写中国人自己的外科学参考书的重任。1956年，国内第一部大型外科学参考书《外科学》出版。1963年，为了及时反映中国外科学的新发展和新成就，他又倾注全部心血编写《外科学》第二版，共组织了国内74名专家，全力以赴编写出214万字的巨著。审编过程中，沈克非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兼收并蓄，充分反映不同学派的理论与学说，使读者能取各家之长，获得更全面的知识。此书出版后，深受广大外科医师的欢迎与推崇。数年内再版6次，发行数万册，直到现在仍然是国内颇具权威性的外科参考书。

1957年以后，沈克非集中精力，总结自己和国内外外科手术的先进经验，倾全力编写外科手术学的大型系列参考书，计划分胸腔、腹部、神经、泌尿及矫形5个分册出版。可惜只出版了《腹部外科手术学》和《神经外科手术学》两册，就因种种原因而中断，堪称我国医学史上的一大损失。

沈克非是中国外科学的先驱之一，外科技术精湛，曾多次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1944年，他出席了伊朗德黑兰中东医学会议;1946年，参加了秘鲁第五届国际外科学会;同年又作为中国医学界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工作;1956年，代表我国参加波兰国际医学会议;1957年，出席墨西哥国际外科学年会。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他多次宣读论文，为沟通我国与西方医学界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外科医师绝不是“开刀匠”

沈克非经常说，外科医师绝不是“开刀匠”，必须具有丰富的基础知识和熟练的技术，应该是内科医师再加一把手术刀。凡经过他训练的外科医师，手术时都小心谨慎，操作细致。这就是独特的沈氏学风。

沈克非经常说：“救死扶伤，人道主义，是医务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在担任中山医院院长时，他总是兼管一、二等病房的外科患者，每周出门诊一次，做手术一两次，手术后立即写手术记录，每天都要查房，“须尽可能多地接触临床”。

在临床教学上，沈克非教学生重视基础理论和技术训练，特别重视实习医师的病史缮写。他认为病史缮写能培养医师的写作和分析能力，只有详尽的病史，才能提供正确诊断的依据。他对疾病的诊断，反对人云亦云，提倡独立思考，强调诊断应先从病史入手，再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实验室化验，最后才考虑各种特殊的检测手段。这种客观全面的诊断方法对医师培养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沈克非的手术操作细致完善，步骤有条不紊，解剖层次分明，止血完善可靠，结扎缝合安全。为了减少组织损伤，他从不过多钳夹和结扎组织。这套科学的工作方法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使其临床诊断很少失误，手术效果良好。正是由于他的身体力行，中山医院规章制度严格，信誉卓著，业务蒸蒸日上，“一切为了患者”的“中山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沈克非说：“对一个外科患者而言，接受手术是住院中最重要的一天。患者每天都会计算着手术的日子，渴望病痛早日根治，早日恢复健康，但又担心手术的风险和效果等，在手术前会有很多焦虑和不眠之夜。我们外科医生要了解患者的心理，除了做好手术前的周详准备外，对于手术的有关问题也要向患者和家属做必要和详尽的解说，对手术时间更要一丝不苟。如果手术安排在上午8点，这就意味着8点，不是走进手术室，也不是开始洗手泡手，而是你站在手术台旁，拿着手术刀开始划向患者的皮肤!”从这些言语中，学生们深深领悟到医生“守时”的内涵。

沈克非重视培养医学生在临床医疗服务中深入细致、独立思考、认真扎实的作风。中山医院外科有每周一次的主任查房制度，全体外科医生、护士、实医生、进修医生都会参加。沈克非查房时，青年医生和实习医生“又爱又怕”，“爱”的是他学识渊博，谈吐风趣幽默，结合实例讲解分析，获益非浅;“怕”的是他查房时，对青年医师和学生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对报告的病史，沈克非不仅重视内容，连文字、词句、文法、发音等都十分注意，发现有错，会立即纠错批评，从实习医生到主治医生，均一视同仁。

沈克非在日常工作中非常注重仪表，他认为一位医生如果没有良好的形象，很难赢得患者的信任。他要求自己手下的医生：“皮鞋不亮不行，衣服不平不行，学问不好不行。”有一次，一位医生未来得及理发，头发蓬乱，虽躲在人群后面，但仍被沈克非发现，严厉地说：“医院有的是凡士林，蹭一点抹在头上。”

在沈珝琲印象中，父亲情绪外露，有着“可爱”的一面。如果他当天的手术非常成功，回到家后，全家人吃饭的氛围便会比较活跃;如果手术不顺利或者术后效果不理想的话，他回到家后便会一脸严肃，“这时候，母亲就会告诉我们离父親远一点儿”。饭后，孩子们通常就会去写作业，父亲和母亲在一旁看书。尽管父亲平常比较严肃，但家庭氛围却很欢乐。

沈克非培养了很多专业人才。1931年至l937年间，他在南京中央医院任院长时，每年招收30至40名进修医师，几年间总共培养高级医师200多人，其中许多人都成为医学界的栋梁。他十分关注外科领域新分科的创建和发展，大力培养年轻有为的医师独立负责。我国外科学家裘法祖教授便说过：“沈克非教授慧眼识人才，大胆用人才，这也是他对中国医学的一大贡献。”

(参考资料：《沈克非：“外科第一刀”》《中国卫生人才杂志》2009年第7期、《聆听沈克非与李济仁医学世家传承之道》《健康界》2018年第9期、《倾心育才的外科泰斗沈克非》《中国医学论坛报》2016年1月7日;作者：邱佩芳、郝兰兰、王姗)

大医生的小故事

“国医”也是普通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大夫郎景和曾著一书，近距离地记下了大家们的小事，别有一番滋味。

协和大查房

大的科多会有全科大查房。著名的协和大查房源远流长，那些熠熠闪光的医学泰斗：钟惠澜、朱宪彝、刘世豪、李洪迥、邓家栋……那庄严的情景，令人敬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内科大查房，是我们经历过而终生难忘的。张孝骞教授主持，各内科专业教授，可谓大腕，前排就座，阶梯教室座无虚席，过道及窗台都挤满了人，不仅仅是内科医生，其他科的医生也趋之若鹜，场面热烈。

妇产科每个月也有一次全科大查房，叫“月报会”。先由各病房总医师报告上个月工作数量和医疗状况，提出疑、难、重病例讨论，主任及教授发表意见，交流经验，并有相关文献复习和简短学术讲座。参会者都颇有收获，甚至吸引了市内，或外埠同道专门为此而来。

听大师们讲课

大学里，有很多受尊崇的师长们授课;工作后，有很多妇产科前辈们讲演。记得起的、印象深的，似乎不在于讲的内容，而在于讲者的个性、特点或者风采。回忆大师们的讲演风采是有趣的。

鲍铿清教授是著名的组织胚胎学专家，他的科学家秉性卓尔不群。20世纪60年代，据说某国一位学者发现了针刺穴位的组织学结构，名曰XX小体，并连接成经络。鲍教授认为他讲的无法重复，不能验证，是伪科学，这在当时是要有点勇气的。后来证明那不过是一场政治闹剧。鲍教授讲课则基本上(或根本上)是念他的稿子，非常认真地念，包括“重起一行”“逗号”之类照念不漏。于是，我们上课就是记录。我的同桌每每打瞌睡，本子上便拉成了曲线，同学们戏称为“睡波”。一下课，便又精神起来，赶忙抄笔记，再上课，再绘“睡波”。鲍教授依然故我，继续一板一眼地念他的稿子。记得他的眼镜可以翻转，一会儿翻下来(老花镜)看讲义，一会儿翻上去(平镜)翻上去看同学……从不敷衍。

王根本老师(当时是解剖学讲师，后来当然是大教授了)讲课极为熟练，可以说倒背如流。更有绝招的是，他背靠解剖挂图，可以用教鞭准确地指点什么骨头、什么肌肉，再加上他浓重的口音，使讲课变得生动有趣。解剖本来很枯燥，可是到现在，我都喜欢解剖，看图谱，背记血管、神经、淋巴，好像锻炼记忆，乐此不疲。当然，对于外科大夫，这是必备的基本功。

阴毓章是妇产科教授，以严谨、严肃、严厉闻名，令师生畏惧。他37岁便在美国得到了内、外、妇、儿科四大教授的头衔，怪不得那么“牛”!早晨在手术室走一遭，连外科手术也能指点。他还研究过克山病。他做手术得意之时，要哼一曲洋歌，当时我们听不懂，拉钩唯恐不及，哪敢分心欣赏歌曲。他解剖盆腔血管时，会不时地发问，令人胆寒。有一次“倒霉”竟落到了院长身上：那天，院长到手术室“视察”，站在我们后面看用阴教授做手术。阴教授指着一根血管问：“后面的，这是什么血管?”院长非外科大夫也，怎能回答，默不作声。阴教授喝道：“连这根血管都不知道，还看什么手术?你出去吧!”院长居然一声不吭，乖乖地退下去了。

阴教授对病人可是非常关心，对工作可是非常认真。记得那时开始用双氢克尿噻治疗妊高症(当时叫妊娠中毒症)，阴教授一整夜地坐在病人床边，观察病人，计量尿液。

阴教授的讲课可谓“空前绝后”，那不是讲课，是教诲，是教训。讲“骨质软化症”，板书由当时任助教的老师用粉笔写好。教授手拿教鞭，熟练地绕着圈。本来不大的眼睛眯缝着，不知道目视何方。他开始便提问：“为什么北方孕妇容易患骨质软化症?”从前头一排点起。一般的问答都是北方冬天日照时间短，少户外接受日光的活动，蔬菜缺乏又单调，钙质摄入也不足……好像教科书上写的基本也讲出来了。可是阶梯教室近200人已经站立起一半，教授仍不满意。后来，他讲课前，问过“巴斯德消毒法”，问过“分娩因素”，甚至问“白细胞分类”……都不是特别“了不起的问题”，但也从来没有人答对过。同学们害怕他提问，上课不敢坐在前排，可这也逃脱不了教授的目光——他眯缝着眼睛，略微抬一下头，用教鞭向后方一点，像乐队指挥将指挥棒向上一挑，“请最后一排，最右边那位戴眼镜的同学回答”，于是教室后半部分同学都相继站起来了。

我1964年到协和以后，林巧稚老主任(在协和大家更习惯叫大夫，如张孝骞大夫、方圻大夫等)已经不太讲课了，但林大夫查房却是很有意思的。对林大夫查房，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我们要把病例摘要，包括各项化验结果都背得滚瓜烂熟，特别是要准备林大夫可能提的问题，要查阅文献。高年大夫更要能引经据典。然而，林大夫可不是那么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提问题、讲问题的人;她看见窗户都涂了绿漆，便提问，颜色对病人的心理有什么影响;她在待产室直接用耳朵贴在孕妇肚皮上听胎动、胎心，旁边大夫送上胎心听诊器，她便问，这种听诊器是谁发明的?最能让林大夫查房高兴的是陪伴她的高级医师必须有如下两个本领：第一，因为林大夫英语太好了，查房时会经常不由自主地说出一些英语来，你必须能准确、简要地帮助老人家解释一下;第二，林大夫有时会找不出一个合适的汉语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她又要求非常准确地找出这个词，你必须善于捕捉林大夫的思想脉络和表达方式。

后来，我经常陪林大夫接待来访者，或拟文发表，或拟稿讲演。通常是和记者商定提纲，然后和林大夫交谈，再将其谈话整理出来，有序有段。还得让林大夫看得满意，说得上口。林大夫有深刻的思想、睿智的见地，我们会从她朴实无华的言语中领会到一位伟大医学家的胸怀、宽广无涯的仁爱。

还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已故副主任王文彬教授讲得好。林大夫从美国芝加回来，在10楼223室(一个老协和聚会的阶梯数室)讲演，她用英文演说近两小时，却唯独没有一个“我”字。何止是讲演，她的82年生命历程，如此壮丽，是只有妇女和儿童，唯独没有她自己。

老中青三人行

宋鸿钊大夫(1915-2000)、吴葆桢大夫(1929-1992)都是闻名遐迩的妇产科大家，我尊敬的师长。我们之间情谊深长，对他们如父如兄。他们虽已仙逝多年，但我的缅怀之情与日俱增。我们三人，依次相差十多岁，又经常一道外出，是真正的老中青三人行。宋大夫是谦谦君子、宽厚长者;吴大夫多情趣、善调侃;我乃平庸、中庸一后生。所以，我们在一起，总是和谐愉快。

外出，主角当然是宋大夫，吴大夫是配角，我是随从。一个重要任务是宋大夫讲课，宋大夫不仅致力于根治绒癌的研究，更热心于临床经验的推广，招收进修生，举办学习班，覆盖全国各地。当时，讲课没有PPT，没有幻灯，宋大夫一杯茶水、一根粉笔，一口气、一小时，生动流畅，令人难忘。

宋大夫眼神不好，走路非常小心，也是我们保护照顾的重点。特别是走阶梯、下坡路，吴大夫通常走在前面，人高马大，双手插腰，两腿弯曲，呈开路抵挡之势，以防宋大夫滑跌。我则是紧紧地搀扶着老人家，也颇费气力。宋大夫肥胖，举步局促，想走大步，却不稳健;下雨天，愿往亮处走，那正是水地。

三人行，而今唯我独行!

我和宋大夫在一個办公室，他执意要把他用的办公桌椅让给我用，那是林大夫留下的。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宋大夫神秘而真诚地对我说：“你坐，你坐，这个桌椅好。”我坐在这里当了20年主任，会永远记得林大夫、宋大夫、他们好像在我身边，并注视着我、庇荫着我、支撑着我……

(责编：兰嘉娜;参考资料：《一个医生的故事》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作者：郎景和)

作者：闻立 陈毓婧 王文彩

第2篇：大医精诚济苍生

当下，对于高考生来说，挑大学选专业是头等难事。事实上，很多专业是以通识教育为主，特别是文、史、哲等专业，即使是理科，纯基础学科也缺少工作所需要的技术性。当毕业生找工作时，比较难找到和所学专业对口的工作。然而医学专业是个特例，因为专业技术性极强，绝大部分医学院学生都在卫生系统工作。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收获救死扶伤的成就感，那么医学院一定是你的起点。医学类专业名目众多，很多专业名称只有一两字之差，其实无论是学习内容还是就业方向都相差甚远。那么这些专业究竟是学什么，未来又将做什么呢?本期为你揭开答案。

口腔医学VS口腔医学技术

这两个专业字面上只相差“技术”两个字，但实际相差甚远。

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口腔医学专业属于医学学位，毕业之后通过执业医师考试可以做医师。而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属于理学学位，毕业后无法参加执业医师考试，就业指向为技师。尽管二者在工作上有交叉点，但是技师并不直接为患者治疗，更没有处方权。口腔医学专业一般学制五年，口腔医学技术专业一般本科学制四年，而开设该专业的专科学校较多。

在专业定位方面，口腔医学专业培养具备医学基础理论和临床医学知识，掌握口腔医学的基本理论，熟悉临床操作技能，能在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口腔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修复和预防工作的医学高级专门人才。也就是说，它所培养的是我们通常意识中的牙医，比如你拔智齿、修牙，都会求助于他们。当然他们的工作范围并不止这些，颌面部损伤、口腔黏膜病损、舌头疾病、矫正牙齿等都是他们的工作。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培养具有口腔医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基本操作技能，熟悉各种常用修复体设计和制作，从事口腔修复工艺设计和矫形制作的高素质应用型技术人才。其实，很多人镶的烤瓷牙等义齿，都出自这个专业背景的技师之手。医师直接和病人接触，为病人提供治疗，技师为医师提供治疗所需要的用具，以及辅助医师工作等。

既然它们的培养方向不同，那么课程设置上一定也有所不同。口腔医学专业开设的课程包括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临床诊断学、口腔组织病理学、口腔解剖生理学、牙体牙髓病学、牙周病学、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修复学、口腔正畸学、口腔预防医学等。口腔医学技术开设的主要课程包括口腔解剖生理学、口腔内科学、口腔外科学、口腔材料学、口腔医学美学、口腔正畸学、固定义齿工艺技术、可摘义齿工艺技术、全口义齿工艺技术、口腔预防保健学等。从专业设置上你就能看出，前者研究生理和疾病，后者主要研究制作工艺。

就业方面，口腔医学专业学生主要流向各级医院的口腔科。现如今一般三甲医院都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如果你高考成绩优秀，也可以报考口腔医学专业(七年制本硕连读)，这样相比本科毕业后再考研节省一年时间。当然你也可以自由执业，如果你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在业内有一定的知名度后，自己开一家口腔科诊所也是不错的选择。现如今在大医院挂号排队要消耗非常多的时间，诊所成为越来越多患者的选择。此外在美容院从事相关的面部整容、美容工作，或者做科研工作者，去研究口腔疾病的发生、发展、预防及治疗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从事治疗工作，需要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口腔医学技术专业的学生主要的工作方向有两种：一是到医院和诊所做技师，配合口腔医师进行口腔疾病治疗，如制作修复体、矫治器等;二是到义齿加工公司从事义齿和修复体的设计、加工、制作。要进行此类工作的学生需要考取口腔修复职业资格证。

报考口腔医学专业，有几个老牌院校值得推荐，如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等。而本科层次开设口腔医学技术的学校较少，有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泰山医学院等。在专科层次开设该专业的学校较多，如辽宁医学院，以及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厦门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等。

中医学VS针灸推拿学

你了解的中医是做什么的?也许你会说：“拔罐、针灸、推拿、开中药方等。”的确，针灸、推拿确实是中医工作的一部分。那么这两个专业有什么区别呢?

中医学专业主要学习中医药学基本理论知识和中医临床医疗技能，同时也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和现代医学知识储备，本科期间受到中医临床技能和现代医学临床基本技能的训练，有至少一年的临床实习时间，借此培养学生对于中医各科疾病的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的基本能力。同时，对方剂学的学习也是中医学专业学生学习的重中之重。针灸推拿学专业除了要学习中医学基本理论知识和与本专业有关的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方面的基本知识，还要学习中医临床技能、针灸、推拿技术，本科期间重点进行针灸推拿方面的实践训练，毕业生应具有运用针灸、推拿治疗各科疾病的基本能力。

因为方向的不同，这两个专业在课程开设方面各有侧重。但总体的特点是本科同是学制五年，但是中医学的学习范围较为宽泛，而针灸推拿学的学习内容相对专一、集中。中医学一般开设以下课程：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正常人体解剖学、生物化学、内经、方剂学、生理学、病理学、医学免疫学与微生物学、药理学、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中医各家学说、诊断学基础、中医内科学、中医急诊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内科学、中医外科学等。而针灸推拿学一般开设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正常人体解剖学(含穴位局解)、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诊断学基础、西医内科学、经络腧穴学、刺法灸法学、针灸治疗学、实验针灸学、针灸医籍选、按摩推拿学、中医气功学、中医内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妇科学、外科学概论等。

总体来说，这两个专业的学生最终都会流向医院或诊所。中医学的毕业生侧重于整个中医范畴内的诊疗，对方剂的掌握要求较高，要会把脉，会开处方，脑力工作比较多。而针灸推拿学的学生主要做针灸、推拿的相关工作，相比之下体力上会更累，男生更适合选择这个专业。

对于这两个专业，建议大家报考专门的中医药大学，如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等。需要注意的是，与其他医学类专业只招理科生不同，这两个专业部分学校文理兼招。此外提醒大家的是，部分学校的针灸推拿学仍然在中医学专业招生，报考时的名称是中医学(针灸推拿方向)。在很多大学，一般中医学的录取分数线要比针灸推拿学略高。

临床医学VS中西医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是大多数报考医学类院校同学的第一志愿，目的只有一个：做医生!没错，临床医学专业培养的就是西医医生。与之相似的专业是中西医临床医学，该专业需掌握中西医知识，在本领域内行医。

临床医学的学生可以说是在大学校园里最忙碌的一群人，他们不仅要掌握基础医学中临床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学习对常见病的诊断与临床基本技能，还要有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快速的反应力，这样才能第一时间处理急重症。对科研能力也有较高的要求，科研型医生成为越来越多医院的要求。在课程方面，一般都要系统学习系统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局部解剖学、生理学、医学微生物学、医学免疫学、生物化学、病理学、药理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等。从大四开始，要到医院见习、实习，进行最直接的医疗实践。

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不仅需要学习传统中医学理论，同时还要对西方现代医学进行学习，中医课程相对偏多，而在西医方面自然不如临床医学的学生学得精，是个“多面手”。该专业开设的课程有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人体解剖学、病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西医诊断学、医古文、中医内科学、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中西医结合儿科学、生理学实验技术、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中医古典医籍等。

事实上，对于临床医学五年制本科毕业生来说，就业难是个必须承认的事实。医疗行业是人类健康所系，对从业者素质要求很高，加上现在很多综合性大学都开设医学专业，毕业生逐年增多，所以一般来说硕士学历是起点，考研是大部分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的选择。当然，如果你高考成绩较为优秀，可以考虑报考七年制本硕连读或者八年制本硕博连读的临床医学专业，这样就一步到位了，而且非常节省在校时间。在院校选择上，除北京大学医学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老牌医学名校外，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也是不错的选择，在业内认可度高，且分数不像前面列的几所那么“高不可攀”。而一些地方的省属院校也会开设临床医学七年制专业，毕业生在本省内认可度比较高，如大连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广西医科大学等。

中西医临床医学的学生就业主要指向各类医院，硕士以上学历就业较为理想。同时也可以做中西医结合相关的教研工作。此外，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越来越重视，也为这一专业的学生提供了更多工作的空间。他们也可以从事保健方面的相关工作，如到健康管理公司做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等。开设这个专业的学校以中医药大学居多，师资也相对更加专业，如上海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等。

药学VS药物制剂

药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药学和药物制剂专业都与医学息息相关。这两个专业都属于药学学科，药物制剂是从大药学范畴中衍生出来的专业。最大的区别是药学专业对药物整体的学习比较全面，药物制剂专业侧重对药物的剂型进行合成与开发。

药学专业的学生需要掌握药学学科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实验技能，毕业后能在药品生产、检验、流通、使用和研究与开发领域工作。也就是说，与药相关的一切领域，都是药学专业的研究范畴。本专业的在校学生需要学习人体解剖生理学、微生物和免疫学、医学统计学、天然药物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理学、药物分析学、药事管理学、临床医学概论等课程，实验课较多。

药物制剂专业的学生主要研究药物的剂型，比如片剂、针剂、冲剂等，学习怎样让它们更好地作用于人体。在学期间主要学习药物的化学合成，有助于开展对制剂的研究、剂型设计与改进以及药物制剂生产的工艺设计等。主要课程有：物理化学、化工原理、药物化学、药物分析学、药理学、物理药学、药用高分子材料学、生物药剂学、工业药剂学、制剂设备与车间工艺设计等。

事实上，这两个专业在就业方向上相差并不大，主要是去医院药剂科和药检所、药监局等。但在国内，医院对药师的需求并不多，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多时候都只是根据临床医生的处方来辅助患者用药。而且这些单位都是事业编制，大都要求有硕士以上学历，且同一岗位竞争者众多，需要参加事业编制或公务员考试。除了医院，药企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性格外向，喜欢公关，可以做医学信息沟通、医药销售的工作，因为有药学背景，会更加熟悉工作内容，做起来更容易。这类工作一般底薪较低，收入主要来自绩效工资，很多从业者都收入不菲。更多的学生选择考研，从事科研工作或者研发工作。想做科研的同学深造之后可以进入各类药物研究所工作，如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继续探寻药学的奥秘。而如果对研发感兴趣，知名药企如辉瑞、默沙东等对研发人员的需求量也很大。此外，也可以选择药厂、药店经营等方向。或者硕士毕业后去中等卫生职业学校、医药类大专等院校任教。药学的硕士生申请出国读博相对容易，国外有很多大学开设这个专业，之后走学术的道路就是最好的选择，回国后可以到大学任教或者在实验室工作。

在药学领域，推荐的院校有沈阳药科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沈阳药科大学是学习药学类专业的首选，专业设置细化，除了四年制的药物制剂和药学专业，还开设有药学(英语强化班)、药学(日语强化班)专业，在重视专业课学习的同时强化一门外语，毕业生自然抢手，想去外企也更加容易。此外，药学(理科基地班)是很多希望学药学的孩子心生向往之地，学制为4+2+2，实行“学士—硕士—博士”连读分流制度。在本科学习阶段符合条件的学生优先免试攻读硕士学位，优秀的硕士生优先免试攻读博士学位。本科阶段就可以进入博士生导师的实验室参与科研，学习提高，自然赢在了起跑线上。

总体来说，选择医学，就是选择一条艰难曲折的求学路。你可能需要更长的学制，牺牲更多的时间在实验室和医院，修更多的学分，参加更多的考试，而且单单本科学历就业前景并不明朗。而如果你经历了最初最艰难的阶段，渐渐培养起了对医学的兴趣，沉浸其中时，你会感受到揭开生命奥秘的幸福感和投身医学事业的自豪感。那时你就会愿意在医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选择继续深造，寻求一个更高的平台，那么就业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作者：杨柠溪

第3篇：大夫方舟 大医精诚

专业和兴趣并重

报考医学专业是听家长的话，当年的高考成绩是在清华大学录取分之上，没有选择服从专业分配，被二志愿北京医科大学录取，选择的是公共卫生专业，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主要是源于兴趣”，马方教授说。

对公共卫生领域的事情感兴趣，对环保感兴趣，对人们的健康感兴趣，对烹饪感兴趣，这是马方教授的初衷。兴趣往往是最好的老师，6年的学习坚定了最初的选择。由于品学兼优，1987年大学毕业双向选择后马方直接来到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工作。当时的营养科有三位老前辈，他们很注重培养年轻人，这对马方等年轻营养师来说无疑是非常幸运的。老前辈们亲自带着查房，外出会诊，对临床营养可以说是重新学起。临床营养的精髓和内涵是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深入了解和掌握的。

北京协和医院在建院初期就有营养科，营养科和所有疾病都相关，面对全院所有的科室。在老一辈营养专家的言传身教下，营养科和其它科室一起合作，在临床营养科研方面马方教授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1995年就被任命为营养科副主任、行政第一负责人。那时他正值而立之年，可以说是“协和”历史上最年轻的科室领导人之一，谦逊的马教授将这些成绩归功于老一辈营养专家的栽培。


大夫方舟 引营养学发展新方向

营养科的工作过程是再学习的过程，更是实践的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句来源于生活应用于生活的人生哲理，也是最朴素的一句从医的真理。

营养科很大一部分工作是与医院其它科室进行配合治疗。在治疗过程中，马方教授说有两个印象最深的成功的案例：一个是神经性厌食的女孩子，来就医时瘦得皮包骨头，眼皮上的血管能看得很清楚，在治疗过程中，马方教授所在的营养科的人员亲自带着她做饭，进行饮食调养，并配合心理辅导，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这个女孩子由60斤增加到了80斤；还有一个印象极为深刻的患者，是一位溃疡性结肠炎病人，现在也是一种疑难病，肠子上全是溃疡，当时都已经给家属下了病危通知，医院在对患者进行药物治疗的同时，包括肠内肠外营养、普通膳食营养进行营养搭配治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挽救了病人的生命。那时行医，我们医院的医生还会在病人痊愈出院后去做家访，病人恢复了健康，一家人都很感激。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根据不同的病人给出不同的营养方剂，一对一的因人而施救，一个个不同病患的病人得到救治，所做的工作得到临床的认可，得到患者的认可，实现了社会价值，这也正是马方教授行医的初衷。

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了31年，管理营养科22年，做营养科主任18年，可以说，马方教授见证了临床营养改革开放后的变化，那就是营养科逐渐成为规范的一个学科，他感慨地说道，“我的名字是一个‘方’字，在《说文解字》中，‘方’字似两舟并行，这也恰似医院各临床科室与营养科室的关系。”。

2018年是全国改善医疗服务第二个“三年计划”的开局之年，过去3年，改善医疗服务工作扎实推进，取得显著成效，为“新三年”打下了坚实基础。新的三年，国民营养健康方案越来越提上日程，如何把国民营养健康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再上新台阶，需要全社会一起行动起来。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在营养治疗与健康膳食营养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我国临床营养人员的培训基地和成长摇篮，数十年来为我国培养了大量营养专业人才，今后，我们会持续为规范全民健康营养体系做出贡献，我们还会从医院走向院外，发挥更多的作用。
营养与保健 要持有正见

营养与社会上所称的“保健品”有什么差异，作为权威专家，马方教授给出权威的正见——营养与保健很难分开，但营养是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界定范围从人群来看，分为健康人，特殊阶段（儿童期、孕期），亚健康阶段，病人，所需要营养不一样。从营养的概念来讲，不是简单的吃与不吃的问题，什么是营养，正确的定义是“吃东西后能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利用，并达到增加体质的作用，不能被消化的排除体外，这人体代谢的整个过程称为营养”，怎么吃？吃得是否有用？营养要有针对性，要发挥正常作用。保健是正常营养素，起到预防作用；而疾病营养很复杂，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是治疗作用，疾病对人体的伤害是不能充分吸收营养物，常见的七大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糖类、矿物质、水、膳食纤维，要合理补充，保持人体正常机能，變成健康状态。药物是帮助控制疾病，营养作用是修复，恢复健康。

对于营养，第一不要过于夸大，第二要了解营养两大功能，维护正常功能，和修复患者吸收正常营养的功能。深奥的道理在其中，需要专业的人士要花很大精力，营养是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

修复作用的营养品分为三种，一是普通食品，二是食物中的一些营养成分提炼出来，比如单纯的一个维生素A，维生素C等片剂；三是功能性食品，如营养粉、营养液等，有共用的，有专病用的，比如肾病、糖尿病专用的，再往上是药品，这都是西医的体系，这些年我们希望在中医的体系深入挖掘一下，比如药食同源，药膳等。再往下，可深入到治未病，起到预防的作用。

营养与“天时、地利、人和”相关。天时来讲，与年龄、性别、天气，以及四季等因素相关；地利来讲，不同的地域、民族、种族，不同的饮食结构、不同的工作环境（高危或高寒）、不同的肠道功能、肠道微生态都相关；人和来讲，与人的健康、亚健康、病态的状态相关，具很强的个体化差异。
联盟平台 一条中国特色之路

作为即将履职“中国临床医学与营养膳食联盟”的执行主席，我马方教授说感到很荣幸。联盟的成立，具有实际的意义，希望联盟这个平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路。

一是团结联合共同的力量，作为一个平台，可以把临床营养业内人士，和相关人士团结在一起，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除了专业的力量，还有企业，政府机构，团结起来共同来做。

二是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中国特色的路。五千年来，我们国家的中医博大精深，期待中西医进一步结合，从院内到院外，2亿人，疾病、慢病，大量的人群需要，所有的社会力量团结起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产业研发合作之路。

三是充分发挥作用，按现在的科学发展趋势，建立独立的评价检测手段，这就包括实验室细节的评价，根据评价进行包括营养干预、静脉、肠内肠外，再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进行剂量的更改，常见疾病的营养治疗（包括糖尿病、肾病、肥胖症、营养不良等），慢病管理手段，营养的一些基本手段，从医院移植到社区、院外，形成一个有针对性地推广，医院疾症离不开营养，慢病也离不开营养，通过人员的培训、基本的布局，使营养发挥更大的作用。未来也希望实现通过基因检测治未病。所谓大医精诚，也正是这样一个道理。

同时也希望我们国家级医院规范化营养科室，成为一级科室，诊疗科目，收费项目，医师，营养师，技师，护师也可以考虑，期望今后20年内达到标准，期待国家能够把疾病营养科和营养产业进一步规范化。

专家简介

马方，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营养部主任。担任中国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员，中国临床营养产业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临床营养专业委员，北京卫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中国烹饪协会营养执委，中国美食专业委员会理事，北京烹饪协会常务理事。

从事临床营养工作30余年，擅长糖尿病、痛风、肥胖等慢性疾病的营养治疗。著有或参与编著《现代临床营养学》、《哮喘病学》、《临床营养学教材》、《欧米伽膳食》等多部专业及科普书籍。2007年担任中国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带领协会主要进行营养科规范化建设与管理工作，并受卫生部医政司委托组织开展全国范围内172家医疗机构临床营养科的试点工作及组织编写了《临床营养技术操作规范》和《临床营养诊疗指南》。近年来致力于营养知识的宣传与普及，组织中国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的营养专家开展了社区及家庭的营养教育，主编和出版了相应的教材。

作者：崔江红 贺永吉

第4篇：大医精诚

大医精诚--张伯礼观后感

韩振宏

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他是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学科带头人，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专项技术副总师，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会长……他在这一个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也交出了一份份不平凡的业绩单。 致力于传统中医现代化

“继承发展祖国传统医药，为人民健康服务。”这是老共产党员张伯礼的坚定信念。

“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它的理念、方法并不落后，现代生命科学所遇到的很多困难和挑战，将从中医药学中得到启发。”30多年来，张伯礼致力于用现代科学技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有一次，学校买进一台利用全血检测血小板聚集性的仪器，为摸索实验条件，建立基础数据库，需要大量新鲜血液反复测试。张伯礼连续8次抽取自己的静脉血。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劝阻他，他却说：“我是实验室负责人，应该抽我的血!”为完成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他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家就在校园旁边，却很少回去，连续奋战3个多月，终于完成了科研任务。他的这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他的执着也是我们行动的楷模!

倾注心血教书育人

张伯礼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上倾注了大量心血。直到今天，他都坚持在教学一线指导研究生、亲自给本科生授课。“培养出一批超过我的学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他常说：“一流的医生，应该坐下来会看病，站起来能演讲，闭上眼会思考，进了实验室能科研。”他言传身教，培养博士后、博士、硕士140多名。如今，他培养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很多都成为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他倡导教师当以学生为本，提出“医德高尚、会中医思维、临床能力强”的人才培养目标。2008年，他主持制定了世界中医学教育史上第一个国际标准——《世界中医学本科(中医师前)教育标准》，提交首届世界中医药教育大会讨论，2009年获审议通过，并向全世界发布，有力推动了中医药教育的国际化和标准化。

有人说，中医就是经验科学，也是模糊科学，实际上，中医药也是可以标准化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中医标准化，法制化。使我们的临床活动都能有章可循。

处处为病人着想

张伯礼把“贤以弘德，术以辅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但坚持每周出门诊。他处处为病人着想，从不开大处方，不做不必要的检查，不收病人任何礼物，为病人精心诊治。一次张伯礼出完门诊，疲惫地走出诊室，突然一位病人家属拦住他哭着说：“我们是从农村赶来的，没挂上号，您救救我们吧!”她指着病人说：“他得了肺癌，去了好几家医院，花了2万多元也不见好。”张伯礼仔细询问病人情况后，判断呛咳很可能是药物副作用引起的。他给病人调整了用药，亲切地对病人说：“你很可能不是癌症”。一周后病人复诊时症状明显改善，又用了一段时间中药，病人就康复了。病人家属拉着张伯礼的手说：“您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

作为一位普通基层医务工作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时刻装着病人，一切为病人的健康服务。

第5篇：大医精诚感悟

医乃仁术

大医精诚读后

当我踏入医学院的门开始，我深知自己将从事世上最伟大，最高尚的职业。但作为一凡人如何消除自己骄恣的心里，如何处理名利与职业关系等许多问题困扰我。知道学习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大医精诚》，我恍然大悟，怏怏中华几千年，如何成为合格的医生，称为济世为民的大医，在这里我找到了答案。“精”于高超的医术，“诚”与高尚的品德。只有解决众生疾苦，然又具备精诚者，方可称为大医之名。

凡欲成大医者，必先有高尚的品德：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视病人如亲人，身历其境的感受病人的疾苦。不要以地位，权势，贫贱为标准，将深受疾苦的患者拒之门外。凡有患者来访，必先谨慎接待，认真处理。并要大胆的为病人进行专业治疗，不要把疑难杂症的病人向外推。需要认真仔细的分析病情，多想专业性强的老师学习。为患者制定完整的治疗方案。

凡欲成大医者，必先有豁达的气魄。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而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遇到每个病人都要仔细认真的对待。不骄不躁，从容淡定，语气和缓，了解病人最内心的感觉，综合四诊，认真处方，并不厌其烦告知服药注意事项，不要草率的应付患者。为患者的康复做最大的努力。

但欲成大医，离不开不断的学习。“为有源头活水来”才能不断的充实自己，让自己有更多的辩证思路，为患者提供疗效最好的方案。不要盲目自大，鼓吹疗效，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一种疾病往往有许多治疗方法，我们必须负责的为患者提供一种最简洁有效方式。许多现实的例子告诫我们学习医学要：博极医源，精勤不倦。

医学工作者更要洁身自好，不为世俗名利所动，不贪图经济效益，不贪图显赫声誉。不要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学术上的知识存在许多争议，但不能一味贬低对方，说三道四。更不能依仗自己的某些长处，专心谋取暴利。不为患者提供最合适的治疗方案，所谓：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在做，天在看。做一名合格的大夫，必须完全自律，认真严格要求自己。努力继承祖国医学的，并发扬光大。

第6篇：大医精诚,医者仁心

才艺龚宇，大医精诚

夏花斗妍 妙手余香

崇尚美丽已不再是奢华的追求„„

一位不把自己当做英雄的真英雄，一位把崇尚艺术视如生命的学者，博学千古。他，进入过高等的学府，孜孜不倦;他，有过国际美容皮肤科学术大会上做学术交流的经验;他，在全国知名医院的就职背景;他，已然成为一位美容整形的“最强人”;他，一位集琴棋书画于一身的艺术大师，才华横溢。一位医术精湛，缔造美丽神话的人物;他，慧心凝智，潜心于医学研究，历届参加国家，全军整形、美容大会，荣获殊誉。他，就是黑龙江解放军211医院的整形美容中心主任龚宇教授。

黑龙江解放军211医院是沈阳军区中心医院，坐落在哈市南岗区学府路45号。是一所建院近六十年，具有辉煌历史和光荣传统，设备先进，技术精良，服务优质，环境优美，拥有床位800余张，40个科室的大型综合性现代化医院。是军队及省内首批三甲医院，连续三年夺得全军优质服务竞赛白求恩杯。" 1962年 ,龚宇生于江西南昌。1986年毕业于佳木斯医学院口腔系。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1医院整形美容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医疗学业经历： 佳木斯医学院口腔系(1981~1986);第四军医大学整形颌面外科(1990~1991);第四军医大学正畸(1993~1994);北京协和医院整形颌面外科(1996~1997);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整形颌面外科(1999~2000);北京整形医院(2001~2002);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整形美容中心(2003~2004)。 主要成果：主编《颅颌面外科学》、《整形美容外科》;获黑龙江省教委科技进步一等、二等奖各一项;军队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一项;30余篇专业文章在国家医疗专业杂志上发表，7篇管理文章在《中国医院管理杂志》上发表(均第一作者)。曾在第一届东方美容外科大会、第三届国际美容皮肤科学术大会上做学术交流及大会专题发言。历届参加国家、全军整形、美容大会。1999年被《世界文化名人辞海》收录记载(P1192)。两次荣获三等功，多次被《中国卫生报》《黑龙江经济导报》专题采访及人物报道。多项新手术被黑龙江省电视台、哈尔滨市电视台跟踪报道。

指导专家：第四军医大学周树夏教授(博士导师，全军颌面整形专业组长);上海第九人民医院钱云良教授(博士导师，院长);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王炜教授(博士导师，整形美容中心主任，全国整形美容协会副主席);中国协和医院宿玉成教授(博士导师，副院长);美国颌面整形专家Willian_ h . bell教授。

专业特长：眼、鼻、唇耳整形术;除皱;乳房整形;面形、体形塑形;外生殖器整形术等等。

业余特长：小提琴、吉他、绘画、棋牌、游泳。 创造神奇，再现美丽

飞花流月，时光荏苒。岁月的年轮不经意的雕刻着生命的苍桑，也造就出一个个传奇的人物，将岁月的苍桑转为人生的精华，让生命的美丽奂然新生。时代更替，物换星移。二十一世纪，将进入一个美仑美奂的时代。美丽将是展示自我的主流，爱自然，爱生活，更爱自己。

龚宇在他的专业性文章中率先提出医学整形的发展方向：创伤性美容、眼部医学美容、顺势医学美容。并从中医角度的宏观研究人体学，西医的局部研究人体学，发展到顺势医学的微观去剖析人体学，从而让整形达到了颠峰。

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富裕，以及各种需求，工作，生活，职场等，外在形象的好坏，传递着不一样的东西。微创医学美容在前期大受客户喜爱，然而随着医学方面的不断的深溯，及发展。顺势医学在行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迄今，还没有人像他那样对整形医学的认知、需求和研究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当一家家整形医院风拥而起的时候，龚宇在解放军211医院开创了医学整形的先河。

龚宇用生命诠译了“大医精诚”的真谛。为了留住青春的脚步，让时光倒转，美丽精彩瞬间重现就在眼前;他用艺术的眼光，高超的医术让一个个追求美的人在不觉中变身天使，安心享受美丽时光!他格守一个军人的天职，为每位咨询者打造适合于自己的美丽计划。他用艺术的眼光去衡量美的价值，从细节到宏观，从医学角度，艺术角度剖析每个人的美丽需求。

„„(案例描述)

艺术人生，人生艺术

他，沉醉在烟雨红尘中，墨香袅袅的书写人间的风花雪月，妙手雕刻一个个人生传奇。一首唐诗，一阙宋词，一曲琴音，涟漪了前世今生的眷恋。

热爱生活的人，也同样专注他的事业，醉人于他的爱好。无疑，龚宇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所以他在事业上不断拓新，而他有爱好也同样是广泛的。法国诗人瑞尼·查说：安住于一刻，就能发现永恒。

他的人生如琴，舞动指尖弹奏世界，跌宕人生喜怒哀乐，醉了情怀。生活中所有的美好皆在音律中委婉醉人，仿佛山川大河，时而激荡，时而宁静。一首小提琴乐曲《夕阳山顶》，夕阳、山顶、人生、信仰……犹似看见山颠轻轻地托起美丽的夕阳，为苦难的尘世无奈地绽放出恬静而美丽的笑脸，美丽的夕阳，那份柔情，那份沁人心扉的滋润，在音乐里静静地波动、流淌，我们的心花随着音乐也渐渐地盛开，这或许就是此时音乐带给渴望漂亮的你一份美丽的心情。

他的睿智如棋，自然天成。成败犹似智慧瞬间，浓缩人生上下乾坤，较量方寸。从他的一个个成功案例中可以观察到他的聪明才华，一篇篇学术论作中体会到他的满腹经纶。他的“闲敲棋子落灯花”是怎样的一种悠闲。闲来对弈，简单快乐，也许真是人间真谛。在俗世中寻找一份安宁，在喧闹中寻找一份雅致，在碌忙的工作中寻找一份悠闲。也许正是你我的需要!他喜欢“闲敲棋子落灯花”的悠闲! 少点幻想，多些现实，把那份雅致的淡定发挥在探求美丽的医学上。

他的性格如书，挥手间描摹诗书，落笔处摊开心性，荡出笔墨豪情。开朗洒脱的性格中豪迈无羁，这份热情在工作中，生活中带动着周围的人群。他的生活如画，笔端流出山与水，眉间行走情与卷， 绽开七彩纸素。墨香飘逸，绘出一个美好的生活。“摊一方纸，便可陈兵百万壁垒森严，纵不是峥嵘岁月，也将一个梦里天下尽揽入怀。研一方墨，寒暑也能互易，大雪纷飞时，也可百花齐放。酷暑难耐时，墙上山水意境里也有人乘凉!”这就是龚宇，书画人生，乐在其中。工作之余，研墨摊纸，把那份雅致挥洒自如。

第7篇：《大医精诚》读后感

寒假里我读了《大医精诚》，联系已过两年半的学医生涯，对于我们将来从事的职业也有了初步的认识。从《大医精诚》的字里行间里，会发现落在医生身上的关键就是责任二字。也许责任很好说，做起来却很难。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被誉为是“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它明确地说明了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不光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还要拥有良好的医德。每个医生都秉承“大医精诚之心”，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首先强调了医学乃“至精至微之事”，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一个医生若无精良医术，即使厚德仁心，也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合格的医生;不能救人于疾患危难之中，医德纵然也是一句空话。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生的服务对象是人，人命大于天，分秒中的诊断便决定着一条性命的去留、一个家庭的悲欢，因此作为医生需时刻谨慎，一丝不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大医精诚》论述了有关医德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精，要求医者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还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第二个是诚，要求医者不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以“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而且要发愿立誓“普救含灵之苦”。

从《大医精诚》中，我们看到了责任，看到了精诚，更看到了医德的重要性。这篇文章没有教给我们具体的医学知识，但教给了我们行医的道德。从古至今，文明社会都非常注重道德建设，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这样形成的。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文明于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道德之准则，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而独具特色的道德传统。本文作者孙思邈先生也是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德艺双馨的典范，成为历代医录和百姓景仰的伟大先师之一。

也许有人还在辩解着部分病人的道德问题。诚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理取闹，可是站在他们的角度看他们也是脆弱的。并且，这不是我们降低医德标准的理由。作为医生，首先得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任何时间都得以精诚来要求自己， 才可以更深入了解病人，方便我们行医。毕竟今天传媒技术那么发达，谁也不希望自己成为公众负面的关注点。

再来半年，我们就要去医院见习了。到时我们不仅要加紧学习医学知识，还要学习医生们的精诚，看看他们是怎样尽心尽职的对待病人，学习他们的医德。可能我们也会见到一些对自身要求不高的医生，但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到经验教训，引以为鉴。

读完《大医精诚》感慨良多，也被孙思邈严于律己的崇高品德所感染，古人尚能以精诚的医德来要求自己，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更不能位于人后。

第8篇：大医精诚止于至善

大家好，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大医精诚止于至善》，唐代孙思邈著有《大医精诚》一书，所谓“精”指的是熟练的专业技能，“诚”指的是高尚的医德品质，惟有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者方能称为“大医”。精诚大医者，不仅要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更要安神定志、杏林春暖，带给患者希望与温暖…

或许，我们不必站立在万山之巅才会看到满目白云的飘荡。 或许，我们不必遨游在仙林秘境才能目睹天使善良的脸庞。 在情满大地的人间，总有一群人，让世界充满了光明和希望。 不论何时只要可以见到她们轻盈而来的身影， 又无论何地只要可以看到她们坚毅执着的面庞，

在每一个深邃的黑夜的空旷中，在每一个璀璨的黎明的阳光里， 就会传来一道道满载希望的光亮。

有人说用自己的左手温暖右手是一种自怜，而用自己的双手去温暖别人的双手，却是一种奉献。作为一名白衣战士，面对患者渴求的目光，我们义无反顾;面对一次次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从不退怯;面对肩负的神圣职责，我们兢兢业业;面对时代的召唤，我们一往无前。因为我们的双臂撑起的是无数个温暖的家庭，因为我们的双手托起的是一个个希望的梦想。2014新年的爆竹刚刚燃尽，120紧促有力的鸣笛声却打破了这份祥和，救护车飞驰而来，呼啸声震撼着每个人的心弦…这时，呼一病区的值班人员立即忙碌起来，家禽的接触史，持续不退的高热，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病患可能将会成为合肥第一例禽流感患者，白衣战士们没有为此而退缩，气管插管，控制病情，紧急采样，预防隔离，标本送检等措施一项一项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要知道，以禽流感的病情发展速度，早一刻对症诊治就多一分康复痊愈的希望，很快结果出来了，在事实面前证明了我们的谨慎与果敢都是正确的，标准预防与及时处理都为接下来的隔离与救治节省了时间。深夜，冒着雨，，主任和护士长赶来了，接过隔离衣就进入隔离病房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不断的调整治疗方案，亲自给患者翻身擦拭。因为患者需要隔离特护，穿上隔离衣，就要几个小时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刚刚交接完简单吃了饭，刚刚睡着就会被闹钟惊醒，接过隔离衣继续奔赴前线。那段时间主任、护士长都没有离开过科室，大家都以科室为家，相互鼓励，众志成城，共同抵御着疾病的考验。有人说过，看一个团队的整体素质如何，就是要看在突发情况的面前，他的团结与协作能力如何。当第二名禽流感患者康复出院时送来致谢的锦旗，我想，这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团队是优秀的。看着迎风飘扬的锦旗，仿佛我们的灵魂也跟着舞动，这一刻，我们会变得更加勇敢，既然患者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交给我们去守护，我们就应该更勇敢、更坚定的承担起这份责任，至精至诚，问心无愧，我们守卫着健康，守护着希望，我们就要必须要用专业的知识去传承这份神圣高贵的使命。

如果说，高尚的医德风范是白衣战士永恒的追求，那么，无私的奉献精神则是我们珍视的生命!奉献是日复一日付出的汗水和执着，奉献是年复一年守护的健康和希望。我们用双手去描绘生命的流光溢彩，我们用心灵去谱写爱的伟大篇章。我们用心诠释着生命和爱的意义。我们把宏伟的梦想化作每时每刻的点滴努力，每一小步的力量都足以成就一个个家庭里的欢声笑语。

我们是折翼的天使，留在人间守护着饱受疾病折磨的病患。如果我是初春的丝丝细雨，渺小入微，我要竭尽所能，尽一己绵薄的力量，将自己变成滋润枯竭心灵的甘霖。如果我是盛夏时的缕缕清风，无形无体，我要不屈不挠，驱赶骄阳的炙热，轻轻的拂过宁静的病房。如果我是深秋的一片红叶，终将零落，我也要义无反顾，不惜身躯化作抵御严寒的春泥。如果我是寒冬里的一支腊梅，无意争春，却要傲然枝头，传递着生命的春天即要来临的信息。

最后，我要把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推荐给大家，你曾对我说,相逢是首歌，眼睛是春天的海,青春是绿色的河…这首歌是电视剧《红十字方队》的主题曲，相逢是首歌,歌手是你我，心儿是永远的琴弦,坚定也执着。相逢即是缘分，头顶一片天，脚踏一方土，我们共同守卫着健康，共同守护着希望，我们用专业知识承担着神圣高贵的使命，大医精诚，止于至善，让我们共同去谱写一曲白衣战士的青春赞歌…

第9篇：大医精诚论读后感

自古至今，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文明于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道德之准则，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而独具特色的道德传统，大医精诚论读后感。各行各业都遵循着职业道德。医生，担负着"上以疗君亲之族，下以救贫贱之厄"之重任。古往今来，在社会生活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意思是说"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在治病的时候，一定要安定神志，无欲念，无希求，首先表现出慈悲同情之心，决心拯救众生的痛苦"。医生在面对病人的时候要集中精神，不要让病人觉得医生不重视他，要怀有菩萨心肠和端正的态度，给予病人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服务，"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的意思是说"医生的准则，应该是慎于言辞，

对我而言，刚从大学毕业步入工作岗位，理论知识还需要实践的锻炼，才可以成为医学的栋梁之才。但"欲成才，先成人"，从一名医学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医生，首先要学习的便是医德，学习如何才称得上是一名好医生!"大医精诚"，"精"于专业，"诚"于品德，这样才是德才兼备的"大医"，而这亦是读完本书后得出的领悟。医海博大精深亦一时难以参透其中的奥妙，而我要做的是，力争做到"精诚"二字，尽毕生之力来做到"大医精诚"四个字!医生是份无比神圣的职业，选择了这份职业就选择了耐心、仁慈、诚实、审慎、公正、廉洁和敬业。我国的医药事业的发展需要一代大医的出现。人类医学的进步也需要众多"大医"的出现。同样建立和谐医患关系，也需要有一个更加切合实际的政策体制作保障，需要所有的医生在拥有精湛的医技、至诚至信的医德之外，还要拥有一颗慈仁之心、无私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