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光复前后时事新报和商务印书馆的流言政治和文化运作就是一个例子

摘要作为清末立宪政治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机关报的《时事新报》，在张元济、汪诒年的带领下，原本是为了灌输国民政法知识、预备立宪而创设的。但是在武昌首义的革命风潮影响下，随着张謇、张元济等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立宪党人内部的分裂，它与沪上其他报纸一道积极投身革命宣传以激荡风潮，尤其是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辑出版了《革命文牍类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等大量的书籍、期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而考察这些文化生产背后的种种因素，除了与立宪党人思想倾向革命、沪上政治氛围浓♘有关之外，时事新报馆和商务印书馆当时面临革命党人的谣言政治的压力，是必须要予以充分考量的。在谣言充斥的革命压力铸就的舆论生态中，时事新报馆和商务印书馆通过自身的文化生产不但证明了自身的政治立场和革命倾向，而且化解了革命党人的谣言政治带来的巨大压力。

关键词谣言政治文化运作

如果我们拨开尘封已久的历史烟云，回首一百多年前辛亥革命前后沪上历史场景，我们就会发现当时上海的新闻出版业在革命的浪潮中几乎都表现得异常进步，除了革命派的《民立报》《民主报》《神州日报》不余其力地鼓吹外，就连立宪派背景的《时事新报》，在主编汪诒年的带领下，不仅从正面广泛、深入地报道武昌起义的相关消息，而且以时事新报馆的名义与上海“自由社”合作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革命文献资料，比如《革命文牍类编》《革命党小传》《中国革命记》等，就连一向以平和持重为特点的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中国革命纪事本末》《大革命写真》等书籍画册，以为革命之宣传。这些书或期刊一版再版，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也是我们研究辛亥革命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毫无疑问，立宪派的《时事新报》和商务印书馆最先出版有关武昌首义的革命史料构成了辛亥革命前后沪上新闻出版业一道奇特的风景，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书籍都是在怎样的一种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之下得以问世的呢?

一

《时事新报》的前身《时事报》是由邵松权等人于1907年12月5日集资创刊，延请汪剑秋主编。

1909年因经营不善被上海道台蔡乃煌收购并入了由狄葆丰创办的《舆论日报》，后更名为《舆论时事

报》。1910年9月23日出版至第999号再次进行改版，第1000号则又改回原名《时事报》，报务由孙家

振、雷缙主持。1911年5月18日《时事新报》正式面世，如果深究《时事新报》的诞生，则与张謇、张元济、郑孝胥、孟昭常等人主持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有关。预备立宪公会，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政团，成立于1906年12月16日，是响应当年九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的旨意而成立的，它的目的就是要“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为基础。1911年2月6日，预备立宪公会召开新年大会，并补行上年年会，由于会员分处各地，因此采用通信投票的办法，张謇当选为正会长，郑孝胥和张元济当选为副会长。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作为沪上工商界翘楚自然成为了立宪运动的重要阵地，除了张元济之外，夏瑞芳、高梦旦、李拔可、孟森、印有模、陆尔奎等商务印书馆成员都是预备立宪公会成员。

既然要让国民明悉国政，宣传教育民众的工作就极为重要，但是在张元济的眼中“中国报界堕落极矣”①，因此，在1911年初，张元济一方面准备创设杂志，来宣传立宪，在他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谈到，“再敝馆明正拟发行《政法杂志》，月出一册，冀以普通政法知识灌输国民，拟乞大文一二首，冠之简端，以增光彩。”②另一方面，张元济就是要创设报纸，与《政法杂志》一道形成组合拳，来更广泛的宣传立宪。该报的经费主要来自张謇，曾经担任过《时事新报》经理的张云雷就直接说，“《时事新报》最初是由南通张謇办博览会赚来的钱办起来的。”③无论从经费来源或是办报主旨来说，《时事新报》都是与预备立宪公会有极大关系的。

1911年4月5日，张元济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日报为今日一大要事，京中要人无不各挟一报以自护，从此国中恐只有个人之私言，而无国民之公论，非有贤者出为拯救，世道人心真不可问矣。友人去岁购入《时事报》，弟归自海外，来相商榷，宗旨相同，约集得三万金，尚不能动手。饷械未足，不敢轻易出战。然已踵决肘见，窘态毕露，亦可见近日经济之困难矣。但祝天佑中国，早赐刀环，旌旆归来，定当虚左以待。但不知何日方偿此愿?”④在1911年5月12日，也就是《时事新报》面世前一个星期，张元济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又说：“日报近稍稍布置，拟即日更换面目。惟人才太缺乏，即云改革，恐亦不过如近日之新内阁。前书谓日报为不可缓之事，将至台湾有所谋划，不知果有端绪否?”⑤此时，张元济已经透露了想要革新《时事报》的想法，即“拟即日更换面目”。在1911年5月31日，此时《时事新报》已经面世，张元济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时事新报》为弟与梦旦数人所组织，仍延仲谷综理社事，已属发报处按期邮呈，敬祈教正。”⑥又说：“《时事新报》已属按日邮呈，其中舛谬之处务祈勿吝教诲。今日所谓舆论，无非一种偏激之谈，实不足以膺国民先导之任。敝报颇欲力矫其弊。而彼众我寡，不知何日方能唤醒群迷?想公闻之当亦为之扼腕也。”⑦可见，从《时事新报》创立一开始，张元济就对该报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之所以按日给梁启超邮寄该报也是希望作为立宪党人精神领袖的梁启超能多多支持它的发展。作为预备立宪公会的机关报，张元济对《时事新报》极为重视，据郑孝胥日记记载，创刊后张元济曾专门来访，“谈《时事报》推广情形。”⑧张元济选派去主管《时事新报》的就是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职员、汪康年胞弟汪诒年。⑨

当时，晚清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革命的形势可谓是一日千里，而以各省谘议局为代表的“民气”日益伸张⑩，立宪派知识分子逐步站在了清廷的对立面。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预备立宪公会

①张元济：《致汪康年书》，参见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2页。

②张元济：《致梁启超书》，参见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第313页。

③张云雷：《〈时事新报〉忆旧》，《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17页。

④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17−218页。

⑤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三)，第218页。

⑥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三)，第220页。

⑦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三)，第220页。

⑧参见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第321页。

⑨据郑贞文在《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一文，汪诒年在1908年时即与蒋维乔、庄伯俞等同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职员。

⑩徐佛苏曾说“各省风潮集中之地，即为咨议局。盖因该议局之权力，可以代表民意，收受省民请愿，以监督本省之行政长官故耳。当日四川咨议局长蒲殿俊氏，湖北咨议局长汤化龙氏因彼此久有国会请愿团及宪友会之关系，又因请愿代表被清廷驱逐，吾辈同志有密谋地方革命之一段事实，故汤、蒲两氏乘此机会力谋川、鄂合作，借铁路风潮以推翻清室，蒲氏因得有鄂咨议局之后援，乃胆魄愈壮，决欲借保路权以张民权，故誓死代表民意，痛诋清室昏暴，激昂悲壮之电文不下数十通，随时登载报纸，激励国人。”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05页。同时徐佛苏还指出咨议局和梁启超之间的关系，“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咨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并可知先生四十年间以著作报国之历史，实以此次运动者为第二期之事业。”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08页。

的张元济、高梦旦、郑孝胥等人才购入《时事报》并更名为《时事新报》的。《时事新报》就是诞生于这样一个政治大转换、文化大激荡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中。

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吹响了共和的号角。此时作为预备立宪公会机关报的《时事新报》，面对风起云涌、一日千里的革命形势，展示出了怎样一种政治姿态呢?在革命的洪流中，以立宪起家的《时事新报》又是如何应对这个时代的呢?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乱象，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在血雨腥风的暴力革命中，《时事新报》在面对谣言四起的舆论乱象带来的政治压力时又是如何危机公关的呢?

一方面，立宪党人此时在革命大潮冲刷下早已分崩离析，已经主张民主共和的《时事新报》极力撇清、切割与仍然顽固坚持君主立宪的原立宪党人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在更廓大的历史背景上来认识这个问题。

立宪党人内部原本就派系林立、矛盾众多，只是由于有清政府的严厉压制，才勉强地团结起来、共度时艰。1912年在孙洪伊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就谈到了立宪派内部的矛盾，“中坚人物，本多旧识，非请愿国会时曾共一团者，即前宪友会之会员，当时于精神上隐分两派(一近朴拙诚实，一近灵华巧黠，非敢谓其有所轩轾，而精神上之不同则由不可为讳者)，事实上亦时有竞争(例如中美银行之争，张君季直及孟君森主之，而同人反对铁路借款之争，孟君昭常、黄君为基主之，而同人反对之。)”①孙洪伊这里所说的“灵华巧黠”派是指以张謇为首的预备立宪公会的温和分子，“朴拙诚实”派指孙洪伊、汤化龙、蒲殿俊等立宪派内激进分子。从历史上看，长期流亡海外的康梁一派与以张謇为首的江浙派关系原本比较冷淡，在因缘结托、政策路径、人际交往等方面，梁启超与预备立宪公会的张謇、郑孝胥等人的主张与行动也大相径庭。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梁启超在写给同党徐君勉的信中表示：“两年以来，朝贵中与吾党共事者，惟淘、洵两人而已，而洵实无用，可用者惟有一涛，而涛与泽地位相逼，暗争日甚，去年解禁之议，涛、洵争之不下十次，而梗之者则泽也……泽遍布私人，如张謇、郑孝胥之流，皆为之鹰犬，而外之复与袁结，务欲戚涛于绝地。”②可见，正是由于与张謇等人结好的载泽等人的阻挠，让梁启超利用载涛达成宪政的计划归于失败。皇室内部的矛盾与立宪党人内部的分歧交织在一起，可谓错综复杂。③

除了历史上的旧矛盾之外，新的矛盾仍然在延续着。首先，在对待武昌革命的态度上，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对于革命党发动的武昌起义本身，梁启超并不认为其会成功，因为在他看来革命党高层内部相仇，破裂之势已成，且革命军只有割据之心，外国瓜分中国也只是时间问题，“此吾党所当认之甚真，万不可缘彼辈一时之声势，而遽为所炫者也……故革命军杀尽满人之时，即中国瓜分之时也。”对革命并不看好，但梁启超等人认为这是实现宪政一个极好的机会，虽然它打乱了梁启超谋划已久的拱卫中枢、宫廷兵变的筹划④，梁启超向党人坦承，自己的政策就是“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宏图落空之后，梁启超仍然坚持要实行君主立宪，他坦承，“夫痛恨满人之心，吾辈又岂让革党，而无如此附骨之疽，骤去之而身且不保，故不能不暂为过渡，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国势既定，存之废之，无关大计，岂虑其长能为虐哉。吾党所坚持立宪主义者，凡以此也。”⑤可以说，直到1911年底，梁启超所怀抱的思想仍是老套的“虚君共和”。就在梁启超坚持主张虚君共和的同时，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让张謇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武昌起义之初，张謇立即向铁良、张人骏、程德全等晚清地方实力派建议，要求合力援鄂、速定宪法、立开国会，对形势的忧虑以至于让他夜不能寐，但是革命形势的迅

①丁文江、赵丰田主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5页。

②吴天任：《梁启超年谱》(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86页。

③而梁启超与张元济于个人私谊、文化倾向和出版事业上交集较多，关系因此较好。

④梁启超所运动的武力主要是清军吴禄贞统制的第六镇和张绍曾统制的第二十镇。但是，就在梁启超回国后希图大展宏图之时，吴禄贞遇刺身亡，张绍曾和蓝天蔚已入京，因此未曾得见，且传出蓝天蔚有不利于己之意，因此无功而返，前功尽弃。

⑤吴天任：《梁启超年谱》(二)，第885页。

疾发展以及人心向背的大势所趋让他很快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1911年12月顺直咨议局曾致电张謇劝其共襄和平以全大局，张謇在回电中拒绝了该咨议局君主立宪的提议，“惟敝省人民鉴于汉口江宁官兵淫杀焚掠之惨，决欲组成世界最良之政体为民请命，俾不至留第二次革命之种子，是对于君主民主问题已无待商之地，倘荷赞成此旨，共同提倡，全国一致则战祸永息，岂徒一时大局幸甚。”他甚至在组织上直接切断了和前清谘议局的历史渊源，宣布江苏临时省议会的成立，“敝会十月初一日成立，旧咨议局即日消灭合并。”①不仅如此，张謇还积极与赵凤昌、汤寿潜、程德全、陈其美等人合作，调和诸军以组建革命临时政府，他先是受命担任两淮盐政为革军筹款，后来又与程德全、章炳麟等人议创统一党。而在张元济一面，1911年12月21日，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在袁世凯授意下为张元济补授学部副大臣，在回复袁世凯坚拒该职务的电文中，张元济表示：“宗旨不合，不敢承受。既承雅意，愿进一言：人心如此，大势已去，全局安危，系公一人，若必强行遏抑，不特祸国殃民，即为皇室计，亦何必争此虚位，以贻无穷之奇祸。事机危迫，望速断行。”②可见，张元济对君主立宪早已弃若敝屣，在倾向于共和的同时，作为以文化教育矢志终身之人，他也并没有直接投身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而是用文化出版的方式间接推波助澜。

甚至立宪党同一派别内部也呈分裂迹象，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郑孝胥在武昌革命爆发之后一方面认为这是清政府暴虐苛政、苟活偷安的必然结果，但是另一方面却也从保皇立宪的立场上坚决反对革命，“彼倡乱者，反流毒全国以利他族，非仁义之事也……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亦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他认为革命党的行动只能导致手足相残、举国糜烂，反而是让日本人从中渔利，瓜分亡国之祸势不能免。他希望袁世凯可以借革命逼迫清政府开国会、定皇室、行立宪。确实有一些立宪派对此抱有幻想，1911年九月九日(10月30日)，清廷下罪己诏，表示开放党禁，革去皇族内阁制度，制定宪法并组织完全内阁，11月1日清廷命袁世凯代替庆亲王奕劻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一职，在这样的权力转换时期，有消息称：“京师各政党讨论今日挽回大局政策，约期与阁臣谈判以冀早日进行。”③10月31日又有消息称，“各政党代表赴庆邸与总协理筹议挽救大局之策，闻已决定数款。”④为此事，预备立宪公会驻京办事处给上海董事发电，“今日各政团派员诣庆邸协商改革事宜。本会以孟昭常往，乞告会员。”⑤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立刻回电：“北京宪报馆：孟政团派员诣邸协商改革，此事大反国民心理，北军恣意焚杀汉镇如洗，东南人心愈激，罪己诏且不足以动之，遑论其他大势，如此本会已无活动之余地，公无论如何主张勿用全体名义。上海预备立宪公会。”⑥宪友会江苏支部也给宪友会总部发电，“闻在京各政团派员诣庆邸协商改革事，政府一面下罪己诏，一面大杀汉口人民，而各政团犹欲与虎谋皮，可哀可耻，总部如亦与闻，本支部绝不承认。”⑦可见，立宪党团无论是派别之间抑或是同一派别内部在如何看待武昌起义、是不是要坚持君主立宪这个问题上，已经彻底地分崩离析了，沪上的立宪团体已经纷纷转换了立场，站到了共和一面要求与清政府决裂。

第二个方面，面对风起云涌的武昌革命及其引发的全国革命热潮，《时事新报》在舆论方面毫无疑问是热烈地支持革命者的，这与上海报界整个大环境息息相关。

武昌首义爆发之后，上海报界即立刻予以关注报道，《申报》《民主报》《民铎报》《神州日报》等积极地报道了武昌首义的消息，对革命者表示同情，对清政府昏庸无道、失尽人心表示谴责。《申报》在1911年10月17日发表了评论《革命军与政府》一文，其中对革命军在军事、外交、民生上的种种举措表

①《张謇知和平不易》，《盛京时报》1911年12月7日，第7版。另，据《盛京时报》12月8日《江苏谘议局消灭之电告》记载：“敝会奉程都督召集本月期成会，苏谘议局即灭，江苏临时省议会长张謇麻。”武昌起义刚爆发时，张謇就以谘议局名义致电内阁，主张立刻宣布立宪、开国会。由此可见其数月之内转变之速。

②参见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第348页。

③“专电”，《申报》1911年11月1日，第1张第3版。

④“专电”，《申报》1911年11月3日，第1张第3版。

⑤参见《革命文牍类编》(二)，《辛亥革命文献丛刊》(13)，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第6468页。

⑥《各团体皆敢言矣》，《申报》1911年11月3日，第1张第6版。

⑦《各团体皆敢言矣》，《申报》1911年11月3日，第1张第6版。“庆”指庆亲王奕劻，时任内阁总理大臣。

示赞扬：“凡此种种革命军之布置，可谓周密而有见信天下之能力，天下之人无一非议之者。”并对北京政府急于镇压革命、压制报界、失去人心的做法表示批评：“然则胜负之数，以彼较此，盖有不待龟筮而可知矣。奈何尚欲以强力压抑北京报界使不谈鄂事耶。”①平和持重的《申报》尚且如此，其他倾向于革命的报刊则更是对武昌首义不吝溢美之词，热烈欢呼革命成功的到来。各家报纸虽然不见得个个都赞成革命军，但毫无疑问，没有报馆公开反对革命军，可以说这是当时普遍民气和社会公论的反映。为了在新闻报道上抢占制高点，各报馆纷纷革新报道方式，有的报纸增加版面或是创设专版，有的则在新闻上配发有关照片，广为招徕读者。1911年11月3日，革军占领沪上军营并攻打制造局，后占领上海城，“人民击掌欢呼之声如雷，此亦可见人心之一斑矣。”②

上海光复意义重大，原本湖北革命军和清军呈相持之势、互有胜负，除了湖南相约而起之外，各地大多抱观望态度，革命形势之所以柳暗花明，最重要的推手就是上海光复。此后，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省份亦积极运动独立，11月上旬南京、苏州、镇江、无锡、宁波、嘉兴等地光复，等到11月底广西、云南、湖南、江西、福建均已光复，“长江以南实无半片属清之土，甚可为民军前途欣贺。”③可以说全国各地革命形势一日千里、澎湃汹涌。

在这样的“革命”热潮中，立宪派的《时事新报》表现得尤为突出。可能正是由于有立宪派的历史“包袱”，身份暧昧的它在报道武昌首义的时候表现得尤为“革命”，无疑，这是一个让它展示自己在革命时代“脱胎换骨”、表明自身进步立场的极好机会。1911年10月17日《时事新报》增设了午报来进一步深入地报道武昌起义的消息，除此之外，时事新报馆还曾增加月刊和星期画刊对革命进行报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时事新报馆顺应时势、体贴民意，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九月(阳历10月份)就及时地连续编辑发行了《中国革命记》(周刊)、《革命党小传》等出版物。

《中国革命记》(周刊)从辛亥九月(即1911年10月份)开始出版，该期刊最初由上海“自由社”、后由“时事新报馆”编辑，“上海望平街时事新报馆发行”，1911年共发行前4册，1912年发行第5至30册，每册一角五分。该刊物主要固定的栏目由图画、记事、言论一斑、传记、文牍、杂录、章程、文苑等组成，其中记事一栏又分为记事一(大事记)和记事二(交战记)两部分，除了第一期记事栏中大事记日期范围从八月初五日起至三十日止、交战记从八月二十六日起至三十日止、第二期记载的范围是从九月初一至九月初十日止之外，从第三期开始基本上每期都是一周的时间范围，因此《中国革命记》不但可以实时追踪时事，而且从“每周”这样一个较恰当的历史景深来观察辛亥革命态势的发展与演进。我们以辛亥九月出版的《中国革命记》第一期为例，在图画一栏中，不但有对战事、战地的影像介绍，而且还刊登了武昌首义的革命领袖黄兴、黎元洪、汤化龙等人肖像照片，而在传记一栏中，首先就介绍了革命先行者孙文，详细介绍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经历，对其革命先行者的功绩评价极高，“今日革命军突起，数旬之间，天下响应，共和政体不久将成立，则孙文之功固伟矣。”④在“言论一斑”里，发表了《论中国革命之由来》，对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极力抨击，认为官逼民反是辛亥革命的真正缘由;而在《外人之评论》中，《中国革命记》编辑借“巴黎某报”的名义表示，“武汉革命之文明，历史上所罕有，实可为世界之模范”;又借“汉口外交团”的名义表示：“革命地方，其秩序倍胜于未革命之前。”又借“日本时事新报”的名义表示：“中国政府腐败情形，非革命不足挽回之，但此次革命若再失败，将不免各国瓜分之事。”⑤诸如此类借外人之口赞美武昌首义的言辞，所在皆是。在“文牍”栏中则登载了“中华革命军总统檄告天下文”和“中华民国鄂军都督黎檄告天下文”，两则檄文都论列满洲异族统治对

①无名：《革命军与政府》，《申报》1911年10月17日。

②《本埠特别纪事》，《申报》1911年11月4日。《申报》在5日即删去了报头上“大清宣统三年”的字样，11月8日，民政总长发出布告，表示即日起恢复黄帝纪元，不许再用“宣统”等字样。

③无名：《胜败之数》，《申报》第1张第1版，1911年11月29日。

④《孙文》，《中国革命记》(第1册)，《辛亥革命文献丛刊》(9)，第4028页。

⑤《外人之评论》，参见《中国革命记》第1册，《辛亥革命文献丛刊》(9)，第4021、40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