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动物疫情工作总结

忙碌的时光虽然匆匆，但不虚度，无论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们应当对自身的工作进行反思。通过工作总结的方式，详细记录自身的成长，可促使我们认真、全面的了解自身，改进自身的工作方式，提升自我，在往后的工作之路上，不断成长。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重大动物疫情工作总结》，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第1篇：重大动物疫情工作总结

重大疫情影响下新媒体编辑创新融合工作启发

关键词 重大疫情；医学学术期刊；新媒体编辑；媒体融合；创新工作

基金项目：重庆市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资助项目（编号：CQKJQKXH202000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全国各级部门在党中央正确指挥下积极行动，各地均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随着封闭式管理、阻断接触各项措施实施，人们的生活、工作都发生了不小变化。

虽然这样突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也影响了出版行业，编辑部分工作因受空间限制也不能全面开展，但各大医学学术期刊立即行动起来，在第一时间组织专题，通过绿色通道优先审理新冠肺炎相关投稿[1-3]，医学编辑基于自身职业道德素养[4]，并肩负起社会责任，向抗疫前线专家组稿约稿[3]，优先编辑发表医务人员的学术论文成果，为抗疫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时，各行各业都开始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各种在线办公及娱乐软件层出不穷，继续推动着疫情下的社会经济发展[5]。作为学术传播媒介载体的医学学术期刊，也深刻意识到传统纸质媒体向电子、网络等新媒体转变的必要性及迫切性[6]。李亚伟[ 7 ]、刘颖等[8]、陈小华[9]均提出在疫情下应加快媒体融合，利用大数据及数字化平台等，不断创新出版模式。这对于新媒体编辑来说，是一个际遇，也是一个挑战。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新媒体编辑应有怎样的工作策略，特别是后疫情时代，新媒体编辑的工作应如何创新，辅助学术期刊的稳步持续发展。徐建等[10]通过借助媒体大数据相关服务与应用，辅助智慧媒体编辑器完成相关报道任务；王利广等[ 1 1 ]将7种电子出版物在出版社内各新媒体平台免费开放。本文以重庆市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以下简称本中心）四本医学期刊传媒部新媒体编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策略为例，并选取了《中华医学杂志》《中医杂志》杂志2020年相关数据进行探讨，旨在后疫情时代共同加快媒体融合发展，搭建学术结合创新运营的桥梁。
1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做好优质内容传播的掌舵手

医学学术期刊是科学性、学术性、专业性内容的核心传播载体。首先，期刊一定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12]，严格执行党中央部署，对疫情相关的新闻内容及学术成果进行实时客观报道与传播，必须遵从学术期刊的科学严谨。其次，新媒体编辑传播内容一定要真实可信，体现专业性的同时鼓励创新，但也不能脱离期刊自身的专业学术范围，例如医学学术期刊新媒体平台传播内容一定是以卫生医药行业的资讯、科普及学术文章等为主。最后，加强正面宣传引导[13]，弘扬抗疫人员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大众，也为广大抗疫人员树立起坚固心理防线及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心做出努力。
2 撰写导读辅助及时传播优质学术论文

疫情暴发后，医学学术期刊均开设新冠肺炎专题专栏，及时发布相关学术成果[14]。但传统期刊版面均已提前排好，且编辑校对需要时间，因疫情暴发突然，导致新冠专题论文无法立即出版。这时就必须发挥线上媒体的快捷优势[15]。期刊针对通过三审并录用后的新冠专题论文采取了优先发表、网络首发措施，各大数据库、中华医学会等都提供了网络首发平台。除此之外，为抢占时机，新媒体编辑还要结合多媒体平台进行宣传。例如，本中心有两个传媒部，包括《重庆医学》《现代医药卫生》《国际检验医学杂志》《检验医学与临床》四本医学学术期刊。四刊抓紧时机，除了在各大数据库网络首发及优先发表新冠肺炎专题论文外，四刊新媒体编辑对每一篇网络首发或学术价值较高的新冠专题论文，通过撰写论文导读的形式，抓住主题进行总结，通过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微博等平台进行推送。作者收集了四刊及《中华医学杂志》《中医杂志》2020年1—7月在微信公众号中推送新冠肺炎专题论文的情况，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各刊对论文的推送集中在2—3月，正是疫情暴发及防控工作最紧张的时刻，从4月开始，疫情防控情势逐渐好转，慢慢过渡到常态化防控态势，各刊的论文推送量在逐渐下降。说明新媒体编辑的论文导读推送工作与各刊“抓时机、拼速度”发表新冠肺炎相关研究成果的整体策略吻合，体现了时间的优先性及时效性；且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之后，对于已发表的类似新冠肺炎专题论文，新媒体编辑分析其学术价值及特异性后，不再进行筛选推送。

导语式阅读使文章架构更加清晰，阅读更简便。部分推文中增加了文章二维码，读者通过扫码即可阅读原文，避免了推文太长拖延时间，读者失去阅读興趣。导读也可增加论文的曝光率，加快网络首发效率，好的微信平台推文可间接性地提高学术论文在数据库的下载量[16]。对于提升期刊首发数据，把控新冠专题文章征集方向，导读式多媒体融合传播都可以提供数据以供分析。作者收集了《中医杂志》《重庆医学》《国际检验医学杂志》导读式推送论文阅读情况，见表1。
 

具备导读辅助推送的论文，结合优先发表/网络首发的时间优势，其阅读量较其他论文涨幅翻倍。导读内容除了是对论文的总结以外，也可对论文撰写或约稿背景进行叙述，除了文章原文二维码，还可以增加思维导图，提高可读性。论文导读式撰写对于新媒体编辑，除学术专业性要求以外，对其归纳、分析、写作等方面也有诸多要求，可以此提升新媒体编辑的综合实力。在后疫情时代，优质的学术论文也应延用导读方式并合理应用新媒体平台进行推送。
3 敏锐收集实时前沿信息，注重正能量人文宣传

疫情暴发后，新媒体编辑立即发挥媒体人员的敏锐触角[ 1 7 ]，多方面关注实时及前沿报道[18]。医学科技学术期刊专家库资源丰富，医学专家多参与了疫情防治一线工作，亲身接触疫情防控工作，素材丰富。《现代医药卫生》杂志新媒体编辑收集信息，利用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微博等多媒体平台转发了《医护人员防护服的正确穿脱方法》视频，观看量破万的同时也得到上千次转发，达到了较好的科普成效；《国产新冠病毒核酸/抗体检测试剂最新注册信息》的信息也得到数千人关注。《重庆医学》杂志新媒体编辑邀请各学科专家撰稿，发布疫情相关热点信息文章，发布当天阅读量已上千。本中心检验医学传媒部发布的疫情相关文章阅读量也已超过300万。在人文宣传方面，为庆祝国际护士节的同时也弘扬护理人员的舍身忘我的精神，本中心综合医学传媒部新媒体编辑积极策划组织，邀请期刊编委护理学科专家用自己的语音讲诉驰援湖北抗疫期间的亲身经历，并制作小视频表现抗疫医护人员的点滴，推送3天内各媒体阅读观看量已达4.2万。本中心四刊还积极参与“最美‘逆行者’医疗卫生行业摄影图片、优秀科普作品征集活动”的宣传，在各大媒体上发布，以新媒体编辑的社会使命及责任，为此次活动成功举办贡献了力量。敏锐发现，善于发掘，及时发布，整理更新学术理论知识，通过转载及原创可加快学术信息的传播，为学术期刊读作者提供论文撰写方向指引，同时信息传播可为广大的抗疫人员（特别是医务工作者）做好正面宣传服务，为大众提供准确的科普信息。

4 多方面学习实践，加快横向发展及纵深发展

1）论文发表或者信息发布都要注意其准确性。新冠肺炎命名及英文简称经过几次更改，本中心四刊新媒体编辑通过及时获取收集的消息，学习文献，与各位编辑一起从学术角度进行精确分析及探讨，最终确定论文及信息中使用的正确名称，避免差错。2）学习直播、短视频制作技术[19]，创新建立线上交流平台。针对线上办公的特点，视频会议、学术直播成为炙手可热的新的传播信息方式。大多数学术期刊陆续开始举办线上直播学术会议。由新媒体编辑组织策划学术主题，邀请行业学术专家，积极沟通授课内容，通过直播平台或自己开发的小程序召开线上学术会议。本中心检验医学传媒部开发建立了“检验医学”小程序，在2020年2月5日开始第一场新冠肺炎专题直播课堂，当天观看量达1.19万次。截至2020年底，检验医学传媒部共举办8场新冠肺炎专题学术直播课堂，在线观看人数最高达20 400人。3）迎合媒体发展趋势，创造特点鲜明内容。新媒体平台发展迅速，从原有单一的网站到目前各大短视频直播平台，相信媒体表现形式会越来越丰富。新媒体编辑要紧跟新时代的步伐，用更多技能武装自己，才能为学术期刊的媒体融合做出更多贡献。微信视频号的开通也为期刊的学术信息传播提供了新的流量群体，这时新媒体编辑就应多思考如何应用这个平台，创建独特性的内容吸引粉丝。例如，本中心检验医学传媒部开设的检验传媒视频号，利用检验君（文创布偶）形象的AI主播，语音播送新冠肺炎疫情及其他检验咨询，检验君生动活泼，深受用户喜爱。4）注重用户需求，提高工作效率。新冠肺炎专题论文具有发表时效性，读作者想尽快发表相关论文，鉴于邮件回复不及时，咨询投稿电话就有大幅度增长，编务工作量增加，受空间限制导致受理效率不高，从而引发矛盾。这时新媒体编辑就应积极思考创新，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基础，创造更多高效率工具。例如，《现代医药卫生》杂志新媒体编辑在疫情特殊期间，通过了解读作者需求，与编务及技术人员商讨，开发创建“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期刊新媒体智能编作交互系统”。目前，课题正在进行中。


5 基于危机意识积极思考新媒体盈利模式转换

居家办公发展了多个线上平台，虚拟产品销售火爆，对实体店及线下产品冲击较大。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各行业都开始视频办公会议、网课网校、直播授课带货，竞争愈演愈烈。新媒体编辑在此影响下感到了危机，抓住趋势在庞大的竞争流中创新，为学术期刊策划更独特的活动，通过更丰富的内容给用户带来更强的体验感，成為新媒体编辑主要思考的内容[20]。新媒体作为一个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传统期刊转型及盈利模式改变的最重要途径[21]。新媒体编辑的新创意、新技术、新思维，都是助力新媒体盈利模式转换的必备工具[22]。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本中心四刊新媒体编辑与医学专科编辑一起向专家、作者、读者、理事单位提供了很多个性化服务，提升了学术期刊的社会效益，以学术期刊的优势搭建线上学术交流平台。如在疫情常态化时期，《重庆医学》《现代医药卫生》杂志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获知读作者需求，举办了综合医学及护理科研培训，以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加快了期刊品牌建设及会议经济发展；同时新媒体编辑策划“小编聊专家”“编辑视角”专栏并撰稿，以丰富的内容配合会议宣传，为专家提供个性化服务，均实现了新媒体工作盈利。本中心综合医学传媒部新媒体编辑结合科研指导服务，策划借鉴通过线上平台组织小班式教学，将在后疫情时代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实践。新媒体编辑在危机意识的督促下，积极思考将找到更多完成医学学术期刊新媒体盈利的模式[23]。
6 小结

如新冠肺炎一样的重大疫情突发，新媒体编辑跟传统编辑一样保持良好的心态，基于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发挥自身社会责任，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遵从学术期刊的科学严谨，准确地分析与判断，抓住媒体融合契机，应对各种挑战。在后疫情时代，新媒体编辑更要发挥自身创新思维，基于危机意识积极思考，利用好新媒体工具，结合专家、读作者需求，提供更多延展性、实用性服务，搭建好期刊媒体融合、学术结合创新运营的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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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董喆.媒体融合时代科技期刊编辑创新能力培养研究[J].科技传播，2020，12（5）：35-36.

[23]张林霞.新媒体环境下的知识传播模式探讨：以樊登读书会为例[J].新闻世界，2019（12）：83-86.

作者：毕丽 王东 张芃捷 王维朗 方琪 姚雪 管佩钰

第2篇：重大疫情背景下抓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考

[摘 要]面对突发重大疫情，牢牢把握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权和管理权，是讲好疫情防控故事、唱响主流舆论强音、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重大疫情拓展了宣传教育的网络领域，加强网络空间思想引领成为重点;加剧了不同话语体系的交织交锋，需要警惕大学生“信任危机”;融合了“两个舆论场”，网上舆论引导需要手段创新。疫情下做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凝练精神内涵、坚持守正创新、铸就坚实网络、倡导以生为本。

[关键词]重大疫情;高校;网络;意识形态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 ①。高校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贯穿高校工作始终，是高校办学治校的重要内涵。网络意识形态是“传统意识形态各要素在网络信息空间的延伸和再现，并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 ②。面对突发重大疫情，如何牢牢把握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权，讲好抗疫故事，传递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实现政治引领、价值引领和思想引领，培育时代新人，是高校需要承担的重要责 任。

一、从重大疫情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1. 讲好疫情防控故事，是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任务

重大疫情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也不可避免地对高校大学生产生影响。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深入宣传党中央疫情防控政策和决策部署，及时发布疫情防控信息，讲述鲜活生动的抗疫故事，对夺取疫情防控工作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也是高校责无旁贷的任务。一方面，面对疫情中的道路封闭、小区管控、居家隔离等情况，大学生容易面临心理上的压力，高校通过各种校园网络平台和载体，以顺畅的渠道实现“云端”信息输送和线上沟通交流，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促进大学生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另一方面，疫情下14亿人齐心协力共战疫情的壮丽故事，也需要高校通过网络加以讲述，让大学生更具体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实质，引导大学生磨炼品格、砥砺奋进、勇于担当，这也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应有之义。

2. 唱响主流舆论强音，是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不懈追求

一方面，高校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群众、广大青年学子听党指挥奋战在基层和一线，这些抗疫强音、抗疫精神、抗疫力量，需要高校加以宣传，讲好这些“带热气”“带泥土”的一线故事。另一方面，疫情也会给大学生带来负面情绪和影响。比如，大学生不能如期返校产生的心理焦虑，网络学习的自律性不够引发学习效率下降，疫情对经济产生冲击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等，这些关系大学生切身利益的话题和问题，也需要高校加以正确引导、推动解决，统筹疫情防控、学校事业发展和育人育德。重大疫情背景下高校尤其需要发挥网络的舆论宣传、思想引導和育人功能，延伸舆论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触角，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为高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舆论支持和稳定的政治环 境。

3.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使命担当

疫情暴发以来，从国内方面看，第一位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的医院院长刘智明，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仍然奋战在抗疫前线，不眠不休。武汉快递小哥汪勇，发起了志愿者团队解决医务人员出行问题。约4万名建设者10天左右建成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等等。从国际方面看，中国政府积极主动和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分享防疫和救治经验，及时提供人道援助和支援，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从历史看，“唐山大地震”“非典疫情”“汶川大地震”……中华民族勇敢面对每一次“灾难”和“危机”，无不是彰显我国道路优势、制度优势鲜明而生动的教科书。对当代大学生来说，经历、参与这场疫情阻击战，是对人生的一种考验、锤炼，也更能体会中华民族在困难中前行、在斗争中飞跃的过程，会更加坚定“四个自信”“五个认同”。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正是要抓住这种中国人民用生命谱写的伟大斗争经历，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媒体宣传平台、党团员教育等多方位多角度，将我们面对“灾难”如何经受住考验，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故事讲述好。这既是高校自身的使命担当，也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需要。

二、重大疫情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越是艰难的时刻、复杂的环境，越是重大公共危机面前，越要高度重视舆论引导、政治和思想引领，坚定师生理想信念，凝聚思想共识。新冠疫情下网络环境更加纷繁复杂，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也面临着新形势和新挑战。

1. 重大疫情拓展了宣传教育的网络领域，加强网络空间思想引领成为重点

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中，互联网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打响了数字化疫情阻击战。在高校，疫情下实行教职工宅家“云办公”、学生“云课堂”、师生App打卡日报、“云党课”“云团日”“云校庆”等，使得原本的一些线下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转移切换到线上“云端”，网络成为高校教育教学管理的首要平台，疫情进一步拓展了宣传教育的网络空间。一方面，网络开放的环境，让高校的思想教育工作以更加开放的形式全程呈现于公众视野，教育的主体、客体呈现更多双向互动，人人都是信息源，信息可控性低，舆情和意识形态风险更大。另一方面，疫情暴发时期开展的云课堂也降低了教育的仪式感和现场监督力度，一定程度上会弱化了第一课堂的教育引导作用，给意识形态引领带来了难度。因此，高校必须重视网络阵地建设，不断加强高校在网络空间的思想引领。

2. 重大疫情加剧了不同话语体系的交织交锋，需要警惕大学生“信任危机”

当前，中西方在文化软实力较量上日趋激烈。一些西方国家为转嫁自身经济社会矛盾、遏制我国发展，采用“双标”标准来报道我国“涉疫”事件，恶意抹黑诋毁我国。同时，全媒体时代网络信息的井喷式增长、内容的多元多样，以及一些不良网络大V的助推，会产生信息过载化和交互干扰的问题，共同加剧了不同话语体系的交织交锋。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阶段，难以辨别其中的真假和好坏，也容易受到负面言论和不良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产生“信任危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本质上是政治工作，是争夺当代青年学生的人心工作。因此，需要不断增强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努力奋斗。

3. 重大疫情融合了“两个舆论场”，主流舆论传播需要顺势而为创新发展

疫情发生以来，主流媒体以其权威性、公信力发挥着官方信息发布、疫情数据公布、正面舆论宣传教育等作用，成为舆论宣传的主力军。自媒体紧跟最新时事热点，自发辅助主流媒体进行信息发布、舆论监督。疫情下以主流媒体和自媒体为核心的“官民”舆论场，在取得抗击疫情胜利这一“党心和民意”上实现了交集和融合，同频共振。但与此同时，高校全方位、立体化的舆论宣传教育格局还没有形成，网络上存在着一些非主流声音和行为。如，少数大学生对疫情期间高校严格的进出校管控、疫情防控措施等不理解;也有学生发布、转发虚假不当的疫情信息;少数学生浏览域外网络等。当代青年大学生作为社会中最活跃的群体，是新兴网络媒体平台的主要参与者，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取向，直接影响着高校网络舆论生态。因此，疫情下高校需要因时而动、顺势而为，打通“两个舆论场”，积极契合大学生话语体系，主动发声、科学发声、有力发声，适应疫情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更高要求。

三、重大疫情背景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优化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是高校立德树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大疫情下，稳妥有效地应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情况、新形势，进一步提升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有效性，是高校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我们要深刻认识重大疫情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同和不同之处，统筹当下与长远、刚性和柔性、宏观和微观，强化思想引领，筑牢工作阵地，把握时度效，为保障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支持。

1. 凝练精神内涵，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领导地位

做好疫情防控下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从全民抗疫实践中凝练精神内涵，强化师生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认同。一是以战“疫”实践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领导地位。一个主权国家、一个政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其立国和立党之本。当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促进了社会的安全稳定和民族繁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根本原则，抓住战“疫”实践，将习近平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重要讲话精神、疫情防控重大斗争中展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等新素材、新理论、新实践利用好，筑牢大学生精神之基，坚定理想信念，培养能够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二是以凝练战“疫”精神提升思想政治育人工作成效。思政课作为高校学生思政教育的第一课堂，在思想引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校要充分利用线下和线上两个载体，上好思政课，将疫情防控中展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广大人民群众表现出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内涵等融入思政教育中，打造“云课堂”“空中课堂”“微课”等互联网+思政精品项目，讲好疫情防控思政理论课，传递“真善美”，教育引导学生追求至真至善，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三是以拓展抗疫实践育人广度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加强和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极创设多元网络平台，将战“疫”实践和精神融入育人全过程。强化党建育人，探索“云党课”“离校前最后一堂课”等互联网+党建新载体，推进党建带团建;搭建多元平台，加强“云上思政”，开通班级、党支部、团支部、社团组织等多层次、多维度在线交流渠道，实现主流舆论、多元供给与个性需求的融合，为营造良好网络舆论环境提供内在支持。

2. 坚持守正创新，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

一是提升网上舆论传播力。审视当前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就是话语内容供给乏力与供给失语，即说服力不强，穿透力不深，亲和力不够 ③。因此，高校提升网上舆论传播力，要坚持守正创新，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新成果涵养正气、修炼品德，主动策划议题，结合战“疫”实践唱响主流舆论强音，传播正能量，通过“云端”实现舆论引导的润物无声和入脑入心;同时，高校也要致力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通过学术论坛、知名学者发声、网络文章等载体和媒介，输出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展现中国人民在抗疫实践中的良好精神风貌，以及中国的道路优势和制度优势，切实增强网上舆论的国际传播力，进一步激发大学生厚植爱国之情、砥砺报国之志。二要增强网上舆论感染力。“媒介即意识形态，信息就是影响力。” ④增强网上舆论感染力，要打破传统媒介传播方式，坚持媒体融合发展，推动“三微一端”的“相融相生”，善用短視频，用生动的抗疫故事，感染和感召师生，引发深层次情感共鸣。要多讲疫情中党员冲锋在前、大爱无疆的故事;多讲人民群众在抗击疫情中同舟共济、八方支援的故事;多讲高校党组织、党员群众和广大青年学生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故事。做到“精准滴灌”，用网络传播好中国“好声音”，讲好中国“好故事”。三要加强网络舆情处置力。疫情期间，各种主旋律、正能量的声音主导着网络空间。但网络使得谣言的传播成本降低，网络谣言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或相悖的舆论，最易受到转发和追捧，瞬间就可能惊涛骇浪，难以掌控。” ⑤高校要健全完善校内重大疫情应对和处置机制，做好网络舆情监测、引导、处置一体化工作，有效控制舆情，降低负面信息的不良影响。此外，也要加强重大疫情、突发公共危机的新闻学、舆情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多学科交叉研究，为确保校园环境安全稳定提供全方位支持。

3. 铸就坚实网络，打造安全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一是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压实责任。新冠疫情下，全国各地区成立了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的领导小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⑥。因此，高校党委也要切实承担起网络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将责任层层压实到基层，要让基层党组织明确“能说什么”“该怎么说”，做到方向正确、步骤清晰、内容精准，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转为确保学校安全的强大组织优势，推动事业又好又稳又快发展。二是加强科学管理，夯实阵地。新冠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重大考验。网络空间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也同样经受着考验。掌握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需要坚持“管得住是硬道理”，依法依规管网治网，全面落实落地。要严格网络文章、教师课堂教学以及论坛、讲座、发言等的审核把关工作，一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违背的，都要坚决摒弃;要加强对外交流合作中的师生网络行为管理，教育引导他们文明上网、文明用网，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要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优势，加强高校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强网络平台运营管理，完善校园网站、新媒体等网络平台审批登记备案制度，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发生，不给错误和不良思想以滋生和传播的空间。三是建强工作队伍，持续发力。加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和有效治理，打好“主动仗”，队伍是关键。要把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始终走在队伍前列、展现责任担当，作为检验干部的标准之一，将“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的好干部选入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专兼职队伍。要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培养培训，注重业务能力锻炼，提升能力水平，为统筹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贡献力量。

4. 倡导以生为本，构筑共同参与的最大“同心圆”

一是以学生为中心争取人心。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⑦重大疫情背景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越发重要，牵一发而动全身，做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绝不能脱离现实中鲜活的人和具体的教育教学去谈宣传、引领，必须坚持以师生为中心，将理论宣传、舆论宣传和文化育人融入师生的需求中去，通过网络讲好新冠疫情下高校科学、暖心、贴心的抗疫举措和故事，进一步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比如，高校通过“致学生的一封信”“某某小课堂”等，及时宣传防疫知识和学校的各项安排部署，传递学校的关心关爱和温情温度。同时，高校也要明确各种纪律要求，教育引导学生强化纪律和规矩意识，增强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二是解决实际问题赢得认同。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真正饱含生命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着眼于学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接天线下接地气，认真倾听学生呼声，积极回应诉求和关切，关注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学习就业等问题，搭建网上就业政策咨询和推介平台等，发挥网络在了解师生、联系师生、发动师生和服务师生方面的作用，让互联网技术发展成果惠及最广大师生，增强最广大师生的获得感、幸福感，提升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效果。三是加强党的领导。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又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参与者，更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建设者。中华民族经历风风雨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分不开。重大疫情背景下，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始终重视和加强党的建设，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为契机，将党建设成为最坚强、最先进的领导核心，形成推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最强大的力量。

四、结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变局中求新局需要凝聚和巩固最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需要将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转化为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大增量”。新冠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重大考验，也是对全党初心使命的一次大锤炼、大洗礼。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聚人心、展形象、育新人的工作，网络空间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实践的一部分，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创新舆论传播内容，优化舆论传播格局，夯实阵地管理，统筹网上网下，最大限度凝聚共識，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创造安全稳定的校园环境。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华传统政治认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机制研究”，编号：18BZZ023;2021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路径研究”，编号：C2021168

注释：

①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2月24日，第1版。

②姚元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探究》，《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③秦程节：《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流失与重构》，《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④郑元景：《当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变迁与重构》，《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6期。

⑤李丽：《大数据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挑战及应对》，《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⑥秦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建议》，《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8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作者单位：上海商学院党委宣传部(网信办)

(责任编辑 周 巍)

作者：李坦楼

第3篇：1949年以来我国应对重大疫情的制度演进与经验总结

[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突发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从中国之制的视角回顾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应对重大疫情的历史，并从中国之智的视角全面深刻总结宝贵经验教训，有助于在应对重大疫情，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走向中国之治。

[关键词] 公共卫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防控;国家治理;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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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我国却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突发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全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一场“大战”。在这“大考”“大战”的关键时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显著优势也得到充分体现。回顾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应对重大疫情的历史，全面深刻总结宝贵经教训，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有助于中国制度在风险考验中砥砺前行，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应对重大疫情的制度演进

自革命战争年代开始，我们党在面对疫病肆虐、缺医少药的状况下，就通过制定法规条例，创建组织体系，大力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实行中西医合作的政策，保障了人民健康和军队战斗力，促进了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应对重大疫情的制度演进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年)：应对重大疫情的制度奠基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 面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恶劣卫生环境和传染病大肆流行的严峻形势，党中央一如既往地重视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加强对防疫工作的领导，并制定了正确的卫生工作总方针。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提出，要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1]。这既为我国应对重大疫情奠定了法制基础，也开启了新中国卫生防疫工作的新篇章。同年10月，中央军委卫生部在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不仅初步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而且提出卫生防疫工作要以危害人民最大的鼠疫、霍乱、天花等19种传染病为重点，并制定了相应的传染病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11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并于1950年8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1952年12月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1953年12月召开了第三届全国卫生会议，适时制定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总方针，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和应对重大疫情指明了方向。同时，以这一方针为指导建章立制，集中力量预防那些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流行性疾病。1953年，在国家百业待兴、财政极其困难的背景下，国家拨巨款建立健全了北京、长春、兰州、成都、武汉、上海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检定所，为后续预防接种的推广创造了条件。同时，“在各级政府成立防疫领导机构，积极组织建立基层防疫站，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牛痘苗、鼠疫菌苗、霍乱菌苗的群众性接种运动，并积极推行卡介苗接种。首先推行免费牛痘接种，此后预防接种的疫苗种类不断增加，普及程度也日趋加深”[2]。新中国的防疫工作也逐步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

从救治的视角来看，我国在应对重大疫情的制度奠基阶段，主要经历了五次“大考”。第一次“大考”是察哈尔省察北专区鼠疫暴发，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第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49年10月，察北专区鼠疫暴发并蔓延至张家口附近，威胁京津，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在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下，周恩来同志紧急召集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察北专区鼠疫的救治防控工作，并从东北局速调防疫队及疫苗血清药品等，实施预防注射，封锁疫区，开展清洁卫生运动。经过多方协同努力，察北鼠疫于11月被迅速扑灭。在这一个多月中，我国初步构建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特别是健全了疫情报告制度和鼠疫预防机制，为我国应对重大疫情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第二次“大考”是抗美援朝反细菌战斗争。1952年初，我方发现美国侵略者不顾国际公法，在朝鲜战场和中国边境海防地区使用细菌武器。3月，在志愿军中患鼠疫者16人，患脑炎与脑膜炎者44人，患其他急性病症者43人，且有36人死亡。为此，周恩来同志主持政务院会议，组建新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反细菌战的指示》。随后，依照指示组织了全民动员、全民防疫运动，以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罪行和大规模杀虫灭毒防疫工作为重点的反细菌战斗争由此拉开。毛泽东同志专门为在12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这其中，为了防止病菌和疫情的扩散，还开展了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1952年冬，美军妄图通过细菌战枯竭中朝军队战斗力的梦想彻底成为泡影。在这次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群众性卫生运动沿袭至今，“加强防疫队的训练，并在各地建立严格的防疫报告制度”[3]也被传承下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第三次“大考”是防治血吸虫病。解放初期通过调查，已证实了我国南方的12个省、市的370个县(市)有血吸虫病流行。上述流行区内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的分布面积达143亿平方米，患者近1000万人。1953年9月16日，沈钧儒将无锡血吸虫病防治所沈瑜撰写的有关南方血吸虫病的汇报材料附函寄呈毛泽东。毛泽东同志回信强调：“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 。”[4]并将汇报材料转交时任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负责处理。他还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并指示卫生部 “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 ”[5]。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中共中央迅速成立了中央防治血吸虫病9人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南方12个血吸虫病流行省、市的工作。1955年11月23日至 25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會议，明确了要实行积极防治的方针，并采取综合性防治措施，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工作和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坚决进行反复的斗争。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其中指出：“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6]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在得知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消息后，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到了1962年8月22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9人小组深刻总结了“小组成立以来防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制订了《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条例(草案)》”[7]，大大推进了传染病防治的制度化进程。经过多年的有效防治，我国大部分流行区已消灭或控制了血吸虫病。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第四次“大考”是华东地区和广东省的副霍乱疫情歼灭战。1961年6月，首先在广东阳江县发现副霍乱疫情，到12月，疫情已蔓延到35个县、市，患病4318例，死亡429人。1962年2月，又复发于东莞，并且迅速扩展到17个县、市，到8月31日止，患者5251人，死亡446人[8]。1964年上半年，浙江省上虞县局部地区副霍乱复发流行。这种烈性传染病，发病急、传播快、死亡率高、涉及面广。为此，华东局和中央卫生部联合召开了华东地区和广东省卫生工作紧急会议，迅速扑灭和预防了副霍乱。在上虞县副霍乱复发流行疫情发生后，浙江省防疫指挥部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领导，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卫生防疫力量，完善疫情报告，根据中央卫生部防疫司《副霍乱防治手册》的规定，狠抓疫点封锁，做好隔离、治疗、消毒等工作，突击完成霍乱菌苗预防接种工作，加强检疫工作[9]，迅速扑灭疫源，打好了防治副霍乱歼灭战。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第五次“大考”是1966-1967年的全国性流脑疫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流脑疫情。“红卫兵‘大串连’导致的全国人口大规模无序流动，对社会单位结构的‘打倒’导致防疫体系的破坏，以及其带来的衣、食、住、行四方面问题，是这次‘流脑’疫情暴发的直接诱因”[10]。时值“文化大革命”，受“大串联”影响，人群流动量大，流脑发病面广，蔓延快，救治药物奇缺，死亡率较高。为抑制疫情，中央及地方党政机构紧急叫停红卫兵“大串联”。1967年3月19日，经毛泽东同志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取消原定春暖后进行的“大串联”计划。24日，周恩来同志召集卫生部党组成员等开会，询问防疫情况，成立防治流脑办公室，他强调抓防疫“这个工作是最紧急的，一天都不能迟缓”[11]。卫生部随即发出《关于立即组织医疗队下乡防治脑膜炎的通知》，各地积极开展主动防治工作，于1968年后逐步控制住了流脑疫情。

从预防的视角来看，我国在应对重大疫情的制度奠基阶段，主要开展了两大运动。一是倡导“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实行“以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等卫生工作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薄弱的医疗卫生状况和严峻的防疫形势，促使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194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部分代表谈话时，就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学的角度出发，着重指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12]。他还强调：“卫生工作方针问题……要以预防为主，发挥中西医药人员的作用，这个方针是对的。”[13]“团结中西医，正确地发挥中医的力量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是中央早已明确指示的一项重要的卫生工作方针”[14]。为此，卫生部大力倡导中医科学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医进修工作，切实提高了新中国中医队伍的整体思想认识和业务水平，促进了广大中西医之间的团结，同时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初步掌握现代医学知识的中医”[15]，为我国重大疫情防控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1954-1955年，中医郭可明在石家庄流行性乙型脑炎疫情中成功救治多例病人，其诊疗法经卫生部肯定后向全国推广。1956年，名中医蒲辅周在此疗法基础上加入去湿药，在救治北京流行性乙型脑炎患者时，疗效显著。中医药在防治传染病中的独特疗效，逐步强化了国医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重要地位，中西医并重的制度也被坚持至今。

二是大张旗鼓、十年如一日的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有效预防了重大疫情的发生。发动和组织广大军民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搞好卫生防疫工作，是我国卫生防疫事业的“传家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贯彻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持续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1952年春，在抗美援朝反细菌战争中，“爱国卫生运动”应运而生。同时，新增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一卫生工作方针。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地迅速掀起了群众性除“四害”运动，广大城乡的卫生面貌得到极大改善。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提出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时强调了第十三条“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6]。他还提出，把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四害”讲卫生结合起来，对防治人畜疾病，保障健康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专门讲到了除“四害”，讲卫生的问题，鲜明提出“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16]。后來麻雀被“平反”，由臭虫取代。随后，全国在生产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新高潮。1958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17]。次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发布，强调除“四害”、讲卫生的根本要求是要达到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目的。至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决定》颁布[18]。除“四害”运动对预防重大疫情起到了积极作用。到196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再次强调，“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19]，同时提出“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同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并把除“四害”、讲卫生也列入了纲要。“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爱国卫生运动遭受挫折，但在农村依然创造性提出“两管、五改”(即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的具体要求和行动目标。总之，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有力促进了预防重大疫情、防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伟大创举，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回顾过往，我国坚持防治结合，双管齐下。从救治的视角，先后经历了察北鼠疫暴发、反细菌战斗争、防治血吸虫病、副霍乱疫情、全国性流脑疫情等五次“大考”，同时通过倡导“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实行“以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等卫生工作方针，坚持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建立了城乡卫生服务网络，消灭或基本控制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一些传染病和地方病，使我国卫生工作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20]。

第二阶段(1979-2012年)：应对重大疫情的制度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继续坚持领导爱国卫生运动，大力推行预防接种，不断健全全国卫生防疫体系，着力完善传染病预防法律法规，积极开展传染病专项防治，并取得巨大成就。随着基层卫生防疫体系的逐步完善，我国从1978 年开始面向全国推行计划免疫，对适龄儿童实行有计划的预防接种。1982年，卫生部召开第一次全国计划免疫工作会议，颁布了《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1982—1990年全国计划免疫工作规划》，至1991年，在全国实现了普及儿童免疫的目标①。预防接种的大力推进促使传染病对人民健康的威胁大大减弱。研究表明，“天花、麻疹、脊髓灰质炎、流脑、乙脑、疟疾、黑热病等具有特异预防措施的传染病，已经消灭和消除，或得到控制，但肝炎、伤寒副伤寒、痢疾等无特异预防措施的传染病，发病率维持较高水平，危害依然严重”[21]。特别是在1985年，我国发现首例艾滋病人后，艾滋病的防控形势愈发严峻。而在我国应对重大疫情的制度发展阶段，先后召开了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经历了两次“大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召开的有关重大疫情防控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是1996年12月9日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由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20]。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强调，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0]。他还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发展之路”[20]。199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发布，提出了卫生工作的奋斗目标、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等，专门对“切实做好预防保健工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作出了具体安排，特别强调“要宣传动员群众，采取综合措施，集中力量消灭或控制一些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和地方病;加强对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病的预防和控制;积极开展对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增强对突发性事件引发的伤病及疾病暴发流行的应急能力;重视对境内外传染病发生和传播动向的监测”[22]。这对新时期应对重大疫情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召开的有关重大疫情防控的第二次重要会议是2003年7月28日召开的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胡锦涛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防治非典工作的主要做法和经验、需要汲取的教训以及今后工作中应该注意把握好的重大问题”[23]。这次会议聚焦防治非典重大疫情，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随后，我国卫生工作重点也转向继续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全面完成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基本完成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工作，加强重大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病的基础研究，落实重大的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措施等等。2006年10月23日，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要“走中国特色医疗卫生改革发展道路”，“要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要加强疾病防治和预防保健，建立健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加强对疾病的预防控制和监测工作，集中力量消灭或控制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和地方病”[24]。据此，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作为基本理念，不断深化医改，推动建立符合国情惠及全民的医药卫生体制，不断强化重大疾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机制。

在应对重大疫情的制度发展阶段，我国不仅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次大会，也经历了两次“大考”。第一次“大考”是上海甲肝疫情。1988年1月，上海因部分市民食用带肝炎病毒的毛蚶，出现甲型肝炎的暴发流行。据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疫情统计，1月29日至3月21日，甲肝发病共计292301例，死亡31例。1988年1月24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召开了一次以区级干部为主的紧急动员会，提前部署，明确提出要“打一场扫除甲肝的人民战争”。刚调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镕基要求在市、区、县卫生局相继成立了肝炎防治工作领导小组，采取了“增加床位、调整病房、医院挖潜收治患者”等五项措施，并果断在全市禁止毛蚶售卖，禁食毛蚶，从根源上杜绝了甲肝的再次暴发。在防疫的关键时刻，2月17日，邓小平又一次來到上海过春节，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经过各方不懈努力，3月中旬，上海全市甲肝疫情随即得到了有效控制。“尽管这次肝炎流行有许多教训可以吸取，但处理好这件事本身说明上海人民有着高度的组织性和管理素质，具有应对突发事件和临危不乱的能力”[25]。这次甲肝疫情也对全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产生了深远且积极的影响。

第二次“大考”是防治非典疫情。2003年2月中下旬，非典疫情在广东局部地区开始流行，后于3月上旬在华北地区传播和蔓延。至4月下旬波及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暴发状态。除我国内地外，全球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陆续发生疫情。面对这次严峻考验，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作出一手抓防治非典不放松、一手抓经济建设不动摇的重大决策。经过不懈努力，我国不仅有效控制住了非典疫情，同时又保持住了经济较快增长的良好局面。同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至此，我国抗击非典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这场斗争的胜利，进一步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更加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这场斗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我国人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能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场斗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各国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23]。同时，非典疫情亦引发了党和政府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深入思考，在此背景下，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防治非典的伟大胜利也为我国在2009年防控人感染A/H1N1猪流感病毒疫情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益启示。

在应对这一阶段重大疫情的制度发展，我国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经历了两次“大考”，由此产生的主要成果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部重要法律。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9年颁布并于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这部法律是人们对传染病防治规律科学认识的总结”[26]。二是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部法律是应对突发事件的科学指南。从此，我国应对重大疫情、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迈上了法制化的快车道。

第三階段(2012年-)：应对重大疫情的制度完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成功应对2013年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出血热疫情、2019年鼠疫疫情等，我国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防治工作得到显著提升。特别是抗击埃博拉疫情是对我国卫生应急能力的大检验，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实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2013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为加强卫生应急机制与能力建设、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法制保障。在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和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

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应对重大疫情是新时代的鲜明特色。2016年8月19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胜利召开，吹响了新时代健康中国建设的号角。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7]，“如果人民健康水平低下，如果群众患病得不到及时救助，如果疾病控制不力、传染病流行，不仅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会受到重大影响，而且社会会付出沉重代价”[27]。他还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了全面战略部署，明确提出“新形势下，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是：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27]。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重视重大疾病防控。这是保障人民健康的关键一环。要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对艾滋病、结核病、乙肝、血吸虫病等传统流行重大疾病，要坚持因病施策、各个击破，巩固当前防控成果，不断降低疫情流行水平;对鼠疫、埃博拉出血热等突发急性传染病，要强化动物源头治理，筑牢口岸检疫防线，减少人群发病可能”[27]。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阐明了应对重大疫情的制度体系，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指明了方向。

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突发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这场严峻“大考”，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有力有序推进疫情防控，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目前疫情蔓延势头已得到遏制，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说明只要坚持统筹运用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战略战法，就一定能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应对重大疫情的历史经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应对重大疫情的历史，我国虽历经了一次又一次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也战胜了这一次又一次的疫情，摸索出了一整套疫情防控工作的机制和方法，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获得了进一步做好公共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启示。这些历史经验凝炼和升华成中国智慧，指引着我们不断制定科学发展的中国方案，走向中国之治。

第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打赢应对重大疫情的总体战。总体战理论是德国军事战略家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nff)提出的。他认为，现代战争是全面的总体战争，总体战的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国家经济对总体战有重要影响，强大的军队是总体战的重要支柱，进攻是总体战最有效的作战手段，统帅是实施总体战的首脑。他的这些思想观点对于应对重大疫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借鉴。纵览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成功应对重大疫情，都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都离不开中央的高度重视、果断决策。

一方面，思想重视，方针明确。这是坚决打赢应对重大疫情总体战的基础环节。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就强调，“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28]。适时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总方针。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更深刻认识到“卫生事业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发挥着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作用”[20]。并“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0]。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发展之路。面对非典疫情，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明确提出了“沉着应对、措施果断，依靠科学、有效防治，加强合作、完善机制”的总要求，充分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形势下，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是：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27]。得益于这一工作方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部署，全面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强调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及时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通过应对重大疫情，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坚强领导是我们克敌制胜、克难奋进的根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化危为机，继续前行。

另一方面，组织得力，决策果断。这是坚决打赢应对重大疫情总体战的关键环节。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面临着察北鼠疫的“大考”。在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下，周恩来同志紧急召集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救治防控工作，打响了新中国应对重大疫情的“第一枪”。经协同努力，一个多月后迅速扑灭察北鼠疫，向人民交上了第一份合格的答卷。1957年9月，中央防疫委员会改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改革开放后又重新成立。2003年，面对非典疫情，党中央成立统一指挥和协调全国防治工作的指挥部，严格疫情监测报告制度，確定了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疫措施，制定了就地预防、就地观察、就地治疗的原则，提出了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的要求，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有效、有力推进并取得了胜利。2013年3月，成立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迅速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向湖北等地派出指导组，强化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协调调度，各地区成立了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的领导小组，加强联防联控工作。通过应对重大疫情，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的领导的制度体系，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能力，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第二，坚持全民动员，坚决打赢应对重大疫情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思想是革命事业的“传家宝”，这一思想在应对重大疫情中也得到发扬。1952年春，为了粉碎美国的细菌战，全民动员，全民防疫，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应运而生，并把“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一原则纳入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明确提出了“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卫生工作方针，通过政府倡导、部门协调、社会支持、个人参与，从各方面努力，把卫生工作做得更好。2003年，“面对非典疫情，我们实行全民动员、群防群控，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23]。人民群众是抗击非典的主力军，广大医务工作者、防疫人员、新闻工作者、干部职工、人民群众紧急行动起来，迅速组织起来，群策群力、守望相助、群防群控、联防联控，打响了一场抗击非典的人民战争，构筑起一道防疫的“钢铁长城”。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我们坚持全国一盘棋，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顽强拼搏，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而动、敢打硬仗，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广大公安干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等坚守岗位、日夜值守，广大新闻工作者不畏艰险、深入一线，广大志愿者等真诚奉献、不辞辛劳，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人大、政协以及各人民团体等主动担责，社会各界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纷纷捐款捐物，为疫情防控作出了重大贡献。通过应对重大疫情，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第三，坚持科学防控，坚决打赢应对重大疫情的阻击战。科学是疫病的克星。面对重大疫情，防控传染病，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有力支撑。在新中国的防疫第一战——扑灭察哈尔鼠疫的战斗中，汤飞凡、刘隽湘、陈正仁等我国生物制品工作者及时赶制出鼠疫疫苗，为扑灭鼠疫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微生物学家汤飞凡被后人誉为“中国疫苗之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卫生事业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在医学科技领域，“针对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疾病，在关键性应用研究、医学基础性研究、高技术研究等方面，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攻关”[20]。面对非典疫情，“我们坚持依靠科学、运用科学，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和科学技术的力量，使科学技术成为战胜疫病的有力支撑”[23]。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不仅强调要科学调配医疗力量和重要物资，而且强调综合多学科力量开展科研攻关，加大药品和疫苗研发力度，及时总结推广有效诊疗方案。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历来既重视现代医药又重视我国传统医药，坚持中西医并重，特别是高度重视中医药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应对重大疫情，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我们战胜重大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必须尊重科学、相信科学、依靠科学，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不断降低疫情流行水平，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