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想的四层重大意义

新思想的四层重大意义（通用6篇）

新思想的四层重大意义 篇1

首先，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并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承上启下的独特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和发展，在新时期毛泽东思想仍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来源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可分为不发达与发达阶段的思想；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理论，来源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运动的思想；目前开展群众路线的教育理论，来源于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一系列思想。在政治方面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主张；在经济方面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实现“四个现代化”，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主张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改进经济体制的初步设想；在文化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等，都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下来了。

其次，毛泽东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支柱

对于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振兴和长远发展，毛泽东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指导作用。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时，应该力求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深刻领会它的精神实质，着重学习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历史的视角看，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发生的影响巨大且深远。进入21世纪后，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必须高举的伟大旗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会贯穿这个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继续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才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最后，毛泽东思想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指南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党处在农村，不能不吸收大批农民入党，使农民出身的党员成为党的主要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党还能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认为不过是一个“农民党”。可是毛泽东认为，一个党的性质不决定于党员的出身和成分，而决定于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因此，他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注意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而没有过分强调党员的出身和成分，处处从实际出发。由于党始终重视思想建设，终于把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且培育出了三大优良作风和清正廉明的作风，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现在，我们仍然面临着如何搞好执政党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要继续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

新思想的四层重大意义 篇2

一、从与制度相联系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会更深刻地认识到党的思想建设的不可替代性

关于制度建设,小平同志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制度建设所能够发挥的长期性、根本性和稳定性的作用使其在党的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必须辩证地看问题,不能因为制度建设重要就认为思想建设次要。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思想建设。

(一)任何重大制度的制定都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南。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需要出台一系列有关的制度。但衡量制度建设的成效,不仅在于制度量的增加,更要看制度质的提高。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必须高度重视保证制度的质量。通俗地讲,就是要制定出好的管用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只有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才能够制定出来。也只有制定出好的制度才能使坏人无法干坏事,使好人能充分地办好事。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将发展片面强调为经济的发展,以这样的发展观为指导来制定干部政绩的考核标准,就难以避免只重完成经济指标忽视其他方面的发展的后果发生。当然,这也与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认识水平有关。今天,我们党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相应的评价政绩的标准和具体制度也在创新。这说明,思想理论建设水平制约着制度建设的水平,制度建设的推进要以思想理论的发展为先导。要制定出好的制度,首先必须把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么,今天讲的好制度,标准是什么?就是是否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只有真正领会了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以此为指导制定出科学的制度来。

(二)只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才能为制度建设赢得宝贵时间。新问题和新制度的互动过程始终会存在一个时间差。当今世界、当今中国都在快速地变化发展,新问题不以人的主观愿望而不断涌现。解决新问题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然而,一个比较完善的制度的出台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一般而言,愈重大的制度,制定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因此,在新问题提出新制度的需求之后一直到新制度的出台之前,就必然会存在一个时间差。在这样一个空档里,我们绝不可能坐等制度的出台再来解决问题。否则,问题会愈演愈烈,甚至会发展到不可救药的程度。相当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既与制度的供给不足有关,同时也与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存在的思想建设薄弱密切相关。轻视思想建设,既有害于个人,又有害于组织,更有害于人民。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因此,面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我们只有始终不放松思想建设,才能够为新制度的制定赢得宝贵的时间。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是非常重视制度建设的。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在一定时期思想建设相对软弱,各种腐朽思想乘虚而入,不正之风得以蔓延,一些干部严重腐化堕落,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形象,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基于此,邓小平同志曾痛心地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他还明确指出,这里的“教育”是指思想教育。此后,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在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全面推进了党的伟大工程建设。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坚定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不断推出新制度,同时扎扎实实“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在全党掀起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开展了“艰苦奋斗”教育及“权利观、地位观、利益观”教育等。

(三)只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才能为制度的全面实施营造良好的环境。任何新制度从出台到发挥效应都需要一个过程。新制度要达到为最广大的领导干部及党员群众所了解、所自觉遵守的效果,也依赖于党的思想建设。通过思想建设,进行广泛深入地宣传、教育才能使新制度为大家所熟知并进而以制度规范自己的言行。党的每一项重大制度出台前后,都十分重视制度的宣传、学习和教育警示原因也正在于此。

(四)制度的缺憾和不足需要靠加强思想建设来弥补。单靠制度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就是制度的不足。制度一经确立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是制度的特点、优点,但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因为任何新制度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都会存在一定的缺憾。制度一般是从全局整体着眼,从全局上整体上看是合理的、公正的、公平的制度,对于局部对于具体的个体而言则不一定完全是合理的、公正的、公平的,这是由矛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的。加之制度的刚性和人的思想感情的柔性之间的矛盾等因素,制度的贯彻执行在发挥正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负效应”。所谓制度的“负效应”是指在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制度本身的缺憾或制度相对人受思维方式、认识水平和思想觉悟等因素的制约,而对制度的约束和惩戒产生消极情绪,并由此给工作带来消极影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化解制度的“负效应”或者最低程度地减小负效应就离不开有效的思想教育。因此,必须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把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融会贯通,贯穿于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方方面面,全面而非片面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才能把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既要继承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建党的基本经验,更要深刻把握我们党思想理论思想建设“立党为公”之本质、“实事求是”之精髓,“民主平等”之灵魂

坚持与时俱进,努力探索党的思想建设的新经验、新路子,加强新形势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一要凸显基础性。加强理论武装,打牢党员干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这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坚持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是把握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就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始终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第二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其创始人在一定时代背景下对未来社会发展前景作出的重要论断;第三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特定的时间、条件下作出的一些具体论断。三个层次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是第一层次,这是最高层次,而第二、第三层次的论断则需要以时代的眼光不断审视,有的必然会过时,如果不加审视地拿来指导快速发展着的实践,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第一任务,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这是最基础的内容。

二要体现时代性。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展思想教育,积极探索运用互联网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的新形式。互联网是当今时代思想建设的新战场,又是开展思想建设的科技平台。党的思想建设必须牢牢控制住这一重要阵地。由于互联网的一些核心技术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手里,这使我们在互联网上有效地应对各种思潮的挑战,清除思想垃圾面临着更高的要求。

三要突出针对性。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是我们党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论断。在全面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人们的思想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迫切要求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但长期以来,一讲思想政治工作,似乎对象就是下级,就是群众。结果,最需要做思想工作的地方往往成为思想工作的薄弱环节。而思想建设的一个基本原理是“言传身教”。由于一些“上级”、“领导”所接受的思想教育不足,“身教”的效果就很不理想,他们所做的思想工作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当前,增强思想建设的针对性就要求加强薄弱环节,既要以广大党员为主体广泛推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又要强化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把对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四要富于创造性。要不断创造出为广大党员干部喜闻乐见的新的有效载体。利用载体推进工作是我们党开展各项工作的一项成功经验。党的思想建设尤其要注重依托载体,化“虚”为“实”从而有一个着力的抓手,把思想建设落到实处。

五要注重长效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作好思想工作非一朝一夕之工。只有持之以恒的思想建设才能不断收到预期的效果。思想建设这种长期性,要求不断实践经验,使之系统化,进而建立起思想建设的长效机制。

六要强化民主性。“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视民主为生命的党,就要在思想建设中贯穿“民主性”。要虚心听取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广大党员之所呼,了解把握党员之所想,以民主平等的作风,真正以同志般的感情开展好党内的积极的思想斗争。从而使民主的精神发扬光大,使民主的大树枝繁叶茂,万古常青。这既是新世纪党的思想建设必须把握的一项原则,又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途径。

摘要：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要凸显基础性、体现时代性、突出针对性,要富于创造性、注重长效性、强化民主性。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思想建设。任何重大制度的制定都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南;只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才能为制度建设赢得宝贵时间;只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才能为制度的全面实施营造良好的环境;制度的缺憾和不足需要靠加强思想建设来弥补。

新思想的四层重大意义 篇3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永葆生机和活力，就必须民族化、当代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中国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中国人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体现出巨大的理论威力，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和生命力，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光明前景。

(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现实意义

在新形势下续写家谱的重大意义 篇4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中，提倡在前辈基础上续写新家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可以激励人们爱家乡、爱祖国和增进民族自豪感及道德修养，家谱可以发挥“乡土教材”的作用。诚然，旧式家谱有许多糟粕，但是，其中所记述的祖辈们万难不屈，艰苦创业的经历，清正廉洁，公而忘私，大义凛然，报效祖国的高风亮节以及大量的关于尊长敬师、睦邻和亲、勤劳节俭、忠职尽守、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家训、家规，都并不与今天的思想道德的要求相悖。另一方面，今人续新谱，立场与角度，不仅与古人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且眼光与思想境界，也较古人高出许多。因此，以新思想、新道德、新观念去续写新家谱，记叙大量的爱家、爱国、无私奉献、见义勇为、勤奋好学、清正廉洁、嫉恶如仇的闪耀着高尚品质的新人新事，对于贬斥当今泛滥一时的“数典忘祖”的思想和见利忘义、贪图享乐的人生观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从而能够在新形势下推动中华民族的历史前进。

第二、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基础。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其历史记载可分成三类：国史、方志和家谱。三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和侧重。史侧重于储存全国政治、军事方面的信息，志偏重于记录一地的自然、经济方面的资料，而谱则主要是载录一族之内的社会、人口方面的史料。因此，翻写、续写新式家谱，不仅可以追根寻源，查证、整理出大量的史料，而且能储存、保留大量的新史料，从而为目前和以后的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第三、可以优生优育。为不断改善的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提供历史的依据。古人编撰家谱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明血缘”、“别婚姻”。古人早已从优生的角度，认识到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后代的道理。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云：“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国语·鲁语》也说：“不姓不婚，恶不殖也。”显然，如果有了世系姓名明确，人口寿命增长清楚，家庭或家族迁徙流向明晰，血缘关系与婚姻情况显明的家谱，更可以大大抑制同宗相婚或近亲相配的现象（并可避免同代人姓名重复），进而不断提高家庭、家族乃至整个民族的人口素质。因此，新形势下继续写家谱，完全可以保持对述家庭、家族人口资料的连续性，也可为当代及后代家人、族人的科学繁衍提供一份可资参考的人口档案。

第四、可以增进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同胞亲情，加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毫无疑意，谱牒是维系家庭、家族乃至民族手足同胞亲情的纽带，是港、澳、台同胞的海外华侨、华裔人士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也是追溯与研究并继书海峡两岸关系史、中华华裔发生、发展史以及中华民族演变发展史的一个基础。正是鉴于谱牒的这种重要性，台湾当局才会于1983年发起召开了“亚洲族谱学术研究会”。并以此为契机，利用至今仍被中外华人崇亲观念，扩大在海外华侨、华裔中的影响，维护台湾统一秩序。所以，我们更应充分利用大陆“根”的优势，发掘和整理民间的旧式家谱并在此基础上续写新式家谱，以促进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华裔寻根问祖的热潮，吸引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回归投资，并推进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

新思想的四层重大意义 篇5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主要从五个角度进行了阐述：

（一）从我们党的历史的角度来看，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率先展开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探索。1957年，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卫和发展生产力。”尽管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比较严重的“左”的错误，但他在社会主义发展起点、发展动力、发展道路等方面，突破苏联传统的发展模式，初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观，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明确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确定了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明确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部署，继续推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既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直接继承，又有全方位的重要发展。其主要体现，一是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二是明确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三是明确强调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的这些重要发展，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升华到了更高的水平、更高的境界。

（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角度来看，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劳动者解放的科学，是关于人的自由和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回答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发展；第二，发展什么；第三，怎样发展；第四，依靠谁来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立足于当代中国特别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对这四个问题都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回答，初步揭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规律，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我们学习科学发展观，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意义上来理解和掌握，不能将世界观和方法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关于这个内容，后面的有关部分还会比较详细地谈到。

（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有成果的关系，既有一脉相承的方面，也有与时俱进的方面。比如，关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贯坚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同时，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强调了现实生活中人的价值、人的权益和人的发展，这适应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与时俱进的突出体现。再比如，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两个文明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三个文明建设”，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新格局，这更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

（四）从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进程的角度来看，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说，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启示，是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在正确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思想认识和工作上的片面性，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个片面性，主要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识和贯彻的片面性。比如，不少地方讲“一切服务于经济建设，一切服从于经济建设”，把经济建设当成了根本和目的，对老百姓实际收入的提高注重不够，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注重不够，对公民民主权利的支持和维护注重不够，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注重不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新的弊端。

从2006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7％，但投资增长24％，出口增长27％。这说明，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的，而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购买力和消费力的增长远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当疲弱。近十几年来，我国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多数就业人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这是一种不合理、不安全的宏观经济结构。如果压缩投资、出口受到限制，经济增长的速度势必要降下来。经济增长可以持久依靠的，应该主要是老百姓的购买力和消费力。这就是说，经济增长主要得靠国内居民和社会的消费来拉动。但是，我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属于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居民的消费能力比较低。有人说，现在城乡居民的存款率比较高，老百姓有消费能力，但就是消费观念很落后，舍不得花钱。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许多老百姓有后顾之忧。他们往银行存钱，主要是为了孩子上学、买房和自己将来养老、看病用的，不是舍不得消费。要尽快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主要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将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认真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方面问题。

（五）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角度来看，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道路属于实践范畴，理论体系属于思想范畴，坚持理论体系是坚持道路的思想前提和方向引导。因此，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思想。

新思想的四层重大意义 篇6

一、“长期建藏”思想的科学内涵

“长期建藏”既是进藏干部建设西藏的一种精神力量与工作思维方式,又是“长期”加“建藏”的有机组合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必然要求。

(一)“长期建藏”是一种精神力量。

西藏和平解放后,在进藏干部和各族群众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建设西藏的精神———“建设不仅是为了国家,更是为了西藏人民;不仅从目前的需要出发,更重要的是为西藏未来建设着想”,将“长期建藏、边疆为家”升华为一种精神力量。参与西藏建设者,不论时间长短、贡献大小,都把“长期建藏”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坚守着为西藏未来建设着想的理念。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力量,和平解放65年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区区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巨大成就。

(二)“长期建藏”是一种工作思维方式。

长期以来,西藏社会面临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还面临着各族人民与达赖集团分裂活动进行坚决斗争的特殊矛盾。在这两种比较尖锐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长期建藏”就显得尤为重要,必须不断推进西藏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发扬“长期建藏”的工作思维方式,促进西藏“五位一体”全面发展,从而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西藏篇章。

(三)“长期建藏”是“长期”加“建藏”的有机组合。

由于历史、地理、宗等多方面原因,虽然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同祖国内地相比,自身的“造血”能力大大落后于其他地方。光靠“输血”就需要外界不断的供给,供给一旦短缺或消失,问题就会出现。只有自身有了“造血”功能,才能源源不断地满足生理需要,对西藏的援助也是一样的道理。目前,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长期”加“建藏”的有机组合,加大对西藏资金、科技、人力资源的援助,通过“输血”激活和催化西藏自身的“造血”功能。

(四)“长期建藏”思想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由于历史、地理环境、教育、交通等多方面的原因,西藏普遍落后于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另一方面,达赖集团在西方的支持下,不断变换手法,暴力与非暴力两手并用,加大对境内西藏和四省藏区的渗透与破坏,反分裂斗争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更加凸显。“长期建藏”思想正是出于两个大局的全面考虑,实事求是分析了当前西藏的发展情况与反分裂斗争的形势,提出重在以我为主,牢牢掌握对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反分裂斗争的主动权,使西藏走上“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现代化之路。

二、进藏干部“长期建藏”与西藏社会稳定发展的关系

据国民党政府的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记载,1943年实地调查,在西藏长期安家的汉人,仅有500余户,2000余人。辛亥革命到西藏解放前夕的近40年间,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时断时续的离心倾向。西藏地方当局利用中央政权变革无暇顾及边地治理之机,发动第一次“驱汉事件”。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西藏地方当局又借国民党政权将要瓦解之机,再次制造“驱汉事件”,并企图以武力抗阻我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无人”进藏的状况出现改变。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藏的地方工作人员就已达到4.5万,军队人数达到5万。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思想影响下,在高原坚持工作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有的干脆在西藏安了家,被称为“老西藏”。大批人员的进藏及相对稳定的“老西藏”干部队伍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有效地管理与有力地施政。正如邓小平在1987年会见美国总统卡特的谈话时指出:“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可见,进藏干部队伍的存在及比例,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1950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随军进藏的地方干部仅有2 2 0 0 名,其中汉族2000名,占90.9%。在这些进藏干部的努力下,10月取得了昌都战役的胜利,为和平解放西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中共西藏工委迅速组建并开展工作,初步稳定了西藏的形势,打开了西藏工作的局面。最终,促使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和谈代表进京,经过双方协商于5月23日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的签订,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分裂中国西藏的梦想,维护了祖国统一,为西藏人民废除农奴制度、彻底翻身当家作主奠定了基础,为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开辟了道路。

(二)1957年,为贯彻中央“六年不改”方针,西藏将汉族干部、学员、工人由4.5万减到3700人。到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借机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同年,中央先后下发了《关于抽调干部赴西藏工作的通知》等9个文件,从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抽调了约10300余名干部进藏工作。广大进藏干部遵照中央“边平边改”的方针,迅速平息叛乱并团结带领百万农奴展开民主改革,不仅一举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还在西藏全区相继建立起基层人民政权,形成了西藏治理的基层组织体系。

(三)1980年后的几年中,西藏大量调出进藏干部。

把建藏和援藏工作对立起来,以援藏来代替建藏。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到西藏考察,认为“汉族干部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提出只留15%,其余分批内调。“汉族干部完成历史使命”的结论、对少数汉族干部不正之风的批评以及内调方案,既不准确,也不符合西藏实际。实践也证明,这一结论和评价不但使很多长期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感到伤心,也使民族关系出现一些问题,在其后的几年中,西藏自治区根据中央政策的安排,共内调了三批干部、工人、实际调出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2万多人、工人2.5万人,连同这些人的家属子女共计约8万人离开了西藏。在进藏干部内调的过程中,由于实行了“压数字、定比例”等办法,西藏一些地方的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许多热爱西藏、熟悉西藏,有水平,甚至懂藏汉两种语言的领导骨干和业务技术骨干调走了。

原西藏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同志对此有过一个较中肯的评价:“80年代的前几年,大批干部、职工仓促内调,内地干部职工突然离去,当地干部难以替补,贻误了西藏的建设事业,本来较为融洽的民族关系,也发生了逆转,助长了不安定因素的发展”。进藏干部的大批内调,使西藏工作伤筋动骨、伤了元气,不仅影响了专业技术性工作,更重要的是对内地进藏干部的评价和调离,使干部队伍中出现了思想上的混乱,使西藏原来比较融洽、和睦的民族关系受到了影响和损害。此后几年中,西藏的稳定急转直下,1987年后连续几年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骚乱事件。

从表面上看,这是“进藏”与“出藏”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长期建藏”与西藏社会稳定的关系,这涉及中央治藏方略、西藏工作方针政策上的大问题。

历史证明,广大进藏干部是“长期建藏”思想实践的主力军、稳定的压舱石、民族团结的引领者、祖国统一的维护者,是党在西藏执政的骨干力量。在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改革开放的各个关键历史时期,进藏干部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国家力量向边疆地区延伸、带动内地与西藏构建密切联系的重要方式。进藏干部参加西藏建设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没有源源不断的干部职工进藏,西藏建设的困难不知会增加多少倍。汉族干部进藏,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凡是进藏干部队伍加强的时候,西藏发展稳定就有好的局面,凡是大量调出西藏干部的时候,都会在其后发生较大的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这也可以反映出“长期建藏”对西藏长治久安有风向标的指示作用。只有切实在“长期建藏”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加强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才能保证西藏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重申“长期建藏”思想的现实意义

1950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在考虑进军西藏部署时,曾做过进藏部队三年轮换的指示。1952年,毛泽东又提出“现在改长期建藏为好”。同年,西藏军区向全体指战员发出了“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倡议,要求全体指战员必须与西藏人民心心相连并肩战斗,像建设自己的家园一样,树立长期建藏的思想,在西藏扎根、开花、结果。文革后,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干部内调,“长期建藏”的口号提少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实现“两步走”的中国梦和“治边先稳藏”的大局考虑,再次把长期建藏作为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这既是对过去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存在问题的反思。

2013年4月28日,俞正声在西藏工作协调小组会议上,专门讲了“要树立长期建藏的思想”。俞正声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西藏和四省藏区面临特殊的困难和问题:一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仍然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二是在国际敌对势力的支持下,达赖集团还有相当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能力,我们要和他们进行长期的斗争。三是西藏和四省藏区绝大多数群众信仰宗教,许多地方还比较封闭。发展,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反分裂,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宗教、封闭等社会问题,也有长期性。所以,解决西藏发展与稳定的问题都需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树立长期建藏的思想,一切工作都要从长计议,一切措施都要有可持续性。

习近平在2015年8月召开的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强调,“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是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的西藏工作的主要原则。”说明“长期建藏”思想是今后西藏工作中必须坚持的一大原则,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都要按照“长期建藏”的原则来指导、来思考、来部署。要认清当前西藏面临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具有长期性;同时,西藏面临各族人民与达赖集团之间的特殊矛盾,要解决这一特殊矛盾也需要长期的努力。这两大矛盾就决定西藏工作要从长计议,把眼光放长远,坚持“长期建藏”的指导思想是关系西藏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中央重申“长期建藏”思想,与五十年代提出“长期建藏”思想相比,既是对过去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存在问题的反思,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经过时间的沉淀,过去实践中所发生的偏差和问题早已得到纠正,现在党从治藏方略的高度提出“长期建藏”思想,是从自己走过的路中吸取切肤之痛的教训,使之成为我们沿着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宝贵警示和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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