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图书馆的大数据伦理失范问题及伦理规范的发展战略
摘 要 智慧图书馆的大数据应用中存在个人隐私泄露、信息安全威胁、信息公平失范的伦理问题。本文从主体自身道德底线的缺失、大数据技术不完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分析伦理失范问题的成因，并提出伦理规范的发展战略：从国家、公民和图书馆三个层面加快法律建设;提升大数据应用主体的伦理规范意识;重视智慧图书馆大数据监管;接受来自读者、同行及新闻、网络媒体的监督评价。
关键词 智慧图书馆 大数据 伦理失范 伦理规范
分类号 G25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0.03.003
智慧图书馆是通过物联网实现智慧化的服务和管理，依托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信息技术手段，具有更加高效和便利特点的现代图书馆运行模式。“大数据”一词是英国数据科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斯·库克耶于2008年提出，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1]，十余年间，在智慧地球、智慧城市、智慧校园、智慧图书馆等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与研究。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及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变得方便、快捷，它的应用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帮助人们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大数据的采集分析技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如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行为信息以及个人偏好信息的泄露问题不容忽视。近年来，从伦理学角度研究大数据应用的伦理失范问题正在成为图情业界关注的前沿。
1 智慧图书馆的大数据伦理规范研究现状
通过梳理现有相关的中外文文献发现，大数据伦理问题在生物学及卫生健康领域已进行了较多的研究[2]，但图书馆领域，特别是有关智慧图书馆的大数据伦理问题却鲜有报道。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技术伦理视角思考图书馆大数据服务中的伦理问题;二是从隐私保护视角研究图书馆认证与访问管理的隐私和伦理问题;三是从信息伦理的视角研究智能时代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信息伦理规范和科学数据共享伦理问题。
1.1 技术伦理视角下的图书馆大数据服务伦理问题
1985年Jim Moor在《什么是计算机伦理?》 一文中指出计算机技术改变了“我们的许多人类活动和社会机构”，并将“给我们留下如何使用计算机技术的政策和概念真空”“通常情况下，要么不存在针对这些情况的行为的政策，要么现有政策似乎不足够”[3]。2016年，Michael Zimmer博士在“图书馆研究数据服务中的伦理问题”报告中，再次提出大数据研究中存在“概念鸿沟”和“政策真空”，新技术和技术环境的出现常常导致我们在如何看待道德问题上存在概念上的鸿沟，以及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上处于真空状态[4]。Michael Zimmer分析指出，作为伦理学家，在思考研究伦理的一些最基本原则时，比如隐私(privacy)、同意(consent)和危害(harm)时仍面临着新的概念鸿沟;而作为实践者，我们在决定如何帮助研究人员获取、存储和共享数据集时也同样面临政策真空的新问题。近年来，“随着大数据、开放数据的出现，特别是许多图书馆对雷达屏幕上研究数据的整理，数据服务已成为高校图书馆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5] Michael Zimmer进一步分析了图书馆的数据馆员在协助研究者获取、存储和分享用于大数据研究的数据集中遇到的新挑战。
1.2 隐私保护视角下的图书馆认证与访问管理问题
2008年，Pam Dixon指出数字身份验证和访问管理引起了对隐私、可识别性和将读者相关数据公开的关注，进而研究了图书馆身份认证和访问管理所带来的隐私和伦理问题。在美国许多州，图书馆读者信息的私密性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在数据访问技术和身份验证的相关讨论中还尚未被足够重视，随后，Pam Dixon研究了用于图书馆认证和访问管理系统的伦理分析的核心原则《公平信息规范标准及其在图书馆的政策应用中的适用性，并讨論了图书馆的最佳实践[6]。此外，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关于图书馆记录保密性的政策中就敦促图书馆“正式采取一项政策，明确承认其流通记录和其他包含图书馆用户姓名的记录为机密”。2018年，法国Joachim Sch?pfel在智慧城市背景下提出智慧图书馆的新概念，指出智慧图书馆中的“智慧”不能解决所有图书馆问题[7]，有一个基本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即智能技术的目标和使用与图书馆相关的传统价值观之间存在潜在冲突。智慧图书馆处于大规模的监控中，存在侵犯隐私，削弱“智慧图书馆中的人”的自由的问题。这并不符合国际图联(IFLA)的《道德守则》中所述的尊重个人隐私、保护个人数据及图书馆流通记录的机密性。
1.3 大数据时代信息伦理规范和科学数据共享伦理问题
2012年，东南大学的梁修德指出伦理失范的主要原因是信息活动主题的道德缺乏自律，在网络的虚拟、匿名和隐蔽环境中，信息伦理的规范还需要社会舆论、信息伦理机构和赏罚与监督[8]。2014年，广西大学图书馆陆伟华阐明了对大数据时代信息伦理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分析大数据时代所面临的信息伦理困境并提出如何走出困境的对策思考[9]。2018年，长春理工大学李娟等人研究了智能时代的信息伦理问题，从社会制度根源、技术根源和主体根源三个方面分析了信息伦理问题的成因，并初步构建智能时代的信息伦理体系[10]。2018年，合肥工业大学的董军等人从大数据时代数字身份的视角讨论了被盗用、易追溯和身份认同等伦理问题，并提出克服和控制的策略[11]。2019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温亮明等人探讨了大数据时代科学数据共享伦理问题，总结分析了科学数据共享中，伦理理论、困境、问题成因及问题治理是研究热点，提出了大数据时代的一些新伦理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12]。
综上所述，国内的研究是广义上对大数据时代信息伦理问题的讨论及提出控制策略，但尚未研究图书馆环境下的大数据服务涉及的伦理问题。而国外研究也仅是提出图书馆大数据服务中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缺乏伦理政策与规范，特别是智慧图书馆大数据监控中可能存在侵犯个人隐私问题。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关于智慧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与大数据伦理问题相契合的研究，但大数据伦理问题只有结合具体的应用背景和环境才可能真正发现伦理规范存在的问题并探讨问题成因，寻找到未来伦理规范的发展战略。因此，在归纳和整理现有相关研究现状基础上，本文将智慧图书馆理论与伦理规范理论相契合，即分析基于不同伦理规范理论下的智慧图书馆的大数据伦理失范问题，从整体上探讨伦理失范问题的可能成因，并对智慧图书馆的伦理规范提出未来的发展战略。
2 智慧图书馆大数据应用过程中的伦理失范问题
伦理是调整人的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准则，从理论上讲，伦理规范是指对行为规范与道德的遵守。本文中涉及的伦理问题界定为大数据技术的伦理问题，伦理规范主要关于大数据技术相关的隐私、安全性、数字鸿沟、公平性、可及性、数字身份方面的规范与标准。那么，伦理失范问题就是对这些规范与标准的违反和背离。具体来讲，在大数据应用过程中，侵犯个人隐私、威胁数据安全、造成信息鸿沟、有碍信息公平等行为均属于大数据伦理失范问题。
2.1 个人隐私泄露问题
个人隐私保护是重要的信息伦理问题。个人信息包含隐私和私密性信息，个人信息的不当使用就是常见的伦理失范行为。个人所产生的数据包括主动产生的数据和被动留下的数据，其删除权、存储权、使用权、知情权等本属于个人可以自主的权利，但在很多情况下难以保障安全。在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中明确要求泄露私密信息就是侵权，要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保护个人隐私。
在智慧图书馆服务与管理过程中，个人信息和数据采集过程中对读者的个人身份信息、读者的行为轨迹和读者的阅读偏好信息的搜集。那么，可能存在的伦理失范问题主要有：其一，读者个人身份信息方面，数据的所有权不明晰。由于缺乏法律和伦理规范，大数据通过网络可以任意传播，无视被采集者的个人身份和隐私泄露危险。如：大学图书馆的读者信息大部分是从人事处或学生处直接获取人脸图像信息进行人脸识别[13]，未考虑读者的知情权问题;其二，读者行为轨迹方面存在数据失真问题[14]，多数情况是读者不愿意泄露隐私，而故意造成“非真实数据”的产生。如个别读者在监控器下的自我故意遮挡行为、有意在图书馆某些区域停留行为等;其三，读者阅读和行为偏好方面的数据被不当利用也是侵犯读者隐私的行为。
2.2 信息安全威胁问题
信息安全伦理属于典型的科技伦理问题。科学技术在人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科学技术伦理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的价值观念问题，而且事关社会责任问题。我们必须要正确利用科技成果为社会造福，避免由于不当使用科技成果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信息安全威胁有两大类型：一是来自外部入侵和攻击产生的信息安全威胁;另一个是内部违规非法操作行为带来的信息安全威胁。一些信息技术本身就存在安全漏洞，可能导致数据泄露、伪造、失真等问题，影响信息安全。此外，大数据使用的失范与误导，如大数据使用的权责问题、相关信息产品的社会责任问题以及高科技犯罪活动等，也是信息安全问题衍生的伦理问题。
智慧图书馆在大数据存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信息安全威胁问题包括：其一，存储方的主观故意行为。这方面原因主要是信息存储人员管理不善所造成。如信息存储人员以营利为目的贩卖用户信息数据而造成的数据泄露;其二，黑客攻击或者盗取造成的数据泄露或数据丢失。由于网络技术漏洞及网络的便捷性、大数据商业价值及相互关联性，使得黑客攻击或盗取数据在当代变得更为便捷与频繁[15-16]，黑客通过电脑漏洞直接在后台盗取数据的案例屡见不鲜;其三，病毒入侵所造成的数据泄露或丢失问题，如“AV终结者”等病毒，能以反击杀毒软件、破坏系统安全模式、植入木马下载器等方式盗取数据或使计算机瘫痪造成数据丢失。
2.3 信息公平失范问题
信息公平失范是数字鸿沟理论的直接现实表现。信息技术带来社会生产和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会造成信息不对称、不透明及数字鸿沟问题。缩小数字鸿沟，增进人类福祉、保障社会公平是具有全球价值的伦理问题。从宏观上来讲，数字鸿沟主要是指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造成国家间及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那么，本文中主要是指数字鸿沟理论在智慧图书馆服务中应用的微观层面的内涵，我们称之为信息公平失范问题。智慧图书馆服务与管理中的信息公平失范主要是指图书馆中不同身份、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群体间的数字鸿沟或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包含具有较高身份级别的群体的信息垄断现象。
在大数据分析结果利用过程中的信息公平失范行为主要表现在两点：其一，数据独裁问题。在大数据时代，数据量的爆炸式增长使得依赖传统的工作模式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如必须依靠大数据分析结果才能更科學和准确为图书馆资源建设与读者服务的改进与完善提供数据支持。但是，仅靠采集的数据分析结果还远远不够精准，工作人员的参与仍然重要。因此，唯数据论必然导致数据独裁，造成最终的工作结果与初衷相差甚远[17]。其二，数字鸿沟问题。数字鸿沟，又被称为“信息鸿沟”，是指在大数据时代，不同群体之间对资源占有、使用机会及收益分配存在较大差异，存在马太效应[18]。表现在图书馆方面，如高校图书馆仅凭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中的读者借阅数据或学校各院系读者在图书馆的行为轨迹来给出图书馆资源建设与读者服务方面的分配有失公平。由于学校的院系规模不一，学科的特点和需求不同，且处于动态变化中，应全面、个性化和动态地深入研究，从而制定资源与服务的分配原则。
3 智慧图书馆的大数据伦理失范的成因
大数据伦理失范问题从根本上是由于社会科技发展中政策、规范、技术的发展速度不匹配导致的，具体来讲也与图书馆的类型、社会环境、技术条件和公民的道德素质与水平密切相关。笔者从整体上进行智慧图书馆的大数据伦理失范成因分析，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主体自身道德底线的缺失、大数据技术不完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
第一，大数据应用主体的道德底线的缺失造成无意或有意泄露读者个人隐私。目前，大数据技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普遍应用，给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每个人都受益其中。同时，它相应的商业价值也迅速提升。利益的诱惑使大数据拥有者容易降低道德标准，产生伦理失范。例如，对读者的特征数据如年龄、照片、院系及读者的行为数据如借阅历史、空间预约、数据库使用等，属于读者个人隐私。大数据应用主体如数据馆员及相关部门要遵守隐私保护规范。切不可因为网络的隐蔽性、经济利益的驱使、自控能力差、行为习惯等原因通过任何方式泄露读者隐私，如泄露读者借阅偏好、读者数字资源使用频率、空间预约地点和用途等。
第二，大数据技术的不完善与不成熟造成数据安全威胁问题。其一，大数据本身不具有甄别信息的功能，无法进行信息自动管理，无法保证信息源的可靠性与规范性[19]。同时，大数据技术通过网络作为主要载体，具有虚拟性，缺乏伦理管束和法律约束。其二，大数据技术在给读者利用图书馆设施和资源带来各种方便的同时，也为不法之人提供了数据获取、传播利用的渠道和工具[20]。其三，大数据技术的加密和代码的伦理约束不成熟，为不法分子提供了隐藏便利，给大数据的采集分析带来了新的伦理学挑战。那么，智慧图书馆管理者和数据馆员要加快提升数据监管水平，采用加密技术等手段，防范恶意攻击者或黑客对读者特征及行为数据库的入侵、攻击或篡改。
第三，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信息鸿沟或信息公平失范问题。智慧图书馆中读者的特征和行为数据并不是万能的。一方面，这些数据不能代表读者的全部阅读和利用行为，也不能精确的反映读者的全部阅读和利用需求;另一方面，智慧图书馆读者大数据中所反映的借阅历史及空间、电子资源利用历史也不一定是最真实的客观现实。例如，读者可以因为某些原因，让其他读者代替借阅某些图书，或者为外单位无借阅权限的读者借阅图书;电子资源的利用也可能存在账号外借情况或者读者以经济交换为目的进行电子资源的恶意大量下载;空间利用过程中，读者为了规避政治审查与监管，可能提供虚假的空间利用申请，从事非法或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活动或聚会。
4 智慧图书馆大数据应用伦理规范的发展战略
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和技术不得不应对的最大问题是那些技术发展本身所导致的问题[21]。大数据采集分析技术所导致的伦理问题已经被公认为社会问题，它既危害到个人的信息安全，也不利于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共识，造成现代技术与伦理失范的对立，亟待解决。笔者认为，智慧图书馆在应用过程中，建立大数据伦理规范十分关键，制定发展战略势在必行。笔者将从五个方面对智慧图书馆的大数据应用伦理规范的发展战略予以阐述。
4.1 从国家、公民和图书馆三个层面加快法律建设
法律是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发展的制度规范，通过制定和完善大数据相关法律可以对大数据行为主体起到规范、约束和引导主体行为作用，使其对大数据行为主体的约束更加牢固。国家层面，完善大数据立法，出台相应的数据采集、存储、分析的“实施细则”势在必行;公民层面，可通过《民法总则》提高公民对个人数据信息的知情同意权利;图书馆层面，完善图书馆大数据采集分析利用的伦理道德标准，尽快出台细则，规范数据采集、分析、利用权利的使用级别及防失范措施、规范图书馆数据采集存储设备标准等等，使图书馆、馆员、读者都有一个明确的可以维护自身权益的标准与方法，根据本馆的实际情况再进一步规定各级别权限，设定读者隐私数据开放级别等。
4.2 提升大数据应用主体的伦理规范意识
目前，大数据技术中有关对大数据采集分析隐私的道德修养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十分有必要通过大数据伦理规范教育，提升应用主体的大数据伦理规范意识。首先，智慧图书馆的读者特征和行为数据采集与分析馆员要经过相关伦理规范学习与培训才可以上岗。有必要对其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和遵守道德标准和伦理底线，组织他们学习有关国家数据管理政策、法规、数据伦理等知识，通过学习，让其在思想意识上、實践行为上把伦理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具备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其次，智慧图书馆的相关领导可以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发大数据伦理规范的宣传片进行正面宣传或搜集伦理失范的反面案例进行警醒教育。
4.3 重视智慧图书馆大数据监管
数据监管是智慧图书馆有效、安全运作的必要手段，其核心就是建设大数据监管平台，综合运用电子预警、统计分析和数据挖掘等先进技术，围绕智慧图书馆涉及的主要读者和数据馆员行为活动，进行全方位监控和历史数据分析，辅助监管领导及时发现相关人员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为智慧图书馆的发展保驾护航。具体可包括读者信息泄露违规分析、电子资源恶意下载可疑人员分析、读者空间利用时间和频率可疑人员分析、恶意攻击软件分析等，以防范在智慧图书馆运作过程中面临的潜在伦理风险和挑战。制定大数据监管规章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和应用的程序与规范，对于不按程序和规范办事、存在伦理失范的数据采集、存储、分析使用者进行必要的惩罚，将违法者送交相关机构处理。
4.4 接受来自读者、同行及新闻、网络媒体的监督评价
培养大数据使用者的道德自觉主要来自于对伦理失范的评价监督，从而让大数据使用者重视大数据伦理规范的重要性。首先，开通多种读者反馈和建议渠道，定期向读者发布图书馆大数据分析报告的同时，采用问卷调查、焦点组访谈、座谈会、开放式访谈等方法搜集读者提出的大数据采集分析存在的伦理问题，允许读者提出质疑，由图书馆领导、馆员、读者、技术人员共同讨论，在公平、公正、合理的前提下满足读者的需求，听取读者的建议，接受读者的评价和监督，为读者提供满意的服务。其次，倡导行业自律，在鼓励进行智慧图书馆行业中评比最佳伦理规范实践案例，建立行业制度和规范，进行大力宣传。最后，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评价作用，对与大数据采集分析有关伦理失范案例进行解析与评论，鼓励广大观众与网友的参与，以此引导规范的大数据采集分析行为。
5 结语
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及引发的伦理学问题逐渐获得较高的关注，现阶段主要表现在国家相关法律及主体的行为道德标准层面，而对大数据技术相关伦理学问题研究不多，处于起步阶段。针对智慧图书馆大数据应用所涉及到的伦理实证研究就更是少之甚少。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方向应着重从这几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是数据异化既数据依赖问题。不能完全以各种统计数据制定资源采购与读者服务工作政策，必须还要兼顾图书馆的资源采购方针和政策，结合本馆客观实际情况做出合理安排等，如何解决“唯数据论”，让数据作为重要的参考决策依据有待研究。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伦理问题。近几年来，机器人馆员在智慧图书馆也逐渐应用起来。那么，如何对待机器人馆员和普通馆员之间的关系?2019年，李彦宏特别提出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只有建立完善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处理好机器与人的新关系，我们才能更多地获得人工智能红利，让技术造福人类[22]。第三方面是伦理问题的问题域及研究人员问题。2019年，谷歌新成立了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目的是指导公司“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计划”，以讨论对谷歌人工智能项目的各种担忧问题。但在几名委员会成员的争议中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可见，智能环境下，伦理问题的研究必是一个受争论的社会问题，需要结合政治学、社会学的交叉学科人才共同解决，绝不仅仅是技术专家解决驾驭的问题[23]。因此，智慧图书馆大数据应用的伦理问题研究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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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秋 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资源建设部主任。 辽宁沈阳，110122。
刘春丽 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硕士生导师。 辽宁沈阳，110122。
刘丽萍 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馆员。 辽宁沈阳，110122。
马凤毛 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医学信息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辽宁沈阳，110122。
(收稿日期：2019-07-20 编校：谢艳秋，左静远)
作者：王维秋?刘春丽?刘丽萍?马凤毛
摘 要：当代死亡伦理智慧以生命长寿及身心健康为起点，凸显了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人道使命和命运智慧。而且这种命运智慧以生死互动思考及身心善衡和谐为内涵建构，既体现了个体到社会的当代中国健康战略，也体现了个体到国家领导力的当代社会命运智慧。个体生命的身体营养善衡及身心善衡可以拓展到民族国家之间的善衡与每个民族的命运善恒。当代大自然境界的生死智慧观是时空立体耦合观，是生命善衡与生命善恒的大通融。当代中国弱式生存论的死亡伦理智慧作为生死相依的心智慧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之心，对生灵生态则充满了爱惜感恩之心。当代中国死亡伦理智慧与环境伦理智慧相通，环境伦理炼就的环保心智慧影响当代环保战略的灵魂。人的所有命运都基于其生死命运的建设，生态环境破坏会给人类带来生死存亡的命运挑战。命运共同体生死伦理智慧也意味着当代环保领导力的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当代死亡伦理智慧融环境伦理的健康使命，不仅是具有健康中国象征性支撑，还是健康人道和健康天道结合的大健康世界的中国智慧贡献。死亡风险伦理意识缺失是风险伦理意识缺失的最严重方面，时间维度的死亡伦理与空间维度的环境伦理打通建构的当代中国弱式生存中心论死亡伦理智慧，力求实现风险社会中伦理潜在因的化解。有伦理底线的人生不会因私利膨胀无度而不顾生命健康甚至安危而进行铤而走险之事(例如践踏法律受到制裁丧生或患上致命性疾病如艾滋病导致死亡)。预防吸毒的死亡伦理智慧降低艾滋病等死亡风险的概率，不仅有利于个体生命健康，还事关国家存亡和民族安危。死亡伦理智慧也体现当代中国居安思危的健康战略。人的死亡最大莫过于心死，当代死亡伦理智慧建设以只争朝夕的生命感不断激励青春活力或者说青春之心永恒不死。
关键词：当代死亡伦理;健康中国战略;人道使命;命运智慧;环境伦理;领导力
广义的死亡伦理智慧由个体生命长寿及其身心健康为出发点而加以拓展，其处于生存状态中思考死亡风险的战略远见在国家层面体现了由个体到社会的当代中国健康战略，其处于安全状态中思考潜在危险甚至可能致命性危险的智慧在社会层面体现了由个体领导力到国家领导力建设的命运智慧。
一、死亡伦理智慧：以生命长寿为起点的健康大智慧
何为个体生命的死亡伦理意义上的“死而不亡者寿、不失其所者久”(《老子·第三十三章》)?伦理智慧而言的长寿不仅需要物质因素推动，还需要精神因素推动。寿命的自然与寿命的境界在大自然、大智慧、大健康的视野里实质是通融的。也可以说，当代中国生死意义领导力的健康智慧需要大自然智慧观，即中国大智慧生死自然观。生命健康长寿得益于大自然的长寿，得益于大智慧的精气神充实。“道法自然”之因在于此“自然”境界是大自然的天地人合一的大境界，“不失其所”的“所”在于“其所者”是不朽的生命大智慧或生生不息的健康生命。因之根、因之源，“复归于其根”，“其根”之根源之原因之元之缘，个体生命的健康长寿中有大自然智慧之因、大智慧自然观之果。死亡伦理智慧对于生命健康长寿的大自然建构需要如何去理解大自然智慧之根因、如何去理解大智慧自然观之果然?
当代大自然境界意义的生死智慧观是时空立体耦合观，是生命善衡与生命善恒的大通融，特别是当代中国生死大智慧自然观使得最常用知识积累能活学话用、融会贯通，自然而然地功到自然成、水到渠成。天人相融的大自然也意味着社会与自然的相融及生死超越。我们对大自然拥抱的前提是大自然的环境适合我们生命健康的融入。比如把社会伦理生活中的论对错与博弈大自然中的论输赢相融合的伦理智慧辐射生死挑战时，就可以得出生死大自然的自我因果法则，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大自然因果智慧，创新品牌、富有生命力的当代需要新气质新风貌新境界，思想的引领智慧和基础研究，每天活水源头的创造创新、思想原创和开辟力。例如创造新职业的力量型社会，力量时代的想象力、创造力、思索力、执行力、决断力、力量感。比如作为创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主席五十岁、六十岁甚至七十岁时仍横游泳长江，体现了身强体健，也树立起强大标杆领导力的大自然形象及大健康魄力。又比如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发起人及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七十岁时徒步登上黄山、遨游大海时同样体现了大健康领导的大自然情怀魅力。
二、身心善衡推动的大智慧领导力需要以当代健康人道使命为起点的死亡伦理智慧——环境命运及生死命运
由个体生命的身体营养善衡及身心善衡拓展到民族国家之间的善衡与每个民族的命运善恒。当代中国外交史上的何时一边倒、何种一边倒、独立自主、自主创新的大智慧领导力也需要身心融合地富有正定力、正信力的可持续健康支撑。当代中国大智慧思想库(大智库)的独立人格，大概率的没有棋盘也没有棋局的大智慧一开始否定前提的“抽象盘”和“抽象局”，颠覆性的不会打“一枪”(哪怕瞄准样式而放下)的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不会使“一刀”(哪怕举刀样式而放下)的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面对“美女”的“人造美女”前提假设的“颠覆”智慧。所谓颠覆智慧要害所指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死亡伦理智慧，也就是在生和死之间假设循环的“逆商”修炼提升综合健康素质，也就能破解健康生活中的孽障及不良诱惑。趋势动态远见决断多维的财富视野之中的人文心理行为终极指向，虽然普通大众包含自己在内还做不到完全意义大智慧境界，但这丝毫不妨礙以其大智慧状态作为不断激励修炼的方向趋势。可见健康人道使命的核心离不开人，人的身心善衡的实现首要离不开人的趋势：不断交流激励头脑风暴的开发真正入场成为实质当局者，而充分体现人道核心使命的身心善衡健康人还离不开磁场法则：当局者修炼到旁观者清的境界。真正人性磁场和人力实践的多层、多维战略关键时刻的英明决断、关键时刻影响关键的决策从不会平衡的小人生到会平衡的大人生，关键在“动善时”的把握，心中有德性、德性中有心;心中有审美、审美中有心;心中有法理、法理中有心;心得(德)的阴阳之道，心美的阴阳之道，心法的阴阳之道，心之源、心之圆、心之幸福感。生之营养、心之营养、人心之正道、人道之正心、民心相通、通圆辩证之道，化难为易，变化无穷无形中有自然智慧观及中国大智慧自然观。当代中国弱式生存论的死亡伦理智慧作为生死相依的心智慧，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之心，对生灵生态则充满了爱惜感恩之心。而且当代中国死亡伦理智慧与环境伦理智慧相通，环境伦理修炼的环保心智慧影响当代环保战略的灵魂，命运共同体生死伦理大智慧也意味着当代环保领导力的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当代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文明，当代环保的发展正推动生态文明。当代盛世的美好命运不仅需要经济文明的发达，还需要生态文明的发达。如果经济文明的发展以破坏生态文明为代价，则会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命运的实现。也就是说，生态文明的破坏会给人类带来生死存亡的命运挑战。
伦理意义的生命正向能量可以激励积极乐观的生命信心和生命热爱感。哀戚沉沉的生命信力会使得生命加速衰老，朝气十足的生命信力会延缓生命的衰老和自然死亡。这种生命信力需要富有正能量的思想去激活。伦理意义的积极精神状态(伦理智慧状态)不仅可以打败自杀意义的逃避生命责任的脆弱，也可以打败抑郁意义的加速生命衰老至自然死亡的愚昧。心力之德性修养前提需要一颗永远青春之心，思想境界的看得开、想得远可以使得心灵永远年轻化。拥有阳光、快乐和富有希望、活力的“年轻思想”(不受年龄限制的拥有)是人世间最能阻击生命老化的秘诀法门，尤其作为当代人，哪怕进入四五十岁甚至到老年阶段，我们的生命仍需要新思想能量不断激活我们的生命状态。在二三十岁年轻的时候我们需要珍惜青春年华，进而我们一生都需要不断地把无益的烦恼抛弃及把伤心的焦虑化解。现实意义的年岁我们无法挽留，但是死亡伦理意义的大健康智慧可以说有真正意义上的放得下，才能真正意义上的拿得起。不担心任何真实年龄意义上的状态，因为伦理的修炼关键在于心念，在某种意义上“像由心生，境随心转”，心念生命具有多大年龄，生命的身体也会不由自主地焕发出那个年龄段的生命光彩。所以当代意义的死亡伦理阻击死亡的大健康智慧主要是一种心智的修炼，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一种永葆青春的思想状态或思维习惯。从死亡伦理意义上去的衰老解读与一般观念中的衰老解读不可以苟同，后者认为衰老是自然之事而无法阻挡，前者却认为衰老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为的(反自然的)，也就是说身体的衰老很大程度上是由思想年轻与否、心灵愉悦顺畅与否来决定的，身体里的无数个生命细胞无时无刻不受到我们思想心念的影响。而且从伦理意义而言，自私狭隘的心念思想加速衰老和死亡，公益开朗大气的信念思想可以包容更大智慧和不断更新思想来抵御生命的衰老趋死。当然，伦理的智慧状态反对过分或极端的任何情绪，过度兴奋的大喜或过于艰涩严肃的思想都可能破坏生命力的持续。可以说死亡伦理意义上的“抗死智慧”的本质就是伦理“中道智慧”的生命状态。也就是说，失衡甚至失序的生命心灵状态会促使生命生理紊乱及加速衰老和自然死亡。伦理内涵意义上的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保持生命活力及创造力的巨大能量。一个失去生活信心或生命活力的人常常在爱的力量或爱的火焰甚至爱的火花中被重新点燃。一句话，永恒的青春之心是死亡伦理不断修炼的人生心智或动力智慧。当今时代可谓大健康时代，之所以成为大健康，不但在时间上，健康使命既建设生存的无病无痛或少病少痛，也针对死亡建设长寿及对延缓衰老，而且在内容上，健康使命的理念在不断深化发展，即健康的使命不但追求身体的无恙，而且是在建设身体健康基础上达到身心协调的身心健康。
三、当代健康中国战略理念倡导中的死亡伦理智慧体现了由个体到社会的大健康人道智慧
就当代中国而言，中国执政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健康素质”与 “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置于同等重要地位，放入当代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目标之中，可以说缺少健康战略的实现，则难以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的实现。特别在2016年全国健康大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到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央在会议中进一步明确表达：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健康中国建设成为当代中国重大重要重点优先战略及新发展理念，即当代中国大健康理念体现了全领域、全方位的发展战略。当代中国以国家战略的力量及顶层领导力的力量着力推动，这个特别重要。健康中国战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人民健康而言，就是全民意义的健康提升大战略，甚而当代健康中国的建设在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时代，必将影响当代世界健康素质;健康中国战略实质是大健康人道战略，智慧对健康天道战略智慧的贡献，真正健康战略作为健康中国战略成大健康世界战略融化融合在所有政策里的取决基础是生命主体甚至大生命主体的生死存亡命运。全民意义的健康(社会意义大健康)提升战略不仅需要身体健康，还需要身心结合的健康;既要包含健康生活方式，也要包含健康生活环境;既需要特色意义的健康福利考虑，也需要普惠意义的健康公益关怀。尤其对于个体生命健康建设而言，真正的健康是身心融合的大健康，真正的健康素质是身心综合素质，健康的提升贵在坚持、难在有恒或贵在有恒，健康中国战略的实现贵在坚持。恒定的意志坚持提升健康素质也需要多留神各种提升身心素质的各种机会机遇及环境。
而且当代意义的健康中国建设彰显大健康理念智慧、大健康战略思路，并把健康战略智慧及健康思路理念融入到产业经济及社会的发展目标及其具体政策方针指标制定之中。事实上，当代中国特色的大健康建设(当代健康中国)已经实现了只有用不到美国人均二分之一的医疗费用达到与美国健康绩效相当的成就。当代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呼唤大健康战略智慧，而且这种大健康智慧的使命内涵本质是人道的。以人道为宗旨使命的伦理智慧作为一种实践智慧则主要是中道意义上的实践智慧。“死亡似乎只会垂青那些对自我健康无所谓的人，但事实上，那些不在意自己健康的人与那些过分关心自己健康的人发生死亡的概率趋于一致。”1死亡伦理智慧对于人体生命而言，为了更好地焕发出生命力，需要必要的休息如适当的睡眠，劳逸结合，既不可以过分地睡，也不可以太少地睡。科学也一度证明：只有充分高质量的深度睡眠，人体的生理机能才能得到充分的修复，免疫系统才能够得到加强，而能量也才能得到充分补充。延长睡眠时间并不一定能弥补自己的睡眠不足，正相反，如果一味地赖在床上，却没有得到高质量的睡眠，这对于人体反而有害无益，甚至会缩短你的生命。研究发现，每天仅睡6—7个小时的人，比每天睡超过8小时或少于4小时的人死亡率要低很多。其中，每天睡7小时的人死亡率最低，而即使是只睡5小时的人，这个系数也要低于睡够8小时的人。研究人员解释说，当你的身体醒来却还赖在床上时，你缩短了接触阳光的时间，体温也会因为身体长期处于不活跃状态而变得过低，从而分泌出大量的褪黑素(一种可以促进睡眠的人体激素)，这样，你接下来的一天就会感到更累且昏昏欲睡，而这种昏昏欲睡又会妨碍你在晚上进入深层睡眠。2中国有句俗语“早睡早起，精神百倍”，从当代死亡伦理意义而言也可以说是“早睡早起，长命百岁”。伦理意义而言的勤劳美德是反对贪床懒睡的。天道酬勤在死亡伦理意义上体现了不死的境界，而懒惰过多贪睡则是死的温床，勤劳美德之人不死，懒惰坏习之人常死。除了睡眠外，呼吸空气的质量及饮食对于个体生命的健康长寿也很重要。特别在饮食方面，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可以从伦理中道的实践智慧方面注重适度，暴饮暴食伤身甚至损命。“暴飲暴食，不仅不能延年益寿，对身体无益，而且缩短寿命，尤其对中老年人更是如此。这是因为暴食或进食过量，会使人代谢增高，代谢越高寿命越短。”1正如中国伦理智慧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代死亡伦理关怀智慧从个体生命健康到家庭人员健康的实践也力求帮助临终者或是患不治之症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能够得到舒缓性的照顾，这样的照护也称为安宁疗护。“安宁疗护”是一种可以让患者和家属在面对足以威胁生命的病痛时，可用来提升生活品质的照护方式，包括治疗疼痛和解决其他生理、心理及社会的问题。死亡对于人类虽然不可避免，然而从人道主义伦理宗旨出发，我们有必要也能够发展出一套指导原则或方针来舒缓人类死亡过程。我们在死亡伦理宗旨原则指导下可以创造各种临终关怀的方式方法，例如音乐死亡伦理，着重于利用音乐转化人们的死亡焦虑等不安心灵。音乐死亡伦理给人在临终死亡时唤起美好生存时的回忆，在美好的生存状态中不知自不觉地走向死亡。音乐死亡伦理之形式从本质而言，体现了伦理意义的死亡关怀，更加人道地减少死亡焦虑和死亡痛苦。当代中国死亡伦理智慧主要以思想性、哲学性及人道性的方式来研究死亡过程，研究对象包括个体、家庭、社区、道德文化等，这个学问探求的是这些问题如何影响每个正在经历死亡的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问题的本身;主要的目的是去舒缓并且改善死亡的过程，不仅是对临终者的人道关怀，也针对相关的人(特别患者家庭成员等亲友)的人道关照。而面对死亡挑战的艰苦过程的伦理建构意义的“改善”、“舒缓” 概念与希波克拉底誓词相容。当代中国死亡智慧更是凸显临终患者的自发抱团、实施自救互助的伦理实践，比如通过建立临终患者俱乐部来推行这种伦理实践，临终患者不论在生理、心理还是社会适应力以及晚期生活质量都可以明显提升。
任何人都只能真正死亡一次，所谓“起死回生”的死亡并非真正死亡，只是趋于临死。对个体而言，没有个体生命的存在(即个体死亡)，一切将无从谈起，科学证明万寿无疆、长生不老甚至转世轮回等都是徒劳和妄想罢了，人死不能复生的自然规律不可以改变。从个体层面的死亡伦理智慧说，个体生命如果不懂得珍惜，那么可能轻则用诸多不良陋习损伤身体健康安全，特别是慢性损害身体健康，重则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屁事视生命为儿戏，赔上性命。死亡伦理智慧从反面警戒作践生命，体现了重视生命伦理价值的寄托之所。死亡伦理智慧把人置于死地才更加明白生命的可贵，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善待生命的价值，弱式生存中心论死亡伦理智慧向死而生的反向思维就是为了更加善待生命和善待生活。甚至从个体生命意义上理解的死亡伦理，只要是生命都不能作践和残踏。无论是残疾生命，还是还处于胚胎状态的婴儿，乃至植物人，作为人类人种的种类的组成都是必须得到尊重的有生命价值的生命个体存在。事实上，新陈代谢的种的延续、类的延续对生命个体具有决定性不可逆转的价值。生命对于每一个体都只有一次，死亡意味着唯一的一次生命终结;死亡伦理意味着每一个生命个体对于自己的这一次生命负有神圣的责任，每个生命个体起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这也是做人的起码伦理。
当代死亡伦理智慧从中国哲学维度而言需要时间维度超越生死的哲学思辨贯穿。哲学思辨(例如超越生死式哲人庄子型的)本身就有利于防止老年痴呆及对抗自然衰老至死亡。古代中国死亡哲学大师庄子的死亡智慧在这一点上仍然值得当代死亡伦理实践智慧的吸收转化，他看破生死且超越生死的人生养生实践(庄子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代活得超过七十岁)就是很好的例证!另外伦理境界的修炼可以塑造良心安心及坦然之心，也有利于生命自然长寿。时间维度的死亡伦理与空间维度的环境伦理打通建构的当代中国弱式生存中心论死亡伦理智慧，立足于死亡伦理对“时间与存在”维度的超越，力求从时空耦合的综合视野实现质朴的大道大德的修心养性，以回归生命本然。这样可以实现风险社会中伦理潜在因的突破，化解许多人为之祸根是始于心中之危险意识和危险伦理。死亡风险伦理意识缺失是风险伦理意识缺失的最严重的方面。如果个体生命对于人生规划有伦理底线，就不会为了个体无限私欲或私利膨胀无度而不顾生命健康甚至生命安危进而铤而走险之事(例如践踏法律受到制裁丧生或患上致命性疾病导致死亡)。当代致命性疾病如艾滋病危害导致的死亡风险被融入到社会伦理观念中去就形成一种社会意义的病，进而引发舆论等一系列伦理问题，当代死亡伦理智慧对这些伦理问题的破解已经提到了历史日程上来。失去社会伦理关怀的艾滋病死亡风险挑战，可能会使患者们因躲避伦理歧视不愿甚至不敢在社会中公开真实状态，进而抵制实名检测，躲避治疗。这些高危人群一旦隐藏于社会中，则会使这类具有致命性死亡风险的疾病更难控制，甚至导致恶性传播更加危害社会。例如艾滋病则主要对一些有高危行为的人群发生，如吸毒人群、同性恋人群、卖血输血人群等。应对具有强力的传染性和特殊传染途径的致命性疾病如艾滋病带来的当代死亡风险，更需要正视这种死亡风险的伦理实践智慧的多层次、广领域的建构，而且艾滋病是一种慢性发生的人祸，当代中国这种致命性死亡风险从当初的几个病例发展到现在上百万的感染者，足以引起当代中国从社会意义上的战略重视和对这种死亡风险及时且可持续地进行伦理实践智慧建构，特别对于吸毒卖淫等反社会伦理行为导致当代人感染致命性艾滋病的死亡风险，需要特别引起死亡伦理审视。因此，艾滋病等致命性疾病从死亡伦理意义思考作为“人祸”，不仅是实实在在的个体生命的死亡风险及其道德考验，更是命运共同体意义的社会层面的死亡风险及其道德考验。当代中国倡导死亡伦理智慧对于人为造成死亡风险的致命性“人祸”的预防需要原因意识，艾滋病病人感染源头之一就是吸毒所致，甚至可以说预防吸毒的死亡伦理智慧不仅有利于个体生命健康，减少得艾滋病等死亡风险的可能概率，还事关国家存亡和民族安危。所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把禁毒工作提升到了“国家安全战略”。习近平同志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而胡锦涛同志也曾批示：禁毒工作必须持之以恒，毫不手软。而且当代中国现阶段禁毒工作方针是“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所以当代死亡伦理智慧的倡导也间接体现了这个防治方针。
四、当代社会大健康人道智慧由在生与死之间个体生命健康智慧到安与危之间国家命运健康智慧
当代社会中对于个体生命的死亡伦理智慧建构是包含死亡伦理思考的纵向大生命伦理思考(生死一体的伦理智慧)，既要包含出生后的生命，还包含死亡后的遗体及死亡过程中的伦理关怀思考，也要包含出生前的胎儿死亡的伦理关怀思考。“胎儿与成人并不是原则上完全不同的人类存在，而只是人体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不能仅看到人体的现有状态，而完全漠视他的潜能 。”1例如当代社会人们之所以普遍反对将人类胚胎、严重智障者、植物人等群体成为任何实验的牺牲品，原因就在于其“无行为能力”导致不可能同意的这种论证本身从死亡伦理的知情权方面就预设了以上“无行为能力”人能够作为这种被尊重对象。在一般情况下，堕胎作为一种对人体的杀害行为，从死亡伦理意义而言是应当受到道德谴责;而堕胎从死亡法理而言，应当被法律禁止，“但在特殊的情况下，当胎儿的生命威胁到孕妇的生命，或对孕妇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堕胎是作为孕妇从某种困境中逃脫出来的惟一出路的时候，那么它便是允许的了，虽然它本身也是一种小型的罪恶 。”2也可以说，当代中国死亡伦理关怀需要大视野，包含了大健康人道智慧;而且个体层面的死亡伦理建构生与死之间的人道智慧，旨在实现养心养生合一的生命大健康。大健康人道智慧在生与死之间的大尺度中更能充分体现，在生与死之间的大弹性中更能充分表现，在生与死之间的大动力中更能充分展现，伦理意义上的智慧主要是心灵美好层面的道德境界修炼，就大智慧而言，超越生死者更可以超越名利，淡泊名利者更可以养心致远，养心明志者更可以养生长寿。由站在生的向死而思对于生与死之间的智慧思考和人道思考最终回到生的出发点的大健康状态实现，即实现身心合一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人生。大健康人道智慧对于人生修炼而言，对内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对外不断提升身体健康，这样对于自己而言实现身心健康，这种身心健康是一种生命自我内在和谐的健康智慧与伦理智慧的有机结合。这样对人对己都会和颜悦色，都不会轻易动怒(发脾气)伤生伤心。正如《黄帝内经·素问》所言之“在志为怒，怒伤肝”、“使志无怒”。“怒”字从字形上来分析是由“奴”和“心”组成，即为“奴役心情”。当心情被外物所控制甚至奴役时，就会生怒，这时人就极容易失去正常的理性甚至本性。而当怒的状态(时间及程度)超过人体内在调节之限度，而这种情绪又不能及时转移时，就会转化为身体或精神的疾病，甚至可能带来生命危险。“七情伤人、惟怒为甚。”(《东医宝鉴·内景》)中国名著《三国演义》中就有“诸葛亮三气周瑜”的经典故事。周瑜虽然少年得志，但却有致命的弱点，就是缺少能容人的伦理智慧，心胸狭隘，对诸葛亮也嫉贤妒能，容易生怒气，最终被诸葛亮的才气超过其几次，就活活气死。伦理智慧对于个体生命健康的人道建构关键在于提升面对各种发怒或生气诱因的道德境界，伦理实践智慧也常常在于以包容、平和之心对待周围的人与事，不可以动不动就对人生气或发怒。死亡伦理实践智慧从生命生死安危的大健康高度更加突出这种人道大智慧。正所谓内得于自己、外益于你接触的人的大健康人道智慧就在于修正气祛邪气以养生，修心情去情绪以乐生，修智慧去劣习以优生。大健康人道智慧以生死为跨度的大智慧大气量可以最大程度地使得人心得以平和，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思想力的修炼上从人道宗旨出发，尽量减少对身体不利的意念及思念，实现心平气和，而且使得身心得以中和，喜怒哀乐过度或劳累过度都会打破心气平和甚至破坏身心中和。正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道德境界也是人生健康的大智慧修养。“哀莫大于心死”也说明了心的人道智慧修炼对于生命健康的重大贡献，如何适度放松心胸和心情的人道智慧，可以突破过度的物质层面病痛焦虑及精神层面的压力焦虑甚至死亡焦虑。“动摇精神损耗的是我们的阳气，动摇身体则能升发阳气”1，所以身体适当的动一动、摇一摇，那么身体就气血流通，百病不生了，也就是说必要的运动能使得人健康长寿。大健康人道智慧挑战个体生命死亡的危险而改善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在中国医学思想中则对应为：抵抗生命中的阴气而提升生命中阳气。而且对于大健康智慧中的人道智慧而言，除了一般身体意义的“动则升阳”，更注重精神意义上的“善能升阳”及“喜则升阳”。正如中医名家武国忠认为：“善能升阳”意味不管是语善、视善还是行善，都是在讲做人做事都要光明磊落，多为他人着想，那种暖在心的感受也是能延年祛病;2“喜则升阳”意味着如果多想高兴事、多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听欢快的节目，读自己喜欢的书，听自己喜欢的曲，都可以升发阳气。3个体生命健康建构的人道智慧从“善能升阳”和“喜则升阳”层面理解，意味着“阳气旺盛不仅不会受到病邪侵害，还能使人的精神平和愉悦，心想事成。所以升发阳气还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方法”4。“可以说，阳气决定了人的生老病死。”5
另外面对各种可能致命的病或者加速死亡之病的挑战，当代中国向死而生的死亡伦理智慧也体现我们需要未病时就有居安思危的大健康战略，而且这种远见也体现人道之大健康战略智慧!正如“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黄帝内经。素问篇之四气调神大论》)，其意思是指人们进行四气养生旨在健康长寿，尤其对于道德修养很高的人而言，倡导未病之先就要注重养生以防止疾病发生;犹如一个国家在未出現动乱之前就需要妥善处置以防患发生，不要到患乱发生才来处理。当代中国从个体到民族的死亡伦理智慧对于大健康人道使命的建构也可以从《黄帝内经》经典名言中得到转化支撑，而且挑战死亡的伦理智慧重在生命气质精神的开发和激励。《黄帝内经》中也倡导“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素问之移精变气论》)。这对于当代大健康使命而言，对于个体而言，个人命运的健康建设意味着不可以忽视人生精神气质的重要性;对于民族而言，国家命运的大健康建设则意味着不可以忽视民族精神气质的重要性。“一人之身，一国之象。知治身，则能治国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晋代葛洪：《抱朴子·地真》)传统中医思想精华中也体现了由个体到民族国家的大健康人道战略智慧。当代中国倡导的死亡伦理智慧体现的大健康人道战略智慧对于传统中医智慧“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的转化发扬，意味着当代中国建设健康时拥有健康意识(没生病时就做些预防及加强身心免疫力)。当然死亡伦理建构的大健康人道战略智慧还意味着具有哪怕不幸遭遇不健康时的放得下的智慧(生病时也不加重精神负担，坦然面对)。“事实上，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疾病都合和心情有莫大的关系，都是病人的心理作用;但心理作用往往也非常致命，很多无法治愈的疾病，都是心理上的疾病。”1当代意义的死亡很大程度上是被病痛吓死的，而具有当代死亡伦理意义上的大智慧就能缓解病痛所致的精神压力，也不畏惧任何疾病风险的挑战，哪怕在致命性疾病风险挑战中也能正视这种极有可能的死亡性风险，而且死亡伦理大智慧能从立体大健康视野中等闲视之“亚健康”甚至暂时已失去健康的各种风险挑战，甚至直面死亡风险对于生命健康的挑战，死亡伦理建构的突破极限、激励生命力的伦理智慧修养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创造更大舞台，为公益事业创造更大舞台，这不仅仅能有助于更加正确体现本来的健康状态，也可以带来更多的健康、更深程度或更广外延意义的健康。不为疾病甚至致命性疾病吓倒，坦然面对疾病甚至致命性疾病的死亡风险，才能在智慧意义上获得一种直面疾病甚至死亡的伦理品质或道德境界。
当代中国弱式生存论死亡伦理智慧的体现大健康人道战略智慧具体而言，在人生早期起且特别在日常生活中，就要注重养成良好优适的生活习惯或生活作风以分辅助可持续健康的个体生命进程，同时在个体生命的生活环境中寻求美好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和谐，在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中不过掠夺生命物质承受力或生命精神承受力，而是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融洽融合，不过度疲劳也不过度焦虑，且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地实现生活压力转化为生活动力的生命健康长寿智慧。“全球性的包含癌症、糖尿病等在内的诸多慢性疾病对于患者死亡率的贡献高达百分之八十，而且这类慢性致命性疾病患者都具有高危因子的不良生活方式，比如有害身体健康的抽烟喝酒及其他不健康的偏食或不爱运动等。”2就吸烟等不良生活习惯对生命健康的危害可以参考以下报道：中国日报网2015年10月11日电(富文佳)据外国媒体报道，近日，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报告，十分耸人听闻。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有3亿烟民，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由香烟从而引发的癌症，而随着香烟的不断扩散，到2030年由此死亡的人数预计将跃至200万，2050将达到300万，那时中国也将不再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据悉，牛津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参与了该项研究。研究显示，中国有68%的年轻男性吸烟，大部分在20岁前开始抽烟，其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将因吸烟死亡，这意味着三分之一的中国男性会因为吸烟而死亡。除了尼古丁对生理上的影响，让烟民放弃吸烟的习惯从而消除心理上的依赖才是重点和难点。在国内，作为走亲访友的礼物，作为见面问候的方式，作为减轻压力的良药，香烟随处可见，甚至成为一种文化。正是因为香烟如此唾手可得，中国男性烟民在过去数十年一直持续增加。发达国家的男性吸烟率已大大减低。在美国，约20%的成年男性有吸烟习惯，成年女性则有15%，每五名死者当中，一名因吸烟致死。1
吸烟等不良的生活方式直接加大了个体生命患肺癌等致命性疾病的几率和可能。“肺癌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人数已跃居各种肿瘤的首位。”2也可以说，体现了大生命健康智慧当代死亡伦理智慧意味着传统不健康生活方式或生活习惯的转型：旧的不健康方式的死亡，新的健康习惯的门窗大大打开;而且当代中国死亡伦理智慧意味着从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文明到中华民族之国民文明素质的日新月异提升，由个人健康意识的身心合一健康到命运共同体健康意识的身心合一大健康。就个体生命而言，“抗死”的健康因子从胚胎就已经开始，甚至从基因孕育就已经需要，因为大健康伦理关注的是生命的循环(生——死——生)不间断过程，即体现了生命大循环的视野;从这种意义上说，大生命伦理建构是离不开死亡伦理建构的，大健康伦理关怀也离不开死亡伦理关怀，大健康伦理关怀在当代产业社会中必然伴随着大健康产业伦理。当代中国视野中建构死亡伦理智慧体现的就是大健康人道战略。死亡伦理智慧关怀本质是富有战略性有远见的人生智慧，就价值选择而言，也是一种精神智慧，而且死亡伦理智慧对于生命力的建构不只是物质意义上的，更本质的是精神意义上的。由全球视野来看，随着全球范围意义的精神病增长的压力，对于各种治疗及预防有着迫切的需要，然而各种病症的治疗需要防止过度的物质药物或机械医疗的治疗，可能的考虑是文化智慧意义上的治疗。预防的方法从大伦理维度审视而言，也不能仅仅依赖外人帮助或特殊的外部环境辅助，还需要自身的心境心智境界为良好前提，同时需要社会的人道温情关怀氛围，也需要经济资源支撑的各种健康关怀资源的人道公正分配。3当代中国倡导的死亡伦理智慧体现了生命个体需要以大健康伦理修为(跨越单纯依靠外力的狭义健康，保持或恢复的广义健康体现)去面对自然衰老及其死亡挑战的思路，这与传统意义上很多人认为我们的身体健康依赖他人治疗才健康这一不同。笔者的大健康人道战略主要是针对个体生命的自然衰老导致自然死亡的思路领悟出死亡伦理智慧有助于生命长寿，没想到后来(大约一周后)翻阅一些书刊发现这一思想在一般健康方面得到一些权威的支撑，例如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仁堂中医药文化”代表性传承人、同仁堂名医馆馆长、同仁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关庆维先生在探求中医的文化本源时，也提出过人的生命个体健康需要修养，需要心性的成长来与宇宙的规律相和谐，一旦违背这种规律就会生病，很多恶性病都与道德伦理问题有关。“自己的起居、饮食要符合自然规律，要符合社会伦理。自己的情志、自己的心智也符合道德伦理。……真正的健康是我们修出来的，是我们遵从伦理道德、遵从自然法则、遵从人的生活本身的自然规律促成出来的健康，而不是医生治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用大的文化、宏观理念去处理我们身体健康问题。”1他说的恶性病与笔者理解的自然死亡有一定关系但也有区别，因为死亡伦理意义而言，既有致命的恶性病导致的死亡，也有一些非恶性的慢性或不太严重的病导致的死亡，还有的是正常的非病老死。死亡伦理对于生命自然死亡挑战，不仅是 “优死”的伦理关怀，也是“抗死”的伦理修为。在当代中国建构的死亡伦理智慧而言，笔者是以死亡伦理智慧建构大健康思想的理论方法，也可以说是 “要用大的文化、宏观理念去处理我们身体健康问题” (关庆维)，而且除了“大的文化和宏观理念”外，也需要前瞻性战略理念处理我们身心和谐健康，即当代死亡伦理智慧中展现了大健康人道战略，当代生命大健康建构离不来包含“抗死”伦理修为方面的死亡伦理战略建构。保持健康最彻底的伦理智慧就是挑战死亡风险(致命疾病、某种事业致命性打击如系统性当代经济金融风险等)的伦理修炼，而健康使命驱动的第一要务就是不断建设以改善人的生死命运。人的所有命运都基于其生死命运的建设及其不断地改善!我们不仅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风险包含致命性疾病导致的死亡概率及其导致痛苦，还要基于死亡思考立足死亡底线建设地最大限度的开发人的生命活力、开发人的生命创造潜能，对个体而言，主要是其生命自身的身心和谐及其生命健康长寿且顺心顺利。基于死亡的体验感的伦理境界智慧再反观生活中的其余事，则会更加豁达看待之，就不会再有太多的气人气己，就不会为一些名利得失的多少而赌气、逆气甚至怒气，就会更加心平气和地看人生各种遭遇的潮落潮起。死亡伦理实践智慧的修炼使得人生之命运做最坏的结果都能坦然接受到最好的奋斗乐在其中，以实现生命境界大自然般的超级包容与明达，即心智及心志的自由如行云流水长存。正如：“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黄帝内经·素问》)。“中医也认为，脑是神明功能产生的起源地，是产生神明的实质性脏器，又称‘元神之府’。但脑的神明功能正常发挥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尤其是一要依赖于强盛的心功能，因为‘心主血脉’，心的功能正常，血脉就能通畅，血液就能充分营养大脑;二要依赖于充足的肾精，只有肾精充足，才能化生脑髓，心肾功能正常使脑细胞不知过多凋亡而出现脑萎缩。……中医学认为老年性痴呆的发生与五脏的化生气血、脑髓的功能有密切关系，尤以心和肾的功能更加相关。”《千金翼方》曰：“八十五以上阳气始衰，损与日至，心力渐退忘前后，关居怠情。”《灵抠·天年》曰：“六十岁，心气始衰……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1当代死亡科学对于死亡的理解，既有心死亡也有脑死亡，脑死亡与心死亡的区分界定在科学上得到支持，可是在死亡伦理对于死亡的理解而言，脑死亡离不开心死亡，心死亡在伦理意义而言也不仅仅是心脏停止跳动，还在于失去内心驱动力和失去自信心，心不死也不是仅仅指心脏存活于身体里，更深刻在于道德不朽和精神不死。人的死亡最大莫过于心死，当代死亡伦理智慧建设以只争朝夕的生命紧张感不断激励青春活力和修炼青春之心永恒不死。
[作者简介：姚站军，江苏师范大学校聘副教授，清华大学博士后及新智库创建成员，香港中文大学客座研究员，当代中国顶层战略智库成员。]
(责任编辑 张月红)
作者：姚站军
摘要：人的生命力精神维度凝聚着人的伦理动因。由生命伦理到生死伦理，人生在生死伦理追寻中不断激励富有生命正能量的生命力，实现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及不朽价值。人的生死互相渗透的生死伦理追寻对于解读生命力的人文价值及智慧性地面对由个体到民族的死亡伦理问题，在当代中国，实在具有战略意义。
关键词：生命力精神;生死伦理;个体到民族;战略智慧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2.0022
一、人对抗死亡的生命力精神维度：富有生命正能量的生命伦理力
生命的基本特征是充满自身活力，而生命活力决定了生命始终在与自身的衰退死亡相抗争。生命抵抗衰退甚至死亡的基本方式就是从不间断地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也就是说，生命活力的确保需要从环境中吸取与生命的自然衰退或死亡相对抗的能量和力量，这种活力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命力。人的生命有机体同样也具有这种生命力的共性。虽然人的生命力以这种一般意义上的生命力为基础，但是“只有人才是思维着的精神”[1]19，人的生命分为物质意义上和精神意义上的生命，物质生命是自然人要求具备的生物基础。人之所以为人，更重要的是指其精神价值，是精神生命在社会层面的应用延伸。判断生命价值依据于两个方面： 一是物质生命的价值;二是精神生命的意义。在生命力内涵的追问中，对于人而言，除了与其他生命共有的物质维度外，还有独特的精神维度。人的生命自然衰老趋死，其身体的物质性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说，“逐渐表现为与向上的生命力相反之趋向，身体中物质的惰性，达到某一程度，不能为生命力表现之工具时，生命便离开物质世界，而复归于其自身了”[2]，这里的生命所指乃精神生命。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力凸显为其精神维度。从“生命的生殖力和扩散力”到 “生命的冲动力”，再到 “观念力”和 “精神力”，生命“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人的生命活动与其说在于其植物性的活动(营养、生长等)，或在于其动物性的活动(感觉等)，倒不如说在于其灵魂的合乎“逻各斯”精神的活动。“逻各斯”精神是指代表理性和德性的精神，尤其在生命精神中“德性就是人的力量的自身”[3]，生命精神追问中内含伦理动力。对于生命力而言，由低级的生命冲动(性冲动等)转化为高级的生命冲动(创造的灵感、想象力)等，即生命力的物质层面上升到生命力的精神维度，伦理德性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生命伦理的内化和修为程度决定了人脱离动物性的程度，人的精神性在脱离动物性中得以凸显，而其伦理动因在精神性中还能促使生命精神力量的意识力到意志力的转化，生命伦理动因实现了生命精神力量的意志力与意识力的有机融合，此时人生命力的精神独特性得以完成。对于人而言，这种生命力精神通常呈现为生命的积极向上的精神能量，即生命正能量。道德修养有助于实现与环境能量的沟通，从而提高生命健康。生命存在同万事万物一样，无非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等的有机组合罢了，其中关键的是充满内在能量的生命动力。在传统伦理文化中，“伦理”一词由“伦”与“理”组合而成：伦，“辈也”，引伸为人际关系;理，“治玉也”， 引伸为整治、规律。从词源学来看，“伦”之于“辈”这一本义，是自然形成的，人一旦诞生下来，就自然被赋予了辈分，这种辈分是人存在的自然事实之理;“理”也蕴含着自然形成的事实，但更多的是蕴含着人为创造的或者说对自然事实予以改造的美好前景。可见“伦理”既包括了自然存在的事实状况和关系，也包括应该怎样的可能状态和关系。因为对人而言，生命既是自然事实的物质状态，也包含“生命应当”或“生命可能”的精神状态。所以说，生命伦理中的“生命”与“伦理”是必然的、内在相通的。正如西方学者居约所说，“生命是凭它朝向无间断的发展的热望(或抱负)造成它自己的规律，它就是用它自己的力量，去定它自己的行动职责。”[4]
生命伦理不是简单的“生命”加“伦理”，而是指生命存在自身具有其伦理指向性的内在动力。生命伦理所内涵的“生命应当”不仅体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精神态度，而且本身就是生命正能量内在的精神动力。也只有从生命力的精神维度的伦理动因出发，才能深刻地展示人的生命存在本性和生存本质。“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体现和代表了做人的骨气和原则的生命精神，这种精神气质正如孟子所言的“大丈夫精神”气质那样，确实是儒家伦理的典范。其君子理想道德人格中充满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生命精神。又如“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篇》)，其意旨是生命需要“不惑”、“不忧”“不惧”的精神状态，也需要“智”、“仁”、“勇”的伦理品质，伦理品质是生命精神状态的内在动力因素。在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伦理在一定意义上是与精神相通的，人的生命精神需要生命伦理的内在建构。作为生命主体的伦理道德主体应当通过修炼培养社会奉献精神和人类人文关切情怀等，不断提升精神层面的自我，以达到更善的伦理境界。事实上，互相渗透的生命精神气质及其伦理内涵构成了人生进取的动力源泉和人的生命力的独特维度。生命精神力量以其自身之力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其本身又含有人生伦理责任和道义使命。“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黄帝内经·灵枢·本神》)也就是说，天地间“生命之气”、“伦理之德”、“精神之力”融为一体，生命力是与伦理、生命精神融为一体的。生命伦理在形而上的意义主要是精神意义的哲学，它关注的焦点是人的精神生命和精神力量，这种关注也是生命伦理应有的基本姿态。外部世界不能把任何意义带进生命，也不能把价值带进生命，生命的全部意义与价值生于内在的生命伦理精神。生命伦理学家狄尔泰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认为“生命就是生命”或者“生命中只有它自己”。“世界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每个生命的魔鬼般的力量，另一部分是精神形式的神圣的、持久的力量。”[5]有了生命伦理的可持续修炼和内在激励，才能超越生命“魔鬼般的力量”，实现生命力量的神圣、持久的精神形式，方可找到创构精神生命力或生命力精神维度的坚实起点，即通过对生命力的神圣拷问来创构其精神形式，从而为人的完整存在和健康生存提供一种持久不衰的道德力量。道德常人的现实生命力也可以表达为物质生命的基础生存底线和精神生命的神圣超越之间的冲动力。道德高尚者的生命力在精神意义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基于对生命力可持续激励的生命伦理认为，生命力的激发根本在于生命精神。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中，与伦理对等的精神并不与物质相对立，它是狭义的与物质相对的精神(理性精神和非理性精神的合一)与其外在的物质表现的统一，即精、气、神的合一。而伦理本质上是与精神合一的同层面的概念范畴。从这种拓展的视野看，伦理的“意义不在进入思想之中的客体里，也不在构建自己的世界的主体里，而在第三个既非客观也非主观的领域里，在精神世界里，在精神生命里，这里的一切都是积极性和精神的动态过程。”[6]笔者认为，生命的伦理动因從应有的广义的视野来看，对其解读应逐步从生理血缘开始进而到心理情感，再深入到价值认可和价值理性理念的形成。在物质生理层面，生命力充满原始冲动力，而心理情感生命力中富有非理性的主观体验性和偶然不定性精神状态。而最深的层面的伦理的价值理性必须把前两个层面的冲动或非理性控制在必要的合理的限度内，但又不能完全扼杀生命非理性精神甚至生理冲动中的灵感活力。生命中必要的欲望和情感也往往孕育着原始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事实上，“伦理是客观精神的完成，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本身的真理。”[1]329而精神维度的伦理动因把生命力的冲动力与创造力融为一体。可以说，生命精神与生命伦理不仅在彰显人的生命力上是相通相融的，而且其生命中的活力、伦理、精神系三位一体。生命力和生命精神黏合起来的动因就在于生命伦理。
二、指向生命力精神层面的人文伦理及生命尊严：由生命伦理到生死伦理的使命
西方现当代生命伦理常常倡导生命需要时时从沉沦了的常态中得到“澄明”以返归本真或本心，沉沦所遮蔽的是本己存在，如存在主义生命伦理观就是其典型代表。这种生命伦理观也是一种从生命非常态到常态的生死超越观，即向死而生的探求生命本真心境和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也就实现了生死无畏无惧的生命自由价值。而本真的自己是生命基础性价值的实现，生死伦理智慧应当不断努力去实现和完善本真的生命自我，哪怕这种彻底完善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丝毫不能放弃这种努力。人的一生需要在不断超越遮蔽的视野和瓶颈中自我革新、自我修炼，从而不断提升生命境界。这也与儒家伦理修炼的实质“求其放心，索其五端”(孟子之“四心学”和后来儒家“五常学”)相通。在日常生活中“做人”的过程直接就是对人之为人的生命精神的追问过程，能真正悟到其精神实质的人才能称为“人乘”。人乘者精神对应有儒家伦理的无畏无惧之“大丈夫精神”、道家伦理的无畏无惧之“超越精神”和佛家伦理的无畏无惧之“出世精神”的“儒释道伦理精神”的融合贯通。从这个意义上说，洞察到生命伦理的“人乘”者不能人为割裂“儒释道伦理精神”三位一体，此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支撑中国人安生立命的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也即构成了中国人生命力精神维度的历史渊源。从生命伦理建构到生死伦理建构来看，其首要使命也指向生命力的精神层面。人的生命精神的生死相互渗透往往是通过生命个体与生命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的。也就是说，生命力精神维度内涵不仅拘泥于个体生命的视域，而且有一种类生命的责任意识甚至整个人类命运体的关切情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精神维度，既需要尽量调动和发挥个体生命的各种潜能和才干，各竭其力，也要进而使个体生命力的充分释放和发挥汇成不息的洪流，确保民族国家甚至人类社会的生机及其文化和文明的活力。人类文明的活力及其人文精神的不朽在于其超越生死的生命力，即一种富有人文价值的生命精神可以流传不朽，一种“宽容而有弹性”的生命精神才真正可谓生命力长盛不衰。生命力的精神维度对于人的生命体(个体生命和类生命)而言，其主体应是积极的建构，既有理性层面的生命精神，也包含理性以外的如意志、信念、爱的引力等方面，综合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的不断自我超越和创新的精神动力。
生命危机中的伦理修为，生命困境中的伦理動力，生命颓废中的伦理激励，生命辉煌中的伦理警醒，生命挥霍中的伦理节制，生命纵欲中的伦理驾驭等等都在各自视角中强调了以生死智慧面对各种生死挑战中的“伦理力”与“生命力”的内在融通，对于人而言，不管是“个体生命”还是“类生命”基于生死存亡意义的生命战略上，内在地需要伦理的资源和力量。无论是人还是动植物，都有发育、生长、成熟、衰老的周期，产业组织、民族国家和人类社会也是如此。生命的力量积蓄非常重要，有时生命的看似无为(正视死亡的弱式生存)是为了更好地有所为(可持续生存、更幸福存生)。事实上，生命体能量的储存(甚至暂时的休憩)是为了将来的重新繁华。不管是“个体生命”还是“类生命”的繁发都在于其自身内在的“生命力”，伦理的力量主要内在地激发生命自身的动力和活力。当我们从生命的原生智慧性追问伦理的定义时，伦理对主观意义上生命个体性而言，是人生发展的内激励，即在人生不如意中，仍能不伤自我身心状态的超越修为，而在人生辉煌通达时，仍能心若止水，持虚怀若谷的泰然境界。但是从客观总体性而言，伦理则又是社会发展的内冲动力。
人之所以为人而区别于其他生命(如人以外的动物)的深刻理由，就在于融会人的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人文伦理性。“我们要透彻地认识自己的精神生命，首先必须处于直觉之中，以便从直觉进入智能，因为我们从智能将永远无法进入直觉……于是，哲学便引导我们进入精神生命。同时，它也显示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的关系。”[7]对于人文伦理性的精神哲学而言，也意味着只有人的生命力(人以外的其他生命也有生命力)才存在从精神维度追问的可能，生命力的精神属性也与人的社会属性结合体现生命力的人文伦理性。基于人的生命体可以从个体生命和类生命两个方面去理解，对应的生命力的精神维度指向的人文伦理性解读也对应人生神圣价值与人类和谐价值两方面的解读。人的生命价值中富有思想驱动或感召力的精神核心即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也是中国文化中所蕴含的基本精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文化中人文概念见于《周易·贲·彖》，“文”以人为本位，“人”以“文”为自性。人生圣神建构需要“人”以“文”为自性，人类和谐建构则需要“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个体生命精神的圣神维度，人文精神基于人对自身生命存在及其价值意义和尊严的领悟和把握，集中体现为个体对终极价值理想的执著追求。而在人类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维度，人文精神则是形而上的追求和形而下的思考的有机结合，既具有超越层面的和终极关怀性质的道德价值，也体现出人之所以为人的现实责任和权利。一方面，从形而上高度追问生命力精神维度的人文伦理性，要防止现代社会体系的意识形态对“生活世界”的个体生命见解和生命真实体验的暴政。生命力精神维度的人文伦理虽然以现实问题为取向，但涉及我们对个体生命的深层次问题的看法，比如应如何定义人和生命，人应该如何维护生命意义等。人之所以活而有味，活而有力量，不仅在于物质生命的维持，根本上在于心中认可的精神价值生命(“伦理生命”居核心)的召唤。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理性(“伦理精神”为重心)在支撑着人的生命根本，人才感觉到其生命的意义之所在，人才为其生存、发展追求而感到欣慰或满意。另一方面，生命伦理说到底是一种人文追求，其研究指向对象本身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离不开对人的研究，必须以某种关于人的理论为基础。生命伦理也可以说是关于人的精神完善的哲学，生命伦理也显示了对社会人的深切关怀。虽然生命伦理源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但是它兴起之初就受特定社会的人文价值影响，而且这些人文价值观反过来也会影响生命伦理发展。不同文化系统里的人在进行道德抉择时会有本质差别，文化意义上的人文价值就是指类生命力的精神维度特色，具体而言，即人类和谐价值。在个体生命方面，生命精神维度的人文力的强调更是与人的生命中趋于死亡的安逸和堕落(“死于安乐”)有效对抗的力量，也是抗拒生活中的平庸和腐朽(死亡意向状态)的生命神奇密码。生命力精神维度的人文建构甚至可以成为在生存资源稀缺条件下的人生核心竞争力，例如以“心境上的乐观超越”精神视角体现出来的生命人文力就是挑战物质困境必要的有利武器。物质的极大丰富并不能必然地实现“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的精神境界或精神文化，精神境界或精神文化本身的吸引力需要精神世界的自我提升，而这种生命精神的提升需要一种内在的生命激励素质为动力，即生命正能量的内在驱动。“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后汉书·马援传》)。对既定价值目标的宏愿和决心就激励这样一种生命斗志，必须具有一往无前的坚定性，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屡跌屡起，愈挫愈坚。人生就须如此，一旦立定了志向，在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就须“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同时在激励生命斗志中，人生不能忘记提升自我生命的伦理修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可以说，生命正能量的迸发，或者说“生命斗志”的人文伦理性，是基于厚德载物的自强不息的生命伦理精神。“生命内在必然地需要人文素质和德性情操”的伦理命题是深刻的，这种深刻性在于如何让精神世界维护和提升(人的尊严属于其精神世界的核心内容)的使命成为一种生命内在的自然需要，就像我们的吃喝、睡眠、性等基本生理需要一样地自然不可或缺。也只有在这种理想的人文境遇追求之中，我们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个体生命的人生神圣感与类生命的人类和谐感两方面的相融。“中国文化，乃是一种崇尚志气的文化，在艰难时，不短气、丧气、失气。在常时，不乐邪气、乖气、偏气、衰气、暮气。人品贵有清气，占见国贵有王气，此一‘气’字，无论就个人而言，就大群而言，总是超脱当前具体而就中指示出一番综合性的运贯斡旋于其内与其上的一个主宰或力量。此乃中国人看透了人心内在力量后之一种大觉悟，一项大启示。故在人则言气魄、气象，在群则言气运、气数。”[8]85-86志气、气运由个体生命到群体生命都体现了由个人生命尊严到群体生命尊严(如国家尊严、人类尊严)的综合思考。而作为人的生命尊严理解的人文性，从一开始便是建构在人的精神生命存在中的潜在能力，即充分体现人文伦理的尊严在个体生命甚至人类生命共同体的精神生命的支撑力中，既是人生神圣感拥有的起点，也是人类和谐感得到的必不可少的要素。“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代替，才是尊严”[9]，人需要合乎人性的有尊严的生存，而且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应当得到合乎人性的对待，原因就在于人本身这个事实。“人拥有尊严和价值，这种尊严与价值不得受到无端的侵害的理念，是当今世界文明的一个核心要素，它构成了人类共同生活并有效抵御人际间的迫害与虐待之现象，以及人类的自我毁灭之威胁的一个精神基础。……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则是哲学、伦理学意义上的尊严，这种尊严为人类共同体中每一位行为主体所平等拥有，不取决于当事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地位。”[10] “人的尊严”是生命力精神维度的人文伦理特性的突出体现，生命伦理的主要原则也是建立在人人有尊严、人的尊严不容侵犯这个基础之上的。“生命的尊严”被作为尊重生命的理据。“人的尊严”比一般“生命尊严”有更高要求。从生命伦理到生死伦理，包含着深刻的人的尊严原则：“士可杀，不可辱”。
三、广义生命力精神维度的生死伦理智慧：生命伦理和死亡伦理的辩证气质及其当代命运智慧
将人生圣神感与社会和谐感融合的生命力精神维度的伦理智慧在生死两难问题上也得到充分体现。因为生命的活力是与生命的死亡相对立的，所以生命力直接与生命的“死”与“活”问题相关。虽然人的生死是自然变化的现象，但是生死伦理追求意味着不管是生的价值还是死的价值都不在生或死本身，而在于生死精神所蕴含及体现的伦理内容，即人的生死都归依于有道德价值的精神生命力，而且从死反观生，人的精神生命力可以得到更深刻的解读。支撑生命力的生命肉体必有死亡的来临，但是人的生命力中的生命精神可以永存不朽。何为生命不朽?生命力精神维度的生死伦理智慧，超越个体命运，将小我命运的生死跟国家民族甚至人类社会的命运存亡紧密联系，从“小人生”的正心修身齐家到“大人生”的治国平天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立德立言立功，载之史册，是谓不朽。这种不朽是精神的不朽，是小我生命与民族大生命甚至人类大生命融入一体的超越生死的伦理精神的不朽。
事实上，结合死亡思考的伦理智慧可以更好地解读生命力的精神维度。“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老子对身体死亡的生死智慧参悟则让生命不必为世俗所烦忧，确保其本源的自然活力。“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庄子·知北游》)“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莊子·齐物论》)庄子则进一步由生命精神的本质看透死生互相渗透，特别是由生死伦理智慧维度来超越各种利害计较。生死伦理智慧重视生，却并不回避死，而且体现了从生命个体到生命共同体的居存思亡及观死促生的战略智慧。“置之死地而后生”，生死伦理文化精神常常可致人生于豁达。儒家所言的“不知死，焉知生”，也就是告诉人们可以从生命的死亡思索中更深刻地读懂生命本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直面死亡风险，可以提升我们对精神生命力的领悟。如果对于生死都能参透的话，那么人事中的名利得失、爱恨情仇就都能看破看淡，这也是现代生命伦理应借鉴的死亡伦理智慧。类似的“置之苦地而后乐”则如儒家“孔颜乐处”之生命力精神及儒学大师“陋室铭”的精神快乐。
首先，如果以死来看生的困境时，我们会更智慧和冷静，至少可以减少困境中的压抑或痛苦感。面对人生现实的生存困境和心中的灵魂困惑，人们去思考如何解脱时，凭借传统文化中儒家为主体的儒释道三维的安身立命的生死伦理精神结构至少从消极意义上也可度过人生的精神失落与生命的可能精神崩溃的难关。如失恋却不被打击得麻木失态，就体现了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生命精神状态和确保生命力不竭的生命伦理品性。其次，以死来看生的拥有或生的辉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死伦理智慧认为，一个人在富甲天下、权势如日中天时，应当或激流勇退(佛家与道家)，或虽人在朝中，却能对拥有的名利权势以平常心来等闲视之(儒家)，以求生命的安康和内心的幸福。也就是说，悟到生命伦理之道者认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千金，散尽还复来，即越富有越需要宽大仁慈、广济博施;地位越高者越应当平易近人，越不可趾高气扬。内在心灵的充实和外在的物质、地位得到的富有相融合才是现代生命伦理的幸福。再次，生命力精神的生死伦理追寻中也体现了伦理责任，情亲友情爱情就是这种伦理责任的展示。面对生死问题的选择，不管是在传统文化还是现代生命伦理视野中，都会追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然而任何人生命意义和价值追问是无法回避伦理责任思考的。伦理责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命精神力量。生命自杀造成的死亡很大程度上也是忽视或淡漠人生伦理责任所致，一个内有精神力量、外有责任使命的人又岂会轻生寻死?
虽然生死态度常是令生命困惑的问题，但是儒家生死伦理智慧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参照。儒家伦理以德性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凸显了人的崇高与主体性，强调“人定胜天”，坚信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决定自身乃至外部自然界的命运，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身和社会的完善。正是这种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精神，造就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易·序卦》)儒家伦理构建出一个由无到有的生命义理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死生易道”的大生命观融会贯通。儒家认为，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的生死本身及其循环交替，都不是人的最高标准，而是在“生死有命”基础上的“杀身成仁”更有价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死亡对于充满“浩然正气”之人并不是最可怕的事。另外，不管从现当代时间科学家(如爱因斯坦)还是时间哲学家(如海德格尔)那里，都能找到生死两极互动、死而不亡的思想影子;然而无论是时间科学家宣称的“时间可以倒流的光速世界”，还是时间哲学家宣扬的“精神可以不朽的思维世界”，都可以从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里受到启迪，即“死而不亡者寿”的道德世界观。可见，除了儒家伦理，道家伦理也可以从生死伦理互照中追寻对死亡伦理的理解。对于当代中国生死伦理的个体建构而言，那些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事业中去的个体，也能做到“生得光荣，死得伟大”，就算肉体的人死了，但精神的人不亡!生死伦理互照中的死亡伦理意味着：悼念死者，在于警示生者——对于无辜死者，则令生者痛心;而对于伟大之死者，则令生者景仰!死的价值应体现为为生存更加安全和更加美好，应该死得其所。
科技发展对人的生命解决的只是身体本身即生命的物质生存质量问题，但是它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即生命力的精神世界无法解读。生命力精神维度的生死伦理智慧可以对人的生命进行提升和超越。用生死伦理智慧来提升人的现实存在，会使得人更会充分把握当下存在，即生命进行时中每靠近死亡一步，不是意味无端的害怕和担心，更不需要精神焦虑，而是更加珍惜和热爱“越稀少”的生的存在;同时我们越早明白这一点，就意味着鞭策个体人生在年少时更加多一点努力和积累进而增强生的鼎盛期的辉煌，就会少一点晚年至临死前的遗憾。而且生命死而复活的神奇常在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气魄中的创造，致命疾病癌症患者的康复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病人坦然面对致命疾病的精神境界，也就是生死伦理倡导的拿得起、也放得下的大生命智慧修养。
传统理解的伦理视野是针对活着的人而言的，如果在人已经不存在的视野里(人已经死亡)，对伦理的理解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对于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伦理思考，其主体不会是已经死亡的人，而是仍活着的人们基于某种相信或某种信仰对于已经死亡的人的伦理思考，因为他们相信那些死去的人的肉体或肉体生命不在了，可是其灵魂特别是其精神生命还在，甚至永远存在。这种对于灵魂特别是精神生命的信仰的伦理思考体现了人的生死智慧，即这种生死智慧超越生智慧与死智慧而具有信仰的伦理力。可以说，没有生存主体的信力，就没有关于死亡主体的伦理价值意义的终极思考。就当代命运大智慧建设的实践力及其理念落地力而言，既体现了超越生智慧与死智慧的信仰伦理力及其终极价值力，也体现了结合生智慧与死智慧的理想信念力及其终生信仰力。因为一般意义的宗教信仰追求真善美的终极价值而成就其信仰的伦理力，我们如果在其他领域，如科学、艺术或实践智慧领域中，也找到这种终极价值时，我们就可以自由地选择宗教领域的进出。但是，建立在科学与价值统一基础上的理想信念力，例如为共产主义信仰(准确地说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奋斗终生的选择，不仅仅是单纯出世意义的宗教情怀所能企及的，这里需要出世与入世之间的贯通智慧或者说需要生智慧与死智慧的结合。就当代中国而言，共产主义信仰(准确地说，是共产主义理念信念)自传入中国后，一直激励着中国广大仁人志士为之奋斗，虽然我们尚未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但是已经激励和实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财富、当代中国综合实力在世界舞台中的遥遥领先。“从死生关而言，中国从来有‘守节死义，伏节死难’之教训。…中国人又常称‘气节’。要冲破死生关，弗失此节，必须具有一气。中国人又常称义气、勇气。……气只是一种内在心力之表现。故又称‘志气’”。[8]82-83当代中国在服务舞台中如何创造“回头客”，需要服务理念的境界修炼。念念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激励当代中国共产党修炼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事业的无限容量时间和无边海量空间的综合境界，使得其生命力长青。也就说，其综合境界的正修炼需要“贵在持恒善衡”，也需要“心在持核执中”。甚至“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最大限度激发生命精神气质的当代意义——正气的正道轨迹，也体现了当代中国甚至当代世界的书写载于实践舞台的领导力及其故事。人争一口气，国争一口气，人类世界争一口气，人不仅仅为一口气而存在，而且为一口气而奋斗!中国体育健儿们(体育健将们)为国争气为国争光，中国思想建儿们(思想创新家)也为民争气为国增辉。
四、中华民族倡导的死亡伦理精神体现了当代身心合一的生死价值及居存思亡的战略智慧
众所周知，人的生命是由物质之“身”与精神之“心”共同构成的。“心”的生存不能离开“身”，离“身”之“心”就失去了生命载体;“身”也不能离“心”而存，离“心”而存之“身”将是只有不正当欲望的行尸走肉。用生命智慧来提升人的现实存在，可以认为人的生命物质存在虽然是必需的，但人的精神生命比肉体生命更重要。物质生命虽然是人存在的根本，但是体现人精神生命的正道及崇高的信念是人的生命有价值的保证，更是群体和社会赖以安定发展之所在。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实现精神生命，这样生活的才充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表现了诗人对生死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它提出了衡量人的生死的正确的价值標准。人生活于现实世界之中，既需要保护身体不受疾病折磨的皮肉之苦以提高生命的物质生活质量，更需要不断超越自身的肉欲以提升自己的精神品味和人生品质。在当代中国人遭遇的各种死亡灾难的救助及其生存重建中，中华民族死亡伦理智慧所蕴含的直面生死问题和勇于挑战生死考验的积极生命精神状态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华民族的死亡伦理精神意味着：面对同胞伤亡的灾难，发扬大爱无疆的伦理去救死扶伤，典型地体现了“患难见真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心凝聚!正如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在自己的著作《不一样的天空》的中所写的：“在危难、绝望和沮丧的日子里，往往也是人性最伟大、最美丽和发挥互助精神的时候。”[11]处于风险社会中的当代中国需要从生命伦理到死亡伦理的精神力建构。死亡伦理敬畏死亡，珍爱生命，时时不忘提高防死、减死能力，才能把风险与死难伤亡降到最低。同时要求“真的勇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善于吸取深刻的教训。当代中华民族死亡伦理精神体现了生死与共、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国家战略智慧。
由个体到民族，中华民族本身与当代中国每一个华夏儿女构成了命运共同体，在当前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特别需要整个民族不断奋斗、自我激励的生命力，需要把每一个华夏生命体与整个民族的命运体有机地紧密结合。
当代中华民族生死伦理精神注重对民族生命力的内在建构，对外则体现为由居存思亡到居安思危、由居存思亡到居治思乱的当代中国战略智慧。对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当代中国而言，居存思亡的战略智慧基于不怕死的革命伦理和敢于牺牲的精神、敢于亮剑的风范气质;居安思危的战略智慧基于不怕苦的建设伦理和敢于拼搏的精神;居治思乱的战略智慧基于不怕难的改革伦理和敢于钻研的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生命力的基础建构需要不怕死到不怕累的伦理意志，不怕死到不怕难的伦理思维。基于当代中国死亡伦理深刻思考的民族伦理定力与民族精神激励，则对应当代中华民族复兴中和当代中国发展中“生于忧患”的战略远见。“在中华文化中，鸡是‘德禽’，是‘知时鸟’，鸡鸣而起反映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勤勉勤奋精神。雄鸡司晨，向我们昭示着时光之宝贵。”(习近平语)我们的事业已经提前规划，我们的书写已经载入且正载入也必将载入实践舞台。我们的书写既包含有字之书，也包含无字之书，无处不在的思想传播、无时不有的智慧创造。“真的新生命乃可由旧生命中诞生，而仍为同一生命。此一生命不绝，乃始可以使此民族国家，亦永远传递而不绝。”[8]240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民族生命，关键在于生命力尤其是精神生命力推动其“永远传递而不绝”。而且，人的生命力精神维度凝聚着人的伦理动因。由生命伦理到生死伦理，人生在生死伦理追求中不断激励富有生命正能量的生命力，实现生命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和不朽价值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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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沈祖尧.不一样的天空：第3版[M].香港：经济日报出版社，2016：第4章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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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站军
——对校长《教育智慧》专题培训的感悟
李颖
2008年2月27日，祖校长在学校大会上对全体干部教师进行了以《教育智慧》为主题的专题培训，感触和收获很多。如：在培训中提到教育智慧的四个层次：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以及面对教育问题的三个“替代”：以提前预设可能出现的问题替代追着问题跑;发现问题以了解、调查的口吻替代质问和责怪;以关注长远利益与发展替代只盯着眼前利益与短期利益。
结合近期自身的困惑和问题，令我感触最深的一句话是：教育智慧来源于对教育问题的深刻剖析。针对我存在的不直面问题，对教育想象中出现的问题不敏感，对别人给自己个人或工作中提出的问题不容易接受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刻反思，反思后我领悟到，别人的批评是极其可贵的，它可以让我更好的认识自己，从而有可能进一步改正自己，让我不至于在原有的基础上停滞不前。别人的批评是我上进的向导，而不是失败的遁词。用客观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批评，不要过多去想“这种批评究竟对自己伤害有多大”，不要把心思花在揣摩“别人批评自己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上。利用别人的批评来看清自己的行为，判断自己是对还是错，如果是自己错了，就应该马上改正过来;如果自己是对的，那么大可不必在意别人对你的批评并为此感到不安。当别人批评我时，不应该产生被动的、受伤害的感觉。其实，即使对方是我的仇敌或与我有矛盾，如果他能指出一条路，打破我的自负心，使我能够改进，那么，仇敌的这种行为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理清这个问题，帮我解决了思想中一直存在的困惑，我想结合校长提出的“四真”和“三个替代”，在今后的德育工作中，我会加强常规工作中的调研，在知实情的基础上查找管理中的问题，并对问题进行认真剖析，找根源，抓本质，从师生的需求出发，从关注学校和师生个人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解决问题，使德育工作从自己满意转化为学生满意和家长满意，从而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和水平，不辜负学校对我的信任。
计算机技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使新型的商务模式电子商务获得空前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一些负面东西，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网络空间的道德失范现象，产生败德行为，即在网络上出现一些与传统道德和伦理相违背的现象，我们姑且叫它“不伦理”现象。这些“不伦理”的现象并不是虚拟的，它根植于现实社会这块肥沃土壤中并得以发展，有深刻的经济根源、社会根源与历史根源[1]。本文从网络伦理表现形式谈起，而后分析网络伦理成因所在，通过分析网络伦理产生的根源，最后对网络伦理进行规范和构建。
一、网络伦理的表现形式
本文从伦理范畴三要素出发，即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角度分析，认为网络发展主要带来的伦理问题有：道德意识方面，表现为道德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道德规范方面，传统道德规范对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弱，表现为道德规范运行机制失灵;道德行为方面，网络上出现许多有悖于传统道德的行为，网络上不道德行为正在蔓延，有时超乎人们想象。
1.观念层面上，个人自由主义盛行
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延伸，在网络环境下，人们言行更自由放松，一定程度上，网络空间里表现出来的自我更接近真实自我，是自我内心的释放与展现。同时，道德虚无主义、自由无政府主义膨胀[2]。网络道德虚无主义特征是：怀疑道德、否定道德，将个人视为自己网络道德行为的唯一判断者，甚至为实现内心自我而不顾他人感受，忽视社会传统规范和礼仪甚至法律，造成不必要伤害，前段时间“网络暴力第一案”就是很好佐证。同时，无政府主义者在网络上宣言“完全自由”与“彻底民主”，主张取消政府，不要法制，不要道德，这和自由的实质是相违背的。而“黑客”成为“电脑英雄”代名词，不少青少年盲目崇拜并效仿，将个人主义推向极致。这些个人主义思想在青少年人群中扩散，引起社会高度重视。
2.规范层面上，道德规范运行机制失灵
网络伦理与传统伦理不是相对的，而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与发扬。但在虚拟网络社会中，道德规范受到严峻挑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道德规范主体在虚拟社会中表现不完整，传统的年龄、性别、相貌、职业、地位等属性在虚拟社会中模糊，取代的是虚拟的文字或数字符号，给网络欺骗和网络犯罪留下空间[3]。处在此环境下的道德主体会产生主体感和社会感淡漠现象，不利于虚拟社会道德水平提高。其次，道德规范实施力量出现分化甚至消亡。现实社会中，人们面对面交往，道德规范通过社会舆论压力和人们内心信念起作用。而虚拟社会是人机交流，人们之间互不熟识也能交往，很容易冲破道德底线，发生“逾越”行为。在此情况下，社会舆论承受的对象对个体来说不明确，直面的道德舆论抨击难以进行，从而使社会舆论作用下降。由此说明，传统道德规范运行机制受阻，对道德行为约束下降。
3.行为层面上，网络不道德行为蔓延
网络社会中，不道德行为处处可见，正蚕食道德领域。网络上不道德行为表现为：商业欺诈、利用网络散步虚假信息;制造大量垃圾邮件，造成网络堵塞;利用网络散布反动言论及一些黄、赌、毒等不良信息，扰乱社会秩序;网络犯罪，利用病毒或者信息技术盗取他人密码，给社会及个人造成经济损失;网络使人的传统的社会性人格发生嬗变，网民社会责任感弱化，人际关系淡化，忽视自己作为社会人的存在，一味在网上欺骗别人，造成不利影响[4]。这些不道德的行为被一些人追捧，给青少年带来不良影响，深深刺痛社会敏感的神经。
二、网络伦理的成因分析
网络伦理产生原因表现为：网络结构缺陷、经济利益驱动和
网络法律法规建设不健全等[5~6]。
1.网络结构缺陷
网络技术发展，一方面推动社会发展和商务运作，另一方面使整个社会分裂成两种不同的空间——电子空间与物理空间，从而出现了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虚拟的网络社会是离散的、开放的、无国界的，这使人们对网络上他人行为的管理和监控较困难，容易滋生不伦理和不道德行为。有人往往认为，网络上的言论和行为是自由的，他人是看不到的，也追踪不了，因此经常在网络上攻击、谩骂别人，或者散布谣言，造成人心恐慌而不承担责任。
2.经济利益驱动
任何行为都有深刻经济根源，网络上出现不道德、不伦理现象和经济也息息相关。正是由于不正当的经济利益驱使人们铤而走险，蔑视道德力量的约束和法律、法规的监控，在网络社会中任意驰骋，侵害他人隐私和权益、盗取银行密码、网络诈骗、网络聚赌、制黄贩黄、通过网络即时通讯工具诱使他人犯罪等。这些是因为具有高额经济回报，而通过网络犯罪难搜寻线索，又很少有现有法律法规制裁，这给不道德行为者获取非法利益留下运作空间。
3.网络法律法规建设不健全
国家的政策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硬性规范约束企业和个人行为，但目前我国网络法律法规还很欠缺，各方面法律工作正在完善当中，有些需要进一步改进。虽然目前我国已出台一些有关互联网发展的政策和规定，例如，在2000年3月我国为了防治和监管计算机病毒，颁布《计算机病毒防治监管办法》;同年9月20日国务院第三十一次常务会议制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为了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国务院于2000年10月颁布并施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4年6月颁布实施《互联网站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依次规范公民的网上行为。但这些法规往往政策多，监督力度不够，或者受到部门和地区限制，致使已出台政策流于形式，不利于网络资源融合和网络空间的净化。因此，应加强法律法规建设，通过法律的威慑作用规范网民行为，净化网络空气，还原虚拟社会的本色。
三、网络伦理的构建
为净化网络空间，规范网络行为，需要从技术方面、法律方面和伦理教育方面着手，构建网络伦理。
1.技术的监控
国家或网络管理部门通过统一技术标准建立一套网络安全体系，严格审查、控制网上信息内容和流通渠道。例如通过防火墙和加密技术防止网络上的非法进入者;利用一些过滤软件过滤掉有害的、不健康的信息，限制调阅网格中不健康的内容等;同时通过技术跟踪手段，使有关机构可以对网络责任主体的网上行为进行调查和控制，确定网络主体应承担的责任。
2.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以上伦理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调节和约束，另一方面则可以寻找其他途径加以解决，如通过道德向量规范网民的行为。边沁曾就伦理与法律的向量作了详尽阐述，他认为伦理与法律不是对立的，二者是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只有当一个人行为危害他人利益，并造成重大损失，且这种损失超过某一临界点时才诉诸法律，而在达到某一临界点之前，通过道德向量调节来规范人们行为是可行的。基于此，要求政府或民间团体出台相应的网络伦理规则，以规范交易主体的行为，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就有“计算机伦理十戒”和美国计算机协会的《伦理与职业行为准则》等，这些都规范网络交易主体行为，增加网络间人们信任，减少道德风险。我国在这方面正在积极的开展，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加快法律法规的建设步伐，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另外若交易主体违背伦理规范应受到社会舆论的监督与惩罚，这样才能起到威慑作用。
3.加强伦理教育
我国有几千年伦理底蕴，只是网络发展速度太快，人们在如此快的发展速度下可能迷失，因此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应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如上所述，首先制定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规范网民的行为，其次就是通过教育机制，从中小学开始就开设有关网络伦理和计算机伦理方面课程，通过持久、深入教育，使网络伦理思想深入人心，增强个人的道德责任心，提高国民的整体网络伦理道德水准;再次就是开设相关讲座，可以在大学刚入学时候就开设讲座培养学生正确技术价值观，使他们能在合理价值观指导下，成为合格网络公民。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软的约束机制，是人们自律基础，通过规范网上企业道德行为，加强伦理教育。
四、结束语
技术就像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给社会和人民带来方便，又可以给人们生活带来灾难和不幸。而由于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需每个人行动起来，共同维护虚拟社会这共同家园，构建美好的数字化生存的伦理空间。
课程：生命科学技术与伦理问题 教师：姚晓华
学院：中加国际学院 095班 学号：0926210501 姓名：张涵微
克隆引发的伦理问题
克隆，这一名词在科技医学领域，从陌生到熟悉。对于我们而言，知道克隆是从著名的“多莉”开始的。其实，在1997年2月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维尔穆特博士科研组公布体细胞克隆羊“多莉”培育成功之前，胚胎细胞核移植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实际上，“多莉”的克隆在核移植技术上沿袭了胚胎细胞核移植的全部过程，它成为世界上第一例经体细胞核移植出生的动物，是克隆技术领域研究的巨大突破。
随着“多莉”的诞生，许多国家也相继在科学技术领域上展现出不同的克隆成果。各国家相继克隆出牛、羊、鼠、兔、猴等动物。我国的克隆技术也颇有成就，80年代末，我国克隆出一只兔，1991年西北农业大学发育研究所与江苏农学院克隆羊成功，1993年中科院发育生物研究所与扬州大学农学院共同克隆出一批山羊，1995年华南师大和广西农大合作克隆出牛，接着中国农科院畜牧研究所于1996年克隆牛获得成功。而美国最近克隆猴取得成功，日本科学家也声称他们繁殖出200多头“克隆牛”。以上所述的克隆动物，都是用胚胎细胞作为供体细胞进行细胞核移植而获得成功的。1997年2月英国罗斯林研究所宣布克隆成功的小羊多利，是用乳腺上皮细胞作为供体细胞进行细胞核移植的，它翻开了生物克隆史上崭新的一页，突破了利用胚胎细胞进行核移植的传统方式，使克隆技术有了长足的进展。在今年七月份韩国科学家克隆出5只小狗，这5只比特犬是韩国RNL Bio生物技术公司根据一只已故宠物狗克隆的，由两只母狗代孕并于7月28日出生。该公司现已开始全球范围的宠物克隆服务。这是世界上首例商业克隆宠物狗案例。
通过克隆这一技术的巨大进展意味着：在理论上证明了，同植物细胞一样，分化了的动物细胞核也具有全能性，在分化过程中细胞核中的遗传物质没有不可逆变化;在实践上证明了，利用体细胞进行动物克隆的技术是可行的，将有无数相同的细胞可用来作为供体进行核移植，并且在与卵细胞相融合前可对这些供体细胞进行一系列复杂的遗传操作，从而为大规模复制动物优良品种和生产转基因动物提供了有效方法。
由于克隆的特点，使得克隆成为医学上关注的重点。克隆技术给医学领域带来美好应用前景。在人类基因组的带动下,人们正在进行治疗性克隆试验,旨在生产克隆的或单性生殖的人类胚胎以获取干细胞,为人类研究癌症、艾滋病、老年痴呆、帕金森氏症等疑难病症,从基因层面揭示疾病产生的分子生物学机制,预报人体的机能和病理变化,找到标本兼治的治疗方法。克隆生物工程技术将克服中西药的弊端,将使医学在21 世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治疗性克隆和干细胞研究为人体缺失器官的修复和重建带来希望,不但能治疗或预防器官功能衰竭,而且能防治衰老,解决目前我们面临的寿命延长而生命质量低下的难题。寿终无年、青春常驻的梦想在21 世纪有可能会逐步成为现实。 克隆技术是现代生命科学领域的一项高新技术,其发展引发了强烈的伦理争议并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1997 年2 月23 日,体细胞核移植克隆羊成功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轰动,世界各国纷纷做出反应,许多国家立即开始起草法案禁止克隆人。1997 年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的文件,明确反对用克隆技术繁殖人。
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不伤害原则。伤害了被克隆者。被克隆的是另外一个个体，这个个体是与克隆的原体完全独立的另外一个行为主体，这个主体受到了伤害。受到了什么伤害呢?首先从技术可能性的情况来看，我们无法预知，如果对某一种在功能上与其他基因紧密相连的基因进行干预性改变，生物体内的这种自然的相互牵制的系统会发生何种连锁反应。而根据目前掌握的知识，要想将人类基因组的所有基因重新进行准确的排列，并使之正常的发挥作用，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人们反对克隆人的一个重要理据。因为谁也无法排除这样一种风险：克隆技术很有可能导致大量的流产与残障婴儿。
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自主原则。克隆人活动往往发生在下述情况中：比如，某对夫妇在事故中失去了独生子，他们希望他重获“新生”，于是便通过克隆技术再制造一个孩子，其身体中的绝大部分基因组是先前那个孩子的基因组的复制。这样尽管父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某种欲望，但这整个行为方式对于被复制的孩子而言却意味着一种外来的决定，它将该儿童本属于偶然性的那部分自由(所谓自主原则，就体现在这种自由上)剥夺了，而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本质特性，就体现在他的不可重复的独特性上。德国著名哲学家忧那思说，人的一个特殊的优先权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不可重复的特性。而被克隆者作为人应享有的独特性便被剥夺了，他的那种不必非要有一个比他大30或60岁的同体同貌者的自由，便被粗暴地践踏了。英国有一个管理人工授精的机构，叫做人工受孕与胚胎学管理局，竟然打算允许患耳聋的父母在试管婴儿的培育中，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耳聋的胎儿，而淘汰掉健康的胚胎。他们觉得都处于耳聋状态，便有利于交流、培育，而英国皇家聋人研究所的发言人竟然说，这样一种选择是合适的，我们支持这样的选择。假如人们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设计和培育后代，那么什么恐怖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耳聋的父母选择生下耳聋的胎儿，而这个胎儿很可能希望自己是一个健康人，但这已经做不到了。他作为一个人所天然应有的一种开放的前途的权利被粗暴否定掉了。这当然违背了伦理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平等原则。在克隆活动中，存在一个设计者与被设计者的关系。在克隆人活动中，未来人类的基因配置是由父母、医生或国家决定的，而个体的人仅仅是前者所决定与创造的结果。我们知道，设计是以设计者为前提的，一个有着设计者与被设计者之别的人类图景，对于平等原则是一种基本的违背。因为人们无法回答凭什么他自己或者任何别的一个人有权作为未来人类特征与品性的设计者。显然这里存在着一种“道德优越感”，似乎我们，或者说一个医生、哲学家、国家的行政长官拥有着一种控制他人的实力。然而这种心态不单是荒谬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非常危险的。
有关人类胚胎的克隆性研究已分化成为前后两种类型：一种是首先得到设想的“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研究。另一种是后来得到设计的“治疗性克隆”，即从克隆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然后使之培养成人们所需要的各种人体器官。不论是生殖性克隆，还是治疗性克隆都涉及到伦理问题，都引发了激烈的针锋相对的观念论战。相对而言，有关治疗性克隆的伦理争论比生殖性克隆的争论更为激烈。 治疗性克隆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人类胚胎与病人利益的冲突问题，而不是人类胚胎的地位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在有关堕胎的争议中就得到过讨论，且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同时，不论是有关治疗性克隆的争论，还是有关堕胎的争论都涉及到人类胚胎的利益与成人的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有关堕胎的争论及解决办法中汲取思想启示，为解决治疗性克隆的争论寻求出路。
以德国为例，胎儿的生命权在法律中得到了明确的尊重与认定，即包括胚胎在内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应得到保护，堕胎原则上讲是违法的。然而德国法律又规定，三个月之内的堕胎是合法的，只要胎儿与孕妇在权益上发生冲突，且又无任何其它出路可供选择这一前提得到了满足。可见，在堕胎问题上，法律的规定一方面认可人类胚胎的生命权，另一方面却又承认，当遇到冲突这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胎儿的权益应让位于孕妇的权益。
支持治疗性克隆的人希望引借堕胎模式，来处理人类胚胎与急需治疗的病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人类胚胎确有值得保护的尊严，然而在病人急需医治这一特殊的情况下，胚胎的生命应让位于病患者的生命。
然而反对治疗性克隆的人却认为这里无法套用堕胎模式。生物学家与胚胎的关系并不是母亲与胎儿的关系，母亲对胎儿的出现并不负责任，而生物学家对胚胎的处置则是故意的行为，有人说：“谁都不对所有发生的事情负责，但对于我们的行为，我们却要负责”。
有关是否允许治疗性克隆的争论，并不是简单地选择“善”还是“恶”的争论，而是“道德与道德”之间的争论，是“两种道德”之间的争论。在笔者看来，人类对早期人类胚胎无疑拥有尊重与保护的义务，因此以经济或其它医疗之外的科研为目的的胚胎研究是不道德的，是绝对要禁止的。但这种保护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也允许有例外，那就是它必须服从于一个更高的道德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解除人类遭受病魔摧残的痛苦，挽救无数病人宝贵的生命。从对早期人类胚胎的使用的角度来看，这一行为的确损害了人的尊严;然而这一牺牲换来的人的生命的挽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体现了对人类生命的一种最高的尊重。如果不是这样，禁止治疗性克隆的研究，便破坏了国家对社会公正的义务：即国家的对由于疾病所造成的不平等的状态进行补偿的义务。
对于克隆产生的伦理问题的争论，从克隆出现至今从未停止过。克隆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于社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克隆技术是一项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当这一技术被不恰当的运用时,将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的对待这一技术,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媒体对商业丑闻和商业伦理案件的曝光，在全世界范 围内引发了关注企业伦理的热潮。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学者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他们广泛地探索了企业经营活动中的各种伦理现象和行为。那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 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称为伦理问题?它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的存在与标准
1.利益冲突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伦理问题存在的前提
我们认为存在利益冲突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伦理问题存在的前提。企业总是希望雇 员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人力资源管理成本越低越好，雇员总是希望有一份稳定的收 入、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以及有意义的工作等。在企业外界竞争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 ，二者的需要并不能同时得到满足。如企业绩效下降欲裁员增效，那么这就与雇员稳定 工作的需求相矛盾，此时如何制订裁员标准与计划，如何通知被解雇雇员等都包含着伦 理因素。
管理者与雇员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以绩效考核为例，管理者在绩效考核的关键指标 上与雇员的看法并不一致，关于雇员绩效信息的收集方式上也存在分歧，当下很流行的 使用电子监控雇员绩效的做法来收集绩效信息，管理者在雇员毫不知情的条件下打开雇 员的E-mail，倾听雇员的谈话记录等，在管理者看来这些能真实反应雇员的工作态度和 工作表现，在雇员看来这是管理者对自己隐私的侵犯。
雇员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显而易见。在某一固定时间内企业的晋升、薪酬福利和培 训等资源是有限的，雇员之间存在天然的竞争性关系。以获得提拔为例，假设有两个合 格的雇员A与B面临一个提拔机会，B可能比A稍微更为胜任，但是A通过自己与上司的私 人交往获得了提拔的机会，而B落选了。A追求自身利益本无可厚非，但是A使用了非正 式的组织权利，这样的竞争问题就可以说是一个伦理问题。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的特点：
第一，它具有普遍性。一是表现在空间上的普遍性，伦理问题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二 是时间上的普遍性，只要存在调节人与人、人与组织的利益冲突的需要，伦理问题就存 在。
第二，它具有特殊性。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人们对合适行为规范的界定是不 同的，人们的文化背景、价值标准、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存在 差异，因此对伦理问题的认定也是不同的，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 人们对于伦理问题认定也存在差异。
第三，它具有复杂性。它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伦理问题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的复合，有 历史的、现实的、制度的以及个人原因;其次，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很多伦理问题都是 累积的结果，不是立即能够得到满意的解决，而且伦理问题涉及到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 判断，有些是相互矛盾的。
2.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的判断原则
我们认为判断一个问题是否为伦理问题常常依据的是结果性原则，即伦理问题给当事 人带来一定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是伤害或者福利。
这里的“伤害”、“福利”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伤害可以表现在生理上，如免疫系 统功能的丧失、精神的紊乱，还包括人所感受到的他人对自身的不尊重、
自信心与自尊 所受到的打击、情绪的低落和沮丧等负面的心理反应。福利不仅包括物质上的待遇，如 薪酬增加、职位的升迁，也包括精神上的愉悦，如工作满意感、工作成就感、和谐的人 际关系给人带来的心理享受等。总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伦理问题一定是给雇员 、管理者、组织或者第三方带来了某些后果。人力资源专业人员的不道德行为会对雇员 、组织和职业协会带来损失。所以，我们广泛采纳的一般伦理原则适用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评判，它主要包 括这样几种原则：
(1)功利主义原则
功利主义源于英国哲学家边沁和密尔，根据功利主义理论，判断一个行为的合道德性 主要看该行为是否给行为的接收者带来了最大程度的善和最小程度的恶，善便是幸福， 善还可以描述为效用，恶便是伤害。如果行为以最小的成本带来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 福，我们便说这个行为是道德的。
我们以雇主向雇员隐瞒工作场所的有害物质来说明这一原则的应用。雇员与雇主之间 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雇主要比雇员更加清楚生产场所的有害物质以及它对人身体的危 害，但是雇主为了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而向雇员隐瞒了有害物质的信息，不对雇员提供安 全教育和不提供各种防护措施。雇主的行为严重危害了雇员的身心健康，致使雇员失去 生命的例子也比比皆是。隐瞒工作中的有害物质使得雇员无法做出一些保护身心的措施 ，它带给雇员的是伤害，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举动是不道德的;对管理者而言，明知工 作场所有有害物质而不指出或者与雇主一道欺骗雇员，我们也认为管理者的行为是不道 德的。
(2)权利原则
权利理论的代表是哲学家康德，该理论认为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是看该行为的 实施者是否有权行使该行为，如果他有权行使，我们就说他的行为是符合道德的，他行 使权力并不伤害他人的道义权利。
权利为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而存在。雇员的权利是一个道义上的要求，Rowan(2000)认为 雇员的道义上的权利并不一定需要习惯和法律的认可，法定的权利并不一定是道德权利 。雇员作为人所应该具有的基本权利是符合道德的，并且是不容侵犯的，如安全工作权 利、平等对待的权利和自由等权利。雇员的权利是相对于雇主的责任来说的，雇员要求 安全工作的权利是因为雇主有提供安全工作场所和环境的责任。
雇主对雇员隐瞒了工作场所的有害物质，雇主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没有尽到提供一个 安全工作场所和环境的责任，因此侵犯了雇员安全工作的权利，所以我们认为雇主的行 为是不道德的;管理者也没有尽到尊重雇员权利的责任，管理者隐瞒有害物质的行为也 是不道德的。
但有时候，个体、组织行使权力的时候并不能有效确定是否侵害了别人的权利，康德 提出了三个测试方法来帮助我们判断自身行为的合道德性。
第一，行为的逆转性测试。判定一个行为是否合道德，是否侵犯他人的权利，主要看 行为者是否希望该行为也在自身上适用。如果行为者认为他的行为是道德的，那么在同 样的情况下他是否愿意该行为也使用到自己身上，如果不是，我们可以认为行为者的行 为是不道德的，这种测试就好比中国儒家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
第二，行为的普遍性测试。是否行为者周围所有的人都做出同样的行为，如果该行为 不具有普遍性，那么行为者就没有实施该行为的道义上的权利。
第三，行为者是否尊重了行为的接受者。行为者是否违背了接受者的自由意愿，
是否 把他们当作行为的目的或者把人仅仅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
(3)分配公平原则
分配公平理论认为一个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应该看它在行为的收益和损害的分配方面是 否公平，如果行为带来的结果在当事人之间得到了公平分配，那么行为就是合乎道德的 。
雇主隐瞒了工作场所的有害物质，雇主本人并没有承担损害，它得到的只有超额的利 润，雇员为企业付出了努力所得到的报酬完全不能弥补有害物质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因 为我们知道有些伤害可能是致命的，即使不致命还可能传给下一代，所以隐瞒有害物质 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并没有在当事人——雇主和雇员之间公平分配，我们认为该行为是不 道德的。
(4)关心原则
关怀伦理学强调的是行为者为了维护他与行为接受者之间的特殊关系而显示出对行为 接受方的关心。如果，行为者显示出对行为接受方的关心，我们认为行为者的行为是符 合道德的。
雇主和雇员之间是一种利益相关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包含双方的诸多相互期待。雇 主被期望能提供有意义的工作、给予基于成就的报酬、提供培训和培养适应能力，雇员 被期望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分担公司获得成功的责任等。雇主在对待雇员的行为上， 为了使得双方利益相关关系得以维持，应该多关心雇员，包括对雇员健康和安全的负责 等，但隐瞒有害物质的做法并没有体现关心反而是利用、欺骗和损害雇员的行为，因此 这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5)美德原则
德性伦理学认为，判断一个行为的合道德性主要通过贯彻行为者的品德，如仁慈、同 情、良心、合作、公平、公正、正直等品质体现在行为中，我们就可以说该行为是道德 的。但是雇主隐瞒有害物质的做法其动机是邪恶的，对待雇员是不公平的、不人道的， 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雇主是不道德的，行为是不合伦理的。
我们认为这些标准原则来评判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时必须注意每一个原则都是从不 同的角度研究了行为的合伦理性问题：功利原则从行为的结果来判断;权利从行为手段 的角度;分配公平从行为结果的分配角度;关心原则是从保护和培育特殊关系的角度; 美德是从行为者的品德的角度，因此没有一个原则抓住了道德行为的全部方面，所以我 们在应用的时候要注意将这些原则综合使用，看作一个评价的整体。
在伦理问题 ，无论是人员招聘、绩效考核还是解聘过程，企业、管理者、雇员之间利益的冲突时有 发生。
1.思想层面治理
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道德观为基础。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根本原则,是我们进行道德建设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立足点。现阶段,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下,社会主义道德观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体系,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道德观,它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是对我们的基本道德要求。网络道德虽然有其独特征,但网络道德建设始终应以社会主义基本道德为基础,而不能脱离这一主题。研究网络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价值层面的变化,关注新发展,重视新思维、新内容、新方法的研究,使之更具科学性、预见性、指导性和时代性。要多角度地考察网络的社会背景与文化基础,要立足当代又要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在批判继承、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创新的目的。
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建设， 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网络伦理体系。网络文化对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冲击, 正逐步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认知模式。网络语言英语化、网络边缘文化和网络“文化殖民”等正严重威胁着网络文化的建设。要把网络道德教育的内容与中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道德教育思想体系。加强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保持思想政治上的坚定性，加强伦理建设, 抵御西方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保持思想伦理的纯洁性一定要从“三个代表”, 特别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高度来重视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 用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文化去占领网络阵地, 进而引导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2..技术层面治理。
网络社会的发生发展与网络技术息息相关，因此，利用技术手段无疑是构建网络伦理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能够对网络不道德行为加以预防和控制，为网络社会提供第一道屏障。因而要治理网络伦理问题，首先必须考虑开发建立安全的计算机系统，尽量完善技术本身。近年来研究较多的网络安全技术主要是防火墙、信息加密、身份认证、访问控制、网上监控、入侵检测等。例如：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对网络信息提供者提供的内容加以审查;在网络站点对不良信息加以堵塞，使用户无法接触;对需要保护的信息进行加密，以防泄露;对某些特殊局域网加强访问控制，防止侵害;对人们的网络行为进行登记，使人们的网上行为有踪迹可寻要通过高科技手段预防网上不文明行为, 建立道德伦理监督管理中心和法律咨询援助中心; 对网络文化提供者的内容加以审查; 安装过滤软件, 对不良网络文化加以堵截，等等。为了确保网络安全，国外一些政府机关和公司企业，纷纷利用黑客技术对自己的系统安全性、技术安全性进行测试，找出漏洞，从而尽快修补、改进，进一步完善系统技术的安全性。早在几年前，微软、惠普等公司就相继招募黑客，帮助寻找本公司的产品的漏洞。 3.主体层面治理。
网络伦理的主体层面治理，是指从网络的操作主体——人的角度去寻求解决网络伦理的办法。
第一，建立正确的网络主体道德意识，制止网络不道德行为。要认识到他人利益、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的根本一致，是我们在网络社会立身处世的根本，从而能够自立规范，身体力行，在实践中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
第二，加强对网络主体尤其是青少年的网络道德教育和培养。网络是年轻人的世界,青少年占了上网人数的绝大部分。有资料统计,中国网民中岁以下的占到了,超过网民总数的2/3，另外,据美国当代经济情报中心的统计资料显示对网络进行攻击的人群中,以上都是28岁以下的年轻人,网络失范行为主体主要集中于14岁—21岁。
第三，实行道德自律。道德自律是一个自我约束、自我提升的过程，实现这一过程的关键是“从我做起”。只有网络主体建立了积极向上的高尚道德人格，才会有一种严肃负责的态度，并通过道德实践培养起独立自觉的判断、选择能力，从而自觉遵守、维护网络社会的伦理规范。 4.法律层面治理。
法律治理是以法律为武器，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强制性地保障网络安全运行 的一种手段。目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网络伦理方面的立法控制，如美国的《数字时代版权法》、《禁止电子盗窃法案》、《反垃圾邮件法案》等;英国的《反计算机滥用法》、《数据保护法》等;日本的《反黑客法》等。我国公安部 1997 年 12 月颁布的《计算机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利用网络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宣传封建迷信、淫秽、色情等信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能利用网络危害国家安全、泄漏国家机密，不得侵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不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其中，国家,为青少年网络道德的培养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青少年由于思想尚未发育成熟,自我辨别能力差,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网站的监控和管理,尽可能地让网站上少出现不良信息。我国在这方面己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年开展了“文明办网,文明上网”的活动。2009年1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等七部门联合发起“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截止到2009年3月共曝光了批家违法和具有不良信息的网站，9批103个网站对多个栏目进行了有效整改。 5.管理层面治理。
安全技术是控制网络伦理问题的一种手段。同其他管理一样，网络安全管理也要解决组织、制度和人员这三方面的问题。具体说就是：建设网络安全管理机构并明确责任;建立和健全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体系，使网络安全管理做到有章可循;加强计算机专业人员和网络用户的网络安全意识，并进行网络安全培训和教育。只有这样，网络安全的管理才能实现，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防和避免网络伦理问题产生的作用。
随着经济和人口的迅猛发展，我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经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遏制环境问题的发展，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与经济建设相伴的大问题。加快环境伦理学研究步伐，加强环境伦理道德教育，强化环境法律观念，提高我国公民的环境伦理意识，对于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环境污染，二是生态环境破坏，三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环境污染按环境要素分可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其中对经济发展、人体健康影响最大的是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然而乱砍滥伐森林、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的案件，每年高达100万起以上，致使有林地逆转为无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总之，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是自然灾害频发，减灾防灾难度加大。全球性环境问题主要有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臭氧层耗损、酸雨等。我国同样面临这些环境问题。受温室效应影响，近年我国年平均气温比常年值连续偏高，气象灾害发生较频繁。
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乃至生存的重要因素。从伦理学角度分析，有学者提出，由于人们对人类自己和自然界及其相互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使环境问题日渐突出。首先，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其次，人们对自身实践后果的伦理影响缺乏充分认识。环境危机的出现使人们透过其表层，看到了隐藏在其深处的问题，即环境伦理问题。环境伦理的缺失，是引发我国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如何透过这些找出解决途径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1.加快环境伦理学研究步伐，建设中国环境伦理学。目前，我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其背景原因是人们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认识产生了偏差。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其答案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尊重并善待自然。加快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步伐，建设中国环境伦理学，提出针对我国国情的环境伦理学思想，对于整体提升国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水平，指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实现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积极的意义。
2.加强环境伦理道德教育，建立环境伦理教育体系。加强环境伦理道德教育，加深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整体认识和明晰其背后蕴藏的价值取向，从而形成正确的环境道德意识，是提高国民环境伦理水平的必经途径。
现阶段，我国环境伦理道德的教育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新闻媒体虽然做了不少宣传，但这种宣传只能唤醒少部分人的环境伦理意识。要真正提高国民整体的环境伦理水平，政府必须在国民中采取广泛的强制性教育措施，并且要建立完整的环境伦理教育体系
3.强化环境法律观念，提高环境伦理意识。环境伦理意识和道德行为准则的形成对人们的实践活动产生一定的规范作用和约束力，如果违背它就会受到来自内部的道德良知和来自外部的社会舆论的谴责。但是，仅限于此，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力度仍显不足，为了达到应有的力度，必须体现出更强的约束力和强制性。强化环境法律观念，对提高人们的环境伦理是重要保障。
现代社会的发展已逐步进入法制化的轨道。因此社会要求公民要具有强烈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随着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新的环境伦理观要求相应的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要求这种新型环境伦理理念在法律上的体现，即道德法律化。道德与法律相比，其强制力远远落后。法律因为依靠国家机器强制力来保障实施，其约束力要远远超过道德。在强化法律观念的同时，人们对于环境伦理道德意识将逐步增强。这对于人们规范自身行为，保护环境将大有脾益。
诚然，我国环境问题的产生，具有复杂的过程和多方面的原因。解决环境问题，也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多种方法的结合，同样也要有较为曲折的过程。我们希望全民在学习环境伦理知识，提高环境伦理意识的同时，不断地加强改善环境的力度，真正地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全面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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