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当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郑筱筠：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讨论日益成为热门话题，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国家宗教局一司裴飚副司长、中央党校龚学增教授来“学术空间”，讨论这个非常有现实意义和价值的话题。
裴飚：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已然成为天下大势。与此相应，世界宗教领域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现象，宗教因素在国际政治、文化、外交等软实力竞争中的影响日益上升，传统宗教普遍复兴，新兴宗教不断涌现，宗教世俗化进程加快，宗教原教旨主义抬头，宗教矛盾与冲突此起彼伏，宗教交流与对话方兴未艾。从国内情况看，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拓展，我国社会处于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与转型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信教人口持续增长，宗教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与宗教因素相关的社会矛盾有所凸显，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越来越强。
近年来，中央鲜明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复强调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宗教研究领域，我们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宗教问题，结合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宗教实际，不断总结新的经验，努力完善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更好地指导宗教学术研究和宗教工作实践。
郑筱筠：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时，首先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马克思和列宁对宗教的批判。
卓新平：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应看到其宗教分析背后的社会分析。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不要僵化地、抽象地谈论宗教，而有必要看到具体宗教的具体社会存在处境，对此界定也必须根据其社会存在、社会反映来认准其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所论及的宗教及其性质是以19世纪西方的宗教为对象，其相应的宗教批判实质上是针对宗教赖以生存的社会，故而更多的是由此表达的“社会批判”。同理，列宁论宗教也主要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俄罗斯社会之中的观察、思索和阐述。我们应该把握的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宗教性质的方法，思路，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19世纪西方宗教的论述断章取义、脱离具体社会实际地套用在当今中国宗教之上。当人们机械地、形而上学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批判来认识、界定当今中国宗教时，教条般套用的宗教批判势必推导出对社会的批判。今天我们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论述，就是要让我们客观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来认识宗教、分析宗教，并由此与时俱进地、唯物地、创造性地理解并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
郑筱筠：这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论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及其宗教观本身。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存在。
卓新平：从古往今来中国宗教历史发展演变来看，中国“无宗教”论显然是一种幼稚或无知，亦是一种简单和武断。我们有必要以新的视域、新的思路来审视、认识，并解说当今中国宗教的存在或“复活”。对此，胡锦涛同志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认识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深刻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论根源和心理根源，全面认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其实，这已经说明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并不是简单地为“旧社会的残余”，从而在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过渡中会很快消亡。宗教存在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多种多样的、极为复杂的，它既反映了与社会的一种张力，也说明了与社会的可能协调。这种双向互动势必使宗教得以长期存在，尽管这种宗教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社会的“异化”反映，表现出某种“歪曲”，却仍是社会存在的正常现象，并且也有让宗教与社会得以和谐的可能和条件。因此，
“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引自中共中央1982年颁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对中国当代宗教性质的认识主要应该是社会层面的、文化意义的。虽然在其中不能回避、忽略其政治因素，而相关从政治对抗、阶级斗争视角对宗教的考量却应有所淡化，不能强调过头。今天中国社会构建的核心宗旨是“和谐”，宗教在其中也应成为一种重要的和谐因素，并能有助于对世界和谐的影响、感染。所以，我们今天认识宗教性质应该是基于文化哲学而不是斗争哲学，提倡和谐理念而不是冲突思想。尤其在看待中国当代宗教时，我们的观念有必要从以往的对抗转为对话、从过去的对付转为合作，从曾有的对立转为融洽。在认识宗教的社会功能及作用时，如果在有阶级压迫、剥削制度的旧社会，当然有必要看到其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消极功能大于积极功能。但在今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看待宗教社会性质的视角就应该相应转换，看到并积极引导、促进宗教正面意义、积极功能的发挥。如果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已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仍一味强调宗教的消极作用、负面功能，则实质上在否认我们自己的社会及其取得的成就，实际上要把宗教推向我们的对立面，跟我们自己过不去。
郑筱筠：如果当代宗教的存在不再仅仅是“残余”，那么其存在、延续与演进的根源何在?
卓新平：在社会主义中国，我们对宗教存在的认识不能把19世纪西欧社会状况下的宗教存在搬来套用。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仍有“社会”问题，但其社会性质已与当时西欧社会有着制度上和时代上的本质不同。这样，我们就应以平常的心态、正常的眼光来看待当代中国的宗教存在，不必对之充满“敌意”、以“敌情”来观之、过度紧张。人为地批判宗教、打压宗教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反而会造成信教群众的反感、使之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导致其离心离德的后果。这种经验教训苏联时期有过，我国“文革”时期也有过，我们应该汲取历史教训，防范出现新的失误和偏差。
从当代中国社会来看宗教存在的“根源”，则应从一种。“常态”来审视，这样就不会滑入“自我否定”、对中国“社会”失去信心的“怪圈”。宗教存在的“自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不可能达到对自然力的完全掌控和对自然灾害的彻底预防，“自然”对人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异己力量”;宗教因而是人们解释、对付这种’“异己”自然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其“社会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仍有不尽完善之处，社会在解决贫富悬殊、天灾人祸、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公正、社会资源等问题上也多有不尽人意之处;宗教因而也
是人们解释社会现象、解决社会矛盾、达到社会适应的一种认识和方法。其“认识根源”在于社会主义时期人们对宇宙、人生的认识仍然是有限的、相对的，对于未知世界、社会突变和个人的生存命运，宗教提供了一种看似“虚玄”却在某种意义上“有效”的解释和预测，从而得以“幻想”的方式来超出其有限认识之界。其“心理根源”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仍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突发问题、家庭问题和个人问题难以解决，造成人们巨大的心理压力，人们需要精神减压、心理安慰、心理辅导和心理治疗，许多心理压力的释放，心理幻觉的移情，以及心理病态的调整仍离不开宗教;在许多场景和突发事件之后，宗教的心理抚慰和治疗往往有着积极的效果和相对的优势，因此从“心理”走向宗教仍不可避免，而且也并不都是消极的、消沉的，往往会达到某种意外的收获或解脱。从这四种“根源”来说，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在当代中国乃是非常自然的、正常的过程，所以应有一种“平常心”来看待这种“常态”，使之真正“脱敏”，而没有必要人为地将之“政治化”。
当代中国的宗教管理颇具“中国特色”，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管理方式的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宗教在当代中国存在与发展的方式、方向，决定着党和政府与宗教关系是否合理、融洽。因此，必须根据科学发展观来深入、系统地分析、思考我国当前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工作，找出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和相关政策。
郑筱筠：当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时，除了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的宗教现状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如何推进这个进程?
龚学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要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就是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这里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二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涵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宗教和宗教问题的基本认识，以及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表明的对宗教的态度和提出的解决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方针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狭义的理解，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科学思想。广义的理解，则泛指作为一个不断发展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包括具有俄国特色的列宁主义宗教观，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等。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宗教问题的实际，使二者正确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宗教问题的道路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宗教问题的经验不断积累的过程，是在宗教基本理论政策上逐步系统化的过程，是坚持和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过程。
郑筱筠：在此过程中，学术界做出了哪些贡献?
龚学增：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学术性研究始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宗教学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和宗教工作部门的同志也逐步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左理解，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盲目信仰主义，实现了学术研究上的解放思想，逐步开始以真正科学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重新进行全面系统的审视和研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基本原理的同时，对其中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并展开争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繁荣。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视角进一步开放，逐步系统、深化。
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出现新的繁荣。第一、集中出版了一批专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著作。第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综合性研究进一步拓展。第三、在新形势下，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有了全面系统的突破。学者们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认识应该实行的“四个分清”，以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名下的错误观点这四个关键问题，并结合当今时代的中国实际而发展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第四、对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研究有了重大进展。
郑筱筠：我们应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关系呢?
龚学增：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党和国家正确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问题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要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也形成了体系。其内在逻辑包含两个基本层次，基础层次是反映宗教规律性的理论问题，围绕着什么是宗教、宗教的根源、宗教的发展、宗教的社会作用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第一、宗教是基于对超自然力量信仰的一种社会、文化及历史现象。第二、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着支撑宗教存在发展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根源和心理根源。第三、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二重性特征。第四、中国宗教国情的特点根本是长期性、关键是群众性和特殊的复杂性。第五、我国一些宗教与民族关系紧密，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
应用层次是解决宗教问题的基本方针问题。包括：一是根本宗旨：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二是基本政策：以人为本，尊重人权，全面正确地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原则。公民在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履行自己作为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三是依法管理：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使宗教活动正常有序。四是对外关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在独立自主、和平友好、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积极发展
同世界各国宗教界的友好往来，同时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我的渗透。五是统战工作：处理同宗教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原则是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发挥爱国宗教团体作用，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培养好一支爱国爱教的教职人员队伍。六是基本途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巩固和发展对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目的都是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集中表现。七是党内建设：共产党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能参加宗教活动。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包括唯物论和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的内容。上述两个层次紧密联系，相辅相成，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逻辑严密的理论政策的体系，标志着马列主义宗教观在当代中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郑筱筠：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那么在宗教观上应当如何做?
龚学增：我们应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成部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共命运。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运用于中国，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宗教问题，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宗教问题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仅要继续中国化，还要时代化。社会在不断地发展，与时俱进地不断回答实践提出的最新课题并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永远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奥妙所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样是如此。这就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地研究和解决宗教领域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成为适应时代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课题、具有时代气息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仅要继续中国化、时代化，还要大众化。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有为人民所掌握，才能变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掌握的群众越多，就越能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样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科学认识宗教和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需要普及和推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使之逐步成为得到社会普遍认同、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当前，就要用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
裴飚：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要求，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战略任务。在宗教研究和宗教工作中贯彻落实这一精神，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只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就是要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对宗教工作的新要求，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体现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新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必然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时代化，就是要根据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结合经济全球化、宗教多元化的时代特征，立足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共建和谐世界的时代课题，吸取当代宗教研究的优秀成果，借鉴各国管理宗教事务的成功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回应时代需求、解决现实问题，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色，使之成为促进宗教和谐的科学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大众化，就是要结合宗教存在和影响的实际、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实际，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基本原理和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系统化、通俗化、具体化，不断以科学创新的方法、多样活泼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干部群众广泛宣传和全面普及，使之成为人们正确对待生老病死、吉凶祸福，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正确认识处理宗教问题、正确开展宗教研究和宗教工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中国化是核心，是统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总原则、总要求;时代化是关键，是展现中国化和大众化科学性与先进性的重要标志;大众化是基础，是拓展中国化和时代化深度与广度的重要途径。
郑筱筠：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和工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与创新相结合，不懈地探索和实践。
作者：卓新平 裴 飚 龚学增 郑筱筠
摘要：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宗教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世界宗教问题的日益复杂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也成为我国哲学界和宗教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笔者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起源，在苏联的发展，在中国的完善，这三个角度简单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史。并在此基础上简要的分析了宗教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起源 演变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欧洲的起源
马克思的宗教观是欧洲在文艺复兴后，在日渐高涨的宗教批判思潮中，在吸收和批判伊壁鸠鲁、黑格尔、青年黑格尔、费哈巴哈的思想发展而来。魏琪在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中论述了的马克思、恩格斯各个阶段对宗教的看法和感悟。他写到，在马恩幼年时期都分别跟随各自的家庭成员信仰过宗教。随着曰渐长大，对宗教信仰产生了质疑，并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这一思想心路历程共有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马克思大学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马克思刚入大学时代就选择了与他政治理想合拍的较为激进的康德、费希特哲学，对于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大学时代所进行的是远离政治现实生活的纯哲学问题，是纯粹的宗教批判。第二阶段是《莱茵报》时期，在这一时期接触到了更多是现实的社会政治、法律和国家问题。这些促使马克思将目光从天国移至尘世，由纯粹的理论分析批判转向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这一转变奠定了马克思世界观走向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第三阶段是对宗教的社会经济批判时期。从那时起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深层次原因是随着对费尔巴哈理论的正确理解及对当时已流行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深刻分析，在坚持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原则的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超越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逐步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过程中，费尔巴哈哲学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其唯物主义原则直接引导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第四阶段是唯物史观的创立时期，在《神圣家族》中对于犹太人问题的再论述，指出现在犹太人的问题不能从他们的宗教解释，应从犹太教的市民社会的实际基础来解释。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它们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最后完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随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也拥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第五阶段，也即到了马克思晚年，马克思意识到了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仅仅消灭私有制是无法彻底消除宗教，认为宗教在社会中的存在是长期的[i]。
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苏联的发展
在列宁苏联时期的宗教政策，基本已经认识到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的重要性。王冬丽在《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研究》一文中指出，列宁主义的宗教观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未亲历过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该如何处理宗教问题。而列宁却领导俄国的无产阶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同时列宁同意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看法，认为宗教是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劣质酒，他向来主张宗教同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不能调和。但他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看待宗教问题的方法，反对粗暴地对待宗教问题的“左”倾错误。在这之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不承认其合法性地位，主張用行政的手段消灭宗教[ii]。王冬丽学者阐述了苏联时期的宗教政策，总体来说，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列宁宗教观，第二阶段是斯大林宗教观，从历史的角度看，列宁对于宗教的认识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宗教政策基本正确。但在斯大林时期过分强调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对抗，对宗教实行强制消灭。王芝华在《执政安全视野下的宗教问题及对策研究》一文中指出，苏联东欧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消除了社会对抗，理所当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宗教危机的加深”和“宗教影响的进一步缩小”，最终，导致宗教的迅速消亡。到戈尔巴尔乔夫于1985年执政以后，删掉了共产党员必须同宗教偏见作斗争的规定，对宗教转为持中立态度，不再接受无神论。最终事实证明，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宗教很快就会消亡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iii]。王冬丽和王芝华两位学者论述了马克思宗教观在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变化，但是均没有提出为什吗会出现前期正确而后期错误的理论性解释。历史已经证实，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正教在其国内迅速复苏了。
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的完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二是建国后。高润祥在《论我国的宗教政策的发展演变》一文中写到，中国国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最开始的非基督教运动，到土地革命时期的剥夺宗教服务人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再到长征期间，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保护宗教活动场所，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随后到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最后到解放战争时期，慎重处理宗教土地问题。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有四个重要时期，一是1953年李维汉的五性论，群众性、民族性、长期性、国际性和复杂性。二是文化大革命时彻底否定宗教。三是1982年的“十九号文件”的出台。四是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iv]。根据高润祥学者的分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宗教政策出发点是实用性，在制定宗教政策的每一阶段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在建国后，不同时期，波动比较大。但十九号文件出台，基本明确了宗教的地位。1982年十九号文件明确阐述，第一，宗教将在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第二，对待宗教问题的态度要严谨、慎重。第三，宗教工作的任务在于团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使他们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十九号文件的颁布是我们党的宗教政策走向成熟的标志，它是基于对马恩时代，苏联的宗教政策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总结后做出的。随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位总书记的宗教政策，都是在其基础上结合每个时期的具体实际情况而做出的。
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点，宗教一直或明或暗的存在于各个国家的各个时期，从未有一国彻底消灭了宗教，任何用行政手段强制毁灭宗教的都未获得成功。虽然有的国家在形式上宣称已经消除了宗教，但那只是当时领导人的自我欺骗，这一点已經从苏联的历史得以证实。由此得出，宗教的长期性是宗教自身的客观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第二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处在一个不断的发展、丰富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是在延续，但其本身有着独特的规律。这就是，对于宗教的研究必须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第三点，宗教信仰是在个人领域，要处理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实行政教分离原则。宗教中国化过程，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出发，谨记不能使用教派的力量去冲击国家政权，干涉国民教育，造成社会动荡。随着时间的逐步推移，各教派彻底融入中国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作者：李友亮
〔摘要〕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来观察宗教现象、分析宗教本质、处理宗教问题等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它是一种科学的宗教世界观与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宗教信仰群众呈现扩大趋势，宗教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乃至在国际、国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不断扩大，宗教的世俗化倾向不断发展，并且呈现出明显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等特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宗教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现实地、发展地看待我国宗教问题的存在;坚持科学辩证的方法，辩证地看待我国宗教的社会作用;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根据转型期我国宗教特点做好宗教工作。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宗教信仰;宗教问题;唯物史观
〔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对外开放的不断拓展，我国社会处于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与转型之中。变革与转型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成员的不安、无奈和焦虑等情绪，促使他们在宗教信仰中寻求精神慰藉。近几年我国信教人口持续增长，宗教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与宗教因素相关的社会矛盾有所凸显，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越来越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进而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内涵
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化。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运动实践基础上创立了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观察宗教现象，分析宗教的本质、根源和社会作用，处理宗教问题等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它是一种科学的宗教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开放和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后经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宗教的社会根源、社会作用等的进一步论述和阐释，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关于宗教的一系列政策而臻于完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群众争取社会主义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南。当前，重温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内涵，是我们自觉、清醒认识宗教现象和处理宗教问题的理论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本质的基本观点
立足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坚持在宗教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社会物质条件下探讨宗教的本质问题，马克思说：“宗教从一开始就是超验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从现实的力量中产生的。”〔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对此更为明确地阐述道：“宗教本身既无本质也无王国”，在宗教之中，人把自己的经验世界变成了一种思想中的本质，而这个本质是一种与人本身对立异已物。如果想了解宗教的本质，只有到宗教存在的现实物质世界中去寻找。〔2〕可见，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宗教这种意识形态是依存于社会存在的，宗教完全是一种“颠倒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异化了的自我意识。恩格斯则从认识论的哲学纬度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宗教本质的理论。他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3〕恩格斯的这一经典概括揭示了宗教的内容和对象，阐明了宗教观念的特殊表现形式即人间力量表现为“超人间力量”，并且还指出了人间力量之所以“超人间化”的原因，故此清楚地说明了宗教的本质规定性，把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区别开来。列宁在继承上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基础上，从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出发，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宗教及其本质进行了论述。他指出：“对于工作一生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4〕不久后，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又进一步发挥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5〕，从而指出了宗教在阶级社会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
由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本质的论断是多元的。一是马克思从社会历史维度提出宗教是“异化的自我意识说”;二是恩格斯从认识论维度提出的宗教“反映论”;三是马克思从阶级斗争维度提出的，被列宁进一步阐释的宗教“鸦片论”。对于这些不同维度的宗教本质界定，我国学界都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目前普遍认可“反映论”的马克思主义宗教本质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起源、发展规律及其未来趋势的论述
在宗教起源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非常明确，那就是到社会存在中去寻找宗教的起源。从这一逻辑出发，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人类对自然力量的虚幻反映是宗教产生的自然历史根源。恩格斯指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6〕具体地说，在人类社会的蒙昧阶段，由于认识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控制大自然，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大自然的“恩赐”，如此在原始人看来，自然便具有某种异己、神秘的、超越一切的力量。当原始人对这种强大的异己力量进行抽象思维、人格化改造进而对其崇拜时，那种以自然崇拜为中心的最早的宗教便产生了。其次，阶级剥削、压迫所造成的社会苦难是宗教产生和存在的重要社会根源。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生产力逐步提高，自然的压迫相对减弱，但是，这对于广大劳动群众来说并不纯粹是一种福音，因为，接踵而来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又把他们推进了苦难的深渊。这种残酷的事实使人感悟到：社会事物也变成了异己的力量，变成了恐惧和祈求的对象。当人们无力于社会的异己力量，无望于自身的物质解放时，便开始寻找精神的解放来替代，如此就为追求“幻想幸福”的宗教提供了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恰如列宁所说:“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产生对死后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7〕也就是说，人们对宇宙实相不能正确认识。最后，人类对意识心理等现象的错误反映是宗教产生的思想认识根源。恩格斯认为，在原始人的意识中，很早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进而产生一种感觉经验的直接可靠性认识。这种认识使原始人常常把感觉、错觉，甚至幻觉的东西当作与客观对象同一的东西，把虚幻当作现实。不能正确认识人的本质。事实上，在宗教中人们正是用这种虚幻的方式来构造精神实体的。
在宗教的发展及其规律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存在三种解说模式：一是自然宗教、多神教与一神教的发展解说模式，这一思想主要集中在《反杜林论》中;二是自发宗教-人为宗教的发展解说模式，这一思想形成于恩格斯晚年，当时随着对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深入，随着对原始社会性质错误认识的修正，他从总体属性和社会功能视角对宗教发展进行了阐述;三是氏族-部落宗教-民族与国家宗教-世界宗教的发展解说模式，这是恩格斯以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为根据所形成的宗教发展思想。上述三种宗教发展历史的解释模式尽管各有侧重，但是他们都强调运用唯物史观对宗教发展进行解释这一基本立场，而且都“蕴含着宗教发展由社会发展来决定、宗教进程与社会进程同步化、神的神性由社会性质而定的重要思想。”〔8〕
关于宗教的未来趋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不少精彩的论述。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说：“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灭，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9〕 1876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表达了异曲同妙的见解，他说：“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种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10〕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强调宗教消亡的根本条件在于消除支配人们的自然异己力量和社会异己力量，换句话说，只有到宗教赖以产生和存在的世俗基础和条件消灭的时候，宗教才能自行消亡。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功能双重性问题的见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社会作用的正面功能和负面功能进行历史的、辩证的阐述和分析，提出了宗教功能的双重性问题。
1.宗教与统治阶级结合起着消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当宗教(包括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和宗教组织)和拥有权力的落后且反动的阶级相结合时，其社会作用表现出极大的消极性和否定性。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两个层面展开批判。第一，对封建制度中传统宗教和封建特权结合所起的消极作用进行批判。马克思说：“宗教是深受苦难的百姓的精神寄托，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1〕这段论述一阵见血地指出了宗教在封建剥削制度下的政治功能，即一方面宗教给苦难中的人们以幻想的幸福，使人们虚化现实而执着于精神的慰藉;另一方面宗教为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提供了精神工具，为剥削制度提供了“总的理论”，同时剥削制度也因佩戴宗教这一耀眼的“灵光圈”开始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第二，对宗教与资产阶级政权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消极作用进行批判。恩格斯在1892年指出，资产阶级时代，没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而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12〕也即是说，在资本主义时代，宗教精神麻醉及其统治的功能依然没变，也因之，宗教依然是马克思恩格斯极力批判的对象。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宗教负面社会作用的批判，主要目的在于唤醒民众，推翻不合理的剥削制度，争取人性的自我解放和社会的解放进而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没有压迫剥削的合理社会秩序。
2. 宗教与非统治阶级结合具有“外衣”作用
所谓的“外衣”作用是指非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反对统治阶级统治，进而推动社会革命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种作用基本上持肯定态度。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宗教这种外衣可以成为革命的武器，它的性质归根结底在于穿着这件“外衣”的人所代表的阶级和阶级利益。并且他还通过介绍“路德翻译圣经给平民运动提供一种强有力的武器”的事例，〔13〕来作为宗教“外衣”发挥积极作用的证明。列宁对于宗教“外衣”的积极作用不但给予肯定，而且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社会作用的积极一面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积极功能的肯定，没有改变其对宗教本质的认定，他们坚持认为：虽然宗教能够促进民众反对封建制度的积极性质，“但这种积极作用从本质上说是虚假的。”〔14〕
二、我国当前的宗教信仰问题及其特征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与马克思主义本身一样，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体系。因此，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宗教状况，准确把握宗教问题及其特征，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而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客观基础。
(一)我国当前宗教信仰的基本状况及其问题
第一，宗教信仰群众呈现扩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及其社会的长足发展，宗教信仰群众反成扩大趋势。以基督教的信仰群众发展为例，建国初期，我国基督教徒约为100多万，上世纪80年代约为1000多万，而到2006年，据《联合早报》报道，我国基督教徒已达1600多万人。如此的发展速度，使得《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前主任艾克曼在《基督教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一书中感叹道：虽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不好，但基督教却在中国获得惊人发展速度。〔15〕宗教信仰群众不断扩大的趋势主要造成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与现实的差距造成人们认识当前宗教“存在”的困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推断，随着生产力以及社会形态的不断发展，宗教将会逐渐失去存在的条件和基础。然而事实是宗教信仰群众不断扩大，这种现象使得人们不是对理论产生质疑，就是对现实的宗教“存在”感到困惑。二是宗教信仰群众规模的扩大对宗教工作、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宗教的世俗化倾向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我国宗教也加速了世俗化进程。首先，教徒对世俗生活的向往逐渐高于信仰追求。与过去教徒重视“彼岸世界”的追求相比，现在的教徒更加强调世俗生活的改善，信仰已成为世俗生活之余的个人精神追求。其次，商品经济活动和价值观念逐渐引入宗教殿堂，使寺观文化日益商品化。如基督教在自养名义下，大力兴办经济实体;诸多佛教古刹成为商品的集散地，更有甚者，以寺观为实体进行“上市”等活动。最后，我国宗教道德社会化、情感化比重加大。在现阶段，中国宗教的“人道”道德比重增加，教徒们躬行的乐善助人的世俗人伦，以及劝善向上的慈善事业不断推广。当前宗教世俗化倾向带来的主要问题是：世俗化在降低宗教神圣性的同时，也逐渐使宗教成为个人的“私人爱好”，那么，如何既能保护个人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又能团结信教群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贡献力量，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三，宗教在国际、国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不断扩大。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宗教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作用越来越大。从国际层面看，我国宗教与中国的港、澳、台地区，与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乃至北美、欧洲的联系和交流明显增多，交流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如此不但为世界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而且成为促进经贸和旅游等方面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国内层面看，宗教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的正向功能扩大。这表现在：一是我国宗教为社会转型期的人们提供了安全感和精神慰藉，能使信徒以一种“平常心”来对待社会压力、精神压力和心理烦恼，从而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二是我国虽然存在多种宗教，但在宗教自由政策的指引下，能够多元共存、和谐共生，形成了宗教界的 “五教同光，共致和谐”的良好局面;三是我国宗教界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与执政党建立起“信仰上相互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的关系，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发挥巨大作用。但是，当前宗教在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凸显出在社会功能负向方面的问题：一是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利用宗教问题进行文化渗透，或以宗教问题为借口，频频干涉我国内政，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干扰我国经济发展;二是邪教与民间迷信总是借助宗教的“外衣”，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获取不正当利益。因此，宗教影响的扩大也为他们提供繁衍的土壤;三是宗教影响的扩大无形中对中国主流社会价值形态形成冲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冲突。
(二)我国当前宗教问题呈现出多样化特征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宗教问题呈现出明显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等特点。
第一，我国宗教的存在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群众性。中国现有宗教信徒约有1亿多人，并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集体信教情况广泛存在;宗教在各层次人群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具有十分明显的群众性。
第二，我国宗教和民族问题相互交织，具有民族性。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众多的民族中，有20多个少数民族几乎全部信教。若单从民族问题的角度看，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不但与本民族的族群意识相交织，而且与政治、文化和风俗相互关联，如此就造成了我国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合体”。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讲，我国宗教问题具有很强的民族性。
第三，我国宗教具有国际性特征。我国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都是由外国传入的，这些宗教都是世界性宗教，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有着众多的信徒，其中有的宗教在一些国家中被奉为国教。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宗教的国际交往日益增多，一方面表现为宗教作为一种文化手段，在促进民族交往和地区交流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表现为宗教作为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对我国实行“西化”和“分化”的突破口，已逐渐成为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和争取的对象。
第四，我国宗教具有复杂性。这里的复杂性不仅指其涉及因素复杂，如社会政治问题、群众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问题等等，而且指其影响复杂。恰如江泽民所说：“宗教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关系到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16〕
从上述我国现阶段宗教问题及其多样化特征来看，对于宗教问题，既不能简单把其当作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否认群众性，也不能离开民族问题和国际环境孤立看待之，更不能形而上地对其简单化处理，而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下，结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实际，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去思考和处理。
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当代指导价值
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的宗教问题，制定和执行宗教政策，充分发挥宗教的正向社会功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发展地看待我国宗教问题的存在
唯物史观的思想核心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考察与论述，会发现这一基本立场贯穿于始终。这就启示我们，对于转型期我国的宗教问题及其特征，不能仅从宗教本身出发去分析，也不能单纯用精神性的 因素去解释，而应该在现实社会存在中寻找答案。首先，从社会条件看转型期宗教问题的存在。当前我国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正发生巨大变迁，社会利益结构不断调整与重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存在着诸如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社会保障不健全、社会资源紧缺等矛盾，再加上人生中难以把握的兴衰荣辱以及必不可少的生老病死，使得每一个人总处在社会“异己”力量的掌控之中，宗教因而成为人们解释社会现象、解决社会矛盾、达到社会适应的一种认识和方法。其次，从自然条件看转型期宗教的存在。受科学水平及其我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所限，在现阶段人们还不可能达到对自然的完全掌控和对自然灾害的彻底预防，“自然”对人而言仍是一种“异己力量”，如2008年的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等。因此，宗教也成为人们解释和对付这种“异己”自然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再次，从心理条件看转型期宗教的存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个人问题，以及不可预知的突发问题，这些问题给人以巨大的心理压力。现实中人们需要精神减压、心理安慰和心理治疗，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正是一种较好的心理调节工具。由上述分析可知，转型期我国的宗教问题的存在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正常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用“平常心”来看待之，使它真正“脱敏”。
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还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我国宗教问题的存在，而不是僵化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关于宗教的某些论断。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论及的宗教是19世纪的西方宗教，其相应的宗教批判主要是服务于其社会革命的;列宁所论宗教主要是对“十月革命”前后俄罗斯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如今世事已变，从国际环境看，经济全球化和技术信息化迅猛发展;从国内环境看，我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文化心理等发生着巨大的现代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教的教义教规、宗教仪式、宗教性质及社会功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是宗教在不断地“世俗化”，也即是说宗教在越来越多地把自己关注的目光投向世俗事务，如世界和平、生态环境、人权问题以及伦理道德等，并积极参与社会民政事务的运作，如此以来就逐渐缓和了其与社会的“张力”。此外，我国宗教团体在关心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同时，还成为政府与信教群众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成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基于上述宗教的变化，我们应该淡化政治对抗、阶级斗争视角的宗教考量，关注社会及文化层面的宗教审视;应该更多地提倡宗教和谐理念而不是冲突思想。〔17〕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正确看待宗教信仰自由，根据当前我国宗教的特点做好宗教工作
当前，由于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自然根源以及心理根源还没有消除，宗教还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尤为必要，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主张的继承，更是我国现阶段的一种现实选择，即可以最大限度地团结全体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使他们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凝聚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
在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前提下，我们还应该根据当前我国宗教的特点开展宗教工作。第一，重视信教群众的教育与引导工作。宗教具有群众性，它能构成一种非常强大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成为社会各种势力利用和争取的对象，同时反过来它们又往往成为一些现实斗争和矛盾的依托和深刻背景。”〔18〕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信教群众的教育和引导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注意宗教对于民族关系的敏感性。我国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问题总是和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和处理， 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如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区，对于宗教所引起的问题应该区别对待，不能因宗教问题处理的简单化而伤害民族团结;对于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必须充分尊重，不能产生宗教歧视，更不能借口宗教信仰的不同而破坏民族团结。第三，应该把宗教工作放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战略中。当前我国宗教的国际性特征表明宗教参与着国际的大博弈，西方利用宗教问题对我国的渗透是一种战略遏制，而我们应该加强宗教文化的国际交流，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形成一种反遏制。这种以宗教为媒介的战略博弈促使我们站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做好宗教工作。第四，注意把宗教工作看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宗教问题牵涉到国际以及国内的方方面面，宗教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关系到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19〕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宗教问题，把其看作一个系统工程加以建设。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以科学辩证的方法，全面地看待我国宗教的社会作用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科学的宗教世界观与方法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理论，还是其基本政策，都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真理光辉。这就启示我们，必须运用科学辩证的分析方法，才能对当前宗教社会作用有正确的分析，才能合理地推进宗教政策的实践。
1.厘清宗教的“二重性”，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当前，宗教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都发挥着“二重性”的影响。在政治安全上，一方面，随着宗教极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我国宗教也逐渐成为“分裂分子”、国外敌对势力等借以利用的工具，这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另一方面，宗教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有发挥着积极的影响。经济发展上，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一定意义上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劳动的指导者之一，间接地影响着经济活动，尽管这种影响目前微乎其微;与此同时，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也以不同方式参与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科学文化上，从消极层面讲，邪门歪道的宗教包含着关于自然的虚假、错误观念，这些观念一定程度上会“愚化”民众，不利于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但从积极层面讲，正统的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价值，它在心理调适、道德教化、社会公益、文化传承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当前转型期阶段，心理调适和道德教化的作用就愈加凸显，对社会稳定以及人们道德修养的提升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既然宗教在当前有着如此复杂的“二重性”，那么鼓励宗教界弘扬宗教的积极因素，抑制宗教中的消极因素，就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我国宗教的社会作用不但具有上述复杂的“二重性”，而且也具有变动性，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以及宗教本身的阶段性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就提醒我们：要善于通过有效的规范和积极的引导，使宗教成为我们社会的和谐因子，最大限度地实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此，要注意以下几点要旨：第一，“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放弃宗教信仰”，〔21〕而是要求他们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和服从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整体利益;第二，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重视调整那些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关教义和教规，积极接受现代科学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熏陶，对有关教义和教规做出与时俱进的阐释;第三，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求把宗教活动纳入宪法和法律调整的范围，适度发展，规范活动。
2.注意统筹兼顾，积极推进宗教政策的实践
在宗教政策实践层面，我们要真正领会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的唯物辩证法，积极推进宗教政策的实践，防止“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具体来讲，就是在宏观战略上，既要坦率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性，又要着重强调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致性;在宗教功能问题上，既要注意克服和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又要充分肯定和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在宗教的管理及其引导上，既要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又要注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宗教政策上，既要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又要尊重和保护不信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在宗教发展上，既要不断加强宗教文化交往交流，又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坚决抵御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等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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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大芳 文云英 廖冲绪
《马克思民族主义、宗教观》理论学习心得体会
通过场党委组织学习党的民族理论，我了解马克思关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我国的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党和国家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以及和民族问题有关的宗教问题。
学习后，让我知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立、发展及其伟大意义，认识民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民族问题及其由来，民族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以及怎样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另一方面让我进一步了解国情、省情、民情，认识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及其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我国在社会主义时期要解决好民族和民族问题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具体措施。通过学习《马克思民族主义、宗教观》从而提高我们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自觉性，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做好民族工作，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为加速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民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不同于阶级，不同于国家，不同于政党，也不同于种族，而是一种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是一个社会实体，并有着自身的矛盾特殊性，同样由于民族存在引起的民族问题，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也不同于阶级问题、国家问题、政党问题和种族问题而有着自身的特殊性。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在新世纪坚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就不同问题所发表的有关宗教的论述，当代人有着不同的解读和阐发。这很正常，因为时间、场景和人都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无论怎样解读和阐发，一是要在理论上讲得通，即要有理有据;二是要在实践上行得通，即合乎国情，合乎实际，合乎民心。
宗教是个复杂的多面体，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其他社会事物、其他文化传统的独特维度。宗教发展既有内因亦有外因，宗教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的互动使宗教创新层出不穷。时至今日，我们对宗教的认知，与60年前相比，与30年前相比，都已大不相同。即使如此，我们的认知还会发展变化，因为社会的发展变化仍旧继续，宗教的存在、发展和变化没有终结，我们的认识发展也就不会有终点，因此以发展的眼光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共存的社会里，人们将宗教视为文化这种价值取向会营造一种宽容的社会心理氛围，这也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善良愿望和社会舆论，即在**不安的当代世界里，宗教不能成为偏执、欺诈、怨恨、误解和冲突的根源，而要成为善良、宽容、精神升华与社会和谐的动力。认同这一共识的人，既有归属不同宗教或教派的人士，也有不信奉任何宗教的人士。这种社会认知与心理底线，有利于社会和谐氛围的形成和扩展，无形中也减少了社会各方面将宗教作为政治武器的可能性，而且随着新世纪世界格局与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认同这一点的人正日益增多，而将宗教作为第二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则越来越不受欢迎或引起人们的反感、质疑和警惕。
认识我国各民族问题，解读中国宗教，可能有多种角度。但不论怎样的认识和解读，都不能背离基本事实，不能离开群众路线与实践检验这两个尺度。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建树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观、宗教学。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最可靠的锐利武器。就中国来说，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的重要方面，因此，掌握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宗教观，认真制定和执行好党的民族政策，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民族问题，将对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论坛”，5月29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中央党校、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河南社科学院、西北民族大学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60多人出席会议。此次论坛是对近年
来学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总结。
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在大会致辞中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解与运用，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必须在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中，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精髓和科学方法加以真正的理解和正确的运用，要以科学、创新、符合时代要求和结合中国国情的思考来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用以指导研究今天的国内外重大宗教课题。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研究员主持开幕式。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如何看待宗教、宗教观研究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如何指导研究中国的宗教等课题，值得深入探讨。
会上，专家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现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文本文献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国外的研究与发展等课题，进行了多层面的深入研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入阐述；浙江工商学院陈荣富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和两次飞跃；西北民族大学马福元对列宁关于伊斯兰教的论述进行了梳理；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当代发展；中央党校龚学增、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冯今源等对新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新进展及其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评析；北京大学张志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再诠释；中国人民大学何虎生探讨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河南省社科院牛苏林等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角度探究了马克思与宗教关系课题。研讨中，学者们还围绕如何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理论、如何促成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如何创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体系，以及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等课题，献计献策。（光明日报，2009，6月9日）
姚茂权
（中共铜仁市委党校 铜仁社主义学院 贵州铜仁 554300） 摘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制定我国宗教政策的理论根据，是从事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长期指导着中国的宗教工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宗教工作
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内涵
1.1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狭义上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关于宗教的本质根源、社会功能及发
［1］展规律等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从广义上看，就是泛指“作为一个［2］不断发展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它既包括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还包括列宁主义的宗教观，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等。
马克思主义关于处理宗教问题的政策原则在于：其一，明确划清
［3］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的界限，既要“必须善于同宗教做斗争”，同［4］时与“宗教偏见作斗争”要“必须特别慎重”，处理宗教问题要服从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任务。其二，宗教对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对工人阶级政党来说就不是私事：第一，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第二，消
1 灭宗教特权，实行教会与国家、与学校相分离的制度；第三，反对用行政手段强行禁止宗教甚至消灭宗教的“左”倾错误；第四，要加强对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其三，要注意争取团结进步的宗教界人士。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从社会经济、政治层面对宗教进行分析，对宗教的政治性、批判性和否定性的态度比较明显，也影响到对宗教社会作用的认识。他们把宗教看作是一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虽然他们都对宗教在阶级社会的作用进行过分析，指出宗教对社会具有消极和积极的两重性作用，但大多重点阐述了宗教的消极作用，认为宗教对社会的消极作用要大于积极作用，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宗教作用没有进行系统分析。在列宁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基本上贯彻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由列宁发展的这些原则，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认识和革命实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出现过不少失误，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留给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继续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任务。
1.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内容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正确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科学理论观点，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科学总结在宗教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经验，吸收和借鉴了以往一切积极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合中国宗教国情的科学认识和政策原则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创新和发展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一）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一种文化现象，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是人民内部的思想信仰，突破了仅仅把宗教定位在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改变了长期以来视宗教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的认识。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比后代困难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经。”[5]这是把佛教视为文化，甚至是优良文化。毛泽东关于宗教是文化的观点，我们认为是集中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本质观。
（二）中国宗教“五性”或“三性”特点。“五性”即中国宗教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的特征，“三性”是“五性”的进一步概括，是指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突出表现为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有三个要点：第一，宗教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将会长期存在并发生作用。我国社会，虽然基本消除了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但是宗教存在的其他社会根源、自然根源、认识根源、心理根源还会长期存在，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第二，宗教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交织在一起，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第三，宗教常常与现实的国际斗争和冲突相交织，是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两重性作用。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重性作用，还会受到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上一些复杂因素的影响。我国宗教方面的矛盾主要是人
3 民内部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出现对抗性矛盾。因此，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发展和稳定服务，另一方面要抑制宗教中的消极因素，同时，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可以肯定，但不能夸大。
（四）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一，尊重每个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第二，坚持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宗教活动要遵循合法守法的原则。第三，在不妨碍信教群众的信仰，不伤害他们的宗教感情的前提下，坚持对所有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开展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工作。
（五）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制止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
（六）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教会事务管理上，由中国信徒独立自主自办，不受境外势力的利用和支配。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已经成为我国宗教界办教的基本原则。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宗教对外友好交往，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
（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第一，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放弃宗教信仰，而是要求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第三，
4 宗教活动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第四，宗教自身从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出发进行自我革新和自我调整，适应社会，要充分发掘、运用和发挥宗教中积极、进步的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2014年4月30日，习近平在乌鲁木齐市洋行清真寺与宗教界人士座谈时强调，“要精心做好宗教工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要重视培养爱国宗教教职人员队伍，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宗教界人士素质，确保宗教组织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他希望广大宗教界人士继续发扬爱国爱民的优良传统，旗帜鲜明反对宗教极端思想，通过科学解经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理解宗教教义，让大家都能安安心心发展经济、改善生活。”[6]
（八）将宗教工作纳入统一战线的范围，提出了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作为处理同宗教界爱国人士相互关系的原则，充分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九）强调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善于体察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
（十）正确看待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信教与不信教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在信仰上的不同，在信仰上要互相尊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同样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力量。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从国际国内的大局出发观察、认识宗教，调动和发挥宗教界的积极性，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广阔视野，也生动地体现了我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精神。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 5 原理与中国宗教问题的具体实际、中国宗教工作的丰富经验以及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要求三者结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加以认真总结的理论产物，是宗教学理论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一系列认识和观点为宗教学说的理性思考树立了典范，为学术创新和繁荣创造了氛围和条件，有助于推动宗教自身的良性的、健康的发展，为制定合乎国情、教情的宗教政策和合乎宗教特性的、规范的宗教行政管理工作法规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对团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共同建构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
2 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做好信教群众工作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统领做好宗教工作，全面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依法保障信教群众正常宗教需求，尊重信教群众的习俗，通过科学解经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理解宗教教义，稳步拓宽信教群众正确掌握宗教常识的合法渠道，确立正信、抵制极端，安安心心地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精心做好宗教工作，确保宗教组织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爱国爱教人士手中，才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共同推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涉及如何看待信教群众、做好信教群众工作问题。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的
6 群众路线，把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密切党同信教群众的关系，使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7]
2.1高度关注和正确看待信教群众
（一）高度关注信教群众。宗教是一种群众性社会现象。宗教的生存和发展，以大量群众信奉为前提。信教群众不仅是宗教的载体，更是主体，是宗教中最活跃、最具现实意义的因素。长期以来，我们围绕有神论与无神论、宗教的本质与作用、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宗教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和讨论，对全面深入了解宗教问题、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要清醒地认识到，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是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
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纽带联系着的广大群众，作为一种现实社会力量，任何政治家都不能轻视，更不能无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决定了宗教由“居庙堂之高”向“处江湖之远”的转变，也就是所谓世俗化的过程。但宗教无论是仍然处于政治中心，还是更多地进入私人领域，争取广大信教群众的支持，始终是各个国家政府和政党所要面对和处理的重大政治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宗教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重要著作中，有大量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也很重视宗教问题，在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共产党人为什么这么重视宗教问题呢？就是因为宗教影响着许许多多的群众。我们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既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也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
7 心拥护。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信教人数在人口中的比例并不大，但绝对数量不算小。正因为有大量群众信仰各种宗教，我们必须重视宗教问题，这是开展宗教工作的主要根据。所以说，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离开这一点来谈论宗教工作，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宗教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界人士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是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宗教界人士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信教群众的精神生活影响很大。通过宗教界人士联系信教群众，是我们做信教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我们不能仅止于此，还需要直接联系信教群众，直接做信教群众的工作。
（二）正确看待信教群众。如何看待信教群众，是一个理论上已经解决、实践中还没有完全解决好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尤其重要，因为这是做好信教群众工作的前提。
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依靠力量，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群众的内涵、结构和范围会发生变化。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群众，在社会地位、思想观念、利益诉求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是多样性的统一。
从宗教信仰角度看，群众是由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组成的。信教群众首先是群众，这是基本属性，是质的规定性。同时要看到，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宗教信仰上存在差异。
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信仰上存在差异，但与二者在政治经济上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相比，这是比较次要的差异。如果把这种差异看得过重，甚至不适当地进行夸大，就会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把信教群众推到对立面上去。事实证明，在有没有“天堂”这类问题上，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进行讨论。但这种不同看法并不妨碍人们共同建设“人间天堂”、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团结一心，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努力奋斗，他们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
2.2 争取团结信教群众，做好信教群众工作
（一）争取团结信教群众。做信教群众工作，要确定合适的目标取向。几十年来的宗教工作实践证明，如果不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就容易在实践上造成混乱、出现摇摆。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无神论，同时坚持用科学的、历史的态度看待宗教，避免简单化。宗教植根于经济社会，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有着赖以存在的历史根源、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根源、心理根源，一部分人还会信仰宗教，这一点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任务，就是团结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将不断提升，人们对宗教的认识也会更加客观和理性。
我们既要在群众中坚持不懈地开展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也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两者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做到并行不悖。思想工作只能用引导、启发、说服的方法，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用强制的手段。对待信教群众，尤其要把握政策、注意方法，不要简单地要求信教群众放弃宗教信仰，不然就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毛泽东同志早年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对此就有深刻的观察和思考。农民协会把菩萨砸了，农民对此反对，敌人攻击共产党 “欺神灭道”，并借机破坏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他认为，对于农民信菩萨这类事情，最好的办法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要善于引导和启发。这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宗教工作的行动指南，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是宗教工作的主要目标。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有关宗教工作的表述，都体现了党章的精神。因此，通过制定和执行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调动他们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积极性，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宗教工作的重要目标。
（二）善于做信教群众工作。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根本
10 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我们既要维护好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又要关注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差异性，正确处理信教群众的特殊诉求，有针对性地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
（三）切实尊重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不尊重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就不会赢得他们的信任，当然也就很难调动和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要在全社会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依法制止一切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伤害信教群众宗教感情的言行。合理安排宗教活动场所，让信教群众能够过上正常的宗教生活。努力增进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团结，在不信教群众占多数的地方，特别注意保护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在信教群众占多数的地方，特别注意保护不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形成二者彼此尊重、和睦相处的良好局面。
（四）加强信教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信教群众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使之在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
一、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等方面形成广泛共识，并身体力行。提高信教群众的法治观念，引导他们正确看待教法与国法的关系，增强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在法律政策范围内参加宗教活动，依法维护自身权益，自觉抵制各种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宗教领域正常秩序。
（五）重视信教群众的宗教引领。支持宗教界开展宗教思想建设，发扬宗教中的积极内容，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阐释，
11 使之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引导信教群众坚持正信正行，践行宗教中和好、慈悲、宽容、中道等伦理准则，倡导宗教和谐理念，积极防止宗教狂热，高度警惕宗教极端思想，坚决抑制邪教影响。
（六）调动和保护信教群众的积极性。六十多年来，广大信教群众在各自岗位上勤奋工作，默默奉献。不管是信教群众还是不信教群众，只要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社会做出了有益贡献，就应得到肯定和鼓励。如果信教群众做出的贡献得不到相应评价，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青海玉树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和模范个人，包括了藏传佛教寺庙和伊斯兰教清真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极大鼓舞了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只要我们真诚对待信教群众，就一定能够发挥广大信教群众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3 旗帜鲜明的反对和遏制宗教极端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不属于某个民族，是人类的公敌，也是一切宗教、一切民族的公敌。
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制造暴恐，绝不是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但也与民族、宗教问题有些关联。我们要悉心体察民族、宗教、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区别与联系。
从世界史看，宗教往往使一个民族具有某种凝聚力，而民族又往往使某种宗教具有生命力。民族借助宗教张扬其个性，宗教利用民族扩大其影响。当一种宗教被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基本上全民族信仰
12 时，会出现特殊的两重作用：一方面强化某个民族的凝聚力，成为民族的神圣的旗帜；一方面强化狭隘民族主义和排它性，容易被黑暗势力所利用。当宗教极端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相结合时，就会产生很大的破坏力量。
近期，在昆明、乌鲁木齐、阿克苏，相继发生极少数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制造的暴恐事件。暴恐分子竟然打着“宗教”的旗号如此恶毒、残暴、凶狠地反人类、反社会、反宗教，他们凶狠砍杀的无辜群众，骤然破坏社会的和谐安宁，冒充、亵渎、糟蹋了宗教。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本意就是“和平”。《古兰经》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全体入在和平教中。”宗教极端主义根本就不是宗教，但它偏要打着宗教的旗号冒充宗教。这种现象，世界比比皆是。2000年《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千年和平大会宣言》指出：“我们的世界被暴力、灾难、战争和各种毁灭行为所破坏，而这些行为常常被说成‘以宗教的名义’。”我们要动员和号召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特别是穆斯林，“以宗教的名义”勇敢地站出来和各民族兄弟加强团结、并肩战斗，洗刷这种泼在宗教头上的污水，旗帜鲜明反对宗教极端主义。
总之，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加强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团结，努力保持和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
13 参考文献
［1］陈荣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25. ［2］张志刚.宗教研究指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38. ［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0 ［4］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63 [5]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4页。 [6]人民日报，2014年6月3日 [7]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6日
作者简介：姚茂权，男，侗族，湖南新晃人，哲学硕士，中共铜仁市委党校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
祖国观 民族观 宗教观 文化观期末复习考点
1、马克思主义“四观”教育课的基本内容 第一，马克思主义祖国观。 第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第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第四，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第五，反对分裂，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西藏当代大学生的历史责任。P(2~3)
2、学习马克思主义“四观”教育课的重要意义
(一) 是提高西藏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有效途径
(二) 是西藏大学生承担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三) 是西藏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现实需要p(3~4)
3、祖国：祖国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或公民对自己国家的敬称。
4、祖国观：祖国观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或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
5、马克思主义祖国观：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对祖国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P(1)
6、国家的起源：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这个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是人类社会分化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时候产生的，也就是说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
7、国家的实质：国家的阶级本质体现为：国家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组织，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P(2~3)
8、国家的对内职能：包括对内的阶级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P(3)
9、国家的对外职能：
一是积极开展与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
二是依靠经济力量保证国家主权、领土、资源、居民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安全，抵御外来侵略 三是剥削阶级国家的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对外实施侵略和扩张。P(3~4)
10、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第一， 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
第二， 各族人民发展经济，奠定了祖国坚强牢固的共同物质基础。 第三， 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祖国的政治文明。
第四， 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上述事实表明：我们伟大祖国的发展史，是一部各族人民共同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共同发挥聪明才智、共同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P(8~9)
11、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P(9)
12、我国多民族国家长期统一的启示：第一，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社会**、人民遭殃。 第二，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是中国长期统一的政治保证。
第三，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是保持国家统一的前提条件。 第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为保持国家的长期统
一、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五，“三个离不开“的意思，为国家统
一、民族强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六，中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中，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形成了今天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P(13~14)
13、爱国主义的地位作用：爱国主义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P(14)
14、爱国主义的含义：爱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祖国观的核心。爱国主义是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反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故土家园、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荣誉感的统一。它是调节个人与祖国之间关系的道德要求、政治原则和法律规范，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P(14)
15、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5句话)
一、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历史的必然选择：(p21) 第一，远古时期，西藏文化于祖国内地的联系。 第二，唐朝时期，吐蕃与祖国内地的联系。
第三，元朝时期，西藏地区成为中央王朝下属的一个行政区域。 第四，明清时期，西藏与中央王朝的归属关系日渐稳固。 第五，中华民国时期，中央对西藏的主权地位写入宪法。 第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获得和平解放。(p25) 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有效行使主权： 第一，历代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在中央专设机构或者直接由中央管理西藏地方的军政事物。
第二，中央政府在西藏地区设立管理地方军政事物的机构。
第三，中央政府任命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第四，中央政府依例管理藏传佛教，规定其主要教派首领地位的确定须经中央册封、任命才能有效。 第五，中央政府规定西藏地方有义务向中央政府缴纳赋税，并保证西藏与中央之间的驿路畅通。 第六，中央政府统一部署西藏地方的防务，西藏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尽安土守疆之责。
第七，西藏地方一切涉外事宜处置权均归中央政府。(p25～26)
16、“西藏独立”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
17、为什么要进行民主改革：
民主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西藏人民的迫切愿望： 第一，民主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民主改革是西藏人民的迫切愿望。(p29～30)
18、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
第一，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 第二，废除剥削阶级制度，建立劳动者个体所有制。
第三，废除寺庙中的封建政权，实现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p31～32)
19、民主改革的重大意义：
第一，民主改革开启了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第二，民主改革开辟了西藏生产力发展的新天地。
第三，民主改革开创了西藏人权事业的新境界。P(32) 20民主改革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第一，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第三，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第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第五，人民充分行使当家作主权利。 第六，生活局势保持基本稳定。 第七，党的建设不断加强。P(33)
21、民族：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是由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性的群体组成。P(38)
22、民族观：
是指人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度和看法，是人们的世界观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和体现。P(39)
23、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对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p39)
24、民族的基本特征： 第一，共同语言。 第二，共同地域。 第三，共同经济生活。
第四，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p40～41)
25、民族同化：
民族同化是指在民族发展过程中，一个民族或其部分受另一个民族的影响而丧失其特点变成另一个民族的现象。 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是指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特征和差异及民族差别消失，形成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的现象。P(43~44)
27、第三，不同时期民族问题的基本途径。斯大林说：“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一般地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斯大林的这一论断，阐明了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方式不一样，解决的途径也不同。 P(45)
28、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最后才是民族消亡，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P(46)
29、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 民族平等原则; 民族团结原则; 民族自治原则;
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p47～50) 30、民族平等原则：
民族平等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一项根本原则。 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地位平等。它主要包括以下几层涵义： 第一， 各民族一律平等。
第二， 各民族在权力上完全平等。 第三， 实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 第四， 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它要求原先处在压迫或统治地位的民族无产阶级不仅要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要采取各种措施，照顾、帮助、直到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去保证和实现少数民族在事实上的平等。P(47~48)
31、民族区域自治的涵义：
涵义：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的地方实现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P(42)
32、民族区域自治主要内容：
一是任何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央和国家统一领导下的一级行政单位，必须服从中央和国家的统一领导，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是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
三是设立自治机关。四是自治机关有自治权利。(p52)
33、民族区域自治的巨大优越性：
第一，民族区域自治，既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又能有效地保障了少数民族人民平等的民主权利和管理本民族内部事物的权利;
第二，民族区域自治，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第三，民族区域自治，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结论：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实践表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治制度。它既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又维护了国家统一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我国各民族的团结进步。(p53～54)
34、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 第一，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第二，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第三，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第四，民族问题的普遍性。
第五， 民族问题的国际性。P(55~56)
35、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得到贯彻落实： 民族平等与团结原则;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政策; 重视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政策。(p63～66)
36、“三个离不开“：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
少数民族之间离不开。P(71)
37、宗教：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p73)
38、宗教观：宗教观是人们对宗教的基本认识和看法，以及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对宗教的态度和提出的解决宗教问题的方式、方法。(p73)
39、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对宗教和宗教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p74)
40、宗教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提示了宗教的本质，认为宗教是一种“颠倒的社会意识“，是对人们现实生活幻想的反映;是剥削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秩序、奴役和麻醉人民的精神工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p74～79)
41、正确认识宗教的社会作用： 宗教的消极作用： 第一，宗教麻醉人们的精神。
第二，在阶级社会，宗教为剥削制度辩护。 第三，宗教阻碍社会的发展。
宗教的积极作用：在中外历史上，都曾有过被压迫群众利用宗教形式和某些教义、口号，组织群众进行反抗统治者的斗争，对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宗教的思想和宗教活动对于哲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的发展有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宗教的教义、教规，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引导、约束人们的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宗教教职人员在学习宗教和传播宗教的活动中，对文化的传承和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p79～80)
42、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理论基础：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坚信马克思主义，坚持科学的世界观。 第二，宗教信仰问题是思想领域的问题。
第三，马克思主义认为，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差异是比较次要的，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基本内容：
第一，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第二，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 第三，保护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 第四，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p85～86)
43、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宗旨和任务：
第一、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宗旨是有法可依、依法管理，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 第二，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任务是依法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即保护宗教教职人员正开展正常的教务活动。 P(88)
44、“划清两个界限，尽到一个责任”：
划清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利用宗教从事分裂活动的界限。 划清群众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党员不得信仰宗教的界限。 尽到引导群众崇尚科学文明、追求社会进步的责任。(p99～100)
45、文化：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范畴，可以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变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作为观念形态的、与政治、经济并列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教育和科学等精神方面的内容。(p104)
46、文化观：文化观是人们对文化的看法和观点，即人们认识、理解、对待精神生活及其成果等文化现象的基本态度和根本观点。文化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47、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是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本质、文化的社会功能和地位、文化发展的规律以及文化具体内容的认识和文化建设思想的总和。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48、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文化的产生。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文化，不论物质形态的文化还是观念形态的文化，都是劳动的创造物。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也创造了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社会中的一切物质文化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 第二，文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伴随着人类的出现和发展而产生的发展。
49、文化的特征： 第一，民族性。 第二，阶级性。 第三，继承性。
第四，开放性。P(106~108) 50、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第一，社会的经济、政治对文化有决定作用。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
第二、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反作用。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为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服务。 第
三、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一是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二是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p(108~109)
51、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带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P(109)
52、坚持文化建设的“二为“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整个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
53、坚持文化建设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
54、先进文化：就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大多数社会成员最根本利益，反映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P(113)
55、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体系的涵义：“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推动力量。(p117～118)
56、党和国家对西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
西藏自治区是藏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地方，藏语言文字是全区通用的语言文字。 第一，藏语言文字在西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广泛使用。 第二，藏语文学习依法得到保障。 有效保护文物、典籍：
第一，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的积极利用。 第二，文物考古工作成效卓著。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全面展开。 第四，文献档案得到妥善保护。 尊重和保护风俗习惯
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艺术(p122～126)
57、**的反动本质： **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P(135)
58、认清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 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没有变 分裂势力相互勾结没有变
宗教的消极影响仍然在p(154)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制定当代中国宗教政策的理论根据，是从事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宗教本质观、宗教价值观、宗教历史观、宗教适应观四个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并阐明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宗教观。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的最新成果、最新阶段，也是宗教学理论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指导中国宗教工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般而言，宗教观的内容主要包含3个方面：一是宗教本质观，即关于宗教的内在联系及其性质的观点;二是宗教价值观，即关于宗教的社会功能、作用和意义的观点;三是宗教历史观，即关于宗教的起源、演化及其规律的观点。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阐述了宗教的本质、根源、作用和演化规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后来列宁又进一步论述了宗教的社会根源和社会作用，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普列汉诺夫等人也对宗教有所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对宗教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的最新成果、最新阶段。鉴于这些观点是结合中国国情和宗教教情提出的与时俱进的创新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产物，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概念与内涵的形成，是有其客观根据的
(一)宗教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如基督教讲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讲灵魂不灭，而早期佛教则是反对梵天(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的，也有否定灵魂不灭论的倾向。又如，西方宗教一般强调人与神的对立、悬隔，而佛教则认为人与佛平等，人人都有佛性，都可成佛，道教也主张人可通过修炼成为神仙。由于东西方宗教义理特质的差别，难免导致人们对宗教的判断、论断的不同。这就要求人们在确立对宗教的根本观点时，要全面综合东西方宗教的特质，以揭示出宗教的普遍的本质、价值与演变规律。
(二)宗教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情况，是有很大差别的。不同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不同、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同，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以及信仰不同宗教者之间的关系不同，人们对宗教的功能、作用的看法也就会有所不同。
(三)宗教是不断演化的。宗教在不同历史时期，会由于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也会由于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矛盾而发生变化。随着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宗教的演化，宗教观念的变革，要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也要与时俱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经历了一个初步形成、曲折发展、不断充实和日臻完善的过程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初步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反神权的斗争要服从反封建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共产党人和宗教信徒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重要主张。中国共产党还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出发，制定了国统区、沦陷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等不同地区的宗教政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后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全面形成时期，50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被扭曲、冲击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其中也包括如何处理全国宗教问题的艰巨任务。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亲自领导宗教工作，分别就佛教、基督教以及一般宗教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反复重申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基本政策，提出在宗教领域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重要原则，同时还结合中国宗教的实际，就宗教的本质、作用、产生和存在根源、历史演变以及中国宗教的特点等问题，阐发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此外，195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中提出的“宗教五性论”，即中国宗教的长期性、民族性、群众性、复杂性和国际性的论说，是中国宗教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内容。令人遗憾的是，1957年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波及了宗教界。在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宗教更被视为“四旧”而被破除，宗教问题的正确理论和宗教工作的正确路线遭到了肆意践踏。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由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到空前丰富、更趋完善的时期。针对“文化大革命”对党的宗教政策的破坏，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
领导集体专门研究了宗教问题，并于1982年3月形成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通称中央19号文件)。该文件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阐明了宗教的性质、内涵、根源;中国宗教的现状、趋势;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关联;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与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处
理宗教问题要反对和防止的倾向，以及处理一切宗教问题与贯彻执行宗教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等一系列的基本观点。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文献，是集中体现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成熟的标志性文献。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也非常重视宗教工作。江泽民强调“宗教问题是个大问题”;“民族宗教无小事”。199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称中央6号文件)，全面阐明了改革开放形势下做好宗教工作的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还相继召开一系列全国性的宗教工作会议，根据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和中国宗教的现状、特点，着重探索如何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并在总结新中国宗教工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地阐述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命题，为中国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协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同样高度重视宗教工作，对宗教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批示，尤其是2004年9月下旬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11月30日国务院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极大地提高了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能力，推进了宗教工作的新进展。
从以上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形成的简要叙述中，我们初步可以看到其基本内涵约有四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宗教本质观、宗教价值观和宗教历史观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思想，至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论断即宗教适应观，更是在当代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理论上的崭新创造。
社会主义和宗教
3212001243高露
在列宁的《社会主义和宗教》中，我才发现社会主义社会与宗教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绝不是单独的两件事，它们两个相互影响，并不是单方向的谁对谁产生影响，它们相互作用，可能会产生好的影响，也可能会产生坏的影响，所以必须要处理好两者间的关系，不然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文章首先陈述了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中宗教与党的关系，再陈述了为什么没有禁止而且也不应当禁止那些还保存着某些旧偏见残余的无产者靠近我们党。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要正确处理党和宗教的关系。我们要坚决反对宗教教会干涉国家的政权问题，同样也反对国家资助一切宗教活动;宗教要作为一件私人的事情从国家中独立出来，彼此不互相依赖，不互相干涉，为社会主义科学道路扫清障碍。如邓小平对十世**说过的一段话: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而之前的西藏**事件恰恰证明了这句话，宗教过分狂热导致一些人盲目迷信甚至扭曲，最终导致流血事件，损害社会与人民的利益、危害他人安全利益。有的人盲目信佛，沉迷于此，终日只懂上香跪拜，荒废事业，甚至不顾家庭，这样损害的不仅是自己还有身边人的利益。
在防止“宗教方面搞狂热”这个问题上，通过多年在中央领导集团的正确领导，在实践上的探索研究我党推出一套方针“社会主义的宗教论”： 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
我国是一个存在多种宗教和众多信教群众的国家，信仰不同宗教的各民族群众有1亿多人，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广泛。在当代，宗教问题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特别关注的突出问题。宗教问题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原因造成的，是由多种复杂的社会因素复合而成的。我国的宗教问题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并且宗教问题始终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
我国实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策。早在1993年11月2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好，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也好，目的都是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可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我国目前宗教工作的主要目的。
因此，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既是社会主义发展对宗教的要求，也是宗教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宗教在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必由之路。
宗教之所以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长期存在、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它能主动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诸多方面相适应，构成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长远发展相适应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宗教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做贡献，“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要求，更是中国宗教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使命。
所以根据我国的国情，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与宗教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尊重，和谐发展，共同团结进步，相互帮助。宗教之于社会的影响应该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两者关系处理好了，宗教也能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素质、祖国统一等作出贡献。而我们党应该从傍给予宗教教会正确的指导和协
助，如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必要的法律法规。而对于企图分裂我国统
一、破坏我国民族团结的宗教活动，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杜绝一切企图对我国不利的事件活动。而我们对宗教的方针法律法规是对宗教正确发展的一盏明灯，引领它往正确道路进展，是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展的保障，而绝不是限制它的发展。 所以，正确处理宗教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重视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新正确认识了我国的宗教矛盾和宗教问题已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根据实践的发展，在处理宗教问题上提出了要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
一。这是对宗教工作实践的新的概括和总结，反映了新形势对宗教工作的要求，也是宗教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遵守的原则，得到了广大爱国宗教界人士的拥护。
宗教在我国社会将长期存在，宗教问题处理得不好，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内容。对建国以来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和实践的回顾，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现在，我国实行的是宗教信仰自由，可见，我国对宗教还是很开放的，在大部分地区，宗教问题还是很少的，所以我国对宗教问题处理的还是比较妥当的。但是，还是在小部分地区会发生宗教矛盾问题，一些敌对分子想通过宗教来对我国进行破坏，我们是坚决抵制和不允许的。企图破坏我国民族团结的，我们一定不要被他们迷惑。
但是我相信，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会日益发展得更好，共同作用下，相互相成，令我们的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让我们一起去展望更好的未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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