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地方需要使用制度，这是各种行政法规、章程、制度和公约的总称。我想学习制定制度，但我不知道该问谁？下面是小编的《基本公共卫生培训制度》，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论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制度：公共价值管理的视角
[摘 要]在现代信息化网络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的制度设计应以促进多元主体互动与协商的公共价值生产转型为导向。具体实现四个目标：一是建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信息输入和编辑分系统，以及公共价值测评与公共选择机制，明确基本公共服务价值识别标准;二是建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和标准论证分系统，以及公共服务分类与多元协作机制，明确基本公共服务流程识别标准;三是建构基本公共服务对象权益实现和满意度分系统，以及公共服务对象权益保障与反馈机制，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对象识别标准;四是建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与社会效益评估分系统，以及公共服务信息分级管理与公示机制，明确基本公共服务信息识别标准。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公共价值管理;清单制度;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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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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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围绕均等化、标准化、法治化的目标加快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制定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动态调整服务项目和标准，促进城乡区域间服务项目和标准有机衔接等改革目标。由于实践中清单在中央和地方分别推进，造成制定清单的主体混乱，内容、程序、步骤、时限等不一致，以及权力与责任不协调等问题[1]。而且，科层化制度供给模式固化了清单制的行政逻辑，即始终以政府为中心、运动式推动公共治理改革议题，往往导致无法有效回应多元化问题的情境，极大地损害了清单的公共治理效应[2]。因此，本文拟在梳理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内涵与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的几种实践模式，从公共价值管理的视角探索建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及其制度框架。
一、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的内涵与特点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随着各级政府财政投入的增加，各地区、城乡和不同主体间的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现象得到改善，因而，2012年后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重点逐渐由“均等化转向如何通过标准化治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效率和社会效益”。2012年7月国务院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規划》，制定了“十二五”时期基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基本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等领域的国家基本标准。这意味着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进入了“由机会均等转向结果均等”的阶段，即由静态的供给组织和服务的均等转向基于需求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动态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的均等，这要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能够及时地对公众需求做出回应，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建构起有效的沟通和协作机制。而以“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为表征、以服务方式创新和服务流程再造为内核的清单制度，一方面与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和结果均等化目标相契合，另一方面清单制内容的公开化、信息的集成化和标准的刚性化使其更适宜于不断扩大的、以需求为导向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2014年9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政府要建立“三张清单”——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制度，用“清单”明确政府的权力和职责，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
目前，学界关于公共服务清单的理论研究成果还较少，在已有的研究中，沈瞿和认为，“清单”是从限制政府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到明确各自主体的责任及权利(权力)边界，其特点是高度透明，让全社会都能读懂。付建军认为，从知识再生产的角度看，公共治理中的“清单制”以公共利益统合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清单制一方面有助于框定政府的服务职责和标准，另一方面为公民监督政府公共服务行为提供有效途径。
从国外经验来看，英美国家在20世纪晚期开展的公共服务改革也广泛地通过“清单”的形式确定公共服务标准和目标，其特点是“清单”以公众需求为本、强调通过公众参与来有效凝聚需求，在内容设计上侧重于服务的具体化和程序化标准，并突出对服务供给过程中高效与优化的再造。可见，清单制是现代信息化社会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一种标准化治理方式，其核心任务不仅在于明确政府的权责和任务，更重要的是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为目标的再造公共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方式。
从国内近些年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力评价(2014-2016)》对我国38个主要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估情况做了汇总(见图1)，图中可见，近几年，这38个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发展较为平稳，各项指标的满意度集中分布在50-67分之间。其中，2013和2014年公共住房的满意度最低;2014年公共住房和交通、文化体育、城市环境、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等各项指标的满意度均为负增长;2015和2016年除基础教育外各项指标的满意度都有小幅回升;但截至2016年，公共住房、公共交通和基础教育等三项指标满意度仍不足60分。这表明在当前碎片化的公共服务供给状态下，多元供给主体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责任者或监督者，这会逐渐降低供给主体的持续性动力，导致其偏向提供一些成本较低、回报较高的服务，而相对忽视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回应性和服务对象的权益实现[3]。调查显示，在1175名被调查者中，被调查者及其家人接受过最多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建立健康档案，占50.98%，没有接受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占22.47%[4]。
就我国现有的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绩效评价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不高，评价方式多且随意性较大;二是评价主体单一，主要由上级管理部门对下级部门进行评价或内部自评，评估过程的透明度不高;三是绩效指标的设计着重关注近期绩效考核和资金监管，缺乏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中长期绩效和项目可持续性的监测;四是绩效评价结果不能及时向社会公布并接受监督，也没有作为今后财政预算的依据等[5]。
总之，我国目前公共参与的基本方式如投票、退出、意愿表达和政治磋商等仍然较为匮乏，对于基本公共服务何时供应、供应多少以及如何供应等问题缺乏制度化保障，导致公众的公共服务偏好极易被遮蔽[6]。随着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反思，21世纪初，国外学者相继提出整体性治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以公民需求和问题解决为导向，简化或整合公共服务的行政链条[7](P153);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政府治理应坚持公共对话和公共利益导向、公民导向和服务导向[8](P28-29);网络化治理理论主张政府借助数字化平台，搭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伙伴关系[9](P5);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主张政府作为公共价值元治理的主体，应通过积极与公众互动，不断获得动态可持续的公共性。由此可见，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应以对公共需求信息的及时获得、识别和回应为基础，搭建以多元主体公共对话、协商和协作为核心内容的基本公共服务网络。它是政府和公民之间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内容、方式、权益和责任的公共契约，是现代信息化网络社会高效的公共治理工具(见图2)。因此，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清单的制定非政府单方主导，而应由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多元互动完成;二是制定清单的过程为非零和博弈的多方共赢;三是清单的内容非简单的罗列，而是基于公共需求和多元评估的公共服务信息分类管理与分级公示的全方位展示，也非静态的工作任务流程图，而是动态的服务流程整合;四是清单的目标非服务对象的覆盖率，而是服务对象权益的实现率;五是清单的资金来源非财政支出责任的简单划分，而是根据服务信息的分类分级情况制定的公式化支出标准。
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的实践模式
2012年7月11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2〕29号)，阐明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并制定了“十二五”时期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国家标准，具体包括服务项目、服务对象、保障标准、支出责任与覆盖水平等五项内容。下面将具体考察我国部分省市“以公开承诺为目标” “以社区为中心”和“重视公共需求与回应性”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实践模式。
(一)以公开承诺为目标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实践
湖南省于2014和2015年先后发布《湖南省2014年全省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湘政办发〔2014〕70号)、《湖南省2015年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湘政办发〔2015〕29号)，向社会公开承诺全省70多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保障标准、覆盖水平和财政支出责任，涵盖就业、教育、医疗、安全、文化、保险、住房等民生领域，主要划分为免费公共服务类、面向特定人群补助类和政府提供的保障性公共产品类等三类内容。2016年9月，江苏省第一份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在无锡市梁溪区推出并启动实施，182项与民生需求直接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事项集于一“单”，并在政府门户网站发布，清单详细列出了服务的办理地点、依据、需要提供哪些材料等内容，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实施”，每年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2016年11月18日，《浙江省关于印发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三五”规划》(浙政办发〔2016〕143号)发布，制定了“十三五”时期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清单包括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就业创业等八大领域的114个基本公共服務项目，并明确了服务对象、保障标准、支出责任、覆盖水平和责任单位等。浙江省确定的10个项目标准较国家标准有所提高，如农村义务教育中对学生营养的改善“每生每年营养膳食补助1000元，目标人群覆盖率100%”。此外，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清单中突出了城乡均等化原则，明确在“十三五”末全省均等化实现度将达到95%的目标。
美国学者穆尔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公民及其代表从公共管理者手中购买的是公共事业的承诺——这种承诺表现在政策之中，而对于用公共资源生产何种产品以满足公益这样的问题，“政治”是最好的答案。因而，公共部门必须灵活地适应新目标并富有创新意识，即必须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满足这些偏好的能力是其价值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有关创造价值的承诺要植根于准确的推理和实际经验，因此，通过采用适当的会计体系来衡量组织绩效和成本，通过政策分析、项目评估、成本-效益分析和收益-成本分析等工具进行广泛的评估和监督是十分必要的[10](P73-76)。据此考察我国“以公开承诺为目标”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实践，可以发现以下问题：一是服务项目分类过粗，难以实现服务的精准化;二是忽视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清单设计的“工作任务导向”难以突破;三是保障标准过于泛化，政策执行随意性大;四是财政支出主体分工缺少明确的定量化指标，支出责任模糊;五是覆盖水平忽视定性的价值目标，易导致需求与供给间结构性不均衡。总之，新的政治要求会不断出现，新的技术也会不断涌现，这些变化会改变组织需要生产的价值[10](P102)，为此，公共部门的“公开承诺”必须以公共价值的可持续生产为前提和基础。
(二)以社区为中心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实践
2010年9月《北京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指导目录(试行)》公布，包括就业、养老等10大类、60项基本公共服务。该目录是社区居民享受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菜单”，根据集成政策、集中资金、集聚资源、集合力量等原则制定，将民政、体育、卫生等市委、市政府30个部门和单位的力量“集聚”于社区，“上门”为居民提供服务，居民可以像看单点菜一样自主选择。2016年10月24日《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规划》(京政发〔2016〕47号)发布，明确了“十三五”时期北京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各项指标的约束性和预期性目标。约束性目标包括：学前三年毛入园率95%、义务教育毛入学率100%、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99%;预期性目标包括：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规范化建档率≥80%、基层医生团队签约覆盖率≥50%、“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和公共文化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等。
2015年7月20日，深圳市印发《深圳市福田区社区公共服务清单(试行)》，该清单由《福田区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和《福田区增益性公共服务清单》组成，清单不仅列明了以社区为载体向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还明确了各类服务的主责部门和主要评估指标。通过《福田区社区公共服务清单》，当地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了解并享有公共服务，还可以“看菜点单”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公共服务项目。而《福田区社区增益性公共服务清单》则安排了社区教育、医疗健康、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等7大类增益性公共服务内容，具体细化为13中项、23小项服务需求，如文艺演出低票价惠民工程、早教知识辅导、心理健康和情绪辅导、社区免费公共无线网络、免费政务代办等。
在穆尔看来，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生产出更高的价值：一是增加每消耗1单位资源产出的公共活动的数量或质量;二是降低达到现有生产水平所花费的成本;三是使公共组织更好地确定和回应公民的真实需求;四是增强公共组织运作管理的公正性;五是加强持续回应公共需要和持续创新的能力[10](P278)。由此可见，以“社区为中心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而且多部门协作服务能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但在对公共需求的回应性、公共管理的公正性和可持续的服务创新性上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规划》提出：将通过内设医疗机构、与周边医疗机构签约合作、远程医疗服务等多种方式，为养老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支撑;将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度，建立不同类型学习成果互认与衔接机制和转换认定制度;将搭建互联互通的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实现电子病历、电子健康档案协同共享的连续记录;将组建京津冀医疗联合体，通过整院托管、专科协作、远程诊疗、派驻专家、交流进修等方式合作等。
(三)重视公共需求和回应性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实践
佛山市首批事业单位公共服务清单涉及121家事业单位，涵盖688项公共服务事项。佛山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有以下特点：首先，既以“公益性”为标准对事业单位服务事项做“减法”，也鼓励事业单位积极回应群众需求，主动申报新增服务事项。其次，运用报纸等传统媒体和网站、论坛、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向社会及时公布清单的编制进展，征求意见和建议。再次，清单包括行业清单、部门清单、单位清单、清单变更情况和建言献策五个部分，并在政府网站上设置在线提交意见和建议、搜索和分享等功能，打造可与群众交流互动的“交互式清单”。最后，开发“事业单位职责任务数字台帐”模块，可在线实时提交职责任务调整申请，机构编制部门在线完成审核后系统自动更新“数字台帐”、网站“交互式清单”同步更新，初步形成了“三定方案”和“数字台帐”相结合的事业单位职责任务监管机制[11]。
宁海县事业单位公共服务清单涉及350家事业单位，涵盖1497项公共服务事项。宁海县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有以下特点：首先，该清单按照工作步骤设置具体操作环节、绘制办事流程图，明确每个事项的名称、责任主体、来由依据、运行流程和过程的公开公示等五方面内容;推行一次性告知、现时答复、按时办结等制度，避免办事群众“来回跑”。其次，依托现有的网络资源等对清单进行公示，创建“宁海公益服务”微信公众号，将服务清单加入该微信号，同时设置搜索、留言、反馈、分享、评价、实时交流等功能。最后，通过网络平台的云计算、大数据等功能，对事业单位年度内公共服务次数、质量、人数进行统计，为事业单位优化服务和机构编制部门优化人员编制配置等提供重要依据[12]。
重视公共需求和回应性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实践，力求借助网络信息公开和互动平台，增加公共服务的回应性、公正性和创新性，以達到创造公共价值的目标。根据《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6》，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政务公开九项三级指标为满分的城市数量还很少(见图3)，且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重点领域的信息公开存在短板，主动公开力度不够;二是政府网站的服务功能欠缺、互动性不足，有的政府网站咨询功能设置繁琐，不利于群众申请和咨询，有的政府网站“我要咨询”栏目网页长期打不开，或者注册需要的验证码经常接收不到;三是政府网站中服务类栏目分类不清，信息存储位置较为杂乱;四是地方政府的数据开放程度较低;五是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比较狭窄，时效性有待提高;六是政府数据实际利用率较低，有统计显示，北京市网站数据的下载数量约3万次，上海市数据的下载数量约4万次，APP下载数量则更低[13](P149-151)。总之，一方面，我国地方政府的网络信息公开和互动平台整体上仍处于建设水平和利用率双低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单纯依靠网络技术革新很难保持持续的改革动力。为了巩固改革成果，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的建构必须由技术革新与应用走向组织管理和战略价值创新，进而实现“技术革新——组织管理——战略价值”创新与时俱进的动态可持续化。
三、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公共价值管理的视角
美国学者马克·H.穆尔提出了公共价值管理的“战略三角”模型，具体包括公共价值、支持环境与运作能力三要素。公共价值是依据公共价值理念确定组织的任务或目标，这些目标是对公众集体偏好的排序，是评估公共部门的价值指标。有学者指出，公共价值存在于公众的共同生产和生活之中，是同一或同类客体同时满足不同主体(公众、民众)需要所产生的效用和意义，具有公众性、社会层面性、大规模性、宽广性、公众参与性、非资本性和非市场性等特征 [14]。支持环境是在公共价值创建过程中多元参与主体的良性互动环境，公共部门通过与多元社会主体间持续不断的对话争取政治及法律上的支持。运作能力指组织和环境提供生产公共价值所必需的、充足的资源，以及运行机制和管理者较强的执行力等[15]。为此，公共管理者应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研究政治环境，以找出其中可能影响组织运作的潜在变化;进行战略创新，这些创新将重新定位组织在政治和工作环境中的位置[10](P279)。二是研究工作环境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自己的组织是否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三是检讨本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运作，看能否发现有利于改善当前工作的新程序和新技术[10](P101-102)。波兹曼提出“公共价值失灵”模型，并列举“失效的价值表达和聚合机制、不完善垄断、利益囤积、供应者稀缺、短视、替代性思维不利于资源保护、人类的生存和尊严受到威胁”等七种典型表现[16]。斯托克认为，公共价值管理是网络化治理最合适的管理工具，即在建构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递送机制的基础上，公共价值的输出以政策、服务为实体，并借助多元主体间的网络伙伴关系，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满足公民的偏好与期望[17]。
根据《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6》对100个被评估城市的行政服务中心、政务服务网等在线办事网站的调研结果，94%的行政服务中心实现了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其中，北京、广州等23个城市实现了用户登录、双向在线服务、查询和办事追踪功能;郑州、昆明等19个城市具备一些基本在线办理、查询等功能;合肥、南昌等22个城市缺乏在线查询、办理、追踪等功能;拉萨、太原等30个城市不具备在线办理功能，且表格下载和办事指南还存在不足。另有6%的行政服务中心尚未完成整合，基本公共服务没有实现全覆盖[13](P35-36)。可见，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生产的“公共价值”主要由政府单方面主导，公共需求的价值表达和聚合机制尚不健全，极易导致自上而下的合法性授权遭遇公众认知性障碍与冷漠，而传统科层制组织的运行方式和服务能力亦不能满足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扩大化和包容性的发展目标。事实上，公共价值建构具有情境特征，它会因所处的生态、社会和知识环境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这是因为价值建构根植于社会成员对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认知，认知既构成了价值建构的认知环境，又会影响特定时期共识的达成，从而影响到价值建构的方法和路径[18]，这是影响价值建构的第一个因素。影响价值建构的第二个因素是“不同主體间的互动”，即互动使主体经历一个内化的协调发展过程，以实现对其认知结构的调整或重构[19](P3-10)。因此，从公共价值管理的视角来看，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的重要功能就是推进我国公共价值生产的转型。清单既是政府对公众的公开承诺，又有助于服务机构审视自身问题、关注外部环境变化，从而促使其运用技术、组织管理和战略创新提高服务效率、改善服务质量。总之，公共价值管理视角下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生产：首先，公共价值来源于社会多元主体公共对话与协商的公共选择;其次，支持环境由自上而下的专业评估和自下而上的公共需求集聚与论证共同支撑;最后，运行能力以信息技术和组织管理创新为基础，以灵活多样的网络化服务平台为保障(见图4)。
国外也有类似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的“服务标准承诺制” “服务标准国家绩效评估”等。例如，20世纪90 年代英国推动了以向“公众承诺服务标准、服务内容、服务程序和时限、违诺责任等”为具体内容的公民宪章运动，同时建立健全了外部监督机制，对于没有达到服务质量标准的，公众可通过投诉来获得补偿[20](P115-117)。1993-2000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开展了顾客服务标准的“国家绩效评估”，在此期间，联邦政府机构为570个组织和项目颁布了4000多个顾客服务标准。根据2000年的相关统计，1993年1月至2000年9月，美国政府共节省了1000多亿美元开支，80%的政府服务项目获得了顾客的肯定，30个政府部门的服务水平达到了第三方机构根据国际标准衡量的满意度[21]。此外，加拿大《政府公共服务2000》、意大利《服务宪章》、爱尔兰《优质顾客服务行动》、希腊《公民宪章》、比利时《公共部门顾客宪章》以及葡萄牙《质量宪章》等也相继颁布[22]。可见，在现代信息化、知识密集化的网络社会，公共价值的生产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以沟通便捷化、信息集成化、服务整体化、流程标准化为主要特点的“服务清单”。因此，为了提升我国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应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探索建构适应公共需求多样化、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制度，以加速我国公共价值生产方式的转型。
四、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制度：由“工作任务导向”到“公共价值导向”
在以政府为单一中心的公共价值生产过程中，传统科层制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职能划分、职责分工， 被自然而然地运用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并以社会福利的“碎片化”供给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身份的碎片化表现为不同类型的工作组织通常代表不同的福利待遇;而区域碎片化则表现为地方政府的社会福利主要提供给本地户籍人口，由于与区域社会福利供给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强相关，从而加剧了公民身份的区域分化[23]。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非对称的供需结构又导致了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以及服务质量的地域差异。根据2003—2012年间相关数据的调查统计发现，吉林省长春、吉林、辽源和白城等四市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开始下降，但基本教育和医疗服务水平却不断提升;通化市、白山市、延边州和松原市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基本教育服务;同期吉林省社会保障整体服务水平呈下降趋势[24]。与此同时，各地在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目标、供给水平和标准、着力点、供给机制与模式、创新驱动效应等方面也存在区域差异[25]。因此，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的制度设计应突破“政府作为唯一制定主体的工作任务导向”，坚持制度建构的“多元主体互动与专业评估相结合的公共价值导向”，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的公共价值生产的动态可持续化。
从公共价值管理的视角来看，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的“公共价值转型”要求明确多元互动与公共选择的公共价值识别标准，“运行能力转型”要求明确网络化服务方式创新的服务流程识别标准，“支持环境转型”要求明确服务对象的权益实现与保障路径的服务对象识别标准，“公共价值生产转型”的动态可持续化要求明确服务信息的分级分类与公示的服务信息识别标准。因此，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制度建构，首先，应以实现“公共服务价值—公共服务流程—公共服务对象—公共服务信息”的相互促进、相互强化为终极目标，具体划分为基本公共服务价值识别标准、服务流程识别标准、服务对象识别标准和服务信息识别标准四个子目标。其次，根据制度设计目标分别建构四个分系统：一是明确基本公共需求信息的沟通主体、沟通方式、沟通原则、沟通机制和沟通结果应用等，探索建立以数字化网络平台为基础的、多元主体间公共对话与协商的基本公共需求信息输入和编辑系统。二是明确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和标准的制定主体、制定方法、制定过程和效果等，探索建立以公共价值创造为目标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和标准论证系统。三是明确各类服务对象的基本公共服务权益构成、权益实现和保障渠道、权益实现的满意度等，探索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对象权益实现和满意度系统。四是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的评估主体、评估方法、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应用等，探索建立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与社会效益评估系统。每个系统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共同构成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的制度框架。最后，各分系统之间通过四个运行机制实现制度联动效应，具体包括公共价值测评与公共选择机制、公共服务分类与多元协作机制、公共服务对象权益保障与反馈机制以及公共服务信息分级管理与公示机制，它们共同确保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动态可持续的完善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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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绛华
作者：高红
[摘要]我国城乡居民普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提供过度市场化。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应该采用公共提供的方式。2009年4月7日我国出台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新医改方案”要求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在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公共产品属性进行了分析之后,探讨了“新医改方案”对于缓解我国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公共产品;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医改方案; 公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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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城乡居民普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造成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有: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医疗保险发展缓慢、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合理,存在逐利倾向以及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力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七大报告也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但现有的医药卫生体制却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有碍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09年4月7日我国出台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以下简称“新医改方案”)。新医改方案要求重点抓好五项改革: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新医改方案”试图从平衡卫生事业的发展、改善政府卫生支出投入的总量与结构、完善医药市场运行机制和医疗卫生服务单位的运行机制等角度着力解决群众反映较多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新医改方案”要求推进五项重点改革,旨在落实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具有改革阶段性的鲜明特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从理念到体制的重大变革,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这一政策是“新医改方案”的一大亮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是因为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医药卫生体制使得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提供过度市场化,这有违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因此造成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供过程中的低效和无效问题。因此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来提供,能够显著提高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供的效率,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本文拟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公共产品属性进行分析,并给出了“新医改方案”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对于缓解城乡居民普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现象、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积极作用进行了探讨。
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公共产品属性的经济学分析
公共产品是造成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公共产品是指任何一个人对某种产品的消费不会减少别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1]只要一定数量的纯公共产品被生产出来或被提供,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可以进行消费。相反,纯私用品则是指只有获取某种物品的人才能消费这种物品的物品。这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属性。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公共产品的使用者往往都不原意付费而成为“免费乘车者”。因此当某一物品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时,则该物品必须由政府来提供即公共提供。公共提供是政府通过某种方式筹措资金(例如税收)用于弥补产品的生产成本,免费为消费者提供产品的方式。[2]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具备公共产品的属性,这表明卫生领域存在广泛的缺陷因此必须由政府干预并且提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非排他性,因此私人不会提供或者不会充分提供,如果完全由私人提供会造成公共卫生产品提供数量不足,造成资源配置效率过低。例如对于传染病的防疫工作,任何一个人不管付费还是不付费都能因为传染病防疫工作而受益,因此每个人都想成为“免费乘车者”即只享受传染病防疫工作所带来的好处而不愿为此付费,因此如果完全由私人市场来提供会导致传染病防疫工作提供的失败。此外,政府提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还有利于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因是,市场是以个人对劳动和资本贡献的大小来分配收入,而劳动的贡献是以个人的健康为前提的,卫生条件以致于疾病却是对健康和劳动能力的一种极大的威胁。在市场规则下,疾病会使劳动者的收入减少甚至丧失劳动能力,而贫困者又难以抵御疾病风险的侵袭,这样就会陷入“贫困的循环”。[3]因此,政府提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可以保证不同收入阶层的人都能获得均等的卫生保健,能够有利于社会公平,因此政府卫生政策的目标必须包括缓解和消除因收入差距对健康形成的不良影响。此外,疾病是有风险性的,但通过商业保险化解疾病风险会由于“逆向选择”的存在导致失败,而政府的公共卫生服务带有社会保险的性质,可以让疾病的社会风险在更大的范围内由政府承担,高风险者不受排斥,为劳动者提供了可靠的后盾。世界银行提出的政府要对卫生事业进行干预的三条理由是:“第一,减少贫困是在医疗卫生方面进行干预的最直接的理论基础;第二,许多与医疗卫生相关的服务是公共物品,其作用具有外部性;第三,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保险市场的缺陷是政府行为的第三个理论基础。”[4]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具有极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因此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必须由政府来干预并提供。而我国长期以来过度依赖于市场机制提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也在某些程度上造成了城乡居民普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
三、我国现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供方式的缺陷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医疗机构开始了市场化的进程,医疗机构的资金管理由全额预算管理改为差额预算拨款,并且拨款的比例也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医疗机构也要“自负盈亏”,同时国家也指定了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医疗机构弥补其提供卫生服务的成本就要靠扩大服务范围,增加收费项目以及通过药品进销差价弥补成本,例如国家允许医院以批发价进药,以零售价出售给患者,赚取其中15%的合法批零差价。这是由国家制定的、替代国家直接补助不足而给予医院的政策性补偿。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方法势必造成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供的低效和无效。当前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供的低效和无效现象表现为:
1.医生开“大处方”现象严重,药品价格虚高
由于国家允许医院以批发价进药,以零售价出售给患者,赚取其中15%的合法批零差价,这使得医院的收益与其开出的药品数量成正比,这造成了医生开“大处方”现象严重,许多医院甚至给科室和医生下达任务指标。由于医疗领域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这不仅导致消费者用药处于被动选择状态,医生处方行为是处方药品消费者惟一的选择途径,同时也导致医生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利用医疗服务领域的信息不对称损害患者利益的行为。因此只要医院销售药品,医生的个人利益势必和药品利益挂钩,据医药行业的潜规则:凡是带有促销费的临床药品,一般县级以下的医院是按照药品零售价的20%给医生,市级医院一般是按照30%给付;到了省级的三甲医院最高可到达40%返给医生或科室。[5]在私人利益的刺激下,势必造成医生开“大处方”行为的出现,同时由于药品的价格与医院和医生的待遇直接挂钩,而医院和医生利用其垄断地位可以提高药物价格,以及药物在各个流通领域中的利润被层层叠加到药物价格中去,使得我国药品出现价格虚高的情况。“大处方”现象和药物价格虚高的情况不仅加重了群众的看病负担,而且会造成许多潜在的不良后果。例如福建省卫生厅曾对省、市、县三级40多所医院做了调查,住院患者抗生素药物使用率高达7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远远高于30%的国际最高标准水平。抗生素类药品使用量占医疗机构用药总量30%左右,而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比例只占50%～60%。① 过多的抗生素滥用会造成许多细菌感染性疾病无药可医,后果不堪设想。
2.医疗机构建设铺张浪费现象严重
当前医院建设过程中铺张浪费现象过于严重,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公布的《我国大型医用设备技术效率分析》结果显示,对全国10个省市500家医院10种大型医疗设备的调查分析发现,CT、MRI的使用率均不到40%,其中17%的CT检查和27%的MRI检查都是没必要的。又比如,武汉同济医院设置了每天床费1,180元的VIP病房②,设置一间豪华病房的成本也许可以为更多的患者服务,尤其是我国当前高级别医院供需矛盾非常尖锐的情况下,设置如此高档次的病房,实属浪费。医疗机构之所以如此铺张浪费上马大量的医用设备,无非是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产生更多的利润,但是这有可能造成医疗机构为了利润提供一些不必要的检查,浪费了患者的资源,加重了患者的负担,此外过多滥用医疗设备也会对患者造成不良的后果。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2.5亿人次接受X射线检查,而有20%的检查是无临床意义的。按此比例,我国每年有5,000万人次不应接受X射线的照射。江西崇仁中医院曾出现病人一天被做10次CT的纪录。国外有专家估计,在过去数十年中,美国有高达2%的癌症病例可能是由于CT扫描的辐射造成的。③可见滥用医疗设备会给患者带来许多严重后果。
3.医疗机构提供的诊疗服务过滥
由于当前医疗机构大都实行自负盈亏,医疗机构需要靠扩大服务范围,增加收费项目来保证,这使得医疗机构提供的诊疗服务也过于泛滥。例如以剖宫产率为例,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前,剖宫产率仅为5%至10%,80年代后快速上升至30%以上。当前大部分城市医院的剖宫产率为40%以上,少数医院已超过60%。可以说,剖宫产率持续升高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而世界卫生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剖宫产率应控制在15%以下的目标。④ 剖宫产率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医生为避免医疗纠纷,只要孕妇稍有异常,就采取剖宫产手术,其次就是医院处于利益的考虑采用剖宫产手术,剖宫产手术的费用远高于顺产手术,自然也会带来更多的收益。但是剖宫产属于人为创伤,不仅容易导致产妇术后感染,还容易造成肠损伤、子宫内膜异位症等。有资料显示,剖宫产产妇的产褥感染率为正常分娩产妇的10倍至20倍,死亡率为正常分娩产妇的5倍。另外,剖宫产对孩子的健康也有潜在影响。此外我国目前还存在微创手术滥用、试管婴儿手术滥用、器官移植手术滥用等情况,这些不必要的诊疗活动,给医疗机构带来了巨额的利润,但却浪费了患者的资源,而且还会给没有手术指征的患者带来严重后果。
四、“新医改方案”“与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供方式的转变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因此应该由政府来提供,但是我国却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提供过度市场化,这造成了我国医疗机构“大处方”现象严重,药品价格虚高、医疗机构建设铺张浪费现象严重、医疗机构提供的诊疗服务过滥等情况,这实际上是由于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提供过度市场化造成的低效和无效的表现。
“新医改方案”要求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从理念到体制的重大变革,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这表明我国政府开始正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公共产品属性,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由私人提供向公共提供进行转变,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新医改方案”给出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公共提供的配套措施,包括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逐步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加强财力保障,为了实现改革的目标,经初步测算,2009年～2011年各级政府需要投入8,500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投入3,318亿元、推进医药分开,逐步取消药品加成,不得接受药品折扣、增加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等措施。可以看出,这些配套措施加大了政府投入,保障了卫生投入所需要的资金,而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转变使得公立医院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降低,维持了其“公立”的特征,保证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公共提供。
实际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公共提供在国际上也是普遍存在的,笔者粗略测算了一下亚洲、欧洲和北美的OECD高收入国家(共28个)2001年～2005年的政府卫生支出占GDP与财政支出的比例,得出2001年～2005年这28个国家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例的平均数为6.54%、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的平均数为15.06%,⑤ 而我国这一指标一般在1%以下,这表明在我国政府干预卫生领域的力度明显不足。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采用公共产品形式提供,避免了医疗机构利用其垄断地位和信息不对称地位来谋取利益现象的出现,同时政府财政承担了部分的医疗成本,这些都使得患者看病的负担大幅度下降,能够使得所有的公民都能平等地享受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有助于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实现,这也成为“新医改方案”的一个重要亮点。由此可以看出,“新医改方案”更加重视医疗卫生服务的经济规律,采用公共提供方式提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符合相关的经济理论,也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必经之路。“新医改方案”的有效性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当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被作为公共产品来提供的时候,需要政府财力上的保证。应建立以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为主导,以县乡财政为辅助系统的公共卫生财政支出体系,这样能够使得各级政府公共卫生的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同时,中央政府必须通过有效手段保障全体公民都享有公共卫生和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在县乡财政匮乏无力解决地方公共卫生支出资金时,应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弥补资金缺口。此外,社会资金也可以参与卫生公共产品的提供,应建立政府民政部门为主、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为辅的社会筹资系统;以财政补助为主、收费补助为辅的成本补偿系统。同时在强调政府对公共卫生投入责任的同时,要鼓励社会资本增加对非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医疗机构,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在规范、有序的基础上,开展公平竞争,为患者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
[注释]
①人民网:谁是医药市场暴利之最?抗生素!:http://society.people.
com.cn/GB/41158/3596830.html.
②人民网:超豪华病房的“边际效益”:http://finance.people.com.cn/
GB/1045/4656701.html.
③搜狐网.美国2%癌症病例可能因CT扫描辐射造成:
http://health.sohu.com/20080121/n258280288.shtml.
④ 腾讯网.剖腹产率过高成严重问题:http://baby.qq.com/a/
20080917/000035.htm.
⑤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参考文献]
[1]郭庆旺,赵志耘.财政理论与政策(第二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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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 洪,朱 萍.公共经济学(财政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2006.
[3]陈 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19-120.
[4]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卫生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1993.
[5]高 萍.我国药品价格失灵的经济学分析[J].商业时代,2009(10):
53-54.
(责任编辑:张改兰)
作者：张 磊 杨 春
2009年以来，钟祥市卫生局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契机，紧密结合市情民情，以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村级全覆盖和乡村医生免费培训为抓手，坚持惠民、倾心为民，把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带来的实惠扎扎实实回馈给地方百姓，取得了明显成效。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现村级全覆盖
钟祥市自2011年5月31日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呈现出“两降两升”的良性势头：与去年同期相比，药品价格下降30%，门诊例均费用下降30.6%;诊疗人次上升13%，群众满意度呈明显上升。
钟祥市是第三批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县(市)。该市医改办组织卫生、财政、人社、物价等部门，对全市政府举办的17所乡镇卫生院、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妇幼保健院、市计划生育服务站和集体举办的503个村卫生室近3年来的业务和药品收支、人员工资、药品库存等情况进行调查摸底，科学测算出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偿资金额度，制定《钟祥市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方案》，得到市政府一次性追加财政预算资金2618万元。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重点在监管，难点在乡村。该市建立健全基本药物监管机制，认真做好基本药物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和货款按月结算等工作，结合实际制定《基本药物督导检查工作方案》，坚持以乡镇为单位，采取相互交叉检查的办法，每月开展一次“基本药物督导检查村村行”活动，着力加强基本药物监管，扎实推进基本药物制度规范运行。
该市采取“只给予、不索取”方式，切实加大对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的补偿力度。一是按照辖区服务人口每1200人补助8000元的标准，落实村卫生室补助资金463万元;二是落实村医每月100元公共卫生服务补助;三是对创建并达到“省示范村卫生室”标准的给予2万元奖励，同时每月由政府再给予200元补助;四是每年筹资50万元，对开展规范化建设的村卫生室每个补贴0.5～1万元;五是取消村卫生室卫协会费、消毒监测费等所有收费项目;六是每年对乡村医生实行免费培训。
在做好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同时，该市还不断总结经验，积极探索改革，从10月31日起，将民营医疗机构纳入基本药物实施范围，与湖北省村卫生室同步启动试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目前，该市已有527个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现村级全覆盖，农民看病就医得到有效保障。
启动实施乡村医生免费培训
8月29日，钟祥市2011年度乡村医生妇产科业务培育会议在该市西宾楼正式举行。参加第一期培训的有洋梓、丰乐、客店等3个乡镇的乡村医生代表，各乡镇卫生院院长、市直医疗卫生单位负责人以及市卫生局机关全体干部共300余人。该市医改办副主任、卫生局局长到会，并就启动实施乡村医生免费培训工作作了重要讲话。
乡村医生培训在该市每年都要开展一次。今年，为配合各级政府做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逐步提高村级医务人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和医疗技术水平，使农民群众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镇、大病不出市的目标。该市出台新举措，采取免费轮流培训的办法，对全市503个村卫生室共1075名乡村医生，进行公共卫生和医疗业务知识强化培训，内容包括妇产科专业知识、农村常见病诊治、处方书写规范、国家基本药物实用指南等。通过培训，使乡村医生做到“四个明确”、“一个服务”，即：明确政策举措、明确工作职责、明确目标任务、明确个人权益，切切实实为辖区村民服好务。
(作者单位：钟祥市卫生局)
作者：刘先钦
168112355.doc 关口镇卫生院公共卫生科 陈叶松
基本公共卫生培训制度
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科室、卫生室，以及各级管理人员、中间负责人、包村责任人，正确掌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认识搞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意义，重视国家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针和法律法规，认真地遵守有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规章制度，保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落实，特制定本制度。
一、利用职工会、培训会、工作汇报等场合，开展多种形式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培训。
二、主要培训内容及环节：
(一) 岗前培训
1、 参与公共卫生服务的新进人员，需经过院领委会确认、院人事部门进行岗前培训;
2、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培训内容包括：学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等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制度等;了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主要工作内容、例行工作以及主要工作形式。经考核合格，方可分配到公共卫生科。
(二) 科室、岗位教育
基本公共卫生培训由分管公卫主任工作的副院长、公卫科主任负责，由公卫科副主任配合实施，培训内容包括：
1、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
2、 公共卫生所涉临床知识;
3、 公共卫生科开展工作的具体方式方法;
4、 相关仪器、设备的保管和使用;
5、 相关资料、档案的建立、保管和使用原则和规程;
6、 主要设备的性能、技术操作规范;
7、 工作安全、注意事项;
8、 考核及考评制度。
相关培训可分期分批或个别进行，并做好培训记录，培训目的在于令培训对象更好地开展相应的工作，每次培训时间不少于4小时，其中，汇报学习心得及讨论时间不少1小时。
(三) 现场教育
现场教育由公卫主任、工作分管责任人为主的督导员、指导员、巡视员负责，教育内容包括：工作的计划与进度、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档案的维护和使用、差错的自查与纠正、工作的汇总与报告、操作的规范与科学、联络的畅通与及时等与公共卫生工作密切相关的内容，以现场发现的差错为教育内容，以纠正现场差错为教育手段，以避免同样差错和同类差错的发生为教育目的。
(四) 全员教育
1、 医院对担负有公共卫生工作的各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每半年进行一次全员培训。
2、 对科室内部岗位调动及脱岗半年以上的员工，必须重新进行培训，经考评合格，方可上岗。
(五) 责任教育
1、 对消极怠工、敷衍塞责，工作进度严重落后于总体工作进度或严重滞后于其他同事工作进度，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人员，进行纪律教育和责任教育。
2、 对上述人员进行教育的同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学习，吸取经验教训，防止类似情形重复发生。
三、院委会定期对公共卫生培训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检查主要内容：学前有否安
排，参加有否签到，学习有否记录。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会议、培训
奖惩制度
为了进一步规范辖区疾病预控制，妇幼工作业务运行和管理，建立有效的基本公共卫生工作运行机制、督导机制、评估机制和激励机制，着实提升辖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为推动辖区内基本公共卫生工作持续发展，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等上级单位的督导检查考核方案。确保辖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培训、例会、临时会议及时召开，特定2014年辖区项目工作培训、会议奖惩制度。
一、成立领导小组 组 长：李碧武
副组长：胡忠军、郑程巍
成 员：黄建军、杨勇、张智勇、李佐清、彭俊良、唐杰、唐建芳、廖强、张玲林、黄林、许付春。
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其它公共卫生)培训
1、每年一次居民健康档案建立、老年人健康管理、慢病及重性精神病管理，老年人及0-36月龄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工作培训一次。
2、计划免疫培训每年两次。
3、其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培训每年一次。
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公共卫生例会 定于每月1-8召开，以通知为准。其它会议以通知为准。
三、培训、基本公共卫生专项会议、每月防疫例会和临时会议要求
以当时通知为准，不能无故缺席，迟到。会议缺席一次扣50元(禾加镇村医生扣绩效考核分2分)，迟到一次扣10元(禾加镇村医生扣绩效考核分1分)。培训缺席一次扣100元(禾加镇村医生扣绩效考核分2分)，迟到一次扣20元(禾加镇村医生扣绩效考核分1分)。如有特殊事情需具备书面请假条。
四、参加上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培训、会议 以通知为准，由院部安排分工管理人员参加上级组织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培训、会议，不能无故缺席，迟到。对县通报缺席、迟到人员、缺席一次扣100元(禾加镇村医生扣绩效考核分2分)，迟到一次扣20元(禾加镇村医生扣绩效考核分1分)。
四、每次培训例会会议要求
必须做好笔记，并及时向院长汇报。站长参会的及时将会议精神传达给每位村医生。参加上级培训及会议的要及时将培训内容、要求、会议精神向院长、分管院长汇报。
五、以上培训、例会记入公共卫生管理台帐。
六、以上各乡发生扣款通报到各乡镇卫生院。
2011年
卫生院实施国家
基本药物制度培训方案
根据《县卫生局关于举办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培训班的通知》要求，为提高卫生院管理人员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认识和执行力，掌握基本药物合理应用知识，确保我院正式启动实施国家，特《制定青林乡卫生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培训方案》 一. 培训目的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一项全新的制度，开展对卫生院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及其他相关知识的培训，有利于提高群众获得基本药物的可及性，保障群众基本用药的需求，有利于规范基本药物制度使用行为，促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全镇推进，通过培训，对我镇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进行宣传，动员，部署，提高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对基本药物的使用能力.规范卫生院的基本药物使用管理，确保临床首选和合理使用药物基本药物，达到保障人民群众用药，维护健康水平.实现享有基本医疗服务.不断提高群众健康水平的工作目标。 二. 培训方式
培训采用分科分期培训方式，自2011年7月1日起开
始培训，每周培训一次，直至培训内容完毕，共培训74课时(见培训课程安排)，由卫生院医改领导小组按照《国家基本药物临川应用指南》、《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对内科，儿科，外科，妇科，药剂科及其他医务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培训完毕，针对医院所有医务人员进行现场提问及及技能操作考核。 三
培训对象
卫生院管理人员，医务人员，药学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对从事医疗管理和药事管理工作人员，临床医生和药学人员进行培训，重点加强对医生和药学人员的培训 四
培训内容
1 《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内容
2 《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内容 五
培训要求
1 根据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要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突出基本理论，基本要求，基本方法的培训，加大实践力度，从分析和解决问题出发. 2 结合单位实际，制定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培训方案和培训计划，上报县卫生局医改办。
3 组织本单位医务人员开展培训工作，全面完成医务人员全员培训任务，引导当地群众正确合理用药，减少药物滥用的危害.
桃源县
卫生院
2011年6月28日
卫生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
成 员：
附件：培训进程安排
培训时间：2014年1月11日 主讲人：王新峰 培训地点：古尔图镇卫生院2楼会议室 参加人员: 各村室医生 及医院相关科室人员 培训内容: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知识
一、 培训目的：
为了更好的推进我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发展，提高各村卫生室工作人员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和知识水平，特举办此次培训
二、培训内容：
1、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意义
2、居民健康档案管理服务规范
3、健康教育服务规范。
4、预防接种服务规范
5、0—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6、孕产妇健康管理
范集卫生院
老年人健康管理适宜技术培训小结
为了提高大家对中医适宜技术对老年人的健康与保健认知度、参与度，以便认真做好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保障群众健康养生保健知识，于2013年9月1日在范集卫生院四楼会议室举办老年人中医基本体质的特征与老年人常用的中医保健知识培训。
参加此次培训的人员共计54人，分别是辖区内村卫生室村医40名，本院参加公共卫生人员14人。培训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老年人中医基本体质的特征2.老年人常用的中医保健知识 主要内容有：中医体质分为9种基本类型：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每种体质有其独自的特征和老年人的养生保健从心理调摄、饮食调养、起居调摄、运动保健等多方面进行。
通过这次培训班，参加培训的人员学习了老年人健康管理适宜技术的相关内容，进一步提高了大家对中医基本体质的特征与老年人常用的中医保健知识培训的认识，提高了服务居民的能力，为辖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现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范集卫生院
2013年9月2日
2012年度巩营乡
第一期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培训小结
为进一步规范开展本辖区内的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2012年7月21日上午，在巩营乡卫生院防保组会议室，举办2012年度第一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培训班。
参加此次培训的人员共计40多人，分别来自所辖的33家村卫生室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人员。
培训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通报前一阶段督查各村已建居民健康档案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求各卫生室进一步提高认识，规范建档；
二是针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对涉及到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进行规范管理培训，主要内容有：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与促进、预防接种、孕产妇健康管理、0-6岁儿童健康管理、重型精神病患者管理、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服务、卫生监督协管服务等11个方面；并且进行了现场测试做了答卷。
三是布置当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主要工作。
通过这次培训班，参加培训的人员系统的学习了十一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相关内容，进一步提高了基层公共卫生人员的整体素质，大大提高了服务居民的能力，为辖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现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巩营乡卫生院 2012年7月23日
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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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交通基本知识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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