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预防食品腐败

第1篇：如何预防食品腐败

如何预防与惩治我国的刑事司法腐败

摘 要 刑事司法腐败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司法部门及人员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利用职权进行权钱交易、权情交易，破坏刑事法律的公平公正性的行为。预防与惩治刑事司法腐败是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在一定时期内，反刑事司法腐败的成败将成为影响国家稳定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刑事诉讼 司法腐败 预防 惩治

一、刑事司法腐败的主体及具体表现

刑事司法腐败的司法部门及工作人员主要有如下几大类：公安机关看守所、刑侦大队、派出所从事刑事侦查的人员，检察机关中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侦查局、批捕科、公诉科、监所检察科、控告申诉科及相关工作人员，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审判监督庭、执行庭，监狱。

刑事司法腐败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以治安处罚、劳动教养代替刑事处罚。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而决定取保候审。不应当撤案而撤案，将应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调解结案，重罪轻定。应当批准逮捕而不批准逮捕、滥用建议撤案权。对应当起诉的案件做不起诉或者建议公安机关撤案。量刑建议偏轻。滥用自由裁量权在法定刑幅度内量刑偏轻。对不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裁定监外执行，滥用缓刑等非监禁刑，滥用取保、减刑及假释权。为在押人员之间的串供以及与外界相关人员的串证提供便利。出具不属实的立功材料、不属实的表现材料协助罪犯减刑或者假释，等等。

二、刑事司法腐败的危害

（一）侵害了公民的平等权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司法腐败对公民平等权的侵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因社会地位不同、中国根深蒂固的官官相卫的观念导致的区别对待：如盗窃罪与贪污受贿类的罪行相比，犯罪数额相当的情况下，盗窃罪牢底坐穿，而受贿罪可能判处缓刑；另一种则体现在因金钱、关系导致的处理不公。在实践中，很多案件其实存在着非常大的可操作空间。在定罪量刑方面，如果一个罪名的法定刑是三年到十年，那么既可以判三年，也可以判十年。如此一来，花了钱找了关系的，就可能从轻处理。

（二）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刑事司法腐败是与社会文明相对立的一种丑恶现象，和所有其它公权领域出现的腐败问题一样，是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具体表现。但是，刑事司法人员身份特殊，刑事司法机关责任重大，因为其任务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其职权的行使是通过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来体现。其腐败活动手段多样，而且大都披着合法的外衣，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打击难度极大。由于刑事司法腐败分子十分熟悉法律，即使东窗事发也往往能利用自己的反侦查、反审讯能力逃避追究。因此，在腐败的浊流中，刑事司法腐败的影响可以说是最为恶劣，其危害也最为严重。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刑事司法公正，整个社会的公正无异于天方夜谈。

（三）影响社会稳定

司法部门是法律得以贯彻执行的最终强制力量。刑事司法公正，国家法制才有权威，社会才能安定团结。否则，国家法制无异于形同虚设。“法者，国之衡权也。”法律权威是国家权威的基石。若国家法制被破坏，国家的凝聚力和权威必然丧失。刑事司法不公损害当事人的感情和合法权益，降低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评价，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使人民群众开始质疑司法机关的公正性，必然失去对法律的信任，进而失去对国家的信任，其结果必定是人心背离，社会动荡。可见，司法腐败不仅仅是一个部门腐败的问题，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三、我国刑事司法腐败难以得到有效防治的原因分析

（一）缺乏监督与制衡

首先，一党执政的政治體制削减了司法机关自我提升自我改进的动力。我们的政府部门、司法机关没有真正有力的监督者，不存在被随时取而代之的威胁，则就缺乏了加强管理，自我修正的原动力。其次，司法机关本身缺乏立法机关的监督制衡。在我国，虽然设有人民代表大会、司法机关等部门，但是并未提出明确的行政、司法、立法的分立，当然也就没有较为显著的权力分立、权力制衡。则容易导致司法机关本身的权利滥用，形成司法腐败。再次，刑事司法部门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比起其他司法部门，专门办理刑事案件的司法部门具有隐蔽性、封闭性的特性，则其腐败现象不易被发觉。

（二）司法不独立

首先，司法机关不独立地方政府。行政权牢牢的掌控着社会的经济、人事资源。这样行政机关便具有了干涉司法的可能性，具有了影响司法的能力，司法就无法独立了，腐败则应运而生。其次，司法机关不独立于执政党。现实中还见到的“中国特色”的司法不独立，就是执政党及相关人员干涉司法工作的现象。当然由于我国的执政党直接被行政化了，甚至高于行政权，则其对司法机关的干涉与行政权对司法机关的干涉基本雷同。再次，刑事司法人员不独立于“领导”。我国刑事司法人员基本不具有独立性，其无法仅凭自己的法律素养和专业素质对一个案件作出决定。一个办案人员办理一件刑事案件要受到诸多掣肘，遭受到各种上级的干涉和压力。

（三）传统文化的影响

首先，传统文化中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 “人治”思想，是刑事司法腐败广泛存在的历史、文化根源。人们对于法律制度的信仰远远不如对个人权力的崇拜。个人的权力尤其是司法机关领导的权力成为案件当事人或者请托人公关的对象。其次，儒家思想对于人情关系的过度重视。儒家思想推崇家庭、家族的紧密联系，强调友人、师生、主仆间的责任与义务，为中国人民的生存织了一张非常严密的关系网，使人在事事时时处处都要为人情关系买单。这种请托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表现在存在的普遍性，参与人的广泛性，被请托人的随意性等等。

（四）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

首先是公、检、法三机关权力分配不合理。侦查机关权力过大、审判机关无后续监管的现实问题。实践中确实如此，侦查机关的工作基本就等于是对一个刑事案件定了基调。而法院的判决是刑事案件的终局决定，也无人可以提出质疑。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根本无法落到实处。其次，刑事诉讼环节的制度设计不合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制订处处都存在漏洞，每个环节具备刑事司法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譬如，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该权力是刑事诉讼程序中最容易滋生腐败的地方，也是对司法公正侵害最大的腐败问题。同案不同判、同院不同判、同人不同判的情况时有发生。

（五）人事制度的缺陷

首先，司法工作人员的准入门槛过低，導致司法工作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其次，行政色彩相当严重，领导对办案人员的干涉太多。实践中的办案请托，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上级对下级的指令，但由于领导掌握着下级晋升的决定权，则容易引发办案人员屈从指令枉法的现象。再次，刑事司法人员薪资待遇太低。追求经济利益是诸多刑事犯罪、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是刑事司法腐败的主要诱发因素，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四、对进一步预防与惩治我国刑事司法腐败的设想

（一）体制的改革

腐败与监督缺失、权力膨胀的逻辑关系有目共睹。笔者认为，既然脱离了封建的王权政治，接受宪政的概念，就不应该排斥多党派的竞争与合作。只有存在竞争者，我们的现有执政党为了不失去执政地位，才会想千方设百计去惩治执管的公务机关的腐败问题；其次，必须改变党领导国家，领导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治国理念，实施党政分离，这里的政包括了政府、立法及司法机关。利用党权干涉司法权的行为，极易产生刑事司法腐败；再次，必须尽力提升中国立法权、司法权的地位，早日将上述二权力从行政权笼罩的阴影下解脱出来。司法权本身就不强，若立法权也很弱，则必然造成行政权的过度膨胀。立法权强大了，对司法权的监督也加强了。

（二）保证司法独立

首先，司法机关的财政权、人事权必须独立于地方政府。我国司法机关的财政状况与地方财政挂钩，则行动处处受掣肘。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干涉公、检、法办案的例子不胜枚举。其次，刑事司法机关上下之间的独立。我国公、检、法三个机关其实都是严密的上下级领导关系，法院也不例外。这就造成了引发刑事司法腐败的两大弊病：其一，上级院会去干涉下级院的办案。其二，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再次，刑事司法人员必须独立。刑事司法人员独立是把双刃剑，用得好是促进刑事司法公正，用得不好则是加速刑事司法腐败。但在刑事案件的办理过程中，确实存在大量案件承办人无意徇私，在领导的压力之下被迫枉法的情况。

（三）刑事诉讼制度建设

首先，在我国，公、检、法、司四机关之间的权力必须重新配置。这几年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被反复提及，在中国当今情况下，若检察机关都不来监督，公安、法院的刑事司法腐败恐怕会更肆无忌惮了。其次，必须在刑事诉讼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制度建设，予以严密的监控，以遏制刑事司法腐败。如对不立案、不逮捕、不起诉等决定，必须要求多层审批，要求对相关部门及上级单位进行备案及说明理由；对于判处非监禁刑的案件必须在判决中进行充分的说理，必须每年向同级人大报备，并在年底工作报告中说明理由；对于法院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一定要进行监督与控制，等等。再次，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其一，充分挖掘刑事案件陪审制度在遏制刑事司法腐败方面的作用，减少刑事审判过程中徇私枉法的机会；其二，部分适用判例法。让法官所量的刑期受到某个标尺的衡量，限制器自由裁量权。其三，充分发展回避权，减少人情关系的影响。

（四）人事制度改革

首先，必须提高刑事司法从业人员的准入门槛。建议在法官、检察官的录取资格要求上增加要求。可效仿英国和美国，从事至少8年以上的律师工作，才能转考检察官或法官。其次，必须改革司法机关的单位考评制度、干部晋升制度，削弱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干预、削弱上级对下级的干预。再次，提倡刑事司法人员的信息公开。这里主要是指财产的公开，范围必须包括刑事司法工作人员本人、配偶及其直系亲属的财产情况。最后，应该提高刑事司法工作人员的待遇，提高其社会地位，从经济收入及职业荣誉感的方面来遏制腐败。在不用担心五斗米的情况下，司法人员才不会折腰侍权贵，也不会为了收受贿赂而枉法。而且如果其具有极强的职业荣誉感有助于其忠于工作忠于法律，更加珍惜自己的工作，不会轻易自毁前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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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丁子明.我国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及其预防研究[D].湖南大学2007年硕士毕业论文.

（作者单位：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

作者：高玉蓉 席玉霞

第2篇：基层腐败预防机制研究

摘 要：通过对Z市206个基层腐败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基层腐败呈现农业领域发生腐败的情况较多、基层领导职权易失控、基层腐败涉及领域广且类型多样、基层经济腐败多且呈现“小官巨贪”趋势、法律惩处基层腐败力度不强的特征。基层腐败产生的原因包括对基层公权的制约不足、评定基层干部的标准失衡、非正式制度的诱因等。进一步完善预防基层腐败的机制构建应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廉政教育的引导，加强法律法规惩处的震慑，加强农业领域的资金监管，完善公众参与基层监督机制，按照适用的原则尝试建立基层干部财产公示申报机制，建立基层干部任期交叉机制和基层干部任职民主评议机制。

关键词：基层腐败;预防机制;案例分析

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查处发生在广大人民群众身边的基层腐败问题，截至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共查处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34.3万人，其中处分农村党员干部64.8万人。[1]我国幅员辽阔，基层腐败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恶化国家公信力，动摇党和政府的执政根基。当前，国内学术界在研究层面上趋向于宏观的国家预防腐败研究，而对基层预防腐败的研究较少。国外学者很少对我国的基层腐败预防机制进行研究，有些国外学者主要是在宏观上从正反两方面评价我国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预防机制的可行性。总体上看，目前学术界对基层腐败预防机制的相关理论研究还处于发展期，规范研究多，实证研究少;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基层案例分析研究也很少。因此，基层腐败预防机制研究仍需结合我国实际国情，以实践为导向，进一步丰富扎实相关的理论基础，不断拓宽研究视野，促进本课题的研究更全面更深入。

一、对基层腐败案例库的分析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权威机构向全社会曝光腐败案例逐渐形成常态化，据此以Z市为例，收集整理出206个基层腐败案例，根据案例库中案例的区域分布和被曝光时间展开数据分析(见图1)，其基层腐败的主体是县处级以下或相当于县处级以下的公共部门内的工作人员，也是直接联系广大基层群众的工作人员。

从图1可见，Z市基层腐败在地域上分布较均衡，基层腐败已触及到Z市辖所有地区。除市内六区外，其他地区基层腐败总量较大，具体分析这些地区的腐败案例，涉及农业方面的基层腐败居多。

根据案例所曝光的年份和月份(见图2)，表明在2015年6月份以前每月曝光的基层腐败数量是断断续续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非意味着这一阶段基层腐败数量低，而是腐败曝光机制刚开始运转，尚未形成常态化的工作模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渐确立了腐败曝光机制，中央纪委、中央监察部在2014年7月在其官网首页开设了党风政风监督举报曝光专区，从中央到地方逐渐运行腐败曝光机制，因而在腐败曝光机制确立之前的数据可能存在获取不完全的情况。2015年7月以后图3呈现连续的曲线，曝光腐败数量呈整体上浮，这说明腐败曝光机制开始趋于常态化，惩治基层腐败的力度在不断加大，基层腐败被更大程度地查办，反腐成效显著。

案例库呈现的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农业领域发生基层腐败的情况较多

在考察的基层腐败案例中，涉及农业的腐败现象频频出现，辐射了Z市农业生产的所有区县。涉农的腐败主体主要是村党委、村支部的书记、村委会主任等，腐败形式主要是侵占、挪用、骗取国家各项涉农补贴或资金等经济问题。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汇总，形成图3至图5。

1.涉农基层腐败在案例库中占比最高。根據各案例基层腐败发生的领域(见图3)，其中农业领域的有65个，在被考察的案例库分布领域中占比最高。

2.涉农的基层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腐败数量多。根据腐败发生源头的公共组织情况(见图4)，从图4可以发现，基层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其基层腐败案例数量分别为43个和26个，二者在案例库中占比33.5%，多于其他单位组织。而基层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涉及的主要是农村党委、党支部和村民自治委员会等涉农基层组织，其发生的腐败总量在案例库中占比最高。

3.涉农的腐败主体居多。通过考察各案例中的腐败主体身份(见图5)，其中村两委干部作为腐败主体的有62人，是案例库中腐败主体占比最高的。这62人包括农村党委、农村党支部的书记、副书记、村民自治委员会的主任及财务干部等。

(二)基层领导职权易失控

在图5中，公务员、事业单位干部、企业干部、警察是按照科级和科级以下进行划分的，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身份虽然不同于公务员，但可以参照相当于科级和科级以下的职务进行划分。除警察外，公务员、事业单位干部、企业干部在图5中都表现出科级干部的腐败人数多于科级以下。换言之，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干部存在共性的是科级干部要比科级以下干部发生基层腐败的人数比例更高，也可以说，基层领导比一般基层工作人员更容易腐败。由此可见，科级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科级干部、村两委领导，这些腐败主体在基层公共部门中是主要的核心领导，他们发生腐败占基层腐败主体的比例较高。因为在基层公共组织中，基层核心领导“位低权重”，他们往往掌握更多职权和资源，为滋生基层腐败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条件。由此推论，对这一群体的职权监管上存在问题，造成他们权力过于集中，疏于管理，进而滋生出各种形式的基层腐败。

(三)基层腐败涉及领域广且类型多样

图3中列出的基层腐败分布领域，涉及农业、林业、渔业、财政、医疗、文化、教育、住房、交通、市政、民政、资源能源、安监、质检、城管、社会治安等领域。基层腐败遍布的领域如此广泛，势必会造成基层腐败的危害影响深远。除农业领域以外，其他32个领域的基层腐败较为突出的有：教育、医疗、城市管理、资源能源、交通、住房、民政、经济、财政、治安、行政管理、市容、环境保护等。这些领域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容易触动广大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其恶劣影响势必深受广泛关注。

在206个Z市基层腐败案例中，根据每个案例腐败主体被惩处的定性划分腐败类型，主要有侵占公款、挪用公款、骗取公款、贪污、索贿受贿、违规敛财、滥发钱物、滥用职权、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公款送礼、履职不力、玩忽职守、违反工作纪律等，总计226个腐败问题(见图6)。

(四)基层经济腐败多且呈现“小官巨贪”趋势

在图6中，腐败类型为骗取公款的有33个，违规敛财的有24个，侵占公款的有19个，挪用公款、滥发钱物的各有17个，索贿受贿的有16个。这些都是经济类的腐败问题，是案例库中较为突出的6种类型。从图6列出的22种腐败类型横向对比来看，履职不力的腐败问题有39个案例，数量最多，在案例库中占比最高。但较之其他6种突出的经济腐败类型，其总数为126个，在案例库226个腐败问题中占比为55.75%。由此可见，经济类腐败在基层腐败问题中是最为严重和突出的。

在206个Z市基层腐败案例中，侵占公款的个案中涉案金额有22万元、46万余元、104万元，最多达915万余元。挪用公款的个案有的涉案金额多达86.1万余元、90万元、102万元，甚至127.51万元;骗取公款的个案有的涉案金额多达165万、273万、274.28万、308万余元等;违规发放的个案涉案金额有的多达72.5万元，最多的是264万余元;违规收受礼金的个案涉案金额有的多达10万余元;受贿的个案涉案金额多达75万余元。贪污的个案涉案金额多达12.8万元、36.4万元、44.5万元、78万余元、82.5万元、88.86万元等。纵观上述数据，基层腐败涉案金额巨大，呈现“小官巨贪”的趋势，必须采取措施有效防范。

(五)法律惩处基层腐败的力度不强

1.从对基层腐败进行行政处分的角度分析。通过基层腐败被行政处分情况的分析(见图7)，我国对基层腐败涉及人员的行政处分，按程度由轻到重大致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

图7标示了不同惩处结果的占比和相应被惩处的基层腐败主体人数。其中，被开除的有22人，在被惩处的83人中占比为27%;被撤职的有21人，相应的占比为25%。开除、撤职是惩处基层腐败主体人数最多的2个处分种类，惩处的基层腐败主体占全部被惩处的52%。开除、撤职这两类也是6种行政处分之中程度最重的，是从行政角度惩治基层腐败的主要手段。因基层腐败问题被降级降职的有3人，占被行政惩处的基层腐败主体的4%;被记大过的有5人，占比为6%。降级降职、记大过这两类是6种行政处分之中程度趋中的。相比较而言，行政处分程度最轻的是警告和记过，相应受惩处的人数分别为17人和15人，占比分别为20%和18%，比降级降职、记大过这两类的人数和占比更多。

由此可见，6种行政处分之中，程度较轻的警告和记过共占比为38%，程度较重的开除和撤职共占比为52%，程度趋中的记大过和降级降职共占比为10%。从行政处分角度看，体现出基层腐败被惩处程度由轻到重的数量呈U型趋势，程度较轻的和较重的居多，程度趋中的较少。

根据对案例库中受到行政处罚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分析(见图8)，在被行政处罚的案例中，涉及依照法律程序予以追究刑事责任的，都集中在行政开除的处罚种类中，在受到行政开除的基层腐败案例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占比高达91%。因如图7被行政开除的在行政处罚种类中占27%，由此推算，在被行政处罚的全部案例中，法律予以制裁的基层腐败案例只占24.6%。

2.从对基层腐败进行党纪惩处的角度分析。再考察基层腐败被党纪处罚的情况，根据案例库中因基层腐败被处罚的177名中共党员基层干部(见图9)，党纪处罚种类在案例库中体现如图9中的6种，按照处罚程度由轻到重依次为：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撤銷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另有对预备期党员的处罚为延长党员预备期。图9中标明每种党纪惩处结果对应的占比和基层腐败主体数量。其中，被开除党籍的基层腐败主体有74人，占案例库中受到党纪惩处的42%，占比最高。由此推论，开除党籍是党纪处罚基层腐败主体使用最多的手段。其次是在党纪惩处中占比为27%的党内严重警告，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理的基层腐败主体有48人。党纪处罚程度最轻的党内警告，受处罚的有43人，占案例库中受到党纪惩处的24%，占比也较高。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属于党纪处罚程度较轻的，这2项党纪惩处的占比合计为51%。而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相比较而言，党纪处罚程度趋中。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的受处罚基层腐败主体人数分别为2人、9人，占比分别为1%、5%，占比合计为6%。从党纪处罚基层腐败的角度看，图9的数据体现出基层腐败被党纪处罚程度由轻到重的数量呈U型趋势，处罚程度较轻的和较重的居多，处罚程度趋中的较少。

根据对案例库中受到党纪处罚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进行分析(见图10)，在基层腐败主体被开除党籍的案例中，开除党籍的74人中有60人要同时被追究刑事责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占比为81%。因被开除党籍的74人占案例库中受到党纪惩处的42%，所以开除党籍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占党纪处罚整体的34%。

由此可见，行政处罚和党纪处罚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各占相应处罚整体的24.6%和34%，比例较小。由此可见，法律惩处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从基层腐败预防机制的角度来看，法律震慑防范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要充分发挥法律震慑的威力以预防基层腐败。

二、基层腐败产生的原因

探究如何更好地预防基层腐败，就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具体分析基层腐败产生的原因：

(一)农业领域的监管薄弱

Z市作为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的总体定位，城市化建设要全面发展，农业领域也不应例外。但从Z市基层腐败案例库来看，在各行业领域横向对比中，农业领域发生基层腐败的案例最多，基层腐败主体的数量也以农村两委干部为最，郊区的腐败案例从总体上看多于市区，多由农业领域产生。涉农领域许多案例的腐败问题出现在涉农资金监管上，挪用、骗取、侵占专项惠农资金的腐败主体，以农村基层一线的工作人员为主，主要集中在农村两委干部。如此位“低”权“微”的农村基层干部出现“小官巨贪”式的腐败问题，这说明Z市的农业领域在基层腐败防治上监管薄弱，农业领域应当作为Z市防治基层腐败的重点。

(二)对基层公权的制约不足

监督制约基层公共权力的现有机制不足导致预防并抵制基层腐败的效果甚微。从Z市基层腐败案例库来看，基层腐败主体是以基层部门的领导干部为主，“小官巨贪”趋势抬头。例如，Z市郊的村支书等一线基层干部贪腐钱款数额巨大，与其应有的基层职权相比较，触目惊心。这种现象的出现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基层权力制约的不足，归纳其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基层部门权力过于集中，就基层而言，行政架构和部门职能往往“上对千条线，下只一根针”，基层公共部门会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虽然行政级别不高，但由于地区性的行政差异，例如许多科级领导干部却能掌握着很多的实权。二是监督的独立性不强，尤其是在基层部门，其职能划分不如中上层细化，相对于监督性质的部门而言，其独立性远不如中上层。三是监督制约的权力和能力不均衡，在基层能够制约相应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权，存在地区性的差异，从对案例库的分析推论在农村地区的基层监督制约权相比城市社区明显弱化，其预防制约腐败的能力尤显不足，现行的基层权力结构有待进一步科学化、均衡化。四是社会监督机制不充分，公众参与监督的功能被弱化，监督反馈的渠道不畅，群众参与的热情不高，自我监督意识的培育不足等，造成腐败制约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权力运行一旦缺少了监督制约机制，腐败自然会趁虚而入。

(三)缺乏基层干部财产申报

案例库反映出“基层腐败经济类问题多”“基层经济腐败呈现‘小官巨贪’的趋势”，这方面的监管漏洞应从基层干部的经济方面进行重点预防，在维护基层干部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若能及时掌握基层公职人员的财产变动情况，就能有效监控基层经济类腐败的发生，尽早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中。同时也可以此作为警示机制，防范基层工作人员出现经济类腐败问题。当前在中国公共部门对县处级以上干部执行的财产申报机制，就是为防治这种问题应运而生的。但当前的财产申报机制并没有普及到广大基层干部，致使在一些高腐败风险的基层岗位上，基层干部财产申报不足，甚至尚未执行财产申报。基层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因工作职责所在，掌握着国家公共权力。虽然从基层公职人员个体来看，其掌握的公共权力微乎其微，但基层干部总量巨大，其公权力总量不容小觑。

(四)评定基层干部的标准失衡

案例库中许多腐败案例从腐败发生到被定性处理具有较长的延迟性。案例库中研究的是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的Z市基层腐败案例，但许多案例中初次腐败都发生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且案例中因腐败问题被处理的基层干部，也有部分是调动工作甚至升迁之后才被发现的。基层公共部门“帶病提拔”现象的频现说明现行人才任用提拔机制实际运作的结果与理想的评定标准相比失衡，无法达到按选任标准期望的效果。

基层选拔任用公职人员是党和政府选人用人标准的展示窗口，因为这些工作人员往往是人民群众接触最多、了解最深的，他们的整体形象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国家在选拔人才上坚持和倡导“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在实际操作中测评标准需要量化评定，因“德”不容易量化评定而更多是通过“才”的高低而定高下，这就使得“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蜕变为“德才兼备、以才为先”。但德行的高低才是真正影响基层腐败的因素，因不辨德行高低，自然而然就会触发基层腐败的产生。

基层选人用人评定标准的失衡还体现在基层干部提拔任用上。基层干部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围绕着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本是最“接地气”的，但现行的基层干部提拔主要决定权来自于上级部门，上级部门认可其被提拔的评定内容，主要也是基层干部展现给上级的各项表现。这促使相当一部分基层干部脱离基层群众的实际需要，干工作不“接地气”，也不想“接地气”，失去群众基础，背离了公务人员的公共性。选人用人的民主评定机制得不到有效保障，必然会被私欲腐蚀，导致基层腐败丛生。

(五)法规惩处的震慑不足

依法惩处腐败产生的震慑力，应该使那些有机会、有动机去腐败的人员因惧怕腐败的后果而避免腐败的发生，从而起到预防的作用。

从对案例库的分析来看，当前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基层腐败的惩处力度不够，相应产生的法治震慑力不足以预防基层腐败。反腐败刑事法律不可避免性弱化，体现在立案、审查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环节的欠缺，影响其在反腐败中发挥应有作用。[2]我国法律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多有规定，但基层腐败仍屡禁不止。寻根溯源，基层腐败行为的决定因素由实施腐败行为获得的收益与付出的成本代价比较所得。获得的收益远高于付出的成本代价则有可能促使腐败行为的实施，获得的收益低于付出的成本代价则阻碍腐败行为的滋生。获得的收益即基层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等贪腐行为谋取到的私利，付出的成本代价即因实施腐败而被依法惩治处理。腐败付出的惩处成本代价越高，法律的震慑威力越强;腐败付出的惩处成本代价越低，法律的震慑威力越弱。尤其是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基层个案贪腐收益值较小的惩罚程度较弱，无法构建有效的基层腐败震慑机制。案例中的许多基层干部触发腐败，相对于国外廉政治理基础较好的国家而言，其相应受到的惩处明显弱化。例如丹麦刑法明确规定，与政府官员有关的行贿和受贿行为都是犯罪。丹麦的《零容忍政策》有效针对贪污受贿的腐败问题，规定包括公益捐助机构在内的所有企业以及组织，在运营过程中严禁杜绝一切行贿和受贿。

(六)非正式制度的诱因

非正式制度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共识并默认遵守，包括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风俗传统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一定情况下对正式制度具有反作用。一些非正式制度诱发基层腐败的滋生泛滥。例如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官本位”思想、人治的惯性、礼尚往来的传统等非正式制度成为培育基层腐败滋生的土壤，对预防腐败具有反作用。Z市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现代化大都市，其市郊的村镇地区往往存在着地域式的亲缘关系，相对固化的人脉关系，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这些地域愈发显现其反作用。

1.“官本位”思想。“官本位”思想，在古代是君权神授的衍化，封建思想的余毒使基层公共部门的领导脱离人民公仆的观念，把本是人民群众赋予的公权当作由个人所掌握的特权，只围绕着巩固权力和攫取更多特权去思考问题和行为处事。基层公共部门所具有的职能和所掌握的权力，都是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这些公共权力为“官本位”等思想所左右，必然会造成公权滥用，滋生基层腐败。

2.人治的惯性。差序格局的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是基层腐败的成因之一，“差序格局”引自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指人情社会中普遍的标准都不起作用，要明确对象和自己的关系后，才能确定相应的处事标准。[3]人治，充分体现在中国的人情社会，如同费孝通所描述的“差序格局”，行为做事的原则被重新定义，逻辑关系被重新分配，基层正常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被因人而异的人际交往准则所畸形化。基层公共部门或基层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考虑人情交往，掌握不好“亲”“情”关系，把“公”事办成了“私”事，破坏了公共部门应有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办事准则。

3.礼尚往来。亲朋好友间的礼尚往来，本是我国沿袭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当被延伸用于工作关系上，尤其在基层工作往来中，以人情为诱，赠送小礼物等方式，这种社会接受度较高的东方文化礼仪，往往使公职人员放松警惕，欣然接受。进而，此类行为逐渐由量变转化为质变，衍生为相互间的利益关系，为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必然最终造成基层腐败泛滥。

三、完善预防基层腐败的机制构建

通过上述分析，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完善预防基层腐败的机制构建：

(一)加强廉政思想教育的持续引导机制

为有效预防基层腐败，首要的是从思想根源上去解决。中国五千年文明积淀出许多精华，这些具有历史传承的优秀思想和文化，可以用来应对一些非正式制度对当今社会的负面影响。自古传承至今的廉政思想，世人对此有着广泛的认同感，可以在警示教育基层干部、教化广大民众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崇德明礼，古已有之。中国社会有着深厚的廉政文化渊源，自古就推崇廉政文化，例如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作为廉政文化传承的标识性符号，至今仍被世人传诵称赞。要充分发挥出这些具有历史传承的廉政文化符号应有的作用，结合到当前社会反腐倡廉的工作需要中，坚持德治与法治并行的正向引导，铲除基层腐败滋生的土壤。具体举措建议如下：

1.在基层公共部门，首先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着手，将廉政教育作为常态化工作，引入绩效管理理念，纳入对基层部门的定期考核，并作为核心考核指标。其次从文化宣傳角度着手，积极培育基层部门的廉政文化教育氛围，将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结合现代化公共部门管理的实际需要，助推廉政文化教育的持续性作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教育思想体系。在具体实施上，重视历史文化传承的深远力量，对于不同地区，要充分结合当地的人文历史和具体实际情况，在教育内容上要有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2.强化基层公共管理部门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就是与农村干部紧密相关的法律规范，乡镇政府等有关部门应定期开展严格的培训学习，组织农村两委干部认真学法、懂法、知法、守法、护法。通过闭卷考试、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提高培训学习的效果，让法制观念深入人心，促使基层干部潜移默化地敬畏法律，不敢、不想、不愿触碰法律底线，将基层腐败滋生的机率减至最小化。

(二)加强法律法规惩处的震慑机制

法律法规强力有效的震慑能起到预防基层腐败的功效。在Z市基层腐败数据库分析中，基层腐败被党纪政纪处罚的力度很大，但因腐败问题入刑的却非常有限。因而，加大现行法律法规的惩处力度，加重对基层“小微权力”触犯刑罚的量刑，拓宽法律法规惩处基层腐败的范畴，以此加强法律法规对基层腐败的震慑力度，从法治的角度确保清正廉洁的底线，尽量规避突破底线造成腐败的事实，从而有效预防基层腐败。

不同程度的基层腐败都应被处以更加严厉的法律制裁和党纪政纪处罚，但首要的是在法律法规上明确腐败界限。例如在公共部门违规滥发问题上，哪些部门或单位可以发放津补贴、加班费等，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发放，以何种标准、何种形式发放。对于不同身份的腐败主体，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惩处依据。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与农村两委干部相关的法律规范，应对农村基层干部“准行政”的工作以法的形式界定其廉政底线。再如《公务员法》仅适用公职人员，对非公职人员身份的腐败主体，避免在处理其腐败问题上的法律空白。对于基层腐败的惩处力度则体现在法律量刑上，符合立案标准的，不同程度的贪腐都应加大法律惩处量刑的力度，不仅要加大惩处腐败数额过大的，还应加大惩处腐败情节严重的。

作为基层腐败，从广泛上而言，其数额相较高层腐败，确实无法谈及数额过大，加大惩处腐败数额过大，只适用于极个别的“小官巨贪”。但从大量的基层腐败案例来看，在腐败情节认定上，考虑其零距离接触广大人民群众的特点，更为直观地被基层群众所感知，影响更为恶劣，据此还是应予以加重腐败情节的认定。因此，在针对腐败情节的法条上应加以改进，适度提高量刑程度，以强化对基层腐败的震慑。

(三)加强农业领域的资金监管机制

针对农业领域监管薄弱的现状，要加强对相关领域资金的监管，加大定期巡察、随时抽查的力度。强化资金流向的痕迹管理，对惠农扶贫资金的流向细化到每个环节、每个点位。尤其对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在基层单位操作层面，实现跟踪式的系统管理模式，从中央拨付专项资金到最终领取的单位或个人，规避其中的现金行为。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情况，适当调整乡镇级和所属农村两委的资金管理权限。制定相关的资金监管制度，用制度规范实施过程。在每项资金的支出和使用前落实相关部门联动的实地调研、考察、复核，接受来自社会的监督，实现信息公开;尝试在资金支出时，落实业务部门和监督部门的联合决议;在资金使用后，监督部门要后续复查资金落实情况，由此确保资金监管的预防效果。

(四)完善公众参与基层监督机制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表明腐败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是以权力运行的不公开为前提条件的。权力运行不公开使得无论是来自政府系统内部或是外部的监督主体因失去知情权而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公众监督本身就具有公共属性，将公众监督引入基层监督机制中是作为预防基层腐败强有力的保障，应不断完善其机制的运行效能，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外部监督作用。

1.加强基层政务公开。完善基层公共部门信息公开目录，规范信息公开的程序，健全信息公开的追责制度。细化基层部门公开内容，包括权力清单、所辖的事务名称、责任主体、职权设置的来由依据、事务办理的操作流程、违反规定的内容、追究责任的办法等。通过公众的广泛监督，督促基层公共部门严格按照相应法规、制度、程序去办理基层公共事务，避免暗箱操作。

2.完善参与基层监督渠道的建设。首先，普及基层事务管理信息化、流程化，实行网络信息系统流程化办公、管理环节清晰化、办理进程透明化，屏蔽人为因素干扰，实现依法依规办事，公平、公正、公开办事，实现公众对基层各管理环节的有效监督。同时，为公众举报监督提供更便捷的手段，普及基层官方政务信息网站或微信公众号等，通过这些媒介，公开基层“三公经费”使用情况、涉民利益信息、公共权力清单等，公布基层公共部门事务工作流程图，或基层“小微权力”行使路线图，实现全过程痕迹管理，便于公众广泛参与监督。

(五)完善基层干部财产公示申报机制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腐败治理的终端机制，具有预防腐败、保护依法从事公务活动、保持公务活动廉洁性以及维护国家公信力等作用，融合了监督性与保护性功能。为了更好地预防基层腐败，在权力机关、公共资源重点部门、核心的关键性公共领域等，实行基层工作人员财产申报机制，在必要的情况下，可延伸至家庭成员财产申报、面向社会公示等机制。根据基层工作领域宽广、工作事务繁杂的特点，要科学合理地设置针对性强的基层干部财产申报内容，针对核查对象所处不同行业、不同身份、不同职级、不同任职阶段，设立符合不同实际需要、具体要求不尽相同的申报公示制度，形成基层干部财产申报公示体系。

在基层干部初任、入职前，进行财产申报核查备案，对于基层权力要害部门，可实行面向全社会公示新入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内容和核查情况。基层干部轮岗交流、提拔任职时，执行其财产申报审核公示制，对干部在原任职上的廉政情况进行核查。由于基层干部人数多，在轮岗交流时可按比例随机抽查审核，重点核查提拔任职对象。在基层干部卸任、辞职、退休时，也执行财产申报审核公示制，作为其卸任的必备手续，或为其退休后享受相应福利待遇的必要条件。对离任或退休的基层公职人员，尤其是原职在重要岗位的工作人员，要明确规定其离职后在一定年限内不得从事与原任职部门相关的工作，避免其利用原公职身份的延续影响力滋生腐败。

(六)建立基层干部任期交叉机制

为进一步发挥好基层民主，在权力机关、公共資源重点部门、核心的关键性公共领域等，改善现有基层干部较长时间在某一固定岗位上负责某固定职责、掌握某固定职权的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固化人际利益链，尝试在某些有实际需要的部门执行基层干部任期交叉机制，以此实现基层公共部门不同层级间、同一层级不同岗位的管理。既可以相互监督，有效地预防腐败，又可以培育基层民主，从根本上消除域内人文环境因素滋生的基层腐败。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我国某些基层岗位实行任期交叉制，分类设置不同年限的任期，还可以实行上下各个不同层级间或同一级别不同岗位间任期交叉执行。尤其在权力、资金、资源集中的关键领域和重点部门还应注意缩短任期时长。举例说明任期交叉的概念：从纵向上，若某公共部门的正科级干部任期设定为3年，在其正科级干部在此部门任职的第二年，轮岗副科级干部;假设其副科级干部的任期也设定3年，在副科级干部在此部门任职的第二年，轮岗科级以下的干部，以此实现基层公共部门的每个层级工作人员，在自己的每个任期内，都会接触到至少两任不同的上级和不同的下级。从横向上，若某基层公共部门设定为3年任期，本部门内有3名基层干部，每名干部的任期均按同一级别岗位要求设定为3年，但每名干部的任期起止时间不同，任期执行交叉。若第一年甲、乙、丙三人同在一个部门，第二年甲的任期已满，被轮岗到别的部门，新轮岗来的丁接任部门内甲调走后空置的岗位。也可以理解为，在部门主管1个任期内，其若干名下属并不是长期固定，下属各自在部门任期内轮岗不同的岗位。

基层干部层级任期交叉机制，应从基层党建、制度建设、行政管理、干部流转等多方面统筹考虑，不宜广泛推广，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实践。而对于不适用的基层公共部门，例如保密性要求高且腐败风险小的工作岗位，也要从科学角度考虑，另当别论。

(七)建立基层干部任职民主评议机制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共部门的基层单位或基层组织代表党和国家最直接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强化基层一线公共部门的公众服务意识，引导其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消除公共权力为私所用的思想有助于避免基层公共部门腐败的发生。基层干部为公众服务意识的增强不仅需要其自身觉悟和素质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评议机制的保障。高效的评议机制应该建立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之上，需要发挥基层公共部门内部和以组织服务对象为代表的外部群众的评议作用。具体而言，在权力机关、公共资源重点部门、核心的关键性公共领域等，基层公共部门的干部招录、使用、提拔，要逐渐让基层人民群众更多参与进来，让基层群众的良好评价成为基层干部招录、使用、提拔的首要条件和参考依据。对于基层干部的提拔使用，要面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和建议。对拟重用提拔的基层干部，在注意回避原则的前提下，对其服务对象和部门内干部群众进行双向民主评议。民主评议的内容要从服务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符合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科学设定具体的评议内容，细化考核条目，量化指标，广泛考核干部的德能勤绩廉，适度增大德和廉的分值占比。本单位或本部门内部的干部群众应该全部参与民主评议，但由于对外服务的对象面较广，可采取在有效监督下进行随机产生服务对象民主评议考察组。基层干部在民主评议中，超过一定比例不过关的，一律不予任用提拔;基层干部在民主评议中成绩优异的，优先任用提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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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婷，任中平.治理基层腐败的紧迫意义与策略选择[J].法制与社会，2015(25)：154-156.

责任编校 陈 瑶

作者：刘志辉 肖喆

第3篇：中国预防腐败的制度研究

摘 要：一直以来，腐败都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从过去的“三反”、“五反”到现在建立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制度，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于惩治腐败的决心。但是应该怎样惩治和预防腐败，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就需要加强对广大干部的教育，尤其要加强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做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中央和政府要加强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的制度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预防与腐败的反腐制度，真正做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预防腐败；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群众监督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深入发展，广大干部放松了自己的黨性修养，滋生了一系列背离人民群众的腐败思想，忘记了自己当初的信念，忘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窃取了党、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严重损害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就必须从思想、政治、组织、制度和作风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实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建立健全、完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体系建设，构建权力制约监督体系与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权力运行中的监督作用。

1 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加强和改进党对思想、政治、组织、制度和作风建设等方面的力度，这是我党从严治党的强烈要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问题决定》中提到的“不适应现在的形势、新时代的任务和要求，同时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等六大严重问题”，说明了我们要急需加强对党的管理和治理，这样才能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水平。如何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以及怎样加强、改进党的建设是我党面在新形势下对新队伍建设的强烈要求。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要准确地把握机遇，迎接新的挑战，才能更好的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006年6月30日胡锦涛在庆祝建党八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要把党建设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就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巩固，并且要经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从而才能更好地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把我们党建设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服务型政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以及服务水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维护好、发展好和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就是要加强广大干部的思想建设，提高广大干部的党性修养，让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利益观、道德观、权利观、和群众观，从而真正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加大中央对腐败的预防和惩治力度，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建立国家其他制度的基础。我们要加强该制度的建设，必须从中央做到民主，实行权利公开，大力加强党内的民主制度建设，使广大人民代表明白自己的权利是谁给予的，应该为谁服务的宗旨。中央是全国的中心机构，也是全国的权利中心，党要始终加强广大干部的思想教育，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做到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认真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从而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提高党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能力。加强党的领导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起到保证作用。要大力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让广大干部树立牢固的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的思想；加强中央对政府的监督力度，政府是党的一系列政策，路线和方针的执行机构；加强对其的监督，有利于国家权力的民主化和制度化，让国家权力在阳光下得到有效的运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2 加强和完善党的预防腐败制度建设

首先，党和国家历来就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制度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曾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一些错误，虽然与当时的一些领导人的思想和作风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相关制度没有建立和健全。没有良好的制度，就导致某些人肆意妄为，甚至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的根基。所以要加强制度建设，因为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等特征。”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想有效预防腐败，必须加强制度建设。”

其次，预防腐败的基本要求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中纪委十七届二次全会强调：“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证明，预防腐败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惩防并举、统筹推进、重在建设”等十六字方针，同时还要做到“四个结合”，其中对于广大党员和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加强制度建设相结合”。突出强调制度建设对于反腐倡廉的重要性，所以在生活和工作中不仅要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还要加强他们思想中的制度建设，用制度来管人。制度建设是党在新时期要反腐倡廉的基本要求，而且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形成一套健全、完善的反腐体系，才能为实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后，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加强和完善党的预防腐败制度建设。但是怎样有效解决这个有关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呢，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健全的、完善的、能够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同时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同时，也要构建权利制约监督体系与机制。胡锦涛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同时要坚持任何人在制度面前都没有特权的权力。而且要牢固树立用制度约束自己的思想，并且在生活和工作中要带好头，坚决用制度来管人，更重要的是要坚决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加强和改进党的制度建设对于预防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只有大力加强制度建设，才能从源头上解决滋生腐败的深层次问题；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人牟利、不正当行为的发生；才能把腐败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所以要党和国家必须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

3 完善法律体系，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

（1）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用法律的手段是惩治和预防犯罪，是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强制手段。随着我国立法工作步伐的不断加快，可以说，目前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方面已经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发展，对我国的立法工作提出了许多更新、更高的要求。为了构建科学、完整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央必须从源头上加大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

首先，加强广大干部的思想认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没有对预防腐败制度形成深刻的认识，缺乏对自身强有力的思想教育，没有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关于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方针政策，没有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经不住外部环境的诱惑和考验，从而对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所以必须加强、改进对预防腐败工作的宣传力度。

其次，加强和发挥监察机关的作用。“一直以来，由于党和国家的反腐败监督机制和体制不够完善，同时法制建设较落后，更有甚者有些地方的监察力度和监察工作不到位，所以加强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才能更好的预防腐败问题的滋生。”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才能更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预防和惩治腐败。

最后，加大基层的反腐力度。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些地方的反腐力度不够强，其具体的表现是基层的办案力量有限、基层的办案技术和手段跟不上时代的要求以及中央对基层的关注力度不够。

（2）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团体的监督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缔造者，是国家的主人。党和国家要全心全意对待他们，做到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对于他们的困难，我们要用心去听，从实际出发，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时要加强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让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在生活和工作践行“三个代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让广大党员和干部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真正做好预防腐败的工作，离不开“教育、领导、监督”以及“机制，法制，体制”等等，而且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

胡锦涛说：“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要我们首先要树立人民群众的立场，从思想、感情和工作上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有可能依靠群众，将反腐败工作引向深入。”“在深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要依靠人民、调动人民，才能圆满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以及法治目标。”我们要建立健全有效的预防腐败制度体系，必须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只有发挥他们监督作用，才能更好的预防和惩治腐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实现我国长治久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伟大复兴。

4 结语

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提高广大干部的党性修养。建立健全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体系，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现国家法治能力和法治体系的现代化，构建权利制约监督体系与机制。加大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才能更好的预防和惩治腐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实现我国长治久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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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赵苑达.《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实施纲要》辅导读本[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

作者：马波涛

第4篇：如何预防治理腐败

如何预防治理腐败 预防和治理腐败是实现党执政兴国，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开展反腐败斗争，预防和治理腐败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只 有找准腐败发生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否则治腐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我认为造成 腐败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1、理想信念弱化，宗旨意识不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些党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放松了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对党的信念动摇，党性不强，经不住金 钱美色的引诱，蜕化变质，腐化坠落。

2、法律、机制制度不完善是引发腐败的重要原因。随着经济的转型，管理社会事务的有关 法律、法规、管理机制和制度建设滞后于形势发展需要，为腐败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3、私利驱动、滥用权力的现象突出。腐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追求私利而导致公共权力的滥 用。

4、监督乏力，管理不到位。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那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家长式”权力机制， 在经济体制转型时依然存在，这是出现对权力难监督或监督乏力的根本问题。 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要把教育放在首位和深化 “三项” 制度改革， 完善制度作保证，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解决腐败的深层次问题，在继 续坚持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的同时，要把反腐败与改革结合起来，创新治腐机制、制度和 监督方式，加强源头预防腐败。

1、创新宣教形式，构建保廉教育新格局。思想支配行动，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 想和道德的蜕变。因此，防范治腐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要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 思想政治素质，尽快建立和完善教育防范机制，采取多种宣教形式，运用各种教育手段构建 党员干部思想警示保廉教育新机制， 筑牢预防腐败行为发生的政治基础， 提高广大党员干部 自我觉悟、自我抵制各种腐败侵蚀的能力。 (1)抓好理想信念教育，树立执政为民廉为先的保廉思想。 (2)推行提醒保廉防腐新思路。 (3)开展警示教育，做到警钟常鸣，警醒不断。利用示范典型、剖析案例，开展警示教育， 创新教育机制，经常给领导干部进行提示警醒。 (4)实施对导致产生腐败的相对人教育。腐败的发生都是由于一些易产生腐败的环节通过 “腐败的暗中市场”实施“交易”产生。

2、建立科学合理的“人、财、事”管理新机制。强化机制制度建设，用制度管人、管事、 管物、管财，严把钻制度空缺造成权力被滥用的第一道关口，使权力在特定时期、特定阶段 能够在特定的机制制度下规范运行。 首先是深化人事制

度改革。 人事制度的不完善就会出现 用人失误、 “小圈子”用人、凭口感用人的弊病，使一些靠讲假话、吹牛拍马屁、无德才的 人得以提升重用。实行公开推荐，选拔，差额选拔，公开招聘领导干部，条件允许可推行群 众直选领导干部，增加用人透明度，防止任意用人、关系用人，遏制领导干部用人上的以权 谋私，用健全规范的选人用人机制把德才兼备，忠诚党的事业，一心为公的好人选进领导岗 位，把无德无才、无能无力者或是靠吹牛、拍马屁、说假话欲进领导干部队伍的心术不正的 人拒之门外。否则，用人不慎就会使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极大损失。 (1)合理设置权力。对于审批权的设定必须进行科学论证，要加强权力源头的治理力度， 确保权力的源头科学合理有效，使审批行为规范透明，建立制约机制，对于某些重大事项的 审批，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

(2)加强审批立法。为了使行政审批行为有法可依，要不断加强地方经济立法工作，以法 律的形式明确行政审批部门的审批权限、 审批程序， 从法律上杜绝政府部门利用行政审批权 干预企业经济活动。 (3) 推行稽察制度和复议制度。 实行重大行政审批项目稽察制度和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度， 对稽察出的违规违法审批问题，坚决进入法律处理程序。推行行政审批复议制，拓展行政复 议承办渠道，切实保障行政审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4)加强内部程序监管。各级领导在考察调研等活动中，对审批事项一律不得自行承诺， 坚持会签制和办公审批制。 腐败很大程度是由于追求私利而导致公共权力的滥用。 反腐败应以防止公共权力滥用 为中心，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监督制约的法治化手段来限制权力、制约权力、净化权力。

1、 从法律上规范权力行使， 制约权力运作。 建立以法保廉体系， 制订和完善各种保廉法规， 以法促廉、以法保廉，把廉政体系建设纳入法制化的管理轨道，以法律的严肃性加强权 力监督，约束权力运行。

2、 不断创新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强有力的监督体系，形成整合力，才能有效防止腐败。目 前我国的监督机构设置也很多，有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 督、媒体、社会监督等各种监督机构。而这些机构的监督整合力没有得到很好发挥，职 责不够清晰，监督权力不灵，有时似有形同虚设，不时会出现监督“空档”现象。因此，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使各监督机构有职有责，监督到位，必须加强监督体系的立 法建设，从事前、事中、事后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对用权行为实行有 效监督，以利

第5篇：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努力铲除滋生腐败的条件和土壤，是人们面临的紧迫而艰巨的重要任务。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当前应从三个方面着重做出努力。

一、强化党风廉政教育，提高领导干部素质，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

事实证明：出现一些令人痛心疾首的消极腐败现象，大量是因为学习、教育不够产生的。由于封建主义思想残余，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侵蚀，一些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扭曲，再加上少数国有企业的党组织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不得力，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对党员干部疏于教育、管理和监督，致使有些消极腐败不见得蔓延。要从根本上、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就必须充分认识反腐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充分认识学习、教育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当前，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针对党员干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把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什么必须坚持、什么必须反对等要求，明白无误地灌输到党员干部的头脑中去，使党员干部知道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通过强化教育使党员干部做到时时刻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当好“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

二、严把干部选任关口，健全干部管理制度，夯实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

选贤任职，事关重大。首先，要严把组织考察关。要全面贯彻“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要搞五湖四海，反对“以人划线”和以“地域划线”;不仅提拔要考察，提拔后也要考察。考察要注重对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包括道德品质的考察，不能只重才而轻德。选拔重用的干部必须是那些

真正的政治坚定、实绩突出、作风正派、清正、廉洁、群众拥护的干部，对那些政治信仰动摇、工作不负责任、不顾大局、不守纪律、不干实事的人;对那些不讲原则、回避矛盾、吹捧逢迎、见风使舵的人;对那些热衷于投机钻营、跑官司要官、争权夺利、拉帮结伙，以及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人，不仅不能提拔，还要严厉批评，问题严重的，要坚决查处，绳之以纪律。同时，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要真正形成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扩大民主，强化竞争，多形式地选拔干部人才。其次，要建立健全谈话制度。党组织对新委任、聘任的干部在任前要进行党风廉政教育，提出明确的廉政勤政要求和严格的权力行为规范，对其任职的职权的范围、权力行使标准、权力运作程序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提示、交代清楚。第三，要建立健全用人失察责任追究制度。对选拔任用干部违反干部政策，不按规定程序行事造成失误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对在干部任用上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受贿卖官的，一经发现就要抓住不放，坚决查处，决不姑息。

三、强化职工监督意识，完善民主监督体制，形成立体监督网络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会滋生腐败。加强民主监督，使各种权力运作都处于职工的监督之下，是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一条有效途径。党组织要从爱国的政治高度，从关心职工切身利益的经济角度，利用行之有效的宣传形式，切实加强对干部职工监督意识的教育，使广大干部职工牢固树立不受监督的权力导致腐败的观念;牢固树立主动监督别人和自觉接受监督的观念，形成监督者秉持公正、大胆履行职责和义务，被监督者正确对待、诚恳接受监督的局面。

在强化职工监督意识的基础上，要不断完善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积极推行厂务公开。对民主监督的难点和薄弱环节，一方面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善于从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发现和捕捉腐败问题的苗头，从中抓案件线索，抓

工作切入点，抓问题突破口，通过处理问题理顺群众情绪，通过惩治腐败鼓舞群众信心;另一方面要发挥监督部门信访网络信息多、反映快的优势，加强对腐败现象规律性的研究，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做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果断、处理问题恰当，将可能发生的腐败问题和影响企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建立健全立体监督网络，搞好全方位监督。党委、行政、纪委以及监察、财务、审计等部门要对企业执行国家和上级政策、投资、盈利、资产保值等情况进行监督。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党委要参与重大决策;要改变一些企业权力弱化的现状，实行主要领导分设，理顺党政组织之间的关系;要把企业法人的投资行为、分配行为、管理行为、消费行为等纳入法制轨道。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民主决策、财力和干部管理等方面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对重点部门、重点岗位，要建立健全权力分解和定期轮换制度。上级党委、鶳和纪检组织要经常深入调查研究，摸清监督工作的底数。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和中纪委关于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要求，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责任追究，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第6篇：烟草公司系统如何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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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公司系统如何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烟草行业担负着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任，建立行之有效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将有力促进行业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深入，对树立行业良好形象，提高竞争力，促进稳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建立健全与烟草体制相适应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一项新的重大政治任务。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个”环节抓紧进行。

一、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思想道德，纪律教育，进一步健全“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

进行惩治和预防腐败思想道德，纪律教育，要注重用先进典型示范教育和身边的反面典型警示教育相结合，尤其要抓住烟草行业收入较高的特点，加大腐败成本的警示教育力度。充分运用烟草区域网络优势，刊登案例分析，重点剖析腐败分子的思想根源，揭示腐败分子所付出的政治代价、经济代价以及对家庭的影响。通过现实的、活生生的腐败成本(算帐式)宣传教育使广大干部提高思想道德修养水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利益观，增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形成一种“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

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思想道德、纪律教育，是惩治预防腐败体系的基础工作。惩治和预防腐败思想道德，纪律教育，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为指导，结合行业，本单位党员干部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思想道德，纪律观念实际进行。通过开展教育，帮助党员干部职工不断提高对党风廉政建设，惩治预防腐败重要性、艰苦性、长期性认识，看清形势，端正态度，坚定信念，增强纪律性观念，自觉遵守党纪、政纪、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二、加强重点对象、重点部位、重点环节的有效监督，进一步健全“不能腐败”的约束机制,加强重点对象、重点部位、重点环节的有效监督，就是在监督对象上突出抓好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这个重点。做到有效监控重大事项决策权，不允许个人专断，有效监控单位内部人事管理权，不允许亲疏远近，有效监控工程项目经营权，不允许个人独揽。在监督的环节和部位上，要加大对用人问题上的监督检查力度，严肃追究用人失察失误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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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突出对掌握财权、物权和专卖执法权等有关管理部门和“两烟”销售、大额投资、原辅材料采购、重大工程立项等资金运作密集环节的监督，借助企业现代物流系统和信息化管理的优势，规范运作程序，加强跟踪监管，实行阳光运作，痕迹透明化管理，从源头上堵塞腐败的漏洞。通过加强重点对象、重点部位、重点环节的有效监督，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健全“不能腐败”的约束机制，使广大干部在权力运行中“不能腐败”。

三、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制度建设，进一步健全“不易腐败”的防范机制

科学、完善的制度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有效措施，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根本。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用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制度制定要以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为依据，充分发扬民主。要相信职工、依靠职工，充分调动职工参与制度制定的积极性。广开言路、采纳集中正确意见，形成旗帜鲜明，有职工基础可行的制度;对单位、企业法人权、行政管理权、生产经营权、人事用工分配权、人事任免权、资产处理权、财务开支等权力的范围、界定要科学合理。权力行使程序、结果认定要明确。对超越权力、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惩治要有力，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必须公开透明;把先进管理方式、先进科技设备用于对权力行使的监督，建立全方位、立体监控权力运作体系，防止专权，导致腐败;制度建设要与行业、企业管理体制相适应，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适应体制运行，使制度处于有用、管用、有效状态。落实制度是健全“不易腐败”自律机制的关键环节，只要各级领导干部自觉遵守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和严格依照规章制度办事，制度就一定会执行好、落实好。在制度建设中只要做到了严格要求，严肃制度，严明纪律，严厉处罚，就一定能够维护规章制度的严肃性，使广大干部在权力运行过程中“不易腐败”。

四、加强纠正不之风的工作力度，进一步健全“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

纠正不正之风，要结合行业自身实际，把重点放在纠正工作人员以权谋私，以烟谋私，滥用职权乱作用，不作为的问题上，损害烟农、零售户和消费者利益的问题上;“两烟”经营中借助专卖权力随意限制品牌调入，恶意拖欠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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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无序竞争的问题上;专卖稽查人员执法不公、不依法办案，方法简单粗暴的问题上。行业各级党、政领导、纪检监察部门、应深入职工、深入种植烟叶农户，深入卷烟市场，深入卷烟经营、消费者中、听取呼声和意见，及时发现不正之风的苗头，采取遏制对策;对损害国家、职工、烟叶生产者、卷烟经营、消费者利益不正之风的单位，要进行整顿、处罚，对单位负责人绳之以纪，对搞不正之风的违法违纪分子，要抓住不放，按照法纪规定，严肃查处，有选择的公开曝光，以儆效尤，使不正之风不能形成气候，坚决刹住，使搞不正之风的腐败分子得到惩治。通过加强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力度，健全“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使广大干部职工在工作过程中“不敢腐败”。

资料来源：http:///data/xdth/

第7篇：税务机关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税务机关是国家重要的行政执法机关，一直处于反～斗争的前沿阵地。多年来，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和机制改革，税务机关已逐步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现象得到很大程度的遏止，使税务机关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促进了税收执法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就整个税务系统来讲，如何从源头上根除～现象依然当前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产生主要环节

导致税务机关易产生～行为的主要环节往往发生在“权”与“利”的结合部位，也就是权力相对集中或与纳税人关系较为密切的关口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行政审批关。如减、免、缓、欠税款审批，涉税行政处罚事项审批，经费的审批，办公用品的审批等等。在这些审批事项中，如果缺乏科学严密的运行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就容易导致把关不严，该审批的不审批，不该审批的乱审批。

二是税款核定关。税额的高低，关系着纳税人的直接利益，一些人为了少纳税，总是想方设法腐蚀税收一线管理人员。如果定额核定工作程序不严密，监督制约措施跟不上，很可能导致不廉洁行为的发生，使定税行为使去公平、公正性。

四是税务稽查关。稽查是税收征管工作的最后一道关口，处于征纳双方矛盾的焦点，权力相对集中，从选案到实施检查，从审理定性到做出处罚决定，都与纳税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一些不法分子为了偷税逃税，或为了减轻、逃避法律的制裁，往往采取请客送礼、行贿等手段寻找突破口和保护桑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受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有些税务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甚至产生厌烦情绪和消极抵触心理，自我放松要求，自我降低标准，给各种不廉洁行为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从近年来开展的警示教育案例中可以清楚看出，～分子走上违法犯罪道路，都是从思想上的蜕变开始的。

(二)纳入日常系统管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健全的规章制度来管理。要建立组织，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一抓到底。做到有计划、有任务、有步骤、有检查、有落实，只有常抓不懈，才能抓出实效。

第8篇：税务机关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税务机关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税务机关是国家重要的行政执法机关，一直处于反腐败斗争的前沿阵地。多年来，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和机制改革，税务机关已逐步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腐败现象得到很大程度的遏止，使税务机关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促进了税收执法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就整个税务系统来讲，如何从源头上根除腐败现象依然当前工作的一

个重要课题。

一、腐败产生主要环节导致税务机关易产生腐败行为的主要环节往往发生在“权”与“利”的结合部位，也就是权力相对集中或与纳税人关系较为密切的关口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行政审批关。如减、免、缓、欠税款审批，涉税行政处罚事项审批，经费的审批，办公用品的审批等等。在这些审批事项中，如果缺乏科学严密的运行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就容易导致把关不严，该审批的不审批，不该审批的乱审批。二是税款核定关。税额的高低，关系着纳税人的直接利益，一些人为了少纳税，总是想方设法腐蚀税收一线管理人员。如果定额核定工作程序不严密，监督制约措施跟不上，很可能导致不廉洁行为的发生，使定税行为使去公平、公正性。三是发票管理关。发票不仅是收、付款凭证，还具有特殊的功能，如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是纳税人据以抵扣进项税额的合法凭证，这种特殊功能使得围绕发票发售、使用、管理等环节的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始终不断。四是税务稽查关。稽查是税收征管工作的最后一道关口，处于征纳双方矛盾的焦点，权力相对集中，从选案到实施检查，从审理定性到做出处罚决定，都与纳税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一些不法分子为了偷税逃税，或为了减轻、逃避法律的制裁，往往采取请客送礼、行贿等手段寻找突破口和保护伞。除了上述重点部位和环节外，税收征管的过程，就是与纳税人和物质利益打交道的过程，就是权力与利益的碰撞的过程，就是腐蚀与反腐蚀交锋的过程。如不能正确处理权力与义务、执法与服务的关系，不能做到严守纪律、廉洁自律，不能做到“慎独、慎微、慎权、慎欲”，任何部位和环节都可能导致不廉洁行为的发生。

二、产生腐败行为的主要根源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受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有些税务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甚至产生厌烦情绪和消极抵触心理，自我放松要求，自我降低标准，给各种不廉洁行为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从近年来开展的警示教育案例中可以清楚看出，腐败分子走上违法犯罪道路，都是从思想上的蜕变开始的。二是制度落实不到位。党风廉政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纸上写的多，嘴上说的多，墙上挂的多，认真落实少。有些同志对制度规定熟视无睹、漠然处之，使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三是征管机制约束不到位。税收征管软件的“机械”和“刻板”在促进税收征管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为党风廉政建设筑起了一道新的防线。但从现实情况看，人为的因素在税收管理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如税额核定，发票管理、税务稽查等，都赋予工作人员一定的权利，而在这些方面监督制约的机制不够健全，约束相对无力。四是监督管理不到位。失去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对税务干部的监督管理，还存在着失之以宽，失之以软的问题。特别是没有把干部的“八小时之外”纳入有效的监督管理之下，给个别私欲膨胀的干部留下了空档和可乘之机，导致了“吃、拿、卡、要、报”等为税不廉行为和收“人情税”、罚“人情款”等现象。五是惩处力度不到位。目前对于腐败问题普遍存在一种不正常心理，认为一些小节问题算不上腐败，见怪不惊，不值一提;发现问题想方设法遮掩，“家丑不可外扬”，内部做无关痛痒的消化处理，一旦发生“质变”，追悔已晚!

三、以人为本，标本兼治，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

(一)筑牢防腐思想根基。要正确认识税务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道德防线。开展反腐倡廉教育要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以从业道德为主要内容，积极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特别是通过开展树立先进典型、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等，引导干部职工充分认识腐败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要始终把教育放在首位，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干部的整体素质和免疫力。要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为一项政治纪律认真执行，真正做到依法治税，依法治队，从思想源头上筑起防腐败、反腐败的牢固防线。

(二)纳入日常系统管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健全的规章制度来管理。要建立组织，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一抓到底。做到有计划、有任务、有步骤、有检查、有落实，只有常抓不懈，才能抓出实效。

(三)实现“制度管人”。一是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关于税款征收、管理、稽查、行政处罚以及人事、财务、物资等具体管理办法，结合税收征管改革、机构和人事制度改革，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部位和环节，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构建全方

位的执法监督体系，减少腐败现象发生的条件。二是进一步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把税收政策、执法程序、执法责任、违法违章处理等情况公之于众，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三是通过信息化建设，把税收执法的各个环节都纳入计算机管理，网上运行，使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的运作更加规范公开，实现由“人管人”到“机器管人”的转化。

(四)强化监督制约。税务人员代

表国家行使执法职责，手中掌握一定的权力，与形形色色的纳税人打交道，如果不动提高自身廉政修养，自觉接受监督，就会陷入迷途，甚至自毁前程，身败名裂。目前，重点从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两个方面完善规章，为实施有效的监督提供制度保证。一是监督关口前移。要加大对干部的监督力度，主动监督，提前监督，解决监督滞后、乏力的问题。二是拓宽监督渠道。建立健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监督制度，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合理分解和配置权力。三是延展监督领域。除了对干部工作时间内搞好监督外，还要将监督的重点延伸到“八小时”之外，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活动延伸到哪里，监督就实行到哪里。四是形成监督合力。要把易出问题的环节作为监督重点，把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监督的合力，将监督制约贯穿于权力运行的全过程，更加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

第9篇：国有企业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思考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标本兼治、从事后查处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将监督的关口前移，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一、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构筑反腐败防线的重要途径。 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对象是人，关键是要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领导干部尤其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因而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根本在于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不仅是纪检监察机关的任务，也是企业党组织、党政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

一是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增强法纪观念，带头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规，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二是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增强对非法利益或不当利益诱惑的抵御能力，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打“擦边球”。三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带头，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影响班子成员乃至职工队伍。四是企业领导班子落实“三个代表”要求，对上负责要保证国有资产的完整与安全、保值与增值，对下负责要努力使企业职工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五是坚持“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在企业中切实开展思想道德建设。

二、深入人事制度改革，把好选人、用人关是关键。 一是要扩大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和民主评议的范围，并不断改进方法，提高质量。二是要认真推行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和任职试用期制。三是要加大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的力度，完善干部交流、轮岗、回避等制度。四是要完善干部考核制度方法，积极推行干部考察预告制度和差额考察制度。五是要对在职的领导干部实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把审计结果作为、调整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六是要健全非选举产生的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和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加大调整不称职干部的力度。七是要实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选人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八是要改革完善选举制度，让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权利。

三、企业内部监督机制是反腐败工作的重点。

业内监督部门采用审计、分析、预算、核算、稽算、质检等经济技术手段和方法，通过查弊端堵漏和揭露虚假，可以维护企业内部正常的经济运行管理秩序，使之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强化业内监督，首要的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要支持业内监督部门强制性权限，使内业监督权力的行使能够制止、纠正违规违法行为，以及建议停止或免除有关责任人员

的领导职务。如果把行使内业监督权力只定位于“协调”，业内监督就可能成为摆设，或变成“讨价还价”的空谈交易，其次是加大业内法规的落实和监督力度。企业经济业务活动中的腐败行为所触犯的首先是业内法规，因此，必须采用有效措施，制止和制裁违反业内法规行为，以切实改变目前存在的业内法规有的刚性不足、执行不力，以经济处罚替代或停业取缔，甚至取代刑事追究等现象。三是改革业内监督方法和手段，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监控体系。在强调“关口前移”的同时，不忽视“事中、事后”监督，使“事前、事中、事后”三种监督相互补充，构成全过程监督。

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权力监督与制约，是治理腐败的强力武器

加强权力监督与制约，坚持以法行政，根据不同层次、不同岗位领导活动的特点，积极探索对领导干部实施有效监督的途径和办法，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那里，领导活动延伸到那里，监督就实行到那里，不断提高监督水平。全面理解和把握监督的内涵，把监督环节往前移，重视进行事前监督，防范于未然。健全党内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切实保障党员享有党章规定的批评权、检举权、申诉权和控告权。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系，强化纪律检查体制，强化纪律检查机关对同级党委的监督。

五、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治理腐败的根本保证。

企业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关键在于严格执行责任追究，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为一项政治纪律认真执行。那些出现重大经济损失的，发生重大事故和恶性事件的，群众反映强烈、长期得不到治理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影响获取非法利益的，对选拔任用干部违反有关政策和规定，用人失察的等等。都要进行责任追究。

六、保护和发挥好人民群众反腐败的积极作用，是反腐败工作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

实践证明，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我们反腐败的力量源泉。我们只要坚持惩治腐败，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能增强人民群众的反腐败信心和斗志。

要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大力宣传反腐败对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政治保证作用，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反腐败的方针、政策，宣传反腐败各项工作的动态和成效。要认真受理群众来信来访，鼓励群众实事求是地揭发举报，依靠群众揭发腐败问题、查办和突破大要案、严惩腐败分子。

总之，企业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应该同治理“边缘腐败”现象结合起来。诸如假文凭、假年龄、假数字、吃喝玩乐、江湖结义等等。对这些问题不能忽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会造成不良风气泛滥，影响到干部队伍的道德取向，

并成为一些腐败案件的直接导因。应下决心解决这类问题，剪除丑恶，既纯净社会风气，又促进反腐败抓源头工作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