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

第1篇：全球治理

谁在治理全球治理？

国际组织是国际社会中的主要行为体之一，对于国际组织的研究一直都是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领域，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近期，吴文成博士在其新著《选择性治理：国际组织与规范倡导》中，系统展示了他对国际组织参與全球治理的新理解和相关理论创新。他借鉴社会学的组织理论， 把国际组织作为一种官僚机构来研究，详细论述了官僚组织文化在构建国际组织理论中的作用，对国际组织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也对国际组织理论的创新进行了富有意义的尝试。

《选择性治理》一书主要探讨了国际组织在国际规范的扩散与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和过程。玛莎·费丽莫可以说是这一研究议程的开启者，《选择性治理》虽然也追随这一研究议程，但其关注的问题和理论创新路径均有所不同。其核心观点是，国际组织并不是国际美好道德的化身，也不是自动就能传播“美好”、占据道德优势的国际规范，而是有选择的。这是因为作为一种国际层次的官僚组织，国际组织有着自己的组织利益和组织文化，只有当国际组织中的人员和经费得到增长，组织利益得以保证时，其才有动力进行规范倡导和扩散。因此，在冷战后国际组织生存得以保障的背景下，国际组织内部的组织文化成了影响国际组织是否推动规范，以及选择什么方式进行规范扩散的主要因素，这类似于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当国际规范在国际社会初步形成时，国际组织会依据自身的组织文化重新诠释这种规范，从而对国际规范进行选择性倡导。

为了检验这种理论观点，作者运用了个案比较研究法，着重考察和比较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规范在三个国际组织中的过滤和扩散过程。《选择性治理》一书认为在20世纪末，随着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范进入垂直扩散阶段，在同一时间段内，针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这一单一问题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这三个专业性国际组织，针对如何才是最为有效的保护知识产权路径，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特别是教科文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倡导差异最为明显：具有“智识”组织文化的教科文组织倾向于对知识产权保护实行人权化倡导，而以组织的“贸易”文化强烈著称的世界贸易组织，则强调应确立绝对产权，主张对知识产权进行“产权化”国际保护。

总的来看，本书无论在理论还是案例研究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创新价值。国际组织的组织文化塑造了组织对于“如何才是最为有效的倡导国际规范方法”的认识是本书的主要理论创新，这一新的发现揭示了国际组织其实并不是自动倡导国际规范的，即当我们观察到国际组织向国家倡导某种国际规范、推进全球治理时，这种倡导已经经过国际组织的组织文化的过滤。换言之，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也是有选择性的，“全球治理”背后隐藏着像国际组织这样的有自己利益和身份认同的诸多“治理者”。

当然本书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未来应该考虑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应该进一步讨论当某一个国际组织倡导不同的规范时，该组织是否遵循了同样的组织文化原则，这样就能进一步检验和加强组织文化这一变量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第二、规范倡导类似一种营销手段，是要将某种规范像产品一样推销给世界各国，因此这其中就存在倡导的手段和策略问题，那么国际组织在倡导规范时，哪些情况会使自己背离自身的组织文化、哪些情况又会遵守，以及如何运用组织文化进行包装倡导，这些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三、为了更好地凸显组织文化的因果影响，作者将组织利益视为影响国际组织规范倡导行为的常量，但对于军事联盟性质的国际组织来说，组织内部通常呈现出领导国的利益和文化主导的局面，其生存与安全是首要考虑，理性计算也是其主导利益。此外，现实中，组织规模扩张和组织运算扩大并不意味着组织利益的获得。实际上一些地区性国际组织，如欧盟、东盟等国际组织都对规模扩大和组织运算增加持谨慎态度，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组织成本而非组织收益的增加，所以，将组织利益视为常量在这些情况下并不恰当。实际上，将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视为组织文化的一部分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不同的组织文化对于成本—收益的看法自然也不同。因此组织利益是否能够成为组织文化的一部分，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论证。

作者：贺刚

第2篇：全球治理变革与全球学学科的构建

摘要：本文细数新世纪以来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与挑战，并考察了学界提出的应对大思路：全球深度治理变革、全球法治、全球行政、世界政府与全球公民社会之路径。于此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并总结了全球学学科构建的方法论革命一方法论全球主义;以及学科构建的主要路径：跨学科一多学科路径、整体性路径、多范式路径和全球关系研究路径，并综述了全球学学科之可能的知识范畴框架——以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为逻辑起点，经过众议题研究，迭致全球秩序之逻辑终点的学科范畴体系。

关键词：全球治理　全球深度治理　全球学　方法论全球主义

人类进入21世纪刚十年，似乎就已经历太多重要的历史性事件：“9·11”、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SARS、联合国改革、金融危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北非中东“阿拉伯之春”、世界人口闯过七十亿大关等等。如今，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又已开始，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后果正在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冲击着我们这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和危机也在爆炸式地增长，而人类为此采取的应对和治理措施的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面对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该如何认识和思考?该采取何种治理措施来应对?甚至从更根本上说，我们人类究竟需要用什么样的知识、理念和方法来重新反思甚或重构日益失效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解释?

一、全球治理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全球治理作为处理全球公共事务的协调与合作活动并非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新鲜事。早在19世纪后期，国际政治中就出现了主权国家间就环境、卫生、通信和人道救助等领域的合作机制与实践。不过，当时国际事务的治理还主要体现在有限的几个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发展，全球治理无论在治理主体方面还是在领域范围上都得到了急剧的扩展。冷战结束以来，被纳入全球治理议程的议题领域更是极为广泛：从人类所处的环境生态危机到贫困与发展议题;从传统军事安全议题到能源和粮食危机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从跨国投资、贸易到全球金融体系监管;从人权人道主义等政治性议题到禁毒和防治艾滋病等社会问题。全球治理议程的范围在急剧地扩大。同时，全球治理的行为主体也日益纷繁复杂，从过去单一的国家行为体已经扩展到包括政府间组织、次国家行为体、地区组织、公民社会团体、社会运动、跨国行动网络以及跨国公司和地方非正式组织等等，几乎所有的治理议题的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到了治理议程中来。尽管人类的全球治理实践有了全面的发展，但好像仍然没能有效地遏制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全球性危机和风险日益加剧的步伐，全球生态与环境问题(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危机和生态系统损失等)、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全球竞赛规则(核不扩散、知识产权保护、贸易规则等)等等，都已变得更加日趋紧迫和严峻。国际社会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球治理的呼声与日俱增。自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得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全球性风险急剧加大，现有全球治理的模式和机制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危机和挑战。概括言之，这些危机和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面临的全球风险和治理难度空前加大，全球治理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

南开大学吴志成教授等人认为，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1、全球经济发展进程越来越不平衡，全球贸易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国际规则制定和秩序中国家间的悬殊地位等更容易诱发其它全球性风险的发生和加剧，并严重地抑制了国际社会的应对能力。2、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转向隐蔽化，如2008年11月到2009年12月间，世界各国共采取了297项“以邻为壑”的措施，而从2009年12月到2010年11月，世界各国共采取了395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3、货币纷争成为主要大国共同的纠结，特别是美国的不负责任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G20会议上难以达成有约束力的稳定汇率方案，都极大地加剧了全球经济风险。4、国际金融市场整体性监管体系的缺乏以及国内金融体系与全球金融体系之间的高关联性，使得全球金融市场安全问题日益凸显。5、全球气候环境治理谈判在关于设立强制减排指标以及给予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援助问题上，陷于相互推卸责任和对抗的恶劣局面。6、国际贫困与社会不平等问题依旧突出。7、世界粮食与能源短缺的压力增大。8、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呈现扩散趋势。9、跨国流动，如资本、技术、信息的快速流动以及全球人口流动的便利等，给各国的经济、金融、信息、科技、政治安全等带来越来越多的隐患，也容易引发世界的高风险。10、经济全球化中不断显现的超国家因素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行使带来了空前的政治压力，国家独立应对和处理全球化压力的能力日益弱化。因此，加强全球合作治理便成为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的客观必然。

其次、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机制正陷入深度的危机之中，难以应对空前扩展的全球治理任务

北京师范大学张胜军教授指出，这种危机主要有：应对全球治理新挑战的各种传统治理机制和新生机制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能力严重不足;大国治理世界的意愿下降;更为關键的是，“当前各种全球治理机制之职能和权限大都限制在主权之间和之外的国际公共领域，属于外部或替代治理机制，而能够深入到国家内部监管的深度治理制度却几乎空白。然而，当今世界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大多数却来自于主权内部”。因此，只有对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机制进行有效的制度改革和创新，才能够适应日益增加的跨国和全球挑战。

第三、全球治理本身存在的一些根本性困境和缺陷

当今全球治理机制实质上是为应对全球公共危机而采取的一种多元行为体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机制。从集体行动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利益相关方必须有合作意愿并且能有参与进来的渠道，集体行动才有可能实现;另一方面，集体行动机制必须能够解决“搭便车”的行为，才能够实现公共物品的充分供给。据此，中国政法大学蔡拓教授等人认为，如果以上述两个标准来衡量当今全球治理所存在的问题，其根本性困境就是“参与的赤字和责任的赤字”。就参与赤字来说，现有的治理结构未能充分表达许多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意见和愿望，许多行为体没有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去的渠道;就责任赤字来说，许多行为体往往采取免费搭车而不是寻求持久的集体解决的行为。究其原因在于当今世界的全球治理行为体依然抱有“国家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主导下，“孤立式的应对行为”和“趋利避害式的应对行为”成为全球治理行为体对待全球治理责任的主要行为方式，由此导致当今世界全球治理陷于困境。

总之，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全球治理机制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在挑战，也面临着内在机制上的深刻危机，而国际社会要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风险和治理任务，就必须考虑和着手推进全球治理的深度变革。

二、全球治理的深度变革

关于全球治理变革的探讨，应该不是学界的一个新话题，在过去的研究文献和成果中，

关于变革途径和指向的探讨主要围绕国际社会合作机制与理念、民主赤字的弥补等方面。在本次研讨会上，众多学者就此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宏观的治理变革大思路，这可以说是当前我国国内学界思考全球治理变革问题的系统性成果，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球深度治理

所谓“深度”治理不仅是指深化现有治理机制的功能，更应是指全球治理的范围和议题所“切入”主权的深度。北京师范大学张胜军教授在其论文中指出，“协调内政”，即“国家在制定政策方面的网络化协调”，是“全球深度治理”的核心所在。目前，这种协调内政的跨国合作机制有三种：1、一体化的国家内政协调网络机制，如欧盟;2、具体议题领域的国家内政协调网络机制，如北美自由贸易区;3、区域性的协调，如亚太经合组织。张胜军教授指出，成熟的跨国管理机制，除了跨国公民社会机制和G20等政治组织外，还需要建立具有权威的跨国监督机构，并且与前二者建立起相互衔接的机制。其中权威监管机构“将根据跨国公民社会提出的通盘计划提出建议，经民族国家政府同意并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全天候或定期就各国政府的政策和效果进行评估、监督。”这种全球治理监管机制的设想有理想化的成分，但显然也正击中了当前全球治理机制缺陷的要害。全球治理机制中权威监管机构的缺位，可能是导致当今世界全球治理难以有“深度”的最核心的原因之一。

(二)全球法治/法制

法治之于国际事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国际法学界可说是无需论辩，但是对于我们探讨全球治理的深度变革来说，这却应该是一个必须辨明的问题。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如果缺乏全球法治的约束和保障，全球治理能否结出“善治”之果就会是一个疑问;反之，全球治理在范围上的扩展也催生和提升了全球“法网”的密度及其价值诉求的层次，从而进一步约束和保障了全球治理“善治”目标的实现。对于全球法治与全球治理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和促进的关系，厦门大学刘志云教授从二者之间互动的角度给予了深入地剖析和论证：在人权和人道主义、外交制度、武力侵略、恐怖主义、禁毒和防治艾滋病等全球性问题的治理领域，国际强行法规则确保了全球治理的价值方向和治理成果。全球法治/法制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约束搭便车行为，对全球治理的价值和方向具有示范、导引和塑造作用。全球法治/法制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透明度”、“责任性”、“有效性”、“参与性”和“回应性”的制度内核，促使了全球治理往“善治”靠拢。全球治理通过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的普及化、国际多边和双边协议及区域机制、跨国公民社会和跨国公司等创建新的规章和规范的“私政府立法”模式等，扩展了全球法治，法制的规模。总之，全球治理与全球法治，法制的互动和相互导引，共同塑造了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局限的价值，推动了“良法”与“善治”局面的呈现。

(三)全球行政

关于全球行政或者说世界行政的概念在此之前已经被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出，他希望人类在应对和解决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的挑战时能够建立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weltinnerpolitik)”，“这样的机制能够补偿民族国家所失去的功能，同时又不偏离民主的合法程序。”的确，当今时代以跨政府规制的方式来应对全球化所产生的后果的管理范围和形式在急剧地扩张：各种非传统安全、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和金融援助的条件、环境保护、银行业和金融规制、法律实施、电信、货物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劳工标准以及包括难民在内的跨境人口流动等等。人类在应对这些问题时，分散的国内规制和管理措施已越来越难以凑效。因此，复旦大学苏长和教授认为当今时代全球化发展所产生的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需要通过全球行政的途径来解决，全球行政实施的主体和机制主要包括：政府间国家组织、非正式组织的合作网络、私人机构、公司合作机构、从中央到地方的跨国合作网络等。事实上，在当今时代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政府间合作网络的建立，已使得许多原属主权国家内部的行政规制决策从国内层面转移到全球层面。据此，我们可以将全球行政的规制和实践概括为这样几种方式类型：各种跨国家或超国家机构及国际组织实施的规制和治理;国家或次国家行为体(国内部门或地方政府)基于跨国和超国家合作安排或规制所实施的共同行政;国家或次国家行为体(国内部门或地方政府)依据各种条约、国际承诺及其他合作机制的约定所实施的分散行政;非政府部门依据授权职能所采取的国际协调行动等。

(四)世界政府

关于建立世界政府的主张要比世界行政的思想更源远流长，早在西方中世纪之前但丁就专门论述过世界帝国的思想，近代的思想家如康德曾提出“世界联邦”的思想，现代的国际政治理论家温特也提出过建立世界政府的思想，但这些思想主要是针对如何克服无政府状态，实现世界和平的目的而设计的。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后果的世界政府思想包括，如戴维·赫尔德等人提出的世界主义民主思想等，但并不如历史上的思想家们那么雄心勃勃。倒是冷战结束以后，为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及探索联合国的改革问题，国际社会中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世界政府思想。其中199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世界发展报告就曾提出过当时令人吃惊的“建立一個世界政府”的主张，这份报告认为，类似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各地区的开发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组织等等已经为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提供了基础。显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建立世界政府的时候还远远没有到来。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庞中英教授认为，当下建立一个这样的世界政府的条件已经具备：全球化的经济打破了国际国内的界限;民主化的趋势要求突破民主国家的界限，扩展为全球民主;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治理实际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世界政府功能;在实践层面上，欧盟已经建立起了地区层次上的“世界政府”;在全球层面上，联合国改革的进程已经启动，目前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其关键是要落实、再生联合国创始时的伟大理想，以及按照世界政府模式改革联合国。由此出发，庞中英教授提出了一种关于全球民主政府的设计主张：1、联合国安理会、G20合并组成全球政府的执行机构，取消任何大国特权，民主管理多元、多极、复杂的世界体系;2、联合国大会成为世界议会，转化目前的国际法为全球法，并制定新的全球法;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并，组成独立的全球货币组织(WMO)，管理多元世界货币体系，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平等问题;4、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完善，去除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条款，以“自由贸易”和“公正(公平)贸易”的相互结合为原则，管理全球贸易;5、解散目前的北约，以联合国的维和部门为框架，建立全球安全理事会(不同于旧的联合国安理会)和全球维和部队，维持世界秩序。庞中英教授特别强调，全球治理的根本前途在于超越“改革”，“另起炉灶”，建设、塑造世界民主政府，即把“政府”和“治理”通过全球民主结合起来，才是全球危机的根本解决方案。

(五)全球公民社会

全球公民社会参与全球治理应该说表现了全球治理概念中的基本意思，但是在一般的研

究中，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都集中在倡导议题、专家技术、监督公约的执行等方面，依然只是在为政府拾遗补漏。而现有的关于全球治理的研究重点也大都集中在跨国机制、超国家治理机制和组织机构及规制等层面，这总不免让人感觉到国家政府的身影隐藏在里面：跨国家治理总是显现为一种国家间进程或是由国家政府主导，超国家的东西也总是要由国家政府建立并由国家政府授权。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不论转多少弯、换多少张脸谱，里面真正的“李逵”好像还是国家政府。中国政法大学刘贞晔教授关于全球公民社会的论文则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不同于前述的画面：其一是全球公民社会的治理绝不仅仅是为国家政府拾遗补缺，而是具有一种“抵制国家”和“治理国家”的意蕴。全球反核议题的治理运动、全球反酷刑治理运动以及关于全球人道主义治理议题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运动等等，都反映了一种“抵制国家”和“治理国家”的全球治理内涵。其二是全球公民社会的治理不从属于国家治理，而是一种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在通常被视为一种跨国家或超国家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最终被落实为一种国家政策或行为。而全球公民社会的治理则更多的是深入到社会内部，落实为一种社会的治理与变革。如在人道救助、灾后重建、公民社会培训、脱贫与发展等领域的全球公民社会治理活动就体现为社会自我治理的内涵。其三是全球公民社会的治理相较于国家、跨国家和超国家治理具有特定的治理优势。例如在全球人权与人道主义议题领域，国家政府自身就可能是一个治理的问题源，一方面国家的治理往往体现为消极意愿甚至是问题制造者，另一方面国家间或超国家治理进程又往往被阻隔在干涉主权的争议之中。而全球公民社会的非主权治理则极大地减少了这种麻烦。这是因为，在全球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家政府与全球公民社会之间主权管辖的对应性断裂了，国家面对全球公民社会运动及其力量并没有主权管辖权，全球层面的公民社会运动也不服从任何主权权威;但是反过来，它们则在国际政治领域不断地推动新的国际规范和价值理念的产生，进而国家主权不断地受到越来越稠密的规则约束，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了治理进程取得进展。因此，全球治理的深度变革有赖于一个更强大的全球公民社会的成长、成熟。

总之，人类社会为应对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发展及其后果，就必须在全球治理的机制和模式上实现深度变革。而要实现这种变革，我们就必须跳出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和国家间政治的学科理念，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上进行更加深刻的理论反思和学科反思，并构建出一整套适应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变革需要的新学科——全球学的学科范式。

三、全球治理变革时代呼唤新的学科——全球学的构建

任何一个学科的产生都是时代的产物。全球学这个学科的产生同样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时代呼唤的结果。一方面，全球化所造成的后果及全球治理所出现的困境，亟待我们寻找解决的出路;另一方面，我们的即有知识体系已不能有效地回答全球化时代提出的新问题，由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解释范式乃至创立新的学科便提上了人类知识发展的日程。构建全球学学科知识探索任务的提出正是反映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时代需要。

(一)全球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础

人类现有知识体系在解释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提出的新问题时面临着种种困境，究其根源要到方法论层面寻找其症结。北京师范大学张胜军教授认为这种症结就在于方法论国家主义的神话。方法论国家主义将民族国家看作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将人类依自然分布组成民族国家并与其他国家分别开来看作是天然既定的人类知识构建的出发点。然而，全球化及其后果前所未有地冲击了立基于此的现有知识体系。因此，我们就有必要打破方法论国家主义的神话，代之以一种新的方法论来重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时代的人类知识体系。

打破方法论国家主义的神话，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解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变革时代人类所面对的一系列新问题。方法论国家主义强调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和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并以此为坐标来寻找应对全球化后果的治理之策，结果导致人类寻求解决全球问题治理的目的与国家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南辕北辙。人类要真正探寻到解决全球问题的途径就必须摆脱这种方法论上的困境，确立一种全球主义或者“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在承认人类社会存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超越民族/领土国家的局限，以全球的视野和全人类利益的立场去认识和探寻解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所提出的新问题。这种方法论的确立，使得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具有了本体论意义，超越民族，领土国家的人类共同体和人类共同利益成为了我们探寻解决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的理论元点。

当然，以全球主义的方法论来代替方法论国家主义，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民族/领土国家的存在意义。客观上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国家仍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支点，任何急于全面超越国家主义的观点和行为都是违背现实的”。但是，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时代下，民族/领土国家必然会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约束，并必定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如民族国家的自主性、自助性和自足性都被弱化，主权因而也变得更具有弹性。因此，我们只有打破方法论国家主义的神话，以全球主义为参照，重新思考、解读和重构现有的知识体系，才能够从根本上探寻解决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的途径。这就必然要求我们以全球人类整体和人类共同利益为人类知识体系建构的元点，建构起一门新的知识学科——全球学学科。

(二)全球学建构的路径

作为拟议中建构的一门新学科，如何建构该门学科的知识体系，还需要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并且这一过程肯定会存在巨大的难度。但令人高兴的是，全球学学科建构的日程一提出，学者们就提出了众多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上的建构路径。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多学科—跨学科的路径。全球学学科研究对象主要是全球化、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等一系列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挑战，问题领域广泛，因而也常常被人们视为全球问题学。其所涉及的学科众多，“成为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传播学、管理学等学科关注的对象和研究的分支领域”，而这其中任何一个学科的问题单独拿出来都“尚不足以体现全球学的学科本质与内核”。即使所有学科的问题加在一起也难以整合出一个单一的学科内核范畴体系。因此，全球学的建构只能采取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路徑。

2　整体性的学科路径。整体性的学科建设路径可以说是扎根于方法论全球主义的哲学根基——全球整体和人类共同利益这一理论元点之上。中国政法大学曹兴教授就认为，全球学的学科构建一定是要朝着“GIobalology”而非“Global Studies”的方向发展。为此，全球学学科建构必须解决如下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必须有能够贯穿于全球学整个体系的研究方法;必须确立或找到全球学的核心范畴和逻辑起点;必须综合并提升组成全球学范畴体系或全球学范畴群。如果这些根本性问题得不到解决，全球学学科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应该说，由于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存在的广泛性及其生成的复杂性，要从众多的高度分散的研究问题中概

括出高度统一的学科核心范畴，全球学建构的整体性路径还有极为长远的路要走。

3　多范式的路径。该路径更强调全球学的学科群建构路径。全球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主要指向现实中的全球化现象及其所造成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与危机。从实质上来说，这些危机性问题与任何其他社会学科一样，是一种涉及到人类资源和价值的分配问题。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类资源与价值的分配主要有三种途径——市场配置(平等交易的分配)、权威性配置(政府再分配)和伦理考量的配置(爱的情感分配)。由此，产生了三大类学科：经济学、政治学与道德哲学。而全球学所关涉的全球问题如果作为分配的学问，那至少也必然会产生这样三类全球学学科知识体系：作为经济学的全球学(全球经济学或全球政治经济学、全球能源经济等)、作为政治学的全球学(全球政治学、全球环境政治等)和作为道德哲学的全球学(全球伦理学、核伦理学等)。这种学科建构路径的优点在于，该学科群中的每一个子学科的学科核心范畴都相对清晰明确，各子学科的学科范畴体系的科学性强，学科建构的难度低。其缺点在于，每一个子学科同时也是其他学科的子学科，我们怎样建构出一门全球学总学科的单一学科体系，将同时也分属于其他学科的各子学科统一到一个整体的学科范畴体系之中呢?显然，这一问题会继续困扰着今后的全球学学科建构进程。

4　全球关系研究的路径。全球关系研究议程及全球关系的学科建构路径是复旦大学陈玉刚教授提出来的。陈玉刚教授将全球关系界定为是“指所有那些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和思想的占有和分布状态”，而全球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研究这些构成要素的占有和分布状态及其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构建一个更为合理、公正的全球关系。由于全球关系涉及到政治、经济、人文伦理等多种不同性的关系，因此，以研究全球关系为核心内核的全球学应该也是具有多学科性质的。但是陈玉刚教授认为全球关系相对应的是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或者国内的各种关系，由此，全球关系也要以国家作为自己的参照系来确立自身的学科性质。由于将国家政府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要是政治学学科，以国家为参照系的全球关系学自然也就不能不是政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此路径建构的全球学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全球关系学或者全球政治学，其优点是学科核心范畴清晰，但是全球关系所涵盖的众多复杂的层面是否都能被涵盖进政治学学科之中，就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

(三)探索中的全球学框架

虽然全球学学科还仅仅处于拟议中的建构阶段，但是学者们基于已有的研究基础，已经提出了相对比较成型的全球学知识范畴体系。其中，中国政法大学蔡拓教授的思考当最为成熟。蔡拓教授认为，全球学的学科范畴体系主要包括：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全球法律、全球文化与全球意识、全球伦理与全球价值、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共同体、全球体系与全球社会、全球秩序、全球进程、全球性。在这些知识范畴中，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产生出了全球学所要研究的几乎所有问题，因此成为全球学学科的逻辑起点，而全球学所有问题的研究最终都要回落到对全球体系、全球社会和全球秩序的探讨，这三个概念范畴成为全球学学科范畴体系的逻辑终点。如此，上述各范畴就构成了一个整体统一的全球学学科范畴体系。这样一种学科范畴体系的建构显然得到了学界一定程度的认同。曹兴教授在本期刊发的论文中提出了与此大致相似的全球学学科范畴体系，也同样将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作为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陈玉刚教授在本期刊发的文章中虽然以政治学学科范畴限定了其提出的全球学研究议题的范围，但是同样将全球秩序作为学科范畴体系的逻辑终点。在学科构建的初创阶段，学界就基本上能够在全球学学科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上达成初步共识，这使我们有理由期盼，全球学这门学科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会快速地构建成型并成熟起来。我們期待着这一新学科大发展时代的到来。

(作者简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北京，10224-9)

收稿日期：2011年11月

作者：刘贞晔

第3篇：和谐世界与全球治理

摘 要：胡锦涛首次提出的“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主张既是对邓小平和江泽民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国新时期全球战略的总结。“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新的全球战略的主要标志，体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以这一战略指导的中国外交是一种“和谐外交”。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与国际上流行的全球治理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在和谐外交的根本目标、国际规制、行为主体、重点领域、主要策略等方面，既共享了国际社会普遍的理想价值，反映了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共同愿望，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

关键词：和谐世界;全球治理;全球战略;和谐外交

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对外政策与全球战略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是胡锦涛主席正式提出了“和谐世界”新理念。“和谐世界”新理念，集中体现了中国对当今国际局势、全球问题、人类命运和理想目标的基本判断和价值追求，它是中国国内政治发展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反映，代表了中国全球战略的最新发展。

一、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2005年4月22日，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国家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提出了“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主张。同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胡锦涛主席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新理念①。“和谐世界”理念再次表达了人类一个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在这个充满风险、冲突和碎裂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尤其应当努力实现和平、安宁、公正、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谐世界是全人类的永恒追求，也是中国古代“天下大同”崇高理想在全球化条件下的新发展，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目标所在，它所要达到的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睦相处。

中国建设和谐世界的国际战略构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内战略构想的自然延伸。和谐的国内社会与和谐的国际社会之间密不可分。要全面理解“和谐世界”国际战略的内涵，首先需要理解中国“和谐社会”国内战略的意义。2002年，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在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立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四大战略目标之一，即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文化先进与社会和谐。2006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则专题研究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目前中国最重大的战略目标。对于什么是和谐社会以及如何建设和谐社会，胡锦涛做过系统的论述。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

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状态，这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它涉及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公民与政府、人与自然等多重关系，涵盖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从胡锦涛的论述及中共中央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一系列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涵盖以下八个要素。1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而不是阶段性的目标。使社会更加和谐，这本来就是人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是人类的长远理想目标，它不是在一个规定内的时间可以实现的目标。2和谐社会不是一个一元社会，而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正因为利益的多样化，人们之间才需要和睦相处。和谐社会应当维护人们利益的多样性，做到“和而不同”。3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和善治的社会。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一个公民与政府良好合作的社会，一个政治参与和政治透明程度较高的社会。4和谐社会是一个法治和秩序的社会。和谐社会要求稳定安宁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有条不紊的社会生活秩序。5和谐社会是一个宽容、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和谐社会，尤其要倡导宽容、谦让、奉献的社会公共道德，营造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社会氛围以及和睦相处的人际环境。6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7和谐社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没有诚信，就没有相互的合作，就没有社会的团结，就不能形成普遍的认同，也就没有社会的和谐。8和谐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可持续发展，既是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统筹，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的平衡，也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协调[2]。

外交通常是内政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构想，就是关于和谐社会构想的继续。国内社会的和谐与国际社会的和谐，有着极大的相关性。尽管内政与外交不可能完全等同，但两者之间在价值目标与政治逻辑方面的一致性，我们可以在中国政府关于“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构想中清楚地看到。正如一位研究国际政治的中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和谐世界”相互结合，相辅相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家整体发展战略[3]。

“和谐世界”所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就是建立民主、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正像和谐社会一样，理想的和谐世界也应当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民主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宽容的世界、诚信的世界、合作的世界、互助的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对于什么是“和谐世界”，中国政府的正式表述是：“中国认为，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4]。中国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在“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的研讨会上对此做过明确而详细的解释：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之间相互信任、和睦相处，通过公平、有效的安全机制，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民主、公正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国主权平等，国际关系以法制和多边主义为基础，世界上的事务由各国协商解决。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一个互利、合作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的进步，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我们主张的和谐世界，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同文明开展对话，取长补短，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共同发展[5]。 

在我看来，“和谐世界”还应当有另一个内容，即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社会，使人类与地球和睦相处。和谐世界也要求我们树立“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地球”、“人类是一家”的普遍共识。从“全球一家”和“人与自然一体”的高度，去自觉保护全球的自然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和使用全球资源，使人与自然友好相处，永续发展。

正如中国政府确立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是基于对国内形势的判断一样，中国政府提出和谐世界的构想，也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这一判断有两个要点。一是实现和谐世界依然是人类普遍追求的理想价值;二是国际社会在建设和谐世界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现实条件，建设和谐世界是可能的。具体地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主体内容。人类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各个国家的利益更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人类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命运日益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变得更加重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的同时，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之间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样性趋势也同样在不断加深，因而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更需要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做到“和而不同”。

如何建设一个和谐世界?胡锦涛在联合国六十周年庆典的演讲中提出了四条措施：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各国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第二，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事关消除全球安全威胁的根源。没有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世界难享太平。经济全球化应该使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受益，而不应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第三，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第四，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提高联合国效率，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增强联合国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的能力[6]。

胡锦涛的“和谐世界”思想，既是对邓小平和江泽民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国新时期全球战略的总结。

二、和谐世界与中国的全球战略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由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过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内政外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基于对中国国内局势及世界趋势的深刻认识，邓小平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的基本改革方略。由于对外开放的需要，中国对外政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得以进一步增强，内政与外交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因此，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与转型，几乎是与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和完善，与国内政治经济战略相适应的中国国际战略也开始逐渐定型。由此，“和谐世界”的理念，逻辑地成为中国新的全球战略的主要标志。

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确立的新中国的外交战略，不仅在1949年到1978年的近三十年中得到全面执行，而且其中的许多重大原则和方针，至今仍然被中国政府所坚持，成为中国现行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原则和战略策略包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的积极态度等。因此可以说，胡锦涛的和谐世界思想与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同世界各国友好相处的美好愿望，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贯立场”[3]。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在许多方面对毛泽东时代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有些改革措施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例如，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等等。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中国的国际战略领域。首先，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对国际局势和时代性质的基本判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泽东对世界时局的判断是“革命和战争”，认为世界大战的危险即在眼前，革命是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邓小平则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胡锦涛完全继承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并把这一判断作为“和谐世界”理论的两大支柱。其次，中国对外政策的哲学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传统国际战略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以及“意识形态至上”的外交原则[注：毛泽东晚年已经开始改变这一原则，主要标志是邀请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访华，但就其总体而言，仍然奉行的是“意识形态至上”的外交原则。];中国现行国际战略的理论基础则是合作主义，以及“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原则。由于哲学理念和对时代判断的不同，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中国外交战略与毛泽东时代的传统战略相比，便表现出一系列的区别。例如，从封闭政策转为开放政策;从斗争为主转为合作为主;从单赢策略转为共赢策略;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参与等等。

有学者专门就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外交战略做了比较研究，其结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转型，而胡锦涛的“和谐世界”思想，则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反思并重新确立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对外战略的标志性成果，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这一转型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1.从唯意识形态到超意识形态;2.从现有国际秩序的批判者、打碎者、边缘者到有保留的认同者、建设性的融入者，并开始摆脱边缘化成为有重要影响者;3.从怀疑、抵制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到积极倡导和维护多边主义，努力创建和参与国际机制;4.从单纯的国家中心到超国家中心;5.从仅仅强调社会生活的特殊性到同时承认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性;6.从斗争哲学转向合作、共处哲学[7]。

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至今，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沧桑巨变。就中国自身而言，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与传统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改革的意识形态取代了斗争的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极为迅速，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就世界范围而言，冷战已经结束，以美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已不复存在，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这些变化，使中国目前面临的许多全球战略问题为改革开放前所不曾遇到，也为现行的对外战略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这些新的战略包括：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规则的制定，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国际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努力维护国际社会的多极化格局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倡导和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行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

这些新的全球战略，体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以这一战略指导的中国外交，是一种“和谐外交”。

三、和谐外交与全球治理

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其基本特征就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8]。全球化将各民族国家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只有依靠全球治理，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确立真正的全球秩序。全球治理的兴起，既表明人类对自己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共同命运的觉醒，也表明人类为追求全球安全和普遍繁荣所做的努力。

对全球治理至今并没有一致的、明确的定义，类似的概念还有：“世界政治的治理”、“国际治理”、“世界范围的治理”、“国际秩序的治理”和“全球秩序的治理”等。大体上说，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研究全球治理的英国学者安东尼•麦克格鲁(Anthony McGrew)说：“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且意味着所有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从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都追求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9]

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论，与国际上流行的全球治理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植根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都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都主张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各国的共同问题，都反对“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而主张增强联合国的作用，都致力于确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据此，有中国学者认为，“和谐世界”理论实际上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指出了如何面对全球化挑战、管理全球化的思路。它是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是在世界变化新现实和趋势下的中国世界观，可以看作中国官方提出的“全球治理”版本。这位学者还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论证其结论：“第一，和平、公平、有效和民主的多边主义。中国理解的多边主义不是空洞的，而是内容充实的。中国加强了‘共同安全’的概念，坚持把联合国当做全球安全机制的核心。第二，通过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共同发展。第三，文明、文化、制度的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第四，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联合国不可替代，是应对全球挑战的主体。改革后的联合国一定会有力、有效地对付全球威胁。第五，‘积极促进和保障人权’，‘使人人享有平等追求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权利’”[10]。

确实，“和谐世界”思想比较集中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国际局势和全球治理的原则性立场，体现了中国在21世纪初的全球战略。这种建立在“和谐世界”理念之上的全球战略，就是中国的“和谐外交”，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和谐外交”的理想价值或根本目标。“和谐外交”致力于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具体地说，它要达到四个基本目标：一是实现持久和平，即依靠和平与合作消除各国之间和各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坚决制止任何形式的战争，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努力消除暴力犯罪;二是实现世界的普遍繁荣，即努力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逐步消除南北差别，消灭贫困，增进各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和福利，使各国人民共同地享受人类文明的进步果实;三是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即通过对话、协商、谈判、合作等途径，确立民主的、公正的、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确保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的管理;四是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即通过节约资源、保护生态、控制污染等手段，实现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和谐外交”的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和谐外交”重视国际规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在维护全球安全和确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认为，“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原则，也越来越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互相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指导原则”[6]。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的相关决议，代表了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意志，是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不可或缺的行为规范，也是其他任何国际性规制所不可取代的，必须维护其权威性。“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宗旨和原则，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经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必须得到切实遵循”[6]。

第三，“和谐外交”的行为主体。“和谐外交”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中国政府认为，各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发达国家和大国对世界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应当负起更大的责任。中国政府特别强调联合国体系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联合国在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在保障全球安全的国际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任何未经联合国许可的行为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安理会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专门机构，其权威也应当得到切实的维护。但是，联合国应当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提高效率，增强权威。“联合国改革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可以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推动改革尽可能多出成果。改革应该重点推动联合国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增进广大会员国团结”[6]。

第四，“和谐外交”的重点领域。“和谐外交”特别关注：1区域与全球安全，认为区域与全球安全是“和谐世界”的前提条件，没有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和谐世界就无从谈起;2国际合作，认为只有通过互利的合作，才能增进各国的共同利益，促进全球的普遍繁荣;3基本人权，认为维护和保障人类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基本人权，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国际社会应当为维护各国的基本人权尽最大努力;4全球生态，认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威胁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各国必须紧密合作，努力保护全球的生态、资源和物种;5全球风险，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威胁国内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风险已经带有全球性，各国应当联手遏制金融、疾病、通讯的全球性风险;6跨国犯罪，认为恐怖、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日益具有国际性，各国应当共同采取措施，防止这些跨国犯罪。

第五，“和谐外交”的主要策略。“和谐外交”的主要策略可以概括为16个字：对话协商、合作共赢、求同存异、包容开放。“和谐外交”主张通过平等的、友好的、坦诚的对话与协商，增加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以便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和谐外交”主张通过平等互利的合作，谋求各方最大的共同利益，达到双赢或多赢的目的;“和谐外交”力求减少国与国交往过程中的分歧和不同，努力扩大双方的共识。双方暂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则采取搁置争议，着眼未来的方针;“和谐外交”承认世界文明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主张对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采取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反对把自己的文明、价值和制度强制推行给其他国家。

不难发现，中国“和谐世界”的全球战略，既共享了国际社会普遍的理想价值，反映了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共同愿望;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方面，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致力于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以极其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推动国际社会的全面进步。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精神境界，是“和而不同”这一传统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升华。

参考文献：

[1]胡锦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N].人民日报，20050627.

[2]俞可平.和谐社会面面观[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

[3]李景治.“和谐世界”：中国国际战略的新发展[J].科学社会主义，2006，(5).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D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051222.

[5]中新社.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详解中国主张的和谐世界内涵[DB/OL].http://www.china.org.cn/，20060403.

[6]胡锦涛.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N].人民日报，20050916.

[7]蔡拓.和谐世界与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9).

[8]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

[9][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戴维•戈尔德布莱特，乔纳森•佩拉顿.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70.

[10]庞中英.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N].国际先驱导报，20051229.

责任编辑：李 放

作者：俞可平

第4篇：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

摘要：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人类相互依存的日益加强，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愈来愈为人们所认同，它既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主题，也成为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向度与内容。本文立足中国视角，探讨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与新问题，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并着重阐述在当今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视角与新定位。

关键词：中国 全球化 全球治理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人类相互依存的日益加强，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愈来愈为人们所认同，它既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主题，也成为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向度与内容。中共十八大第一次把“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和“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作为我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指导原则与任务提出，从而表明了对全球治理的高度重视。本文立足中国视角，探讨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与新问题，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并着重阐述在当今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视角与新定位。

一、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与新问题

自1992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以来，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已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二十年来，国际社会在全球安全治理、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社会治理等领域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这些成绩与人们的预期仍有较大差距，而且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又亟待全球治理做出更有力的回应，这一切致使人们对全球治理进行反思。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情况来看，全球治理出现了以下三个值得关注的变化。

1.国际体系的转型

这里讲的国际体系转型主要指力量对比和权力结构的变化。国际体系的转型已经讲了多年，最早是用来分析冷战结束后两级格局的解体，国际体系从两极争霸开始走向多极化。其间，先是美国一超地位的突显和中、日、欧、俄诸强的成形；接着是美国超强地位的相对削弱，公认诸强的相对走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体系转型才有了新的质的变化。可以说，自冷战结束以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国际体系转型尽管意义也非常重大，但并不具有根本性。因为西方的绝对主导地位并未受到挑战，相反，美国的一超地位还得到某种程度地确认与强化。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发生了结构性变动，美国的超强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的转型，标志着一个多极化时代的开始。做出这种论断的依据是经济实力的消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以汇率计算，已从1992年的83.6%下降至2012年的61.9%，而非西方世界在同期则从16.4%提升到38.1%。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同期64%下降至49.8%；而非西方国家则从35.9%上升至49.9%，历史性地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西方世界。这充分表明，从经济实力上讲，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已群体性崛起。

所以，无论在应对金融危机，还是促进经济复苏，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非西方世界都已举足轻重。而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自然就会出现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要求提升话语权和决策权的明确意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新兴经济体投票权的增加，金砖国家更加机制化的整合，都反映了这一新的走向的实施和受到当下国际社会的重视与承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国际体系发生了历史性的权力结构的转型，尽管还是初步的，但意义非凡。对全球治理而言，如何认识这一转型带来的深刻变化，如何认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新定位与新作用，就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之一。

2.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突出

从理论上讲，全球治理强调两点，一是审视当代国际事务时必须要有全球视野、全球观念，即人类整体、地球整体的视野与观念；二是参与治理的主体必须多元化，从传统的国家行为体扩展到非国家行为体。换言之，全球治理就是要突破传统的现实主义、领土政治、国际治理的框架，在相互依存的整体世界中认识和处理国际事务。在实践上，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等著名政治家与政府首脑都积极回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践行第三条道路，从而使得20世纪90年代成为全球治理最有代表性的时期。

新世纪以来，从2001年的“9，11”事件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人们明显感到，应对这类危机国家仍是勿容置疑的主导性力量，非国家行为体无论在能力还是影响上都难以和国家相提并论。这一现实，导致了国家在全球治理多元主体中地位与作用的再次凸显，从而冲击了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治理理论。全球治理理论是针对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的片面性提出的，其理论基点是全球主义，以及对NGO参与全球治理的强调。因此，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治理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更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而相对忽视国家的作用，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一排斥或否认国家的作用。事实上，这一偏差在本世纪初就开始受到反思，其相应的理论表现就是“元治理”。元治理特指一种伴随着治理趋势的“反向过程”，即从社会中心退回到某种程度上的国家中心，强调国家在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必须平衡地方、国家、地区、全球层次的治理，并相应地协调它们的行动。当然，元治理中的国家不同于作为统治者的国家，它不再是最高权威，而需要通过协调其他主体来“延伸”自己的权力，它必须自觉废黜自身在社会中的最高地位，在反思中向公民社会和市场放权，与其建立起一种合作伙伴关系。

毫无疑义，“元治理”所主张的国家扮演重要角色的多元行为体共治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对于科学而客观地认识国家在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找准自身的定位，协调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共同管理好人类公共事务有重要意义。然而审视当下的全球治理，我们不能不担忧地指出，全球治理在理论上纠正20世纪90年代夸大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片面性的同时，在实践上又出现夸大国家作用的倾向，从而为国家主义理念与价值的回归创造了条件。

3.国家主义的回归

如果上述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和治理主体作用的变化，从一般的现象层面就可以感知，那么，隐藏于这两个现象与事实背后的则是国家主义理念、价值的强势回归。表现如下：

其一，在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转型方面，人们更关心的是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集团与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的较量；更津津乐道于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的较量。而思考和分析这种较量的基点是国家主义，是至今仍主导着国际体系研究的现实主义理论与思维框架，即何者为国际体系的中心，谁主导当今国际事务。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贝里2011年发表的专著《美国世界秩序的缘起、危机与转型》，认为全球治理体系已进入一个转折点，全球治理旧体制出了故障，两大挑战值得关注。一个是新兴国家对影响力的追求，即力量对比凸显全球治理中领导权的变化；另一个是全球相互依存的加深，发散性威胁涉及每一个国家。他所关注的是如何针对上述两大挑战改造和完善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特别是美国如何应对权力结构的调整和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的转型。中国学者撰写的《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一文则代表和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国内学者的观点，其理论立场与价值取向也非常鲜明。即中国在当下的国际体系转型中，如何把握机遇、强健自身、推进国际权力结构向中国倾斜。

其二，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尽管初期国际社会以G20为平台，体现了全球主义的视野，采取了比较有力的促进发展、加强金融管理与监控的举措。如美国先后出台了8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和780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德国拿出5000亿欧元救市，法国拿出3600亿美元用于金融援助，英国向银行注资500亿英镑，日本推出价值27万亿日元（相当于275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韩国推出1300亿美元的一揽子金融救援计划，而中国也出台4万亿元（约合63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与此同时，G20连续三年分别召开了华盛顿、伦敦和匹兹堡首脑峰会，讨论并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但随着金融危机所蔓延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危机，以及导致政治上的动荡，不少国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打起了贸易战，置人类整体利益于不顾，纷纷举起了维护本国利益的旗帜。

其三，在防止气候变暖问题上，自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起，气候谈判明显从全球主义倒退，回到国家主义立场。不同集团与国家的政治较量加剧，国家自身利益的考量权重加大。于是，妥协和对话的弹性日益缩小，达成减排和气候治理新框架、新方案的希望不断遭受挫折，其前景不容乐观。

国家主义的强势回归除上述三个典型外，在各国的外交战略与政策中都有不伺程度的表现。美国“重返亚洲”和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指向及其所造成的亚洲局势的紧张，中日因钓鱼岛归属而导致全面的安全困境与对抗，俄美因斯诺登事件而加剧的互不信任，伊朗、朝鲜在核查以及地区安全中的强硬立场，印度炫耀军事力量的指向，凡此种种，都渗透着毋庸置疑的国家主义，与20世纪90年代全球治理刚刚提出时，全球主义更受青睐的境况有了明显区别。

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与评估

在明确了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与新问题后，有必要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进行总结，并从理论上予以评估。这样，才可能对当下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做出分析与展望。

1.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表现出如下四个特点。

其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力日益增强，范围明显扩大。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一是中国的海外利益增多。比如，中国每年出境公民人数已从改革开放前年均不到一万人增加到近8000万人，国内境外旅游人数已每年突破5000万人次，海外务工人员一年也近100万人，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这些，都从客观上要求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来有效维护自身的利益。二是提升大国地位的需要。中国目前已是GDP总量居世界第二的新兴大国，关注全球公共事务，参与全球治理不仅要维护自身利益，还要维护和推进人类共同利益，这是大国的责任与义务。

其二，中国偏重全球经济治理，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贡献突出，特别是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举世公认的作用。一方面采取得力措施积极救市，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推动国际体系转型，加强国际经济与金融领域的制度化变革。中国在金融危机后G20集团的历次会议上都发出自己的声音，强调加强协调、密切合作、共度难关、实现共同发展；强调G20的制度化建设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此外，中国还努力凝聚新兴大国力量，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形成和不断发展。在2013年第五次金砖峰会上，中国为筹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做出重要努力。

其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显然是政府，非政府（包括NGO、公司、个人）力量依旧薄弱。

全球治理是多元行为体的共同治理，而不是国家行为体唱“独角戏”。如果仅是国家之间的合作治理，那只能称之为国际治理而不是全球治理。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NGO得到一定发展，甚至也有个别的NGO在国际上显露头角，但总体上讲，我国NGO的发展还远为不足，特别是具有国际视野与能力，能够参与全球治理的NGO更是稀缺。一方面是强国家、强政府；另一方面是弱社会、弱个人，这就导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仍是政府。

其四，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比重较大，跨国合作“全面开花”。

全球治理的理论产生于西方，它更多反映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国内国际事务的见解，从而也决定了西方全球治理的特殊视角。即强调全球层面和跨国层面的机制、关系与活动，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所参与或试图介入的机制与活动，涉及全球公民社会、超国家组织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中国则囿于自身的国情与传统，更习惯于把全球治理从全球层面内化到国家层面，从而形成独特的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这种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是指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三大主体在一国之内开展对话、协商与合作，治理威胁人类的各种全球问题。它与经典的全球治理的主要区别在于聚焦于一国之内而不是全球层面，三大主体协调治理某一国内的全球问题，现象是国内的，而意义却是全球的。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政府、政府问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已在中国各省针对扶贫、防治艾滋病、禁毒、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了多层次的跨国合作项目。如中英两国政府开展的《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贵州省环保局、草海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国际鹤类基金会、国际渐进组织等开展的《草海跨国合作项目》，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云南省开展的《云南省多部门与地方参与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等。这些跨国合作项目有效治理了体现在中国的全球问题，既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也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2.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评估

鉴于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分析，不难做出这样的评估：

其一，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有生力量，特别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作用突出。

其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自觉性、积极性都有明显提高，但至今仍是全球治理中的“配角”，表现出被动性、滞后性。

就中国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而言，我们的确在与时俱进，表现出对全球治理的认同与积极实践。但从全球范围看，我们依旧不是全球治理中的“主角”，仅仅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作用突出，地位显赫；而在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其他众多领域，我们更多的还是一个配角。无论在认知与理念，还是对策与行动方面都表现得被动、滞后，难以同新兴大国的身份相匹配。

其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更多受制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其主导性理念仍是现实主义、国家主义，加上有保留的多边主义，远未提升到全球主义的高度。

毋庸讳言，中国对外战略与对外关系的指导理念已从改革开放前的意识形态主导转向国家利益主导，这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在全球化与相互依存时代，仅仅是国家利益的考量已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突破现实主义、国家主义的藩篱，在有效追求合理国家利益的同时，寻求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平衡，这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

其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亟待提高（包括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高，尤其是后者）。积极、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有赖于硬实力与软实力。中国已是GDP总量居世界第二的国家，并且在今后10-20年内有望居于世界第一。但必须清醒地看到，经济总量固然非常重要，也的确是衡量一个国家硬实力的重要指标。然而，合理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更高科技含量，更符合市场要求的经济发，模式与管理水平，以及经济、社会、生态的统筹、协调发展等等同样是衡量一国硬实力的重要指标。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距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至于软实力，更是当下中国的“软肋”。GDP挂帅所导致的人文素质的下降，唯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膨胀，伦理道德的滑坡，腐败之风的盛行，法治的不健全，使得我们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难以产生与新兴大国地位相称的制度、价值、道德的吸引力、说服力，所以加强软实力建设，乃是重中之重。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视角与新定位

基于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的总结，面对全球治理的新环境与新问题，当下的中国应以何种新的理念、对策与行动参与全球治理呢？

1.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视角与支撑点

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是2l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理性选择，这一选择是基于对国际关系和人类文明发展现状与趋势的正确认识，即人类整体性和人类共同利益的日益凸显。换言之，从阶级、意识形态、国家的视野转向整体、全球的视野，认同人类日益增多的共同性，是中国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新的理论视角与支撑点。正如新世纪以来召开的第十六至十八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再强调的那样：“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共同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等等。显而易见，在我国寻求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与政策宣示中，强调共同性、认同整体性已成为一个标示性理念，从而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奠定了划时代的理论基础，指明了历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以何种态度、行动参与全球治理至关重要。

2.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与价值定位

在明确并自觉认同人类整体性和利益共同性的理论基点上，需要确立两个理念与价值，指导中国参与全球治理。

其一，坚持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抵制当下国家主义的诱惑。

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全球相互依存，已经开始把全球现象、全球问题、全球关系、全球价值等等新元素融入世界历史，人类已不可能再局限于领土国家之内应对生存挑战，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认清并逐步认同这一大走势，是坚持全球主义和全球治理的历史前提。

“全球主义是一种区别于国家主义的世界整体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文化意识、社会主张、行为规范”。坚持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首先就是要明确全球治理的精髓是强调价值与理念的全球性，从而坚持全球主义的理念与价值。其次，全球治理的全球主义导向势必要求制度与机制设计的超国家导向，也就是说要突破现有国际机制仅仅立足于国家的陈规与习惯，着眼于全球性事务与关系的制度设计，以克服当下全球治理中制度不适应的现状。与此同时必须明确，全球治理坚持全球主义的价值导向，并不否认和回避国家的现实作用。全球治理反对回归于传统的国家中心、国家主导，主张多元行为体的平等对话与合作。但也深知，最有能力和实力推进全球治理的的确是国家。因此，要充分发挥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特殊重要作用。正是国家的现实重要性，以及国家乃至国家间关系与事务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性比重，使得我们有理由说，全球治理离不开国家主义。对于不同国家，由于发展阶段、历史传统的差异，更需要在确立人类共存共赢的全球主义的同时，通过对话与协商，采取有区别的、可行的政策推行全球治理。

由此可见，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是实施全球治理的理性选择。这一理念要求我们在理论上站在全球主义的制高点，认清全球治理与国际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区别；但在实践上，在推进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要立足国家主义的现实，努力寻求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平衡。

其二，倡导有效、合理的国家利益观，反思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念。

国家利益最大化是至今为止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所信奉与遵循的原则与理念。其依据首先来自于经济人理性的假设，即认为国家像经济人一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本性，不可改变。其次来自于现实主义的权力与利益观，即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是追逐权力及其由权力规定的利益，这决定了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必然是追逐权力与利益，这也是无法超越的本性与现实。显然，国家利益最大化是典型的国家主义思维与理念。国家主义坚持国家中心、国家本位、认为国家主权的至上性、国家利益的神圣性、国家行为的正当性都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政治学说与理念，对内将国家凌驾于个人的权利、利益和要求之上，对外则习惯于以对抗性思维处理国际事务，片面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当今世界，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使得国家主义的思维与理念受到质疑与挑战，片面追求一国利益最大化几乎成为不可能。世界上的很多问题需要通过协商、对话，甚至妥协、让步才能解决，共存共赢已成为时代的新理念与新选择。在这种文明转型与世界转型的背景下，对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念应该进行反思。需要倡导的是有效、合理的国家利益观，在有效维护本国合理利益的同时，寻求人类共同利益。这正是当代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应倡导和引领的理念。

3.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身份定位

不言而喻，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经济结构、产品科技含量、人均收入、国民教育、管理水平、社会成熟程度、法治状况等诸多方面只能称作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长期定位，这一定位对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深化国内改革，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我国又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特别是经济总量上的快速增长，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当今世界的经济事务与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政治社会事务也日益要求中国发出更多的声音。因此，中国身份的定位必然是两种身份的兼顾与并存，不可能也不应该片面强调任何一种，尤其是不能用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来替代或忽视新兴大国的定位。从今天的国际关系现实来看，承认并更好地诠释我国作为新兴大国的权利与责任，避免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实用主义地选择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大国的定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着力点定位

有了明确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支撑、理念选择与身份定位后，具体的参与对策与行动就是要找好、找准着力点。如前所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偏重于全球经济治理，偏重于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而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更积极地参与全球层面的全球治理则显得不足。如何改变这一境况？加大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力度无疑是一种好的选择、好的路径、好的着力点。理由在于，全球治理的落实与推进，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更多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有效管理及合理使用。因为，当前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严重不足，管理与使用也存在诸多问题。同时，中国作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新兴大国，也承载着国际社会的更多期待，突出表现为国际社会上“中国责任论”的呼声。所以，无论从改变全球治理失灵，推进全球治理深入，还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化解某些疑惑与不满角度而言，提供更多全球公共物品，更积极参与全球公共物品的管理与使用，使其更公正、合理、有效，都是中国推进全球治理的最佳选择和着力点。

我们应当承认，在物质层面，我们提供的全球公共物品虽然增速较快，但总量小、担负率偏低，似与GDP的高速增长不够匹配；在制度和理念层面上，我们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意识不够自觉，能力更为欠缺。因此，从全球公共物品着手，展现中国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立场、意愿与实际行动，就意味着我们要增强自信和责任意识，从物质、制度、理念三个方面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同时，在这一进程中不仅要扩大中国的影响，塑造崛起中中国的文明形象，而且还能够引领整个国际社会理念的变革，让全人类在共存共赢、共同繁荣的转型中受益。

（作者简介：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北京，100088）

收稿日期：2013年9月

（责任编辑：赵裴）

作者：蔡拓

第5篇：全球治理与权威重构

摘要:对权威的关注,乃立足于国内政治。从威权政体走向善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目标。在这个层面上,推进民主、法治、社会正义与公民参与,应当是中国政体转型的题中之义。因此,当代中国转型中的权威位置迁移与全球治理中的公共权威重塑是一对顺应关系,本身并不构成根本性冲突,全球治理很可能成为促进当代中国政体转型的外部动力。

关键词:全球治理;权威重构;权威主义;政体转型;善治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5.017

一、“全球治理”概念的提出与权威重构①

在国际关系中,行动者之间的决策是相互牵涉的。因此,行为主体通过什么方式促成某种秩序以解决共同的难题,便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全球治理概念的引入,就是一些学者对此思考的结果,它拓宽了处理国际问题的视野。1995年,罗西瑙在其主创的《全球治理》上面,明确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即“涵盖各个层次的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系统,这些规则系统透过控制行动来追求各种目标,继而对各层次人类活动产生跨国性的影响”[1]②。后来,全球治理委员会对“全球治理”做出了一个比较细致的定义,受到了普遍的关注。笔者将其整理如下。

第一,治理,是各种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在处理共同事务时所使用的诸多方式之和,因此,它既涉及公共部门,又包括私人部门。 第二,治理是调和不同(或冲突)的利益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所以,它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 第三,治理既包含以权致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也包括各种非正式的安排。因此,治理过程的基础是协调,而不是控制。 第四,治理过去在全球范围内一直被视为政府间的关系,如今它还与非政府组织、多国别公司,以及全球资本市场相关联,而且,这些全球治理过程中的行动者,还与全球媒体进行互动。所以,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2-3]③。

根据上述四个要点,笔者认为全球治理的一个中心内涵是:全球范围内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共同事务方面协调相处,共进,互动。公(如国际政治组织、各国政府)私(如民间组织、跨国企业)两大部门是参与治理的主体;而共处、协调与互动则是治理的主要特性。对于全球治理的期待,实际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与政治渊源。以时间的顺序看,这首先归因于现代化导致的全球化进程。现代传媒与运输技术的进步,构建了一个全球网络社会,各区域之间被程度不同地连在一起。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全球环境治理、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安全等种种问题,都处于一体化的过程中,任何地区若想谋求发展都必须融入国际社会。除此之外,全球治理之所以会成为一种趋势,不同政治体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是直接的推动力[4]④。当然,这里的原因颇为复杂,如利益集团的操纵,政治市场化的运作,腐败的蔓延,等等。在这样的现代社会中,再加上某些新闻媒体的刻意炒作,作为代表公民参与国际事务的各国政府,其履行国际职能时的不稳定性就大大增加了。对于上层决策遗漏的和政治代表缺位留下的权威真空,许多国家的社会运动、草根组织与各种社会行动者都试图去填补。这样,NGO成为处于国家之外为普通公民谋求利益和争取需求的有效组织之一。

可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是促进全球治理的主要动力来源。因此,全球治理并不是一个处于各国之外的独立空间,它的目标应该是整合全球范围内的主权国家与公民社会。就像台湾学者钟京佑指出的:“治理意味着处于公共事务的机能不再由政府所独揽,而由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各种力量共同的投入和参与,跟政府部门塑成新的治理格局。”[5]控制社会的权威不能由政府单方面独享,民间组织也需要在治理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权威,就是一种权力,有时被认为是一种“合法性权力”。从本质上看,权威是一种影响他人行为的权利;从特性上看,权威基于被认可的服从义务,“合法性”与“公正性”是它最明显的外部表征[6]⑤。根据罗西瑙的观点,治理由一系列的规则系统所组成,各个系统有着各自的功能,而每个规则体系又涵盖一定的“权威场域”,权威场域确定其指令导致人群服从行为的能力范围[7]。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都拥有各自的权威场域,它们共同构成全球治理中的权威结构。因此,新的治理格局的形成,意味着一种新的权威结构的产生。权威重构,就是从内部机理着手,对塑成新的治理格局做出政治上的回应。这种回应要求对传统权威场域的形成方式、结构形式做出调整,以适应内部、外部合力下的全球治理格局。就结构性特点而言,治理格局就是处于某种状态之下的治理层级,它主要因着一些尺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众多公共部门以及众多的私人部门处于治理层级的什么位置,其中最相关的一个尺度,就是是权威的集中度[8]。如果权威的层级多,场域分布广,就会产生较多的分权化体系;反之,则会产生极权的体系。从全球治理的本质来看(过程性与协调性),它要求的是一种多极化的,相对平衡的权威结构,否则就难以称其为治理。在这个进程之中,国家与政府需要对其传统以及法理上的权威基础进行调整,民间组织则要求获得其在公共社会空间活动的合法性与公正性。

然而,全球治理的实现并不简单。在原来以二元关系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框架内,实现共处、协调与互动,已经十分困难,现在又要加入新的成员,这无疑增加了国际事务的复杂性。何况,在全球各私人部门之间,利益、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又是比较鲜明的。因此,在实践层面,国际性权威场域的形成,以及权威层级的调整都是比较困难的。这样一来,存在相关的争论在所难免。譬如,对全球化持乐观态度的人主张,长期参与全球政治事务的政治机构,应该放下一部分权威交给民间组织;而一些怀疑论者则主张,国家和政府应当捍卫许多传统的治理领域,如防御、犯罪审判、移民。总之,在全球治理中,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都要求在权威重构的过程中获得相应的(甚至更多的)权威场域。两相博弈的结果就是,主权国家不可能离开国际舞台,民间组织也不会从建立权威场域的努力中退缩。笔者认为,最后的理想效果有两个:其一,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协同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履行一定的职能;其二,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参与解决具体的国际性问题时,会获得来自民间与官方的一致认同。

二、全球治理与后权威主义政体的适应

无论什么样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总是要面对作为个体的国家;同理,无论什么样的国家,终究会遇到不同的国际组织。在关于全球治理制度的文献中,对于各国政府的作用还是普遍认可的,赫尔德与麦克格鲁总结说:“各国政府绝不是说就被该体系推到一边了,它们的作用反而越来越重要,因为它们是把这些不同的治理基础设施缝合在一起的,对国家之外的管制加以合法化的战略之地。”[9]⑥其中,基础设施指超国家机构、区域机构、跨国机构和次国家机构。就不同的基础设施适应全球治理而言,既然权威要在不同的治理层级之间被重新划分,那么,一国政府必将面对来自民间组织与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权威要求。于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某类政体对全球治理的适应性问题。

关于中国适应全球化的努力,笔者首先持肯定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与社会背景方面看,中国的发展与全球治理的本质要求是顺应的。自从1978年以后,无论动机如何,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过。从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市场,到外交上的韬光养晦,以及推动多边外交,都可以说明中国向世界敞开的姿态。同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中国早就摒弃了阶级斗争路线,并且主张搁置意识形态争论,从实际利益出发处理国家间关系。在内部,通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社会逐渐生发了自主的公共社会空间,这与全球公民社会形成了共鸣。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领域中,活动主体日益多元化,而且,来自国家的政治控制大多限于关乎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领域。

改革开放以后,在内部与外部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下,中国逐渐走出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而且,目前正处于后权威主义政体的转型中[10]⑦。 从最初的“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中国模式论”,对于中国这种政体类型,西方学者的认识总在不断更正。因此,有些国外学者不得不承认中国权威主义政体的弹性,它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按照一般的权威主义理论[11]⑧,中国的政体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比较容易遇到合法性的危机,而且基本上难以适应多元的社会结构。就当代中国而言,在朝着准市场经济转型的同时,社会出现了一些骚乱事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在“权威主义的韧性”一文中就曾表示过这样的看法,不过,他同时列出了史天健的一项调查结论来反观学理上的推断,即中国民众虽然对较低层级的权威不满,但却接受了较高层级的权威[12]。

从根本上讲,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尚未发生变化,国家最高权威的形成不依靠普选。但是,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他在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凭借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意识形态治国理政,在此基础上通过执政绩效巩固自身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最高权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着一定的合法性来源。不过,从另外的方面看,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自“文革”以后至今正处在调整之中,民主治理的制度与组织资源还不发达。所以,在基层社会存在诸多矛盾与冲突的情形下,民间组织尚缺乏适当能量的权威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样一来,集体行动就颇为频繁。譬如,中国社会的集体行动的数量,从1990年的8 700起到2005年的87 000起,增加了10倍[13]。由此可见,民间社会需要建立自身的权威场域,并据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后权威主义体制的转型亟需通过放开权威层级来调整治理结构,进而谋求实现善治的机制。增进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对话,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等互动,和谐共处,这与全球治理的走向极为切合。譬如,对适应全球治理持积极立场的学者就提出,认识全球治理应该把握四点要义:其一,从政府转向非政府;其二,从国家转向社会;其三,从领土政治转向非领土政治;其四,从强制性、等级性管理转向平等性、协商性、自愿性和网络化管理[14]。 可见,全球治理所体现的,是一种权威位置的下移趋势。应该说,对一个威权政体而言,这一点是尤其必要的。

尽管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目标与全球治理的要求不构成根本性冲突,但客观地讲,也不能排除存在一些困扰。特别地,当全球治理持续地向纵深发展,非政府组织试图插手人权、军政等事务时,相应地政治麻烦就有可能出现。因为,政府会担心国际组织关心此类问题的背景来源。加上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可能产生的刺激作用,这无疑增加了转型时期权威层级调整的复杂性,而且很可能因国内政治关系的紧张而引发社会暴动。所以,也有人质疑全球治理的可行性,例如,国内学者吴兴唐就提出自己的两个反驳性立场:“第一条,要人权,但不要‘人权国际干预’;第二条,要民主,但不要美式‘全球民主化’ 。”[15]这主要来自他对全球治理的两个方面的判断:其一,全球治理主张者提出的人权全球化规范,正在穿透国界,重塑传统的主权概念,它正在使制止严重侵犯人权的国际干预具有合法性;其二,全球治理主张者所论述的民主价值观,其实是出于西方国际政治学者的“民主和平论”[15]。实际上,吴兴唐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主权国家不可能因为全球治理的大趋势便消亡;而且,多元化是全球治理的一个主要特征,正是因为多元才存在差异,正是因为差异才存在冲突。相反,这更加凸显了共处、协调与互动的可贵。真正的全球治理,不允许霸权与强权的干预,当然也不会排斥关于人权问题的平等对话。

三、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

一方面,是全球治理层级调整的深层要求,另一方面,却是转型阶段在内部权威重构中潜在的社会冲突。这反映出在全球治理背景下重新划分权威场域时的困境,以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协调双方相处关系时的纠结点。不过,如果能认清公、私之间在道义上的对等地位,那种顾虑不是不可以消除的。这里关键的一个要点是,认清治理与政府统治之间的差别。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更加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构,又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类人以及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想法[16]。可见,治理并不是统治的对立面,而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协调性机制。它试图在最大限度内降低统治的暴力倾向,从而在治理制度与实践的框架内实现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国家机关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协调共处。从大的方面讲,实现治理需要在三个层次上推进公民国家的变革,它们是:在制度层次上要创造一个“中立的”国家;在社会层次上要创造一个自由的公共领域或者公民社会;在个人层次上要创造一个自由的“自我”以及行为的“现代”模式[17]。以全球治理的视野来看,这是一种宏观建构。事实上,在一国之内,主权国家仍然是最高权威,即使有效的治理层级被建立起来,也不可能改变国家主权的性质。因此,所谓“中立的”国家,其实就是提升国家的“自主性”,并建立公民国家,继而形成良性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果从具体的操作层面看,最重要的还是实现政府的有效治理。

有效的治理,即为善治,对此学术界的评判标准很多,俞可平综合一些学者的阐述,提出善治的十个基本要素: 一是合法性,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与服从的性质、状态;二是法治,法律是政治统治与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而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是透明性,公共信息公开;四是责任性,政治领导者、公职人员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五是回应性,政府官员与公共机构对公民的意见和要求做出积极的反应;六是有效性,管理是有效率的;七是参与,国家权力回归社会,还政于民,充分保证公民的政治参与;八是稳定,意味着国内的和平,生活的有序,居民的安全,公民的团结,公共政策的连贯等;九是廉洁,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权谋私,公职人员不以自己的职权寻租;十是公正,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18]。综合这十个要素,笔者以为“善治”具有四个最基本的内涵:第一,政府是合法的,并且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依靠完善的法制;第二,政府官员廉洁奉公,有责任感,且执法公正;第三,政治过程是民主的,公共行政管理高效,社会公平机制运转良好,社会成员之间平等互动,协调共进;第四,公共社会空间民主,自由,公民政治参与以及民意表达渠道畅通,社会稳定。

如果说善治是当代中国政体转型的目标,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至少可以说有了一个较好的起点。首先,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层面进行了重大改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明确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立场。党正在完善自身的组织建设和利益综合能力,以此积极适应当前中国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结构。面对社会矛盾时,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控制冲突,而是试图确立合理的“政治—经济关系、政治—文化关系、政治—社会关系”,进而弱化了政治统治的威权特质。此外,有效政府的建立也在探索之中。例如,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政府通过与公民的平等协商,以及各种形式的“听政会”、“恳谈会”,去倾听民心,表达公意,解决实际困难。目前,许多改革都在有序地开展着,如目前正在进行之中的还有司法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以及基层民主治理,等等。

四、结 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全球治理的一个中心内涵,是全球范围内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共同事务方面协调相处,持续共进的互动过程。从根本上讲,这一发展趋势反映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激发了公共社会空间的活力,一些民间组织要求与政府平等对话,通过合法的正当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参与社会性事务。因此,民间社会需要获得相应的权威场域,以满足社会成员的正当诉求。在这个过程中,主权国家依然是最高权威,只不过在处理多元社会的关系方面转向了“中立”。政府不会从全球治理的规则系统中撤出,相反,它将在全球治理的战略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对于中国后权威主义政体的转型而言,全球治理的国际氛围是有益的。因为,善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方向,而全球治理中的权威下移恰恰是中国当下变革所亟需的动力。如果民间组织拥有自己的权威场域,它便可以通过合法而正当的方式,向政府机构表达利益或意志,而不是诉诸集体行动。在协调共处,平等互动的治理层级中,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会增强,与此同时,还会巩固执政党的统治权威。当然,转型并非一日之功,我们还需要在实践中逐渐走出自己的治理模式,这就要在努力的过程中耐心等待了。

注释:

① 关于全球治理中的权威重构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已经成为一个研究旨趣,例如:戴维•赫尔德与安东尼•麦克格鲁合编的《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以及Miles Kahler与David A.Lake合编的Governance in a Global Economy: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rans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等等。国内的吴伟平也发表过《全球治理中的公共权威重构》的短文,主要分析了国际社会公共权威体系的重构,参见《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4期,第77-78页。与他们不同,笔者对全球治理的关注,立足点乃是国内政治,因此本文的问题导向,主要是全球治理可能波及到的、政体转型中的内部权威重构。

② 早在1992年,罗西瑙与赞姆皮尔就已经把治理概念引入国际关系领域,在《非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的秩序与变迁》一书的前言里,他们曾扼要地指出:“治理就是秩序加上意向性”。参见James N.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5。此书的题目,国内的张胜军等将其译为《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笔者不太认同这个译法,因为根据罗西瑙等人的观念,治理与政府有区别,但并不意味着把政府排除在外。

③ “全球治理”的概念,至今尚无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界定。这不是本文讨论的中心,所以不做深入的追究,而主要依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解释。此外,针对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解释,Smouts概括的四个特征为笔者提供了一个清楚的分析进路。简单地说,这四个特征是:治理不是一套规则,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基础是协调,而不是支配;治理同时涉及公、私两个部门的行动者;治理有赖于持续的互动,而不是正式制度。

④ 除了合法性危机,其实还有绩效危机、认同危机、平等危机。

⑤ 对“权威”的认识,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立场,政治哲学家一般从道德意义上认识权威,他们比较关注权威“被认可”的来源以及程序;而政治科学家则将权威视为一种描述性概念,它被分为法律上的权威与事实上的权威。法律的权威,是按照一套指明的“谁拥有权威,在何种问题上拥有权威”的程序和规则来运行。事实上的权威或实际权威,产生于权威行使的环境,而不能溯源于一套程序性规则。

⑥ 还有四个方面:第一,它是多层次的,是经由并通过下述几个主要的治理基础设施在结构上相互穿插而形成的。第二,它往往被描写成多头的,或者说多元的,因为不存在单独某个权力中心。第三,它有一个可变的几何形状。第四,该体系在结构上是复杂的。

⑦ 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定位,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是“后极权主义”以及“权威主义”。中国学者的提法,如新权威主义、后全能主义,等等,其核心部分含义其实大多是“权威主义”(除了否定这类提法的概念之外),或称“威权主义”,二者只是词序不同而已。只不过,国内学者习惯加上一些修饰词,以体现出在历史背景、政治文化、组织资源方面中国政治的特殊性,以及与拉美权威主义模式的差异。比如萧功秦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 本文为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以及对威权政体弊病的革新立场,笔者将中国的政治体制暂时定位在“后权威主义”的层面。

⑧ 权威主义是对“自上而下”的政府的信仰和实践。在这种政府下,政治统治是被强加给社会的,而不管社会是否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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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易 民)

作者：吴铸新

第6篇：重塑全球治理模式

摘要：马航客机失联事件的发生，对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协调与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打破了传统官僚科层制的弊端，形成了多层次、多中心的治理结构，摈弃了过时的“霸权”思维模式，以主体平等、信息分享为平台，展现了主权国家治理、国际组织治理、非政府组织治理及其限度，重塑了全球治理模式。

关键词：马航客机失联事件；全球治理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5.06.010

2014年3月8日，一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客机在由吉隆坡起航飞往中国北京的途中与空中交通控制台失去联系，这次马航客机失联事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给乘客生命安全造成了难以接受的灾难，还在于把空中交通可能的风险展现在了人们面前，引起了人们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重视和担心。面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以主体安全为诉求，世界范围内的公共行动者，包括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非国家行动者、无主权行为体、问题网络、政策网络、社会运动、全球公民社会、跨国联盟、跨国游说团体和知识共同体”，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共同致力于安全体系的构建。这次马航客机失联事件加速了国际社会的重塑，在面临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时，人们不仅开始思考重塑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的全球治理机制，而且已经付诸于行动，这使得此次马航客机失联事件超越了马来西亚的具体国家背景，更具有全球性意义。

一、全球治理内涵分析

全球治理，是“对国际合作网络的管理，一般用来指为了维持正常的全球秩序，国际社会通过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对全球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全球治理，是多中心主体之间的合作，“通过多国之间、多种行为主体之间的协调、沟通与达成共识，进而通过集体行为的方式促成多领域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的主流”。因此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全球治理主体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行动者，不仅包括主权国家政府，还包括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公司企业、公民个人和传播媒体。在这次马航客机失联事件发生后，他们相互协调，功能互补，致力于失联客机的搜救。二是全球治理客体是可能影响到世界范围的全球性公共危机事件，如生态环境问题、和平安全问题、国际经济问题等；三是全球治理方式是治理主体依据国际规则和制度，启动治理程序，借助全球范围内的治理力量（包括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信息力量和科技力量），从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二维视角来达成治理目标。

二、马航客机失联事件凸显全球治理模式的价值特征

（一）全球治理突破了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模式，打破了官僚科层制的弊端，形成了多层次、多中心的治理结构

全球治理首先必须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考量，它突破了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传统治理模式，治理结构具有多层次、多中心的特征，不限于某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以治理对象为中心分散于全球不同的国家、地方，乃至社区。多层次、多中心的特征决定了它不可能简单依靠主权国家的政令来实现治理目标，而只能依靠自愿的、非强制的谋求平等合作的多层次、多中心治理主体来共同实现。这种多层次、多中心的治理主体，除了主权国家外，还包括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公司企业、公民个人和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了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中承担了重要角色，成了全球治理的一大亮点。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在国际公共安全、群体利益诉求、资源配置和生态建设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打破了传统的官僚科层制作为长期以来自动形成的“正统”组织模式地位，使得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更具弹性，可根据管理事务性质的不同而采取灵活的治理模式，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治理绩效。此外，世界范围内各地的民众也通过游行、集会、示威等方式深入到全球治理的框架范围内，获得参与决策的机会和权力。再者，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等新传播媒体的普及使得信息的传播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瞬间性的特征。比如，马航客机失联事件发生后，媒体第一时间以图片、文字、声音、画面等形式立体式地进行了报道，并持续加以关注报道搜救的进展，使得这一事件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这样的搜救信息通过传播媒体的全方面报道，有助于各行动主体及时了解最新情况，推动搜救的有效进展。

（二）全球治理诉求国际事务的协商与合作，摈弃过时的“霸权”思维模式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基本上已经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在某种程度上都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比如，这次马航失联的客机，是美国生产的波音777，发动机则是英国的产品，乘客来自中国等多个国家。由此可见，这次马航客机失联事件淡化了马来西亚的国家色彩。事件表面看似是马来西亚的，但结果是全球性的，如对客机上来自不同国家的乘客的生命危害，对美国波音品牌的影响等。同时，国际社会已基本形成共识，单纯依靠马来西亚一个国家的力量很难完成搜救工作，必须依靠周边国家中国、越南、美国甚至印度、新加坡等国家的协调与合作，这些都要求对国际公共事务特别是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处理必须建立在协调与合作的基础之上，那种以强权为特征的“霸权”思维模式已经过时，因为“霸权”思维模式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是单个强权国家或国家集团通过强权方式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强加它的价值理念于其他国家头上，达成国际事务治理的目的。而在全球化时代，以权力义务不平等为基础的强权关系必须遭到抵制，它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空间，取而代之的是权力义务对等基础之上的互利合作。所以，通过这次马航客机失联事件，可以明显看出全球化条件下对于全球事务的治理，其基础和归宿与冷战时代有着本质的差异。全球治理，正是基于平等的协商与合作、出于对价值归宿和公共目标的认同而进行的全球范围内公共事务的治理。

三、马航客机失联事件重塑全球治理模式及其限度

（一）非政府组织治理及其限度

非政府组织治理是以非政府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们致力于环保、教育、人口、难民救助等全球范围内问题的解决，是全球治理的创新发展。如本次马航客机失联事件中，马来西亚政府相关部门可以积极与国际航空安全调查员协会联系，寻求它的专业帮助。非政府组织治理突破了传统的主权国家的治理模式，实现了纵横交错的网络化治理，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一是实现了网络化的弹性治理。相对于主权国家政府的官僚科层制组织结构，非政府组织以网络化的扁平结构为主，具有很大的弹性和灵活性。二是实现了信息传递的快捷性，做到了信息共享、互通有无。非政府组织没有主权国家那样的国家利益意识，而是致力于全球范围内共同问题的解决，所以非政府组织之间能做到信息上的共享，并通过现代化的信息通讯手段，保证了信息传递的快捷。

但是，非政府组织并不是建构在国家权力基础之上，它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行为和效果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其一，非政府组织的行为，有时因触及了主权国家的利益，而在治理过程中受到了主权国家的阻挠；其二，非政府组织因其组织结构的相对松散而使得它的执行力和权威性不足，影响了治理绩效；其三，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捐赠、政府资助、成员缴纳会费等，因此，除了少数大的非政府组织外，绝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因经费限制而影响了治理绩效。

（二）国际组织治理及其限度

国际组织治理是以国际组织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形式。正如谢默斯所言，“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已越来越多地建构在国际组织的框架内，各国创立国际组织用以应对日益相互依赖的后果，人们不可能设想没有国际组织的当代国际生活”。国际组织治理主要针对特定的领域而展开协商与合作，实现共同目标。根据功能与治理领域不同，国际组织主要可以分成以下四种。一是经济类型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二是环保类型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三是社会生活类型的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四是安全类型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安理会（UNSC）。

由于国际组织治理受制于其组织形式和治理领域的限制，其治理绩效受到很大的限制。一是治理执行效力问题。国际组织通过的协议，由于有时触及到主要国家的国家利益而受到反对，难以落实到行动中来，执行效力大打折扣。二是治理经费问题。国际组织的日常经费主要来源于成员国的缴纳，但某些成员国出于本国利益的需要而迟交、少交甚至威胁不交，依次来达到自身利益，这就使得国家组织的治理效用受到很大限制。

（三）主权国家治理及其限度

主权国家治理是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共同的国家利益促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了相互关联的整体，很多国家也逐步意识到，许多问题的解决单靠一个国家根本无法解决，即使是美国也没有这个信心，而必须依靠国家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协商与合作的前提条件是国家之间，无论大小还是强弱，都必须在国际大家庭中享有同等的权力，负有同等的义务，而任何建构在强权基础上的不平等关系都最终会被摒弃。从主权国家治理绩效而言，他们拥有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和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因此，对某一方面的全球性问题能够达成协议，形成制度。

但是，主权国家治理由于其自身特征，也具有一定的治理限度。其一，从以往经历来看，主权国家治理的对象往往是事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环保问题，而对诸如这次马航客机失联事件的安全领域，合作有较大的困难。虽然到目前为止，有中国、马来西亚、越南、美国等国家参与了搜救行动，但更多还是出于一种基础层面的人道主义救援，没有形成高层次的合作机制；其二，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仍然是官方之间的合作，很难摆脱官僚科层制的一些弊病，如效率低下、责任相互推诿等；其三，主权国家治理，首要目标是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所以分歧和冲突在所难免，使得治理难以达到既定效果。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生态文明视野下环境冲突的协同治理研究》（13CZZJ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吴胜，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府治理；

刘秀华，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行政。

责任编辑 解梅娟

作者：吴胜　刘秀华

第7篇：全球治理与中国方案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向纵深发展,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新兴大国的崛起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正在起引导作用。然而，什么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全球经济治理究竟面临着什么挑战?什么原因导致全球经济治理低效率运作?“中国方案”如何回应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关切?上述问题的分析对于理解或者促进未来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全球失衡 治理 合作共赢

一、全球治理的背景与挑战

虽然全球经济治理越来越受关注，但对什么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仍然缺乏统一的观点，全球经济治理尚没有一致的概念。重要原因在于全球经济治理涉及内容十分广泛，难以简单地进行定义。然而，综合世界经济发展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来看，全球经济治理大致包含三层要素，即全球经济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及如何治理。尽管世界各国都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但大国巨大的体量及较强的实力注定了全球经济运行通常由大国主导。这套国际规则与制度并非总是最优的，它是某一时期世界主要国家通过自身综合实力在国际舞台上博弈形成的，更多体现强国的意志。

全球化能够促进全球经济更快发展，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财富，为世界带来巨大好处，那为何当前会出现去全球化的问题呢?观察当前反全球化的相关现象，全球失衡是最重要的原因。虽然全球化为人类提供了创造更多财富的机会，但世界各国从中得到的好处却并不相同。

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较大，这也就不难理解金融危机以来为何发达大国更热衷于推动去全球化的进程。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大国对中国等国商品采取更严厉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调查，虽然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显然与发达大国在全球化中收益下降有关。2016 年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发酵突出了一体化过程中各国的权责分配矛盾问题，欧盟一体化虽然推动了欧盟经济的发展。虽然欧盟与全球化并不一致，但欧盟代表着全球化更深层次的发展，客观上也揭示了开放合作的问题所在。

二、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

如何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以遏制去全球化的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及业界关心的重要内容。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了全球化，成为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中国希望自身的发展能够带动其他经济体的共同发展，希望其他经济体能够搭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新理念，借此保障世界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共同受益，希望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失衡的问题。国际社会对此充满较高的期待。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与外部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中国近年来正在加速探索构建合作共赢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是通过自贸园区战略探索国内高标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自贸园区战略将着力推动制度创新，探索如何构建合作共赢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二是通过自贸区战略深化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双向或者多边开放，推动区域经贸规则的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合作共赢治理体系的构建。三是通过“一带一路”等战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伴随着相关战略的稳步推进，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日益清晰，全球失衡的问题理论上有望从“中国方案”中逐步得到解决。

第8篇：全球视野中的地方治理

全球视野中的地方治理发展趋势

[日期：2006-03-17] 来源：北京社科规划 作者：谢庆奎 杨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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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全球性的新公共管理和政府再造运动中，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新领域。地方治理是现代社会多中心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关系，还涉及政府组织与非营利组织、民间社会组织、营利性企业以及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主要关注于地方治理在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权力配置和权力行使方式。总结全球视野中的地方治理发展趋势，对于推进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都在推进政府再造和治理变革。在全球视野中，各国地方治理普遍呈现出地方分权和自治、府际合作及多中心治理等发展趋势。

一、推行地方自治制度

地方自治，是指由地方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地方自治机关，依照宪法、法律或国家授权，自主管理地方事务的地方管理模式。地方自治是相对于中央政府对全国各地事务的绝对控制而言的。当前，地方自治与宪政、民主、法治等制度建构一起，已经成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可以依据三个标准对地方自治与否进行判断：从地方政府的产生方式看，地方自治是在国家监督下，由地方自行组织政府机关并行使自治权力。如果地方行政首长系由当地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所任命产生，地方政府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力，不必凡事都必须奉上级命令行事，则为实行地方自治;从地方政府的基本使命看，如果地方机关主要对当地社区和居民负责，人民可以参与地方重大决策，则是实行地方自治;从地方机关的权力划分看，凡实行制度性地方分权而非临时性或原则性地方分权者，则为实行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不同于地方自决。在地方自治制度下，国家允许地方自行处理本地事务，但地方的事权须由国家授权或依据国家法令，且必须接受国家的监督。地方自治团体为了处理地方事务，虽然可以自行制定规章，但这些规章不能违背国家法令，且以国家授权范围为界限。因此，地方规章制定以后，一般还要报请上级政府核准或备案，使上级政府理解地方自治团体的所作所为。而地方自决却未必依照国家法令，甚至不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地方自决是地方割据、独占一方的产物。有些地方自决政府也可能尊重民意，推行政治民主化，但长期维持地方自决的后果，很可能使国家走向分裂之途。

地方自治通过参与选举、直接请求、实施请愿、居民诉讼和信息公开等方式，保障了基层政府的自组织性及其与居民之间的密切关系。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同，各国的地方自治制度，大体可分为先天自发型和后天习得型两种模式。先天自发型模式是地方居民自发行使自治权的结果，地方政府普遍拥有广泛的自治权。后天习得型模式不是建立在市民自治意识基础之上，而是国家有意推行民主自治的结果。先天自发型模式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它最初创制于英国，后传入英国的殖民地和受英国政制影响较深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后天习得型模式以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等国都属于该模式。

世界各国的地方自治制度各有特色，但透过复杂多样的具体形式，仍可总结出许多共同之处。概而言之，各国地方自治制度具有以下共同特点：(1)通过宪法或法律明确划定地方自治的范围和职权。在地方自治制度下，地方政府的权限是由宪法或法律规定，非经法律允许，中央政府不得干涉地方政府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都制定有专门的地方自治法律。地方自治法律规定了地方自治机关的组织机构以和自治权限。(2)地方自治机关的议会议员和行政首长经由地方居民经由直接选举产生。地方居民参与选举并有权决定地方代议机关和行政首长人选，这是地方自治的最显著特征。直接选举可促使地方官员对地方居民负责，促使地方政府贴近民众，能够对地方居民需求及时作出回应。(3)地方自治机关负有推行地方自治和执行中央政令的双重职责。地方自治机关既承担着地方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同时也承担一部分中央委托的事项。(4)地方自治机关有权通过法律手段抵制中央政府的越权干预。为了当地方自治机关认为中央政府干涉其自治事务时，可以向最高法院、专门法院或普通法院提出诉讼。这一制度安排是地方政府维护合法的自治权限的有效保障。(5)各级地方自治政府在法律关系上处于平等地位。地方自治机关的上下级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各自的自治权限都来源于法律规定，彼此之间在法律关系上处于平等地位。

二、扩大地方分权程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地方分权可谓是天下大势、浩浩荡荡。新自由主义与地方分权是一对孪生姐妹，其基本政策立场是“小政府”和地方分权。在新自由主义看来，中央政府因推行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而导致财政赤字急剧增大，从而使中央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新自由主义主张，减少中央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财政支出，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美国里根政府的“还权于州与地方”改革，法国于1982年启动的地方分权改革，就是典型的例证。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在联邦和州之间实行纵向分权体制。但罗斯福“新政”中止了政府间彼此独立的“二元联邦主义”，转而实行“合作联邦主义”。在合作联邦主义下，联邦政府通过实行分类补助、管制和无预算项目等方式，经常将触角伸向州与地方政府，使州与地方政府成为联邦政策的执行工具。 为此，州的领导人经常抱怨首都华盛顿对下面管得过多，而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又越来越多地抱怨州政府对下面管得过多。 “还权于州与地方”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1980年里根当上美国总统以后，面对庞大的联邦财政赤字，开始向各州下放权力，重新确立“自己照料自己的联邦主义”。

1982年，法国密特朗政府制定了《权力下放法案》，并以此为据推动地方分权改革，促使地方政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更好地回应社会公众的多元化需求。进入1990年代以后，韩国、泰国等新兴现代化国家，前苏联解体后的新独立国家，以及东欧剧变后的新东欧国家，都开始推进地方分权改革。20世纪90年代前期，为了应付“泡沫经济”造成的困难局面，日本政府采取扩大公共投资、降低利率等政策措施，这种带有凯恩斯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使财政赤字迅速膨胀起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繁荣景象。于是，日本各界开始高喊“遵守国际标准”。在此背景下，日本桥本内阁重新推行地方分权改革，并使地方分权改革成为行政改革的主旋律。

伴随着单一制国家的地方分权改革，世界各国的地方治理呈现出趋同的发展趋势。不仅联邦制国家尊重地方自治和实行法定分权，许多单一制国家也朝着“准联邦制”的方向发展，地方政府的权力自主性明显增强。不论是美国的“竞争型联邦制”、德国的“合作型联邦制”，还是英国的“完全地方自治”、法国和日本的“不完全地方自治”，经过历史的演变，目前已经成为越来越类似的地方治理制度。概言之，地方分权的好处主要在于：(1)有利于促进居民参与当地公共事务。地方居民可通过政治参与表达各自的利益偏好，地方自治还可提升居民的民主意识和自治能力，从而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奠定基础。(2)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对本地居民负责。由于地方议会和行政首长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它迫使地方政府必须尊重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必须成为地方利益的真正代表者。(3)有利于减轻中央政府的治理负担。现代国家治理如果事事都依赖中央政府，将会导致效率低下和治理不善。(4)有利于促进地方治理的制度创新。在地方分权制度下，由于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地方政府有权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政策试验和制度创新，容易形成各种新思路和新做法。(5)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斯蒂格勒的最优分权理论表明，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本地居民，更了解辖区居民的效用和需求，对本地事务更加具有信息优势，地方分权具有内在合理性和必要性。 (6)有利于缩小地方政府的总体规模。地方分权可根据实际需要自主设置工作机构，而不必片面地追求与中央政府对口设置机构，可以缩小地方政府规模和抑制财政支出的上升。

三、建构政府间合作机制

传统的政府间合作建立在行政等级制基础上，各级政府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具有不平等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正在形成新型合作关系，即在地方自治和法定分权的基础上，通过自愿性的政策协调和财政补贴建立伙伴合作关系。随着现代社会管理的日益复杂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管理职责都越来越繁重。中央政府职责范围内的许多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必须通过地方自治政府才能更好地执行和实施。可是，这些事项并不属于地方自治政府的份内职责。加之地方自治政府的财力和人员有限，无力履行自身职责之外的其他事项，无法承担社会发展所额外附加的政府职能。为此，中央政府通过财政专项补助的方式，促使地方政府支持并执行中央政策。

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大城市超越了原有的地域界线向周边地区扩展，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融为一体，形成了大都市地区和大都市复合体。大都市地区的形成，客观要求各个地方自治政府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方面互相配合。然而，西方国家现行地方政府格局是在19世纪形成的，许多地方自治政府的管辖范围十分狭小，彼此之间的横向协调又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纽约大都市区内的政治小单位多达1400个。 这样多的独立而平等的政治小单位使合作非常困难，这种情况被称为大都市区治理的“巴尔干化” 。随着大都市在国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央政府难免要关注大都市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行政指导等多种途径，促成中央与地方合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以更好地解决大都市管理所面临的卫生、住房、供水、污水处理、照明、交通、教育、道路和财政等问题。

近年来，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合作关系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根据尼古拉斯·亨利对美国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从1789年到1940年间，美国各州只签订57项州际合约，但接下来的50年，另外就有122项州际协定出现。平均而言，每个州签订了20项州际合约，许多州与州之间的协议已经演化成为跨州机构。 除了州际合约外，美国还有许多诸如政府间协议、地方政府协会、市自治团体协会、县议会协会、城区议会协会等合作机制。由于地方政府的多中心体制存在碎片化问题，难以解决跨区域的垃圾处理、环境污染、公共交通、土地利用、社会治安等问题，地方政府之间通过签订协议或成立联合委员会，可以协调解决跨区域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合作，已经不仅局限于协调地方政府间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还通过横向联合形成政治力量，对中央政府的公共决策产生影响。例如，1976年，美国东北部7个州组成东北部州长联盟，凭借统一的政治联盟在国会争取更多的联邦补贴资金。

四、实行多中心治理体制

近年来，不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发达国家的地方治理都呈现出明显的多中心治理趋向。所谓多中心治理，就是在地方治理的各个层次、各个区域同时进行调节，由多个主体同时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多中心治理理论看来，集体选择问题应当尽可能在较低的治理层次得到解决，更高的治理层次主要承担着辅助性功能。为此，要尽可能地把事权下放到最贴近民众的基层政府，强化和完善基层政府的治理权力。在多中心体制下，地方政府不论辖区大小，彼此间的法律地位平等，它们并不依赖传统的官僚科层和等级体制进行运作，而是分别自主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政府善治的立场出发，多中心治理是人类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近年来，在竞争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挑战和压力下，一股强大的多中心治理运动正蓬勃兴起。多中心治理的基本目标是，拉近地方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恢复草根民主和公共精神，尽可能地实行多层次的地方自治，依靠多元治理主体通力合作共同解决地方性问题。

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地区治理是地方治理多中心化的一个缩影。大都市地区包括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中心地区以及与该中心有着高度的社会经济联系的若干个临近社区。以美国为例，由于郊区化的快速蔓延，形成了许多布局庞大且分散的大都市区。 每个大都市地区都存在着大量独立的、平等的公共管辖机构，许多新兴城镇纷纷设置自治区域并成为相对独立的自治市。大都市区不仅包括中心城、市镇和特别区，还包括县政府。大都市区包括着大大小小多个地方自治单位，其中，没有一个地方自治单位能够在区域中发挥绝对主导作用，各个自治单位彼此合作、共同治理大都市地区。相对于单中心的市政管理体制而言(即在统一的大都市政府的领导下，大都市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实行统一计划和协调管理)，这种多中心体制由于政府较小，弹性较大，能够更好地回应公民的多样化需要，更有效地满足公民的公共服务需求。

近年来，发达国家将地方自治政府的部分权力向基层社区下放，由社区居民组成的各种社会团体(邻里法人、邻里协会、邻里社区协会等 )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务。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指出，“我们的各级政府开始把公共服务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从官僚和专业人士手中夺回来交给社区。” 在多中心治理理论看来，地方治理不仅依靠政府部门，而且依靠社会团体、基层社区和居民个人。在政府部门之外，社会上还由一些其他机构和单位负责维持秩序，参加经济和社会调节。 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地方政府部门应该更多地向社区授权，将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和控制权交给社区，政府部门不再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转而主要执行掌舵、监督和筹集资金等责任。通过授权社区组织进行自主管理，社区将从政府机关附属机构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转而成为真正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美国，许多社区组织积极行动起来解决面临的公共问题，如组织居民进行治安保卫和卫生维护，提供就业技能训练，组织杂活服务队，组织男童子军油漆房屋，组织青少年修剪草坪，付钱给小孩让他们给老人干杂活，组织本地区护士提供护理服务，等等。一位社区服务组织者指出，“我们的做法是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政治家们做不到的事，也是市议会的议员做不到的事。”

在地方治理的多中心发展进程中，经济学家蒂博特提出的“用脚投票”机制开始发挥作用。该理论指出，在允许自由迁徙的前提下，企业和公民从自身效用最大化出发，将会不断地寻找合适的地方政府并在其辖区内居住下来。人们之所以愿意居住在某个地方政府的管辖区域内，是由于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公共服务与所征税收之间的最合理组合。 在多元地方政府并立情况下，为了使本辖区对企业和居民具有吸引力，每个地方政府都有确保公共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的动机，都想方设法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选择，它有助于形成竞争性的地方治理格局。

(“全球视野中的地方治理发展趋势”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