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教师学识论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沙孟海书法集诸家之长，碑帖融合、恣肆力沉的行草尤为出色，被称为“沙体”。其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除名师指点加业精于勤外，还融合了敦厚的个性，真正做到了字如其人，并得益于其自身深邃的学识和故乡人文氛围的滋养。
视野·功力·学识
优秀学术著作的完成不仅是写作者多年心血的结晶，更是学科视野、专业素养和学识能力的综合呈现。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对学术热点的追踪与跟风，对文学“现象”的层累式的挖掘和解读，对以文化理论和现代性理论为代表的迷恋和阐释，几乎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场域最具“在场”感的研究范式。相比较而言，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较为边缘化。学院派的精英立场从“人的发现”开始，往往止于“成人”的发现与解读，不屑于对人类进行溯及童年的哲思，漠然于中国儿童文学参与塑造人的“主体性”、改造国民性的深意。尤其是对中国近现代儿童文学的历史脉络的梳理、理论批评的善用，鲜有耐住寂寞、深耕于此的力作诞生。张梅博士的《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不仅对这一阶段的儿童文学史做了“论从史出”的全面梳理、条分缕析，更以跨学科的锐意方式考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童年”想象。
一、视野：晚清五四时段的选择
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近世中国的“千年未有之变”引发了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全面变革。新旧交替之际“想象共同体”的生成过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多元性和复杂性。因此对一时段文学现象的考察研究，已然是学术界的共识。而这一时段，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由传统童蒙读物到现代儿童文学的嬗变期。这一嬗变与现代启蒙精神照耀下的儿童观、童年观构成了相辅相成的“互文”关系，可以说“儿童的发现”是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发端，也是中国儿童文化的建构期;对现代文学的思维观念、艺术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儿童”的位置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但是就中国儿童文学近百年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而言，无论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还是新文学中儿童文学的展开，都对晚清以来现代传媒兴起下的儿童读物的新兴，表现出疏离与否定。这一表达方式、认知模式和研究范式，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下的文学史既定话语体系中。既漠视了晚清以来儿童读物对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筚路蓝缕之功，又忽视了儿童作为儿童文学阅读主体的意义所在，更阻碍了对中国童年现代化的多元表达与探索。这也正是张梅博士对晚清五四时期的儿童读物全面梳理考察的意义所在。正如她在书中所言：
本书在破除儿童文学的纯文学观念、建立大儿童文学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把晚清五四以来的蒙学读物、儿童书籍、刊物、报纸、近代教科书都囊括进来，从中抽取典型文本诸如《小孩月报》《蒙学报》《启蒙画报》、教科书、《儿童教育画》《儿童世界》《小朋友》等进行深度扫描，力图对晚清五四时期的图像叙事能有一个清晰的史的勾勒。
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现代传媒的兴起是其重要的载体，诚如梁启超所言“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可以说儿童文学的现代化，缘自时代变局，更直接缘自这一历史境遇中儿童读物的兴起，并带来“读者”的出现，“儿童”开始成为“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1]。由此，从1874年出现的《小孩月报》到1922年创刊的《小朋友》;从晚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的儿童刊物的创办，到以“启蒙”为关照的本土各类画报的尝试，再到以“儿童”为“期待视界”的刊物的兴盛……《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一书对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资料广采博取，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张梅对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走向有着清晰自觉的学科意识，并没有因为大量的文献资料汇聚，而将其视为简单的线性进化式发展路径;而是谨慎又敏锐地辨析了影响深远的传统童蒙读物与现代儿童读物间相生相斥的张力关系，进一步论证了儿童文学现代化、合法化的历史图景。如晚清时期传教士创办的《小孩月报》，能够成功传播的关键在于“如何寻找传统蒙学与西方儿童教育的衔接点”。传统蒙学绵延千百年的成熟模式，使得传教士所致力的“童蒙教育”，放棄了用《圣经》与儒家经典对抗的方式，而转向为“对现实生活进行规范的俗世伦理中找到与其对接的衔接点”。正是通过大量的案例、翔实的资料，将上述问题一一论证，可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二、功力：对原始资料的爬梳剔抉
著者所要表达的观点，必须牢靠地植根于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这是治学之常识。这本近四十七万字的著作依托于系统、全面、扎实的资料基础，从容驾驭理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对晚清五四时期的儿童读物发展图景做了精到的分析，完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路径的追溯。
面对这项具有严密的实证性的研究课题，张梅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卷。从传教士主办《小孩月报》的“西学东渐”与“中学为体”的相斥相生;到《蒙学报》《启蒙画报》中传统蒙学思想与现代儿童观的杂糅;再到《儿童教育画》《儿童世界》《小朋友》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刊发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儿童”读物。所有研究对象的选取，都没有现成的文献集成资料，都需要作者在国内外各类各级图书馆中对原始资料进行爬梳剔抉、一一甄别。这份苦功夫实在来之不易，也成就了该著作的截断横流、自成一家。为我们全面认知晚清五四时期的儿童读物的历史全貌、发展脉络，提供了极好的注解。
该著作的大量资料考据和挖掘工作尚属该领域首例，如《小孩月报》的版本即有福州版、广州版和上海版三种，对他们的创办缘起、发展态势、传播影响均作了细致的辨析和考订。如从雕版印刷、凹版铜刻、石印技术等技术革新来论证《蒙学报》《启蒙画报》《儿童教育画》《儿童世界》等的印刷品质、图像特色，以及从传统蒙学读物到现代教科书的转型，这一系列的考订、论证的过程既深入细微，又切中要害。又如以《儿童世界》为文献基础，探讨了郑振铎对儿童文学的贡献，也令人耳目一新。
张梅考证功力的严谨细致，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某些“常识”也起到了极好的弥补和完善作用。如人们习惯认为1923年集结出版的《稻草人》，均源自叶圣陶在《儿童世界》发表的23篇童话，并将该童话集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实绩的开端。经张梅仔细核对，《稻草人》23篇中有2篇《花园之外》和《小黄猫的恋爱故事》并没有发表在《儿童世界》上。对叶圣陶1923-1924年的童话创作和发表情况，也做了细致的梳理和甄别。
三、学识：图像叙事中的儿童文学理论实践
该论著的纲目，是以晚清五四时期重要的儿童读物为独立章节的。其提纲挈领的主线即是“图像叙事”在这些刊物中的形式变迁，以此统摄中国现代“儿童观”生成的过程性。
图像和文学的互文关系一直是不断探寻、追问的话题。图像的出现早于文字，图像思维早于抽象思维，并不意味着后者更优越、更高级。图文互补、以图载文的共享文本模式，实践了儿童的文化参与意识、满足了大众的公共需求。事实上，从晋代的《山海经》插图本起，国人就初涉了想象力的视觉化和文学的空间化的尝试。而图像社会的兴起意味着社会文化秩序的重建，是机械复制时代大众文化兴起的重要表征。现代社会的初创带来了现代民众的新生，未来主人公的现代公民意识也正是通过这一图文互补的方式进行培育的。[2]与此同时，作为历史存在物的诸多儿童读物，一方面受到晚清以来“各种文类界限模糊，边界松动，文类之间对话活跃”[3]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西方世界畅销儿童读物的图文并茂的趋势同步。由此，以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中图像叙事的变迁为切入点，来辨析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过程，在微观把握与宏观驾驭中，构建“大儿童文学”史观。张梅逐一分析了传教士主办的《小孩月报》从“画图示义”到“画图示戒”的本土化策略与调和色彩;《蒙学报》图像中所折射出的“崇实”思潮、爱国主旋律下的图像趣味;《启蒙画报》中白话与图像的双叙事方式，以及图像中的游戏观念对现代兒童观的影响;《儿童教育画》和《儿童世界》中图像所呈现出的现代“童年”想象和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小朋友》的文图之间的华洋杂错与雅俗共赏。在这一共时性与历时性相互交错、缠绕的过程中，儿童读物的特殊性和针对性越来越凸显，儿童独立的社会位置也愈加清晰。这一过程性，也是中国社会发现儿童的过程。
张梅的创新之处还表现在对儿童读物“图像”独立意义的探寻。苏珊·朗格认为：“形式既为空洞的抽象之物，又具有自己的内容。艺术形式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内容，即它的意义。在逻辑上，它是表达性的或具有意味的形式，它是明确表达情感的符号，并传达难以捉摸却又为人熟悉的感觉”[4]。儿童读物中图像的存在，从围绕文字为中心的“插图”式注解，逐步出现了“图画故事”式的独立叙事功能，甚至有了以“图像”为基础的文体实验。由此对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所彰显的“现代性”的另一种面孔做了有趣的探寻。
图像的“叙事”功能，还表现出某种未完成性。正如伊瑟尔认为文本的存在只是“图式化的结构”，存在着“空白”“空缺”和“否定”，只有通过读者介入其“召唤结构”，进行双向交流，文本才具有意义。晚清五四时期的儿童读物，不仅肯定了“儿童”具备应对“召唤结构”的能力，还以多种形式“召唤”儿童读者参与到图像叙事中来。如《儿童教育画》中的“悬赏画”的出现，不仅具有视觉启蒙的重要开创性，更开启了儿童参与图像叙事的文本与读者间的对话模式。这既是一种刺激读者参与的营销模式，也是儿童与成人的主体间性通过图像叙事功能尝试进行多元对话的初始阶段。
结语
晚清五四时期的儿童读物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启蒙运动、市民阶层的兴起、妇女与儿童的解放运动，都对“儿童的发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儿童的发现”;诸多儿童读物中折射出的中国“童年”想象的多元性与图像叙事之间是否具有完全的对应关系，仍是我们可以继续探索的话题。《晚清五四时期儿童读物上的图像叙事》对这一领域的全面开拓，让我们看到了文学通过图像媒介进行传播的可能性。可见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发展，不仅需要探寻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多维度表达，也需要尝试在不同媒介载体中进行儿童文学的理论实践。
诚如朱自强评价“张梅的这部学术著作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创新性成果，它明显为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带来了视野的拓展和学术的增值。”张梅以她的勤勉和刻苦、领悟力和驾驭力，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经历了艰苦而精彩的跋涉，将散落于书海、零碎不成片段的历史元件，进行了富于灵气的整合，重塑七宝楼台。证、据相依，史、论交融，学、识辉映，此乃学术著作之佳境。
注释：
[1]周宁、金元浦译，罗伯特·汉斯·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2]姚苏平：《语图叙事中的一种现代中国童年想象——论<儿童画报>(1922-1940)》，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
[3]陈平原：《“以晚清为方法”——与陈平原先生谈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晚清文学问题》，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4]刘大基等译，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
(姚苏平 江苏南京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 210013)
作者：姚苏平
【摘 要】一名成功的教育者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独特的个人魅力。了解教师的个人魅力的组成要素，能有效地帮助教师提高在三尺讲台上的教学效果，也能让教师帮助学生建立健康的心理，真正实现“教书育人”的崇高职责。
【关键词】大学教学 教师 魅力
一 引言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传统教书匠式的教师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自身的需要。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推动力，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课题组从首次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在180位调查对象中，有48.23%的人认为教师的个人魅力对教学效果的影响非常大，有46.1%的人认为影响较大(见图1)。
由此表明：教师作为教育的主体，其自身具备的素质和魅力不仅是教学质量的保证，而且还是教育发展的推动力。作为一名成功的教育者，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独特的个人魅力。
了解教师的个人魅力的组成元素，能有效地帮助教师提高在三尺讲台上的教学效果，也能让教师帮助学生建立健康的心理，真正实现“教书育人”的崇高职责。一个教师有魅力，学生就喜欢亲近，愿意聆听他的教诲。《学记》有云：“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教育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在此背景下，本课题将主要针对大学教师个人魅力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做详细的研究调查，希望能引起对大学教师个人魅力的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从而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大学生与教师的关系不如中学时期那么亲近，中学的课程较少，上课时间较多，这为发展师生关系创造了条件;而大学的科目繁多，每位教师上课的时间相对于中学而言明显减少，加之大学的教室不固定，公共课和选修课往往采用“合堂”的方式，为师生间的沟通带来了困难;更重要的是大学教师的科研任务较重，许多老师把精力投入了科研，这进一步缩减了师生间的交流。
鉴于大学生与老师的新关系，以及大学生自身的改变——其独立思想增强——大学生更钦佩那些在其专业中出类拔萃、学识渊博的教师，其钦佩之情正是师生关系中的纽带，起着良好的驱动作用，深深影响着教学质量的改变。而教师的学识魅力便是这纽带的基础。
在调查问卷的一道有关优秀教师应具备的个人魅力的多项选择题中，调查结果很直观地显示了学识魅力的重要作用：在180人的调查对象中，69.50%的人选择了学识渊博这一魅力因素，其比例大大超过了其他魅力因素(见图2)。
二 学识魅力概论
首先，何为学识?从字面上来说，学识是学问和知识，学术上的知识和修养。知识是人类的认识成果，来自社会实践。其初级形态是经验知识，高级形态是系统科学理论。这里的修养指的是教师自我认识及自我提高。中国有句古话：“活到老，学到老。”这是许多人的追求。对很多人而言，这更是毕生的目标。现在，绝大部分的中国大学生习惯于依赖老师单方面的知识灌输。因此，教师的学识是否渊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能传授的知识量及教学效果的好坏。
教师个人魅力中的学识魅力对教学效果的影响重大。教师的根本意义就是“传道、授业、解惑”。老师只有不断地扩展自己的学识，才能更好地为其工作服务，也才能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
三 学识作为教师魅力重要因素的原因
前苏联教育学家马卡连柯曾指出，学生可以原谅教师的严厉、刻板，甚至吹毛求疵，但不能原谅他的不学无术。马卡连柯的话指出了学识修养在教师魅力中的重要作用。教师要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自我领悟能力才能引导学生走向丰富多彩的知识殿堂。因此这就要求大学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结构，丰富知识体系并养成良好的知识修养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教育发展。那么，为什么教师需要丰富的学识呢?
首先，教师广博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及全面的教育科学知识可以准确有效地引导学生理解与掌握课内知识。曾有人说过，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就得有一桶水，也就是这个道理。
课题组成员在调查过程中曾抽样采访了一些英语专业的学生，他们都表示教师的个人知识储备和学术修养是教学过程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其中有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英国文学是英语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在开课之前，同学们都认为这必定又是一门枯燥的专业课;但开课之后，大家对这门课的态度都有了很大的改观。这一巨大改变都归功于英国文学的任课老师，她不但有深厚的文学底蕴，而且对英国文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热情。她将两者结合渗透到自己的教学中，其效果明显好于其他只是照本宣科的专业课。可见，学识魅力的发挥对教学效果有着显著的影响。
此外，大学生比中小学生对知识的需求来说更有多样性与深层性。这也需要大学教师能够不断扩大知识的深度与广度，以满足大学生需求。
其次，多才多艺的教师会对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教师的兴趣与特长的多元化会激发学生的兴趣，对教师产生好感从而喜欢听课，喜欢和教师交流。比如数学老师在黑板上不用工具就可以画出一个正圆，地理老师随手就可以画出标准的中国地图，课堂上教师这些特长的举动都会使学生震撼。而没有特长，只是单方面的对所教课程了解的老师只能说是一位古板的教书工具，并不能成为教育家。
再次，有丰富人生经历的老师更是学生的良好榜样。老师成功的人生经验会带给学生积极正面的参考。例如，我们的口译老师曾向我们分享她在大学期间的学习历程及毕业后在某公司的实习经历，并在我们的学习方面提了不少建议。我们从中受益匪浅。因此，丰富的人生经历也是教师学识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
总之，具有良好学识的教师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与高尚的自我修养。而要提高自我修养则需要足够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提高意识。这样的老师才会深受学生的喜爱，并影响学生一生。
四 学识魅力对大学教学的影响
韩愈在其著作《师说》中写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就是说，拥有丰富的学识是作为一个好教师的根本。根据大学生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学识魅力在各项魅力选项中位居榜首(见图3)。
说明：(一)整洁大方;(二)耐心;(三)知识渊博;(四)文明礼貌;(五)风趣幽默;(六)积极上进;(七)备课认真;(八)平易近人;(九)表现力强;(十)心胸宽广;(十一)善于发现;(十二)善于引导，沟通;(十三)时尚新潮;(十四)善于发问。
那么，学识魅力对于大学课堂究竟有怎样积极有效的影响呢?
首先，从教师的角度看，学识毫无疑问是教学的必要条件。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的书中说到，知识——即是目的，也是手段。教师传道授业是其职责所在，但是教师同样可以利用学识充实自己的人格魅力。大家都知道，人们表达情感和展示能力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语言的运用。在课堂上，大学教师运用自己丰富的学识，通过语言的组织生动地讲解专业知识，向学生散发出自己巨大的人格魅力，使教师的讲课范围也不仅仅局限在教科书上。这种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的完美结合正是一个教师活跃课堂气氛的最佳手段。也就是说，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学教师，把自己拥有的学识作为一种手段，给自己的人格魅力添彩润色，不仅能使自己在课堂上展现独特的魅力，也能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其次，对于大学生来说，大学是进入社会，参与社会生活之前的重要阶段。毫无疑问，大学生对知识的需求，特别是专业知识的需求尤为明显。这一点在调查问卷的结果中已显而易见。然而，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大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并不乐观。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学生对于知识丰富、讲课生动教师的讲课关注度比沉闷枯燥的课堂关注度要高出很多。很多大学生提到，对自己喜欢的课，除了个人兴趣，往往是教师的个人魅力，尤其是教师丰富的学识吸引了自己的注意力，因此提高了参与课堂的积极性。由此可见，大学教师的个人学识魅力与学生的积极性有直接的影响。大学教师的个人学识魅力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课堂，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对课堂知识的理解。
本课题组的问卷有这样一道题：一个有魅力的教师对你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见图4)
说明：(1)提高自己的学习兴趣，增加知识储备;(2)影响你的生活态度，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3)使你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4)影响自己的思维方式，全面考虑问题;(5)其他。
以上数据表明，教师魅力对于提高学习兴趣，增加知识储备，引导学生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及改善学生的思维模式方面都有较高程度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课题系统地调查和研究了大学教师魅力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从图表以及一系列资料中大家可以看到老师的耐心和学识在同学心里有着极重的分量。耐心说教的老师往往能赢得学生的喜爱，而学识渊博的老师能激起学生对其的敬仰之情，并在此基础上激发学生对大学课程的兴趣和热情。因此，本课题着重集中于学识魅力展开了更深入的探究，发现大学教师学识魅力对教学质量的影响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希望在校老师能够充分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重大使命，不断提高个人的学识魅力，以对学生的博大爱心、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永不满足的执著精神，投入到这光辉的事业中。
参考文献
[1]郑日昌.大学心理辅导[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
[2]在线新华字典——学识[DB/OL].http://xh.5156edu.com/ html5/67754. html, 2010.06
[3]百度百科——知识[DB/OL].http://baike.baidu.com/view/ 8497.htm?fr=ala0_1_1，2010.05
[4]杨芳.思想道德课教师学识修养的主要内容[J/OL].http:// www.cqvip.com/Read/Read.aspx?id=27705442，2008.03
[5]百度百科[D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797262. htm)，2010.05
[6]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DB/OL].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view/1ac21c0490c69ec3d5bb7584.html，2011.02.04
[7]湖南教育网.教师的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很重要[DB/OL]. http://old.hnedu.cn//web/0/200809/16111023203.html,2008. 09.16
[8]潘江.加强师德修养，塑造人格魅力[J/OL]. http://www. cqvip.com/Read/Read.aspx?id=37218661，2011.04
[9]沈志勤.如何打造教师魅力[J].新华教育导刊，2010(10)：1～2
〔责任编辑：陈晨〕
作者：魏玲丽 朱丽 孙旭玲 李淑彦
摘 要： 沙孟海书法集诸家之长，碑帖融合、恣肆力沉的行草尤为出色，被称为“沙体”。其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除名师指点加业精于勤外，还融合了敦厚的个性，真正做到了字如其人，并得益于其自身深邃的学识和故乡人文氛围的滋养。
关键词： 沙孟海 书法艺术 深邃学识
书法历来讲究名人效应，沙孟海这位浙东大儒，相比大多数书家，书法以外的效应并不凸显。其父只是一位乡村中医，自身勉强有点事迹，亦无非是在陈布雷推荐下，做了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秘书，并参与撰修蒋介石家族的《武岭蒋氏宗谱》而已，沙氏兄弟被称为“沙氏五杰”，四个弟弟均是革命家，可谓“以书法而名”。
一、沙孟海的书法艺术
沙老恣肆力沉的行草书风朴拙，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就是所谓碑帖融合——行草碑化的“沙体”。纵观其书法历程，大致分四个时期。
（一）甬城——彷徨寻索期
沙老幼年从父学习篆书及篆刻，后学真行书，主临王羲之一路。1913年父亲过世，1914年考入“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入学时曾携《集王书圣教序》，见时人临《郑文公》、《瘗鹤铭》等，颇觉震撼，亦希望“笔力矫健，气象峥嵘”，于是勤加临习《会稽刻石》、《峄山刻石》，以及吴大澂的篆书《孝经》、《论语》、《说文部首》。师范未毕业时就在篆书方面小有名气，为补贴家用开始卖字，常写屏条、楹联、墓志铭等，还为乡贤代笔，可对自己的行楷依然不满。
沙老后来见到梁启超临《集王书圣教序》、《褚遂良枯树赋》中使用的方笔，又追学黄道周。实际上沙老在宁波时，已亲见“碑帖融合”得较好的先例，如钱罕由帖学入门，博采诸书家，后偏好《石门铭》、《张猛龙碑》一路，并结合黄庭坚字体体势写大字，给沙老留下深刻印象，其实二人在人品、学识、性格上确有不少共性。另外，此时的沙老还常在铺有沙子的操场上用竹竿写大字，锻炼臂力与文字布局能力，为中老年时书写榜书打下了基础。
（二）海上——风格孕育期
1922年沙老随屠康侯前往上海（1921年起任屠家家庭教师）。寓居上海期间，对其书风影响较大的要算沈曾植、吴昌硕。沙老虽未亲见沈曾植（1922年刚卒），但非常欣赏其铿锵豪迈的作品，沙老赞：“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沈曾植《题黄道周书牍廊坊诗》：“笔精政尔参钟索，虞柳拟焉将不伦。”更加深了沙老对传统的理解，还追黄道周的根，直接向钟繇、索靖及相关书家学习。
1924年吴昌硕在好友况周颐寓所见到沙老的印作，题赞：“饶有书卷清气。”其后三、四年间，沙老更有缘获吴昌硕亲授，并列为门人，听其言论，看其挥毫，对沙老精神层面上的触动极大。不仅在书法的笔法、结体上有所提高，还一改早期临习集字成篇的《集王书圣教序》所造成的缺乏整体观的缺憾，在章法上有了很大飞跃。此时沙老写件极多，其实是一种锻炼，书体由较“平正”的书体逐步转向多样，个性化书法风格正在孕育成形。
（三）博采——碑帖融合期
1928年沙老往杭州任浙江省政府秘书处科员，1929年任中山大学预科教授，随后为了整个大家庭的生计，多次辗转各地。30至50岁，沙老大量临习历代书家作品，远宗汉魏，近取明清及当时诸家各体，即使在抗战时期也没有丝毫松懈。而且这种学习不是浮光掠影式的，有的书家甚至研究几十年，沙老30年代就好颜真卿，1941年还临《祭侄文稿》，而《颜真卿行书蔡明远刘太冲两帖》一文则是于1982年撰写的。
由于书法境界的提升，沙老并不厚古薄今，亦不人云亦云，学篆书不仅取法邓石如。学隶书时就曾称：“明以前不足学。”而钟爱伊秉绶、吴昌硕。行草除苏轼、黄庭坚、米芾外，祝允明、王雅宜、黄道周、傅山、王铎等均爱。此外，沙老的书风与其朴实敦厚的性格相符，其性格更像个“过滤器”，但凡所学书风与其性格有悖的，沙老均会有意无意地加以改造吸收，博习专精。如1948年行草《临王雅宜诗翰（并跋）》就融入很多自己的笔意。
中年后，沙老书法技巧日臻高超，加之阅历丰富，意境亦至“心手达情”。书法融帖学之“尚韵”与碑学之“尚势”。不仅行草多，而且各体皆工，真正做到“既知平正，务追险绝”。从蝇头小字到擘窠大字具佳，1940年行书《辛稼轩寿词抄本》尽显写小字功力，1947年楷书《修能图书馆记》则显得气定神闲。此时期行草气势磅礴，特别适合写榜书。
（四）复归——从容入朴期
学术界普遍认为沙老书风真正形成的临界点约在50岁。但50至80岁间，沙老平时工作繁杂多样，1949年后曾任职浙江大学、浙江博物馆、浙江文管会、浙江美院、西泠印社、书法家协会等，花在教学与文物工作上的精力极多，创作在“文革”期间又受到严重干扰，1961年行草《题天一阁六言联》是此时期的代表作。80岁后的作品反而相对较多，由于视力衰退，书法多行草，偶有1985年楷书《王国维先生墓碑记》这样的作品，匾额、摩崖、条幅、楹联数量可观，擘窠大字作品至今随处可见。行草朴厚真率，“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当然，此处“平正”则指不刻意安排的书法境界，这就是大家最熟知的“沙体”。1955年沙老曾书写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匾额，自谓：“写此匾如牛耕田也”，而在1987年重写时书风更为从容入朴；同年书写的《孙绰兰亭集后序》，笔力苍辣遒劲，收放自如，将高超的技巧隐于无形。
二、沙孟海深邃的学识
真正的书坛巨擘，仅痴迷技巧是不够的。苏轼：“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沙老深邃的学识极大丰富了书法的神采，王僧虔《笔意赞》：“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神采飞扬而气格不凡。
沙老就读师范时师从冯君木先生，精读了《左传》、《礼记》、《说文》等，为其打下深厚的古典文学底子。1921年还随冯先生往访赵叔孺先生，后常拜谒赵先生，时受亲炙。1923年冯先生在上海任修能学社社长，期间更是随时候教。并受吴昌硕、朱孝臧、况周颐的多方教导与提携，结识了康有为、沈尹默、章太炎、马一浮等诸贤。因此，沙老众多学科起点极高，除了周知的书法学、金石学、印学方面的造诣外，对古典文学、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古器物学）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沙老做学问从不完全面向故纸堆，盲目迷信前人，其对原始资料考证极严，且能提出不少真知灼见。1952年调任浙江文管委员会任常委，同时兼野外调查组组长，更常接触第一手文物资料。
沙老一生笔耕不辍，除《沙孟海书法集》、《中国书法史图录》等集子外，其理论著述自成体系，且自认为“客观七分，主观三分”，不囿于旧说，喜欢穷源竟流。1928年在杭州所著《近三百年的书学》、《印学概论》，1930年发表后还受到顾颉刚的关注。60年代初期著有《印学史》等，《海岳名言注释》、《碑与帖》、《书法上的若干问题》、《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古代执笔法初探》、《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漫谈碑帖刻手问题》等重要论述，相续发表于有关刊物，后绝大部分收入《沙孟海论书丛稿》、《沙孟海论书文集》。1949年沙老任浙大教授时，所授课程为“古典文学”和“金石学”，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金文诂林》就收录了沙老六篇文章，显见其论著质量之高。陆维钊曾说：“一般人只知道沙孟海先生的字写得好，哪里知道他学问醇厚才有这样的成就。”
另外，艺术风格的形成与艺术家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息息相关。沙老故乡浙江的书画之风历来极盛，“20世纪书画四大家”中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源于浙江。浙江众多书家尽管风格各姿，但整体脂粉气较少，重视文化底蕴，讲究在传承的基础上变革，沙老的书风与此极为契合。
1992年4月“沙孟海书学院”在东钱湖畔成立，沙老同年10月辞世。1999年末沙老被评为“20世纪中国十大杰出书法家”之一。2010年举办“‘沙孟海年’系列学术与纪念活动”以缅怀沙老。“为金石与书画一代传人”原是沙老为吴昌硕所写的挽联中的一句，正是其本人的写照。
参考文献：
[1]沙孟海.沙孟海书法集[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
[2]沙孟海.沙孟海论书丛稿[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
[3]沙孟海.沙孟海论书文集[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
[4]沙匡世.沙孟海年表[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
作者：黄蔚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后，中国的教师教育政策是在教师专业化理念的指引下，以提高教师教育质量为目的，以重构教师教育体系为重点，大力推进教师教育改革的话(“体系重构阶段”)，那么自2005年前后直至2017年初的中國教师教育政策重心开始转向内涵建设，即一方面继续在教师专业化的理念指引下着力提高教师教育质量，另一方面积极探索通过教师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内涵建设阶段”)。综观过去20多年来的中国教师教育政策可以发现，提高教师教育质量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尽管进入新世纪之后，促进教育公平的主题日趋凸显，但提高质量的主题更根本。在教师教育整体质量不够高的情况下，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和促进基础教育公平的目标，很难实现。因此，振兴教师教育，提升教师教育自身质量应该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最迫切课题。
影响教师教育的振兴发展和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师范类专业生源质量持续不高，究其原因固然有人们思想观念的因素，但关键还是在于教师的地位待遇不高;二是高水平的高等院校之所以不愿参与或投入教师教育，固然有认识高度不够的原因，但关键还是与教师教育的地位不高有关;三是要提高教师教育的专业化水平，迫切需要推进高校内部教师教育组织体制改革和学科教法教师队伍建设。总之，影响中国教师教育振兴发展和质量提升的关键还是在于教师和教师教育的地位不高。
饶从满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年第4期
由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组建的国内首个反腐法治研究机构—“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近日在北京成立。中心由国家反腐败职能部门领导担任顾问，国内著名法学家担任学术委员，相关司法实务部门负责人担任特聘专家。
新华社发布的这段“通稿式”消息，通常很难引起民间舆论场的关注。要知道，中国从来不缺这类协会或研究机构，也不缺与反腐败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反腐败研究更缺乏基于独立研究的真问题和真见解。
比成果更重要的是真话，比学识更重要的是勇气。前些年有个防治腐败的国家级课题，据说经费还颇为可观。课题组用了三年时间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说中国要防治腐败就得推行“阳光法案”。一些媒体对这项课题的成果不无赞誉，前来围观的网民却不买账。他们质疑说，谁不知道“阳光”可以预防腐败！这样的常识连我们都知道呀！需要花三年时间研究吗？
回到现实中来，承担官办的国家级课题，能够清晰地表明态度支持“阳光法案”，已是一种进步。在多数民意还常常不能凝聚成法的当下，让官员基于道德自觉或基于稳固执政而转变观念，逐渐认同“阳光法案”并愿意推动这一“法案”进入立法程序，就成了现实的选择。
“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的成立虽然有了舆论回响，但并不代表一个刚成立的学术机构就已经有了重大的研究成果，也不代表这个学术机构的名头或来头有多大，成果就会有多深。舆论关注这个中心，只是代表了在当前反腐败日趋深入的时代背景下，有关反腐败的“司法研究”被抱有格外的期待。
反腐的法制化是一项重要任务。习近平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上强调说，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这代表了最高领导层对反腐败的总看法。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都以“法治”概念为前提。要遵循法治，就不能选择性反腐，而要做到“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遵循法治，就不能法外反腐，而应反腐败统统纳入到司法的框架内。总归一句话，反腐败的法治化就要在法治精神的指导下，由法定的机构、依法定的程序、在法定的授权范围内、对触犯了法律的腐败分子准确适用现行法，使之罪罚相当。
这么一分析，反腐败的司法研究要研究些啥，就有点呼之欲出了。借用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姜明安教授的话说，“从未来的趋势来看，目前纪委和检察院的工作衔接将进一步优化，检察院担负起更多的对是否犯罪及其相关事实进行认定。”
这句话说已经很直白。读者若是还觉得有点绕，可用万能密码“法治”二字破解它。以法治思维看反腐败，只要有腐败行为发生且涉嫌犯罪的，检察机关都应第一时间介入，而不能被动等待“纪委移送”。在中纪委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王歧山书记强调要“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这说明，现行反腐败体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推进“创新”。
所以说，反腐败司法研究涉及的课题可能很多，其中的司法技术问题更是林林总总，但最为关键的，还得归于“反腐败领导体制”。如何“理顺纪检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工作关系”，不独需要深厚的法治学识，也需要基于独立人格的常识重述。要相信，真反腐，亟需发现真问题，提供真见解。
作者：南都周刊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