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关于古代“忧患”意识，已有不少学人作过研究。现在有条件对此进行归纳，同时在某些观点上加以深化；例如关于“忧患”意识的历史分析，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道德情操的表述
我们打开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可以看到，当时“百家争鸣”中的各个学派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忧、乐观。例如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
与“忧”相对的是“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同上《学而》)经常看到并且宣扬别人的长处和优点，结交有高尚品格的朋友，踏踏实实地培育自己的德行——这三种就是对人有益的快乐呀。
孔子的“忧”与“乐”主要指“君子”体现在学业和品行上的高尚情操。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同上《雍也》)，实在是贤明的君子!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同上《述而》)。这些论述发人深省，它们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孔子为人的思想感情提出了道德标准，而情感与道德的结合就称之为高尚的情操。对于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视，正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
“忧患”——人生价值观的核心
战国中期，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所谓“忧患”意识便成为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
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比如，舜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这个人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提拔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有很大的政绩。这些事例说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奋发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孟子将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足以使人沉沦死亡。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孟子看来，仅仅懂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是不够的。有大志的人应当在此人生哲学的指导下勇于实战，勇于开拓，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为此，孟子说了一段很有教育意义的话，其大意是：一个人要挑起重担，他的身体和思想都要经受长期的锻炼，饥饿、困乏经常袭来，思想矛盾经常发生，不如意的事经常遇到。这样，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他的意志，提高他的能力，使他更加冷静、成熟……(参看《孟子·告子下》)
在孟子看来，人们在“忧患”中磨炼，最重要的是，培育一种基于高尚理想和志向的精神。他称之为“浩然之气”或“正气”。这不是天生的，要靠后天的培育。“正气”的长期积累，才能使人实现自身的价值，并逐渐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有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高度。可以看出，孟子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论述，以“忧患”意识作为起跑点，而“大丈夫”则是力争达到的目标由此构成了严密的人生哲学体系，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忧患”意识与古代哲学辩证观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其中便含有哲学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
我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有很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在《老子》一书中关于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各方面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40章)。“反”即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顶点，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转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后，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以便回到原初的状态。因此，老子所说的“反”含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的两种含义。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
还要提出，古代杰出的兵书《孙子兵法》，其价值并不限于军事，它实际上也是一部讲哲学辩证观的著作。在《孙子兵法》看来，人在“物极必反”的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军事斗争领域，人们——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们可以认识并利用事物的辩证规律，制定符合实际所说的战略战术，从而指挥并取得战争的胜利，由此显示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称辩证观为“有对”之学，“万物莫不有对”。《易传》一书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例如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即人们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易传》的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认为商汤灭夏、武王灭商，这些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还有一点，《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政者应当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谦虚谨慎，扎扎实实地做事，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很明显，中国历史文化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表现。换言之，古代的“安危”观念实际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受到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们的重视。有了辩证观，才有“忧患”意识；中国历史上“忧患”意识影响之深远，由于它不是个人一时的感言，也不是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哲学，由此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忧国、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说，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期，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观点。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时当西汉立国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像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
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范件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 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岳阳楼初建于唐代，守仁宗时重修。范仲淹应友人之邀，曾访问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岳阳楼。这篇名文首叙登楼俯视洞庭湖的景观，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意思是说，人们欣赏景物的感触，会不会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呢?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
“嗟夫，予喜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等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尼庙堂之高，则忧其尼；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一个人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感情?这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可以这样表述：在朝廷做官，要心系■民百姓；不在朝廷做官，要有对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幸福，这个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崇高的感情!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为范仲淹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他始终心怀天下，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自励。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境界才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真谛所在。
“忧患”意识与改革要求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有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并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
例如，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年(1667年)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伪托三代(夏、商、周)为黄金时代，说这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他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同上《原臣》他将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他又说，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同上)。“天下”这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名词，与一家一姓的统治是不同的。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日知条》卷/3“正始”条)。顾炎武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亭林佚文辑存》)“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如果说时当17世纪的明末清初是“天崩地解”的时代(黄宗羲语)，19世纪的中国“外患频仍”，那么其间还有18世纪；这个时候是世界资本主义在西方迅速发展的百年，也是中国清朝统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其时，中国思想文化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具有开拓精神的学人们对以往的人文学术进行总结(当时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探索)，另一方面他们试着为学术的发展踩出一条新路。他们一般不直接抒发“忧患”意识，只是全神贯注地在学术领域内爬梳。到19世纪中叶，这种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由于外国侵略的猖獗，中国具有良知的人们关注国家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又重新成为历史的强音。生活于19世纪前半叶的思想家龚自珍，他的诗文洋溢着浓重的“忧患”气息，他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便成为对于新时代的憧憬和召唤。
20世纪初，古代“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资料。先驱者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结束语
以上我对历史上(主要是古代历史)的忧患意识作了一些描述。由此可以看出，忧患意识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它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积极有为的；有时甚至带有警世危言的形式，不同于一般世俗的看法，具有振聋发聘的作用。
这种忧患意识提醒人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应当保持头脑的清醒，居安思危，不骄不躁，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主流来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或称之为警世危言)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研究。
2000年8月20日
作者：□马岂之
前言
打开国外近代科学史，科学的发展与各国的骁衰荣辱的关系，有发人深思之处。下面仅就国外的资料，做一点简单的介绍。十九世纪，一个土壤贫瘠、经济落后、分裂制据、政治保守的德国，在半个多世纪中超过了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法国和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十九世纪，末，工业巳居世界首位的美国直到二次大战中才培植起自己的基础研究队伍，这是什么原因？文艺复兴后科学昌明的意大利失去了群星灿烂的局面，后起的几个著名学府却长期稳定、人才辈出，这有什么教训？
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自己客观的规律.认识它需要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不是抽象的引证议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什么是科学人才？怎样识别、选拔、培养、任用科学人才q这是沙及到许多环节的重要问题。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间收集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教育发展的史料，查阅了大约一千五百名科学家的传记，重点地分析了代表人物的国籍、出身、教育、经历、贡献等特点，整理了一些背景材料，供同志们研究参考。凡是实有成效的方法、制度、传统、作风的确立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业，它本身也总有利有毕。要在实战中比较、修正。因此，我们这里提供的是简要素材，既非全面无误，也不是评价定论。我们希望的是抛砖引玉，提出问题，以期打破偏见、活跃思想。大家可以对比现状，发现矛盾，研究办法。
一、走上科学之路
1、少年才华与勤奋生涯
不少科学家在少年时代就崭露头角，许多科学家很早就开始进行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高斯九岁能解级数求和的问题，利比喜十一岁就热心化学实验，麦克斯韦十四岁发表数学论文，伽利略十七岁发现钟摆原理，珀金十八岁发明苯胺染料，爱迪生二十一岁取得第一项发明专利。
科学上革命性的新思想、新理论，大多出自无所畏惧的青年人，因为在实验资料已经充分积累，巳有的理论却无能为力之时，敏锐和想象要求突破旧有的规范。牛顿二十三岁创立微积分，伽罗华十七岁提出群论，爱因斯坦二十六岁建立狭义相对论，海森堡二十四岁建立量子力学。发现字称不守恒时，李政道二十九岁、杨振宁三十四岁。
科学上实验资料的积累、经验规律的概括需要长期的艰辛工作，许多科学家付出多年的劳动才得到研究的成果。在总结实验规律的时候，经验丰富、技巧朔熟的中老年科學家比初出茅庐的人更能把握复杂的事物。开普勒经过多年的大量计算，于三十八岁得出行星运动律。达尔文经过二十余年的研究才于五十岁时出版了<物种起源>.孟德尔用豌豆花进行了十年的实验，终于在四十四岁时发现了遗传法则。普朗克经过多年的物理学研究，在四十二岁才提出辐射的量子假说。
各人的科学生命长短差异很大。爱因斯坦小时被当做迟钝的孩子。牛顿幼年丧父，小时务农，青年成成，老年做官走了下坡路。威廉·赫歇耳从三十六岁才开始系统观测星空，二十八年后发表世界第一个星云和星团表。歇拉的数学研究从十八岁开始持续到七十多岁的高龄，由于工作过度略了一只.眼，另一眼微明，他一生的著作多达八百八十六种，爱迪生八十一岁时竟取得他的第一千零三十三项专利。不同学科的不同特点决定了科学家的特点和性格。
2、风格、志趣，特长和所短
科学从来是百花齐放，不拘一格。第谷勤于观察;开普勒工于计算;伽利略鲁于振出问题;法拉第长于物理概念的形象思维r贝克勒耳不放过偶然现象;唐里夫人坚持繁重工作;爱因斯坦使用抽象的数学工具，玻尔构思具体的物理模型;巴甫洛夫的工作方式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薛定锷的研究特点是兴趣所至、跳跃突进，从物理到生物、没有圊定的计划和路线。
科学上通才、全才是罕见的，人有所长必有所短。达尔文从小数学很差、大学学医成绩不佳，他爱好旅行、打猎、搜集标本，“不务正业”反成为他科学研究的起点。伽罗华的数学思想高超却不善考试，二次都没考上法国理工学院。牛顿、爱因斯坦生活上的无知和胡克、卡文迪许性格上的怪癖是令人难堪的缺点，但在这些方面对他们不必求全责备。
3、踏上科学的不同道路
不少人是业佘研究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科学发展的初期，尤其是这样.哥自尼是牧师和医生，费马是律师，笛卡儿是军官，遒尔顿是中学教员，盂德尔是修道院长，爱因斯坦是专利局的小职员。发明纺织机、蒸汽机、火车、飞机的都是工人，发明电视机的贝尔德是做鞋油的工程师，职业和业氽爱好不一定一致。
电业改变并非不可，学科转换常出硕果。伽利略、林奈先学医学、后来放弃了最初的专业，在新的领城里傲出了出色的成就。约里奥一居里和尤雷，分别从工程学、动物学转到了物理学和化学，对原子能的研究傲出了杰出的贡献。
科学的不断发展要求科技人员的教育水平相应提高，分散业余的研究活动日益为集中联合的研究集体所取代。科学发展之初，只有维萨留斯、伽利略不多几个教授，现代发明和设计反应堆、导弹、氢弹、激光这些尖端技术的费米、冯·布劳恩、泰勒、巴索夫等人都是在大型科研中心领导基础理论研究的教授。科学家的出身经历、工作方式都随着时代而发晨变化，这是科学发展本身的要求。
二、道路崎岖障碍何在
1、认识的曲折
科学上的新事物，开始常常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伽罗华关于群论的光辉论文寄到法国科学院音承杳然，法国当时世界知名的数学大师都看不懂，魏盾个周郇才被阎徽尔发现。黎曼的非欧儿何在哥廷根大学讲滇，听众中只有年老的高斯一人理解，十三年后发表时作者已不在人世.孟德尔的遗传学竟埋没了三十二年。纺织机最初出现时被英、法邻禺的手工业者捣毁。富尔顿建遭蒸汽军舰的建议连素来推崇科学的拿破仑也当傲骗局。
科学上已有的成就如果被视为神圣的界限，也会走向反图。燃素说帮助过化学的诞生，却阻碍了人们认识燃烧的本质。牛顿的权威曾使光的波动说长期无人问津。普朗克自己创立了量子论，却想园到经典力学。
2、条件的限制
齐奥尔科夫斯基是偏僻小城的中学教员，由于得不到资料，一生的创造大部重复]前人的发现。焦耳父亲是啤酒商，在家中有实验室，但他不是学院出身，一度受到皇家學会的冷遇。敷学家阿贝尔二十六岁死于贫病。穷困和歧视使迈尔走上绝路。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挤和社会的差距把无数劳劝肯年关在科学门外。
3、体制的弊病
十九世纪中以前，大学中宗教暂约和古典讲盲的强制考试压制了科学人才的发展。真纳发明牛痘，在母校却当不上荣誉校友，因为他拒考拉丁文和希腊文。爱因斯坦首次投考工科大学，虽然数学成绩使考官大为惊异，却因植物与法文不及格不予录取。资历陈规的种种限制使获得诺贝尔奖金誉濮各国的居里夫人，在法国却当不上科学院院士。
十九世纪中，德国迟迟没有英国那样健全的专利制度，著名德园工程师威康·西门子和狄塞尔都跑到英国去建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国还实行讲究费历、晋级艰难的讲座制度，敏授多系终身职，青年科学家很难提升，使大批欧洲“科学头脑”外流美国。苏联学阀垄断，体制僅硬，使得人才难出，效率很低。
三、社会视从小培养
1、国家奖励舆论推崇
近代科学能挣脱教会的束缚，得力于君主的提傌和社会的支持，因为统一国家的斗争和发晨资本主义都需要科学。伽利略一六一O年用望远儋作出的发现名震全欧，威尼斯元老院立即授予他帕郏亚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图斯卡尼大公争聘他为宫.廷首席暂学家和敷学家。一七六六年普鲁士国王邀请年仅三十岁的名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去当柏林群樊院跳长，腾得烈大王“谦逊”地说：“必须使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和最伟大的国王住在一起。”拿破仑在对外战争期闻，亲自给敌国的达维发奖，召见意大利的科学家伏打演示实验赠予奖章。美国目前颁发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奖每年即达五十余种。
美国舆论对新发明兴奋如狂，著名酉家和政治家莫尔斯在游欧返美的船上听到人们热烈议论电磁铁的发明，产生了电报的设想，四十六岁起他千脆弃灞政行，发明奠尔斯电码，建立美国第一条电报线。
2、科学传统爱才风尚
高斯是砖匠的儿子，无力深造，布龙斯威克公发挥了他的才能，负起从小教育的责任，使高斯十几岁便成就卓著。贝塞尔是个船员，他对彗星轨道的计算使德国天文学家奥尔伯斯大为赞赏，不仅发表他的论文，还推荐他到天文台工作，二十六岁就任哥尼斯堡天文台的终身台长。牛顿的老师巴罗悬创桥大学当时唯一的数学讲座的首任教授，他发现学生的才能超过自己，在任职六年之后主动让位给二十六岁的牛顿继任，他的自我牺牲，奠定了牛顿一生工作安定的基础。
英国是个航海国度，天文爱好蔚然成风，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业余天文学家。军乐队指挥赫歇耳设计了新型望远镜，弟弟磨镜片，妹妹当助手，儿予后来也成了皇家天文学会会长。拉塞尔五岁就开磨镜片做游戏，他自制优质望远镜发现好些行星的小卫星。布里斯班是著名的军官，驻澳大利亚的一州总督，州会即现他的名字命名。他在驻地建立天文台，完成包括七千颗星的星表，退役后继续研究。
美国近代大工业的创始人如爱迪生、威斯汀豪斯、贝尔、杜邦、福特等都是发明家、科学家，后来转化为大企业主，因此美国统治阶级比欧洲的贵族、金融家更重视科学技术。美国军官热衷军事工程基于战略战术，二次大战中美国研制原子弹遇到的阻力比以科学领先世界的德国还小。
科学不是用人力仪器来进行组装的知识工厂，更不是人浮于事的官僚机构，科学的生命在于探索，人才培养不能脱离社会的风尚。有无良好的科学传统往往比设立许多大学和机构更有影响。英国的天文，法国的数学经久不衰，德国治学的严谨，美国学风的活泼素负盛名。战前日本封建色采依厚的家长制传统束缚了理论科学的发展。理性主义是希腊科学的传统，数学和逻辑在欧洲哲学中历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柏拉图学园的门上写道：“不懂数学者止步。”哥白尼的日心系正是基于数学而非哲学的考虑。欧洲的哲学家大都是科学家，例如毕达哥拉斯、亚里斯多德、笛卡儿、伽桑狄、莱布尼茨和马赫教会学校的七艺包括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中国的哲学家只关心人事，诸子百家都不讲数学，科学始终停留在经验的阶段。
3、学校导师因材施教
西方各国从上世纪起就强调因材施教，给优秀学生创造早成的条件.中学开始文理分科，教学按能力、兴趣分组，允许自由选修、跳级和转学，举办科技活动，数理竞赛等等，以适应个别差异，发展各个待长。近年又开办少年数理学校，由优秀科学家亲自选拔培养、以尽早成就。
苏联的朗道十四岁上大学，十八岁发表论文，二十一岁出国，在当代理论物理大师玻尔指导下迅速提商，二十四岁回国，短短几年间形成了苏联理论物理的朗道学派。控制论的创造人维纳四岁开始读专著，十一岁出论文，十四岁大学毕业。一九六二年发现超导的约瑟夫逊效应的是剑桥大学二十二岁的研究生。
历史上许多青年科学家都出自几个著名学府，得力于当代名师的指导.法国理工学院学生不多，挑选极严，出人才不少，培养出如普阿松、柯西、约当等著名数学家。达尔文从小被人轻视，连父亲都认定他没有出息，但剑桥的博物学家汉斯罗在交往中发现这个神学系学生有很强的观察力，亲自推荐他作为自然科学家参加贝格尔舰的考察航行，对达尔文一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4、书刊、图书馆、学会、文化宫
知识的传播对科学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迈尔关于能量守恒的第一篇论文被当时的权威物理刊物所扣压，只得在利比喜新办的化学纪事上另投新稿，二十一年后才被丁达尔注意。伽罗华的工作得以幸存，亏了伽罗华的朋友把他临死前的一封信发表在一种不知名的杂志上.
亨利十三岁当钟表学徒，一本迷人的科普读物使他十六岁半工半读，二十九岁成为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学院的讲座买门票即可入席，订书学徒法拉第便有机会作达维的听众和学生。一八三一年巴比基创立英国科学促进会，赫胥黎和牛津大主教对进化论进行大辩论，贵妇人和马车夫都赶去旁听。利比喜对大学的课程不能满足，他组织学生的科学学会，自己讲演和辩论是比听课作业更好的科学锻炼。美国从一八三O年起就广设文化宫，博物馆.康拉德·洛伦兹从奥地利到美国的医学院读书，但大部分时间迷在纽约水族馆内，后米成为动物行为学家，获得诺贝尔生物奖。
四、新陈代谢体制保证
1、鼓励研究和发明的制度
科学不是立竿见影的事业。欧洲动乱和战争频繁，科学能持续发展，不仅要求适合时宜的科技政策，更重要的有赖于长期稳定的科研体制。
中古的学者团体长期饱受教派冲突和领主侵扰，一亿五六年皇帝巴巴洛萨腓得烈一世给波洛那大学受保护的特权，大学始成独立安定的学术机构，这一先例从意大利推广到全欧。教皇的选举制度使资产阶级有可能把自己的影响渗入教会，意大利财阀美第奇家族的人有几个当上教皇，支持了文艺复兴，哥白尼的出书则受到红衣主教勋保的敦促和敏皇克莱门特七世的批推。王权和教权的分离，各个教派的斗争也使神学对科学的镇压无法坚持。十三世纪起形成的学位考试制度确立了学术活动的杜会地位，鼓励了科学的深造和研究。英国在一六二四年建立的专利制度为各国仿效，促进了发明和著作。科学团体和大学实行的院士、会员及教授资格的推荐选举制度，有助于保证科学组织的学术水平和接纳新人。
英国剑桥大学的数学优等考试促进了剑桥数学学派的经久不衰，产生的著名科学家有斯托克斯、阿达姆斯、凯雷、麦克斯韦、开尔芬和金斯。自學成功的磨坊工人格林四十岁成为著名的优胜者，他利用闲暇攻读拉普拉斯的名著，启发他首先把数理方法引入磁学。巴黎大学的课程任何人可以登记听讲，只凭考试授予证书，许多人在工作后半工半读.德布洛意先在军队中摘无线电，战后钻研理论物理，三十二岁考取博士学位，论题是著名的物质波的予言。
歇美担任副教授、教授要求发表一系列有创见的论文和专著，晋级通常要五到十年以上时间，但资历的限制不严。拉普拉斯十六岁上大学，十八岁出达朗贝尔推荐担任教授。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瑞利离任时，推蓉二十七岁的背年数学家汤姆逊继任教授，许多人感到吃惊，后来证明他不负所望，成功地培养出许多人才，其中九人获得诺贝尔奖金。
美国一七九O年制定联邦专利法，一七九三年批准专利二十件，目前增长到每年八万件，占世界四分之一。报童和电报员出身的爱迪生一八六八年取得第一项专利，一八七O年便自已建立世界第一个工业实验室。他研制电灯屡经失败，花了四万美元，，一八七九年方告成功，三年后他在纽约建立第一个电站，一八九二年扩展成通用电气公司。一九00年建立当时世界最大的通用电气公司实验室，儿十年米从电气到核电站的广泛研究居世界前列，基础研究领域也有二人获得诺贝尔奖金.
2、选拔和使用人员的办法
各国除了强调学位考试以深造、选拔人才之外，也注重在学习阶段用各种办法全面发现学生的才能。考查方法采用了笔试，口试、心理测验、社会调查、与科学家会见，教师推荐等多种方式进行招生。各个大学、公司、团体争相网罗人才，颁发各种助学金和奖学金.牛顿、汤姆逊都是早年丧父，靠奖学金上了剑桥大学。西格尔原是意大利工科学生，二十五岁得到美国的洛克菲勒奖学金去德国留学，后来到美国，发现了反质子。
经验证明，学生和研究人员专业、职位的过早固定不利于科学才能的发展，人才的选拔使用主要依靠实践的观察，而不仅仅取决于考分。法国在中学设立观察期，然后升入不同学校，美英各国的大中学都分阶段进行考察以定去留。以人才輩出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由学生作多数研究人员，即使优秀者也很少留下工作，而输送出去，在校外作出成就以后再聘他回来任教，这个传统作法先后培养出二十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日前该室在十个研究组中工作的实习生、研究生达三百多人，正式敏授只有几名，研究员和技术员各只五十多人。汤姆逊的学生卢瑟福曾经指导过九个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他认为主动性是科学家最重要的品质。一个青年如在导师指导下二、三年还找不到独立的研究路线，卢瑟福认为这个人就不适合搞研究工作。
法德等国的敏授是国家官吏，名额固定，职位终身，限制了青年科学家的发展。日本汤川秀树领导的基础物理研究所，参照玻尔的经验，每月确定课题之后从全国各大学收集二十来人进行短期的共同研究，然后回去生根开花，所长本人兼管行政，固定人员不到十人。新建的国际研究机构如日内瓦高能物理中心，采用美国的办法实行合同制，初、高级研究人员的合同期一至三年，加速了人员交流和人才培养。西德的研究所特意聘请国外的科学家耒担任所长和理事，以防止墨守成规。
3、重点计划和多样发展
探索研究和技术仿制不同，很难予料研究突破的路线，必须既有重点计划，也鼓励多样发展。
十九世纪末最有远见的物理学权威开尔芬声称，除了以太与辐射问题上有两朵乌云之外，物理学的大厦已基本建成，后代只须做做修补工作了。他未料到话音刚幕，乌云就变成相对论、量子论两股风云，震撼了经典物理的基础，产生出原子能和激光的新技术。美国一九五八年成立宇航局，十年后飞船就载人登上月球，但是尼克松限期攻克的征服癌症计划却离目标很远，因为基础研究要求自然生长，不能拔苗助长。美国基础研究的管理反对过分集中，一项基础研究，其经费可能来源于科学基金会、各部局、各公司等多种渠道，有助于避免片面决定扼杀了有价值的苗头。苏联五十年代禁止遗传学和控制论的研究，至今还在自食苦果。
教学和研究的交替是促进科学的良好办法。美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百分之九十都在大学工作，美国有的大学规定，教授每年轮换教各门主课，以转换兴趣、加宽领域。瑞恩华特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原子核的掖漓模型和壳层模型，洞察到二者的困难，想到了统一两者的集合模型，小玻尔在讲习班上听到他的讲解，后来发散成系统的理论。瑞恩华特说。要吃透一个新理论吗？最好的方法就是教它一遍。卢瑟福的学生卡皮是苏联实验物理的创始人之一，他长期反对苏联三十年代实行的研究所和大学相分离的科研体制，他认为讲学是创造性的过程，研究实践又有助于学生的生动发展。他在一九四六年倡导建立的莫斯科技术物理所，由前沿科学家为青年上课，成为苏联各所效法的典范。
五、聚集人才造就大师
1、科学中心和科学学派
中心和学派是聚集人材、造就大师的科学基地，在科学史上历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分散自流、闭门造车无异于毁灭人材。
普鲁士被拿破仑战败后，于一八一口年建立的柏林大学与著名的柏林科学院紧密联系，首创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大学，几十年间成为德国和世界的科学中心。一九00年至一九四五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百分之五十九是德国培养出来的，其中大多数出自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美国今天的优势则是分享了德国的科学人才。
卢瑟福的学生玻尔建立的国际理论物理学派，几乎网罗了欧洲的精华，造就了美苏日各国的新秀，左右了量子力学和基本粒子的发展，他的学生在美国研制了原子弹、氢弹，在发展控制论和分子生物学方面也作了重大贡献。
二次世界大战前，哥廷根大学是数学物理的传统中心，量子論的大量工作在此孕育.梅森堡十九岁上慕尼黑大学受教于索末菲和维恩，中途去哥廷根受著名敷学家希尔伯特和物理学家玻恩指导，二十二岁在慕尼黑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到哥廷根给玻恩当助手，二十三岁去哥本哈根和玻尔共同研究。他学生时代就开始活动于国内外的科学中心之间，在当代第一流大师们的不同指导下成熟很快，二十四岁创立k子力学，二十六岁担任教授和物理研究所所长，在基本粒子的研究中具有巨大的影响。
2、人员交流和合作研究
人员交流是培养人才的好办法，可以尽快汲取各个中心，各个学科的经验。美国的科学家很少固定在一个大学或研究所，频繁地交流人员，转换职位，以获取广泛的经验。美国两次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丁，他经历过五所大学、三家公司和海军研究所，研究横跨电工、数学、理论物理、应用物理，军事工程等多种领城，在贝尔试验室与二人合作发明晶体管.在伊利诺斯大学与另二人合作提出超导理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丁肇中，在德国汉堡和美国布鲁克梅文两个加速器中心往返工作.他在美国发现J粒子用的新探测技术，是首先在汉堡试验成功的。
不同学科的合作研究会产生丰硕的成果。数学家维纳和神经生理学家罗森塔尔合作提出控制论，这一思想是战时在哈佛大学饭桌边的每月讨论会上形成的，参加者包括数学、物理、电子、工程、医学..心理等各方面的专家。德尔布昌克原是跟随过玻尔和哈恩的德国物理学家，他参加了遗传学的讨论班，感到玻尔的物理思想也可用于遗传学，一九三九年他到美国工作，和法国生物学家鲁亦尔合作，证明了DNA是遗传物质。苏联科学院和教育部分离，文理分家、理工分校，工、农、医科各自设立专科学院，阻碍了学科交流，边缘学科、综合技术都比美欧落后。
3、自由讨论和百家争鸣
科学学派的形成、科学大师的确立，都是在科学实践中自然产生的，任何人为的方法只能导致失败的结果。苏联米丘林学派的领导人李森科，长期担任农科院长，他的学生是农业部长，他实行学阀统治，撤消不同观点科学家的职务，使苏联遗传学的研究落后了二十年。苏联大力吹捧的量子力学布洛欣采夫学派没有取得多少成果，在基本粒子研究方面花钱很多，出人才很少。
坂田昌一强调指出，玻尔学派的自由精神对日本理论物理学派的建立有很大影响。玻尔的学生仁科芳雄回日本后，一面研究，一面到各大学讲学，发现和培养了汤川秀树、坂田昌一、武谷三男、朝永振一郎等一批优秀的青年科学家。
朗道曾问玻尔，为什么总有大批优秀的青年科学家聚集在你的周围？玻尔苔道：因为不怕在青年人面前显露自己的愚蠢。玻尔学派本身也是在和爱因斯坦等人的论战中发展的。
结束语
鲁迅说：“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夭才的泥土也难。”中国人民以勤劳刻苦著称于世，但是近代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并未在中国发源。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小生产的经验传统，在今天仍然是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科学教育娶有真正的进步，并非只偕设立机构、投入巨资、引进设备便能解决。常听人说：“天才在于勤奋.”对鼓励青年上进来说，它有积极的含义，对国家的进步而言，.就不足以概括变革的实质。归根到底，人才培养是一个社会问题。合理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是教育发展中两个最基本的因素。改革科教体制的积毕，研究科学的方法，改造民族的旧习，建立民主的传统，真正造成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基础，是我们大家的意愿。
（原载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一九七八年12-15期。本刊转载时作者作了修改和补充。）
（题头字：王育松）
作者：陈平 温元凯
“忧患”意识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内容丰富,影响深远。
道德情操的表述
我们打开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可以看到,当时“百家争鸣”中的各个学派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忧、乐观。例如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
与“忧”相对的是“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经常看到并且宣扬别人的长处和优点,结交有高尚品格的朋友,踏踏实实地培育自己的德行——这三种就是对人有益的快乐呀。
孔子的“忧”与“乐”主要指“君子”体现在学业和品行上的高尚情操。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实在是贤明的君子!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些论述发人深省,它们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孔子为人的思想感情提出了道德标准,而情感与道德的结合就称之为高尚的情操。对于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视,正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
人生价值观的核心
战国中期,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所谓“忧患”意识便成为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
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比如,舜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提拔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有很大的政绩。这些事例说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和奋发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孟子将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足以使人沉沦死亡。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孟子看来,仅仅懂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是不够的,有大志的人应当在此人生哲学的指导下勇于实践,勇于开拓,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为此,孟子说了一段很有教育意义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在孟子看来,人们在“忧患”中磨炼,最重要的是,培育一种基于高尚理想和志向的精神。他称之为“浩然之气”或“正气”。这不是天生的,要靠后天的培育。“正气”的长期积累,才能使人实现自身的价值,并逐渐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高度。可以看出,孟子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论述,以“忧患”意识作为起跑点,而“大丈夫”则是力争达到的目标,由此构成了严密的人生哲学体系,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忧患意识与古代哲学辩证观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其中便含有哲学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
我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有很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在《老子》一书中关于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各方面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反”即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顶点,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转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后,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以便回到原初的状态。因此,老子所说的“反”含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的两种含义。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
还要提出,古代杰出的兵书《孙子兵法》,其价值并不限于军事,它实际上也是一部讲哲学辩证观的著作。在《孙子兵法》看来,人在“物极必反”的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军事斗争领域,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们可以认识并利用事物的辩证规律,制定符合实际所说的战略战术,从而指挥并取得战争的胜利,由此显示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很明显,中国历史文化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表现。换言之,古代的“安危”观念实际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受到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们的重视。有了辩证观,才有“忧患”意识;中国历史上“忧患”意识影响之深远,由于它不是个人一时的感言,也不是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哲学,由此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忧国、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说,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期,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业、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当时西汉立国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像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
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范仲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这篇名文首叙登楼俯视洞庭湖的景观,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一个人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感情?这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可以这样表述:在朝廷做官,要心系黎民百姓;不在朝廷做官,要有对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幸福,这个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崇高的感情!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为范仲俺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他始终心怀天下,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自励。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才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真谛所在。
忧患意识与改革要求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有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并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
例如,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年(1667年)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将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他又说,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这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名词,与一家一姓的统治是不同的。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如果说时当17世纪的明末清初是“天崩地解”的时代(黄宗羲语),19世纪的中国“外患频仍”,那么其间还有18世纪,这个时候是世界资本主义在西方迅速发展的百年,也是中国清朝统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其时,中国思想文化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具有开拓精神的学人们对以往的人文学术进行总结,另一方面,他们试着为学术的发展踩出一条新路。他们一般不直接抒发“忧患”意识,只是全神贯注地在学术领域内爬梳。到19世纪中叶,这种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由于外国侵略的猖獗,中国具有良知的人们关注国家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又重新成为历史的强音。生活于19世纪前半叶的思想家龚自珍,他的诗文洋溢着浓重的“忧患”气息,他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便成为对于新时代的憧憬和召唤。
20世纪初,古代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资料。先驱者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由此可以看出,忧患意识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它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积极有为的,有时甚至带有警世危言的形式,不同于一般世俗的看法,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这种忧患意识提醒人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应当保持头脑的清醒,居安思危,不骄不躁,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主流来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研究。
历史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从中美历史课程标准见中美历史教学之异同
蔡蕾蕾 2012011173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中美的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并不相同。虽然美国只有短短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历史学科在美国国家的发展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在美国，历史学科是纳入社会科中进行学习的，美国非常重视学生历史学科的学习，一方面学生学习历史的时间非常久，从小学到髙中，甚至还包括幼儿园，持续12年以上的历史教育;另一方面，根据美国1991年的纲领性教育文件——《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的正式出台，历史学科与科学、英语、数学和地理并列为五门核心课程，还开设了大量历史学的选修课。在中国，历史学科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在初中(7年级)才正式开设有历史课程，高中作为文科班重点的一个科目，在理科班中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就以我们浙江省为例，理科班只要求通过历史的会考即可，理科班在高二年级就结束了历史的授课，一般为6年的学习时间。从历史在中国和美国课程体系中的地位来看，美国更加重视历史，是一门核心课程。因此我们也可以知晓两个国家的历史课程标准肯定也会存在很大差异，课标的不同必然会导致中美历史教学的差异，今天我要探讨的问题即不同课程标准下中美历史教学的异同。
一、中美课程标准的对比——根据中美历史课程标准分析
在网上搜索到了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K-12 年级)(选段)，我所找到的美国历史课标版本是1996 年由国家学校历史课程中心出版发行的，此版本的美国的历史课标主要按照两部分来制定，以4年级作为一个界点，制订了不同要求的标准——
第1 部分：国家历史课程标准(k 一4 年级)
第2 部分：美国与世界——国家历史课程标准(5—12 年级)
之所以将4年级作为分界，因为研究表明，到4年级，儿童已经能够使用更精确的历史时期，如“帝国时代”或“美国革命时期”。到这个时候，数学方面的理解能力应该足以让学生有意义地使用年份、年代、世纪，计算历史时间，创制更精细的“年表框架”系统，以进行更富有挑战性的分析活动。1所以老师在 1 摘自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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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教学过程中，对于3年级与4年级的学生所使用的历史时间语言也是不同的。阅读完美国的历史课标，我发现美国历史课标强调学生需要具备以下五个能力：
1.时序思维能力
2.历史理解能力
3.历史分析与历史解释能力 4.历史研究能力
5.分析历史问题并做出决策的能力
而且，不同的年级需要达到的目标是不同的，就以第一点时序思维能力来说，在4年纪之前，学生并不会使用年份、年代、世纪，计算历史时间，因此，教师需要让学生区分的是历史发生的大致先后时段即可，如教师讲授历史故事中用到“很久很久以前”“很久以前”“昨天”“今天”“明天”这些概念，4年级之后则需要用日期、星期、月份、年份、年代、世纪来测量和计算日历时间。美国的课标里制定的非常详细，因此教师也可以有很好的参考。
在公民意识方面的培养，美国在课标中是重点强调提出的，就举目录中的一个部分，对于4年级之前的孩子就开始培养这种意识，如下目录中主题三就是在强调美国的民主制，这能使学生体会到民主制的精神(公平、真理、平等、个人的权利、为公众利益负责)。
K—4 年级学生的历史课程标准综述与内容
主题1：现在和历史上各种家庭和各类社区中人们的生活与工作 主题2：学生所在州或地区的历史
主题3：美国的历史：民主制原则和价值观，以及那些来自多种文化的、对美国的文化 传统、经济遗产和政治遗产做出过贡献的人物 主题4：世界其他地方拥有不同文化的人们的历史
再看中国的历史课程标准，我在网上找到了初中历史新课程标准(2011年修订版)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初中课标的前言中就提到了“历史教育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并将历史的性质定义为思想性、基础性、人文性、综合性的一门课程;高中课标中认为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初高中对历史的学习也提出了不同的目标，如下：
初中：
通过义务教育阶段历史课程的教学，学生能够掌握中外历史的基本知识，初步掌握学习 2
历史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历史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对人类历史的延续与发展产生认知兴趣，感悟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养成爱国主义情感，开拓观察世界的视野，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成为拥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的合格公民奠定基础。
高中：
通过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学习，扩大掌握历史知识的范围，深入地了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所了解，初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学会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历史和现实问题，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树立不断完善自我、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和关注民族与人类命运的人生理想。
我将初高中的历史教学目标概括起来就是要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学会学习历史的方法和技能，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树立正确的三观和科学发展观，了解祖国的发展历史与道路，推进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中美在课标的制定上有异同，共同点在于都重视历史知识的教育、历史探究能力的培养、也很重视历史思维的行程，都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爱国主义和世界意识的培养，我觉得差异比较大的就是对公民意识的培养，美国非常重视这一点，处处强调、渗透，并且在课标里明显突出，而中国的历史课标可能没有直接指出这一点，提到之处也一笔带过——“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成为拥有良好的综合素质的合格公民奠定基础”。还有就是美国的“大历史教育”与中国历史学科“模块—主题”2的教育存在的差异，美国的历史学科综合性非常强，更注重培养出“社会人”。
二、中美历史教学的异同——根据中美历史课程标准对比
A、中美教学之异处
(一)历史教学的起点不同
我们可以从课标看出美国的学生在幼儿园之后就开始接受历史的学习了，历史的思维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培养，而中国则在7年级才开设历史课堂，中美的历史教学的第一点不同就在于历史教学的起点是不同的。在小学段的历史教学在中国为空，因此我不得不强调一下美国对历史的重视程度。
(二)在人文素养和公民素质的培养上，美国历史教学十分重视公民教育， 2 中美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刘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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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中国相对弱一些，这在美国的课标上也可以体现。如下：
主题3：美国历史：民主制原则和价值观，以及那些来自多种文化的、对美国的文化传 统，经济遗产和政治遗产做出过贡献的人物。
标准4：民主制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以及它们怎样被历史人物、事件和象征物所体现。 标准4A：学生理解美国政府是如何建立的，以及《独立宣言》和《宪法》所阐述的国 家基本民主制原则。
k 一4 年级 学生能够解释美国政府是由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进行斗争的英国移民建立的。(解释起因和结果)
3—4 年级 识别并解释美国人在体现国家独立的文献(《独立宣言》)和创建新政府的文 献(《美国宪法》)中阐述的基本原则。(证明并解释观念的影响) k 一4 年级
解释美国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公众利益负责;机会平等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政府受到的限制：政权由公民掌握，公民选举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对选举他们的公民负责。(证明并解释观念的影响)
3—4 年级 分析近200年来美国社会中的个人和团体为了实现美国民主制原则所允诺的自由和平等而进行的斗争。(分析嬗变和延续)
标准4B：学生知道使美国民主价值观和原则得到典型体现的普通美国人
k 一4 年级 学生能够了解信奉民主制基本价值观(如公平、真理、平等、个人的权利、为公众利益负责)的普通美国人，并解释他们的重要作用.(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k 一4 年级 历史地分析现在和很久以前本社区某些个人的卓越成就，他们在维护公众利益上表现出了特殊的勇气、或极强的责任意识。(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标准4C：学生理解体现美国民主制价值观和原则的典型历史人物
k 一4 年级 学生能够知道信奉民主制基本价值观(如公平、真理、平等、个人的权利、为公众利益负责)的历史人物，并解释他们的重要作用。(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作 用)
标准4D：学生理解庆祝并证明美国民主制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的诸多事件。 k 一4 年级 学生能够描述庆祝美国核心民主制价值观和原则的假日(如马丁〃路德〃金的生日、总统日、美国对阵亡战士的纪念日、七月四日、劳动节、退伍军人节和感恩 节)的历史起源。(证明并解释观念的影响)
3 一4 年级 描述诸多事件的历史，如签署《五月花号公约》和《独立宣言》、著述《宪法》、《权利法案》、《解放宣言》。(证明并解释观念和信仰的影响) 标准4E：学生能够理解代表美国人价值观和原则的国家标志
k 一4 年级 描述美国各种标志的历史，如鹰、独立钟、作为”国家之父”的乔治〃华盛顿、国旗。(证明井解释观念的影响) k 一4 年级
解释为什么重要建筑物、雕像、纪念碑(如白宫、林肯纪念堂、自由女神像、埃利斯岛、天使岛、拉什莫尔山和老兵纪念馆)与州史、国史有紧密联系。(获取历史资料) 3 一4 年级 分析很久以前写成的效忠宣誓和爱国歌曲、诗歌、谚语，表明对它们重要意义的理解能力。(重新建构历史文本的字面涵义)
3 一4 年级 分析表明民主制社会表达自由和抗议自由的歌曲、标志和标语。(思考多种观点)
历史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教学中处处渗透着对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美国历史学科中的公民意识培养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体系，对学生进行公民意识培养的目的明确，历史教学的各方面都有所落实，尤其注重对学生权利意识、国家意识、民主意识的培养(如上面的课标部分)，而在社会意识和义务意识方面稍有欠缺。中国在中学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则将对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融入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之中，对于公民意识的直接强调还不足，对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尚未形成体系。我国的历史教学更偏重于对学生的爱国意识和公民道德的培养，但是对于公民意识中最为基本的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却少有涉及。在未来我国历史课程改革的进程中，应当借鉴美国对公民意识培养的经验，在课标、教材和教学过程中形成对公民意识培养的健全体系，加强对学生公民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教育，为我国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合格公民。
(三)在历史教学中，美国的的历史学科更具有综合性(将历史与地理、公民、文学与艺术联系起来)，中国的历史课程分科界限比较清晰，主要以历史知识为主。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探险》的目录中有*地理技能：利用经纬度 *地理技能：利用不同比例的地图
*地理技能 对比不同种类的地图 等等部分，而且还融合文学、艺术等等，比如课标里写到：
如果教师选用的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模式，那他会发现：整个课程标准始终都包含丰富的文学作品，以及与文学选段相关的时代研究或历史背景研究。参观博物馆和“活着的历史”遗址，观察某个历史小说片段或传记片段上提到的服饰、房屋、家具、工具和其它人工制品;观察故事中历史事件发生的地方的遗址;把故事及其插图中的人物和描述与真实可信的历史日记、文件、照片和其它记录进行比较;把各个事件按年代顺序归入时间表中，按照地理方位识别地图;把故事改编成戏剧，再次上演故事片段;写出他们自己的陈述，等等，这些都是学生在教师所选“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模式中所能达到的成功例子。
简而言之，课程标准界定了教育的成效。它主观上并没有认定任何一种课程设计模教师 必须自由且恰当地运用这些标准，以满足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与教育需求。
历史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在美国的历史课堂上，老师会综合其他学科的知识来教授历史，简而言之就是一种综合的、开放的教学内容，因此学生在历史课堂上能掌握多种学科与技能。中国的历史课堂以传授历史知识为主，巩固历史基础知识、学会历史的思维、学会探究。
(四)从教学方法上，美国的历史教学形式与方法比较丰富，中国的历史教学过程与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单一。
美国科技发达，教具丰富，因此有许多教学方法，如演讲法、计划专题法、讨论法、模拟游戏与角色扮演法，但讲授法仍是其主要的方法,并且在实际教学中,各种方法是结合使用的。除了课堂教学外,尤其是中小学的历史课常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以拓宽学生的视野,丰富他们的历史知识,激发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如组织参观各种历史展览,观看历史影片,游玩具有历史教育意义的娱乐场等。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课外活动形式——“历史日”。主要由历史教师与历史协会主持,确立活动的主题,然后组织学生围绕主题进行各种形式的创作——论文、歌舞剧、木偶戏、诗歌、故事、幻灯片等,并在统一规定的“历史日”进行比赛,评选出优秀作品予以奖励。3中国历史教学主要以讲授法为主，但是近年来许多走在前沿的历史教师都在探索新的教学形式，比如表演历史剧等等，都能激发起学生的兴趣。
我认为造成中美两者教学方法的差异，主要因为：
1、中美对历史的重视度不同。
2、中美学生成长环境不同，个性不同。中国的课堂严肃、比较刻板。
3、中国的历史教学以应试教育为主，因而更注重历史知识的教学。
B、中美教学之同
在中美的历史教学中，都重视历史知识的教学，即知识与技能要求比较相近;都要求学生学会探究历史、理解历史，会利用第一手或者第二手资料理解和分析历史;都要求学生能用客观的态度看待历史，即历史的研究能力;都重视对学生爱国主义、人文精神以及世界意识的培养。
3 刘传德，美国的历史教学[J]，史学史研究，199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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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程标准及教材研究
三、结语
中美历史的教学有许多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历史教学的起点(时间)、公民意识的教育、历史教学的综合性以及教学方式的多样性上，这就说明中美历史教学其实有许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历史学科却受到了如此重视，这足以证明历史学科在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价值观等方面起的塑造作用是不容小觑的，我们中国的历史教学在看到自己的优势之处时，也要向美国虚心学习。
1784年2月22日，这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艘满载货物的商船从纽约起航了，经过半年的航行“中国皇后”号将抵达广州港，开启了中美外交关系。经济上互利，政治上平等是早期中美关系的主流。实际上，美国在鸦片贸易中采取的是利用“中立”地位两面取利的手法，一面保持虚伪的温和态度，以赢得清政府的好感，一面听任英国凌辱中国，坐享其成，最终美国政府反对鸦片走私的立场在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中得到体现，但事实上，当时美国商人的鸦片走私活动是美国政府无法监管的，美商的鸦片走私活动也是早期中美关系中的一大污点，随着贸易关系的发展，早期中美关系间文化联系也随之发展起来。
随着贸易关系的发展，中美两国间宗教和文化联系也发生了。发展教育，创办医院是传教的辅助手段，其他手段还有创办报刊，翻译、出版书籍等。直到60年代传教过冬合法化为止，传教成为美国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宣传传播本国文化而对其他国家文化进行同化，进而达到侵略的目的。文化侵略有利于对侵略国家的人民进行洗脑，更便利于向其他领域进一步侵略，扩大侵略利益。
1900年6月10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奥组成八国联军两千多人，开始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辛丑条约》。 1914年7月28日，因为奥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冲突，由萨拉热窝事件这根导火索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美国虽打着中立的口号，实际上是支持协约国，而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之一。虽然中美都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且都算是战胜国，但参战意义却大相径庭。中国虽为战胜国，却享受不到战胜国待遇，战败国在中国的特权直接转移给了其他战胜国，中国部分地区继续遭受殖民统治。而一战却使得美国迅速崛起，其实力超越了老牌世界霸主，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
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从而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在二战里，中美有了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二战期间，中国几乎牵制了日本所有的兵力，美国在8月5日把"小男孩"投在了日本的广岛，在8月9日，把"胖子"投在了长崎。两颗原子弹给日本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它再也没有能力发动战争了，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对中国无条件投降。至此，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结束。这次合作以胜利而告终。
1945年8月9日，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前夕，美国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即三八线，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和北部的提议，并得到了苏联的认可，随后朝鲜半岛也分裂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949年新中国成立，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美国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威胁的政策，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但中国冲破美国的外交孤立，于建国第一年就与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开始。 1953年7月，中美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从此抗美援朝胜利结束。朝鲜战争后，美国把中国看作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遏制政策主要是要遏制“中国共产主义的扩张”。
朝鲜战争很快被美国人遗忘，因为美国加入了一场令他们刻骨铭心的战争——越南战争。在越战中，美国为了显示对共产主义抵制，支持南越，直接参战。中国和苏联出于国际共产主义大国的职责，对北越共军提供军事援助，但未直接参战与美国对抗。尽管军事上美国并未失败，但它表明美国冷战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越战极大的改变了冷战的态势。美国由冷战中的强势一方变为弱势，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美国更积极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而由于中苏双方摩擦不断，边境关系紧张，中国也向提前美国放出和解的信号。
1971年3-4月，通过在日本举行的乒乓球赛，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互访，并轰动了当时的轰动了国际舆论，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被媒体称为“乒乓外交”。从此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局面，使中美和解随即取得历史性突破。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终于走向了正常化的道路。
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夕，是两国发展官方关系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前后历时6年，是反对前苏联政权的对外扩张政策这一共同战略利益把两个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联系到了一起，实现了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历史性握手。这期间，周恩来先生、基辛格博士以及两国的许多有识之士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自此结束了两国长期互不往来的不愉快历史。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到1989年，是两国关系迅速发展的时期。
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所剩无几，美国成为全球公认的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为了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不惜采取强硬的手段，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得较为强硬。因此，中美之间的关系出现一些动荡，曲折，乃至严重的对立和倒退。
1996年4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同中国国家主席江 泽 民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决定中俄建立互相尊重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关系，共同致力与推进世界多极化。在中俄接近因素的影响下，中美关系也有所缓和、改善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90年代后期到现在，两国关系进入了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同步增长的阶段。 两国关系存在的积极因素是：第一，领导人见面比过去更加频繁，这有助于消除误解，增进了解，加强互信，促进合作;第二，两国贸易和双向投资迅速增长，
2001年1月20日，乔治沃克布什当选为美国总统，在竞选美国总统前后，他把中美关系称为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并一改克林顿时期中美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提法，把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还狂妄叫嚣要“保卫台湾”，声称这是美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中美关系可谓是滑至低谷。然而，“911事件”到来可谓是当头一棒，摆在全球人们面前的直接威胁不再是国于国之间矛盾，恐怖主义给世界人民带来极大的恐慌，而美国首当其冲。
2003年温家宝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提出了确保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五条原则。
2005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北京举行首次中美战略对话。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访华。
2006年，次贷危机在美国初显端倪，2008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此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都在走下坡路，而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平稳的增长，这与全球的大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日趋上升，一些西方国家开是加大与中国的合作，以求度过此次难关。人们目光投向了中国，希望中国能促进全球经济复苏。而更多的人则是关注中美关系，一个是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影响面已经扩大到全球范围内。合作，对大家都有好处，对立，则影响全球经济的复苏。一旦走上决裂，毫无疑问，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2006年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双方一致认为，中美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战略利益，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
2009年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和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访问中国。这是奥巴马政府两位华裔部长首次同时访华，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了朱棣文和骆家辉。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首次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向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致辞。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对话双方发布了《联合成果情况说明》。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在参加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对媒体说，美中两国同意恢复两军交往。
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
2010年两国贸易超过了3800亿美元，美国已成为中国的主要外来投资国，中国企业也开始在美投资，迅猛发展的经贸关系是两国政治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依托;第三，在国际方面，两国在反恐、防核扩散、打击走私贩毒、预防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了有效合作;第四，布什和奥巴马总统一再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湾独立，有利于双方共同维护台海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五，两国议会、智库及新闻界人士开始大量交流，有利于增进互相了解，推动互利合作。
这一阶段，两国关系面临的不利因素是：第一，美国内一部分人仍以冷战思维看待中美关系，视中国为美国价值观所不容的对象，再加上两国媒体加以炒作，致使“中美互为对手”的噪音始终不绝于耳，既大大束缚了两国政治家腿脚，也影响了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第二，中国3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在美国引起了正反双向反应，一方面工商界表示热烈欢迎，政界、知识界表示有条件的欢迎，另一方面一部分美国人则认为中国的发展会对美国构成“潜在威胁”。不同声音使人困惑，就连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深受其影响，表现为描述两国关系时，言词含糊，前后不一。第三，美国坚持对台出售武器，这严重的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例如当年布什总统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关系”，而副国务卿佐立克先生则用“利益攸关方”来表述对华关系。实际上这两种说法的背后都含有对中国今后发展怀有疑虑之意。这两种表述反应了美国当权者对中国未来捉摸不定，难下决心，这不利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中美关系的当前形势
2011年9月2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宣布向台湾出售一批先进武器装备，即为台“改装”其现有的F16战斗机，售台军用飞机零配件，并提供有关训练项目，总额达58.52亿美元。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奉命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中国驻美国大使张业遂也在华盛顿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10月3日 ，美国参议院不顾中方坚决反对，以79比19的投票结果，程序性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立项预案。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参议院此举主要针对中国，旨在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
很多人对中美关系抱有悲观的态度，其实并不是这样，每个国家都会去保护自己国家的经济，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还在。中美两国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国际体系改革。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稳定的重大贡献。中美两国在一系列地区热点问题上开展协调和合作，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保持密切沟通和协作，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的努力取得重要进展，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等取得积极成果，同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国际秩序总体稳定，推动国际体系改革和建设。
中美两国都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发展、促进亚太地区发展繁荣。亚太地区是中美两国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实现合作共处，对地区形势和中美关系发展都至关重要。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阿富汗、南亚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为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睦邻互信、互利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美两国都致力于加强双边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来源地，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据不完全统计，过去10年，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中国已成为许多美国企业全球利润的最大贡献者。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和2009年，仍有超过70%的美国在华企业实现盈利。目前，两国年跨境旅游人数达300万人次。 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相互学习，不仅促进了各自人文领域发展，而且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
中美关系的未来展望
中美关系已进入21世纪的关键时刻，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中国政府对未来中美关系的重要看法和主张。
第一，着眼大局，立足长远，积极推进中美伙伴合作。中美关系不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关系，而应该是相互尊重、增强双方战略互信的关系，是突出共同利益、加强全方位合作的关系。双方应该以更加广阔的全球视野和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之路。为此，中美两国应该继续密切高层往来，加深和扩大各级别各层次沟通，加深对对方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不断增信释疑、凝聚共识。第二，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努力构建互利双赢的中美经济合作新格局。当前，中美两国都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大对环保、新能源、科技创新的投入，加强医疗、教育等事业发展。这些为寻求两国经济合作新的增长点提供了新的机遇。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推动建立两国更加全面积极的经济合作框架，开展更大规模的财政、金融、经贸合作，扩大能源、环保、农业、卫生等方面交流合作，拓展航空航天、基础设施建设、智能电网等新领域合作，使中美经贸合作纽带更加紧密，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财富。第三，加强沟通，密切磋商，深化应对全球性挑战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协调和合作。中美两国应该开展共担责任、共迎挑战的全球伙伴合作，通过双边渠道和各种多边机制，加强在多哈回合谈判、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的磋商和协调，继续在地区安全、区域合作和热点问题上保持沟通和交流，努力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要继续致力于促进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繁荣，推进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让亚太地区成为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密切合作的重要地区。第四，加深友谊，面向未来，积极促进社会各界友好交流。中美关系发展归根结底要靠两国人民和各界人士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要加强对两国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交流合作规划，促进两国立法机关、地方、工商、学术、媒体等社会各界的对话和交流，让更多人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尤其要积极促进两国青年交往，开展更丰富多彩的青年交流活动，让中美友谊后继有人。第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妥善处理重大敏感问题。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两国在涉及对方重大利益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时，中美关系发展往往比较顺畅和稳定;反之，两国关系就会麻烦不断，甚至出现紧张。台湾、涉藏等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核心利益所在，牵动着13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方希望美方恪守承诺，同中方一道共同维护两国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
21世纪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崭新世纪，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将是这个新世纪的突出特征。进入新世纪以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亮点，美国依然保持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在高科技和综合国力方面遥遥领先;中国发展迅速，形成了新的世界经济发展动力。
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两国面临重大选择机遇。两国最终还是合作虽然有摩擦，将决定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命运。将两国未来关系定位为建设性合作关系，并就许多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具有世界意义。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双方在诸多领域仍然存在差异和矛盾，但与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相比，差异和矛盾应处于次要地位。只要处置方式得当，这些差异和矛盾不应成为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障碍
历史热点复习之中美关系学案
【热点切入】 【复习目标】
1、了解中美关系的基础历史史实。
2、从中美关系的坎坷曲折中，认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3、“以史鉴今”，认识合作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自主温故、知识梳理】
一、坎坷曲折的中美关系
1.侵略中国：美国人-------统领洋枪队镇压太平军;---------年参与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了《-------》，为美国在中国的扩张提供了条件。
2.中美合作：-------年1月1日，中、美、苏等26个国家签署了《--------》。中美两国在战争中结为盟国，互相援助。
3.扶蒋反共：为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美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出钱出枪援助蒋介石发动--------------- 4.新中国建立初：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入侵-------，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中国人们“-----------、------------”。
5.中美建交：1971年10月，第-----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粉碎了以美国为首企图分裂中国的行径。1972年-------总统访华。-------年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美正式建交后，对中美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诸多矛盾冲突，致使中美关系的发展呈现出一波三折的特点。尤其是--------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焦点。
二、新时期的中美关系
2009年11月17日，中美两国首脑------------与----------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巩固检测】
1.冷战时期，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包括( )
①发动侵朝、侵越战争 ②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苏联缓和关系 ③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④对中国大陆实行全面经济封锁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2.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说：“十年后，到中国在核武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十年后”中美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是( )
A.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B.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
C.中美签署《中美联合公报》 D.尼克松访华
3.美国自1976年诞生，至今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却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发展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你知道它诞生的标志吗?( )
A.独立战争的爆发 B.《独立宣言》的发表
C.萨拉托加大捷 D.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4.圣诞节期间，在美国纽约迪斯尼世界、梅西百货等名店，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商品(右图)。欧盟一位高级官员不禁感慨道：“如果离开中国制造的玩具，那么，世界上的儿童就会失去很多欢乐。以上材料充分说明了( )
A.政治的多极化趋势 B. 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C.文化的多元化趋势 D.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
5.2009年11月1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会谈后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这(
)①表明中美两国已经不存在分歧，消除了各种障碍②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③有利于解决国际争端，共同应对金融危机④有利于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6、2009年11月17日，中美两国首脑在会晤时，多次强调要继续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之所以强调合作是因为(
)
A、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双赢” B、善于合作是时代的要求，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C、有了合作，就不会存在竞争
D、合作与竞争是统一的 【知新探究、拓展提升】
1.以下两幅照片记录了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不同时期的会晤，读图后请回答：
(1)图1中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分别是谁?他们的这一历史性握手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两国何时正式建交?
(2)图2中布什与胡锦涛会晤时表示：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那么，自两国建交以来美国的这一立场是什么?
(3)结合中美关系发展的风雨历程，你认为未来两国关系怎样才能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2、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在会谈中，胡锦涛主席就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发展，提高五点重要主张：
一、持之以恒增进中美战略互信;
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和其他各级别对话磋商;
三、加强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
四、继续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
五、共同应对各种地区和全球性挑战。
请回答
(1)胡锦涛主席提出的这五项主张符合当今世界哪些趋势和我国哪些国策?
(2)、2009年恰逢中美建交30周年，假如你作为一名中方学生代表，将要出席“中美青少年友好交流活动”，请你准备一份演讲稿。
：
历史上中日之间从未同时强盛，所以两国谁强盛，另一个就是附庸或者被侵略，被压迫。现在两国同时强盛，必然出现对立与分歧，可能要互相僵持数十年以上。未来我想大家都会明白和则两利，战则皆亡的道理两国的关系可能像英国和法国，总的来说都属于同一个东亚联盟之中，然后在内部会在理性的规则中争夺联盟主导权，这一联盟应包括东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一些国家，这一联盟的首领之争中，统一后的朝鲜，印尼，越南以及澳大利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
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
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
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 3，中英美三国开罗宣言
时代人物周报：政企关系的历史教训
高超群 (作者单位：社科院经济所) 时代人物周报 2005年04月26日
中国最早的工业化运动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精神和气质上非常近似，但是中日两国的近代命运却大相径庭。甲午战争，事实上就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较量。日本胜利后不仅获得了战争赔款和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明治维新的政治路线也成为其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而中国的失败，导致洋务运动破产，“中体西用”的政治路线和大上军工、重工的经济路线沦为了笑柄。
为什么中日两国的国运差异如此巨大?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政策的高下，而在于日本的武士通过政变获得了国家政权，而中国的开明士绅则由于内忧外患的压力，非但没有获得政权，而且在朝廷里也只不过是一个权宜性的派别。最生动的例子就是李鸿章只有通过贿赂慈禧，才能发展海军;轮船招商局要面对各种克扣和刁难，还要安置冗员，并容忍他们违法乱纪。而日本岩崎弥太郎的三菱会社在政府扶植下，早就扬帆海外了。所以，中国近代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开篇就给了我们一个不可忘记的教训——权力的重要性。
进入民国以后，“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国丧失了基本的政治秩序，企业与政治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一方面，企业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从安福系、交通系到江浙财阀，他们操纵国会，为军阀提供财政支援，两面三刀，朝秦暮楚，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产生和政策方向;在民间社会，则有上海总商会这样的重镇可以影响舆论、控制市面。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极为虚弱，任何一个军阀随时都可能勒索企业家，财产和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更不要说建立正常的竞争秩序和竞争规则。“虽然有富人，但没有富人阶级，因为这些富人既无共同的精神，又无共同的目标，既无共同的传统，又无共同的希望，他们只是一伙人，而绝不是一个团体”。所以第二个教训是，企业家之间没有联合。
抗战以前的十年是中国企业的黄金十年，企业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有一个很大的飞跃。可一旦战争爆发，中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一方面是政府太强，似乎无所不能;另一方面，政府却没有能力实现税收的统一，走私横行，有法不依，甚至连国内铁路的轨距都不能统一。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南京政府的统治基础还是军阀和乡村地主，它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必须在维护地主利益的前提下开展。
中国的企业家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政治侏儒症，他们缺乏力量感。一再幻想有一个强权者来保护和支持实业的发展，希望像一个孩子一样被照看，袁世凯、蒋介石都曾经是希望之星。在这样的心态下，实业不过是一种致富的技术，而不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关系。所谓实业救国，就成了无源之水。富豪们之所以缺乏力量感，是因为他们缺乏动员社会的能力，“钟情于一种非历史、非政治的精神，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永保太平”，他们似乎未老先衰，“无能担纲民族的权力利益”。所以第三个教训是，没有动员社会的能力，就没有力量。
构建和谐的政企关系
2005年03月06日 中华工商时报
100多年前，德国奔驰之父卡尔·本茨先生对属下有过这样的训词：请记住，与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共关系。而在中国，一位著名商人———胡雪岩，则比他更早悟出这个道理，并且由于其在实践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使自己财源滚滚并且官运亨通。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胡雪岩的官商关系显然是一种扭曲的政企关系。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100多年后，扭曲政企关系的胡雪岩却仍然被无数人尤其是私营业主所推崇?
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得从政府的定位说起。长期以来的政企关系，无论是行政管理学家毛寿龙教授所说的“上下级关系，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所说的“父子式关系，都说明了两者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等的。在游戏的跷跷板中，政府因为其掌握的巨大权力和经济资源总是处于强势一方。而作为弱势一方的企业，为了获取有限的经济资源和政策支持，或者干脆就是为了获得正常经营的机会，必然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全国工商联所做的调查验证了这一点：企业每年交费、应付摊派及进行公关招待的支出数目惊人。
尽管政府职能的转变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和企业所满意的程度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政府手中握有的权力太大，干预、管理的职能还是过分突出，而服务、协调的角色并没有完全到位。政府总是把自己置于比企业高贵和高明的一种角色上，认为企业不过是下级或者子民，导致政府该做的事没有做，而不该充当的角色却频频充当，错位、越位的表现不断，总之，并没有完全到位。
那么，政府到底该如何转变?我们认为，不妨从三方面进行改善：一是要把自己从万能的政府转变成有限作用的政府，让政府变小。经济发展中企业是真正的主体，政府既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万能，政府应定位在该发挥作用的范围。万能政府必然是效率低下、臃肿、手忙脚乱的政府。二是从干预型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政府和企业应该是平等的主体，并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政府是企业的服务者。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政府是列入第三产业的，属于广义的服务行业的范畴。三是政府要从侧重为国有经济服务的政府变成为所有经济成分服务的政府。从这一点上说，也许，当民营企业的标签在政府的眼里被撕去的时候，就是政府职能真正到位的时候。
我们认为，新型的政企关系中，政府的根本目的不是控制经济资源，而是为企业服务，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现代政企关系的基础。从现实来看，要实现这种转变，最关键的还是要减少政府手中的权力，除了必不可少的一些公共管理职能之外，能够交给市场的应当尽快交给市场。
所幸的是，中央对此认识深刻。在昨天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就坦承政府工作还存在不少缺点：政府自身改革和职能转变滞后，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比较薄弱等。他强调，将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这无疑预示着一种好的开始。
再造创富时代的政企关系
责任编辑：陈云 2003年1月07日 人民网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中共十六大之后，无论是学界人士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执政者，都对温州乃至浙江投注了更多的关切，人们希望，我们公认的民营经济先行者，可以为即将到来的创富时代写下最富有说服力的注脚，并且继续成为这个时代的领跑者。这固然是温州乃至浙江最大的优势，也未始不是其最大的困惑。因为它们以体制创新赢得了过去20余年，也必须以更多的创新赢得未来。
再造顺应于这个新时代的新型政企关系，即是摆在温州乃至浙江人面前的一盘待破之局。
去年长沙远大搬迁的消息在长沙乃至全国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其中当然不乏媒体炒作的因素，但业界更为关注的是由此凸显的转型期的政企关系。事实上，在同一时期，大企业外迁在温州已经不是个案。不少知名企业将总部和研发中心迁到了上海，而将生产基地迁到了劳动力成本更便宜的中西部地区。然而，温州企业的外迁引起的震动要小得多。从温州市长钱兴中的话语之中，我们甚至还听出了乐见其成的意思。当然，钱市长也提醒企业，不要脱离企业赖以生存的产业链。
温州乃至整个浙江民营经济的勃兴，更多地得益于民间的创造力，然而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不察的。去过温州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谈及政府，人们常常有一种政府“无为”甚至“无能”的感觉。然而谁都承认，正是政府的这种看似“无为”甚至“无能”的状态，才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潜藏于温州民间的创造财富的冲动，才使得那些创造财富的源泉没有阻碍地充分涌流了出来。
看似“弱势”的政府格局使温州的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样板，也使浙江经济一马当先，长期保持了全国第一的增长率。然而，如果我们认为温州的“弱势”政府格局从一开始就是当政者有意为之，则未免失之偏颇。毋宁相信，温州的为政者只是顺应了民间的意愿，在尚不知该如何面对新兴的民营经济时，在势不可挡的民间创富热情奔涌而来之时，采取了一种宁愿一放的姿态。而且，期间政策的反复确实也使成长中的温州民营经济历经磨难。温州20多年民营经济发展的历程，也可以看作是政府寻找在经济转轨时期准确定位的历程。正如温州民营企业正面临二次创业一样，政府寻找定位的过程也远未结束。在民营经济的总量已经在经济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温州乃至浙江，政府仍然面对创建新型政企关系的考验。
如果说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是温州过去20年政企关系的真实写照，而民营经济也在这样的关系中获益良多。那么面对率先走出青春期的温州乃至浙江民营经济，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左右地方经济发展趋势和方向的主导力量，甚至开始影响到地方社会政治生态的方方面面的今天，政府是否还能一如既往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是否还能安于其往昔的“弱势”地位，对为政者是一个现实的考验。
我们注意到，正因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主体，因而在浙江，许多地方的政府部门有重新把民营经济纳入体制内管理的苗头，以当初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管理民营企业有回潮之势。为民营经济设定发展计划和目标，几乎成为一些地方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大象征。即以上市为例，政府部门在建立证券强省、大省的目标驱动下，虽然没有明确的干预，但却不乏将政府目标作为企业目标，并以行政方式加以推动的冲动。
温州乃至浙江过去20余年所取得的先发优势，更多地得益于体制创新。这种创新固然承袭了浙江的重商传统，政府对自身职能的清晰把握也功不可没。对于新生的民营经济来说，政府不盲目越位为市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为民营经济提供了施展的舞台。这是温州乃至浙江企业和政府共同带给中国经济的宝贵财富。
已经没有人怀疑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于民营经济，很容易从过去的旁观者一跃而变为热心的扶助者。在这样的过程中，不适当地以市场管理者的身份，试图左右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很可能成为一些为政者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
然而，在经济格局根本性的变化之后，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面临未曾经历的转型。如果政府在这样的变革面前不能敏于行，不能顺应经济大格局的变化而对自身做全面的审视和及时的调整，政府的行政方式将成为当地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作为民营经济的先行者，这是对温州乃至浙江经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其先发优势，保持以民为本的经济活力的一大考验。
政企关系：未来政策将有重大突破
2005-02-27 股票勇华证券
责任编辑: 李用
国务院官员在国家经贸委举办的“世界工厂”与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透露，未来政策即将出现重大变化，其中作为发展战略提出的：“构建一种新的执政关系”，将会明显地表现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当中。在过去，国有企业的改革，所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政企不分，国有企业改革了几十年，但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妥善的解决，一旦出了问题，政府和企业，还是谁也离不开谁。而“构建一种新的执政关系”的战略提法，虽然还是面对的同一问题，但高度显然已经大为不同了，这不由得使人对未来政策充满了期待，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充满了期待。因为从“构建一种新的执政关系”战略出发，未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可能真正获得重大突破。
如何讲述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是历史教学中比较复杂的问题。教 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理解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如果讲不好，学生不但不能正确理解，反而形成错误概念，甚至 产生不满心理，更为严重的是影响民族感情。教师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如何讲述这些问题?下面就自己在教学实 践中的体会谈几点看法。
一、讲述历史上的少数民族要实事求是。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其他各民族都是我们祖国这一大家庭的成员，而且有些民族的 历史非常悠久，例如，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族等，在汉族形成的同时就出现了。今天满族的祖先西周的肃慎 ，蒙古族的祖先商代的东胡，曾经十分强盛，并且建立过政权。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族十分强盛，隔着长城 与秦汉帝国对峙。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则更多，而且不少国家还进入到中原地区。宋朝时，契 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党项族建立的夏，就统治了大半个中国。元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 管辖的范围更广，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成为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满族建立的清朝，疆 域广大，是当时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
由于各民族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过程中，作出了 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民族，就是一直受到华夏族歧视的犬戎族，在 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商鞅变法，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任务，推动了我 国历史的向前发展。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在统一北方后，经过孝文帝改革，逐步强盛起来，促进 了北方经济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大融合，为隋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到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满族建立的清 朝，不但入主了中原，而且统一了全国。我国今天的行省制度就是从元朝开始的，我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 清朝前期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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