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跨文化交际的价值观比较（精选11篇）
中美跨文化交际的价值观比较
在这个全球性各国接触日益频繁的时代,人类社会变得更加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这个日益全球化的倾向带来的挑战性问题是如何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跨文化交流的情况下更有效.由于价值是文化的核心,它指导我们的行为.通过分析中美价值观的.异同以及他们的改变,并对最近几年的变化对比分析可以深入了解中国价值观和美国美国价值观,有助于更好的维护跨文化交际.
作 者：刘庆庆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刊 名：科教导刊 英文刊名：THE GUIDE OF SCIENCE & EDUCATION 年，卷(期)： “”(25) 分类号：G04 关键词：价值 跨文化交际 差异 价值观
而时间观的差异是跨文化交际中的最基本文化差异。因此，以时间观为例对中美文化进行比较：
一、“单向计时制”与“多向计时制”
时间观反映出一种文化对时间的利用.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要求守旧更为重视过去发生的事情。如：中国的儒家文化历来重视历史，主张以史为鉴，借研究过去指导现在和将来。以“老”字为例，它在中国人的脑海里代表着年长、经验丰富：老马识途、老马嘶风、老当益壮、老谋深算、老成持重、老成练达、老松耐寒、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将出马，一人顶两、树老根须多, 人老见识多、生姜老的辣、老凤清于雏凤声、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成、老手、老练。
而美国人总是注重眼前即将发生的事情。如：
Seizetheday!Begin now!Eachday is a new life.Seizeit.For into day already walks tomorrow.
———David Powers
(把握住今天!从现在做起!每一天都是一种新生活。把握住它，因为今天已经走进了明天。
———戴维。鲍尔斯)
而“old”则代表缺少力量，古板，缺乏变化：
Anold dog willl earnno new tricks./Youcan‘t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老狗学不会新把戏)
It is hard to make an old dogs toop.
(老狗弯腰，谈何容易)
美国人类学家霍尔 (EdwardHall) 在《超越文化》 (Beyond Culture) 一书中首次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念, 即“单向计时制” (monochronictime) 和“多向计时制” (polychronictime) :“单向计时制重视日程安排、阶段时间和准时”, 认为“时间是线性的、可分割的，就象一条道路或带子向前伸展到未来，向后延伸到过去”。霍尔还认为“多向计时制的特征是同时进行好几件事情”, 强调人们参与并做完事情, 不僵守预先安排的日程表。“多向计时制往往被看成一个时点而不是一条子或道路”。
从以上的图表，可以把中国人划分到多向计时制的人中，把时间看成是分散的，随意可以支配的。而美国人则属于奉行单向计时制的人，把时间看成是可以分隔，如时、分、秒等，但不可重复的，有始有终的一条线，是以有规则的时间间隔方式流失的连续性事件。
二、时间观念强的美国人
Timeismoney. (一寸光阴一寸金)
Punctualityisthepolitenessofprinces. (守时是王侯之礼)
Punctualityisthesoulofbusiness. (守时为立业之要素)
Timeworkswonders. (时间可以创造奇迹或时间的效力不可思议)
Timeworksgreatchanges. (时间可以产生巨大的变化)
从这些美国常见的表达词语中，能够看到美国人对时间的重视。在他们眼中，没有人会是停滞不前的，如果你不能够积极进取，就会被社会所淘汰，强调了对时间的安排及时间的可利用性。因为有了这种态度，造就了一个决心投身于研究、实验和探索的民族，一个有着短暂的历史，却能位于世界强国之列的国家。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外国人对美国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每个人都显得匆匆忙忙得，就好想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在街上，人们总是急匆匆的赶往他们的目的地;在商店里，人们焦躁不安的等待付款，或者推挤着前面的人，希望他们能加快脚步;在公共用餐场所内，人们等着别人吃完，这样可以轮到他们，才能够按时的回到公司。公共汽车司机开车的鲁莽，也是世界有名的。预约也是他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做法，看病、去朋友家拜访、开会等交际私人活动均需要预约。这是不仅仅对别人时间的节约，也是对自己时间的珍惜。因此，准时的观念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不知道守时的就经常被看作是傲慢或不负责任。
美国人认为工作时间是很宝贵的，因而他们发明了一系列的节省劳力的装置:能够迅速和他人进行交流的电话、用电脑发电子邮件、或者发传真;能够迅速到达别的国家的火车和飞机;能够缩短就餐时间的快餐店、简便食品、汉堡包、热狗、制成罐头的食品。一般来说，美国人是不会在饭店或咖啡馆这类舒适的环境中通过谈生意来了解他们的客人的，更不用说会出于增进相互间的信任的目的带他们出去吃饭，或者去高尔夫球场的。因为他们通常是通过工作来评估和了解他人而不是通过社交活动，他们总是看门见山的进行谈问题。现在美国人越来越多的在电视屏幕上见面谈问题，开“远程会议”不仅仅能解决本国内的问题，甚至能够通过卫星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这种观念在东方人的眼中，则感觉美国人缺乏人情味，不讲人际关系等等。
美国人总是说：“weareslavestonothingbuttheclock (只有时间才能够支配我们) .”似乎是把时间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对待，而且尽力让每一分钟都过的有意义。
三、中国人的时间观
中国人也很重视时间，如：
1. 陶侃：「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於众人;当惜分阴。」
2. 庄子：「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3. 李白：「时光疾如电。」
4. 曾国藩：「天可补，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复追。」
5. 陶渊明：「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6. 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难，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可见中国人更讲究的是技能，修养的水到渠成，厚积薄发。而且在中国文化中还有另外一些反映时间观的词语，“慢走”是人们在告别时的常用语;“慢工出细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等。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时间观是一种“适时观”，也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自己能够随着自己的需要而进行伸缩。因此中国人在时间上的使用显得更加的灵活，有弹性。
在中国传统艺术作品中，大多有个不错的开头，惊险曲折的情节，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如中国版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梁祝》，最后以双双化蝶作为结尾。
在平时交谈对话中，习惯于先寒暄一番，从无关紧要的话题说起，再迂回的扯到主题上。因此，在美国人的眼中，认为中国人说话不好琢磨。
制定的计划通常会长远而富有远景及向往意义，实施的步骤却一般不够详细和具体，主要的意图也是为了能够适应时间的弹性变化的需要。
结语
以上从时间观的方面对中美文化进行了粗略的比较，旨在引起人们对跨文化交际中不可避免的文化现象的关注。首先，必须了解中美不同文化下人们对时间的态度及使用时间的方法，克服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尽可能的减少因时间观的差异而造成的误解。其次，对不同文化的时间取向要给予尊重和认可，当彼此时间观念发生冲突时，不能单纯的用好坏来论断，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时间观不同，意味着在他们的文化中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因此，跨文化交际意味着对另一种文化的了解过程，要采取宽容的态度，才能加快彼此间的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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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隐私观念；领域行为；心理机制；言语交际；非言语交际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176-02
一、隐私的概念
“隐私”实际上是个舶来品，是对英文单词“privacy”的翻译。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把“privacy”释义为“freedom from interference or public attention”，即“不受干扰或不受公众注目的自由；私人权利；个人自由”。在中文中是没有完全对应的词的，我们现在使用的“隐私”在《现代汉语词典》（2004）中的定义是“不愿告人的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两者之间其实有些出入。
隐私这一概念与客观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它涉及人们如何对待和利用环境因素，如何控制和调节与他人的交往。Alt-man认为隐私是人们允许接触某一自我或其群体的有选择性的控制机制。这样，隐私就成了允许我们与谁交往和不与谁交往的机制，或允许我们在某一时间内与别人交往的机制。隐私是一种普遍现象，它存在于各种不同文化中，只是其在表现方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有的文化通过物理环境调节隐私，有的文化依靠心理机制调节或保护隐私权，有的文化则两者兼有。
Westin曾把隐私分为四类：隐居（solitude），即与外界隔绝；亲密无间（intimacy），即只向亲密朋友或知己泄露隐私；匿名（anonymity），即不期望被他人识别；自我克制（self-re-serve），即指一种心理自我克制以防止不必要的骚扰。实际上，以上四种隐私在某种程度上在中美隐私观念中都有所表现，差异表现在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下面主要从中美民族隐私观念中的领域行为和中美民族调节隐私的心理机制两方面来说明其差异。
二、中美隐私观念中的领域行为差异
不同的文化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调节或控制自己的领域或群体的利益等。在中国文化中，人们习惯用围墙为界，城市有城墙，单位如工厂、学校、医院等都有围墙，各家有院墙，无论哪里都能看各式各样的围墙。中国人墙内墙外有别，即内外有别。墙内是“自家人”，墙外则是“外人”。中国人习惯用围墙来保护自己的（私人）领域，本质上讲，是对群体隐私的一种维护。以集体主义为主要取向的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有那么多的个人隐私，但是，他们却十分崇尚群体隐私。与崇尚围墙的中国文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人习惯使用空间来维护个人或群体的领域，他们对空间极端崇尚和高度敏感。在美国，很难看到围墙，各个单位都以空间相互隔离开来。如果去参观一所大学，你可能会很难辨认学校的起点和终端，学校与其他领地的分界线似乎无处不在，也似乎根本不存在，但分界线却的确存在，它存在于美国人的心中：人们对界线的认识十分敏感，一清二楚，不经允许绝不进入别人的领地。人们习惯以空间作为个人隐私的调节机制，例如，在美国的饭馆，一位客人坐到一张桌子边后，这张桌子就成了他的临时领地。后到者宁可等候空桌也尽量不与他人同桌。实在无空桌时，也必须征得先到者同意，以表示尊重先到者的权利。在公园，要坐到已有人的长椅上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美国民族隐私范围非常广泛，除去空间领域，还包括：个人私生活领域，如婚姻、恋爱、住宅和卧室、夫妻生活、小孩教养、生活方式、个人爱好、家庭关系、私人信件、日记、个人饮食习惯等；个人身体领域，如生理特点、身体缺陷、胖瘦、病残状况、年龄相貌、体重、肤色和发色等；个人信息领域，如个人身世、经历、社会关系、宗教信仰、政治倾向、房产、衣饰价格、经济收入和开支、存款、住宅地址、电话号码、存折以及有关个人事物的选择等；工作和学习领域，如学生考试、老师的评语、同事的工作日志、研究和实验过程记载、论文和专著的草稿和初稿、旁人未曾出席的会议记录等；个人时间领域，主要指某人愿意独自在一处，不愿受他人打扰的时间。美国人常说“我得有时间独处来思考自己的问题。”父子、母女、夫妻和朋友概莫能外。愿意独处就意味着一个人在那段时间内不愿让别人妨碍他。
然而这些在美国属于隐私范畴的事情，在中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公共性”，他们往往受到社会、他人的关切。人们不经允许涉足他人的生活领域，不仅不为错，反而是天经地义，是关系亲密、相互关心的表示。类似“你吃饭了吗？”“你多大了？”“有对象吗？”“你的工资是多少？”“你去哪儿了？”“这件衣服多少钱买的？”“天气很凉，多穿一些。”等等都是对别人表示关心，常常挂在嘴上的话题。这种话语使人感到温暖、安全、人情味十足，绝无多事之嫌，因为这种社会关心是和谐人际关系的必要机制。
三、中美调节隐私的心理机制差异
除以外界环境为屏障外，隐私在很多情况下是由心理控制的。到过中国的美国人常说中国人精神生活单调，心理世界贫乏，其实这是非常表面化的理解。中国人在涉及隐私问题时，不是使用环境因素，而是使用心理机制来调节自己的隐私。中国人常把感情，如喜怒哀乐、爱憎等情感以及个人态度等当作隐私，而对其处理是采用自我节制的心理压缩的方式。他们常常把自己的真实感情和态度深深地埋在心里，不暴露出来，以适应群体取向或达到社会和谐。即使在公众场合，中国人也可能以沉默或其他形式来控制自己的情感。他们压抑自己的情感喜怒不形于色；对某问题有不同看法会闷在心里；对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也不会溢于言表；对许多欲望都做自我压缩处理，加以“保护”，很少流露出来。
美国人恰恰相反，他们在类似的情况下，使用物理环境来调节隐私，会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会跑到房间里关上门保护自己。不论寝室、办公室、家庭中的卫生间还是书房的门都用来调节隐私，一旦门被关上，就自动传递出“请勿打扰”的信息。由于不了解门在美国文化中保护隐私的作用，到美国家庭做客的中国人会无意识地犯下文化错误，他们会无视关着的门所传出的“Leavemealone”的信息，会去打扰别人。
四、减少跨文化交际中因隐私观念差异而引起的误解
隐私观念差异是跨文化交际中容易产生误会的原因之一。中美两国的隐私观念有较大差异，要想避免因这类差别带来的交际中的不快，相互应以理解对方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以及生活习俗为前提，了解并尊重双方的不同点。要想减少或消除因隐私观念不同而引起的误解应从两个方面考虑。
1.言语交际方面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避免涉及美国民族的隐私问题。
1）关于什么的问题。比如，对方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政治倾向、未来的打算、家庭住址是什么？等等。
2）关于多少的问题。比如，年龄是多大？收入是多少？还有衣饰的价格、房子的价格、考试分数、有几个孩子、在某地住多长时间等等。
3）关于谁的问题。比如，大选中选谁？刚才和谁交谈？昨晚跟你散步的人是谁？等等。
4）关于哪里的问题。比如，你去哪？你一直在哪待着？你准备在哪儿度假？等等。
5）关于为什么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你不结婚？为什么你不要孩子？为什么支持民主党？等等。
中国人重视朋友之间，邻里之间，长幼之间和师生之间的互相关心，所以我们常用一些表示劝诫、建议、提示和提醒功能的句子向对方表示关心、爱护和体贴；而美国民族崇尚独立，他们强调人人管自己，上帝管大家。他们认为个人生活还需别人呵护是不成熟的表现，因此，每当他们听到中国朋友用一连串的祈使句式带有should（应该）之类的句子向他们表示关心时，其结果可想而知。
2.非言语交际方面
这方面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地方较多，如：卧室是夫妻独有的隐私领地，他人不宜贸然闯进；孩子们的卧室，父母也需征得同意后才能进入；配偶的信件，另一方不得拆阅，子女的信件父母也不能拆看；学生的考试分数不能直接或间接公开，更不能排名次：学生的日记用不着老师批改；单位领导无权要求下属和个人写“思想汇报”或上交“学习心得体会”；到别人家里做客不能随意翻阅桌上和书架上的书信和手稿；老师下课后学生不能翻阅讲稿、讲义、教案或计分册；二人交谈第三者在听距之内属于侵犯他人隐私范畴。在公共场合的宾馆、饭店的房门上看到“请勿打扰”的门牌就应立刻意识到其内在含义——请尊重他人隐私。
不同文化中的隐私观念有所不同，隐私观念差异是跨文化交际中容易产生误会的原因之一。中美民族在隐私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比较中美隐私观念之不同对避免交际中的误解，提高跨文化交际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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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职安.从跨文化交际角度看美国民族的隐私观念[J].外语教学，2000，（1）.
上课时间：周四晚上 班级：工管0902 姓名：蔡川露
[摘要] 各个国家的企业文化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中美两国由于社会制度、传统文化、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企业文化呈现出各异特色。文章从观念意识、企业精神、企业制度文化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了中美企业文化。
[关键词] 中国 美国 企业文化 比较
企业文化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劳伦斯。米勒在文献中写道：“公司唯有发展出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能激励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一切行为，这样公司才能在竞争中成功”。由此可以看出,企业文化是企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源，而优秀的企业文化更是企业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知识经济正在改变着社会文化,而企业文化也将成为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我国的很多企业已经开始重视企业文化管理，不断学习国外一些优秀的企业文化,并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西文化从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而不同文化体系下所产生的企业文化必然有着很大的差异。
在中国建立的中外合资企业中，有15%左右的企业预定寿命提前终止，其中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企业不稳定占主要成分。中美双方的社会制度、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在文化冲突方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观念意识的比较
中国企业强调集体主义，经济与政治关系紧密。中国企业强调以集体利益为重，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强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在中国的企业文化中，十分注重和谐，强调员工的归属感，强调以企业的利益、荣誉为重。企业十分注重培养员工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团体协作精神，鼓励员工为实现企业目标同心同德、开拓进取，注重培养职工良好的主人翁意识，树立“以企业为家”的思想。例如海尔企业文化便有“敬业报国、追求卓越”这一条。
美国企业奉行个人主义，政治对经济的干预较小。美国企业提倡个人奋斗，崇尚独立、自由、平等、竞争，强调个人作用，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被发挥到极致，及其注重和突出个人的作用，奉行个人主义。他们尊重个人隐私，强调自由，注重个人表现。他们在尊重个人价值、个人选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和创造了，为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企业精神的比较
中国企业缺乏企业精神。在中国的企业里常常会用到求实、创新、开拓、进取、拼搏这些词语，但实际上中国的企业是缺乏企业精神的。实用、功力、形式、经验主义对中国的企业影响较深，许多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常持有实用主义的态度，功利特征明显，形式主义泛滥，凭经验和感觉行事，没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因而就缺乏对企业发展的引导作用，竞争力不强，生命力不足。
美国企业精神鲜明。美国的企业有其独特的企业精神，富有个性特色。美国的企业文化就是追求卓越、追求变革的创新文化，他们强调在个人自由、机会均等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竞争。美国企业不满足于现状，事事追求卓越，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这是美国企业文化的一个核心特征，也是其具有强大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一项基本保证。正如著名管理顾问詹姆斯所说：“可持续竞争唯一优势来自于超过竞争对手的创新能力。”致谢创新理念都把争创一流、永不落后、追求更高更新的技术和业绩作为员工和企业奋斗的目标，并以此来引导企业的组织变革和战略规划。 企业制度文化的比较
中国企业以“情”为特征，实行“人治”。对于我国企业而言，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使得中国的企业文化从总体上来看表现出很强的“人治”特色，缺乏追求理性和“法治”的精神。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企业的员工很注意与同事和领导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员工之间情感交流较多，比较重视感情投资，讲究人际关系的协调强调群体和谐，员工之间关系融洽，易于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
价值取向与跨文化交际失误
从表面上看,跨文化交际中所产生交际失误是由语言的使用引起的.然而,语言代码仅仅是文化系统的一部分.人们在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他们在编码过程、言语和非言语行为和语言的`使用规律等众多方面产生差异.文章从中西价值取向的差异出发分析和解读跨文化交际中的某些交际失误.
作 者：唐建敏 翟红华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266510刊 名：文教资料英文刊名：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年，卷(期)：“”(27)分类号：G0关键词：价值取向 跨文化交际 交际失误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一直是我国国际关系的热点。中美关系有一个极为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绝大多数中国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性，指责得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另一方面中国人如果有出国的机会，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往往首先选择美国。近几年政府派出大批中青年干部去国外学习从政经验和政治理念，首选的国家也是美国。
当国民义愤填膺地责骂美国时，我以为美国人也在大洋那边和中国人对骂，可事实不是这样。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说：普通美国人很少对别人说三道四，没有几个人想到要去指责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怎样”与他们的生活没多大关系。至于美国政府，如果想到要为难中国的话，丑话也只能说给外国人听，不能说给美国人听，因为美国政府没有对内宣传的官方媒体。美国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主流媒体完全掌握在公民手中，政府和政党没有控制任何一家电视台和报刊。
单从语言来说，中国人对美国的不满和愤慨显然要多些，按正常逻辑美国应该比中国更糟糕，可实际情况是中国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削尖脑袋往美国跑，没听说哪个美国人往中国跑。不少中国的花季少女争着嫁给美国老头；可从没听说过美国的年轻靓女争嫁中国老头的事，就算这个中国老头是超级富豪也不例外。
一个人的行动更能折射出他真实的内心世界，语言则更多欺骗的成分。根据“鸟往明处飞”的中国古谚，美国的真实情况可能并没有中国人说的那么糟，至少比中国的现状不差分毫。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往美国跑而没有几个美国人往中国跑呢？
也许有人会说美国建国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建国只有半个世纪的时间，积累的经济成果显然要多些，人民的生活更富裕一些。
诚然今天的美国比中国富得多，但这并不是中国人往美国跑的根本原因。今天在美国一掷千金花天酒地玩名车买豪宅的大多是中国富豪，在中国富豪挥金如土的气势下，美国富人早就甘拜下风且明智地退到一边，承认中国富人比他们更潇洒也更有钱。没有哪个文明人会傻到去和“敢把钞票打水漂”的暴发户较劲。
一个国家有没有吸引力不仅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条件，还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自然环境、政治空气和文化氛围，其中政治空气则是第一位的。中东的沙特可以说富得流油，可没有几个文明人愿意去那个国家定居。如果说沙特的自然环境恶劣的话，文明人却更愿意去自然环境更为恶劣的邻国以色列定居。
中美的真正差距可以从这两个国家官员的职能上去寻找答案。官员是什么？这个问题中美两国有绝然不同的回答：美国：官员是“职业”；中国：官员是“职权”。
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中美官员的差别：
一、政治理念：美国官员是一种“职业”，不是“职权”。既然同是职业，就一样要履行职业规定的责任义务，遵守职业道德，没有高于其他“职业”的任何特权。中国官员则更多体现为“职权”，从来都凌驾于各行各业之上，拥有支配各“职业”的广泛权力。
二、民众政治心态：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对陌生的凡夫俗子，有一种与生俱来近乎本能的信任；但对于政府和官员，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的不信任。美国人对官员的不信任不是基于对“人”的不信任；而是基于对“权力”的不信任，认为人一旦拥有“权力”，就有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的倾向，无论是天使还是魔鬼都有这种倾向，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所以美国人根本不相信有与生俱来且始终如一的“清官”。正是这种天生的“多疑”，造就了美国社会中一种人人自主各自为战普及于多数民众的对政府的压力，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压力，使任何官员都拥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在工作中不得不有所检点，处处小心，在“渎职”和“越权”的夹缝中谨慎为政。
我国的情况则恰好相反：中国人从来就相信政府和官员，含怨蒙辱时也寄希望于政府和清官，深信政府会自觉主持公平正义，尤其是对高官寄予厚望，除非官员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伤天害理的大坏事。与之形成鲜明对应：中国人对一般人却是天生的不信任，除非这个人做了显而易见的大好事。中国人尊奉的处世格言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而政府和官员所享受到的超前的信任，反而使之失去接受监督的机会。历史的经验一千次证明：一个被受治者认为天然值得信任的政府，最终会变得实际上最不值得信任。人都有犯贱的一面，由人组成的政府也是这样，“鞭策”使之进步；“溺爱”使之堕落，甚至毁灭！
美国社会加在官员身上的套索一方面限制了官员在任期内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则保护了官员的“名节”，防止其玩物丧志走向毁灭，给自己的家族带来灾难。很少听说过美国政府产生过需要动用极刑的“巨贪”，因为美国体制根本没有产生巨贪的机会。中国社会给予官员的宽松环境让官员在任期内能随心所欲；但也给官员自身和其家族遗留下无穷的隐患。如果你不是一个“末世赌徒”；如果你是一个对自己和家族有责任心的聪明人，我相信你会选择在前一个环境下为官。
不加限制的权力能让天使变成魔鬼！
三、基层会议：我国基层政府的会议多是举世皆知的，这点美国和中国有相似之处。单从会议次数来说，美国基层政府的会议甚至比中国更多，不同的只是会议的规模、形式和内容。美国基层政府“小会”多“大会少”，开会是为了解决实际事务，一次会议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具体事务。会议没有固定的模式，一般是会议主持人提出问题，然后与会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发表意见，最后主持人简单说两句就宣布散会，与其说是“会议”，还不如说是为解决事务征求意见的碰头会。所以每次会议时间都很短，主持人和与会人员没任何废话，更没有假话、空话、套话。会议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设主席台，就象几个情趣相投的朋友在一起讨论问题一样轻松自在。中国基层政府的会议一般都遵从约定俗成的模式：主席台上就座的是领导，台下是听众，首先是主持人的“开场白”，介绍参加会议的主要领导，然后是主要领导和指定的典型代表发言，最后是主持人长篇大论的总结。无论是领导讲话还是主持人总结，都是事先由秘书写好讲稿（也有领导自己执笔的）并打印成册，装在资料袋里分发给每个与会人员，领导只是在主席台上把讲稿上的文字照本宣科地朗读一遍。会议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仪式，不是着眼于解决具体事务。因此讲话稿的内容有相当多的假话、空话和套话，听者不知所云，讲话的领导也意识不到自己在说什么，甚至领导内心也不相信自已宣讲的那些文字，正是“嘴上说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
四、上下级关系：美国上级不管下级，总统不管州长，州长不管市长，厅长不管处长„„下级也不遵从上级，他只需要按自己职位的职能要求行使自己职责，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就根本用不着和上级套近乎。总统去某一个城市视察，市长和市政官员根本不出面陪同，仍自顾自干本职工作，那个城市的政治生活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总统在那个城市的“衣、食、住、行”全是自己买单，市政府不用花一分钱。中国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支配权。省长去某县视察，不但这个县的党政要员要全程陪同，连省县之间的政府要员也要赶往此县恭候自己的上司。省长在此县的“衣、食、住、行”县政府都作了精心且极为妥善的安排，根本不用省长自己掏一分钱„„
为什么会出现两种绝然相反的情形？并不是美国官员天性就比中国官员廉洁务实且拥有高贵的情操，归根结蒂还是两国官吏任免机制的不同造成的。美国的各级官员都是当地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不是上面任命的，美国的总统不能任命州长，州长也不能任命市长，就更不用说升降和罢免了。州长、市长的任命、升降和罢免全是当地人民组成的议会说了算。你别看小布什在国际上颐指气使、今天指责这个国家是邪恶轴心，那个国家搞恐怖；明天又制裁伊朗，威胁军事打击北朝鲜，俨然成了地球的家长；但他在国内的权力小得可怜，他的任何行动、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国会批准，没有国会的授权他寸步难行、一筹莫展。美国总统可以把巴拿马总统抓到美国审判，可美国的一个普通市长就可以不买总统的帐。联合国50周年庆典时，纽约市长为各国首脑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开始前，市长居然把克林顿总统邀请的客人阿拉法特“请”出了剧场，理由是阿乃“恐怖主义分子”，气得克林顿七窍生烟，但也只限于生气而己，对市长的决定他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去道歉，他甚至连纽约市都代表不了，因为纽约市民没选他克林顿当市长。因此在美国没有“跑官”“要官”的现象，因为官是人民选的，不是上司给的，跑了也等于“白跑”；要了也等于“要白”。
中国官员的升降任免则是上司说了算，官员所在地的人民没有任何权力。所以中国的官员只需对自己的上司负责，而不用对辖下的人民负责。
为了讨好自己的上司，下级官员就有可能贪污受贿，以便有多余的钱向上司行贿，至于因此得罪了人民则无关紧要，因为只要上司对他有“好感”，人民根本奈何不了他，这也是那些腐败官员在犯事前象弹棉花一样“越弹越升”的秘诀所在。
我在机关工作过几年，对“机关潜规则”感触至深：一个人在机关的奋斗目标不是把本职工作干得尽可能出色，而是职位的步步升迁，努力从科员、副科员，一步一步升迁到副处长、处长，甚至更高级别；一个人怎样才能仕途顺利、步步升迁？那就是不断得到上司的赏识与提拔。由此演生出的“官场潜规则”则是：下级不对工作负责，而对上级负责；上级提拔下级，不看政绩，而看下级如何对待自己。
五、政府结构：美国的基层政府机构通常不设副职，既保持了较高的行政效率，避免推卸责任，又防止了吃财政饭的官员数量膨胀。中国基层政府机构都设立了一个或多个副职，副职的职能名义上是协助正职工作防范正职独裁，但在实际行使职能的过种中则常常出现下述情况：副职只要认为正职重用他，给了他足够的“特权”，正职就是再渎职再腐败他也不置一词；副职如果认为自己不被重用，就算正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也会暗中使绊子。所以中国基层政府的副职多半是“特权”的标志，很少出于工作的需要。
六、官员的私生活：美国个人的私生活受到高度的尊重。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平民，只要不触犯法律，你在正妻之外拥有多少情人，包养了多少“二奶”，政府和他人都无权干涉，那些娱乐性的媒体说不准还把你捧为风云人物，把你的风流花心美化为“私生活丰富多彩”。美国的官员就另当别论了，他们的私生活必须是清澈透明的，如果你在任期内制造了“绯闻”，无论你是多大的官，就算是国家元首，一样要受到严厉的追究和制裁，轻则丢官，重则身败名裂。克林顿的绯闻案众所周知，尼克松被弹赅下台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不过是说了几句“谎话”。
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官员则是另一番景象：普通平民大多没条件玩情人和包养“二奶”，官员在情人“二奶”市场则近水楼台先得月，玩情人包“二奶”在中国部分地区已成为官场的一种时尚。很多官员还不止包养了一个“二奶”，而是几个甚至几十个“二奶”，情人的数目那就更多了。和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平民玩情人包二奶不但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还有可能被警察当成“卖淫嫖娼”犯抓起来，包“二奶”则会因“重婚罪”受到法律追究。官员玩情人包“二奶”则很容易逃避任何制裁，除非他犯了事丢了官。
七、文凭职称：美国几乎没有买卖文凭和职称的怪现象，“注水”文凭也不多见。中国的假文凭和假职称则满天飞。至于“注水”文凭，可以从本科一直“注”到博士或博士后。美国官员一旦发现学历职称有“注水”现象，不但马上丢官，还会因此身败名裂，终生抬不起头来。中国官员则对文凭和职称相当“热衷”，不在任期内混个“本科、硕士、博士”就是没有“上进心”的表现，因此官员大多接受在职教育，大学也积极配合官
员的“好学精神”。至于在职文凭是否存在“注水”现象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八、经济状况：美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可美国政府却是最穷的，且贫穷的程度让人震惊，居然会穷得开不了门，所以美国地方政府会出现因贫穷而停业一段时间的“怪事”。美国官员能支配的钱相当有限，每支出一分钱都要向当地议会详细汇报，因公务收受哪怕是一支普通钢笔的小礼品都得上交国库。不少中国人都误认为美国官员的薪水很高，他们的廉洁是“高薪”养出来的，其实美国官员的收入只有中等水准，有些官员在任上还无法养家糊口，只好在八小时之外从事服务性的兼职，甚至于堂堂一个大市长去作舞厅的看门人。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贫穷国家，但中国的政府却很富有，“再穷也不会穷政府”，官员从不缺钱花。陕西渭南市红绿灯因积欠电费75万无人买单，电力部门只好强行断电。你想想现代化都市没有红绿灯会陷入怎样的交通混乱状况，会潜伏着多大的危险？可红绿灯还是断电了。在红绿灯断电期间，这个城市的公车照样在路上跑，官员照样在吃喝公款，从未听说过公车上不了路或因公款吃紧不招待上司吃饭的现象。中国官员虽然不是最富的，但绝不会出现市长那样的高官无法养家糊口只好去当看门人的现象，就是兼职了也绝不会干看门人之类的低等职业，那个市最体面的职业会争相为他敞开大门。
近些年中美两国有不少城市结为“友好城市”，既然是“友好城市”就难免市政官员的你来我往，但中国城市好象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去访的多而回访的少。之所以如此并非美国官员不懂礼貌或摆臭架子，而是他们拿不出来中国访问的钱，官员的每一分公务支出都得纳税人认可，他们不能随意动用哪怕是一分钱的公款。于是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富裕的美国市长常常为来中国参加所谓的“贸易洽谈会”纳税人会不会买单而困扰；贫穷的中国市长则豪爽地拍胸：尽管来吧，所有费用我报销！
九、新闻监督：美国官员受到新闻媒体无孔不入的监督，在任上哪怕是出了一点在中国看来微不足道的“丑闻”就会被媒体曝光，并受到毫不留情的追究。中国官员就是犯了再大的错误也不容易被媒体自由曝光，除非上面决定曝他的光。美国的新闻媒体都是民营的，政府和政党没有控制任何一家报刊和电台。中国的主流媒体基本上都控制在政府手里，因此新闻必须服从官员意志。
十、职位保障：美国官员一旦任期届满，就得离开政府去自谋职业，该干啥就干啥，除非选民认为他很优秀要他连任。所以美国的官员不是终身制，在任上有浓厚的危机意识。美国政务官和公务员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公务员大多是终身制的，因为公务员是面向全社会公开考试选拔的，不是官员任命的，也不是权贵利用职权带进行政部门的，职能也是纯技术性和服务性的，只有“按章办事”的义务而无“自由裁量”的权力，和中国的公务员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的官员多为终身制，在任上只要不犯显而易见的大错误，尤其不犯和上级“不一致”的“错误”，就可继续在政府部门
呆下去，一直到退休，退休后还可享受优厚的俸禄。中国官员任期届满只是职位升迁或换一个地方当官，并不等于离开政府。因为职位有很强的保障，中国官员在任上几乎没有什么危机意识，因此也容易“饱暖思淫欲”撇开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中美摩擦，单从文明水准来说，美国确然拥有很多我们无法比拟的优势，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这也是我国政府近几年派出大批政务官去美国实习的原因。这项英明决策说明我国的高层政务官富有远见且勇于负责，知晓我们的劣势，也知道中国和文明世界的真正差距。中华民族要想真正走上文明富强之路，就有必要学习美国的优势，尤其是要学习美国政府“自我免疫”和“自我更新”的机制，使“官逼民反”和“周期性改朝换代”的内战永远在中国绝迹。
如果我们汲取了美国的成功经验，中国就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中国人争相往美国跑的现象就会成为历史，相反世界各国的仁人志士都会削尖脑袋往中国跑，就象一千三百年前的唐帝国引来万帮来朝一样。那时美国少女争嫁中国老头的事就不是什么新闻了。
一、中美对空间采取的价值取向
1、体距的差异
作为非语言交际的主要组成部分, 空间指的是人际间的距离和所处的空间位置的交际。美国人类学家Hall经过大量观察后, 把交际空间距离分成四类: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和公共 (场合) 距离。中国人对这四个距离的界定, 除了公众距离和亲密距离与美国人有类似的界定之外, 其他两类差异较大。中国人的个人距离和社交距离很近, 几乎可以闻到对方的体味。在中国, 几个人结伴到饭店吃饭, 很多人尽量挤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这不会感到不舒服, 反而会觉得这样会显得亲近, 其乐融融;而在西方, 就会分开桌子坐。美国人对中国人排队时的拥挤现象也很不习惯, 而中国人对此却习以为常。在跨文化交际场合, 对中西体距文化的不同也就成为误解的根源。对西方人认为合适的体距, 对中国人来说就显得疏远, 冷漠。而中国人认为合适的体距, 西方人可能会感觉无法忍受, 可能导致双方误解的产生, 阻碍人际交流的终正常进行。
2、中美隐私观的差异
中美对隐私观的差异也反映了空间观的不同。美国人将隐私看做是一种人权, 不能随意侵犯。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把个人的空间和隐私放在第一位。他们尊重其他人的隐私, 尽力避免侵犯。所以, 美国人给孩子提供各自独立的卧室以保护他们的隐私。即便是当父母想进入孩子的房间时, 他也要敲门得到孩子的允许。中国人一贯不赞成“私”, 个人权利即被视为私利, 中国人几乎没有私权的概念。一家人自成一统, 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个人的隐私处于次要位置。在中国不敲门就进入孩子的房间这种做法很普遍。中国的父母不认为这是一种侵犯, 相反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他们的权利, 这从侧面也体现了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取向。
3、中美空间观差异的历史文化根源
影响中美空间观差异的因素有很多。这些因素会扎根于我们的思维和行为, 影响到我们的跨文化交际。
3、1、价值体系的文化差异
价值体系对研究跨文化交际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价值观是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 因为它影响到我们的意识以及交际的行为。中美两国文化背景不同, 所以价值观差异也较大。在中国, 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为集体主义, 人与人之间崇尚和谐、友爱。于是, 中国人更倾向于彼此间保持较近的距离。而美国人则更崇尚个人义。重视个人追求、自我实现及个人利益, 强调个人空间, 注重个人隐私。因此, 美国人的人际距离保持严格的界限。
3、2、信仰体系的文化背景
集体主义的行为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孔子就曾对集体主义有过这样的描述:如果一个人想要有所成就, 他必须依赖于其他的人。受孔子的思想的影响, 中国人的首要责任是对家庭、集体和社会的责任。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基督诞生之前。一位拉丁诗人这样说过:不要期望别人为你做你所能为你自己做的事情。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美国人不希望依赖于他人, 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取得成功。
3、3、安全归属感的文化差异
英美国家主要靠工商业和航海业生存。他们为了利益而交往, 认为人是不可依附与依靠的。人们之间在相互交往中下意识地拉开体距, 表现出了独立与个性。然而, 中国人向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即以人为贵”的思想体系, 讲究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儒家认为家庭伦理扩大为社会中的君臣政治等级关系, 人们要发自内心的爱人。中国人把自我看着是宇宙、自然、社会的参与者, 因而他们相互依赖, 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结语:
在不同的文化中, 人们的领地要求和空间关系处理各不相同。因此, 对空间语言的研究与探索, 在跨文化交际中至关重要。它可以加强国家之间的团结与沟通, 同时避免国家之间因空间观念的不同而产生矛盾。要想进行一次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必须正确地理解文化差异, 排除文化优越感, 在交流中做到入乡随俗, 避免由于误解而造成双方交际的失败。
摘要：空间是会说话的语言。空间语作为一种非语言交际手段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跨文化交际中, 一种文化背景的人会本能地用自己的“空间语言”去与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交际。为确保交际的成功, 本文阐述了中美空间语言的文化差异, 并探究了这些差异的历史根源。
关键词：空间差异,交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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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刮痧》剧照
2001年的国产电影《刮痧》描述了以我国传统中医治疗手法——刮痧为中心点，铺陈了一场由于中美文化之差异而产生强烈冲突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活剧。
《刮痧》的故事发生在美国中部的圣路易斯，主角许大同是新媒介公司的电子游戏设计师，与从事房地产工作的妻子简宁和五岁的儿子丹尼斯一家三口幸福和睦的生活在一起。一天，儿子丹尼斯突然肚子疼，来美探亲的爷爷刮痧为孙子治病。几天后，许大同把因不慎头部碰伤的丹尼斯送到医院，医生见到小孩背部紫红色刮痕，断定其在家中受到了虐待，随后联系儿童福利局将孩子监护起来，并把许大同送上了法庭。在特别听证会上许大同落败而归，为使儿子早日回到家中，许大同只得采取了同简宁分居的办法。随后，通过许大同及父亲的努力，使得大同的朋友——公司老板昆兰和儿童福利局的埃韦利女士等人真正了解了刮痧等中国文化，许大同一家得以团聚。
“文化即是人们所思、所言(言语和非言语)、所为、所觉的总和。在不同的生态或自然环境下，不同的民族创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也被自己的文化所塑造。”［1］“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交际。”［2］跨文化冲突是指来自两种文化的双方在内容、认同、关系和过程等方面所感受到的或实际发生的价值观、标准、处理方式、目标上的不相容。在《刮痧》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地域、语言、民族、历史渊源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中美文化在一些方面产生了林林总总的冲突和碰撞。但当人们透过这些文化差异的表面现象之后，就会发现一些实质性的东西，这些会使人们能够找到真正的契合点，从而引领人们以寻求和谐交际的步履而不断前行。
在影片中，中美文化差异的重点碰撞是有关刮痧方面的描写。爷爷因看不懂药瓶上的英文说明，采用刮痧的疗法为丹尼斯治病。刮痧作为中美文化差异的一个碰撞点，使许大同被告上法庭。中医有阴阳说和经络说，包含具有丰富临床实践经验和良好治疗效果的刮痧、针灸、按摩、推拿、拔火罐等治疗方法。中医科学认为，刮痧的治疗方法就是通过刮痧所产生的内外合力，把来自血管壁上的淤血赶出来。人体的毒素原本粘在血管壁上，刮痧使带有毒素的淤血变成游离的垃圾，被刮到了血管壁的外面，随即被新鲜的血液重新吸入到血管里进行循环，最后通过尿液排出体外。而西方的医学，注重的是病理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研究，注重透视、造影、切片、化验等论证手段。中医的七经八脉和气用西医的理论来解释，无论如何是解释不通的。
在听证会上，许大同竭力解释说刮痧是一种传统的中医疗法，几千年来，中医认为，人的七经八脉就像无数条小溪流入江河，江河又奔向大海。人的身体是一个复杂的生命脉络，气在全身流动，气沉丹田……但他的这些解释，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根本听不明白。“公正的”威兹法官宣布说，要证明刮痧不是虐待，就要请一位美国的医学权威来证明刮痧的合法性，用能看懂的英文证明来说明刮痧的合法性。但这些，在美国根本就是办不到的事情。不同的文化差异，使美国人看到的是孩子后背上表面的刮痕，却不能看到透过皮肤表面的紫痕，实质上却是中医的刮痕疗法帮助丹尼斯排除了病毒，得到了治疗。
霍尔(Hall)作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创始人，曾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指出:“文化存在于两个层次中，公开的文化和隐藏的文化。前者可见并能描述，后者不可见，甚至，连受过专门训练的观察者都难以察知。”［3］和谐交际是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共同追求的方向。跨文化交际，是需要各方面的人们共同付出努力的。这点在影片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主观方面，许大同及其父亲是为了让孩子回家而采取的行动。而在客观效果上，他们各自的行动，就是起到了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了刮痧这种治疗方法的合理性及合法性。许大同在听证会上，滔滔不绝地反复解释了刮痧的方法和作用。而不懂英语的大同父亲，自己找到新媒介公司的老板昆兰，用手比划着设法让对方了解清楚刮痧是他为孙子治病。此时，美国人昆兰为了了解刮痧，专门找到了一家中医诊所，聆听了老中医所讲述的治病原理。同时，他还亲身体验了刮痧的过程。这使他切身感受到，刮痧并不是虐待人的身体，而是在治疗过程中非但不痛苦反而很舒服的一种治疗方法。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4］美国是由很多不同的文化混合而成的独特的聚合体，“色拉盘”是象征美国这一多元文化社会最恰当的比喻。就像色拉中的不同种类的成分一样，美国社会中的不同群体文化相互平等、独立，相互依存。这是现代美国社会的现实，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孙悟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英雄，是善良、富有正义感形象的化身。听证会上，控方律师却用所谓的西方文化规范为标尺，只是断章取义地从孙悟空偷吃蟠桃，大闹蟠桃园和吃掉长生不老丹，砸烂炼丹炉的表面情节上，将孙悟空定义为顽劣粗鲁的具有暴力倾向的形象。律师从许大同给孩子讲孙悟空的故事和用孙悟空形象创意电子游戏人物入手，把许大同定义为一个沉湎于暴力文化的人。于是，许大同被迫离家并丢掉了工作。这个律师纠结于表面东西大做文章的做法，引起了控方的社会福利局的有关负责人埃韦利女士的不满，她批评了控方律师为了取得打赢官司的“大满贯”而不顾及事物本质的做法。埃韦利清楚地表明道，她所看到的《西游记》并不是像本方律师所说的那样。同时，她和同她一样追求人类和谐交际的昆兰等人，被许大同冒险爬楼为儿子送圣诞礼物等父爱所深深感动，使得刮痧所引起的不同文化差异的风波得以平息，大同一家得到了美满团圆。
电影《刮痧》通过许大同一家人悲欢离合的故事试图告诉人们，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不应该是停留在不同文化的比较、抗衡之中。人们所应做的是，为了避免不同文化的冲突，增加一些了解，增加一些包容，在看到不同文化差异的表面的同时，应努力去寻找发现一些能够促使人们进行和谐交往的实质性的东西，为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不断迈出和谐交往的步伐。
［1］［2］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7，23.
［3］霍尔.无声的语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65.
[关键词] 定期盘存制度;存货;存货清查;比较
存货核算是各国会计核算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主要对中美存货核算和清查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期望能在学习并借鉴西方会计核算的特点和优势、加强与国际会计接轨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定期盘存制度下存货赊购赊销业务的比较
美国对商品价值较低、发货频繁的商业企业存货购销业务的核算采用定期盘存制度,而我国对于小规模商业企业存货核算也采用定期盘存制度。鉴于两者有共同的比较基础,又考虑到全面比较的目的,论文主要对两国定期盘存制度下存货(商品)赊购赊销业务进行比较。
【案例】:设某商业企业月初存货余额为6800元(美国金额单位为美元,我国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下同),本月发生存货购销业务如下:
(1)赊购商品甲100台,每台发票价为150元(含税价),付款条件:2/10,n/30;交货条件:起运站交货,货到付运费。
(2)支付上述购货运费140元。
(3)上项购货经验收发现20台不合规格要求,退回卖主,应扣货款3000元。其余80台也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经与卖主协商对方同意折让货款600元。
(4)在折扣期限内偿付上项购货款项。
(5)出售商品甲70台,每台售价180元(含税价),货款尚未收到。
(6)月末经实地盘点计价,期末存货为8100元。
美国零售商店的销售税率为6%,我国小规模商业企业增值税征收率为4%。为便于比较,对于赊购业务中的现金折扣均采用会计实务中常用的总价法为例说明。
(一)我国小规模商业企业对上述业务的账务处理(采用进价金额核算法)
1、购货业务的会计处理(总价法)
(1)借:库存商品 15000贷:应付账款 15000
(2)借:营业费用 140贷:现金 140
(3)借:应付账款 3600贷:库存商品 3600
(4)借:应付账款 11400贷:财务费用 228现金 11172
2、存货销售及销货成本的会计处理
借:应收账款 126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2115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485不能同时确定销货成本
3、期末(一般是月终),进行实物盘点,按商品实存数量和商品进价计算期末库存商品金额,并倒挤已销商品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10100 [6800+(15000-3600)-8100]
贷:库存商品 10100
(二)美国商业企业对上述存货购销业务的账务处理
1、购货业务的处理(总价法)
(1)借:购货 15000
贷:应付账款 15000
(2)借:购货运费 140
贷:现金 140
(3)借:应付账款 3600
贷:购货退回及折让3600
(4)借:应付账款11400
贷:购货折扣 228
1.1医学院校医学史
我国的中医文化源远流长，自文献记载距今有多年历史，而西医发展不到2。我国最早的西医学校创始于1866年，名为博济医学堂(现中山大学医学院)。50年间，相继成立了几所医学院校。19成立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现北京大学医学部)。19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19创办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现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1927年成立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自改革开放后，各大医学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个省份成立。西医起源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1722年美国第一家军队医院在路易斯安那州成立，美国医学教育也有250年历史，1765年第一所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校成立，19，教育学家弗莱克斯勒展开了一场教育革新。经过百年发展，现已成为世界医学教育典范。
1.2入学条件
在美国，想成为医学院的学生困难，竞争也非常激烈。美国医学院入学条件与中国有很大的区别，在考进医学院之前首先需要获得学士学位，并以很高的成绩通过MCAT考试。但是，医学院不以这个成绩为唯一录取条件，本科时期的成绩需门门优秀，个人简介、推荐信、工作经验、社区服务经历等等都被考虑[1]。而中国的医学院入学条件只需两个条件，即高中毕业和高考成绩，只要高考成绩达到相关学院的录取分数线就可以成为医学院的学生，对于部分高考成绩不理想但想学医的同学来说，他们也可以选择高职高专来实现他们的医学梦。
1.3医学教育学制
培养一个美国医师需要很长的时间，首先普通本科四年，再进入医学院校完成四年学习，最后是住院医师培训和专科医师培训。医学生从医学院毕业后有资格参加执业医师考试，获取普通医师执照。想成为一名专科医师，还需要不少于八年的专科医生培训。也就是说，在美国想要成为一名专科医生至少需要12年。在中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学制种类较多。1988年，我国开始实施7年制高等医学教育，将学制进一步规范为3、5、7、8年制。[2]本科生毕业后一年可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证考试，如果不继续深造，5年学习就可以培养一名医生。
1.4课程学习
1.4.1教材美国的医学教材相比中国的教材厚很多，我们不是说书越厚越好，厚书是内容和逻辑的结合，是为了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更好的让学生理解，更偏向过程与结果，体现故事性。而中国的医学教材与美国相比较薄，只偏向结果，让学生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更注重的是记忆而不是理解。
1.4.2课程一方面，美国课程更重视实验教学，他们认为单纯的实验教学比理论教学更重要，通常可以在实验课上见到顶尖老师、教授的身影。中国医学院校的实验课与理论课比例正好相反，①实验课大部分都是资历较轻的老师授课;②实验课课时数少于理论课;③实验课课时费也低于理论课。一方面，美国医学课程更加注重医学人文教育，每学年都开设有人文医学系列课程，如医患关系、医学社会学等。从多学科多角度，让学生掌握与病人沟通的.技巧，为将来成为一名有担当有正确价值观的医生打下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美国医学教育的课程设置非常注重课程的交叉与融合，基础课程与实践实习课程相综合，将一、二学年的基础学科教学同临床联系起来，并在三、四学年的临床见习、实习中继续强化基础学科教育。
1.5培养目标
美国的医学人才培养分两部分，一是培养临床医生，4年的医学博士全面学习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目标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学习过程中，他们不需要做科研工作，也不用完成科研论文;二是对医学科学研究感兴趣的学生，他们可以选择继续攻读科研类博士。美国允许学生在修完两年医学博士课程，转修科研类课程，完成学位论文后，可以继续完成医学博士课程[3]。而中国的培养目标相对一致，硕士、博士、各级医生在做好临床工作的同时，还需要兼顾科学研究。
2美国医学教育对中国医学教育的启示
2.1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医学人才，不仅是专业上的卓越，更需要有道德，有底蕴。开设更多的人文医学类课程，加强医学生医德医风教育，注重培养医学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技巧。目前我国医患关系恶劣，频繁出现的恶性伤医杀医事件，一方面与我们的病人有关系，另一方面与我们医患关系教育的缺失也有关系。如果我们在医学生学习专业课程时，将如何与患者沟通交流贯穿其中，更加强调的不仅仅是分数，而是明确医生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样我们的医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后，也会更加游刃有余，成为一名高素质、有医德的好医生。
2.2加大翻转课堂教学理念
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提高教学效率，加强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如慕课教学、PBL教学、CBL教学等。我国目前如火如荼开展的医学教育改革，在教学方法与美国相差不大，但是在使用频度和力度上有较大程度的差异。课堂讨论在大课课时中所占的比重较低，独立的小组讨论和病例研讨的开展得较为薄弱。大班教学较多，学生为主导的机会相对较少。因此，应该向美国学习，加重现代化教学方式，开展更多的小组讨论式教学，给予学生更多的“头脑风暴”，为学生自主、独立、创造性的学习提供良好的教学环境。美国与中国临床医学教育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在认识差距的同时，还应该多借鉴美国临床医学教育的理念，进一步提高我国医学生的教育质量，争取培养出更多品行兼优、优秀卓越的复合型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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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聚敛财富。你可以拥有极多的财产。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有所回馈，而且必须有人注意到你这样做。而且你必须这样做，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大人物。”这是美国著名经济时评人理查德·兰伯特在英国《泰晤士报》上曾经放出的高论。
的确，在美国，人们并不景仰富人，而是景仰对社会有所回馈的富人。正因为如此，《商业周刊》每年公布的慈善家排行榜比《福布斯》的每年公布的富人排行榜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性机构比较研究计划的统计数据，在美国各地和社会各阶层，人们捐出的善款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多得多。2001年，个人捐款的数额高达1610亿美元，来自遗赠、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达到了2120亿美元。这个数字表明，捐款数额在过去10年里增长了50%。在除去宗教捐款之后，捐款数额也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左右，是英国相应比率的2倍，法国的3倍。
美国私人慈善业如此之发达，慈善家如此之慷慨，的确让人感慨:美国人何以仁慈？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曾说过，行为是由制度决定，而制度又由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共同构成，其中，正式约束是国家的宪法法律等，而非正式约束是指一个国家和宗教、文化、传统、习俗等方面。尽管正式约束非常重要，但决定制度特征的更主要是非正式约束。将这一原理用来分析美国人何以如此钟情私人慈善事业，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美国特有的慈善文化造就了众多的富人慈善家。
美国特有的慈善文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我称之为“罪富文化”、“互济文化”以及“个人主义文化”。
美国的“罪富文化”，不同于中国人通常所说的“仇富文化”，而是源于基督教传统中对“富人原罪”的说法。早期基督教谴责、愤恨和否定整个世俗世界的财富、富人和人的情欲，对商业活动基督教会更是持极端否定的态度，认为商人贱买贵卖，其罪恶甚至超过盗窃;商业贸易会助长人的贪婪而放弃对上帝的追随;“基督徒绝不应该做商人”。因此，在基督教的传统中，认为富人天生就是“罪恶之人”，并以下地狱和“上帝”的震怒作为对罪恶之人的威慑。而富人要想进入天堂，唯一的途径就只能是将自己的全部财富都捐赠给穷人。
尽管后来随着资本统治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基督教关于富人原罪的观念与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性发生激烈的冲突，迫使基督教教会不得不重新以上帝的名义解释商品经济。但整体上讲，基督教义中关于富人原罪的说法却早已深入西方人的骨子里头，潜存在其文化血脉之中。美国钢铁巨头安德鲁·卡耐基被公认为美国私人慈善事业的伟大奠基者之一，他于1889年发表的题为《财富的福音》一文已成为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经典之作，而恰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基督教关于“富人原罪”的教义深深扎根于卡耐基人生哲学之中:他写道，“过不了多久，那些遗留下巨额财富（而不在有生之年将之捐赠出去）的人们就会受到公众的唾弃。人死富有，死而蒙羞。”而另外一位美国现代私人慈善事业的奠基者石油巨子约翰·D·洛克菲勒，从小笃信基督教。尽管他发了财，但他生平多次公开宣称他对财富的厌恶。而且他一直践行着基督教义所倡导的最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并在去世前将其绝大多数财富捐赠出来。可以说，正是“富人生而有罪”的潜意识不停地提醒着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富豪们:要想进入天堂，先将你的财富捐赠出去才行。
美国人热衷于私人慈善事业的另外一个文化背景是“互济文化”。众所周知，美国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美国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后来尽管美国立国，但一直到联邦宪法通过之前，政府都没有被赋予任何税收的功能，因而也没有办法给予公民任何社会保障。这种状况迫使人们不得不组织起来实行自治，彼此互助互济，以社区为单位的互济活动因而十分普遍。比如美国早期慈善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通过大量的个人捐款以改善其所在的社区，创立了地方公民组织（如志愿者救火队）以及其他公益设施与机构。这也形成了传统。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所言:“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
美国私人慈善业的所谓“个人主义文化”，并非中国人通常理解的“自私自利”。其内含是强调“个人优先于政府”。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政府的本能的不信任感。因为按他们的说法，“人性本恶”，因而那些由“性本恶”的人组成的政府并不会首先考虑公众的利益。在慈善事业上也如此。美国人怀疑政府的公共慈善事业广泛存在低效率及官员中饱私囊现象，因此，更愿意投身私人慈善事业。二是个人责任感。他们认为，提供慈善捐赠是优秀公民的义务。
中国慈善事业的富豪缺位
与美国富豪热衷于私人慈善事业相比较，尽管中国富豪中也不乏慈善家，但整体上讲中国富豪们的形象并不佳：一方面在生活上穷奢极欲，另一方对慈善事业上十分吝啬。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统计，在记者随机调查的国内10家较知名的慈善公益组织中，其中8家给予了否定答案，还有一家答复不确定，另一家存有富豪捐赠记录。中国富豪在慈善方面的不作为集中表现在去年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中华慈善总会的新闻发言人邵先生说:“我们接收到捐款总计774.7533万人民币，其中只有一个以个人名义捐款的富豪，捐了200万人民币。”而作为另一个捐款接收单位——民政部的新闻发言人却说:“没有什么富豪捐款，我们收到的大多是以企业名义捐的款。”而且据了解，这其中也鲜有那些富豪们的企业的名字。
相反，许多企业曾经鼓吹的善举最后都以拖欠善款而告终。他们在对自己的善举进行广泛宣传之后，却一直拖欠基金会的款项。如某知名奶业集团，向一家基金会捐赠时，提出各类宣传条件，并且最好有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要求。但要求一一满足后，该企业报出的100万元捐赠仅到账20万元，余下的80万元，演变成“收账”马拉松。
据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当前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青基会，在政府背景、品牌效应等因素作用下，已经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两家慈善公益组织，但其一年运作的公益善款分别只有8000万元、6000万元。另一家去年经过改革而新崛起的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筹款规模从过去的每年1000多万元上升到6000万元。而这些机构收到的善款，平均70%以上来自于国际捐助以及香港、台湾地区。而在非官办的草根公益组织中，这一比例可以达到100%。
根据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比较美国120万家免税慈善基金组织，分配6700亿美元、占到GDP9%的资金规模，国内现有的大大小小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计，仅占到国内GDP的0.1%。
是什么挡住了富豪捐赠
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的邓国胜教授认为，中国企业捐赠不积极，很多是制度上的原因。一是税收，目前国内法律不像欧美等国家，对慈善捐助并无免税待遇，善款仍然上税;二是国内慈善公益组织影响力不够，必须要发展民间组织。
范宝俊、徐永光身为最大官办慈善机构的领导人，自然深谙体制之痛。他们表示，我国绝大多数慈善公益机构为“官办”性质，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不发展民间公益组织，就没有中国第三次分配的发展。
但中国民办公益组织的注册登记，又是难乎其难。根据邓国胜的研究，目前为数不多的草根公益组织，相当多的是工商注册登记，像廖晓义女士的地球村，其每年仍要像营利性企业一样交税。
今年3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了第400号国务院令，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将从6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首次规定，在成立全国性劝募基金会之外，企业和企业家个人可以成立自己的非公募型私立基金会。这意味着中国先富起来的阶层，可以通过设立基金会的形式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捐物，从而拓宽了捐助渠道。
一位参与了《基金会管理条例》讨论的学者表示，新的条例已经减弱了政府在慈善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本来准备写入条例的“私募基金”最后还是改成了“非公募基金”，民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对于基金会的双重领导体系也没有得到改变。他坦承，只有随着政府规制能力提高和基金会公信度的提高，才能再适时对该《条例》进行修订。
当然，据专家介绍，其中的内容还是有着相当的进步。比如，对基金会行政开支的规定，解决了历年来的许多问题。过去的管理规定要求，慈善组织行政经费只能靠善款的银行利息，但国内的善款很少是长期性基金，多数为一次性捐赠、临时存放的“待拨”善款，而银行利息也在逐年降低，依照这样规定，越大的慈善机构亏损越厉害。
NGO信息咨询中心的商玉生先生说，这次即将公布的《条例》，遵循了国际惯例，规定今后的基金会，可以在当年支出善款的总额中提取不超出10%比例的行政经费，这是此次立法的最大突破。
富裕孕育奢侈而非慈善
去年，美国《时代》周刊关于中国富豪们的生活方式的报道，曾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该报道指出，中国富豪大多穷奢极欲，挥金如土。文中说，“很多富庶阶层不负责任的挥霍行为应该归咎于他们的低素质。”“或许正是因为很多中国富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发家致富，他们的财富给他们带来的仅仅是盲从和眩晕。很多时候他们所做的已经不仅仅是无度的挥霍，更是愚蠢的攀比”。文中还援引了中国大陆一些学者与官员们的话，认为这些富豪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对中国社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比如，已经有人指出，政府未能为中国富豪成为慈善家提供一个好的制度框架。但我以为，中国本土的慈善文化未能健康发展是中国富豪未能成为慈善家的主要原因。
客观地说，尽管有人争辩说“基督罪富文化”未必对富人真正公平，但无论如何，它构成了对富人的一种有效的心理制约，使他们不致于滥用财富。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也不是没有“罪富文化”的一面。众所周知，中国“重农抑商”以及“重义轻利”的传统延续了数千年，而且在这种传统下，中国古代富人乐施好善的事迹与历史也相当久远，但为何到了今天，这种文化传统反而对中国发迹富人失去了作用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罪富文化”已经受到了彻底的摧毁;整个民族心理由“罪富”变成了“崇富”与“罪穷”:富人成了人人仰慕的对象，而穷人反而被认为天生该穷，身负原罪;而在基督教义中，穷人才是清洁的。
搜狐总裁张朝阳去年一席谈话对此有最深刻的揭示。在福布斯中国论坛上，张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的富人都在喊中国人有强烈的仇富情节。而我却认为中国不仅不富而且很崇富，都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个富人。可以说是连做梦都想。哪里会仇富？中国不仇富，相反中国人仇穷。不仅中国的富人仇穷，中国的政府也仇穷。在哪个城市要搞什么招商引资，他们首先做的就是把平民居住区的穷人赶走，足见中国政府仇穷爱富。中国很多的商场，特别是酒店，门口无不写着，衣冠不整，谢绝入内！这不是典型的仇穷吗？”
即使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某些知识者与经济学家仍然在用尽手段摧毁中国文化中最后一点“罪富意识”:连国家按照法律规定追究某位富豪偷漏税，也被这些知识者与经济学家斥之为“仇富运动”;而“仇富情结”已被他们视为妨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而实际上，中国富人与早年的欧洲富人以及当下的美国富人相比，他们致富的手段与路径之“恶”，更应让他们良心感到有“罪”。张朝阳为此指出:“说中国人仇富的一般都是那些现行的富人阶层和他们的直接受益人！说中国人仇富一来给中国人抹黑，特别是给中国平民抹黑。言下之意很明显，穷人们不仅自己没本事，而且还红眼病见不得别人好！二来也可自己打气，毕竟作贼心虚。中国现在的富人多数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多少价值，而是依靠权利分配不公使他们成为富人。中国的富人不可谓不多，但是有多少人敢把自己财产拿到阳光下来？这富人的财产有多少是损公肥私？有多少是官商勾结？有多少是贪赃枉法？多少国家和其他公民财产到了他们自己的名下？多少的工人下岗是由他们造成的？有多少的农民失地是他们造成的？他们自己心里有数！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确实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发家致富的，现阶段的中国这样的富人却只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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