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及发展前景

中美贸易战及发展前景（精选8篇）

中美贸易战及发展前景 篇1

综合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服务贸易的领先优势来源于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间已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具体而言，美国高度发达且结构合理的服务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并保证了美国服务贸易的全球持续领先地位。服务出口的不断扩大吸引了国际更多资本和人才流入各个服务行业，这样既有利于先进技术和各个生产要素有效结合，保证了服务业竞争优势的最大发挥，也进一步推动了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提高，美国服务贸易在原来基础上逐步趋向于服务贸易方式的网络化、服务贸易内容的广泛化和多元化以及服务贸易区域的国际化，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简言之，就是“国内经济领先—服务业发达—服务贸易发展”的循环路线。当然，美国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与健全的服务贸易管理制度和完善的服务业立法是分不开的。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全球服务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就服务贸易本身而言，其受到世界和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小于货物贸易，换言之，国际金融危机只是暂缓了各国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后危机时代世界服务贸易将会呈现如下趋势。

1.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

国内外诸多学者研究表明，发展服务贸易可以搞活经济，增强经济的灵活性，这样能有效应对外界冲击，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发展。通过此次危机，各国充分认识到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世界产业结构将继续作用于服务贸易，驱动其快速发展。第一，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加快，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将持续扩大。一是服务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其转移重心将从制造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二是服务业发展有一定水平的国家，其服务业转移重心更倾向于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金融、保险和咨询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这些服务业也会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第二，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更加细化，许多原本依赖于制造业的服务行业逐步独立出来，使世界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第三，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世界范围内能源竞争加剧，环境问题日趋严峻，这给世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服务贸易自身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经济贡献度、吸纳就业人数多的特点正好符合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新动力。

因此，危机过后，伴随着各国越来越重视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贸易，当前以货物贸易及传统服务贸易占较大比重的局面将得到明显改善，全球服务贸易结构将更加平衡。

2.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此次危机中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促使发展中国家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制定支持服务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并逐步开放各自服务市场，涉及旅游、运输、保险、咨询、金融、计算机和信息等服务市场，吸引外国资本和国际人才注入本国服务业，通过提升行业资本构成和人力资本构成，全面融入到全球服务市场中。近年来，亚洲地区普遍的开放性政策为亚洲各国自身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机会，推动亚洲地区逐步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重要市场。后危机时代，无论是各国出于自身发展需要主动开放服务市场，还是外部因素作用被动开放服务市场，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国服务业将更加开放，各国将逐步实现“服务业—服务贸易—国内经济”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格局。

伴随着服务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逐步开放，市场呈现多元化态势，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服务业竞争力差距较大，但这种差距最终会越来越小。为了扩大服务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服务市场上，伴随着服务提供者逐渐增多，出现同一市场存在多个服务提供者的局面，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3.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

当代国际贸易已经从原来传统的货物贸易拓展到了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更广泛的领域。同时，伴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日益突出，服务贸易成为各国政府贸易保护的重点领域。第一，世界各国逐步开放相关服务业，服务业整体开放度不断上升，伴随全球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业各部门间融合度不断提高，新的服务贸易摩擦应运而生，这些摩擦不仅来源于发达国家，也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第二，由于国际服务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服务需求的复杂化、服务范围的广泛化，世界服务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保护本国银行、保险、信息等敏感部门免受外来竞争纷纷设立贸易壁垒。第三，危机过后，在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缓慢复苏的进程中，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进程的差异性，部分国家为提高国内就业率和保护国内市场，贸易摩擦也从货物贸易各项产品向服务贸易单个部门及整个行业扩散，这对未来产业遭受损害埋下隐患，由此进一步体现出服务贸易壁垒广泛化的趋势。

后危机时代，无论是世界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导致的服务贸易摩擦增多，还是由于各国政府为保护本国经济和国内市场设立服务贸易壁垒，其涉及服务业内容将更加广泛，服务贸易壁垒将更加普遍。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全球进入后危机时代，在世界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的背景下，中国应依据国情，加快国内相关服务业的发展，缩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在提高服务业对国民经济贡献度的同时，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真正提升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1.加快国内服务业发展，强化微观主体竞争能力

中国无论是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推动力度，还是服务贸易发展对经济拉动力度均不足，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出口方面还是进口方面均较弱。因此，中国若想从根本上提高国内服务业竞争力，缩小与美国在服务业及服务贸易方面的差距，必须从提高微观主体竞争力着手，在加大服务业科技研发及自主创新力度的同时，重点关注服务业人才培养。第一，加大服务业各部门技术投资，鼓励自主创新。技术投资具体表现为相关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经济技术数据库、信息共享系统等，为技术创新奠定良好基础。此外，在引进先进技术过程中，服务业不能一味引进而不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要保证科学技术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所以，结合中国自身经济特点，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再创新，真正达到“科学技术—服务业—服务贸易”三者的循环效应。第二，注重服务业人才引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先进技术的引进必须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效应，才能促使中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发挥出来。因此，一是针对中国现有服务人员进行多层次培训，多渠道设立职业培训机构。二是依据中国服务业从业人数特点及其分布状况，有计划、有目的地适时调整高等院校及职业类院校相应专业设置。三是加强国际间合作与交流，多渠道引进高级短缺人才。通过人才培训、人才培育、人才引进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专业服务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

2.缩小国内服务贸易逆差，把握服务业开放速度

服务业拉动经济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服务业只有个别部门如旅游、运输、建筑等发展突出，大部分行业及部门拉动经济发展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在信息技术、金融、保险和资讯类等新兴服务业表现尤为明显。所以，中国应以缩小服务贸易逆差为目的，积极扩大传统服务贸易出口的同时，分层次、有重点地开放中国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6]，并控制服务业开放速度。第一，维持中国传统服务贸易固有优势，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一是加大传统服务部门的营销力度，提升传统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提高传统服务部门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如将旅游和文化相结合，衍生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旅游服务产品，借助中国丰富旅游资源，扩大旅游服务贸易出口。二是重点发展运输服务贸易中的海运服务贸易。运输服务贸易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而海运服务贸易在运输服务贸易中占比最大，开始这一比重就已超过60%。伴随着中国海运运力的快速上升，积极调整海运结构，加大海运领域国货国运的比重，在遵循海运逐步自由化的原则下，政府通过引导海运企业联合与重组，提升中国海运乃至运输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第二，适度开放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掌握服务业各部门开放速度。一是适度开放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开放的同时，完善这些行业的竞争机制，提高其在市场机制下承受考验的能力。同时，通过采用和引进国际标准，促进国内智力、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相关标准的规范化。二是关注经济安全。服务业掌控大量资金、技术、信息的流进流出，影响着国内市场的稳定。如果本国服务业尚未具备国际竞争能力，过快开放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在服务业开放的问题上，做到履行承诺但不做出超承诺的让渡。

3.拓展服务贸易地理方向，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服务贸易无论是出口市场，还是进口来源地都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呈现市场单一化特点，这对后危机时代服务贸易寻求大发展极为不利。一旦贸易伙伴中个别区域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中国服务贸易及相关服务业必定受到牵连，这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加快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订的进程，有效扩大市场半径，并拓展中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有效地分散服务贸易市场过于集中和单一的风险。第一，对于已经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应强化其所涉及的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如在中国与新加坡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主要服务合作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会计等服务业，因此中国要根据自由贸易协定侧重点的不同，合理利用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有效促进中国卫生医疗、教育和财务会计等服务业的发展。第二，对于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中国与海合会、澳大利亚、冰岛和挪威等，一是在谈判进程中，加强并拓展服务业合作领域，保障双方在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做出重要承诺。二是积极推进谈判进程，争取早日实现自由贸易区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使双边服务贸易额迅速增长，实现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第三，对于那些尚未与中国建立优惠制度安排的国家，在条件成熟时积极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如在金融、保险、咨询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中日本和韩国与中国有诸多合作，且日韩双方在以上领域具有国际领先优势。所以，中国在积极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基础上，需重点关注日韩具有优势而中国缺乏竞争力的相关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4.健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完善服务贸易救济制度

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并不符合GATS要求。因此，制定和完善既符合中国实际又不违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法规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服务贸易制定统一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而言，实现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性，同时，在贸易救济政策制定方面，经过全球经济危机后，更应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第一，从中国国内经济和就业增长出发，优先制定那些有利于环境、信息、能源、卫生医疗、交通物流及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以提高这些代表新经济的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无论是对现存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还是新制定相关政策，需要通过引入国际竞争政策推动这一进程。第二，完善现存服务贸易的预警机制、应对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一是针对服务贸易风险分布的主要行业，及时跟踪国外相关产业及部门的政策变化，密切关注国外对中国某些行业进行知识产权调查的动向，迅速发布预警信息，实现预警信息从商务部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的顺利传递，同时实现预警信息从地方向中央政府的有效反馈。二是针对国外对中国服务企业贸易救济调查中的不合理、不公正做法，中国地方政府、服务企业应积极利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制度进行申诉。三是中国政府应积极争取国际谈判主动权，要求外国取消具有歧视性的服务贸易保护措施。同时，对国内不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业和敏感性服务业制定具有保护性质的法律条款，达到保护国内服务业和就业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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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珏.分层次：发展我国服务贸易的一种思路[J].经济管理，2009，(11).

中美贸易战及发展前景 篇2

关键词：中美贸易,贸易依存度,贸易结构竞争性

一、中美贸易发展的概况

中美两国分别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最活跃的经济体,国内需求旺盛,这促使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据中国海关统计,2006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 627.4亿美元,是1979年的107.3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承认,与中国的贸易是美国发展最快的部分。按美方统计,2006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总额达到3 430亿美元,中国是排在加拿大之后的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出口总额也达到552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240.7%。而同期相比,美国对加拿大的出口增长了28.8%,对墨西哥的出口增长了20.6%,而对日本的出口则减少了8.1%。中国成为继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之后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国。

根据中国的统计,1993年开始美方在中美贸易中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6年上升到1 442.9亿美元,13年增长了23.3倍;而根据美国的统计,美方从1983年开始就有3亿美元的逆差,到2006年上升到了2 326亿美元。美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从1988年起开始进入美国的前10位贸易逆差国行列,1989年就从第9位发展到第6位,1990年攀升到第3位,1991年,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美国第二大贸易逆差对象国。2000年以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此后贸易逆差持续攀升,到200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占到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32.4%。

中美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既是国际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所致,也是建立在双方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基础上的。这种关系的特征是两国经济处于水平较悬殊的发展阶段上,双方各自以对方作为主要贸易伙伴但并不发生重大的市场竞争,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美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双边贸易中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且两国国内市场对对方的产品都存在着巨大的需求潜力。在这种高度商品互补性基础之上产生的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动力和中国对美国资本的强烈需求,进一步扩大了双方的经济互补性,为双方扩大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提高双方各自的产出和经济效应提供了重要途径。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这种高度互补性的经贸关系并不是对称型的,即双方的相对依存度是非对称的,这是妨碍两国经贸关系,甚至双边总体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中美互补性的经济关系中,双方虽然都获益匪浅,但中国在目前受益较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每年都有较大的顺差。中国对美国经济依存度也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从1993年到2006年中美贸易的累计统计值来看①,中国出口商品总额中对美出口所占比重为20.6%,而美国对中国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3%;中国进口商品总额中从美国进口所占比重为9%,而美国进口总额中从中国进口占到了10.5%。造成这种不对称性的主要原因,一是两国经济规模和相应的对外贸易规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二是两国的市场开放程度、贸易体制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三是美国是主要世界储备货币(美元)的发行国,可以通过输出美元来弥补巨额贸易逆差,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也主要是通过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来实现。

由于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着上述不对称性,美国政府对双边经贸关系的总体判断就有一种矛盾。目前,美国一方面感到自己在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获益不大,从而试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手段扩大对华出口,寻求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机会,因此,在双边关系的一些分歧上常常会采取强硬的态度,以达到其经济目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市场潜在的吸引力正向现实方向转化,这不仅对美国在亚太市场的长远目标十分重要,而且对美国的投资和出口都有积极影响。

二、美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

1993年,美国开始实施新的“国家出口战略”,强化对出口的激励。其具体措施包括:(1)积极倡导国际经济外交,为本国企业创造良好的出口环境;(2)改革外贸管理机构的设置,为出口提供全方位的服务;(3)扩大出口融资预算,拓宽融资渠道,强化对出口的金融支持;(4)放宽对高新技术及产品的出口管制,增强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5)开拓新兴出口市场,并针对这些市场制定出口战略。截至目前,美国强化出口激励的政策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根据WTO《2006年国际贸易统计》,美国2005年进口和出口分别约占世界进口和出口总值的16.1%和8.7%②,是世界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二大出口国。

(一)美国贸易统计分析

从1993年到2006年,美国对外贸易呈现出持续平稳的增长势头(如图1所示),尽管受“9.11”事件的影响,2001年美国进出口贸易曾出现过下降,但经过短暂调整之后,仍维持增长势头。2006年美国的进出口贸易达到28 927亿美元,是1993年的2.77倍。美国外贸的平稳增长充分反映了美国对外贸易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对外部环境的快速适应能力。但美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呈现出进出口增长不平衡的趋势,其进口增长的速度远大于出口增长的速度。2006年美国进口总额比1993年增长了220%,而出口总额仅比1993年增长123%。

资料来源:根据U.S.Census Bureau and Doc-ITATPIS统计数据整理。

(二)美国贸易平衡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由于美国对外贸易呈现出进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美国对外贸易的逆差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虽然美国的贸易出口基本保持平稳增长,但贸易逆差连年扩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1997年以来,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图2所示,1997-2006年间,美国的贸易逆差以年均16.2%的涨幅增长,2006年贸易逆差达到8 181亿美元,是1993年的7.08倍。美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巨额逆差状态显示了美国强劲的进口需求。从图1明显可以看出,进口需求的强劲增长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愈来愈大的直接原因。

资料来源:根据U.S.Census Bureau and Doc-ITATPIS统计数据整理。

三、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施了“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主要采取了外贸体制改革、扩大经营出口贸易自主权、出口补贴(包括出口退税)大量引进国外投资以及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人民币汇率重新评估等措施。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根据WTO《2006年国际贸易统计》,2005年我国进口和出口分别约占世界进口和出口总值的6.1%和7.3%③ ,是世界第三大进口国和出口国。

(一)中国贸易统计分析

从1993年到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势头(如图3所示)。1993-1999年间,中国对外贸易保持平稳增长,贸易进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10.7%(其中:进口平均年增长率8.1%,出口平均年增长率13.4%),但自1999年以后,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出现迅猛增长之势,2002-2006年间贸易进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9.8%(其中:进口平均年增长率28%,出口平均年增长率31.4%)。这种高增长的原因主要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外贸易条件的改善和外国对华投资的增加扩大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而美元2001年以来持续贬值导致对华贸易转移也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经济年鉴》统计数据整理。

(二)中国贸易平衡分析

由图4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呈现出进出口同步增长的相对平衡性,并且从1994年开始总体贸易呈现顺差状态,除2005年和2006年以外,每年的贸易顺差基本保持平稳的波动态势,即使2006年贸易顺差达到1 773亿美元,也仅只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0%。中国外贸进出口的相对平衡表明中国市场的开放度很高,虽然中国名义关税率较高,但对进口基本没有多大限制。另外中国进出口增长的相对平衡性也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以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为特色。

四、中美贸易关系的特征

(一)中美双边贸易依存度分析

通过分析中美两国间的贸易依存度可以了解两国相互间的贸易依赖程度。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它可度量一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一国贸易依存度越高,则表明对外贸易在该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大,其与他国的经济联系越密切。贸易依存度可分为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进出口依存度和净出口依存度。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经济年鉴》统计数据整理。

表1和表2分别以中美双方的统计口径列出了1992～2005年中美两国间的贸易状况及相互贸易依存度。可以看出,中国对美贸易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影响很大,而且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逐年上升的趋势明显,上升的速度很快。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关》

中国对美进出口贸易依存度自1992年的3.6%上升到了2005年的9.5%(2004年还达到10.2%),相应的对美出口贸易依存度和净出口贸易依存度则分别从1.8%和-0.1%上升到了7.3%和5.1%。对美进口贸易依存度虽然变化相对较慢,但仍呈上升势头。显然中美贸易对双方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带动作用,并且中美贸易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愈来愈大,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美贸易的依赖性愈来愈严重。反观中美贸易在美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已发展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但中美贸易对美国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大,2005年中美贸易占美国国民经济的比重也仅仅只达到2.29%,不过,由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基数很大,中美贸易额对美国经济的实际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中美贸易逆差逐年增大,2005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到了美国贸易逆差的近30%,因此引起了美方的高度关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中美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对美国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处于被动、劣势的地位,而美国在国内政治的干扰下,往往会在中美贸易上挑起纷争,以掩盖和转嫁其国内经济问题出现的矛盾。

数据来源:www.intracen.org,www.census.gov

(二)中国与美国贸易结构的竞争性分析

按照国际贸易分类标准(SITC)中的一位数指标,国际贸易商品可划分为十个大类,依简单分类:第0-4类初级产品为资源密集型产品,第6和第8类制成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第5和第7类制成品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贸易的竞争性可以通过贸易结构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来分析。巴拉萨(Balassa, 1965)最先使用显示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后经小岛清(Kojima, 1968)和巴兰斯(Ballace, 1988)等人的理论推导和整理,显示比较优势分析方法得以完善,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推广。

按照巴拉萨(Balassa, 1965)的原始定义,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undefined

这里,RCAij为j国的第i个行业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Xij代表j国的第i个行业出口量。如果RCAij>1,意味着j国第i种商品出口比率高于世界第i种商品的出口比率,从而表明j国在第i种商品上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反之,如果RCAij<1,意味着j国第i种商品出口比率低于世界第i种商品的出口比率,从而表明j国在第i种商品上具有较弱的比较优势。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同样可以给出一国的某个行业在另一国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定义,其计算公式如下:

undefined

其中:

RCAundefined代表j国出口到k国市场中第i种商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

Xundefined代表j国出口到k国市场中第i种商品的金额;

Xundefined代表j国对k国的总出口额;

Mundefined代表k国进口第i种商品金额;

Mk 代表k国总进口额。

此处所用的RCA指针为修正后的RCA,以单一国家的市场取代原公式中的全球市场,以观察两国间各行业在双边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即竞争能力)。

根据公式(2),我们可以计算中美两国各行业在双边贸易中的竞争能力,计算结果见表4和表5。

数据来源:来自U.S. Census Bureau的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贸易数据来自U.S. Census Bureau的统计数据,中国各类商品的进口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依据RCA的取值,表3对产业竞争能力从较弱到最强作了一般性的划分。可以看出,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表现出“一强多弱”的特点,即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SITC第8类)具有强劲的竞争力,而其它七大类商品则竞争力很弱,不过第6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第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商品的竞争力渐渐上升,开始变得具有一定竞争能力,而第8类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则渐渐变弱。总的来说,中国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第0-4类)在美国市场几乎没有竞争力,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第6和第8类)则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但这种比较优势在慢慢削弱,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上(第5和第7类),中国开始具备微弱的比较优势(主要是第7类)。从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来看,中国出口主要集中在第6-8类产品,这三类产品的出口基本占到了中国出口产品的80%-90%的比例,其中第6类产品的出口基本保持稳定比例(略有下降趋势),而第7类产品的出口比例则从1996年的23.4%上升到2006年的47.1%,第8类产品的出口比例则从1996年的37.4%下降到2006年的24.6%。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外贸出口的比重较高,这些企业出口的产品大多是第7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其贸易形式大多为加工贸易,因此该类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没有第8类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那么突出;由于第8类制成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过于强大,对美国国内的竞争性产业造成冲击,而且中国第8类商品主要出口对象是美国和欧盟,所以这类产品经常遭到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等制裁,造成其在我国对外贸易产品中的比重逐渐减少,但总量仍在增加,也就是说,只是涨幅下降。

同样可以看出,美国各类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表现并不像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表现的那么悬殊。美国第0、2、5、7和8类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都有较强的竞争力。美国出口商品主要是第5类和第7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占美国出口的60%以上。这主要是美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不过美国这两类产品的出口比重基本没有多大变化,也就是说,这两类产品的出口的增幅基本与美国的总出口增幅保持同步,说明美国外贸出口比较稳定。另外,美国在第6类和第8类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出口比重也基本保持稳定,说明其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萎缩,这显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非像美国自己所说对美国的这两类产业产生严重冲击。

从中美贸易结构竞争性的分析来看,相比于美国,中国外贸结构表现出比较严重的不均衡性,而且竞争力强的产业是处于产业结构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的附加值低,但能吸收大量劳动力,一旦因其强大的竞争力影响了贸易对象国的同类产业竞争力,就容易让贸易对象国把其国内失业增加的原因归咎于此,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下,被认定为对贸易对象国的同类产业造成了损害,结果招致反倾销或“保障措施”的制裁。

五、结论

中美经贸关系存在高度互补性,但双方的相对依存度是非对称的,这是两国经贸关系,甚至双边总体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这种不对称性,也使美国政府对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总体判断发生矛盾。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手段扩大对华出口,寻求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机会,为此在双边关系的一些分歧上常常采取强硬态度,以达到其经济目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形成的市场吸引力,不仅对美国在亚太市场的长远目标十分重要,而且对美国的投资和出口都有积极影响。

进口需求的强劲增长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愈来愈大的直接原因,中国对外贸易条件的改善和外国对华投资的增加以及2001年以来美元持续贬值导致对华贸易转移等因素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

中美贸易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中美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对美国的重要性,而且中国对外贸易对美国的依赖性明显大于美国对外贸易对中国的依赖性。正因为如此,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处于被动、劣势的地位,而美国在国内政治的干扰下,往往会在中美贸易上挑起纷争,以掩盖和转嫁其国内经济矛盾。相比于美国,中国外贸结构表现出比较严重的不均衡性,中国竞争力强的产业是处于产业结构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的附加值低,虽能吸收大量劳动力,但容易招致美国反倾销或“保障措施”的制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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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lexander J.Yeats.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prospects,problem and policy implica-tions.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1991.

汇率及中美贸易之思 篇3

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2日的“经济学家呼吁推举‘国际警察’阻止外汇干预”一文中指出，政治因素一直在妨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二十国集团（G20）充当这一角色。作者Ian Talley引用美国财政部前高级官员Fred Bergsten的叙述，外汇干预正削弱美国经济增长，丧失300万个工作岗位，同时可能带来类似曾引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全球性问题。

美元汇率涉及一些大型经济体，焦点中的焦点则是与人民币的关系。与各种愿望型的表达相比，制度经济学承认国家的“博弈能力”比“博弈意愿”更为重要。其实，反思日本，有助于思考中国现状。

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保持在360：1。20世纪70年代日元升值，加之全球石油危机，日本经济增长率从10%降到5%左右。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汇率从239：1上升到1992年的128：1，直到1995年至80：1，然后逐渐回落。

当然，还有这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危机。日本“人口红利”消失和房地产泡沫，使底层民众的积蓄成为背景深厚的大资本的取款机。另一方面，“文化—政治—财经”的逻辑，让日本不可能成为世界性创新的发源地，也不可能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

因此，后来发生的新型科技革命和日本没有太多关系。且不说新兴电子产业，在传统的产业方面，例如汽车制造，日本也逐渐被西化的韩国赶超。

最近，有位朋友打算把人民币存款转成美元。他向美国花旗银行北京分行的理财顾问请教：“花旗是否有这样的思考：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为5：1或6：1时建议客户把人民币换成美元？”理财顾问对此表示惊讶，但我说估计美国政府就在想这个。

回到汇率话题。2011年至今最乐观的预测是：“十年内人民币对美元至少升值1倍，而中国经济则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目前，中国经济总量为5.8万亿美元，美国是14万亿美元。

与日本相比，中国持续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相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创业一代，中国在计划生育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否会陷入到日本年轻一代那样的享乐主义氛围之中？中国是否也在科学与制度创新上具备日本这样的东方民族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的文化基因和社会结构，从而无法跟上新的科技革命？

正如《巴伦周刊》发表的财经作家Kopin Tan的文章《美国下一次繁荣的宠儿》所叙述的：“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外包之后，如今美国正悄悄兴起一场制造业的复兴……最大的因素应该是美国能源实力的大爆发……对从产品输出大国沦为就业输出大国的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提振。”

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是来自美国政府压力的结果。当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九年前的8.3到如今的6.2，如果美国不再需要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是否还将持续升值到某个点，然后突然贬值？而在国内，不断超发的货币是否会导致购买力大幅下降？对外原材料的依存会对物价上涨带来怎样的压力？

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模式正在经受史无前例的考验。如此思考应该延续：长三角、珠三角的外向型企业创新力何来？一线城市的房价仍在上涨，城市白领的存款何去何从？年轻劳动力的就业何去何从？认真思考这些话题的人，普遍是充满紧迫感和恐惧感的。

若从博弈论的角度，我们可以这么说，类似中美汇率和外贸竞争这种“嵌套博弈”来说，由于小博弈被嵌套入大博弈的“嵌套博弈”之中，人民币汇率的答案不在人民币之中，中美贸易纠纷的答案不在两个国家的海关之中，正如世界金融的答案不在金融之中。

中美贸易战及发展前景 篇4

（一）来而不往非礼也。

中国的这句古话，今天说来显得特别妥帖。

今天，9月24日，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美国送来了一份“厚礼”：对我2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征收10%的关税；随即中国“回礼”，对美国6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或5%的关税。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中美贸易战进入全新阶段，被卷入的两国商品总值，也从此前的500亿+500亿，又增加了2000亿+600亿。

按照美国的说法，事情还没有完，如果中国反击，美国还将如何如何。但中国又岂是吓大的，或许只是巧合，就在美国加征关税生效的9月24日，中国在反击的同时，还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

外交无小事，早一天不发，晚一天不发，就一定在中秋节新一轮关税开征当天发。

这显然不会是随意而为，中方想要传递的信息，相信你懂的。这是对美国经济霸凌主义和舆论攻势的一次全面反击。

（二）算起来，这场史无前例的贸易博弈，迄今已有整整半年时间。

3月22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称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中美由此拉开了博弈的序幕，期间有过多次谈判磋商，但最终仍是贸易战相向。在长达3.6万字的白皮书中，中方就明确这样说：

中国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世界贸易秩序大局出发，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的基本原则，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意回应美国关切，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分歧，克服各种困难，同美国开展多轮对话磋商，提出务实解决方案，为稳定双边经贸关系作出了艰苦努力。

然而，美国出尔反尔、不断发难，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在短时间内持续升级，使两国政府和人民多年努力培养起来的中美经贸关系受到极大损害，也使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遭遇严重威胁。

我们表现出了最大的耐心和诚意，但美方却出尔反尔、不断发难，因此，“为澄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阐明中国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政策立场，推动问题合理解决，中国政府特发布此白皮书。”

事实需要澄清，立场需要阐明，我们还是希望问题合理解决。但对方总是有某种幻想，总认为中方会最后屈服。结合这本白皮书，以及过去半年的一系列斗争看，对美国来说，应该也有三个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没想到中国决心这么大。

特朗普此前多次宣称：贸易战很简单，美国肯定赢。通过极限手段施压，一直是特朗普的拿手好戏，也是他自诩的“交易的艺术”。

他以为只要500亿美元关税牌一出手，中国肯定会服软；500亿不行，那就再加码2000亿美元；不行，那就还继续加码。

但哪知道，美国这次真踢到了铁板。在每一次美国开列中国商品征税清单后，中国立刻列出反击清单，针锋相对，毫不示弱。在每次他威胁中国不能反击否则如何后，中国都毫不犹豫予以反击。

白皮书就明确表示，中国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

中国谈判的大门一直敞开，但谈判必须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不能在关税大棒的威胁下进行，不能以牺牲中国发展权为代价。

一句话：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

但美国现在的做法，用一些朋友的话说，这是要摧毁中国经济，牺牲中国的发展权，中国已没有可退让的余地。永远不要指望中国咽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第二个没想到，没想到中国经济韧性这么强。

美国官员多次暗示，你们中国经济在下滑，你们股市在下跌，因此在贸易战对抗美国，你们中国必输无疑。

但半年过去了，中国也没有垮，美国只能不断升级贸易战，试图迫使中国屈服。那是因为美国实在是低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必须看到，中国以前确实是出口导向，但出口现在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减小，去年已缩至9.1%，消费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去年达到了58.8%。而且，中方也在采取各种措施，稳定市场的信心和预期，最近一系列深如推进改革开放的举措，就是一个信号。

更何况，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任何国家都不想失去、也无可替代的庞大市场，完整的产业链条，便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这是我们应对贸易战的最大底气。

白皮书明确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将切实办好自己的事情，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性经济，与世界上一切追求进步的国家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贸易战没有赢家，中国会面临损失，但美国也不可能全身而退。正如白皮书所指出的，中国是美国飞机和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汽车、集成电路、棉花的第二大出口市场。

2017年美国出口中57%的大豆、25%的波音飞机、20%的汽车、14%的集成电路、17%的棉花都销往中国。

从中国见招拆招看，中国很淡定很自信，背后更是胸有成竹。敢战方能止战，事实上，没有足够的底气，没有充分的研判，没有拍板的魄力，中国肯定早就着了特朗普的道了。

第三个没想到，没想到中国反击如此理性。

坦率地说，如果看有些外国专家学者的评论，有一种声音也很强烈：那就是中国是不是太理性了，反击是不是太软弱了。

比如，美国对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税率是10%；中国反击只是600亿美元，税率是10%或5%。太不解气了，哪怕没有那么多美国商品，别忘了，还有那么多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赚钱呢。

但中国政府的做法还是淡定的，我们看到，贸易战至今，中方既没有因为对方的霸凌冒犯而失去理智，更没有因史无前例的贸易战规模而惊慌失措。

在中秋节这一天，中国更是发表了白皮书，驳斥美方不实指控，阐述中国观点，对各种不实指控，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及详实的数据，一条一条掰清，就是淡定自信的充分展现。

不管美国如何耍横，中国依然坚持不开第一枪。比如，美国加征关税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那中国反击就12：01。美国将原本25%的关税先调整为10%，那好中国以变应变，将原来的四档关税调整为两档。

很有意思的，还有中方的两个不同态度。对美国，既然你要加征关税，那对不起，美国商品也必须受点委屈。但对其他国家，中国一再表示，欢迎搭乘中国经济的便车、快车，中国还在不断提高通关效率、降低通关成本，而且，年底的进口国际博览会还将如期举行。

对中国来说，与美国关系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

今天发布的白皮书，就阐述中方对于中美经贸摩擦的八大坚定立场：

1，中国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

2，中国坚定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3，中国坚定维护并推动改革完善多边贸易体制；

4，中国坚定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

5，中国坚定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

6，中国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7，中国坚定促进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

8，中国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什么是理性，这就是理性；什么是淡定，这就是淡定；什么是自信，这就是充分的自信。

（三）对美国，中方决策层有清醒的认识。但对很多中国民众来说，过去半年局势跌宕起伏，必须承认，对于现在的美国政府，我们很多人还是有一些没想到。

1，没想到美国可以这样不顾信用。

明明已经达成了共识，明明美国财长也公开表示，双方不打贸易战了。但言犹在耳，白宫的关税大棒就挥舞过来了。白皮书就指出，中国在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意回应美国的关切，是美国出尔反尔、不断发难。这样不讲信用，这样说变就变，下一次还怎么谈，还怎么相信：一旦达成了共识或协议，会不会被再次撕毁。

2，没想到美国可以这样不讲道理。

几次听证会，都成了美国企业的诉苦会，压倒的声音认为，这样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其实是让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受损。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也纷纷警告，将贸易赤字看作是亏损，是对贸易概念的一窍不通。但美国还是不管不顾，持续推进贸易战。这样不讲道理，真是无话可说。

3，没想到美国可以这样胡搅蛮缠。

一次又一次耍横，有些与经贸有关，有些又甚至超越了经贸领域，比如最近以中俄军事合作未由，竟然对中国军方进行制裁。这严重违反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当然，美国也不只是针对中国，不断上演的“退群”闹剧，就让世界看到了美国持续拉低的超级大国下限。

当然，种种挑战，也让中国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比如，在核心技术方面，正如中国最高领导人所警告的：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现在的美国，确实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变数和挑战；但新时代的中国，也决不是可轻易压垮的对象。这是一场智斗，双方见招拆招，也必然对世界格局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

今天还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1000多年前，宋代大文豪苏轼在那首流传千古的中秋诗词《水调歌头》中慨叹人世无常：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世界上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生活也不可能事事顺意。人生如此，国家亦然。

在中秋这一天，重读苏轼的千古名篇，不禁还想起他在《晁错论》中的那句警告：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1000多年后，习主席也多次提起这句话。简单翻译就是：天下的祸患，最难以解决的，莫过于表面上平安无事，实际上却存在着难以预料的隐患。

中国确实正面临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但我们更必须清醒，中国越是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挑战就更加严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有一些隐患我们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总有一些坎我们必须勇敢迈过去。

如果在压力面前惊慌失措，那就正中了对方的下怀，那就真可能是后患无穷了。

中美贸易战及发展前景 篇5

来源：中国经济网

中美经贸摩擦已近半年。半年之内，不看好中国的声音时有出现，有的以为中国筹码不足会被美方“吃定”，有的以为中国会在高科技产品领域被一剑封喉，还有的以为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已然结束……这些担心和忧虑初看起来有点道理，但细分析却都有些杞人忧天。

关于筹码不足，有人担心中方输美的商品金额大于美方输华的商品金额，会由于不能实现对等征税而吃亏。实际上，在贸易战中，顺差和逆差并不是所有的“菜”，中方已经表明，将综合使用包括数量型工具和质量型工具在内的各种举措，作出强有力的回应，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利益。以中美服务贸易领域（包括旅游消费、留学消费等）为例，近年来的中国对美逆差每年都高达500亿美元以上，这些领域美国计算中美贸易差额时“自动屏蔽”了，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高科技产品领域，中方受到美国的封锁由来已久，此次贸易摩擦中还被美国指责“强制技术转让”。说句实在话，中国的企业界早就形成了共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要是真的可以通过市场施压实现技术转让，凭着中国消费者在“618”“双11”电商购物节期间买买买的汹涌势头，世界上有多少关键核心技术架得住我们买？

目前我国创新企业数量位居全球第二，已经进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的20强。中国企业不甘心在微笑曲线末端混天度日，正在封锁打压中成长壮大。

至于战略机遇期，全球大环境的和平稳定，确实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良好外部条件。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战略机遇期是全球力量格局重塑的结果，不是美国“恩赐”给中国的，既然不是你给的，你也拿不走。贸易保护主义不得人心，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谁也无法阻挡。

如果说这些年中国抓住了战略机遇期的“风口”，那么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单纯依靠“等风来”实现发展，已经开始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较大的贡献，也在为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的“顺风车”。“一带一路”建设、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都是看得见的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中美贸易战及发展前景 篇6

中美要打贸易战了，感觉有些人在幸灾乐祸。有人说贸易战对中国老百姓没有什么影响；有人还竟然说：中美贸易战将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福利，可以买到便宜的外国商品了。这些不知是大嘴巴无知妄言，还是那些黄皮肤比WASP更美国的人在蓄意误导。这里，我想冷静地说：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对中国销美商品强征高额关税对中国老百姓百害而无一利，如果双方进入实质性贸易战短期内对中国老百姓的不利影响是非常大的。其

一、将造成工薪阶层实际收入下降和失业风险。若美国强征高额关税，中国出口企业将出现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出口企业为了保持价格竞争优势，必须大幅降低生产、物流、销售各环节成本，而人力成本是首当其冲的减缩科目，在企业增效过程中，企业员工收入有下降风险。由于原材料、辅料、配件、能源等价格也面临挤压，整个相关产业链白领蓝领都难以幸免。二种情形在贸易战中很多企业有可能减产，部分企业有可能倒闭，造成员工失业风险。劳动力市场再就业岗位不充足，就会出现新就业薪酬下降或者找不到合适的新工作。其

二、将带来物价上涨风险。美国上调关税会造成中国出口企业的减产，除非家庭作坊和小企业，大量减产对大型企业就意味着倒闭，规模型企业是一个整体现代化运转系统，订单少了，但只要开动机器就会满负荷运行，而少量的生产订单却需要开动大规模的生产机器运行将造成巨大能耗，企业将面临亏损。大型的满足人民生活必需物质品的工厂初期可能不得不在国内降价销售，但由于成本过高，企业长期不堪重负，将导致停产或倒闭，这样一来将造成市场某些门类的商品紧缺，相应的引起物价上涨。加之当外汇储备减少，原油、粮食价格启动，形成输入型通胀，老百姓生活成本将会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三，造成银根紧缩风险。美国上调关税所造成中国出口减少，将直接影响到中国进出口由顺差转为逆差，央行直接控制的外汇储备减少将会带来人民币银根紧缩，市场流动性将进一步萎缩。中国的货币投放方式主要有两种：央行外汇占款（美元换人民币）、逆回购和MLF（国债换人民币），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有60%是来自外汇占款。目前中国央行外汇储备为3.12万亿美元，综合口径统计的总外债规模约1.8万亿美元（这里需要澄清一下，不能理解为中国外汇储备净值只有1.32万亿美元，因为外债是由对外国债，政府对外贷款，国资和民营企业共同形成的对外债务而不是由央行直接所形成和负担的债务。国资和国资控股的中投等机构在海外投资有数万亿美元，中国政府，国资和民间对外投资持有的海外资产总额超过六万亿美元。中国对抗金融风险的强大实力和底气毋庸置疑），若贸易战加剧，将因基础货币发行的减少造成的银根收缩，令企业融资更加困难，同时老百姓房贷车贷都受到影响，整个社会的消费也会受到影响。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18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8.5%，低于预期值9.6%和前值9.4%，创下了2003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就是不良信号。其

四、造成货币贬值风险。贸易战的发动对双方经济来说都是不利的，汇率的变化取决于该国的经济状况，也受市场对于未来的预期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如果贸易战会给中国出口带来不利影响，由此产生的预期造成本国货币贬值，这是市场自发的反应。虽然货币贬值后，有利于中国产品出口价格降低，对冲因加关税带来的市场价格劣势，但在国内银根紧缩的情况下，有可能在短期内会造成对内升值对外贬值，因基础货币投放的减少形成通缩效应，整个社会都觉得缺钱了，进口的时候要付出更多人民币换汇，贸易战引起的人民币贬值，使老百姓的钱袋子在购买进口商品和服务时面临直接缩水的风险。不过中国金融决策者手中还是有牌可打的，存款准备金率现在是历史最高阶段，国有大型银行在16%左右，一般地方商业银行是10%，过去最低的时候是6%，这是中国应对金融风险的政策储备弹药库，最近公布的到2018年7月5日降准0.5%,就为社会流动性释放了7000亿元的基础货币。降准可以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及时给金融体系补充流动性，对冲外储下降带来的银根紧缩风险。这次贸易战美国是预谋深远的，它是将贸易与汇率的深度结合，立体配合，加息、缩表、美元指数突然提升，每一步都暗藏杀机，我们需要洞察先机。其

五、金融资产价值缩水的风险。贸易战会破坏实体经济，同样也会打击金融市场。以前中美贸易争端引起的全球股市大跌，相信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这次特朗普大放厥词，中国股市市值立马蒸发了几万亿。对于股票这类风险较高的资产来说，面对贸易战这种重大经济利空事件是非常脆弱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利率倒挂，持有这类资产的人就大有可能会面临资产大幅缩水。不过中国股市多年运行在低位，大盘总体的风险并不大，相反，美国股市在十年高位上，美国国债十年期利率已经突破了3%并将形成长短期国债利率背离现象。索罗斯和很多著名投资人、经济学家也都根据其专业知识和其他指标明确预测美国股市有可能在2019年大幅下跌甚至引起美国经济大衰退。从短期来说，因为贸易战造成不确定的预期而导致中国股市下跌，但是从中长期来说，当美国股市大幅度下跌甚至崩盘的时候，中国股市反而有可能成为全球资金的避风港。事实上贸易战会造成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和加息加速，美国国内资产泡沫会被加速刺破，当前美国股市已经从最高点跌落，除了科技股之外，其他几乎所有行业的股票都已经从最高点确定性下跌，当然美国经济大衰退对中国出口也会因需求减少造成影响。中国从2017年初开始的房地产市场去库存是比较成功的，对中国的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有所降低，房地产市场现在的类似交易冻结状态，对百姓持有的房产保值客观上有好处。几十年来，最让中国老百姓关心的，只有房价。中国家庭资产中房产占比已经高达70%以上（一线城市占比已达85%），几乎谁都无法接受房价的快速下跌。总之，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和上调进口关税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若贸易战扩大化，一旦战略误判或战术上发生重大失误，也可能导致中国的股、汇、债、房四杀，老百姓的损失就会加大，日本就是前车之鉴，不可轻视。当前中美贸易冲突是由美国政府一方挑起的，美国政府的作法违反了世贸组织原则，中国的反制行动属于正当防卫，欧盟、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国也都相应出台反制措施。贸易战也必然给美国的相关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是美国政府的错误行径造成的，美国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在中美贸易战中，如果中国政府不应战，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影响将更大，只能以战止战，同时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既定国策，按照既定计划，把各领域改革开放的政策法规坚定落实下去。如果中国政府不应战且降低进口关税，对老百姓来说，短期表面上好像进口商品便宜了，但在许多行业可能由于中国企业失去竞争力将导致大量裁员，被外资控制市场后外资就可能提升价格，将造成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不断降低。目前整个中国实体经济和工业基础还是比较好的，中国企业在面临进口产品和外资企业的公平市场竞争中，也会有许多中国企业越战越强，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中美贸易战，给中国老百姓的家庭生活一定会带来影响。我们老百姓当然不希望中美发生贸易冲突进而打贸易战，绝大多数人都希望中美人民友好。中国政府在多种场合的对外发言中，也强调非常愿意继续积极推动中美贸易的发展，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进一步向美国开发市场，进一步推进中美友好。但希望有时候是差强人意的，如果避免不了，站在主权国家的立场和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老百姓生活不断提升的长远大局上就只能拼了。如果中国政府积极迎战，双方开打，可能一方被打瘸或两败俱伤，许多时候往往需要通过流血来换取生命的延续。想必中国老百姓一定会应义无反顾地团结在中国政府周围，给政府打气撑腰，勒紧裤带全民应战，这或许是我们不得已的选择。我国顶层智库的专家们也应事异而备变，“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于趋时适治”，在战略上拓宽格局视野，在战术上步步为营、灵活机动、抢占先机，坚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为决策者提供智慧良策。同时，我国内部问题还很多，攘外先安内，房产泡沫、债务高企、金融风险、实体经济升级、科技创新落后、教育体制改革等等。有问题不怕，要敢于挑战问题、敢于打破常规解决问题。人间正道是沧桑，沧桑是我们精进和跨越的法器，让中国问题变成中国未来的巨大财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国与国之间，国与民之间无不如此造化，习主席说：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仲之言理应振聋发聩，至此，方能举国上下万众一心。

中美服务贸易发展分析 篇7

一、中美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一) 中美服务贸易发展迅速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社会分工、企业分工越来越精细, 新的行业不断涌现, 一方面服务业的分工更加细化了, 另一方面更多的服务环节从生产行业中分离出来并发展壮大, 极大地丰富了服务产业的内容。随着服务市场的逐步开放, 中美服务贸易进入飞速发展的轨道,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数据, 2001年中美服务贸易总额仅为89.47亿美元, 到2011年猛增到380.31亿美元, 十年间增加了290.84亿美元, 年平均增速达32.51%, 远远高于货物贸易增速。

(二) 中美服务贸易结构分析

技术进步不仅促进了国际生产的发展, 也拉动了服务的国际化, 特别是高技术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虽然传统服务贸易增长较慢, 但高技术服务和新兴服务增长迅速。2006—2011年, 中美服务贸易的各项目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但结构并不均衡, 增长最快的依然是美国的比较优势项目, 如美国专有权利与特许经营、商业专业技术服务等, 它们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分别超过了1.65倍和1.32倍, 远远超过运输等传统服务项目。而从中国的进口中, 专有权利与特许经营、商业专业技术服务增长分别超过了1.04倍和2.25倍, 金融和保险服务的进口增长更是分别达到6倍和4倍, 只不过它们所占份额较小, 分别仅占2011年服务进口总额的1.29%和0.18%。

(三) 中美服务贸易中的内部贸易分析

跨国公司在追求国际竞争优势过程中, 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 已越来越重视推动服务贸易的国际化, 通过全球经营网络, 创造内部服务贸易以进一步促进和巩固货物贸易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推动了服务的跨国内部贸易, 但在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的内部化方面显得极不均衡。2011年中美服务贸易中, 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仅有17.91%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 说明中国对美国的服务需求非常广泛, 除很少一部分是公司内提供的以外, 绝大部分是中国本土公司向美国公司进口服务, 充分印证了美国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强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美国从中国的服务进口中高达65.38%的份额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 比货物的内部贸易比例要高得多, 说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服务绝大部分是在美国和中国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对服务要求较高, 中国一般性的公司难以实现向美国出口服务。

二、中美服务贸易发展问题分析

(一) 中美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长不协调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服务业较之中国要发达得多,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中国服务市场的逐步开放, 中国从美国的服务进口急剧增长, 而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乏力。2006—2011年, 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年增长率达到了31%, 高出美国服务出口总体年平均增长率21个百分点, 而美国从中国的服务进口年增长率仅为4.4%, 比美国服务进口总体年平均增长率还低1.2个百分点, 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从2006年的11.86亿美元猛增到2011年的153.73亿美元, 五年内增长了近12倍, 表明中国在服务业发展水平上与美国存在巨大差距。

(二) 中美服务贸易逆差结构不平衡

虽然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整体上落后于美国, 但中国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 比如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建筑服务等服务业, 但在旅游、专有权利与许可经营、金融等服务业领域中国比较劣势明显。中美服务贸易巨额逆差主要来源于旅游、专有权利与许可经营、金融服务等项目,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统计, 2011年中美服务贸易逆差中, 仅这3个项目就分别贡献逆差30.07亿美元、39.28亿美元和17.86亿美元, 占逆差总额的比例达56.73%, 说明中国在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发展上还很不平衡。

(三) 中国跨国公司在中美服务贸易中的影响很弱

中美服务的公司内贸易中, 90.7%的出口是美国母公司对其在华子公司的出口, 说明中国跨国公司的在美子公司向母公司的服务出口能力很弱, 也说明了中国跨国公司在美子公司服务提供能力还很弱, 服务贸易竞争力不强。另一方面, 在内部进口中, 美国母公司从在华子公司的进口占内部进口的比例高达96.5%, 也远远超过货物内部贸易的比例, 说明中美服务的公司内贸易主要是美国跨国公司所从事的, 而中国跨国公司很少涉足, 反映出中国跨国公司对美国的服务出口能力相当弱。

三、发展中国服务贸易的对策选择

(一) 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优势, 努力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目前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43%, 比全球平均水平66%低了13个百分点, 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73%低了30个百分点, 而印度为50%, 日本为76.5%, 美国则高达80%, 中国发展服务产业和服务贸易的任务十分紧迫。一方面, 要充分调研分析中国在发展服务产业方面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企业资源等优势, 科学规划, 制定合理的服务产业发展战略, 将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企业优势, 再将企业优势转化为国际服务贸易优势。比如, 中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是不争的事实, 但中国对美旅游服务贸易存在很大的逆差, 这是因为中国旅游资源的保护、开发和配套设施建设还很落后, 旅游文化开发和挖掘还很不足, 旅游价值链还很不完善。因此, 中国应对全国旅游资源进行整体规划, 创建旅游文化品牌, 联合营销, 推动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 要从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考虑, 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积极鼓励企业进行知识技术创新, 特别是服务的知识、技术创新。对从事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的企业, 应从产业、财政、信贷等各方面予以政策支持, 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加大人力资源、资金及科研方面的扶持力度, 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实力和持续创新能力, 扭转在高技术服务贸易方面的颓势。

(二) 大力扶持中国跨国公司发展, 提升跨国公司的服务贸易影响力

服务市场的开放是国家宏观决策, 而服务贸易的进行主要由公司推动, 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 作为企业进军国际市场先锋和主力军的跨国公司是决定性因素。跨国公司仅以跨境贸易方式进行对外服务贸易是很初级的, 而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及服务外包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跨国公司通过构建全球价值链, 将跨国服务贸易内部化, 才能真正树立一国在世界上的服务贸易地位。中国跨国公司相对于美国跨国公司而言, 在中美服务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 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跨国公司服务技术较为落后, 在美子公司更倾向于在美国本土采购优质服务, 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跨国公司规模小、实力弱, 服务贸易影响力不足。因此, 中国应积极创造条件, 推动国内企业加强技术创新, 不断积累品牌优势, 快速成长壮大。政府还应利用国际双边和多边谈判机会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推动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中国企业地域特征明显, 单纯依赖市场力量, 利用市场手段整合壮大的可能性较小, 中国政府应加强地方利益协调, 推动企业的兼并重组或联盟经营, 加快壮大中国跨国公司实力。

(三) 采用逐步开放战略, 保护与激励相结合促进中国服务跨国公司发展

逐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是中国既有的承诺, 但如果不加节制地快速开放, 在中国企业服务技术和能力相对发达国差距较大的情况下, 必然会对中国服务贸易企业产生严重冲击, 因此采用逐步开放战略是必然选择。逐步开放战略必须打破地方条块限制, 分产业逐步推动国内服务贸易市场的统一融合, 为国内企业创造良性的竞争环境, 提升其市场竞争能力。在对外开放方面, 应严格遵循从东部、中部到西部顺序开放, 及从服务业发达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到全国市场逐步开放的战略原则, 将有限开放和适当保护相结合, 逐步培养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能力, 才能真正扭转对外服务贸易不均衡的局面。

摘要：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其发达程度是衡量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虽然中国近年来对外服务贸易总额连创历史新高, 稳居世界第四位, 但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然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且国际服务贸易逆差连年快速增长, 特别是对美国的服务贸易逆差连创新高,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态势严峻。因此深入分析中美服务贸易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 有助于中国选择适当发的展战略促进服务贸易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服务贸易,跨国公司,内部贸易

参考文献

[1]李为人, 刘绍坚.危机影响下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及中国的路径选择[J].国际贸易, 2012, (11) .

[2]胡毅韬.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现状与对策思考[J].中国商贸, 2012, (7) .

[3]施菁.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J].时代金融, 2013, (3) .

[4]刘岚, 王婷.中印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优势比较与评价[J].价格月刊, 2012, (7) .

论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及对策 篇8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入实施，两国的贸易总额不断攀升，但随之而来的贸易摩擦也不断增长。据统计，2009年美国对华共发起29起贸易调查，涉及我国76亿美元产品的出口，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分别占全球对华贸易调查的25%和65%。并且由于美国经济还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冲击，近些年美国的贸易保护趋势更是有增无减，贸易保护的频率增加、强度增大、内容广泛以及手段的多样化，都成为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趋势。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

（一）中美贸易失衡

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不断发展，但由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产品结构的不同，催生了中国对美贸易的巨大顺差，从而导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逐渐凸显。据我国统计局资料显示，2007年中美贸易逆差为1632.86亿美元，而截止到2011年底，中美贸易逆差扩大至2023.24亿美元，并依旧保持增长态势。所以，美国政府为了缩小对华逆差，人为地增加贸易摩擦频率，因此，中美贸易失衡成为了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最直接原因。

（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由于美国坚持实施其具有两面性的贸易政策，即对出口贸易自由化而对进口贸易则实施保护主义，因此，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之后，美国政府为了保护目前低迷的国内经济，采取诸多手段进行贸易保护。同时，由于美国至今仍认为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单方面强加给我国诸如特保条款等一系列歧视性条款，从而导致裁定倾销幅度过大、征收反倾销税税率过高，进一步加剧了双方贸易的不公平性。

（三）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

在我国对美出口产品中，大多数为劳动密集型及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附加值较低、科技含量较低，并且多数为加工产品出口，难以形成自主品牌，因此仅能以低价赚取少量利润。同时，由于国内众多企业为获得出口退税或由于盲目扩大国外市场，从而引发互相竞价的价格战争，用低价策略占领国外市场，进一步恶化了对外贸易秩序，进而使得我国屡次遭到国外所谓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

三、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对策

（一）加强双边对话与磋商

中美两国政府应以建立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为基础，保持密切的高层政治会谈，及时交流有关双方经济发展及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看法与意见，增强两国互信与了解，使得两国的经贸关系沿着健康有序的方向的进行。并且，中美两国应当建立贸易协调机制，一旦发生贸易摩擦问题时能够更加妥善的处理。同时，应当争取美国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因为这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界定和对中国经济体制发展的认可，这不仅关乎经济发展，更涉及到我国的政治地位，只有使美国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才能进一步推进中美贸易公平化的进程。

（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中国政府应当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加大科技及人才的投入，创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在整个社会中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和谐氛围，从而使我国从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知识经济，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同时运用高新技术对现有的产业结构进行升级改造，使我国从低层次的国际分工水平向高层次转变，进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减少贸易摩擦。

（三）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使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国门，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及先进技术并根据外国市场的实际需求进行生产，这样不仅有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巨大逆差，同时还有利于规避贸易摩擦风险，增加双边经贸往来与沟通。同时，在发展对美直接投资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其他海外市场，以降低我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增强我国的贸易独立性，从而减小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四）增强内需拉动经济的作用

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之中，过去我国将重心大多放在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而忽视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强大带动作用。因此，我国应当将拉动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向积极扩大国内需求，使得三驾马车协调发展，共同拉动经济稳步增长。这样不仅有利于削弱我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保持经济独立，同时又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带来的损失，保证经济安全，更有利于国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总之，引起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解决贸易摩擦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中美两国应当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客观的看待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以积极的态度来妥善解决，从而寻求最大限度的公平合理。同时，中美贸易摩擦的妥善解决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为世界各国树立了国家间友好合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