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范文

口述历史范文（共8篇）

口述历史范文篇1

俗话说“读史可以明智，读史可以明兴亡，读史可以知更替。”我认为历史就像一面镜子，透过它，我可以了解到许多事情，且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从小我就对历史很好奇，但一直没有去问个清楚，直到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我慢吞吞地吃着饭，一口一口嚼的津津有味。妈妈看着我吃东西的样子，竟有几分羡慕，她回忆起以前的日子便娓娓道来。

她是家中的老二，有一个姐姐，四个妹妹和唯一一个家中的宝贝——弟弟。大家都偏爱弟弟，什么好吃的都让给他吃，当然，因为家里孩子多，家中又贫穷，说是好吃的，也只是一碗带点米的粥。

家里十分小，到处都有幽黑的角落，那角落看起来脏兮兮的，所以没什么人会靠近，但若是不小心走进了，你便会看到灰溜溜的蜘蛛网随着风颤了那么几下沾满灰尘的角落里甚至透出了几分阴森。

她也还记得自己那瘦弱的最小的妹妹——被送走的时候，我妈妈当时靠在门口，听着那父母的谈话“现在还有那么多孩子要养，实在养不过来呀，这该如何是好呀？”沉默一会，“要不……把孩子送人了吧……”到第二天清晨，她听到的只是小妹妹不舍的哭声，越来越远……再然后，她第一次吃到了一碗稍微多一些米的粥，但是，她害怕，害怕下一个被送走的会是她自己。不过，之后再也没有人被送走了。

一天，她去上学，太阳射下第一缕阳光时她就起床开始干活了。那时，为了夺取父母的欢心，为了不被送走，她干活干得特别卖力，接着拿着一根小番薯边吃边想学习的内容边奔向学校。下午放学归来，她又帮着父母干活，夕阳那金灿灿的余晖洒在了她那小巧而轻盈的身躯上，她轻拭额前的汗珠，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吃饭。当她气喘吁吁地坐在饭桌前时，她是多么希望有一碗盛着许多米的粥上面浮着一层薄薄的猪油、碎肉和菜末。她，看到了桌前的那碗粥，心中洋溢着欣喜、渴望和幸福。她捧起碗，用另一只手抓住那有着残缺的口的勺子在碗里搅动、捞着，她的手是那么的酸痛，但她执着地打捞着——一粒米都没有，她抿了抿干皱的唇抽搐着，颤抖着，她酸涩的泪沁进了那粥里。

口述历史范文篇2

关键词：藏族,口述历史,记忆,价值

口述历史记忆的精髓在于“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藏族口述历史承载着藏民族的集体记忆,通过藏族口述历史记忆不仅可以追溯族群的起源及其历史流变,并且可以诠释当前社会群体各阶层的认同与区分。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书面文化的强势占据以及各种新兴媒介的大众文化面前,藏族口承文化面临着断层失传的危境。例如,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简称《格萨尔》),一直以来都是依靠民间说唱艺人以口述形式进行传承,但是随着老艺人的相继辞世以及现代化造成的对传统文化语境的消解“,人亡歌息”的局面已经出现。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发掘和保护亟待引起重视,而由此产生的使命感和紧迫性则建立在我们对藏族口述历史记忆内涵的理解以及对其价值的科学审视上。

一、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产生及发展

从藏族历史文化发展来看,口述历史记忆的产生及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根源“:三种教法”。最早的藏族口承文化可追溯到上古时期,以“仲”“、德乌”和“苯”三种教法为主要代表。这三种教法最大的特点便是以“口述”形式为主要传承方式,它们被认为是古代藏族智慧的集中表达。按照西方学者罗姆菲尔德和丢恩的观点:口头传承的中心概念是智慧,在古代藏族观念中,拥有口述能力则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1]108。其中,“仲”,即寓言、神话和故事,主要以口述的形式讲述赞普的世系以及为君之道,并广泛流传于民间“;德乌”,意为“谜语、隐语”或“预言”,常被视作一种开启智慧之门的口承技艺[2]86“;苯”,含有“吟唱”“、吟诵”“、祈请”或“默诵”咒语之意[3]104。“仲”“、德乌”和“苯”可分别由故事师、谜语师和苯教师来传授故事寓言、谜语、隐语和神谕王命,其传承形式一律为口传。“三种教法”不仅体现了远古时期藏民族的原始宗教观和自然观,而且长期以来被视作藏族统治者护持国政的三大支柱[4]152,同时也是藏族口承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根源。

2.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延伸。继上古时期藏族“三种教法”之后,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继承并发展了口述传统,藏族口述历史记忆得到进一步延伸。随着“仲”和“德乌”在民间不断流传发展,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民歌、谜歌、诗歌、格言、谚语和民间故事等,推动了藏族民间口承文化的发展,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堪称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它将藏族口述传统推向了另一个巅峰[5]75。《格萨尔》是对“仲”的继承和发展,世代以来以民间艺人的口述为主要表达方式,通过口述的方式,使藏族宏伟的历史画面得以重现。不同于正统藏族贵族和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格萨尔》存在的基础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底层民众,这种口述历史镌刻的是藏族底层民众的文化印记,表达的是来自藏族普通民众的心声,而这正是和现代口述历史强调的“弱势群体“”边缘化群体”的普通大众历史相契合,因此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和内涵。

3.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丰富和发展。在对传统口述历史记忆进行不断沿袭的过程中,现代藏族口述历史记忆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主要包括各种神话、传说、歌谣、民间故事、史诗和戏剧作品等,按照文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口头叙事,包括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二是民间诗歌、谚语、谜语等;三是综合性的叙事、抒情、歌舞,具有较多口述性质的是民间说唱和藏戏等[6]41。这些口述历史记忆以生动的口述语言记录了藏族不同历史阶段、居住地区、社会阶层的政治动向、经济生活、思想境界、风土人情、民族关系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西藏社会的现实,如反映藏汉政治文化交流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反映藏族机智和勇敢的民间故事《巧抗酥油差》以及揭露黑暗农奴制度下不合理婚恋制度的《茶和盐的故事》等[7]5。

现代口述历史赋予了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更为深刻的内涵表达,它不仅是对口述传统文化的继承,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它更侧重于搜集藏族普通民众对历史的记忆,通过记录西藏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从而展现更为丰富的藏族历史。如美国著名藏学家梅·戈尔斯坦所著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在成书过程中就相当重视对口述资料的搜集和使用,不仅对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了口述访谈,而且大量征引拉萨街头口传的政治民谣入史,使其成为西方研究西藏现代史的权威性著作[8]1。而杨恩洪的《藏族妇女口述史》则主要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收集并记录了西藏妇女在解放前后的地位变迁、参政和就业情况等历史记忆,打破了一直以来藏族历史研究中“女性的沉默”,使藏族口述历史记忆融入了女性的声音[9]4。

综上可见,藏族一直以来都有着优良的口述传统,这些口述历史记忆不仅向我们展现了藏族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同时也是广大藏族人民心声和诉求的表达,通过这些口述历史记忆,可以帮助我们倾听来自雪域高原的声音。

二、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价值

1.凭证价值。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作为凭证,而口述历史记忆是获取口述史料的主要来源。梁启超在谈到治史方法时曾言“: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在文字记录以外者,此项史料之性质,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10]68说明在历史研究中“口碑”史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作为口述凭证的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有助于弥补正史的不足,为藏学研究提供更为鲜活和真实的历史资料,打破历史叙述的一元性和垄断性,多维度地展现藏族历史渊源和社会发展变迁的轨迹。进入21世纪,学者们对传统历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观”产生了质疑和反思,正如王明珂所言“: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只是这些‘过去事实’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正确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11]139这种文字记录所代表的“主观性”及“阶级性”逐渐被历史学家所摒弃,史学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口述资料的发掘。而一直以来西藏历史研究多以贵族、统治阶级的历史研究为主流,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多是“上层社会历史”和“精英历史”,不识文字者被剥夺了历史话语权“,历史的过程”变成了“书写的过程”;而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更多的是代表了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声音,如普通牧民、老人、妇女等,它为我们呈现的则是一部更为广泛的“草根历史”,从而更能体现藏族社会历史的真实性。因此,通过藏族口述历史记忆,可以使我们脱离历史文献的束缚,得以接触藏族更为多元的、边缘化的历史记忆。

2.文化价值。美国文化学家爱尔乌德在其《文化进化论》一书里写道“:文化是由传递而普遍遗留下去的,并且渐次连接于语言媒介的团体传说中。因此,文化在团体中,是一种累积的东西,而文化之对于个人则是一种和同伴交互影响后,所获得或学习的思想行动的习惯。”[12]11可见,文化不仅是一个族群共同体的必然结果,而且对于个体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而文化生存特点之一便是“传承”,口述历史记忆正好体现了这一点。对于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文化价值可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以及维护文化多样性两个维度来进行审视。一方面,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有利于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正式通过建立“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作品”的决议,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规定了“口述表达”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应得到保护;2004年中国成为缔约国,并于2005年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规定“口头传说”“、口述传统”为“非遗”保护的对象[13]124。而“口头传承”是西藏口承文化延续的最重要的方式,藏族口承文化是藏族活态文化的体现,具有口述历史性质的《格萨尔》、藏戏已经被列入西藏非遗保护的名录之列。另一方面,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有助于维护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性,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各少数民族形成了千姿百态、独具个性的民族文化,使人类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特征。藏族口述历史是藏族社会集体记忆的表达,承载的是藏族文化的精髓,彰显着藏族的民族精神和个性,这种特性充实并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格局的文化状态。此外,通过对藏民族口述历史记忆的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藏族与其他民族文化交融历史与生存状态,从而对民族心理、性格和精神的文化要素以及文化理念、文化传承的历史作出更为客观真实的分析。

3.民族身份认同价值。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语境下,民族文化出现了一种身份的焦虑,即:因文化交融而带来文化的趋同性,从而导致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消失。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族虚无化的生存状态,藏族经受着族群共同体认同的危机。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是藏族文化的主要承载方式,有利于维护民族身份认同。首先,从藏族口述历史记忆的特点来看,口述历史记忆是藏民族心理及文化的表达,不同于传统的书面表达,通过口述的方式可以更为清晰地呈现这些内在的、隐性的、深藏的或潜意识的民族精神因子;其次,藏族口述历史记忆作为藏族历史和文化的承载体,是藏族族群独特个性的表征。藏族口述历史记录的是藏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在与其他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有利于自觉维护藏族的文化根性;再次,民族身份认同实质上是一个“理解”的过程,口述历史记忆正是通过“口述”这一动态过程使得族群在理解当中去追溯和探寻民族族源,通过口述的过程来维系民族根基性的情感,从而确定民族的身份。在藏族社会发展中,口述历史记忆在塑造民族身份的伟大工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藏族族源神话《猕猴与岩罗刹女繁衍人类》、《姐弟成亲》诉说了藏族的来历,而《格萨尔》长期以来都被视作藏族人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史诗所传达的自强不息和英雄主义,以及“真”“、善”“、美”的理念不断重塑着藏族人民的形象。由此可见,藏族口述历史记忆可以增强藏民族族群内部的凝聚力,有利于形成藏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民族心理,在维护民族身份认同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口述历史故事永流传篇3

原本只能当作历史档案(archive)的口述历史，随着时代科技的进步，逐渐走出档案柜，透过光纤电缆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在网络发达的现代，拜微博、youtube、土豆网等便捷的影音上传网站所赐，只要愿意敢秀，放在网络上，的确都有可能成为“国际大明星”，享受短暂的成名滋味。口述历史研究搭上数字化风潮，将原本只存放在档案室的数据，变成所有人都能看得到、听得到的生活历史(life history)。

天使岛30年的华人声音

去年是旧金山天使岛移民拘留所成立100周年纪念，华人历史学家谭碧芳(Judy Yung)和李漪莲(Erika Lee)合著的《天使岛》(AngelIsland：Immigrant Gateway to America)也在同年出版，在天使岛移民拘留所基金会(AIISF)网站上，则有“移民的声音”(Immigrant Voices)，让民众直接听到这些曾经被关押在拘留所的移民描述他们当时的生活。

谭碧芳这位加州大学圣他克鲁兹分校的华裔教授，一直以来以追寻和收集华人移民在美的历史史料为使命，1980年她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即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访问了30多位华人移民；之后出版的3本有关女性移民的书籍，也采访了约300位女性。30年后《天使岛》的出版，当中更集结了2000名以华裔为主的各族裔人士，记录下他们口中当年被拘禁在天使岛上的生活。

“我1921年来美国的时候，才10岁，大学毕业后想要找工作，却怎么也找不到，为什么?因为我是个Chinese!”1921年来美的叶罗宾(Robertson Yee，皆音译)以浓浓台山口音的英语，描述他刚来美国的境遇。“工作找了6年终于有着落，可是做了3个月，又因为我是中国人被辞退了。”

叶罗宾、杨勇(Ying Young)和吴旺(Wong Woo)3位老先生的故事，都是《天使岛》书中的一部分，而他们访谈的影音纪录被天使岛移民拘留所基金会透过YouTube网站供全球观看。

口述历史必须透过有系统的问题，录音录像下来的内容并不是天马行空的任受访者发挥。曾在戴维斯加大(Uc Davis)进行为期两年口述历史计划的艾比尔(Georges Van Den Abbeele)指出，当年参与的加大学生约近30位，访问了约40位曾拘留在天使岛的移民，其中也包括华人。在进行口述历史前，学生们都要接受训练，学习如何问问题、借由问问题让受访者勾勒出自己的故事。

学生们访问完成后，再拿回来做剪辑，对话部分还做成详细的手稿，“有些手稿有两份，一份是英文，一份是老人家用普通话或方言的中文原文。”

运用广面临新技术瓶颈

口述历史除了是历史文献的一部分，由于它跃然于平面纸张的影音特色，一直以来被广泛运用在不同领域。哥大口述历史档案库成立至今，有不少影音资料都被运用在电影电视上，其中还包括好莱坞畅销电影。

1981年由华伦比提(Warren Bea~y)自导自演、与黛安基顿(Daine Keaton)合作演出的电影《烽火赤焰万里情》(Reds)，描述一名美国记者卷入苏联革命的故事。这名记者真有其人，是上世纪10年代美国一位左派分子里德(John Reed)。该片在电影中引用了大量的口述历史影音档案，上映后不但获奥斯卡12项提名，华伦比提也因此片获最佳导演。

“口述历史”在美国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那时已经发明了录音技巧。

1890年出生的纳文斯(AllanNevins)可以说是美国正式研究口述历史的始祖，1940年他与助手在哥大创办口述历史计划(OralHistory Project)，设立口述历史研究办公室（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2008年，哥大将口述历史研究办公室改名为口述历史研究中心(Columnbia Center for Oral History)并设学位，哥大也成为全美第一所设有口述历史硕士学位的大学。

哥大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目前收藏的口述影音档案多达8000份，有自传、有后人对先人的描述、有经历重大事件的分享，有的仅数分钟，也有长达20甚至40小时的录音纪录。目前所有影音档案都存放在哥大图书馆内，民众可以在哥大图书馆网站查询，再到图书馆免费阅听。

另一个专门研究口述历史的“美国口述历史协会”(Oral History Association)则于1966年成立，全美各地的学者、教授以及独立研究者透过网络，分享执行口述历史的经验以及最新的影音保存技术。该协会并拟了一份导览，教人如何完成完整的口述历史。该协会目前有约600位会员，并与全国250个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和社团有合作关系。

由于影音技术因时空变迁快速，加上数字化，口述历史的保存其实比纸本文献更有保存的难度，不少保存口述历史影音档案的机构正面对如何把大量档案数字化并放上网的“困境”。

口述历史范文篇4

一、中学历史教学运用口述史料的误区举要

在当下的中学历史教学中，一线教师已间或在运用口述史料，以求课堂更为生动形象，更能紧扣历史脉搏。根据笔者的观察，历史课堂运用口述史料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易被忽视：其一，片面强调 “口述历史”材料的重要性而忽视其危险性的存在；其二，“口述历史”材料缺少与其他类型材料的互证意识。现以实际的教学片段为例，略陈管窥。

1.片面强调”口述历史“材料的重要性而忽视其危险性

【案例 l 】（八年级）《听长辈讲那 “文革”的故事》

生1：我的伯伯说，在“文革”期间，他因为用红笔把“毛主席“三个宇圈起来，被批斗关进了牛棚。

生2：我妈妈说，“文革期”间每个人对毛主席都很崇拜，有疯狂的红卫兵把毛主席像章佩戴在自己的皮肉上，绝不允许说不尊敬毛主席的话，甚至连所佩戴的毛主席像上有一点灰尘的人也要抓起来进行批斗。

......师：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

生：当时把毛主席当神一样看待，个人崇拜现象很严重。

就口述历史材料而言，本案例中所涉及的采访对象是“文革历”史的亲历者，材料的原始性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上述案例发表千2003年的《历史教学》第6期，据此推测，当年的八年级（初二年级）学生当14岁左右。再往前推30年，其父母辈当出生于20世纪 50年代末60年代初，据此推测，“文革” 十年期间，他们的年龄大多在8至18岁之间，心智已渐趋成熟，价值观逐渐形成，对于“文革”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故可以将其判定为文革亲历者，所以他们的回忆自然可以作为论证 “文革期”间社会情况的一手证据。

然而，仔细考辨本段口述历史材料就会发现其证史效度不足，至少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口述史的记录者——学生——并未对口述史料准确性因素作必要的考察。例如 “毛主席头像上如果有灰尘就会被抓起来”这个说法到底是其母亲亲眼所见，还是道听途说？诸如此类问题尚待进一步确认或者说明。其二，执教教师对口述史料”典型性”的考辨不足。例如未及考虑 “史料的陈述者所能代表的普遇性有多大”的问题：周遭所有人都是如此地对毛主席“崇拜“? 据笔者所知，在**期间各地基本上都有一些“顽固”的知识分子对个人崇拜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能否就其所看到的现象笼统地概括为“每个人对毛主席都很崇拜＂？对此笔者的态度是否定的。

2.”口述历史”材料缺少与其他类型材料互证意识

【案例2】(八年级）《听长辈讲那“文革”的故事》生 1：我爷爷生活在市区，“文革期”间工厂不能进行正常生产，造反派经常进行武斗，厂里一片混乱。

生 2：我奶奶说，那时粮食不够，吃樟做的饼、面糊，好一点的吃菜粥、菜饭，穿的衣裳大都是土布、黄军装、蓝卡其布的料子做的，住的是平房，乡下都是烂泥路。

生 3：听我爷爷说，当时农村里不准随意地多养鸡鸭，说这是搞资本主义的一套，是要被批斗的，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师：从同学们的交流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如何？

生：工农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经济不发达。生活水平低下，缺衣少食。

上述案例中，执教教师巳经注意到了口述史料所代表的不同立场和真实力度，证史的效度比案例 1要强。比如“城市”和“乡下”、“生产”和 “生活"，试图从不同的社会层面反映“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另外，其口述史料基本上都是口述者的亲身经历，不存在“听说”的成分。

但仔细分析本案例使用的口述史料，至少存在两个潜在隐患：一是本案例的课堂实录发生在21世纪初，文中的爷爷、奶奶皆年已耄耋，近30年的时间间隔会不会影响其记忆的准确性？二是文中爷爷、奶奶基本上是农民和工人身份，一方面体现了基层民众对“文革”的看法，同时爷爷、奶奶辈等“同质” 人物的个人素养就成为一个“软肋＂，所回忆的内容严谨性和客观性当须存疑。所以，口述史料往往因为时间、记忆、当事人立场和素养等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单独证实出必然的结论，在不解决这些影响因素的清况下，即使运用再多的口述史料也只是在追求真相的道路上不断进行“量的累积＂，而不是“质的飞跃”。

二、中学历史教学运用口述史料的定位认识

学术界关于口述史的概念，比较被认可的说法是英国学者路易斯·斯塔尔提出的，即“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史料。美国知名口述史学者唐纳德 ·里奇对口述史的定义是：＂口述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在此笔者无意对口述史定义做学术性的讨论，就中学历史课堂实际而言，教师更多关注的是口述史料的具体运用。然而恰如本文前述，在课堂中使用口述史材料是“价值与危险”并存的，因此确有必要对口述史料在教学层面的运用做出探讨。

第一，就材料的性质而言，口述史料既有原始性又有主观性。由于口述史一般情况下是就历史的亲历者而做的记录，亲历者的现身说法能够极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的原貌，甚至帮助学生置身历史之中，为中学历史教学提供了原始史料。但是，由于受到亲历者自身年龄、立场、素养和记忆的准确性等许多因素的限制，口述史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且这种主观性只能尽量降低而不可能彻底消除。鉴于口述史的如上特点，看重口述史原始性的教师往往非常倚重口述史材料；而在乎其主观性的教师则往往避之不及。第二，就材料的运用而言，口述史料既要重用但又不能独用。这一认识是由口述史料原始性和主观性兼具的特点而决定的。所谓“既要重用“是就口述史料的原始性而言，且其口语式的表述很容易营造历史氛围让学生身临其境，提升课堂实效，所以不可不用。所谓“不可独用”是指口述史料中因含有不可消的主观性，无法单独据此论定结论，故须参以照片、档案等客观性较强的史料加以印证，这样不仅可以弥补口述史料的“先天不足”以提高其在证史上的效度，也能更好地引导学生逐步形成“孤证不立，多重印证”的历史思维。

一般情况下，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心存 “多重印证”的理念的，但是在落实的时候往往把 “多重“本意为多种性质不同的史料误解为不同亲历者、不同角度，或者不同时段等的口述史料，导致案例2中的缺憾。

以“九一八事变”为例，我们目前至少可以看到三种不同来源的口述史料：张学良的回忆、蒋介石的日记、日本军方的回忆。甚至单就张学良本人而言，在不同的时期也对“九一八事变”有着不同的回忆。三方的立场、素养、记忆的准确性，以及对“九一八事变”的参与程度和扮演的角色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会导致三方在回忆此事变时的内容出现较大出入。因此需要其他客观性较强的史料佐证，才可能对其做出相对理性和客观的认识。关于张学良本人的口述，须分析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政局环境等因素，才能厘清其不同时期对同一事件出现不同表述的原因。

如此，关于口述史料在中学历史课堂中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笔者的态度是：可用，须慎用。当教学实际需要使用口述史料时，大胆使用而非漠视，充分发挥其原始性；同时兼顾其主观性，使用其他客观性较强的史料与其互证，达到求真的最佳效果。

三、中学历史教学运用口述史料的实践探索

基于上述关于运用口述史料的分析和认识，结合笔者日常教研教学实践思考，试举案例 3和案例4 ,以呈现笔者关于如何兼顾口述史料的原始性和主观性、口述史料和其他史料如何互证的相关思考。

【案例3】(高中二年级）张学良关于西安事变的认识

材料一

（张学良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1947年）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

材料二

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良之不坚之处，正如夫子所云，在当时忧患、忿恨、好乐、恐惧。在秉性上，好勇而不知义，自用自专；又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之变。否则，共产党何得施其伎俩乎？——(1956 年）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

材料三

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 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1995年）张学良九十五岁生日发言

(1)据上述材料，张学良对发动西安事变的认识出现哪些变化？(2)张学良关于西安事变的认识为什么会有变化？(3)你如何认识张学良关于西安事变认识的变化？

本案例选择西安事变的主要亲历者张学良在不同时期的发言或者回忆作为口述史料，探究运用口述史料的方法。问题一旨在让学生从材料中提取相关的历史信息，学生会惊讶地发现张学良对于西安事变在不同时段的认识是不同的，甚至是相悖的。但是三则材料都是该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其回忆具有原始材料的属性。那么，到底哪个是张学良真正的认识？教师顺势提出问题二，引导学生分析三则材料出现的背景、时间等因素，牵出影响口述史料的主、客观因素，启发学生认识到具有“原始” 性质的口述史料同样具有 “局限性”。之后通过问题三以总结升华该案例的设计意图，落实”既重用，又慎用“口述史料的基本方法：第一，须分析口述信息采集的时间、地点、环境，口述者的精神状态、年龄，访谈者是否刻意引导暗示，等等。第二，须分析口述史料的内在信息和逻辑的辨据，即准确把握、梳理口述者指陈事件的社会背景、时代特征。例如材料二的内容，据研究是张学良在蒋介石的要求下表达的，结合此时台湾“整顿”的政治风气，就不难理解张推之原因。

【案例4】（高中二年级）改革开放

材料一

改革开放最初十年上海郊区某村采访记录村子里的生产队开始变得冷清，不用隔三岔五地召开批斗会或者动员会，连村里的大喇叭也因为长时间不用坏掉了。大家每天都忙着经营自家的生活，在上海（市区）和村子之间奔波。日子也确实一天天在变好。——本村当年村支书顾某，时年72岁

那时候，年轻人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在家做点小生意。我在家待不住，就在深圳、广州与上海之间跑，贩卖牛仔裤，很好卖。卖着卖着就想为什么不能自己做呢？成本又不高。——现上海郊区某服装公司负责人陆某，时年55 岁

我现在想着很后悔，胆子大的人当时都辞职下海了，做外贸，跑运输，都发财了。我想着国营企业铁饭碗，后来还下岗，太后悔了，当时胆子太小。——现上海郊区某公司工人，时年58岁

材料二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 GDP 增长情况图（1978—198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年 GDP及增长率：

材料三世纪 80 年代上海街市

根据材料回答：

(1)以上海为例，20 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2)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有哪些？(3)你是如何得出如上结论的？

设计本案例的思考维度有二：其一，树立认识口述史料证史效度的意识。本案例所示材料中选择的对象包括村支书、小企业主、下岗工人，来自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不同阶层；其年龄当下在55——75岁之间，记忆力相对较好；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命运各异，对改革的感知也有所不同；他们都受过一定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这些条件同时具备，显现出本案例中的口述史料较高的证史效度。其二，示范口述史料和文献、图片等史料多重印证的方法。材料一来自社会成员的直观感受，但只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材料二、三则从国家层面和上海市域层面等宏观和中观角度切入，以真实数据和照片中的社会风貌展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如此选择这些材料，实为体现材料之间具体与普遍、微观与宏观、感性与理性的多重印证，以避免孤证证史的误区，也避免了案例2中浮于表层的”相互印证 ”，可更好地引导学生养成“集证辨据”的史学意识。

历史上最牛上的历史老师范文篇5

-------读《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有感

暑假的时候每天在家吃午饭（中午12点到13点），总会打开电视看《百家讲坛》，整好就碰到了袁腾飞讲《两宋风云》。之前看预告片的时候不是特别想看，心想两宋历史我是再熟悉不过，最牛历史老师？到这儿讲的都是历史老师，也没牛到哪儿去。可是后来由于实在没的看还是看了，没想到是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帅哥不说，而且风格深得我心呐。熟悉的两宋史，在他的讲述下，仍旧新鲜感迭起。好像是一夜之间，他就红遍了整个网络。后来听说他出了本书，即《历史是个什么玩意》。他的人我虽然很喜欢，可是书吧，我的确不是很喜欢看那种类型的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这本书，就顺手买了下来，心想全当解闷儿呗。没想到，甫一翻开便给我了难以想象的震撼。据说，袁腾飞在百家讲坛说宋，整体收视率已经超过了易中天讲诸子百家，成为两年来最受欢迎的主讲人。而他的新书《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的腰封上则赫然印着：袁腾飞=易中天+郭德纲。呵呵，好大的口气。

首先是袁氏语言的幽默，简直难以形容，他能够从你心底把你挠痒痒了，让你笑的忍都忍不住。有人说袁腾飞=易中天+郭德纲？易中天曾说自己是峨眉山上的猴子，如今，一个更年轻、更活跃、更爱耍宝的猴子出现了，他就是历史老师袁腾飞。我们习惯于心存敬畏之心，听人正儿八经地说史，评书好听，那是野史，如今忽然有人从历史中提炼出幽默来，让人听着可乐听得上瘾，还真是难得。

网友对袁的评价很高：“感谢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您这样一路神侃下去，估计小沈阳、郭德纲、窦文涛可能全都歇菜了。”而袁腾飞更愿意说自己是历史教师中相声说得最好的，相声界中历史说得最牛的”。

当然，给予我震撼的并不是这个。内容的编排上1、2、3分别是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世界史。正是我们旧版高中教材的编排方式。诙谐幽默的语言中，重点知识点一点没遗漏，看到那些，我这眼泪哗哗的呀！那些曾经倒背如流的东西，如今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在我面前，怎能不让我感触万千？看书的时候，胸中突然有一种感动涌起，我知道，那是那些逝去的时光与回忆。我们习惯于心存敬畏之心，听人正儿八经地说史，评书好听，那是野史，如今忽然有人从历史中提炼出幽默来，让人听着可乐听得上瘾，还真是难得。

“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刚拿到书还真让人诧异不少，还有人起这样的书名，于是流言四起：在老北京人看来，这可真是哗众取宠了；对那些历史学者来讲，这

可真是不尊重历史了；网上甚至有人贴上了这样的话：“袁腾飞是个什么玩意儿？”跟着便不乏“讨袁”之人与超粉的“护袁”行动，争吵的架势远远超过了对其书本身的关注，更有极端之人展开了对垒双方的人身攻击。接着跟风一流冲出江湖（譬如敝人），意图从此书中找到大战衍生的根源。其实如真要细细品品还真能发现这书的某些妙处。

我们先来看看《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2》的目录吧：

第一章落魄挨打奈何天（半殖半封开始）

一、穷玩火富玩烟

有夷来敲门/弓箭对火器/女皇来贩烟/炮火中相逢/我意与君和/狮子滚绣球

二、大敌进逼，避暑第一

找来的事端/打来的地盘/留守的亲王/劫难的中华

三、太平城里太平军

老虎住进城/家家都关门/自有降魔人

······

先不说内容，单单这目录就能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试想读者要翻开书看到有板有眼，严肃得要命的历史书大概也就翻翻两下，然后避之以唯恐不及了。这目录也就奠定了全书的基调了，读了几页才发现这本书并不是我所想的那种遍布文献于全册的历史书，却是一位历史老师的讲课实录呢。读到此笔者也就了解了为什么这本书会如此备受争议的原因了。

正所谓“众口难调”，一本畅销书当然逃不掉此类问题。

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内容，在讲到鸦片战争之前后的中西方贸易差异一章中，袁腾飞这样形容：

“（西方）运来的商品有的就很离谱了，像餐刀餐叉，中国人看到洋人吃饭居然用铁器，拿刀切，哇！茹毛饮血，一帮远古先民！钢琴，这东西在今天的中国家庭里恐怕也不多见，大部分是父母逼着孩子学的，考完级就再不碰了，也就是有人来串门的时候弹个“可爱的蓝精灵”；睡衣睡帽，中国人没有穿这东西的传统，睡觉还穿衣服？这不暴殄天物吗！裤衩背心就好了，彻底解放更舒服！没用，不要。”

京味十足、嬉笑怒骂、调侃、玩世不恭、逮人就骂，在这位热辣的历史教师口中，中国枯燥而沉寂的百年近代，就这样突兀在读者眼前，这灵动鲜活、妙趣横生的讲述，还真像是瘦版的郭德纲。这种连批带讲、嬉笑怒骂的讲课风格，足以让学生和网友们会心一笑，更让那些整天扛着高考大旗的学生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文科生和等着会考的孩子们大呼：“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历史老师”，历史上帝也疯狂/兔子见到鹰/财色与天齐/天国要燃烧/蚊子衔秤砣/王多如牛毛/

不再枯燥，似乎考试也不是那么难了。但也就是这种风格却也给袁腾飞本人带来了更多的非议，有网友甚至认为这是“哗众取宠，胡说八道”；搞学术研究的更是顿足捶胸，痛斥其大逆不道之行为。

谈其诸多，笔者只想说袁腾飞其实只是个普通的中学历史老师，课堂中免不了说点有趣的故事，教案里再信手拈来些数据，正史野史参杂着讲，一节课下来，课堂上没有睡着的，甭说别的，这就是成功的一课。因笔者也曾为一中学教师，深知一位老师的良苦用心，相比太多照本宣科式的教学，袁腾飞的历史课更能引导学生，普及历史知识，并且让这种普及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才是袁腾飞的目的。真要一位讲课的历史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论学术，笔者只能学学袁腾飞的口气说句：“孩子们，别睡啦。”只是这课堂的戏言若落笔成为铅字，多多少少会背上些文责。只希望看者口下留情，著者笔下留意吧。

袁老师的超级粉丝说：“愿为袁老师再参加一次高考！”虽然听起来很夸张但这只是代表读者对学习历史的一种心态。我上高中时最害怕的文科就是历史，枯燥无味的背诵，远离实际的陈述，让我对历史一点兴趣也没有，当然成绩也不很理想。高三时为了高考不拉分，强迫自己详读历史书，生吞活剥般的总算度过考试，随之历史就被我远远抛掷于脑后了。想必这种情况也不只发生在我的身上，很多学生都身同体受。走上社会后碰到很多人和事后才逐渐明白当时老师口中“历史是一面镜子，能通古知今······”的含义。

口述历史范文篇6

“史才”的本义是指修史的才能。唐朝刘知几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据此，“史才”应是“才”、“学”、“识”三者综合的反映和结果。作为中学教师，对“史才”的水平要求可能不会像历史研究者那么高，但中学教师的“史才”内涵却更丰富。

历史教师必须研究历史，否则可能连“照本宣科”都做不到位；历史教师不同于纯粹的史学研究者，历史教师必须考虑教育对象的特点和学习状况，从而选择恰当地讲授方式，即解释历史的方式；历史教师必须考虑“传道授业”的教育诉求，在解释历史时，不能只是“一家之言”；历史教师必须善于变通，每天都得让几十上百名听众满意可不是简单的事情。赵恒烈教授说，“做一个好的历史教师很难”，难就难在历史教师的“史才”须全面而有特色，确属不易。基于实践，我觉得历史教师终生都要培养提高自己的“史才”，这点特别重要。

口才，是做好教师的基本条件。教学是以对话、交流、合作为基础的知识建构活动，语言表达是对话和交流的必需和基础，讲授法是基本的教学方法。历史的过去性和时序性决定了历史教学有很强的表述性特点，历史教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人和事，要感受、洞察、复原历史过程就离不开语言的帮助。面对纷繁复杂浩瀚无边的历史知识，讲授法是获取历史知识最为快捷的途径，而且通过讲授有助于把历史问题理解的更清楚。这就要求历史教师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良好的语言素质能使学生清晰地了解和掌握史实，获得科学的历史知识和真情实感。历史教师语言表达能力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学生对历史知识吸收的程度和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关系到教师教学效果的好坏。甚至可以说，教学之成败，以语言为先。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深刻地指出：“如果你想使知识不变成僵死的、静止的学问，就要把语言变成一个最主要的创造工具”。翻查我从教十二年的听课笔记，听过的历史课400余节，仅按教师口才角度审视，历史教师的口才基本是两类：华贵靓丽型和质朴温润型。

华贵靓丽型。教师的语言辞藻华丽丰富，富于变化，善于运用语言来制造学习的氛围，营造一种特殊的情感磁场，产生强大的感染力，从而把学生带入一种历史场景，达到“神入”历史的效果。这种语言类型的教师往往富有激情，讲课时声情并茂，甚至陶醉到忘我的程度。从口才看，这类教师语言的最大特色是擅长用典故和成语，喜欢用排比句，通过排山倒海的语言气势把师生感情一步步推向高潮。这种历史课给学生印象深刻、理解透彻、酣畅淋漓，让人流连忘返，欲罢不能。

比如，江苏省邗江中学刘强老师在执教《新中国初期的外交》一课时，采取”抒情独白”的方式导入新课，语言精练，感情充沛，上课伊始便营造了良好的教学氛围，语言得体大方，表述准确，节奏感强，这正是有效教学的一个方面。

翻开中国近代史，呈现在我们面前是总是一幅幅伤心惨目的画卷：国土沦丧，山河破碎，经济凋敝，生灵涂炭，“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像是一场场噩梦，萦回不去。“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长袖善舞，尽展大国雄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今天，我们就学习、感受共和国的外交。

另有“一位教师为引导学生把握住中国近代以来人民受辱、探索、抗争，国力从衰到兴、从弱到强的曲折历史，向学生讲述了这样一段生动精彩形象的文字:从鸦片战争的烽火到甲午海战的硝烟；从公车上书之举到戊戌六君子的暴尸街头；从谭嗣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哀怨到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长叹；从卢沟桥的炮声到渡江作战的号角；从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到东方雄狮的仰天长啸；从大漠深处蘑菇云的升腾到十余年改革开放的伟大业绩„„”

质朴温润型。教师的语言比较生活化，注重启发，善于寻找学生理解问题的起点，喜欢用疑问句，循循善诱，深入浅出。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历史，老师擅长语序和讲述角度的变换，对学生思维的启发比较有效，而且容易使学生产生不同的思维成果。它的特点有两个：一是气氛比较轻松，角度比较灵活，师生比较平等，学生思维的求异性得到了充分保证；二是教师常常是给学生充当审视历史的榜样，有助于学生比较理性、冷静地分析历史。这种语言特点的教师的课表面上看起来可能略显平淡，但在每个学生的内心往往是波涛汹涌。这种课最大的优势是回味无穷，耐品。

如一位老师在讲《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斗争》一课时，与学生的如下对话基本属于这一类型。

师：唐后期出现了“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都是地方的节度使。之后形成了藩镇割据。地方节度使能在地方上扩充自己的实力，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唐玄宗后期不理朝政，使中央权力受到削弱。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西汉初年的同姓诸侯国和唐后期的地方节度使为什么都会成为威胁中央的势力呢？

生：西汉诸侯王可以铸造钱币，经济上可以自行调控，有经济实力同时还可以自行组建军队，拥有造反的实力，节度使也一样，节度使可以自行任命自己的人，不经过中央的批准，调动军队，可以在中央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随时发动叛乱。

师：也就是说这两种势力手中都有军权，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生：还有经济。

师：如果地方上拥有军权和财权，就会有危及中央的可能，所以说他们的共性就是拥有军权和财权。②①

还有一位教师是这样讲授“绥靖政策”的：“‘二战’前英、法帝国主义采取了讨好法西斯、纵容战争的绥靖政策。什么叫‘绥靖’？‘绥’是安抚，像一个人为了让狗不骚动，便用手顺着狗毛抚摩，让它感到舒适。‘靖’是安定，用安抚的手段使其安静下来。”这么一说，原本流于概念、不易真正理解的“绥靖”二字，学生一下子就明白了。

可能很多人认为，人的口才主要形成于青少年时期，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人的口才基本定型，很难提高。情况可能是这样，但道理并非如此，因为提高口才的办法是没有年龄界限的。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提高口才的有效办法有两个：一是积累，积累语言素材，积累词汇、典故、专业术语；二是训练，把积累的语言素材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在备课、上课、反思等各环节中注重语言运用能力和口才的提高。从这两个途径上看，每个人都可以做而且应该可以做到。

文才，是教师的基本素质和成长渠道。文才即历史教师的书面表达能力，确切地说，这应是一项基本的教学研究能力，它以探索教学规律、总结教学经验、丰富教学理论、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但在实践中，训练和提高自己的书面表达能力还没有引起广大历史教师的应有注意，甚至受到轻视。究其原因：一是工作负担重，没有精力去从事教学研究；二是作为检验历史教师的标准是学生的高考成绩，而不是发表多少文章；三是资料不足和信息不便。但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只要我们自己做有心人，在搞好历史教学的同时，挤出一定的时间，对自己在历史教学中发现的问题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是完全能做到的。正如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曾说的那样：“在中学教书必须有扎实的准备，学生在他教的过程中前进了，他自己也在备课的过程中前进了，这就是教学相长。在这个基础上，在教学之余从事一些专题的学术研究，也同样会做出成绩的。”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首先在主观上提高认识。我认为，写作是教师的基本工作方式，我们每天要写教案，每月要写试题分析，每学期要写工作计划和总结，还要写学生评语，有的学校还要求写读书笔记、思想汇报、各种申请。除了这些基本的工作要求外，有的老师还想写点自己的东西，诸如日记、教学反思、博客等。既然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写，我们完全可以让这些工作精彩起来，使自己的工作亮起来，让自己的生命多彩起来，对我们作教师的来讲，对我们的绝大部分教师来讲，写作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实践中，如果我们用写文章的要求来写教学设计，用对待朋友的态度来写学生评语，用鉴赏的眼光来写读书笔记，用科学的方法来作试题分析等，那么，写作就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和学习水平。我们就能找到自己可以掌握的幸福，就会少了很多痛苦和无奈。

写作是一种大脑体操、心智训练和心力补充。在现实中，我们的“教育”常常被简化为“教学”，“课堂”被简化为“应考”，“教学”变成了“知识整理”和“解题训练”。教学就②

要变成了一种“体力劳动”了。很多老师忘记了写作是教师的基本自由和权利。

写作要求有严格的逻辑、严密的分析、准确的语言，写作能有效提高我们思维的缜密性和效率。在这种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可能会加深我们对某一问题的认识，获得新的发现和理解，产生新的认识，进而使自己的思维生发出智慧。那么，写作也是思维和智慧的修炼，就是一种深度学习。

史学工作者的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谓的“辞章之学”。好的题材和思想，如果文字表达不出来，或表达得不清楚，也是枉然。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必须善于用文字来叙述、论证史实。历史上凡是“良史”，其著作莫不具有文采，这是大家公认的。然而，如果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也是不可取的。史学不同于文学，前者是用简洁、准确的文字，叙述活生生的史实；后者则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文字简洁、明晰、准确，能用最简短、平凡的文字，表达出深邃的思想，化腐朽为神奇，是最高的境界。

在史学大师中，司马迁、翦伯赞等已经为我们树立起了学习的典范。譬如，翦伯赞1945年2月发表的《论中日甲午之战》，通篇文字如行云流水，纯净通畅，读来亲切自然，声应气求。该文开宗明义，引人深思：“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的时间飞速地过去了，假如我们不是又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谁也不会再想到一八九五年春天的紧急。”接着，依次论述战争的酝酿、爆发与结局。在分析战争的结局和原因时，翦伯赞痛心疾首地说：“甲午之战，中国一开始就是失败，以后也是失败，最后，还是失败。这是什么原因呢？非常明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落后腐败。”“在甲午战争以前的世界，早已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民主主义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文化，是当时世界的主流。在这个历史主流之前，不动的推起走，落后的被清算，反动的被扫荡，这是历史的命定。”在抨击清朝政府的妥协投降和腐败无能时说：“当敌人在旅顺屠杀中国人民之时，中国的投降使节，却在上海待船出发。当敌人炮轰威海卫之时，而李鸿章却在马关与伊藤博文握手言欢。一个人是战争的最高指挥者，同时又是投降的全权代表，这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的。一面要前线的战士去抗战，另一面又公然去投降，这个战争，怎能不失败？”

有一则《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成语：“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其意是说，语言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远。同理，文字没有文采，流传也不会远。刘知几说：“夫有学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说：“夫史所载者事也，史必藉文而传，良史莫不工文。”又说：“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诚哉斯言！③

帅才，是做好教师的必要条件。这里借用“帅才”一词，其意有两层：一是指教师要做学生的精神成长的引领者，一是指教师是课堂学习的组织者。

上海著名特教师孔繁刚说，“历史教师的价值更多地存在于学生的心中”。华南师范大学刘良华教授说，“教师要成为学生的精神领袖”。从教育本质上讲，历史教育的功能是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即人之为人的教育。实现这种教育目的的方式是内隐的，是思想上的辨识和吸收，精神上的成长和壮大，灵魂上的净化和提升。这种教育的过程主要不是靠训练和考试，靠的是与教师语言的对话、思想的碰撞、情绪的感染、精神的共鸣。可以说，历史教育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教师的教学对学生思想和精神的作用。用现代标准化的以考试为主的测量方式是难以对其做出准确评价的。作为历史教师，做学生精神成长的引领者，是教学成功、教育成功、人生成功的根本之途。

教师是不是应该主导课堂，在理论上可以探讨，但教师应该根据学习的需要进行课堂组织和调控，却是不争的职责。不管哪一种课堂教学形式，教师的课堂组织角色是不可或缺的，教师需要不断提高课堂组织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发挥课堂组织者的作用。在课程改革中，一些新的课型日渐得到认可和推广。主要有：以探究为主导的课型、以合作为主导的课型、以自主为主导的课型、以体验为主导的课型和以生成为主导的课型。每一种课型都对历史教师的课堂教学组织管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历史新课程教学中教师的作用更突出，反之，则是历史新课程教学的失败。

历史教师的“帅才”，简言之，就是“精神之率”，“课堂之帅”，“学习之率”。

专才，就是指教师的史学研究之才。具备史学研究的专业之才对于历史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仅从教学需要简要探讨。

首先要能搜集、鉴别、组织和运用有效史料于教学之中。仅靠教科书教历史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历史教师的课程资源的建设、运用、开发等要求，本质上是一种史学研究能力的要求。学生在一堂课中的学习内容，根据各种实际情况，要不要补充、补充什么、怎样运用补充进来的内容，都不是能随意回答的问题。在《历史教师的“史学”》一文中，我谈到教师教学也需要广泛占有材料。但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在这里，“详细”固然是重要的，但要做到“占有”，还须下一番分析的功夫。一是要辨别材料的真伪、轻重，这就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材料再多也不能说是已经“占有”了。二是要研究材料与材料之间的关系，这是“由此及彼”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材料再多，都是互相孤立的，不能用来说明一定的历史问题，这也不能说是已经“占有”了。三是要通过材料反映出来的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这就是“由表及里”；没有这个过程，材料再多，只是在表面现象上兜圈子，同样不能说是已经“占有”了。四是要研究⑥⑤

材料与学习主題和学习目标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相得益彰”，而不可史料堆砌，甚至造成思想和认识上混淆。可见，教师的史学研究能力，比起其他史学工作者来说，要求并不低。

其次，要求教师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史料的组织富有逻辑性和生动性，即能分析，又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理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⑦

抢救保护京族口述历史档案的思考篇7

一、京族口述历史档案的主要内容

京族口述历史档案是指建国前京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由民族知识分子口耳相传的反映该民族政治、历史、经济、军事、科技、文艺、哲学、伦理、宗教和民俗等方面情况, 具有保存价值的口碑历史档案。京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京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称越族, 1958年东兴各族自治县成立时根据其历史、语言、文化特点, 风俗习惯和本民族的意愿, 经国务院批准, 正式确定其名称为“京族”[1]3。京族有自己的语言, 历史上曾使用借用汉字而创造的“喃”字, 但一直未能发展为全民族通用的民族文字, 仅用于记载族谱和抄写“唱哈” (唱歌) 的歌本。到新中国成立前, 懂的人已极少。因此, 京族许多有价值的历史、神话、传说、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习俗、生产技术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世代传承。这些具有保存价值的口碑历史记录,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京族历史口述档案。即京族长者、道公、村老大、民间艺人等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故事、民歌、谚语、乡约、祭词、祭文、祝文等反映京族社会历史发展情况的口碑档案。其内容涉及京族的族源、迁徙发展、家族世系源流、社会组织以及生产生活状况等。如京族与越南主体民族越族是同源民族, 京族何时迁来?因何原因而来?由越南何地迁来?其在三岛的聚居区域是如何形成的?历史上并没有留下确切的文字, 都是根据京族民间流传的诗歌和京族长者的追忆作出大致判断的。

第二, 京族文艺口述档案。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京族创造了不少优美的文学作品, 其中有歌谣、历史传说、神话故事、谚语等。此外, 还有戏剧、音乐、舞蹈。京族人民爱唱歌, 歌曲曲调有30多种, 内容广泛、有山歌、情歌、婚歌、渔歌、叙事歌等。独弦琴是京族特有的民族乐器, 音色非常优雅动听。“唱哈”、竹竿舞、独弦琴被誉为京族文化的三颗“珍珠”。在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中, 海里的神仙、动植物都拟人化了, 人物活动也以大海为活动背景和舞台, 浸润着浓浓的海洋韵味。

第三, 京族宗教口述档案。京族的民间宗教为道教、佛教、巫教相混杂, 而以道教为主。京族的道教与传统道教有异, 其演绎为海洋崇拜。他们供奉镇海大王、海公海婆等神灵。他们把镇海大王的牌位放在哈亭 (集祠堂、神庙、唱哈场所三位一体的建筑物) 中供奉, 每年“哈节”到海边将镇海大王迎回哈亭祭拜。祭神的“祝文”、娱神的“哈歌”、“哈舞”, 还有从事民间传统道教仪式的“师傅”主持、执行的各种法事、作祭时吟诵的经文、祭文, 这些都是研究京族的民间信仰和宗教文化情况珍贵的原始凭证记录。

第四, 京族伦理道德口述档案。京族在生活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 有很严格的一套乡规民约, 对应该做什么, 不允许做什么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 若违反, 会受族内严厉惩罚, 人们一代代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 使这些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传承下来。如不准随便砍伐山林、尊老爱幼、勤劳诚实、团结互助等。这类口述历史档案的采集和发掘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构建和谐新农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五, 京族民俗口述档案。京族的民族风俗习惯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唱哈”节是京族最隆重的民族节日, 每年都在哈亭举行。哈节活动集中展示了京族传统文化全貌, 是京族人民长期从事海洋渔业生产的文化积淀。除哈节一整套祭神、娱神传统仪式外, 独统琴、京族歌舞、神话传说, 英雄故事、民族服饰、民族小吃等传统文化都在哈亭聚集。2006年哈节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此外, 京族的礼仪、民居、饮食、服饰、生产生活等传统历史习俗也都具有自己的特点, 包含了传统的京族文化特色。这些以口传身授为主要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研究京族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二、京族民间口头文化传承面临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 京族地区经济大发展给京族社会带来了勃勃生机, 但也对京族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一是京族传统文化的某些部分正在不断丧失、变异。京族的民歌、民间故事在解放前、解放初期十分盛行, 几乎人人都能出口成歌, 讲上几则故事。但现在会唱传统歌谣, 讲述神话、民间故事及各种民俗由来的人极少。京族经典长诗《宋珍与陈菊花》, 目前在京族地区已找不到一位能够完整颂唱这首诗的歌手。《过桥风吹》曾是一支家喻户晓的京族爱情名曲, 现在能够完整唱此曲的人已十分少见。古老的“喃”字也仅仅为几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所识, 已近失传, 京族著名的神话、民间故事的经典代表作已无人能讲完满[2]70。如今收集到的民俗文化和口头文学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异, 要想真正了解完整的传统文化, 尤其是内稳文化, 已很困难了。

二是传承工作后继乏人。民族文化传承关键在于人, 最重要的是年轻人。目前, 年轻人对非主流文化感兴趣者不多, 京族会演奏独弦琴的只有寥寥数人, 而既能唱、又能跳、又能弹的年轻人仅有1人 (东兴市歌舞团的京族演员) 。最近几年在“哈节”里“唱哈”和跳京族传统舞蹈的“哈妹”只有阮成珍、黄成珍等四个“老哈妹”, 年龄都在70岁以上。能够完整主持“哈节”仪式和能跳“天灯舞”、“唱哈”的人很难找出, “三个歌手七颗牙”道出了传承工作的困境[3]256。

三是受到传承方式和传承范围限制。京族传统的文化传承方式主要是“口耳相传”。这种文化传承方式很容易造成信息的遗漏甚至失真。同时, 京族文化传承人与被传承人两者之间的关系, 大多数是师徒关系和亲属关系, 范围极其狭窄, 这对整个民族文化的传承, 无疑是一种无形的阻碍, 不利于民族文化的普及、创新和发展。

四是民族文化记忆不断流失。京族文化传承人是京族文化的重要承载和传递者, 他们掌握和承载着京族文化的知识和精湛的技艺, 既是京族文化的宝库, 又是民族文化代代相传的代表人物。随着岁月的流逝, 这些在世的老人越来越少。目前, 一方面大多数优秀文化传承人年事已高, 精力、记忆不大如以前, 很可能来不及将自身的文化记忆全部传承给下一代就离开人世, 造成民族传统文化的大量流失, 民族文化的延续和传递无法得到保证。另一方面, 被传承人由于其悟性、理解力的差异, 也会直接影响到京族文化传承的完整性, 准确性。

三、进一步抢救保护京族口述历史档案的对策

京族在开发边疆、海疆, 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 起过重要的作用,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京族作为我国唯一滨海的少数民族, 其传统文化与内陆少数民族相比, 具有独特性, 丰富的海洋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兼具自然价值和人文价值, 是极具特色的区域民族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中, 京族将其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为全国其他兄弟民族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丰富多彩的京族口述历史档案, 为京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形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极大地弥补了文字材料在记录方面的缺失。它不仅对进一步发掘京族文化资源为京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服务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而且对构建中国现代海洋文化, 特别是实施广西从山到海的文化转型战略具有特殊意义。目前, 尽管抢救保护京族口述历史档案已做了不少的工作, 但京族口头文化的传承仍面临种种困境, 尤其是大部分传承人年事已高, 一些珍贵的口头文化将面临失传, 有些甚至会出现“历史性断代”, 若不及时抢救保护, 这些优秀的京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遭受更大的损失。

1. 抢救保护京族口述历史档案是档案部门和档案研究机构的重要职责。

京族口述历史档案承载着京族文化的宝贵记忆, 是国家记忆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 具有不可再生性、分散性和易流失性的特点。在抢救保护京族口述历史档案工作中, 作为以“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维护历史真实面貌”为重要职能和职责的档案部门和档案研究机构应担负起历史的重任, 积极开展抢救保护京族口述历史档案的工作。建议广西借鉴云南开展抢救保护云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做法和经验, 将京族三岛作为试点地区, 对京族的口述历史档案工作作进一步规划和研究, 统一部署, 分工负责, 尽快启动抢救保护工作。要配备专门人员, 做好培训工作, 设立自上而下的口述档案组织, 通过文字、灌音、录像和数字化多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 对濒危的京族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忆和保留, 并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同时, 档案学界也尽快开展上述档案的征集、管理、利用等一系列实践与理论问题的研究, 以保证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2. 加强宣传工作力度, 使社会各界都认识到抢救保护京族口述历史档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抢救保护京族口述历史档案应成为社会共识。在普及宣传《档案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条例》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中宣传抢救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 (其中也包括京族口述历史档案)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尤其在京族地区应充分利用展板、宣传单、档案读物以及文艺表演等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普及口述历史档案的知识及抢救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提高广大京族群众参与这项工作的自觉性, 这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民间社会的积极性、节省财政开支, 还可以最大限度地抢救保护京族口述历史档案。

3. 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抢救京族口述历史档案的支持力度。

改革开放以来, 广西和地方政府对京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给予许多支持和帮助。目前抢救保护京族口述历史档案已进入关键时期, 广西自治区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抢救保护工作的支持力度。一是在法律和政策上的规约和保障。二是在普查的基础上, 尽快制定抢救保护京族口述历史档案的规划, 并将其纳入防城港市和东兴市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 使抢救保护京族口述历史档案工作能顺利进行。三是建立政府抢救保护工作资金、吸纳社会捐助资金, 帮助解决抢救保护工作资金不足的问题。四是进一步加强京族口述历史档案的人文保护和传承。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应采取特殊政策, 从精神和物质上给予京族口头文化传承人关心和照顾。一方面给予适当的生活补贴和项目资金资助、鼓励其带徒弟传承民间技艺, 给予入选各级文化遗产名录的传承人相应的权利、荣誉和义务, 对生活在民间熟练掌握一种或多种京族表演形式、民间工艺的民间艺人和能工巧匠给予一定的荣誉, 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地位。另一方面经常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 定时派人去看望和慰问他们, 替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摘要：京族口述历史档案内容丰富多彩, 积淀着京族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其传统传承模式正面临种种困境, 应采取针对性措施抓紧抢救保护京族口述历史档案。

关键词：抢救保护,京族口述历史档案

参考文献

[1]编辑组.广西京族社会历史调查[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7.

[2]袁少芬.民族文化与经济互动[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

口述历史教学的实践与思考篇8

高中口述历史教学初探

整合岳麓版历史必修二第21课《经济腾飞与生活巨变》和第22课《综合探究：调查改革以来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新变化》，以此为课例，探索高中口述历史教学。

1. 课标要求

以我国近现代报刊、影视和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为例，说明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

新课标“教学活动建议”部分指出：结合生活实际，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本地区经济发展某一方面的变化，并撰写调查报告。

2. 开展口述历史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教学内容分析

这两课归属于第四单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探索》，上承20世纪50——7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与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对内改革，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对外开放。这两课是对上述内容的总结，从GDP数据的变化、城市进程加快、互联网的迅速普及、衣食住行的变化四个方面，阐述了经过改革开放，中国老百姓生活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教材内容较为简单，较少需要学生识记的“双基”知识和难点。如果按照传统教学，用讲授法、视频播放、图片展示等方法讲授，难以完成本课过程与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

更重要的是学生正亲身体验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巨变，学生的父母多为60后或70后，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可作为本次口述历史的被采访者。

学情分析

教授对象为高一下学期的文科某班学生。该班学生学习历史学科的兴趣浓厚，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但对口述历史缺乏了解，也从未尝试进行口述历史，需要得到教师的帮助。

时间可行性

高中生课业负担重，而且多在学校寄宿。周末时间太短，寒暑假时间长，但教师难以及时指导学生，解答学生疑问。本课的教学时间恰巧在高考前，学生正好利好较长的高考假期开展口述历史教学活动。

3.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的变化；知道城镇化的概念，能结合珠三角实际分析中国城镇化进程和其影响；分析进入互联网时代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感受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触动。

【过程与能力】

小组合作进行口述史采访，培养协作精神和组织能力，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习得论从史出的历史研究基本方法，感悟严谨、细致的历史研究精神。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