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高校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部分，它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做出了很大贡献。民办高校相对公立高校来说，发展之路坎坷，发展障碍颇多。为了拓宽民办高校发展之路，理顺民办高校的发展机制，政府对民办学校出台了分类管理相关制度。
在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对于是否允许民办教育以营利为目的是一个发展的、曲折的、渐进的过程。国家教委1987年7月8日发布的《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在条文上并没有禁止社会力量办学营利行为的表述，而国家教委1996年出台的《关于加强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工作的通知》(教成[1996]7号)则明确提出社会力量办学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国务院1997年发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规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教育机构的积累只能用于增加教育投入和改善办学条件，不得用于分配，不得用于校外投资”。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对于民间资本办学能否取得收益的立场有所松动。2002年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2004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则规定举办者可以从民办学校的办学结余中取得回报。虽然政府规定民办高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但是又允许给投资人一定比例的回报。这样的看似矛盾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办高校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难以把握政策、无法操作、无所适从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提出了“分类管理”这一构想与模式。2016年，全国人大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将民办学校划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举办者不取得办学收益，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营利性民办学校举办者可以取得办学收益，办学结余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分配。对两类学校实施差别化扶持政策，同时坚持教育的公益属性。相应地，民办高校分类管理就带来的财务治理也必须与分类管理相适应的问题。
民办高校内部治理不均衡是导致当前财务治理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许多国内民办高校的内部治理权力过于集中化，比如对于董事会来说，大部分决策都是由董事长一人决定，造成了“一权独大”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导致的后果是决策过程随意化、决策论证缺失化、决策结果非法化、学校利益侵蚀化。有些高校虽然对董事会进行改革，采用相对合理的模式，但是依然没有发挥出预期的效果。此外，民办高校财务负责人在财务管理过程中往往没有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对于财务的筹资、投资以及财务风险的防控等环节的参与还是有明显的缺失。这些问题，究其原因，还在于民办高校举办资本的逐利本性没有得到有效制约。
政府对公立高校和民办高校的治理不完善。如果政府对高校管理过于严格，会导致学校的发展思维受限，但若是对高校管理过于疏松，可能会导致学校的发展规划缺失、工作松懈、违法乱纪。无论是过于严格还是过于疏松，对于高校的发展来说都是不利的。由于公共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对于民办高校来说，政府对其资助很少，这也间接导致了政府对民办高校的掌控力度很小。政府对民办高校支持力度有限，导致正面引导力度有限。许多民办高校没有按规定实施会计核算，导致无法提供有效、客观的财务信息，政府及社会无法对其重大财务风险进行识别、预警和防控，进而导致重大不稳定事件的发生。
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许多民办高校的举办者借非营利之名，行营利之实。由于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允许举办者获得合理回报，私人资本大量进入了办学行列。而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分类管理后，登记为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可能需要补缴当初划拨用地的土地出让金、追缴此前的税费，并丧失原先享有的税收优惠等原因，导致举办者登记为营利性学校的积极性不高，绝大多数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学校。据统计，2016年11月7日前设立的民办学校，90%属于投资办学，对于这些举办者来说，即使选择登记为非营利，也并非是放弃了追求利润，他们会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获取经济收益。未来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如何监管，需要在政策落实上未雨绸缪，出台具体实施细则。
分类管理制度的建立，能使高校的管理告别单一的管理模式，走向多元和双向的管理模式。在分类管理制度下，民办高校分为营利性高校和非营利性高校。不同性质的高校的管理模式不一样，非营利性的高校在财政投入方面相对有优势，而营利性高校在办学收益分配上更加符合投资人的意愿。所以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应根据性质不同分别实施治理，出台具体措施，协调二者之间的竞争与发展。
内部治理的重点是要实现财务权力的均衡。
非营利性高校的内部财务治理要注重实现共同治理。一方面要参照公立高校的财务体制，另一方面要结合民办高校的特点，可以设立董事会、校务会和教代会。将权力配置到不同的机构，最终为了高校的发展共同做出决策。在董事会下可以设有财务审计委员会，对学校的财务运行过程进行监督和评价，并提出改进意见，避免了财务权利过于集中的问题。校务会主要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决策。要将财务负责人的作用发挥出，来对于财务负责人的选择，可以聘任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要具备专业能力和独立性，保证财务治理顺利进行。教代会的设置是为了实施监督，不仅要监督董事会的决策，还要监督校务会的执行情况;不仅要事后监督，还要事前监督、事中监督，随时都要监督学校的运行动态，切实保障流程透明，信息公开。
营利性高校的内部财务治理具备自己的特点，在参照公司治理模式将主要决策权力赋予董事会的同时，也可以将部分权力赋予校务会和教代会以实现制衡和纠偏。
外部治理的重点是要实现政府与社会对财务治理的参与。
非营利性高校的外部财务治理需要强化政府这一治理主体的参与意识，要完善政府参与治理的细则，通过规范政策来实施对高校财务的监督，实施政府牵头、社会辅助的一种监管模式。应该将形式化政策转变为具体的实施举措，切实监管到民办高校的财务信息，同时，借力社会第三方机构实施共同监管，保障利益相关者的权利，确保政府参与到高校的治理中并发挥积极作用。比如高校的学费收入、财政补助等都要通过政府的审计部门或社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合法有效的监督，并将部分情况向社会公开披露。
相对非营利性高校来说，营利性高校的治理要吸收更多的市场因素进来，充分发挥市场行为的自我调节作用。可建立自我监督为主、社会监督为辅的一种监督模式。这种模式下，第三方的社会监督机构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依靠学校的委托和政府政策监督民办高校的财务运行。
民办高校的财务治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根据民办高校的特性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兼顾内部权力配置与外部治理参与，既提高治理效率，又顾及各利益相关者，达到有效地提升民办高校财务治理水平的最终目的。
摘要：随着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度逐渐提升，不仅公立高校在追求高质量发展，还有很多民办高校也进入了内涵发展的阶段。民办高校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民办高校的财务治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结合当前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共同致力于民办高校的财务治理，为民办高校的财务治理和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分类管理,民办高校,财务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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