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摘要】中美俄是当今世界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在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大背景下，要正确、深刻理解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当今的中美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的美苏关系，中美之间不是也不会出现“新的冷战”，因为时代不同，缺乏形成冷战格局的国内外形势和主客观条件。中美之间也不是大国竞争关系，而是在新的国际格局下的大国竞合关系，即竞争与合作并存。竞合是新时代大国关系的常态。当今中美俄新三角关系具有合作与竞争并存、发展优先、不结盟、 非阵营对抗的特点。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的情势下，这个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胸怀。大国关系要避免走入“修昔底德陷阱”，应当遵循以下层层递进的三项原则(或 路径)：第一，正常大国关系;第二，理性大国关系;第三，新型大国关系。
【关键词】“修昔底德陷阱” 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国竞合 中美俄 “一带一路”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7.007
中美俄是当今世界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定位中俄为“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对手”，对俄继续实行经济制裁，对华挑起贸易摩擦。国内外学术界“新的冷战”“第二次冷战”等说法不绝于耳，有人由此断言“中美之间注定一战”。[1]那么，中美俄之间会有“新的冷战”吗?透过现象看本质，笔者认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国之间确有类似冷战的一些迹象和特征，但不是“新的冷战”，而是新的国际格局下的大国竞合。
为什么大国之间更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胸怀?
何为冷战?冷战(Cold War)一词是有特定含义的，最早由美国政论家赫伯特·斯沃普1946年初提出。他在给美国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起草的演讲稿中写道，美国处于“冷战方酣之中”。1947年4月，巴鲁克发表这篇演说，“冷战”一词开始流行。1947年9月，美国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发表了以《冷战》为题的论著。[2]“冷战”是相对于“热战”即战争行为而言的，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的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紧张斗争和较量。“冷战之名被用来称呼苏联与美国及其各自的追随者之间的战后僵持”，[3]冷战长达近半个世纪，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才结束。
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特点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始终是冷战的主角，同时具有阵营、集团对抗的特点;竞争的全面性和结构性，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但军事斗争是主轴，军事实力势均力敌，经济联系和人文交流非常薄弱;冷战既是战争，也是和平，主角之间没有直接战争、全面战争，小冲突、代理人战争不断，维持“恐怖的平衡”;大国争霸与意识形态之争混合在一起，高度一致，争霸为主;拉帮结派，联盟政治特点明显，机制化水平高。
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只有表面上的一些相似，但其实本质上有很多不同，不太可能出现“新的冷战”。第一，现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包括中美之间经济、金融联系非常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两国之间每年都有巨额的贸易量，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与苏美冷战期间几无经济联系不可同日而语。冷战时期，苏联奉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苏美之间的经济、贸易、金融联系非常薄弱。第二，中美之间有巨量的人员来往。每天两国之间的公务、商务、人文、科技人员、留学生、旅游来往不断，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也为美国提供了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第三，在综合实力方面，特别是军事领域和国际影响方面，中国都未必达到苏联时期的水平，离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还有较大距离;中国既不谋求取代美国，也不谋求世界霸权，恰恰相反，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主张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第四，冷战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而中国的外交淡化意识形态，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不谋求“输出中国模式”，也“不当头”，既不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也不当第三世界的头。中美即便有竞争，其广度、烈度、强度也不大可能超过美苏冷战。中美之间并无生死存亡之争。第五，冷战是结盟政治，中国长期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在反恐、气候、病毒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这点与苏联、美国根本不同。在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的情势下，中俄美等大国相互救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胸怀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在百年未来之重大灾难面前，人类只有同舟共济才有出路，没有任何人、任何国家能够单打独斗，独善其身。第六，冷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没有赢家，得不偿失，使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生活在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阴影之下，降低安全感和生活质量、幸福指数，使国际关系处于紧张和战争阴影的不正常的状态。中、美、俄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国的核武器数量与俄美两家不是一个级别，因为如果单看弹头和导弹的数量，俄罗斯与美国占据了世界90%的核武器军火库。虽然中国的核武器只发挥着较小的威慑作用，但保卫国防、维护国家的生存安全还是合理足够的。第六，中国不愿意打冷战，美国也未必愿意打。只要有一方不愿意打，冷战就不可能打起来。在当今各国比较务实、利益优先的大背景下，美国想拉帮结派对付中国并不那么简单和容易。因为美国同伴未必团结，美国的盟友渐生离心倾向。中小国家也不愿选边站。最后，全球意义上的“冷战”是以两极格局为前提的。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兩个经济体，如果爆发冷战，则不可能是地区性的，而一定是全球规模的。当前的国际格局早已不是两极格局，而是一超多强格局向多强一超格局过渡。而无论是一超多强格局，还是多强一超格局，都说明了世界在向多极化、扁平化格局发展。国际格局的变化决定了中美之间不可能爆发美苏之间已经发生过的全球性质的“冷战”，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现所谓“新的冷战”“第二次冷战”。
如果说把“冷战”看作是一种对抗的思维、对峙的观念、对立的思想模式的话，那么，在一定时期一定领域中中美关系确实有些貌似冷战的特征(所谓“亚冷战”或“次冷战”)，但是，那只是局部的、表面的相似，表象并不等于真相，现象更不等于本质。“冷战”既不是当前中美关系的实质，也不是当前中美关系的性质，更不是当前中美关系的科学、精准定位。如果说美俄之间会打“新的冷战”，倒还有点道理，一则是历史的继承，二则美俄在军事安全、地缘政治、战略稳定等高级政治领域的竞争激烈、明显且公开。至于中美之间，低级政治领域(经济、社会等)的关系密切，高级政治领域(军事、战略等)对话而不对抗，对抗也不剧烈，不明显。在当前逆全球化加剧、特朗普奉行“大国竞争”战略、世界显得有些无序和混乱的大背景下，将大国关系意识形态化、极端化，一些人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偏差，误认为当前大国之间会进行“新的冷战”或“第二次冷战”。与其说是“新的冷战”“大国竞争”，不如说是“大国竞合”。竞合是大国关系的常态，冷战则是非正常状态。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大家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胸怀比任何时候更重要，尤其是在负有特殊责任的世界大国之间。
为什么是大国竞合，不是大国竞争关系?
这是由当今的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的特点决定的。所谓国际格局，即主要国家行为体，即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苏东剧变导致冷战走向终结，美苏两极格局结束，雅尔塔国际体系崩溃，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似乎开始了美国单极独霸格局。事实上，冷战结束近30年，国际格局经历了从一超多强向多强一超的过渡。美国仍为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事实上的全球霸主。起初其他多强，欧盟、日本是美国的盟国、小弟，俄罗斯处于苏联解体后的衰弱状态，中国尚未崛起，印度离得更远。但美国好景不长，2001年遭受国际恐怖主义的打击，卷入了10年的反恐战争。2008年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美国单极的地位有所下降。而中国、印度在迅猛崛起，俄罗斯重新复兴，欧盟、日本开始自主发展、与美国产生了离心倾向。尽管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结构没有发生根本的质变，但多强的地位有所上升。无论是一超多强，还是多强一超，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实力无与伦比，地位举足轻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从绝对单极向相对单极，从一骑红尘、笑傲天下到群雄并起、大国竞逐的变化。当今的国际格局同时发生了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格局向传统与新兴力量两“集”格局的演变过程，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传统一“极”逐渐分化为“集”，以中国、俄罗斯等为代表的新兴国际力量逐渐组合为新兴一“集”。“极”与“集”大不相同。“极”是力量中心，机制化、整体性水平很高。而“集”则是集体、集合、集群、集团、组合，具有分散性，机制化水平不高，非对抗性，非意识形态色彩，并且是动态的，具有可变性。发展与竞争是大国关系的主旋律。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是为竞合(Coopetition)关系，是新时代大国关系的新常态。不同大国关系的区别在于两者的程度不同，是合作多于竞争，还是竞争多于合作，哪种性质占主导地位。如果说1979年中美建交后的40年，中美是合作大于竞争，那么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变成竞争大于合作，但不等于只有竞争没有合作，也不等于不合作，只是竞争的比重增加了。竞争并不等于冲突，更不等于战争。而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很显然是合作大于竞争，在不结盟或“准结盟”的基础上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但并不等于说只有合作，没有竞争。在热核武器存在的年代，有核国家之间展开直接的武装冲突甚至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战争的不可承受之后果、人民强大的和平压力、决策者的理性选择，这就决定了大国之间的关系，上下都有界线，不可能是无底线的。
竞合与竞争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相差很大，性质不同。竞合包括竞争与合作两面，并且往往以合作为两国关系的方向和基调、底色，是竞争中的合作、合作中的竞争。竞合会使大国关系保持理性和总体可控，甚至建设性的互动，两国关系是有界线、有底线的。而竞争只是强调了两国关系中消极的、争夺的一面，易走向极端、恶性互动、零和博弈，只重相对效益不重绝对效益，导致形势的不稳定、不可控、不可测。
无论是老“集”还是新“集”之间，还是“集”的内部，结盟-准结盟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冷战时期的联盟，往往是大国联盟，或以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集团联盟和阵营对抗。在联盟的内容上，以军事、安全、政治、战略等“高级政治”联盟为主，并且是全面的、整体的、结构性的，联盟之间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冷战后，超级大国中一极坍塌。传统的联盟命运各异：一些聯盟组织迅速消逝。如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等。一些联盟形式失去了活力或空间，如西欧联盟，不结盟运动，等等。而另一些传统联盟形式不仅保留，而且扩大、加深，也在分化。如北约东扩，美日同盟再定义。但北约成员国在叙利亚、利比亚、对俄政策等问题上发生分歧(如美欧之间、美土之间)。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联盟形式：一、“准联盟”。如果把有正式结盟法律文件规定的全面、正式联盟谓之结盟，那么没有正式法律条文的、心照不宣的局部、非正式联盟则为准结盟。其目的是共同合作以完成某项战略任务，而这种战略任务依靠其中任何一方或几方都无法单独完成。如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二、志愿联盟，或自愿联盟的出现，又称临时联盟。三、战略联盟。如金砖国家集团。四、小国联盟。如维谢格拉德集团、小岛国家联盟。一些老的小国联盟在新的形势下焕发了新机，比较活跃，如东盟、非盟、非盟，等等。五、非正式联盟。如为解决朝鲜问题而组织的六方会谈，为解决伊核问题而出现的“六国方案”，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等等。六、交叉性联盟，也就是说，一些有影响的国家同时参加两个以上的联盟，可以起到联结两个或两个以上多个联盟的纽带作用。如印度，既是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集团正式成员，又是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重要玩家。七、局部性联盟。而非全面性、结构性联盟，为了解决某个具体的、领域的、局部的问题(经济、安全、职能、区域等)。
从内容和机制上，冷战后联盟表现为以下特点：不稳定、不紧密、对抗不明显，机制化水平不高，比较松散，变化性大。如果说在两极国际体制下各个阵营、集团的成员一经确定就固定不变的话，在多极世界秩序下，各个集团、组织、阵营的建立和解体是不断发生的。
在经济、社会等“低级政治”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出现了联盟，但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联盟形式、性质呈多样性，成员呈交叉性。国际联盟显得复杂微妙、丰富多彩，并没有出现反霸联盟。传统制衡渐失市场。中小国在联盟中表现抢眼。盟主不能有效地控制联盟成员的行为，如美国与欧盟、土耳其的关系。
究其原因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取代了冷战时期体制与阵营的对抗这个主要矛盾。各个国家、民族、国家集团都以自身的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發展利益作为主要任务，求富、求强，高级政治的矛盾相对淡化。世界进入了从一超多强向多强一超的过渡，难以有效地相互制衡;各国奉行实用主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加强;国际社会发展利益多元化，相关、相交、相融性加深;各国国家利益内容具有多样性;实现的主体具有多元化;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多样化，外交方向具有多向度。加之区域一体化，社会信息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极化。唯一超级大国的影响复杂，领导力和影响力下降。[4]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当今世界的几个主要，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新出现的行为体印度，已经正式从欧盟中脱离出来的英国，它们激烈博弈，彼此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并且不断地发生变化。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奉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美国至上”，企图保持美国治下的世界领导权“一百年”。中国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两个“一百年”和“一带一路”建设，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俄罗斯要实现重振大国雄风。普京引用了“给我二十年时间，还你一个神奇的俄罗斯”的豪言壮语。欧盟一体化虽遭遇挫折，然而欧盟仍然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际组织，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并推进着外交和安全的一体化。日本韬光养晦，自然不甘人后。安倍力主日本修宪成为“正常国家”，成为日本二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印度虽是后来者，但从来就不缺“有声有色的大国”雄心。莫迪就是其代表人物。至于曾经的超级大国英国，虽然脱离了欧盟，并没有放弃其全球大国的志向，相反恰恰是为了重建“全球英国”。
离“热战”最近的是“温战”，离“冷战”最近的是“凉战”。中美竞合关系说明，中美之间既不会“冷战”，更不会“热战”。在不走极端的情况下，最多也就是局部的“温战”或“凉战”而已，竞争与合作并存，竞争中始终有合作，即竞合关系，而不是只有竞争没有合作的零和博弈。
当今中美俄新三角关系具有非联盟特点
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相比，当今的中美俄新三角关系特别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说服力，能够说明当今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非冷战特点。
所谓三角关系，即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三边关系。冷战时期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当前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虽然近年来大国竞争逐渐突出。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是两极争霸，当前的国际格局是多强一超，可谓多极并存。冷战时期中美苏三角关系比较典型，针对的是当时的苏联霸权的扩张，当前的中美俄三角关系具的新的特点，针对的是美国霸权的护持。冷战时期三角关系追求的目标是各自国家的安全，当前中美俄三角关系追求的是各自国家的发展。冷战时期中美苏三角关系博弈的方式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激烈的对抗，当前中美俄三角关系主要是经济、社会、安全、政治领域相对温和的较量。冷战时期，东西方同盟形式泾渭分明，阵营对抗公开明显。当前，同盟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阵营划分并不明显，相对模糊。在力量对比和各自地位方面，大三角中，中美联手制苏，苏联最为被动;美国取得主动地位;中国实力最弱，然处境最为有利。新三角中，美国的综合国力最强，俄罗斯与当初苏联相比国力下降，但也没有降到当初中国国力的地步。中国比当初国力大增，但也没有达到当初苏联那样能够与美国势均力敌、平分秋色的程度。在新型三角关系中，由于第一强国宣称中俄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很自然成为中俄最主要的防范对象。但是中国也似乎失去了冷战时期所拥有的“左右逢源”的地位，无法韬光养晦，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从经济方面来看，冷战时期，主要对手之间很少经济联系，形成了两个平行市场，而当今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信息交通联通，主要对手之间经济联系密切，并且相互渗透。就其影响而言，大三角关系影响遍及全球，决定整个世界的国际政治面貌，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苏美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而当今新三角关系主要影响亚欧区域，包括中亚、东亚、中东、中东欧等，个别情况外溢，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并且不很明显。大三角要从世界框架下去理解，新三角要从亚欧框架下去解读。就机制运行来说，大三角关系主要是通过军事、政治、战略等高级政治的互动实现，互动方式单一、明确，机制化水平较高，新三角关系还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等低级政治互动方式，机制化水平较低。大三角关系中，能源因素重要但不突出;新三角关系中，能源因素凸显战略性。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能源合作是中俄合作中份量最重、成果最多、范围最广的合作领域。从国内政治来看，大三角时期国内政治对外交影响不大，各国外交主要由领袖、精英决定，民众参与较少，影响较小。而新三角时期，各国国内政治对外交影响很大，民众作为行为体也积极参与对外关系，出现了“人民外交”“民间外交”。大三角关系的作用领域主要是陆海空传统领域;新三角时期新增网络、太空、北极、海洋等新兴领域。至于三角关系中美俄联手对华可能性：大三角时期绝对排除;新三角时期，特朗普意欲拉拢俄罗斯共同对付中国，但没有可能性。因为俄罗斯不会牺牲好不容易且比较稳定的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去交换经常变脸的俄美关系。元首外交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中起到战略引领的作用。两国元首既是战略规划者、政策制定者，又是实践推动者，亲历亲为。普京是头脑清晰的政治家，具有丰富的大国博弈的经验。美国不会也付不起所谓联俄制华的代价。大三角的博弈，美苏两霸往往以绝对效益为目标，争取优势地位。新三角中，美国有时以双输为手段，追求相对效益，维护已有的霸权地位。在大三角关系中，美国对苏、对华政策是明确的，以苏联为针对对象，比较单一，公开且明显，但在新三角关系中，美国以中俄为对象，以分化中俄为目的，因而其对中俄软硬兼施，文武相济，打拉并用，其政策是变化的，实用主义的。[5]
新时期的中美俄三角关系，具有传统三角关系的一些特点，保持三角关系的态势，但增加了新时代的新特点。中俄“外交组合”，可以不用传统三角关系零和博弈思维，不追求传统三角关系的目标，不采取传统三角关系的行为。即中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不搞“二对一”，结伴而不结盟，不是同盟，胜似同盟。在不结盟的基础上，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在不结盟的前提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而中美对话而不对抗，是对手而非敌人。俄美斗而不破，关系可控有节。新三角不是以相互遏制、相互敌对的方式处理相互关系。中美俄三方可以平行、平衡、平稳、平和发展双边关系，良性互动，善意竞争，多元共生。也就是说，除非美国自己犯了战略性的错误，否则中俄无意重蹈冷战时期的思维和策略，双方结盟共同对付美国。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相比，当今中美俄新三角具有合作与竞争并存、发展优先、不结盟、无阵营对抗的非冷战特点。当前，尽管特朗普政府定位中俄为“战略竞争对手”，尽管中俄本身也遭受新型冠状病毒的袭击，但风月同天，命运与共，两国还是对作为新型冠状病毒的重灾区的美国进行了医疗救助，表现出了应有的人道主义关怀与大国的胸襟担当。
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走向新型大国关系?
如果把“冷战”泛化成一种大国竞争、对抗的思想、精神、观念，那当前的中美关系确实有几分相似，但相似并不等于事物的本质。冷战使人们生活在热核战争的阴影和不正常的国际关系状态之下，尽管冷战对人类生命的剥夺不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冷战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进步。大国竞合，淡化联盟政治、意识形态，并避免战争，重视发展，又比冷战进步。
就中美关系的解决方案而言，美国曾提出中美共治G2说，中方不接受。中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美方不接受。中方不接受中美G2，是因为中国不搞霸权主义。美国不接受“新型大国关系”，是因为其无意与中国平等。所谓中美夫妻说，离事实很远，只是少数人的一厢情愿。根本的出路在于，吸取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的经验教训，发挥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智慧，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和平、共同、可持续性发展和安全，促进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放弃传统的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互损双输。世界历史提供了修昔底陷阱模式(如斯巴达与雅典;一战时的协约国与同盟国;二战时的法西斯轴心国集团与反法西斯同盟国集团)模式，历史也提供了和平过渡、合作模式(如葡萄牙与西班牙;英国与美国;美国与苏联)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仍然处于相对强势、有利和主动的地位。美国要避免从制度性霸权到实力性霸权，少些任性，不搞对抗;从重相对效益到绝对效益，从相互遏制到彼此竞合，提倡多边主义、国际主义、区域和全球治理，重视世界发展、人类进步、各国方案、共同智慧。中美要避免重蹈“修昔底德陷阱”和“冷战”格，摒弃搞所谓的“注定一战”“必有一战”。中美两国要共同努力，拿出负责任的大国担当精神，相向而行，为人类共同发展和国际政治文明做出贡献。
中美不是冷战对手，更不是敌手，而是理性的大国竞合关系。两国之间有合作，有竞争，合作与竞争并存。竞合是新时代大国关系的常态。两国之间不是你得我失、你输我赢、你兴我衰、你成我败，也不是零和博弈，结构矛盾，全面冲突，赢者通吃，输者通输，更不是赢王败寇，敌我之争，生死存亡，充其量只是在发展快慢、道路优劣、地位上下、威望高低等方面客观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而已。而且这种竞争经常可以采取合作的方式。两国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霍布斯文化，虽然也不是同生共死的康德文化，是竞争与合作共存的洛克文化。有太多的理由要搞好中美关系，也有相当的依据妨碍中美关系。如果说，中美关系固然好不到哪儿，因为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和竞争，但中美关系也理应坏不到哪儿，因为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与大量的合作，谁也离不开谁。中国愿意搞好中美关系，这是明确的、不变的。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方面。
在大国力量对比总体东升西降、中美力量对比出现了对美国不利的趋势的大背景下，美国觉得中俄是挑战和“威胁”，感到了危机和焦虑。特朗普宣称中俄为“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对手”，就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思维，企图以遏制、对抗、互损的方式延缓中国的崛起进程和速度。其实，虽然目前美国的“软实力”受损，但硬实力在上升，包括经济、军事、科技实力。美国相对实力下降，但绝对实力上升，在能源革命、军事改革、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并有进一步拉开与中俄距离的可能。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惜以一国之力对抗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频繁破坏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十分任性，为所欲为，追求相对效益、“绝对安全”和“美国第一”。美国的目标和手段之间陷入了悖论，四面树敌，两线作战，力不从心。
发展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大国关系应当遵循层层递进的三个原则或三条路径：第一，正常大国关系;第二，理性大国关系;第三，新型大国关系。所谓正常大国关系，即不属于非正常、非常规、出人意料的国家关系。所谓理性大国关系，就是不走极端、可以商谈和妥协、不至于不可收拾的国家关系。中国不可能变成美国，正如美国不可能变成中国一样。中国不可能不发展，不可能变成三“无化”(无力化、无能化、无害化)国家，美国不可能甘心情愿地放弃全球霸权和世界领袖地位。所谓新型大国关系，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在当前情势下是一种理想状态、一种良好的愿望。这类似于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康德文化境界，目前还不是很现实。寻求中美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即共同利益、相近利益、相似利益和交叉利益，以及共有观念和大体共识，求同存异，各美共美，多元共生，良性互动，善意竞合，是比较现实的选择，虽然不容易，但也值得去努力，而且未必就注定不能成功。经济、金融、高科技、全球气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人道主义救援、新冠肺炎疫情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等等，都迫切需要中美两国同心协力的合作。大国负有特殊责任、担当和使命。画地为牢、零和博弈，只能导致重蹈覆辙。正像1941年美英两国签署共同合作、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大西洋宪章》一样，中美在新的历史时期应签署新的以共同合作、促进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带一路”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区域和全球一体化倡议，是践行国际合作的平台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
冷战既不符合大国的利益，也不符合各国的利益，既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愿望，也不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世界不需要“新的冷战”，因为除了两败俱伤外，不可能有赢家。恰恰相反，世界人民所需要的，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观照，运用人类的共同智慧，避免出现“新的冷战”，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2020年新年伊始，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国不把中国列入“货币操纵国”，中美贸易摩擦按下了暂停键，特朗普令人惊讶地声称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2020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他不断提到了要与中国政府协商，密切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美俄日等大国互伸援手，中俄还帮助陷入重灾的欧盟国家抗击疫情。但同时，美国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待遇，将五家中国媒体列为在美外交使团，继续打压华为，美国军舰军机继续在南海区域活动。凡此种种，或预示着中美上一轮博弈的结束，以及新一轮竞合的开始?不管怎样，当今只有大国之间共同合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才能实现世界美好愿景。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ZDA040)
注释
[1][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2]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51～352页。
[3][美]诺曼·里奇：《大国外交：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时殷弘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8頁。
[4]李兴：《论西方盟国之间关系的基调与演变》，《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9月下。
[5]李兴：《中美俄新型三角关系评析》，《统一战线研究》，2019年第5期。
责 编/赵鑫洋
作者：李兴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大国关系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经历了冷战时期的“结盟模式”、“不结盟模式”以及冷战后的“伙伴关系模式”三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正逢美苏两大集团间“冷战”，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使新中国选择了与苏联结盟。然而，在现实国际关系中，弱国选择与强国结盟就需要承认并接受结盟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显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并不情愿如此。1980年代，伴随中关苏关系的变化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确立了不结盟外交政策。不结盟政策的实施，不仅使中国在外交上更加独立自主，在纷繁复杂的世界舞台上，可以权衡利弊，审时度势，作出自己正确的决策，而且使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为开展全方位外交和实行全面开放创造了条件。19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中国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积极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而作出的外交选择。伙伴关系模式的精神实质是追求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平等、合作、共赢。这与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日益增强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的背景相吻合。
关键词：大国关系;结盟;不结盟;伙伴关系
一、新中国成立后特殊历史时期的“结盟模式”
结盟是一种古老的国家关系模式，在中国春秋时期的诸侯会盟就是这一古老模式的肇始。结盟的载体是盟约，其具体表现为军事、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一般是通过军事手段的联合实现政治上同盟的目的。冷战时期国家的结盟一般采取条约的形式，以共同的目标、相似的意识形态和一致的利益为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正逢美苏两大集团间“冷战”，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使我们选择了与苏联结盟。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由于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1949年全国解放时，粮食和大豆的产量比历史最高年的水平降低了25%，棉花的产量降低了48%。工业生产损失更重，生产资料生产降低了53%，消费资料生产降低了50%;主要工业品产量与解放前最高年比较，降低的百分比是：钢83%，生铁86%，原煤48%，电28%，水泥71%，棉布32%，糖52%。交通运输几乎陷于瘫痪状态，内外贸易滞塞，物资匮乏。就国内政治环境而言，国民党盘踞在台湾岛伺机反扑，大陆还潜伏着上百万武装土匪、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等进行反革命颠覆活动，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新中国迫切需要得到国际承认和支持，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政局。毛泽东当年曾设想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努力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合作，他甚至认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仅有的国家”。然而，美国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却采取了单方面援蒋和反共的政策，致使蒋介石在1945年8月以后得以借助美国的援助，在华南、华北和东北等地抢占战略要地，造成战后初期中国空前的内战危机。仅从1946年3月至6月间，驻华美国海军就帮助国民党运送了8个军到东北和华北，并通过一系列军事物资为国民党输血打气，使蒋介石得以在6月底挑起了全面内战。1949年初，伴随着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大规模援助和国共内战的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同美国进入了一个深刻对抗的时期。1949年春夏，中共虽一度同美国外交官进行了短暂的接触，仍因双方根本利益的冲突而没有任何结果。此后，美国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禁运，军事上战略包围，并积极策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及其残留在大陆的反动势力以各种方式从事捣乱和破坏，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而苏联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一度对中共的政策弹性很大，非常犹豫。1948年毛泽东提出去莫斯科商谈中苏问题，斯大林不同意，他决定派米高扬来西柏坡，而不希望毛泽东亲自去苏联，他认为毛泽东还处于“游击队领导人”的地位，而不是一国的领袖。1949年4月，罗申还向美国公使克拉克说：“中国的局面，包括共产党在内，谁也控制不了，共产党即使最后接管，也不见得比国民党成功。”不相信中共能够胜利。5月31日，苏联居然还与名存实亡的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华民国交通部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民用航空总管理局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之协定》，延长期5年。尽管这样，苏联在具体做法上还是偏袒中共的。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帮助中共在东北奠定了稳定的根据地。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开始认真地看待中共，并明确表示了愿意援助中共搞建设的态度。5月30日，罗申离开广州回国，标志着苏联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转向支持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即宣布予以承认。
面对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以及美国对日本政策的逐渐改变(由原来的削弱日本，逐渐演变为不过分削弱日本、扶植日本、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对抗共产党的岛链部署的重要一环)，中共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奋起反击外，别无选择。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1950年2月新中国同苏联签署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第一条就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直至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谈道：“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中苏正式结盟，使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能够更加有效地反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侵略政策。中苏签订友好条约后，受苏联影响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也先后承认了新中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同时，苏联代表于1950年8月1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建议，中国应当由共产党政权代替国民党政权加入联合国。这一建议在以后的各有关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上被屡次提出，而且苏联代表在会下还在各国代表中积极开展工作。其间，尽管中苏之间有一些分歧，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自始至终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权利
进行着不妥协的斗争。这种在国际上、政治上的声援以及在道义上、原则上的支持，使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借“承认”问题对新中国施加压力、迫使新中国就范的企图彻底失败。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签订了苏方以1%的低利息给中方12亿卢布贷款的协定，这项贷款作为偿付苏联所同意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之用，从1950年到1954年分5年交付。贷款的偿还从1954年到1963年分10年进行。贷款和利息是以中国大量出口的普通商品作价来偿付的。1954年10月，双方又签订苏联给与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这些贷款，增加并扩大了对中国工业设备供应的范围，对加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1950年4月，中苏双方又缔结了《中苏贸易协定》、《易货协定》，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从《中苏贸易协定》签署到1955年，中方从苏方进口的物资中，95%以上都是中国工业建设最必须的生产资料，其中包括很多成套的工厂设备和各种优良的工作母机。中国“一五”计划的核心——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工业企业中，50%～70%的主要设备由苏联供应。如鞍山大型轧钢厂、哈尔滨量具刀刃厂、沈阳风动工具厂等新建企业的成套设备，都是苏联供给的。而中国供给苏联的是各种农产品、副食品、茶叶、丝绸、手工艺产品等，这些物资对苏联的生产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起着很大的作用。
科学技术合作是中苏经济合作关系的另一重要形式。苏联所提供的技术资料、图纸，大大提高了中国的设计水平，提高了工程和产品的质量，节省了人力物力，降低了产品成本。另外，苏联应中国的邀请派遣了大量专家到中国来，这些专家的建议在中国的建设中起着重大作用。鞍钢的中国第一个完全自动化的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自动化炼铁炉等三大工程的迅速建成，并能在1953年底开始生产，就是因为苏联先进经验、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结果。
毛泽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5周年时充分肯定了苏联对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他说：“五年来，中苏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合作有了广阔的发展，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了我们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以全面的、系统的和无微不至的援助。苏联政府先后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共达156项的巨大工业企业，派遣大批优秀专家帮助中国建设，几次给予中国优惠贷款，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和苏联机关于1945年在中国东北境内由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将中苏合营企业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并决定把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和该地区的设备交由中国完全支配，最近，又建议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这种友好的合作向全世界显示了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生命力。”同时，《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为中国与帝国主义抗争提供了坚强后盾。正如毛泽东所说，中苏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者如果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了一个好帮手”。正是有了苏联这一帮手，中国的国防力量得到极大加强，国防建设得到有效改善。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开始，应中方的要求，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空军和海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朝鲜战场上，苏联对中国提供各方面的大量的武器装备，并协助中国建立制造飞机、坦克、军舰和雷达等军事工厂，提升了中国的国防实力。
然而，既然中苏是结盟关系，就会产生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承担同盟义务，二是如果盟友有民族私利就会损害于己。从理论上讲，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明确规定了中苏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但是在实践中，却难以完全遵循以上原则。因为结盟就有受制于人的地方，自己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办事，中苏结盟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由于苏联并没有完全抛弃大国主义，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能平等地对待中国，而中国则相对较弱，而且较多地有求于苏联，致使中国在处理中苏双边关系的过程中，不得不在某些方面迁就苏联，放弃自己的正当要求。应该说，中苏结盟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中国的综合实力。在现实国际关系中，弱国选择与强国结盟就需要承认并接受结盟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显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并不情愿如此，只有当综合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增强了在世界舞台上的自信心后，中国才可能提出真正的不结盟外交战略，从而使自己超脱于“冷战”之外。
二、1980年代～1990年代中期的“不结盟模式”
中苏同盟从1950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主要是因为苏联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而是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最后走上霸权主义的道路。苏联不仅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还要中国在对外政策上服从苏联的全球战略。这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中国所不允许的。1960年代，中国挣脱了中苏同盟的束缚，实行既反美又反苏的“两个拳头打人”的政策，坚决捍卫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但由于中国同美苏两国的关系均趋于紧张，国际环境十分险恶。1960年代后期起，苏联在世界上推行进攻性扩张战略，对中国的威胁也进一步加大。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加剧了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忧虑，如何摆脱受美苏腹背夹击的局面成为重要课题。此时美国因为越南战争国力衰落，试图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便借助中国的力量抗衡苏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调整了“两个拳头打人”的政策，在1970年代初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并从1970年代中期始，同美国建立起战略关系，这就是所谓的“联美抗苏”。“联美抗苏”是1970年代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在中国国际战略中的具体反映。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认为苏联已经发展成同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并且是比美国更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所以在国际斗争中，中国要联合第三世界以及第二世界甚至包括第一世界的美国在内，组成一个广泛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当时毛泽东把这个政策形象地概括成“一条线”战略。
实施“一条线”战略，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使中国改善了同美国以及欧洲、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对于遏制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缓解我国面临的严重的安全压力，具有重大意义。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两国重申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亚太和世界任何地区建立霸权的努力。柬埔寨问题和阿富汗问题发生后，中国同世界上广大国家为制止侵略进行了不懈斗争。1979年4月中国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果断地终止这一条约，显示了同苏联霸权主义毫不妥协的决心。
然而，中美建交不久，美国国会于1979年3月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并由美国总统签署。它提出美国要保卫台湾的“安全”和“社会经济制度”，并向台湾提
供“防御性武器”，公然把台湾当局当做国家政府，严重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尤其是在中美建交一年后，美国恢复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美国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也损害了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促使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美关系。在中美关系出现危机的时候，苏联向中国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突出强调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表示愿意同中国讨论改善关系的措施。
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抓住这一信息，冷静分析世界形势的变化，并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经验，认识到“一条线”战略所建立的两大前提——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和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并且迫在眉睫的判断，在1980年代都发生了变化。一是美国在里根上台后开始同苏联进行激烈的争夺，并逐步扭转了1970年代以来的颓势状态，美苏争霸形成了互有攻守、战略僵持的态势。这样中国就没有必要再同美国保持战略关系以应对苏联的扩张。二是中国通过对世界形势的长期观察，作出了世界大战在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的重要论断，并进一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世界和平，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而不管这种霸权主义来自苏联还是来自美国。同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广泛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客观上需要缓和同一些国家的紧张关系，包括同苏联、东欧的关系。这也要求我们破除影响对外关系发展的框框，果断放弃“一条线”战略和保持战略关系的做法。
在反思过去处理同大国关系的失误时，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结盟政策包括搞战略关系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弊端。1984年5月18日胡耀邦在欢迎南共联盟代表团的讲话中指出：“对我们来说，同大国结盟有两个不好：第一，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交往，而同大国结盟可能妨碍、或者至少影响我们广交朋友;第二，它会妨碍我们抑制对方可能有的越轨行动，甚至还有可能给对方利用去反对另一些友好的国家。”的确，当时中国在不同程度上确实存在着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论亲疏的偏向和“以美划线”、“以苏划线”的现象，一些国家因为被冠之以“亲美国家”或“亲苏国家”的帽子而不能同他们发展正常关系。苏联在中苏同盟中曾经试图控制我们，美国则利用战略关系打“中国牌”，“踏着我们的肩膀到莫斯科”，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搞“小动作”都给我们很深的教训。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发生，使同盟关系和战略关系难以为继，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坚决实行不结盟政策。
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是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这就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根本原则立场。至此，“一条线”战略正式终结，不结盟政策正式确立。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结盟是真正的独立自主，以服务于国家自身利益为最高原则。1989年10月，正当中美关系处于极为严峻的时刻，邓小平与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谈话时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在邓小平看来，不结盟包括不与任何大国结盟，不参加任何集团，不做任何国家的“卫星国”，不屈从于任何压力，也不把一些中小国家拉到自己身边，自己当盟主。当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感受到美国为首的大国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逆流，希望中国出面当头时，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然而，真正的不结盟并不是闭关自守，自我封闭，孤军作战，而是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与各国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实行对外开放，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因此邓小平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从容地发展经济、文化及政治和外交关系。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祝典礼上讲：“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1990年3月3日他又进一步指出：“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以争取有利的外部和平环境。
不结盟政策的实施，使中国在外交上更加独立自主，在纷繁复杂的世界舞台上，可以权衡利弊，审时度势，作出自己正确的决策。同时中国严格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处理国家关系，把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放在首位，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坚决抵制任何有损于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行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坚决反对，从而大大增强了反霸的灵活性和斗争效果，有力地制约了来自美国或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和破坏世界和平的行为。
不结盟政策的实施，使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为开展全方位外交和实行全面开放创造了条件。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国际上一切和平的力量都是我们的朋友。中国认为第三世界是维护和平的主力，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和放弃“以苏划线”的做法，受到第二世界国家的欢迎，也使中国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消除了疑虑和隔阂，增进了了解，加强了团结合作。中国还注意到“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欧洲也不希望战争，因此中国不仅努力发展同欧洲国家的关系，而且支持欧洲不断发展壮大。需要指出是，长期以来中国同东欧的关系深受中苏关系的影响，1980年代中国认为东欧在对苏关系上是有自主倾向的，中国尊重东欧国家自己确定的内外政策和它们同苏联在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关系，使中国同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关系先于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此外，中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关系也在维护和
平与发展的目标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由于采取了不结盟的大国关系战略，在国际关系是是非非的漩涡中抽身而出，使中国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远离了美苏对抗的主战场，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使中国能够把更多的精力集中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发展经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但是，不结盟战略在实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足。最主要的就是由于要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保持距离，所以在开展不结盟外交中难免出现保守的思想倾向，在某些具体的国际事情上保持了低调和不作为，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显得很微弱。
三、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伙伴关系模式”
顺应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在1990年代中期确立了伙伴关系战略。
19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势头猛增，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各国利益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经济实力的发展成为各国提升其政治地位的后盾，而各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程度。同时，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摆脱了美苏争霸造成的战争威胁，国际局势总体上开始从紧张趋向缓和。随着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各国都把发展经济提到了越来越突出的地位，也都希望为本国的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稳定的国际环境。就中国自身而言，改革开放后确立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持续上升，国际地位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但中国在很多方面与全球性大国还有相当的差距。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如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增长率和生活质量差距不断拉大，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员，社会贫富差距也在拉大，等等。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及中国国内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大力发展经济，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反映在对外政策上，就是要营造一个稳定的有利的国际环境。
然而，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持续拉大，原来两极格局掩盖着的矛盾与冷战结束后新产生的矛盾相互交织，世界各地因民族、宗教、资源、价值观、战略利益等因素引发的对抗和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和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危险性日益增强，应对上述矛盾与冲突，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的合作与协调。
另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威胁论”也不断出现在西方的一些媒体上，并成为西方国家一些政客提出要遏制中国的借口。“中国威胁论”者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当国家变得富有和强大的时候，它们不仅寻求与其能力相称的、更大的、世界范围的政治影响(对于领土、其他国家行为和世界经济的控制)，而且更能扩张它们的利益，如果必要，进行大规模的争霸战争来猛烈地修正或者完全推翻现有的秩序。”1992年，罗斯·芒罗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刊物《政策研究》上发表的《觉醒的巨龙：亚洲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一文，最先提出了“中国威胁论”。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及中国周边地区影响逐步扩大。西方国家担心中国崛起会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一些周边国家也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对其带来威胁。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除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到任何国家，中国是维护世界和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外，还要开展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的互信，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伙伴关系外交就是在这样背景下的一种战略选择。
从1994年开始，中国逐步与一些大国建立了不同层面的伙伴关系。1994年9月，江泽民访俄，双方都认为两国关系已达到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水平。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第二次访华期间，中俄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后，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得到充实和加强。1998年11月，江泽民访问俄罗斯时，两国领导人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立了九条原则。两国还按照有关协定，建立了高层定期会晤和热线电话联系等机制，为两国战略协作关系增加了制度保障。
在中俄建立伙伴关系后，1996年11月24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同美国总统克林顿在马尼拉进行了会晤。在会晤中，克林顿总统表示：美中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美方愿意同中国建立起一种合作伙伴关系。1997年11月，江泽民访美期间，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两国决定通过增进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6月25日～7月3日，克林顿访华期间，双方表示同意继续努力，向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加速迈进。双方决定将首脑、内阁、次内阁级别官员互访定期化，并建立两国首脑电话热线等联系机制，以促进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法伙伴关系是在1997年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期间确立的。1997年5月，法国总统访华时，中法两国领导人签署了联合声明，明确表示：“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中法两国应承前启后，建立长期的全面伙伴关系”。冷战结束后欧盟不断调整对华政策，于1998年3月通过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提出应把对华关系提升到与对美、对俄关系同等重要的位置。欧盟这一姿态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积极回应。1998年4月，在伦敦召开第二届亚欧会议前夕，中国总理朱镕基与欧盟轮值国主席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举行了首次中国一欧盟领导人会晤，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双方表示“希望在中国与欧盟之间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1998年11月，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30周年之际，江泽民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日。访日期间，中日双方发表了《联合宣言》，宣布“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此外，中国与韩国、加拿大、南非、巴西、印度等国也都建立起了伙伴关系。
中国与这些国家建立的“伙伴关系”之前加有不同的修饰词，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与不同国家关系的远近亲疏，只是表明不同的伙伴关系在合作的领域、程度和方式上有差异而已。如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国伙伴外交中内容比较充实、发展程度较高的一对伙伴关系。主要是因为冷战后中俄之间存在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使两国通过伙伴关系这种外交形式可以在处理重大的国际、地区或双边问题时共同磋商、相互协作或配合。又如中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双方虽然已宣布建立伙伴关系，但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具体落实合作内容，同时，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上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中国同各国建立的伙伴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结
盟关系，而是求同存异的不结盟国家关系，是对1980年代不结盟政策下中国大国关系的继承和创新。
所谓继承主要表现在伙伴关系坚持不结盟原则，突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中共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于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中国与各国的伙伴关系，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
所谓创新就是指在处理与大国关系的方式上，适应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征，既以维护和平与发展为目的，又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根本目标;既坚定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又更加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在国家关系上，既注意到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又不树立敌人特别是主要敌人。而是在平等、互利和彼此尊重主权的基础上，通过接触、对话、协商等途径建立长期友好的伙伴关系，追求互利共赢、竞争共存。中国同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人权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西方国家据此曾经对中国进行了多次的制裁，造成国际关系紧张。中国坚持正确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同干涉中国内政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努力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另一方面没有采取断绝关系的作法，而是对矛盾和分歧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推动双方从战略的高度，着眼于长远的利益，求同存异，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去解决相互矛盾和分歧。伙伴关系模式的精神实质就是用对话代替对抗，追求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平等、合作、共赢。这与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日益增强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的背景相吻合。因此中国与一些大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有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冷战后中国外交目标的实现。
冷战后，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为国内的经济建设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而这一时期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在建立与其他国家间稳定的合作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广泛的各种层次的伙伴关系的建立，推动了中国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广泛地参与世界事务，参与国际体系，进一步发挥中国“和平、友好、合作、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从而树立更加良好的国际形象。
其次，伙伴关系外交对稳定和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中国一东盟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得到了较快发展，双方的理解和信任逐步增加。比如在以前双边协调机制的基础上，1997年12月，中国、东盟建立首脑非正式会晤机制，这一机制使中国一东盟的各种协调机制能够在得到全局统率和全面照应的情形下进行。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成为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及恐怖主义势力活动猖獗的地区，中国倡导建立的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以及后来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对稳定该地区的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五国元首会晤机制正是在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影响和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再次，通过开展伙伴关系外交，中国与一些大国的战略协作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出现了良性互动的局面。中俄关系从1994年起迅速发展，直至达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中俄关系的迅速发展对美国调整其对华政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996年下半年，克林顿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提出美中两国也应考虑建立伙伴关系的建议。随后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使中美两国自1989年以来的不正常关系得以改善，并推动两国就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中美关系的改善进一步推动了中日、中英关系的发展。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伙伴关系”是一种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合作双方存在共同利益、对共同利益的认同以及为寻求共同利益而开展合作的动机。因为各国的国家利益有着丰富的内容，一国选择优先实现哪一项国家利益在不同的条件下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和认识也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过程，因此，基于伙伴双方某种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伙伴关系外交是有一定风险性的。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就面临一些挑战。如中美关系，1997年两国宣布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然而不到两年时间，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使两国关系出现波折。乔治·w·布什第一任期之初，就把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对手，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使两国关系又陷入低谷，美国还通过提升对台军售规模及性能和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同盟关系来遏制中国。虽然“9·11”事件使美国的战略重点发生了转移，但美国防范中国的心理没有改变，再加上冷战后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行径，使中美两国间潜在的战略分歧日益增多，这无异是对中美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性伙伴共识的挑战。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中美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共识的积极意义。这一共识的达成从深层次讲，是两国希望为有着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制度、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谋求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合作关系而做出的努力，表达了双方不希望走向对抗而希望实现双赢的良好愿望，因而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再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间在能源合作等问题上不时会出现一些不和谐之音，这对于中俄两个大国的关系发展来说是正常的。两国因存在共同战略利益而建立了这种关系，同时，两国还有许多各自的特殊利益，这又使两国关系存在变数。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变数，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能够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综上所述，19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中国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积极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而作出的外交选择。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一种新型的合作外交，它是对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新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坚持，对中国外交目标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李葆珍
摘要：时代进步，经济快速发展，进而现代设计发展的速度相当快，在我国现代设计发展的初期就已经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民族性的元素。诚然，现代设计是一种明确的经济活动现象，具有鲜明的商业特性，在传播的过程中面向并针对广泛的社会大众，因而产生了独特的思想性和教育作用，也可以说正因如此，现代设计又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现象，它就必然带着与其相适应的文化韵味和审美习惯。换而言之，现代设计若想获得受众的认可，首先应该是符合本民族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所以关系是相辅相成。
关键词：传统;设计;继承;创新
首先，要谈谈当今传统文化与设计之间的关系，那对一些传统文化和技术也要有一些大致了解。技术是渐进的，在量变的基础之上达到质变，例如陶器的制作与发展，直接为瓷器的制作奠定了基础。瓷器本身釉色的变化，从青瓷到彩瓷的丰富，同样是技术的积累带来的变化。我国工匠艺人除了有高超的制作技术之外，还有精巧的设计构思。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技术上从浑铸法到分铸法，再到失蜡法，都会有相应的装饰技法相匹配，去适应由于技术的不同給器物造型带来的变化。从饕餮纹适合纹样组织的运用适应深腹的青铜鼎，到二方连续的窃曲纹、重环纹等等适应横宽式的青铜鼎等等都是器型与装饰的统一，而器型是器物功能的表现。所以，其根本是装饰与实用的统一。依然以青铜器为例，饕餮纹的狰狞与对称象征威严与庄重，窃曲纹的重复连续象征秩序与规律，都与当时的统治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又能够保证美观性的存在。在那个时期，统治思想与器物相结合，是符合当下的时代进程。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依然非常有用，因为现代文化实际上大部分是由传统文化演变而来，所以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一直是以相辅相成的形式存在。只是现代人关注的侧重点不一样了，所以觉得传统文化没什么用了。但实际上传统文化是经过了历史的洗礼而沉淀下来的，它是非常值得推敲和细细研究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历史的见证者和传承者。好的设计是有自己的根的，有根的设计不是说非得要跟某种传统样式学习，而是它里面有自己的文化态度和传承。
列举一些当下将传统文化与设计很好的融合，并不是简单的“照搬”，在对于传统文化的运用，更多的还有设计者的创新理念以及融入着当代发展理念趋势，如故宫IP文创，基于传统文化的设计案例一般都是从古代服饰，文物，博物馆物件中寻找灵感，文创设计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是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大到家居内饰，小到饰品彩妆钥匙扣。故宫的文创设计还是比较新颖有创意的，不再是简单的对文物的缩小复制，而是增加了非常多的创意在里面，如：乾隆，雍正画像的卖萌表情，“反差萌”的设计手法是当今文创界的一大潮流设计。
大唐不夜城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的典型例子。大唐不夜城，位于西安曲江新区举世闻名的大雁塔脚下，以盛唐文化为背景，以唐风元素为主线，完整地展示大唐盛世气象。主题广场以大雁塔为依托，北起玄奘广场、南至唐城墙遗址公园、东起慈恩东路、西至慈恩西路，贯穿玄奘广场、贞观文化广场、开元庆典广场三个主题广场，六个仿唐街区和西安音乐厅、西安大剧院、曲江电影城、陕西艺术家展廊四大文化建筑。万国来朝雕塑：经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大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文明的国家，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唐朝文化远播东西，中华文明影响世界。万国来朝雕塑表现的就是大唐王朝四海成服，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
这两年央视几个节目，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到《朗读者》《国家宝藏》，再到故宫一改过去的“严肃脸”变得“萌萌哒”，甲骨文手机表情包成为斗图“新宠”，近年来，优秀传统文化纷纷走出“故纸堆”，以时尚有趣的形象“飞入寻常百姓家”，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大餐，也点燃了大家对中华悠久文化、厚重历史的热情。
传统文化艺术是现代设计的营养之泉，设计则通过贴近生活的创造展现艺术大众化的一面。对中国传统的艺术文化与现代设计而言，它们之间是底蕴和延伸的关系。随着对设计与传统文化这两方面的不断追求和探索，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验着传统文化艺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流传、发扬、变化，但它仍然是一种现代与传统的传承。这种关系是无法否定的，我们今天之所以比前人有更高、更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有更辉煌、更繁荣的艺术成果，那是因为我们一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从远古到秦统一六国，中原文化一统天下，其所形成的儒家、道家、法家等政治文化思想，所形成的深厚、广博的美学观念，深深地影响着文学书法绘画等艺术以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在元朝和清朝外族统治时期仍然保留了儒家的核心思想和中华文化的精髓，相反，这两个朝代的统治者被广大精深的中华传统美学所影响，纷纷学习中华传统美学，这一时期的书法、绘画、服饰、建筑等艺术得到了更好的发展，留下了更辉煌、更繁荣的艺术成果。
传统美学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历史前进中的积淀，它为人类历史前进积蓄着力量，提供着营养。所以，它对现代和未来的艺术设计，都必然会产生不可否认的巨大影响。
在艺术设计领域，中华文化对世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代艺术设计是需要不断创新发展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要创新，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传统文化一概否定。
创新，对传统文化和艺术而言，是扬弃。如果隔断了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设计的联系，那么现代艺术和设计也就黯然失色，甚至是消亡。凡是生命力旺盛而又持久的文化，不论是外来侵略还是自然延续，都是对原有历史文化的积极传承。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数千年，之所以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原因是我们总是生活在传统文化构建的世界里。传统文化作为现代艺术设计的肥沃土地，将成为我国特色艺术设计取之不尽的营养源泉。任何传统文化，都必然对艺术与科技的发展产生非常深刻地影响，并且通过艺术与科技直接或间接地对现代设计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当代对传统的运用，并不能仅仅局限于造型、装饰的运用，而是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审美意义，进而去创造出能够顺应时代、推动时代发展的产品。
参考文献：
[1]人民网—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中国工艺美术史-第二版 田子秉著
作者：李滢婷
今年,在纷繁复杂和动荡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十分活跃,令世人注目.这一年里,中国在处理国际性危机事件中,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寻求各方的对话与协商,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面对中国活跃而从容的多边外交,世界各大国也越来越重视与中国搞好关系，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突出。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基本国情是在尤其需要搞好与世界各大国之间的关系，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现代化建设。
中国与美国关系良好，但是彼此一直是竞争对手，为了经济所以很少交恶，所以美国拉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越南印度围堵中国，其中印度是最大的变数，不过他基本上保持墙头草的左右逢源的政策，中国则拉俄罗斯抗衡美国，拉朝鲜抗韩国，拉缅甸，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压制印度，重点通过与俄罗斯军事合作增强自身的武器制造水平，但是表明上一直与美国日本韩国保持很好的关系，与印度淡化敌视的关系。同美国的关系是大事没有 小事不断 互补性也非常强两国贸易在2000亿 美金以上 中G继续保持着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这是因为我们想要进口的大部分产品被美国拒绝 美国的对华科技 军售禁运还会很久 在经济上导致了不平衡 科技交流有限 美国一方面寻求同中G的合作 一面忌惮中G的崛起 心情比较复杂 关系比较微妙 但在地区问题 和全球合作上 有很大合作空间 在对亚洲稳定上两国有者决定行因素
俄罗斯能与中国暗地结盟的关节在于美国对俄罗斯的敌视和不信任更强，但是俄罗斯对中国也是有戒备的.俄罗斯与印度的合作就是明显防范中国，总体上中国与各大国关系良好，但是不得不防帝国主义的本质很野心，要做到长期防止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大国的威慑，做到自强则和平的方式.中俄关系在加强 双边贸易达到400多亿 军售有所下降 因为国产化 提高 互补性很强 合作领域很广 比较军事 政治 技术 防恐 反分裂 联手制恒单边主义 当然俄国也戒备着中G的崛起 日本嘛 这几年两国元首互有访问 可见在历史问题影响了双边经济发展 两国都认识到这样的弊端 抛开分歧 共同合作 发展应该是未来的主题东海问题有了转机 历史问题日本这些年比较克制 新领导人也不拜鬼了 总体来讲 两国关系还是不错的，当然相互戒备是有的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两大主题"，"世界向多级化方向发展"的总体战略思想，在如今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仍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台海问题，中美关系问题，中日关系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的必然，要紧紧把握这一主题。
“书法入画”之我见
新疆第四师七十一团中学 张影
中国画与书法之间的关系，一是因为两者在使用得工具和材料上相同，特别是毛笔这一工具，其执笔、运笔的方法也是大致相同，另一方面是用笔的要求，中锋为上是书法和中国画书写规则。唐代张彦远说“书画异名而同体”。书画自古就是相通，古人就有“书画同源”的说法。画家作书多将其绘画之笔墨意趣之于书，故书有画意;书家作画，擅长将书法的笔法气韵用之以画，故画有书味。无论是画家之书还是书家之画，其法与理都是相通的。
我们强调书法对中国画的影响，主要着重于书法用笔对中国画的影响。从我们的分析来看，书法用笔是一种融形式和内容为一体的兼有时空两维特性的情感表现体系。因此，我们重新整理“书法入画”历史的时候，看到的是形式自身的表现和自然物象在现之间的冲突在中国画发展历史中所激起的波澜。我们的视点将集中在宋、元、明、清这一段代上。
严格地讲，“书法入画”现象不仅仅限于宋、元、明、清这四个时代，即使上溯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可以看到书画之间的渗透迹象。战国帛画，西汉帛画已具有用笔勾取的意味。而西汉、东汉魏晋时期的木板画、木案画、砖画、纸画，就更具有书写的意味了。至于晋、隋、唐、五代时期诸名画家，用笔的书法意趣就越来越强烈了。
但是，宋代之前，书法本身尚处在一个发展是过程中，书法中的表现意识尚在萌醒，因此，中国画从书法中得到的好处，仅仅属于一种技术借鉴，而在艺术观念上没有太大的突破。从宋代开始，各种书体都已健全，特别是行草的盛行意味着书法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成熟是纯形式艺术，书法线条已经蕴育着强烈的表现意识。因此，在宋代以后，书法对中国画的影响，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关系，而是一种原有“精神”意味是“入侵“了。于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具有绘画观念的动摇，对”形“的鄙视，对”全对象之形骨“的怀疑。
在宋代，苏东坡提出著名是论点：“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虽然在此之前，欧阳修也声称“古画画意不画形”，但是，把“轻形”的思想推到极致的却是苏东坡。苏东坡作为一位有相当书法造诣的人，自然对书法纯形式的情感表现有精深的体悟，他自己所具有的表现意识使作品《树石图》中物象的形体作出让步。
到了元代，便有赵孟頫那首无人不晓的“书法入画“的宣言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在赵孟頫眼中，自然对象的形体无处不存在着书法用笔的迹象。这种书法意识向自然界是自觉投射，使整个自然都有可能进入一个艺术表现的世界。然而，事实上，一旦用一个有书法意味的形式框架去理解自然的时候那么外界物象就有一个经过解体，并以书法用笔的形式特征重新构合的可能，这种重新构合的形式，就是一个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形象。
此外，元人钱舜举把隶书入画作为有无士气的标准，而倪高士大呼“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在整个元代花坛，书法用笔意识基本和具象表现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
但是，观念是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书法致使中国画艺术观念的根本改变起码以宋元两代作为铺垫。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在批评“以形论画”的同时，却赞扬吴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旁见侧出，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而赵孟頫一边大呼书法入画，一边又说“然观之王维、李成、徐熙、李伯时，皆士夫之高尚，所画善与物传神，尽其妙也。近世作士夫画者，其缪甚亦。”或许在赵子昂看来，士夫画之妙在于“与物传神”，而“近世”的士夫画其缪甚者，是由于绘画承受了过大的书法集大成者，书法意识十分强烈，然而在表现和“物传神”二者的关系上却保持了中和态度。这一切，如果放在整个“书法入画”的渐次过程中，是可以理解的。
进入明代，书法的表现意识对中国画坛的冲击日盛一日，在戴进、吴小仙、林良、吕纪、陈白阳诸名家的某些作品中，激荡是笔触已咄咄逼人。当发展到徐渭手里，强烈的表现心理致使狂草笔法大刀阔斧地引入绘画，雄悍磅礴，大有不可一世之气概。在徐渭看来，绘画不能和“造化”比，也不应该去和“造化”比。在他的作品中事物的物质浓度淡化了，物象被类似张旭笔下的狂草一样的点线面解构和重构，什么山石、什么梅、竹、蕉叶，统统是一堆狂放的用笔。无怪翁方纲说，在徐渭眼中，“世间无物非狂草”。
徐渭开创大写意派，将狂草的精神注入中国画领域，意味着书法中表现意识在中国绘画艺术中取得压倒的优势;而董其昌则把书法表现的审美原则灌输到整个笔墨形式世界，使中国画的笔墨形式从客观形象中分离出来，趋向于独立欣赏。他们二人的出现，直接导致了明末清初中国画坛笔墨表现之风的兴起。
既然笔墨形式成了中国画的中心问题，那么清代以降的画家们务必在笔墨形式的天地中寻找自己的世界。我们看到，首先有石涛和尚对笔墨形式问题做的广搏深邃的思索。他把“一画”作为宇宙万物构成的基础，“太古无法，太补不散，太补一散，而法立亦。法于何立?立于一画。画者，众有之本，万物之根„„”他从形式的角度讨论了点苔等问题，他的某些作品中，具有强烈的书法意趣，纯粹的形式节律，点线面的交织完全趋向一种抽象的形式构合。如《为苍公作山水卷》，直接以用笔、用墨表现出惊心动魄的气势。此类的作品还有《万点恶墨》山水横卷。
也许会有人反驳说：“中国画艺术从呱呱堕地之时，就是一种表现艺术，中国画从来不追求逼真的写实效果，因此，它无疑不属于再现性艺术。就现在的中国早期的绘画作品来看，上述的观点似乎无可置疑。但是从逻辑上讲，一种非写实性的艺术未必必然属于一种表现性的艺术，因为非写实性并非不可能是由于技术上限制而违背了写实的本意。在古人眼里，绘画不过是“存形”、“写真”的手段。譬如，晋代陆机有言：“存形莫善于画。”另外，中国画向来被当作理论教化的工具，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写道：“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因此，形象首先是一个具体所指，在具体指向的基础上，方可展开教育的功能。可见，形象的描述旨在一个伦理的意义，而目的不在形象本身。围绕如何理想地刻画形象，中国画论中最激烈的讨论是“写形”与“写神”孰为根本的问题。然而，“神”寓于“形”，离“形”“神”不能独存，“写神”不过是对“形”进行了特征性的把握。
笔墨是构成中国水墨画现代形式美的艺术语言，“笔墨”是中国水墨画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认识“书法入画”中，我们体验到中国水墨画传统中继承和开发“书法入画”这一命题，是中国水墨画走向现代形式的必由之路。我们能从书法的“点”、“划”构成，达到“四维空间”的视觉效果。有如“音乐”和“舞蹈”一样，在“点”与“划”中能感受到节奏、旋律，可以讲是在可视性二维静态平面上是维一的艺术表现功能。因此中国水墨要从传统中走出来，不仅不能丢失“笔墨”，而且正待于中国水墨画艺术家进一步地开发展。
因此中国水墨画既要画又要写，只有“画”才能在形象上具有充分的自由度;只有“写”才能使作品的味道纯正。 “写”、“画”结合才能达到中国水墨画的最高境界。
内容摘要：“中国梦”既是对百年来中华民族为之奋斗追寻的概括，也是当下中国人对自己未来的渴望;既是对中国人共同命运的深情凝炼，也是对普通个体人生价值的表达和升华。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是国家的梦，也是国人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梦”的深情阐述，再度引起了中华民族对自身光荣、责任、使命的热切关注，激发了中华儿女走向伟大复兴新的自觉。当前，作为大学生的我，更要努力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专业技能，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提高综合能力，为贡献祖国积累能量。
关键词：大学生 中国梦 科技发展 责任
“中国梦”不是宏大口号，而是蛰伏在每个中国人心头的期许、希冀;它是每一个中国人生活在美丽中国，实现安居乐业，追求事业成功;它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心情舒畅，工作和生活在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平等有序的和谐社会中;它是通过各族人民同舟共济、艰苦奋斗，凭着根植于“中国梦”的中国精神，在不远的未来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生态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换言之，
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改革开放使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成才、成功的梦，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比渴望的强国梦。作为一名大三的学生，我知道，要想实现强国梦必须先一步一步充实自己、强大自己。在大学里，我除了认真上课，学习专业知识外，还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能力，在努力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梦想。首先要有学习能力。学习能力是认识和适应自然、社会和自我发展变化最基础的能力，包括自主学习能力、书本理解运用能力、人际交往学 习能力、知识运用和更新能力等等。其次是要具备实践能力。实践能力是在实践中有目的地改变、改造、改善、改进和调整实践对象的能力，包括资源转化与整合能 力、运用科技手段能力、专业实习能力、合作协调能力等等。最后，就是要有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人的能力的最高形式，包括创新思维能力、预测决策能力、创新 表达能力、创新策略能力等等。所有这些能力，都是当代青年大学生不可或缺的能力，它既是全面发展的标志，也是推动全面、高效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具备这些 综合能力，才称得上是具备拥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领，才可以“在人生的广阔舞台上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上述能力，不是凭空而成的，需要我们广大的青年 大学生在学习、实践、创新过程中逐步培养、锻炼、摸索、提高。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立则国立。党中央对广大青年的高度倚重，对青年工作的高度重视，是推动祖国未来事业、激励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的源动力。作为高校的青年大学生来说，只有把自己的热情、激情、活力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才能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唯有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 的使命，才能让自己的青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焕发出耀眼的光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坚信，只要努力向着太阳，我们就是一朵朵灿烂的向日葵，大家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梦——中国梦!
中国与澳大利亚
A.澳大利亚的首都是悉尼
B.澳大利亚是一个人口小国，人口约有2千万
C.考拉是澳大利亚象征性动物的一种
D.澳大利亚属于英联邦国家
(5.0 分)4. 澳大利亚的自治领地有( )。
A.北部领地
B.塔斯马尼亚岛
C.西部领地
D.堪培拉特区
(5.0 分)5. 2004年，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战略的高度，其原则主要有( )。
A.高度互信
B.长期友好
C.互利双赢
D.全面合作
(5.0 分)6. 中国加强地区合作的主要目的包括( )。
A.服务于国内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
B.在合作发展中确保国家的核心利益
C.在合作发展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D.支持联合国和提倡多边合作
单选
题目说明: 总共10题，每题4分
(4.0 分)7. 澳大利亚元首的称谓叫( )。
A.总统
B.总理
C.首相
D.总督
(4.0 分)8. 澳大利亚的人口约为( )。
A.2千万
B.4千万
C.8千万
D.1亿
(4.0 分)9. 澳大利亚的农牧产品、矿产品主要用于( )。
A.内部深加工
B.换取外汇
C.存储备用
D.出口
(4.0 分)10.下列关于澳大利亚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澳大利亚的主体宗教是伊斯兰教
B.墨尔本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
C.澳大利亚属于东南亚国家
D.澳大利亚盛产羊毛和铁矿石
(4.0 分)11.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哪一年?
A.1971
B.1972
C.1973
D.1974
(4.0 分)12.澳大利亚有几个州和自治领地?
A.6个州，2个自治领地
B.5个州，2个自治领地
C.7个州，1个自治领地
D.6个州，1个自治领地
(4.0 分)13.澳大利亚的国土面积约为( )。
A.约997万平方公里
B.约854万平方公里
C.约770万平方公里
D.约660万平方公里
(4.0 分)14.下列地理信息描述中属于澳大利亚的是( )。
A.世界第二人口大国
B.位于南半球
C.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
D.热带雨林面积最大
(4.0 分)15.当中国欢度国庆节时，澳大利亚的季节为( )。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4.0 分)16.下列关于澳大利亚的表述中，错误的是( )。
A.澳大利亚的首都是悉尼
B.澳大利亚是一个人口小国，人口约有2千万
C.考拉是澳大利亚象征性动物的一种
D.澳大利亚属于英联邦国家
判断
题目说明: 总共10题，每题3分
(3.0 分)17.按照现在所能查到的澳大利亚的历史，约有四五万年的历史。
( )
正确
错误
(3.0 分)18.中国和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发展有很多共同的愿望，双边合作很密切。 ( )
正确
错误
(3.0 分)19.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也是最大的出口来源国。 ( ) 正确
错误
(3.0 分)20.澳大利亚是中国对外投资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
( )
正确
错误
(3.0 分)21.澳大利亚国土面积很大，但人口却很少，是一个典型的地广人稀的国家。
( )
正确
错误
(3.0 分)22.澳大利亚的两个自治领地是指北部领地和首都领地。
( )
正确
错误
(3.0 分)23.澳大利亚是南太平洋最大的岛国。
( )
正确
错误
(3.0 分)24.澳大利亚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素有“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之称。
( )
正确
错误
(3.0 分)25.澳大利亚是发达国家中少有的几个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员。
( )
正确
错误
(3.0 分)26.澳大利亚远离西方国家，它既不在欧洲也不在北美，而是在南太平洋上，所以它不属于西方国家。 ( )
正确
错误
0引言
按照联合国的新标准，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了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截止到2012年，65岁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的占比已经达到了9.4%。因为我国缺乏健全的养老体系，老龄化的趋势也随之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这对于中国的寿险业来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1文献综述
1.1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有关人寿保险需求的实证分析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J.Francois.Outreville (1996)运用48个发展中国家1986年的统计资料，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人寿保险的发展与金融发展以及人寿保险机构的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Hang,D Han (1995)的研究中则指出以下因素如短期利率，通货膨胀等不但影响到发达国家人寿保险市场的保费收入而且对寿险产品结构变化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1.2国内文献综述
孙祁祥和贲奔(1997)指出在中国保险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因素在转变人们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观念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保险产业的发展规模受到人们在满足当前积累和消费后的剩余的制约。卓志采用1986-1995年的保险数据对我国人寿保险需求进行了实证研究。
2结论和对策建议
2.1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均GDP水平
根据回归结果表明，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要想增加寿险保费收入，就要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均GDP水平。
2.2寿险公司应当加快产品创新，开发专门的老年人保险产品
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寿险公司应当加快产品创新，开发专门的老年人保险产品。
2.3保证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根据《中国保险年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每年寿险公司对投保人支付的资金呈现增加的趋势，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具有一定的偿付能力。
2.4加强对寿险的监管
由于寿险业的行业特点，寿险的业务期限比较长，实现盈利的周期也长，因此其中的经营风险在短期内不容易暴露出来，所以说要加强对寿险业的监管以确保寿险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并充分发挥保险监管部门市场宏观调控的功能。
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与美日关系
姓名：黎军华班级：机械2012-08班学号：20120788关键词
国家安全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加强建设
摘要
当前，大国关系正在调整，一超独大的局面仍然存在，多极格局尚未形成，和平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举国迎敌的局面短期内不会出现。但是也要看到，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我们面临的安全形势，进入新世纪以后越来越复杂。因此要客观辩证地看待我国当前的安全形势。面对复杂的安全形势，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积极应对挑战，努力维护和平发展的大局。
正文
一.我国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
曾经的中国经济落后，国力衰落，保受帝国主义的欺辱。而现在的中国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国防力量日益强大，在世界上占据重要的一席。 目前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主要有三点：一是外源型，指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大国兴起，必然遇到强势国家的遏制和打压尽管我们是和平发展，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固有的排他性，仍不愿别的国家强大起来，改变世界实力对比，使我国面临的安全威胁陡然增加。美国“重返亚太”、在我周边摆棋布子，挑起争端，日本等国的军国主义者和狂妄政客占我领海、侵我岛屿的野心膨胀，使擦枪走火、局部冲突的可能性增加;美国在我周边煽风点火、威逼利诱，制造局部热点，影响我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二是内生型，指来自我们内部的安全威胁。改革发展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和矛盾凸显阶段。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失调、自主创新滞后、核心竞争力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在调整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会引起经济下滑、失业加剧、利益矛盾冲突，甚至带来社会动荡;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对环境重视不够，造成土地污染、水源污染、空气污染等各种环境恶化，由此引发不稳定因素的可能性不断增加。三是交织型，指内外因素交织联动引发的安全威胁。改革开放深化的环境和现代信息手段，使境内外的敌对势力极易互相勾连，通过各种方式，制造安全危机。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内外勾结和恐怖袭击活动，已进入新的阶段。
面对复杂的安全形势，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积极应对挑战，努力维护和平发展的大局。
二.中美关系
美国加速推进“两洋战略”：微调亚太再平衡 重返欧洲
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微调
“重返亚洲”是奥巴马第一任期对外战略的核心，无论是最初备受争议的“战略转向”，还是后来相对委婉的“亚太再平衡”，表面上的调整无法掩盖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本质。美国国务卿的首次出访，历来被视为美国外交的风向标。前任国务卿希拉里，曾打破延续多年的惯例，将首次出访目的定在了亚洲，从而吹响了美国“重返亚太”的号角。美国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把上任后的首次出访地点选在了欧洲。种种迹象表明，奥巴马在他的第二任期开始，已经着手通过加强美欧传统盟友关系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微调，进而加速推进“两洋战略”，巩固和强化其全球霸主地位。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关系正遭遇更为严峻的挑战。冷战结束至今，中美关系几经波折。9·11事件爆发后，反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而中国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一心一意谋发展。双边关系呈现“复杂相互依存”局面，基本稳定的战略格局维持了十年之久。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结构性矛盾凸显。两国在经济、政治、国际安全等领域的若干利害冲突呈逐渐扩大、激化的趋势，彼此戒心加重、疑虑增多。最近，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进一步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推动“跨太平洋经济伙伴计划”;一些美国政界人物视中国崛起为美国最大的外部挑战，指责中国在某些国际问题上拒绝与美国合作是为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这些动态在中国民众和政治精英中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据此认为，美国的长远战略意图就是遏制中国，阻止中国发展强大，所以中国应当在国际上对美国实行强硬的反制措施。希望加强中美合作的两国人士，纷纷对中美战略互信降至低点深表忧虑。
习近平主席在曾经会见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时指出，“历史证明，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共同利益和合作需求远大于分歧。”这反映了中方对于中美关系的一种创新型的思维方式。用这种思维方式观察可以发现，在某些中美双边领域存在的长期争论不休、看似无解的难题，在某些国际安全问题上两国立场的差异，并不能从根本上妨碍两国在全球金融、贸易、能源、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地区热点等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也不能扭转两国社会交往不断扩大以及在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相互取长补短的长期趋势。只要中美双方继续在各领域、各层次不断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就能建立起一种基于战略互信的全球伙伴关系。
总之，作为希望中美关系好好发展，我想阐明自己三个主要观点。第一，中美关系正面临严重考验和战略互信的缺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第二，两国关系的不稳定将造成双方都难以承受的巨大利益损失，并危害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安全。同时，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两国间日益增加的共同利益，也为双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第三，必须坚持“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新型战略思维，既正视双边关系中的困难与障碍，又努力摈除不利于发展共同利益的陈旧思维，逐步建立积累战略互信。
三.中日关系
我们就平时表现出来的中日矛盾归纳为以下4个主要方面:
1，中日之间的夙怨;
2，中日之间的领土之争;
3，中日之间的影响力的相互制约;
4，中日之间的资源之争;
中国和日本在上上世纪开始发生严重冲突，最主要的是甲午战争以及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侵华战争。日本通过战争侵占中国领土，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资源，延滞中国的进步。中国对日要求反思历史，重视历史教训，日本则有意涂改历史，淡化历史罪恶。这在两国人民的感情上形成对立。中国重视历史，主要是求得道义上优势，防止日本的军国主义抬头。日本篡改和淡化历史，主要是想卸掉历史的罪恶感，包袱感，形成所谓的"正常国家"。在日本还有一股势力对待历史的看法与世界潮流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对于历史不是涂改和淡化的问题，而是美化和肯定的问题。尽管中国提倡在承认历史的前提下往前看，但日本则大搞在篡改和美化的条件下往前看。日本把二战战犯的的神位供奉在神社，从首相到平民前往参拜，就这一件事就让中国人民的感情上过不去。特别是在像德国领导人因二战向波兰向以色列人诚心忏悔的时候，日本丝毫未被触动。正因为此，中国和日本之间在感情上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又导致了对未来两国关系的深深忧虑。日本确实有狼子野心，其文化的突出表现为樱花与剑，美则美矣，而一旦面临某种现实，就会立即变得穷凶极恶!
中日之间还在亚洲的影响力问题上相持不下。日本是传统的经济大国，也是科技大国，过去很长时间里都是军事大国，日本在亚洲的传统影响力大于中国，但其领土狭小，资源匮乏，又是一个很脆弱的国家，难以承当起亚洲大国的重任。中国领土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实力也奋起直追，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整体实力经济大国，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日益强大。这就挑战了日本在亚洲的历史地位。美国的奥巴马说不想做世界第二，难道中国就胸无大志仅仅甘于亚洲第二吗?为此，中日之间必有一番较量，事实上早就开始较量了。
日本是资源贫乏的国家，它必须依靠大量进口，尤其是石油，矿石，煤炭等这样的战略物质，日本的进口方向主要是中东地区，澳洲，南美，也从中国进口大量煤炭。而这些地区与资源都与中国的需要重叠。不仅是对资源的获得，还有资源物质运输方面的通道安全，譬如说运输中东石油的必经之路马六甲海峡，还有中国的南海地区，等等，中日双方都在对相关国家施加影响，这种影响说白了也是一种争夺。争夺的常态是互相容忍，但争夺激烈的时候，需要用战争解决。
四.感想
第一，要加强统筹。我国安全机构和职能长期分散在政府和军队的各个部门，建立灵敏高效的统一指挥协调机制是当务之急，这次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意义重大，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举措。
第二，要加强力量建设。一是加强国家安全研究力量建设。现在对国家安全重大问题的预测应对研究、计划实施研究、法律法规研究等，都很薄弱，重视程度也不够。因此，一定要大力加强研究力量建设，既要加强专门研究机构建设，更要发挥社会智囊力量的作用，支持社会有识之士和智囊组织的发展，逐步成长起中国特色的兰德公司，为国家安全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
三是加强国家安全信息获取力量建设。除加强情报和安全部门建设外，凡涉及国家安全工作的部门，都要有自己的信息队伍，严密关注安全动态，真正做到提前预警，及时报告，预先防范。
参考文献：1.《当代中国发展战略问题研究》许义文国家安全战略辽宁教育出版社
2.《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构想》中国国家安全利益所面临的威胁时事出版社
3.《中美战略关系新论》中美关系总论时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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