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

2022-11-20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第1篇: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

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需统筹推进

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必须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打破以物为本、“重物轻人”的传统思维,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核心,把改善民生、增进福祉、实现共享作为城镇化的根本目标,大力推进人的城镇化,不断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牢固树立城乡统筹的理念,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框架下,把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实行联动推进。

首先,要加快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鼓励城市资本、技术、人才下乡,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亿万农民共享城镇化成果。

其次,要统筹治理“城市病”和“农村病”。从病症上看,“城市病”主要体现为“膨胀”,“农村病”主要表现为“衰落”、“空心”,这“一胀一衰”主要是乡城人口迁移的不协调引起的。为此,要适应城乡人口变化的新趋势,把“城市病”与“农村病”的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其重要的举措就是促进大城市的功能疏散,并借鉴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经验,大力发展特色小城镇,强化村庄综合治理。

此外,要维护好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原有权益。要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推动农村各类产权流转和交易,使农民拥有的承包地、宅基地、住房等资源能够转变为资产,进而转变为资本。要通过市场化改革的途径,建立和完善进城落户农民对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依法自愿有偿退出的长效机制,以遏制城乡建设用地“双增长”。

作者:魏后凯

第2篇:浅谈统筹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

众所周知,临沂是农业大市,农村人口占比高,但是农业增效难、农民增收难、农村社会进步慢等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和发展失衡状态严重制约了农村的发展;同时临沂作为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要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三农”问题,想与全省甚至全国同步达到小康水平,潜力和出路在于加快推进城镇化。

一、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稳妥推进,成效明显

(一)融合城乡规划布局,推进城乡区域发展一体化。以中心城区、县城、小城镇、农村社区“四点对接”为载体,加快新型城镇体系建设。中心城市的承载能力和龙头作用不断增强,被评为“中国城乡建设范例城市”,临沂城区铁路沿线综合环境整治工程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滨河湿地公园、双月湖湿地公园被评为国家湿地公园。县域经济的发展潜力不断凸显,在县城规划中,将临沭、费县、沂南、郯城纳入了中心城区“半小时生活圈”,将其他县城全部纳入“一小时生活圈”;在小城镇规划中,培育发展了工业主导型、流通贸易型等各具特色的重点镇;在村庄规划中,积极实施合村并点,建设新型社区。目前,全市已建立起以临沂中心城区为龙头、9个县城为纽带、12个重点镇为支撑、160个乡镇为基础和中心村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的规划体系。小城镇建设逐渐向小城市转型升级,在全市12个县区各确定了1个镇(街道)作为全市的优先发展重点镇,在资金、建设用地、技术指导等方面加大扶持,赋予其县级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项目审批、城镇建设等方面的权限。

(二)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发展平台一体化。目前,全市7167个行政村已规划为1130个中心村,共完成农村住房建设和危房改造45万户,直接和间接拉动社会消费580亿元。全市已有5790个村居完成“五化”达标建设,占总数的83.4%;99%的村庄实现了村村通硬化路;全市在建和已建818个农村社区中,“三上”工程建设全部完成的390个。

(三)融合产业发展,实现生产要素配置一体化。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2013年上半年,新增优质农产品基地42.5万亩,新增观光园区28个,主要农业产值增长4.5%。积极发展非农产业,全市共发展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3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54家,市级重点龙头企业332家。加快发展旅游产业,已在全市培育旅游型专业村440个。

(四)融合社会事业发展,实现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了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认真落实中央出台的惠农支农各项政策,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等各项强农惠农政策。2013年上半年,全市各级财政累计投入“三农”资金13亿元。积极推进了教育资源均衡化,大力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推进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农村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小学入初中升学率均为100%。大力加強了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全市已建立健全以市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保障、卫生服务中心为枢纽、社区卫生站为基础的城乡一体化卫生服务网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99.78%,参合农民达823.5人。改革完善了社会管理,2003年在全省率先实行了一元化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

二、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虽然临沂市的城乡统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仍然存在着城镇化整体水平较低、城乡发展不平衡;城镇规模较小、特色不够突出、产业支撑较弱;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不够协调;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综合配套能力不强;城市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

三、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前景美好

(一)推进城镇化主导战略。按照“四点对接”部署,加快沿河两岸综合开发,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发展,推进两系水网贯通和整治工程,尽可能地使水与路延伸到更多的村镇,引导农民群众沿河沿路村镇聚集,形成“大水城”建设由中心城市向下延伸、村镇建设向上连接的城乡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要坚持规划引导,以县为单位,确定本县区中心村定点数量及布局体系,突出抓好中心村布局和建设,把中心村逐步建设成具备城市功能的新型农村社区,形成农村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良性循环。结合新型农村居住社区的规划建设,实行异地相对集中改造整治建设,引导农民群众通过危房改造逐步集中到中心村居住社区生活,形成城镇化水平提高与村庄、农民减少的互动机制,充分发挥城镇化在产业融合、城乡一体、改革和发展互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二)做好中心城市。坚持中心城市龙头地位不动摇,按照打造宜居城市的总要求,实现率先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把城市打造得更加靓丽,更加富有生机和魅力。围绕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大力建设山东第三大城市,到2020年中心城市人口达300万人,城镇化率达64%。要彰显生态特色,继续扎实推进水城建设,科学规划和控制沂河两岸建设项目,实行重点区域、重点项目带动。加快北城新区、机场片区、汤泉旅游度假区、屠苏岛片区等开发建设,完善提升涑河片区、滨河景区,突破南部循环经济区和西部新城。开工一批、储备一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要提升文化内涵,要注重发掘文化内涵,继续抓好“五城”建设,以中国兵学城、小皇山遗址公园、国际雕塑公园、好莱坞水上影视基地、3D孙子兵法影视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为依托,促进城市文化发展和提升。要改善创业环境,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另一方面要依托城区周边工业园区,大力发展第二产业。

(三)加快膨胀县城规模。县城是城乡联系最直接、最基本的行政单元,是当前化解我市城乡二元矛盾、缩小城乡差距的结合点和切入点,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增强县城的辐射带动能力,着力加强费县、临沭、沂南、郯城、莒南五个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融入中心城区,打造“半小时生活圈”。按照中等城市标准,着力膨胀沂水、苍山、平邑、蒙阴四个县城规模,增强区域辐射带动力,打造“一小时生活圈”。打造县城的资源特色,充分挖掘、整合、利用好县城的资源优势,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进一步把县城的特色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宣传好、展示好。提升县城的建设管理水平。积极建立“大城管”体制,建立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管理体制。要积极推进县城管理市场化、管理数字化,健全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四)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小城镇是协调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最佳结合点,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对重点镇实行土地指标优先,盘活土地、房产等资产。在尽可能向上争取土地整治项目的同时,借助农房建设多方挖潜,在全镇范围内进行农房建设改造,腾出工业建设用地。实行乡镇合并,使重点镇人口达到10—20万人,一般镇人口不低于5万人。

(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城镇化的目的是统筹城乡,缩小城乡差距,让人民群众尽享改革发展成果。一手推动城镇化发展,一手加快新农村建设,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深入开展生态文明乡村建设,努力在高效生态产业发展、宜居优美环境建设、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文明生活习惯培育上实现大的突破。加快农村社区“十百千”工程建设,尽早建成10个全国一流的精品社区、100个规范化社区、1000个以上农村社区,力争到“十二五”末基本实现全市农村社区建设全覆盖,积极推进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积极构建农村社区建设服务体系,要充分发挥好“一部四办”(组织部、农房办、社区办、文明办、整治办)的职能作用,切实解决社区基层党建、组织形式、运行方式、物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逐步实现五线对接。

作者:崔元成 张超 张文远

第3篇: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的探讨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包括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在城市化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和战略选择始终是在探索中。潜意识里人们认为农业发展、农村发展才是最重要的,认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首先需要在农业实现了机械化、现代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普遍实行。在大城市问题上,是最明显的。我们多年来在究竟发展还是抑制大城市这个问题上有过很多很多争论。事实上,我们更多地提倡城镇化“而非城市化”,正包含了对现有城乡发展模式的反思。

一、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应是一体的

城镇化是农民进城转为城镇居民的过程。今日中国的城镇化,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想进来,因为就业、保险、医疗、教育等资源,城市远比农村丰沛;想出去,则是因为污染、噪音、拥堵、压力,城里来得比农村更大。我们究竟该到哪里寻找宜居之所?是更加现代化的城市,还是相对宁静平和的乡村?这也正是中国城镇化围城困境”产生的缘由。中国的城镇化,既不应是乡村的边缘化,也不应是在缺少科学战略规划的情况下,众人蜂拥进城,去争取人满为患的平等。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让城乡居民各得其所、共享幸福。

城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两个重要方面,其本质都是农村经济社会调整转型,实现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城镇化的支持,城镇化也离不开新农村建设的推动。总之,城镇化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是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有效载体;新农村建设为城镇化提供动力之源,是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有效途径。城镇化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即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应是一体的。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村人口多、农业效益低、农村底子薄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长期面对的基本问题。稳妥推进城镇化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因农村人口基数大,即使未来城镇化率达到60%,也仍有五六亿农村人口。因此,建设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是两位一体的战略,实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双轮驱动和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二、城镇化比城市化更符合农村实际

城镇是连接农村和城市的桥梁,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枢纽。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把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和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支点。强调城镇化,是因为农民融入城镇就业与定居门槛要比大城市低得多,更符合我国农村实际。

农村孕育了城镇,二者有着天然的联系。加快新农村建设为城镇化提供强大动力,城镇化加速发展又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强化中心城镇对农村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和经济辐射功能,有利于促进村镇联动发展,也符合农民需求愿望。在山东、湖北、河南等地问卷调查中,80%以上的农民工愿意进大城市打工,但选择回家盖房或城镇买房。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迟滞了30多年,“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这种城乡隔离的观念已经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这不仅仅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而且是缓解日益尖锐的城乡矛盾的要求。中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只能在中国这个经济系统内部去找办法,只能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是人们按照简单、常识性逻辑的想象没地种的农民才叫过剩劳动力,而是如果这个劳动力追加到土地上导致平均生产率降低,这个劳动力就是过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保证留在土地上的农民收入增长能够跟上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才能保证城乡之间利益矛盾不致激化。

推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搭建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平台。土地问题是众多深层矛盾和问题之源。破解城镇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和缓解耕地红线保障压力,重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与宅基地退出的长效机制,推进农村土地资本化和增加土地财产性收入,妥善解决进城农民资源双重占用及其土地权益保障问题。充分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平台,把着力点放到优化城乡建设用地配置和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上来,实行城乡同地同价同权,全面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面向国家新农村建设、保障耕地红线和统筹城乡发展三位一体”的中长期战略,因地制宜、分区推进以空心村”为重点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逐步实现新农村建设社区化、土地经营适度规模化和农业现代化,让留村农民也能够以地为生、安居乐业。

三、城镇化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城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撑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从而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客观上带动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城镇化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生产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和物质基础。推进城镇化,可以将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从土地束缚中解脱出来,为留下的农民创造扩大生产规模的条件,由此可有效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随着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可以促进农产品科技推广、农业机械销售和维修、农产品流通信息等涉农服务业的发展。另外,城镇化可以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农村农产品加工业、运输业、购销业、仓储业的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城镇化带动农民收入增加,缩小城乡差距。生活宽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和核心目标,生活宽裕前提条件是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增加,生活宽裕的表现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农村问题不能局限在农村内部解决,农业问题不能局限在农业内部解决,农民问题不能靠农民自己解决,要通过工业、商业来统筹[8],充分发挥城镇的交通、通讯、供电、供水、仓储等优势,为农村二、三产业及整个经济发展提供空间载体,从而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使其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作者单位:襄樊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董天菊

第4篇: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并举

来源: 中国产经新闻报2008-12-11要闻·评论

文/本报评论员 余牧

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直至消灭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一般工业化国家的做法是向城市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使农民进城创业、进城务工,不再成为农民。

1996年我国城镇化率是30.48%,2006年已经达到43.90%,年均提高1.34个百分点,即每年增加2000万以上城镇人口。

与之相适应,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来源发生了显著变化。改革初期,我国农民收入来源单一,以农业和粮食收入为主体,实物收入占很大比重。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深化,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和非农化的趋势明显。到2005年,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的比重演变为45%和55%。可见,推进城镇化发展,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看到,我国城镇化的水平还是初级的、不稳定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户籍制度是城镇化过程的严重阻碍。农村富余劳动力虽然进城工作了,但户口却不能进城,被称为流动人口。比如2003年底,在农村居住人口是76851万人,而农业户口人员总量还在93500万人以上,两者差距在1.66亿人以上。这些流动人口对所在城市没有归属感,产生了不少经济、社会问题,延续了城镇化进程。近几年来,许多城市实施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行以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落户基本条件的户口准迁制度,但尚未在全国统一实行。

二、城镇经济实力不足,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有待提高。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历程说明,凡是小城镇形成规模的,都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有较强的产业支撑,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和各具特色的城镇经济。像这类城镇总体上还是少数。不少城镇建设属于地方政府推动型,定位于城镇现代化,规模扩张过快,建设超越发展阶段,但缺乏经济的支撑能力。三是城镇功能还不健全,供排水、交通、能源、信息及社会服务功能、居住服务功能不足,城市的教育设施、医疗设施、环境状况、园林绿化、居民小区停车场及防灾减灾机制等都不能适应城镇发展要求。中心城市对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求职和用人等方面的就业服务、生活服务,如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方面也相当短缺。

可见,城镇化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我们要继续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多层次提高我国城镇化水平,增强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并为陆续离开户籍所在地、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逐步转变为市民创造条件。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口比美国多10亿,是日本的10倍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不可能像美国、日本等国那样实现人口基本城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仍将有几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应该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并行不悖地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形成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

第5篇: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思考(高扬波)

东西湖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镇化的组成部分。在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城镇化的必然趋势是以大城市为主、中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的城镇化。农村的问题,要靠城镇化解决。不能大量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就没有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 新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城镇化

(一)农村的问题,要靠城镇化解决

农村困难,主要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难造成的。最终要靠城镇化来解决。新农村建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乡村城镇化,使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变,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的城镇化。

新农村建设和我们通常所说的城镇化的主要不同在于,前者主要以农村作为载体,而后者主要以城市作为载体。也就是说前者更多地是 “乡村城镇化”,是通过改造农村社会的一系列硬件、软件环境,从生产力、生活水平、村容、乡风、基层民主政治等方面进行全面提升,实现农村和城市差距的缩小,最终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协调发展;而后者更多是 “人口城镇化”意义上的城镇化,是通过人口从农业到非农业,从农村到城市的行业部门和空间转移,以城市社会作为场所实现城市在社会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最终实现广大农民的城镇化和现代化。

我国的农业现状是,2.6亿农户耕种18.37亿亩耕地,平均每户7.3亩。我们从农业耕地上产生的收入已经不能使农户自给自足了。新农村的村民应该是未来的农场主,不是现在的2.6亿农户。到2020年,要达到小康,得迁出

1 3/4的农户。使每户达30亩地,才能做到衣食不愁、略有剩余。这样全国农村平均每年得走2800万户,按照1.5:1的比例,得解决2000万人的就业问题,加上城里的900万人,得解决2900万人的就业问题。要在15年内完成这个目标。这样农场主才会有规模效益。只有改变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全面小康。而只有城镇化才能实现这个转变。

(二) 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要因地制宜

过去,我国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存在惧怕城市病、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和城镇均衡分布等三大认识“误区”。

误区一,认为城市发展引发“城市病”,而惧怕发展城市。所谓“城市病”是一个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集中的区域,引发城市管理、交通、环境以及市民生活不便问题。实践证明,我国现阶段城市大力发展不可避免,不能因可能产生“城市病”而不去发展城市,必须正视“城市病”负面影响,建立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

误区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其实,我国大城市的规模明显低于世界水平,尤其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比世界平均低5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低11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21个百分点。上海、北京等全国最大城市所产生出的国民财富比重也处于较低的水平。我国城市体系不协调,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都偏小,对经济发展有很大制约。

误区三,认为城镇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其实,城镇化必须考虑到地理基础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我国是一个经2 济发展水平不高、区域差异很大的国家,因此城镇的发展应根据各自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特点,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整体效益最大化的城镇体系。

笔者认为,我们不应先入为主地提倡某种规模的城市,而限制另一规模的城市。如果规划科学,管理到位,大城市不一定会引发“城市病”;城镇布局,也不一定强求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应因地制宜,走以大城市为主、中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的城镇化道路。因为,各地的水源、物产和交通等环境条件不同,有的城市长得大,有的城市长不大。我们不能违背经济规律。该让哪个城市长大,不让哪个城市长大,要让市场来决定。应该建立和完善土地租赁市场,由市场来决定土地的实际价格。这样,城市的规模就会自动达到一个均衡点。应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的实际,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第一,东部地区以发展大城市群为主。美国绝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五大湖流域、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的大中城市群。日本7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东京到大阪的一个狭长的城市带。现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城市群。由于我国北方极度缺水,许多中小城市难以长大。对少数历史古城,只能花巨资搞南水北调来养活。因此,在缺水地区必须控制城市的盲目发展。应在水源充足的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城市群或都市圈。要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发挥其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完善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镇网络和区域快速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引导大城市的传统产业向中小城镇转移,促进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推动小城镇集约发展为中等城市。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群。

3 第二,中部地区着力做大中等城市。中部、中间是矛盾转化的关节点。我国地区结构东、中、西三大板块,差距很大,我们要转化这个矛盾,抓住中部就抓了大局。城乡统筹,有大量的农民必须进城,进到哪呢?按照以中为重的发展观,就是要进到中部地区的中等城市。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现在小城镇解决不了就业问题,春天一到,民工潮直奔大城市,只有大城市才有吸纳力。所以要加速把二百多个中小城市,也就是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赶紧做大,至少也要把县城做大。第

二、三产业发展要靠中部。交通发达、水源充足的江城武汉必将向国际大都市—— “下一个上海”迈进。并将形成一个以武汉为龙头的中国第四都市圈。我们要立足于这个大趋势,来规划我区的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第三,西部地区重点发展现有城市。人口分散、资源条件较差的西部地区,应重点发展现有城市、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要建立健全与城镇化健康发展相适应的财税、征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制度,完善户籍和流动人口管理办法。统筹做好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改善人居环境,保持地方特色,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二、当前小城镇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小城镇发展的速度很快,但由于其成长具有特殊背景,即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加上有些乡镇干部急功近利扩大财源的心态,我国小城镇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走一点弯路,出现一些问题。

(一)规模偏小,遍地开花。目前,我国小城镇的规模普遍偏小,严重制约了小城镇的健康发展。据新华社消息,2003年,我国乡镇已达42620个,其中建制镇达20226,县城以外的小城镇总人口约为1.91亿。根据我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全国建制镇镇区平均只有1221.1户,4518.6人,镇区面积4 2.2平方公里。中西部地区建制镇的镇区规模更小。建制镇尚且如此,一般集镇的规模可想而知。在镇域人口上,有的镇只有几千人。

随着改革的深化,这种小规模乡镇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1)乡镇规模小,辐射效应低。城镇功能的发挥受到极大影响,导致小城镇经济发展的后劲严重不足,不利于集中有限的财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由于规模小,对资源的集聚能力弱,不仅难以把周边的资源吸引过来,对镇域经济也无法起到辐射作用。一个小城镇只有当镇区人口达到1万人时,才能够发挥经济中心对镇域经济的集聚和扩散作用;2万人时作用比较明显;超过5万个则可以对周边若干乡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2)镇域规模小,但内设机构并不少。乡镇越多,乡镇干部也就多,必然加剧农民的负担。(3)各自为政,浪费资源。有的地方两个或多个相邻的镇已经联在了一起,形成了具有一定城镇化水平的经济区域,但由于受到行政区划的制约,这些经济区域的基础设施不能共享,造成资源浪费。乡镇各自为政,在同一经济区域争市场、争资源,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在低水平上重复建设,其结果是都形成不了规模,并阻碍了人口和其他资源的进一步集聚。

(二)规划不科学,布局不合理。小城镇的规划和布局受短期利益的驱动,缺乏长远打算。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有一些市县在率先城镇化的影响下,掀起了一股“小城镇”热,出现了不按规划建设甚至不规划就建设的现象。不少小城镇规划水平低,布局不合理,特色不鲜明,千房一面,搞马路经济,“骑路”发展。这不仅影响交通,而且加大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也增加了环境治理的困难,影响了城镇环境的整体外观。

不仅如此,以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名的新一轮“圈地运动”有进一步抬头的趋势:不少城镇建设扩张无度,开发区、大学城遍地开花;从县到乡,不顾

5 自身条件,争设各类开发区或工业园区,竞相压低地价招商引资;有钱有权的部门,抢着圈大院、盖大楼、建“中心”……这种高成本扩张的所谓“城镇化”,其结果不仅是把大量无力负担高额进城成本的农民拒之城外,而且也将使这些城镇本身最终陷入有城无市的困境之中。

(三)资金短缺,急功近利。资金问题是小城镇建设的大问题,也是小城镇领导人考虑最多的问题之一。虽然从全国来看,小城镇的投融资体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总的说来政府部门的投资仍然是最重要的,在很多地方甚至仍然是单一的投资渠道。按照现行财政体制,镇政府不是一级完整的预决算财政单位。地方税归县(区)财政所有,镇政府只能按人头获得经费,超收部分按一定比例分成。而各种费用则由县级政府各部门直接收取,一般情况下,各种费用总数约占预算内财政收入的1/5到1/4,有的地方还可能要多一些。县财政提取比例过大,往往使一些地区的小城镇建设捉襟见肘。

在当前的财政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下,地方政府在小城镇建设上的投入力度还受“吃饭财政”状况的制约。由于大量小城镇财政都是“吃饭财政”,个别乡镇甚至连工资都难以按月发放,在这种情况下又想由政府包办,就只能依靠手中的资源(包括行政资源)扩大资金来源。主要手段有“以地生财”和“集资建镇”等。“以地生财”是当前各地小城镇筹集建设资金的主要手段。这种做法实际上与保护耕地的国策相矛盾。在实践中,各个小城镇都尽可能多出让一些土地,或者变相把农用土地非农化。“集资建镇”也是小城镇筹集建设资金的主要做法之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卖户口”,即把农业户口转为小城镇户口,要按照规定交纳一定的费用。二是企业或个体工商户集资,又有按照市场经济的做法和行政措施的做法。前者指把小城镇的某些基础设施交给企业经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有利可图;后者指硬性摊派,要求小城镇的企业和6 个体工商户分摊一定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费用,这实际上是对企业利益的一次剥夺,从长期看,对小城镇的发展有害无益。

(四)贪大求洋,乱占耕地。 有消息说,皖西一个只有15万人口的小镇,在未给足农民征地补偿费的情况下,竟然修建起一个占地100亩的豪华广场!与这豪华广场形成鲜明反差的却是农户们透风漏雨的低矮茅舍和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尴尬生活。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地方大搞所谓“形象工程”,不惜重金兴建高档政府办公大楼,拓宽近百米的大马路和大广场,还要斥巨资兴建所谓的街心花园,栽种数千平方米草坪、音乐喷泉和大型城市雕塑等,据说是为了“50年规划不落后”。

既使在发达国家,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和小城镇,也很少看到大马路、大广场、大花园。城镇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不能追求跃进式巨变,要按客观规律搞好中长期规划,分类、分阶段发展。必须看到,我国仍有近9亿农民,小城镇本来门槛低,容易把工业、流通业同现代农业连结起来,便于农民迁入。如果小城镇也模仿大城市的做法,搞花园式城市,只会人为抬高城镇“门槛”,大批农村劳动力难以转移,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谈。

(五)垃圾围城,环境恶化。我们在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的同时,由于“重建设、轻环保”等观念的影响,也带来了一些环境问题。不少小城镇空气与江、河、湖泊等水体污染严重,垃圾围城现象普遍,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加重。突出表现在:一是城镇建设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致使小城镇建设中环保欠账普遍,环境综合质量较低。二是一些小城镇发展过程中环境管理滞后,生产、生活废(污)水随意排放,废物、垃圾到处倾倒,废气烟尘大量排放,加剧了小城镇及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三是乡镇工业污染不断加剧。目

7 前,乡镇工业废水、粉尘和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占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重均接近或超过50%。四是小城镇周边农村污染严重。农药、化肥对农产品的污染及农膜产生的“白色污染”,村镇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垃圾污染,焚烧秸秆造成的大气污染,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及水产养殖污染等,已经对小城镇及周边农村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制约了农村经济和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三、加快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的对策

(一)增强规划意识,实现合理布局

1.尊重客观规律,以科学的规划指导建设。首先,规划观念要更新,思路要宽,眼光要远。规划要以区(县)为单位制定,要有专业班子,对城区规划建设、小城镇建设以及中心村建设统筹谋略,科学布局,形成有利于发展、方便生活的合理网络。体现科学性、长期性、可行性和配套性,坚决防止和克服随意性,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连续性。其次,在小城镇的规划中,要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发展,合理确定人口规模与用地规模,既要坚持建设标准,又要防止贪大求洋和乱铺摊子。规划的编制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做好与土地利用总体现规划以及效能网络、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各方面规划的衔接和协调。

2.统一规划,集中用地,做到集约用地和保护耕地。首先,要通过挖潜,改造旧村镇,积极开展迁村并点,土地整理,开发利用荒地和废地,解决小城镇的建设用地。为此,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要鼓励农民把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已经创造出来的“以地换地、以地滚地”,或者“股田制”的办法,用到城镇建设中去,这种调整存量资产、加速地方工业化的制度变迁,因为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而几乎全无痛苦。此类群众中自发产生的,制度成本最低的,切实可行做法,不仅能降低农村人口的进城“门槛”,8 而且可有效减少农民上访告状,维持安定团结。其次,对以迁村并点和土地整理等方式进行小城镇建设的,可在建设用地计划中予以适当支持。要严格限制分散建房的宅基地审批,鼓励农民进镇购房或按规划集中建房,节约的宅基地可臵换用于小城镇建设用地。此外,小城镇建设用地,除法律规定可以划拨的以外,一律实行有偿使用。对经营性用地要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方式配臵,凡可竞价的,要一律以招标、拍卖方式供应。经济欠发达地区也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对经营性用地实行有偿使用,积极推广小宗地招标、拍卖出让土地的经验。要加强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对已经列入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集体土地,必须纳入城市用地统一管理、统一转用、统一开发、统一供应;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小城镇集体建设用地,也要统一规划、加强管理,严格控制建单门独院住宅,提倡建单元楼。对已合法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的调整、改造,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占用农民集体的土地必须真正做到依法补偿。不得人为压低补偿费用。

(二)运用市场机制,夯实经济基础

小城镇建设,更要依靠市场机制吸引企业、个人及外商以多种方式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经营,多渠道投资小城镇教育、文化、卫生等公用事业,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依靠社会资金建设小城镇的路子。

1.城镇的发展和持续繁荣,必须靠合理的产业来支撑。优化产业结构才是城镇化的核心和内涵,充满活力的经济是小城镇繁荣和发展的基础。因此,要根据小城镇的特点,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为依托,大力发展特色经济,着力培育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形成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基地。要发挥小城镇功能和连接大中城市的区位优势,兴办各种服务行业,因地制宜地发展各类综合性商品批发市场。要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服务,减轻

9 企业负担等措施,吸引企业进镇。鼓励大企业到小城镇开展产品开发、商业连锁、物资配送、旧货调剂、农产品批发等经营活动。鼓励商业保险机构拓宽服务范围,到小城镇开展各类商业保险业务。

2.拓宽筹资渠道,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投资体制。小城镇建设资金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拨款,更不能向农民摊派,要充分依靠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投资体制。要大力推进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化进程,对于小城镇住宅开发项目,供水、供电、通讯、燃气等具备自负盈亏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部分文化、教育及卫生事业,根据“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国内企业、个人及外商以多种方式参与建设、经营和管理,使其产业化。通过建立市政设施有偿使用和合理的收费制度,解决投资者投资回报问题。大体说来,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60%可以通过多元投资的市场化机制来解决。对城镇内道路、排水、污水及垃圾处理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场所,考虑到其长期受益性的特点,国家应帮助小城镇政府开辟长期融资的渠道。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中央财政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募集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转借给省级人民政府,给具备经济发展条件和资金偿还能力的小城镇的基础设施项目予以支持。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式,最好运用财政贴息手段,因为贴息可以充分调动、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起到多方面的政策效果。

(三)注重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小城镇环境质量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高低,而且关系到小城镇的健康发展,我们一定要按照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要求,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原则,做好小城镇发展中的环境保护工作,通过科学10 规划,合理布局,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格环境执法监督,促进小城镇建设及其社会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健康、协调发展。

1.要把环境保护规划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前提。搞小城镇环境保护规划就是为了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小城镇相对大中城市来讲,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环境保护的成本,一旦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治理和恢复的代价更大。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市政建设、环境保护是小城镇发展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个方面,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小城镇环境规划应当纳入社会发展规划之中,而不仅是在城镇建设总体规划中涉及环境保护的某些内容。因此,我们一定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在城镇化发展中,要把搞好城镇环境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作为前提条件。

2.切实抓好小城镇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结合当前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我们要在提高认识、搞好规划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切实抓好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要按照规划做出安排,积极推进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污染治理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制度,从源头把好关。有些明显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项目、工程,如重污染项目、高能耗项目、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破坏的项目,在城镇化发展中应该说“不”。要积极引导企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加强污染集中控制,加快污染处理设施的建设,加大对国家强制关停或淘汰的“十五小”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明令淘汰项目的监管,努力做到不欠新账,逐步还清旧账,把小城镇环境保护的成本降低到最低程度。

3.努力推进环境优美小城镇创建活动。当前,小城镇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一是企业和小城镇点源污染防治;二是农村面源污染防治;三是推动农村

11 生态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四是要提倡垃圾分类投放和处理。可按生态垃圾(菜叶、果皮等)、可回收垃圾(玻璃、纸张等)、化学垃圾(旧电池等)进行分类投放和处理,防止垃圾围城。五是积极发展电动交通工具,防治汽车尾气污染。

城镇大气污染严重,机动车尾气是罪魁祸首。尽管我国人均汽车占有量不及发达国家的1/10,但汽车总量过大,尾气排放60%超标,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倍。汽车和摩托车虽然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却也在无情地残害着人的健康。在石油短缺与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今天,除了在大城市发展地铁、轻轨及有线电车外,还应在城镇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

(四)取消“户籍壁垒”,鼓励农民进城

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要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最终取消“户籍壁垒”,鼓励农民进城。

1.逐步实现城乡户口的一体化管理。取消就业的歧视性政策限制,为农民进入城镇创造条件。坚持实行以居住地确定落户地点,以现行职业确定身份的户籍管理制度,鼓励有资金、有技术的农民向小城镇聚集。

2.要确保进镇农民在子女上学、参军、招工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坚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积极为农民进城务工创造有利条件,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3.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有前瞻性。要破除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制,将原有城镇人口和新增城镇人口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小城镇中建立并不断完善住房、医疗、劳动就业、教育等各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建立与小城镇发展相适应的管理机构(街道及社区居民委员会)。企业管理部门应针对长期以来企业布局分散的问题,把发展企业和发展小城镇有机地结合起来,采12 取积极措施,鼓励分散在村的企业逐步搬迁到集镇上来,吸引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到镇上来办企业。有关部门对吸引企业的进入应提早准备,在企业布局、用地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和政策环境营造等方面都要做出相应的安排。

(五)完善管理职能,提高行政效率

要积极探索新型城镇管理体制,把街(办事处)建成职能明确、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政府派出机构。要集中精力管理公共行政和公益性事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社会环境,避免包揽具体经济事务。在规定的机构编制限额内,街(办事处)可根据实际需要设臵机构和配备人员,不要求上下对口。小城镇政府的行政开支要严格实行预决算制度,不得向社会摊派。

要进一步加强街(办事处)、居委会(大队、村)的干部队伍建设。结合机构改革,选调一批政治素质高、年富力强、懂经济、会管理的同志,充实到基层领导岗位。加强对街(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民主法制观念、政策水平和管理能力。对于居委会(大队、村)的干部队伍建设,一是要通过购买养老保险的办法,解除他们退休的后顾之忧;二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增强集体经济实力,提高基层干部的收入,让机关干部都能主动要求下基层。

(六)我区如何建设新农村?

东西湖区是一个国有农场群,地处大武汉的近郊,新农村建设要从城镇化发展的大局出发,长远规划,分步实施。

一要制定好城乡统筹发展规划。要把握城镇化发展的总趋势,制定好新城、重点镇和中心村的总体规划。首先要做大吴家山新城;其次要重点发展走马岭、新沟镇地区。围绕这两个主、次中心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格局。

二要突出重点,分步实施。规划一步到位,建设分步实施;要集中有限财力,抓好水、电、路、气、通信、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两个主、次中心要力

13 争普及天然气。次中心要通过优先发展优质教育带动房地产开发。

三要学习张家港市的经验。在完善农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基础上,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农民集中居住。

四要落实中央1号文件,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将农业职工土地承包费中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的费用全部减除,农场由此减少的收入应由中央和省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五要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发挥国有农场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示范作用。大队(村)干部要带头示范。

六要大力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着重抓好居委会(大队、村)党组织建设,同步推进村民自治组织和其他村级组织配套建设。要加强对村干部的新农村建设知识培训工作。围绕“亲民、爱民、富民”活动,创建好班子。推进政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综上所述,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城镇化。我们应努力克服小城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加快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步伐,坚持大中小城镇和新农村协调发展。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减少农民数量、提高农业效率,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本文的第

二、三部分曾分别在湖北省《党政干部论坛》2006·4期和2005·9期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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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郊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城镇化涉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民生活方式改变等诸多方面,而这些方面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处理好农村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近年来,北京市先后出台一系列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不断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工作力度,努力破除二元结构对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有力地促进了郊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

京郊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特点

郊区城镇化进程加快。从郊区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的变化看,1980年―1990年,郊区农业人口由375.3万人增长到392.1万人,说明当时的城镇化进程缓慢,带动郊区农民转移的作用不明显;1990年―1995年,郊区农业人口开始减少,1995年为373.4万人;2005年,农业人口进一步减少到300.5万人。其中,2000年―2005年平均每年减少9.26万人。这说明,“十五”时期以来郊区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农村人口转移的速度明显提高。

郊区城镇化与城市郊区化合流。合流的交汇点集中在郊区新城以及区位、经济和环境等条件较好的小城镇和部分农村社区。城市郊区化进程的加快,将对郊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比如,城市人口扩散、城市高消费需求增加,会推动郊区第三产业、郊区生态农业和旅游农业的发展,进而推动郊区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结构升级和更多城乡混合型社区的形成,带动农村的旧村改造。

郊区新农村建设进程与城镇化进程合流。近年来,北京郊区出现了一种新的城镇化模式――原地改造型和环境整治型,也就是一般农村的旧村改造或环境整治。这种城镇化虽然没有较明显的经济及人口转移和集聚趋势,但通过旧村改造、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条件改善等,使农村面貌得到根本改观,让农民享受到城市文明成果、开始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从广义上讲,城市化的最终结果不是使所有的农民都集中到城市,而是让居住在农村的农民也能享受城市文明成果。这种城镇化不属于传统的城市化范畴。由此可以看出,郊区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进程呈现出合流趋势。

京郊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郊区农民城镇化转移和非农就业转移滞后。1980年―2005年,北京市农业户籍人口总数由375.3万减少到300.5万人,减少了74.8万人;而全市城镇人口则由521万人增加到1286.1万人,增加了765.1万人。郊区农业户籍人口减少数只占全市城镇人口增加数的9.8%。这表明,北京城市化率的提升主要是由外埠进京人口实现的,本市郊区人口转移所占的份额很小。1995年―2004年,农业生产总值占郊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2.6%下降到10%以下,但同期郊区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仅从40%下降到31.8%。这说明,郊区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仍然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

郊区

二、三产业集中不够,区县城集聚力不足。郊区企业数量大,但单体规模小、布局分散。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企业分散在乡镇或村所在地,无法形成城镇集聚效应。工业集中程度低,造成区县城经济规模小和集聚力不足,在郊区城镇化进程中难以发挥主体带动作用。区县城第三产业升级缓慢,教育、卫生、文化、科技发展水平明显低于中心城区。

小城镇缺乏产业支撑,不能有效带动当地农民转移。目前,京郊小城镇核心区的大多数村庄尚未完成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城镇社区的转变,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不能形成对外围村庄的集聚和辐射效应。

郊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服务设施不足,社会事业发展滞后。郊区环境卫生、饮用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影响郊区城镇化进程;郊区一般农村地区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滞后于城市,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等资源的占有率偏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亟须提高。

协调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

北京郊区的新农村建设是和郊区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应当统筹兼顾、协调推进。

统筹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本质都是郊区经济社会调整转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北京郊区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必然是郊区经济和社会结构全面调整转型的过程,是现有的村庄逐渐向被动城镇化、主动城镇化、亦城亦乡的混合型社区以及现代农业农村社区分类演进的过程。郊区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农民的市民化和向

二、三产业转移就业、村庄的整治合并等,都是这一进程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结构调整过程同时也是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二者互为条件。只有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社会结构转型统筹安排,加大包括规划、土地、社区组织(乡村两级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力度,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才能保证城镇化进程健康发展。

统筹城

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共同目标。对于郊区整体现代化进程而言,加快郊区城镇化进程和推进新农村建设只是起点和侧重点不同的同一过程,二者殊途同归。城乡统筹是措施,城乡一体化是目标。城镇化进程如果不能解决农民的就业和转移问题,不能使农民享受改革发展和城市文明的成果,就偏离了正确方向;新农村建设如果没有以工促

农、以城带乡机制的保证,没有城镇化进程的带动,也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因此,应把北京郊区的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统筹兼顾、协调推进。

第7篇:标准化与新农村建设

质监部门将大力推广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向纵深发展,提高农业产量和质量水平,努力使更多的农产品评上地理标志产品、名牌产品,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一是大力推广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围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示范区建设,大力向全市农民推广农业标准化生产管理技术。同时加大对国家、行业标准的贯彻实施力度,从种子、种畜、种苗及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抓起,逐步在产品加工、质量安全、贮藏保鲜和批发销售环节实施标准化管理,引导示范基地建设标准化体系,采用无公害食品标准,申报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使其逐步走上发展品牌农业之路。

二是加大对农民朋友的培训指导力度。积极联合农业、林业、畜牧等有关部门,制定了多种无公害农产品培育教材,培训农业标准技术骨干,选拔优秀的农业标准技术员,使更多的技术员走进农家的田间地头,帮助指导农民严格按标准操作。

三是做好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工作,选择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实行综合标准化管理的经验,以一种或一类优势农副产品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以农工贸、产供销一体化的经营组织为依托,在一定区域内对农副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均实行标准化管理,从而达到了提高农副产品产量、质量和效益的目的。

四是为“三农”保驾护航。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广泛开展无公害农产品免费跟踪监测、农资免费检测等活动,帮助农民把好种子、种苗、种禽、农药、化肥、饲料等农用产品质量关;抓好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的质量指导管理,帮助农民提高农产品质量档次和包装档次;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农产品市场经济秩序,一如既往地积极开展打假保春耕,打假保秋播等农资打假活动,不让劣质的产品进入农民的田间、圈内、院落,为农产品营造良好的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第8篇: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

深化农村改革要牢牢把握三条硬杠杠

中国的巨轮已经再次踏上改革的航程。“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已成为当代发展的主旋律、国家发展的主题词、政策取向的主路径。人们相信并期待,体制机制弊端的淤塞被冲开后,巨大的活力便会奔涌而出,给新一轮黄金发展期注入无穷动力。

改革可期,征途漫漫。在步入攻坚期与深水区以后,改革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探索可以没有边界。一方面,改革并不是毫无规律可循的,历史上、世界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给我们提供了借鉴;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走弯路的成本太大,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因此,在改革中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既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难,敢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又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持底线和原则,坚持“硬杠杠”不动摇。

在深化农村改革这个范畴,最重要的底线和“硬杠杠”就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土地是农民的生存根本和情感依赖,其作为生存保障资料的功能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其作为文明传承的载体蕴含着更多人文内涵。农村土地涉及的主体、包含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农村土地制度不仅是农村经济制度的根本,也是农村社会治理机制的基础,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谋定而后动。因此,在农村土地改革这个问题上,必须审慎稳妥、坚持底线思维,牢牢把握三条“硬杠杠”。

第一是要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是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根本,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就是坚持农村基本制度的“魂”。特别是在当前土地流转方兴未艾之时,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为各地土地流转的大胆探索划出跑道,在这条“硬杠杠”的严格要求下,土地流转一定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这是土地流转的底线。

第二是要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必须始终坚持和巩固。农村家庭经营形式灵活,能包容多层次生产力发展,被证明是最适合农业的生产经营形式。尽管当前种粮大户、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兴起,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农业主体的主要力量还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广大农户,而且他们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旧是我国农业的生产经营主体,是我们必须依靠的基础力量。第三是要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核心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这就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农民有了长期自主经营的土地,才能有长远的打算;有了稳定的承包关系,才能去谋划怎样激活土地经营权,是种地还是流转?是抵押还是入股?另外,当前还要尽快研究出台关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的配套政策,探索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有效形式,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推动相关法律法规修订,抓紧研究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入股实施办法等,

夯实“长久不变”的基础。

这三条“硬杠杠”是底线,必须长期坚持。当前,土地资源由于其稀缺性,成为工商资本抢夺的“肥肉”。资本的天性注定其终极目的始终是逐利的,这就需要政府规范引导,牢牢把握农村土地的“硬杠杠”,确保农民的权益不受侵害。毋庸讳言,一些地方在土地流转上一味求快,下指标、摊任务,搞长官意志;一些地方为了发展三农引入工商企业,可几年以后,不少工商企业就变了,先是非粮化,再是非农化,再慢慢就房地产化。这绝不是农村改革的方向,绝不允许这种“挂着羊头卖狗肉”的行为继续下去。

深化改革没有穷期,农村改革再踏新征程。改革如逆水行舟,松一篙则退千寻。我们必须敢于担当,同心协力、锲而不舍,向农村改革要动力,为农村改革添活力,持续推动三农事业奋勇向前,为三农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新生代农民工:我有一个城市梦

“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歌手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呐喊,嘶哑中衬托着他们面对现实时的沧桑心境:对生活的求问和对未来的梦想。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后的农村,但却又属于基本脱离农村而又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尚处于社会结构中第三元状态的人群。据统计,当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70%,约有1.9亿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进城不仅谋饭碗谋生存,而且谋事业谋发展。有朝一日成为真正的“城市人”,这是他们每一个人心中久久萦绕的城市梦。

然而,梦想很诱人,现实却很沉重。农村户籍就像是一个烙印,哪怕他们在城市打拼、奋斗多年,却仍然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强烈的被边缘化和被排斥感不断地刺激着这些怀揣“城市梦”的新生代农民工。

其实,如果我们从中国发展这个更深更广的历史坐标上去寻找、去定位,我们会发现,朝气蓬勃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逐步成为中国制造的主体力量,并且还将跃升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提供雄厚的人力支撑。我们还会发现,自我意识强烈的新生代农民工也正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一股新的、强大的推动力,他们对文化认同、阶层流动、政治参与的诉求,将倒逼着中国改革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填补空白,涉向深水。

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明天也正是我们共同的明天。这是一个缺乏归属感的庞大人群,长此以往,一个城市就有可能形成主流社会与边缘社会并存的双重结构,出现社会阶层之间互不认同难题和价值观差异,带来隔阂和矛盾,从而使城乡分割在地化、同城化,对社会和谐形成巨大挑战。因此,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群体,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归属感、认同感、幸福感,并以宽容的胸怀和积极的态度去接纳他们,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中国梦”

的应有之义。

一方面,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需要我们加大改革力度、破除制度壁垒,实现“同城待遇”。这就要求我们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从输出地到接收地、从具体政策到人文关爱等方面下功夫,在户籍制度、教育、就业、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寻求突破和创新,真正弥合社会鸿沟,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从而让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共享改革发展红利。

另一方面,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靠的不是同情、不是怜悯,而是自信、自强、自立。这既需要社会各界更多地尊重和关爱新生代农民工,在切实维护他们权益的同时,关心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形成更为完美的人格,增强面对挫折、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需要新生代农民工自己树立志向,通过加强劳动技能培训不断提高自身素质,通过创造和贡献赢得尊严,赢得更加充实和体面美好的新生活。

每一个新生代农民工都有一个城市梦!让他们在城市寻梦的过程中获得一份关爱、一份支持和一份引导,这不仅是一个城市开放胸怀和友善态度的彰显,也是当前中国转型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因此,我们理应把关注之目更多地投向新生代农民工,让他们的梦想在城市的天空高高飞扬!

乡村旅游要突出“乡土味”“文化味”“休闲

味”

乡村旅游,要突出“乡土味”“文化味”和“休闲味”,让广袤的乡村成为常居者守望相依的美好家园,成为旅游者心驰神往的梦里故乡。

刚刚过去的马年春节,身边的不少朋友都体验了一把乡村旅游。有的带着全家老小在家乡附近的山村看竹海、泡温泉;有的在西南少数民族集中地区赶大集、品美食,感受别样的民俗风情;还有的跑到了沿海渔村,和渔民一道出海捕鱼„„美丽的田园风光,与城市生活迥异的乡村体验,让朋友们流连忘返。

但是,快乐的背后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有的朋友抱怨,热门的民俗度假村人满为患,饭菜质量、服务水平都打了折扣;有的朋友诉苦,农家乐的住宿条件咋还这么差?路咋还这么难走?

这几年,以乡村旅游为代表的休闲农业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紧密连接城乡的新型业态。城里人到农村休闲、消费,放松身心的同时也促进了城乡交流;农民则通过发展旅游业,实现了农业和服务业的有机融合,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收入快速增加。

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步较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低水平简单重复的多,兼顾乡土特色与人文景观的精品较少。加上水、电、路等农村基础设施欠账较多,配套服务不完善,乡村旅游业人才短缺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很多地方的乡村旅游还停留在采摘、吃农家饭上,难以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多元化的休闲需求。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这无疑为乡村休闲旅游提供了发展机遇。应当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保护传统村落与民俗等方面的优势,把乡村旅游和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要在立足资源优势、尊重民俗民风、彰显地方特色的基础上,让广袤的乡村保持自然优美的田园风光,成为常居者守望相依的美好家园,旅游者心驰神往的梦里故乡。

发展乡村旅游,政府应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要根据乡土民情、地域文化、山水资源等做好长远规划,加强对旅游业的规范管理,加大扶持力度,让乡村旅游真正热起来。还要通过政策宣传、资金帮扶、典型示范等多种渠道,加强引导,激发农民的创业激情。同时拓宽乡村休闲旅游的经营主体,引导从农户经营为主向农民和社会资本共同投资经营发展转变。乡村旅游的特色在“乡村”二字。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因此,与城市旅游项目和传统景区游览不同,乡村旅游一定要突出“乡土味”和“文化味”。要尊重农耕文明,深度挖掘乡村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升产品档次。同时,也要注重乡村旅游的“休闲味”,重视满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促进创意型休闲农业的发展。

城乡统筹改革破解现代农业难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黑龙江省考察时强调,发展现代农业还得靠改革,通过改革破解体制机制制约。众所周知,上届三中全会后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产生重要影响。本届会议在继续推进农村发展上将推出哪些新的改革措施,着实令人期待。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仅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还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当前改造传统农业面临许多难题。

改造传统农业,就是要对农业生产要素进行改造。农业中最重要的要素是土地。近年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年劳动力种地的现象愈发普遍,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大量土地抛荒。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提出在农民自愿的情况下,土地可以进行流转。但由于农村土地收益率低、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缺乏等原因,目前有的地方农地流转有限。

农村不仅土地经营规模小,而且还缺乏资金。按照法律规定,农村耕地、宅基地等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农民拥有使用权,不允许农民将耕地、宅基地使用权进行抵押。没有抵押,就制约了银行向农村发放贷款。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经济空心化和农村儿童留守化的状态下,用先进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改造传统农业难以大有成效。

建设现代农业需要深化改革。如何在农民外出务工后,特别是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后,建立合适的土地退出机制,促进土地规模经营,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难题。我国城镇化在快速推进中,要解决“半城镇化”问题,就要把农民逐渐转为市民,享受城市待遇。进城务工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住房。解决住房的一个办法是让农民在农村的宅基地上市,当然这是有前提的,即要求农民在城市有相对稳定的工作。通过宅基地上市可解决农民进城第一桶金问题,同时,政府要让这部分人享受保障房待遇,以此来帮助进城农民真正转化为市民。

在这种前提下,政府可以低价购进农民耕地使用权。当前土地流转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土地流转后会使得土地成本提高,影响农业收益,也影响我国农业竞争力,如果政府能够低价购买农民耕地使用权,这个问题就有望解决。当农民宅基地、耕地等资本化后,农村融资中的抵押问题也可以解决了。

除了实现农户土地规模经营,还需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使之能与大市场对接。此外,培养职业农民,提高农民运用先进技术、生产资料和管理方法也是现代农业应有之义。应该认识到,建立现代农业,并不是在农村范围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只有在城乡大局中,在深层次上进行改革,才能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同时也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

第9篇:城乡统筹与新农村建设模式研究

统筹城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是解决“三农 ”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有必要对相关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认真准确地把握。

一、统筹城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

统筹城乡发展 ,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 ,立足于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全局 ,瞄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统筹城乡体制改革、政策转型和经济社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逐步转变城乡二元结构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机制的强化 ,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的协调发展。鉴于“三农 ”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薄弱环节 ,在当前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从指导方针、政策措施上重视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并将其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系统中通盘考虑 ,逐步实现城乡发展的良性互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的具体化 ,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 ,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 ,是解决“三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把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五个方面。具体来说 ,就是要努力发展农村生产力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大力加强统筹城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是解决“三农 ”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有必要对相关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认真准确地把握。

一、统筹城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

统筹城乡发展 ,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 ,立足于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全局 ,瞄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统筹城乡体制改革、政策转型和经济社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逐步转变城乡二元结构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机制的强化 ,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的协调发展。鉴于“三农 ”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薄弱环节 ,在当前乃至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 ,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从指导方针、政策措施上重视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并将其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系统中通盘考虑 ,逐步实现城乡发展的良性互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的具体化 ,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 ,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 ,是解决“三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把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五个方面。具体来说 ,就是要努力发展农村生产力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显著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 ,形成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强农村环境卫生整治 ,明显改善村容村貌;促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不断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既为解决“三农 ”问题提出了更明确的要 求 ,也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做好“三农 ”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二、统筹城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必然性

(一 )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最艰巨的任务。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城乡发展不协调。第一 ,城乡经济差距持续扩大。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 1997年以来 ,呈现持续扩大的态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 , 1997年为 2 1 47: 1,到2003年扩大到 3 1 23: 1,直到 2006年底 ,这种势头仍未根本扭转 ,有关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实际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 6: 1[ 1 ],更为严重的是 ,我国城乡差距扩大化的问题 ,在中西部和欠发达地区显得更为严重。第二 ,城乡公共产品供给高度失衡。近年来 ,我国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了严重失衡 ,甚至在公共产品的

生产供给中 ,城市的繁荣部分地建立在农村萧条的代价上。在用于公共产品生产的资源 ,要素投入和享受公共产品供给服务方面 ,城乡之间不公平程度迅速扩大。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繁荣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停滞和退化形成显明反差。另一方面 ,农村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城乡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处于极度的不公平状态。第三 ,城乡制度创新严重失调。长期以来 ,我国城乡的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 ,呈现了严重的不协调状态 ,由此导致农业、农村和农民面临权益保护和发展机会上的不平等。

一方面 ,农村制度创新严重滞后于城市。自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 ,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严重滞后于城市 ,如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不仅严重滞后于城市 ,还是整个农村改革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乡镇机构改革、农村教育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等 ,尚待进一步试点和探索。以上各方面改革的滞后 ,实际上限制了制度条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撑能力 ,强化了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困难及城乡差距的扩大态势。另一方面 ,城乡分割 ,与二元结构相对应的制度基础尚未受到根本动摇。近年来 ,虽然在城市和农村内部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横跨城乡的体制改革大多已经启动 ,但在总体上尚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 ,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的政策倾向在总体上仍然比较强。由此导致农业、农村和农民在权益保护 ,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的分享上 ,往往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这不仅加剧了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和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失衡 ,也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直接表现。以上这些城乡发展中严重的不协调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 ,必然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与风险迅速增加。发展的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迅速下降 ,甚至会加剧和激化社会的矛盾对抗和冲突 ,导致城乡之间良性互动 ,共同发展的局面难以形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无从谈起 ,坚持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也将无从实现。 (二 )统筹城乡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 ”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 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 ”的发展阶段 ,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已是大势所趋。国际经验表明 ,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伴随农业衰落和农村凋敝的现象比较普遍。我国实行了长达 50多年的农业支持工业 ,农村支持城市的倾斜政策 ,致使农业、农村经济不断萎缩和萧条 ,已成为影响整个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大局的焦点。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 ,解决“三农 ”问题 ,统筹城乡发展 ,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等一系列战略和新政策应运而生。但实践中仍存在着误区。不少人认为只要加快工业化、城市化 ,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就能解决“三农 ”问题;有的人认为工业反哺农业只是一种趋势 ,而事实上仍从农业、农村大量廉价提取资源 ,在这种主导观念的驱使下 ,一些地方重工轻农 ,重城轻乡 ,甚至打着统筹城乡的幌子继续剥夺农业资源。诚然 ,“三农 ”的发展确实需要外部环境和条件 ,但工业化、城市化绝不能替代“三农 ”自身的发展。在工业反哺和城市支持的条件下 ,特别需要加强农业、农村这一承接载体的建设。

三、统筹城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一 )架构解决“三农 ”问题的全新政策体系。

近年来 ,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 ”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2003年一年内 ,党中央、国务院两次召开农村工作会义 ,确立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路 ,将“三农 ”从“基础地位 ”提升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的位置。之后 ,再次把关于“三农 ”问题的政策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提出了 9个方面 22条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接着 ,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特产税 ,减免农业税 ,并推行了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三项补贴政策。这一系列惠农政策措施使广大农民深受鼓舞。这一年财政支农也创下历史新高 ,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总量超过 2000 亿元。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作为 2005年农村工作的主题 ,按照“以工促农 ,以城带乡 ”的思路 ,出台了 27条惠农政策 ,除强调稳定、完善和加强行之有效的政策外 ,还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 ,加大农业税减征力度;加快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各级财政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 ,用于农村的比例不得低于 70%等一系列新政策。2005年仅中央财政用于“三农 ”的支出超过 3000亿元 ,农业和农村经济迈出了新的步伐。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 ,这是新时期中央解决“三农 ”问题思路的重大创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两个趋势 ”的重要论断 ,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提出了新阶段解决“三农 ”问题的指导思想 ,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形成“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 ”的机制定下基调。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并明确把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概括为五个方面 ,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这是第一次关于“三农 ”问题系统性、综合性的表述。2007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再一次强调“统 筹城乡发展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2008年 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就统筹城乡发展作出新的部署。全会关于把握农村改革、加强农业发展、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论述充分表达了农村的实际需要和农民的期盼。由此 ,形成了一个以新农村建设为主题包括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在内 ,以城乡统筹为核心的农村政策新体系 ,这是统筹城乡建设新农村的根本保证。

(二 )农村综合改革全面推进。

2006年 1月 1日 ,在我国实行了 2000多年的农业税正式废止。这是新农村建设全面启动的一个标志 ,也是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一个重要契机。国家已经从2006年开始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逐步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 ,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 ,加强农村基层管理队伍建设;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特别是加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农村财政金融制度的改革 ,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建立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 ,中央决定 2006 年到 2010 年 5年间 ,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累计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约 2182亿元 ,这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一项重大行动。与此同时 ,国家加大了财政支农的力度 , 2006 中央财政支农资金突破了 4000亿元 ,[ 2 ]2007年有了更大的提高。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结果 ,也是深化农村改革 ,实现制度创新的必然要求。

四、统筹城乡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思路

(一 )坚持和完善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 ,发展农村生产力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 ,就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就是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 ,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改革中的伟大创造。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 ,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所以 ,要进一步稳定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我国农业发展始终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双层任务。因此 ,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把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加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基本目标。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 ,建设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动植物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的基础上 ,逐步建设符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在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的同时 ,鼓励和引导农业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 ,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

(二 )以农村金融改革为先导 ,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当前 ,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明显进展 ,自 2006 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 ,农村改革逐渐进入以农村金融改革为先导的综合改革阶段。因为 ,一方面 ,全面加快农村金融改革 ,其长远意义值得高度重视。农村税费改革主要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 ,由于特定时期内农民税费负担的有限性 ,这对于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农村金融改革主要解决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金融支撑问题 ,它对于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 ,更多的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的特点 ,可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动力。因此 ,今后的农村改革 ,应该以农村金融改革为中心。

另一方面 ,取消农业税 ,并非标志着农村税费改革大功告成。农村税费改革成就能否巩固 ,从根本上说还取决于农村综合改革的成效。另外 ,当前的“三农 ”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系统性问题 ,需要农村改革的系统突破 ,单靠几个方面 ,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三农 ”问题。基于以上原因 ,必须扎实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巩固以往改革的成果 ,不断实现制度创新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制度保障。

(三 )搞好乡村建设规划 ,逐步改善村容村貌。

在着力解决直接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各类生产生活问题的基础上 ,要切实加强乡村规划 ,使乡村的建设和管理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乡村建设规划的实施是一项长期任务。既要着眼于改善村容村貌。又要从当地实际出发 ,尊重农民的意愿 ,充分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既要坚持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的基本原则 ,又要便于农民生产生活 ,体现地方特色。农村各地的发展差距很大 ,改善村容村貌的工作也必然是起点有差距 ,过程有快慢 ,水平有高底。切不可脱离实际 ,违背农民意愿 ,盲目攀比。而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 ,统一规划 ,分步实施 ,因地制宜 ,稳步推进。

(四 )注重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

统筹城乡 ,建设新农村 ,应该按照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 ,把提高农业发展能力、促进农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目标。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这是把农村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 ,也是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力量源泉。要通过发展农村教育、活跃农村的文化活动、加强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完善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等措施 ,在农村形成良好的社会风貌 ,使新一代农民有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在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的同时 ,切实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发展基层民主。通过完善“一事一议 ”和村务公开制度 ,保证农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 (五 )建设生态文明新农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不仅要体现在农村的经济发展以及管理制度的建设上 ,还应体现在保持山川秀美的生态特色上。新农村应该是田园风光秀美 ,生活比较和缓 ,感觉自然和谐的生态新农村。生态新农村建设就是发挥农村特有的生态优势 ,开发利用生态资源 ,发展生态经济 ,以生态型农业为重点 ,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新农村 ,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关于坚持以人为本 ,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建设生态环境友好 ,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另一方面 ,随着近年来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改善 ,为建设生态文明新农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建设生态新农村也是顺应农民渴求创造新环境、培养新观点、养成新习惯、过上新生活的愿望。建设生态新农村 ,一是要政策到位。必须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政策 ,以国家财政所带动的投资为主 ,来进行农村基础设施改造 ,保持农村自然和谐的田园风貌。二是规划先行。在生态新农村建设中 ,规划是前提 ,设计是重点 ,首先抓好规划 ,村庄规划 ,房屋设计由专人统一把关 ,避免随意性 ,增强整体美和特色美。为保持生态环境和自然风貌 ,在生态新农村规划建设中要保留农村的历史文脉 ,注意传承建筑文化 ,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 ,坚持不要千篇

一律。力求保持原貌 ,提升农村建设的整体水平。三是突出重点。生态新农村建设要在大力发展符合本地实际的生态循环经济 ,培植富有地方特色产业的同时 ,在硬件建设上 ,重点把推进“一建四改 ”(建沼气 ,改水 ,改厨 ,改厕 ,改圈 ) ,发展新型沼气作为净化农村公共环境 ,开发农村新能源 ,发展生态经济予以强力推进。在软件建设上重点把“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讲改陋习、讲树新风 ”,养成文明卫生习惯 ,提高农民文明素质作为“灵魂工程 ”予以推进。努力建设一批特色产业型、历史文明型、资源开发型、旅游观光型等各具特色 的生态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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