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间“忠诚协议”问题探讨
摘要：夫妻问设置“忠诚协议”的主要目的即在于给夫妻间的忠诚加上一份责任，从而使一方在违反“忠诚协议”时受到相应惩戒。另一方能得到更好的补偿，也以责任的代价促使夫妻各自去遵守这样的“忠诚协议”，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但这样的协议其法律效力、道德效力、社会效力如何却备受争议，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忠诚协议；夫妻；忠实；义务；合同；效力
夫妻间的忠诚、忠实，主要指夫妻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要忠心、诚实，不做有损夫妻感情和夫妻间道德关系的事。忠实的广义解释还包含不得恶意遗弃配偶他方，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他方利益。
“忠诚协议”，狭义上是指婚姻当事人双方签订的相互忠诚于对方并在一方发生违约情形时给予对方配偶约定赔偿金或补偿金的约定。而广义上可以泛指婚姻当事人或者恋爱关系中的双方口头或书面约定的有关一方出现不忠诚于另一方的行为时应承担相关赔偿和补偿责任的协议。在司法实践中，夫妻间的“忠诚协议”始终还在“夹缝中生存”，其效力、地位、性质等仍处在游离于法律之外又回归于法律的状态，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其都还没有—个定论。本文将就有关夫妻间“忠诚协议”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学界关于“忠诚协议”效力的论战
关于“忠诚协议”的效力，学界热议不断。观点主要分为肯定论调、否定论调、中立和其他论调。他们首先在“忠诚协议”的定义和属性上就产生了争议。有学者认为，忠诚协议是属于婚姻当事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性自由的合理约束，其赔偿责任是当事人对违反配偶义务时财产责任的约定。也有学者将“忠诚协议”类比为恋人之间的海誓山盟，认为在未兑现时须承担高额违约金显得不合情理。
主张“忠诚协议”有效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一)《婚姻法》第4条、第46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二)“忠诚协议”是有效合同，符合合同成立和生效要件；(三)“忠诚协议”在现实中有利于夫妻间互相忠诚，有利于减少司法审判中的争议，推进司法工作更好开展，等等。
而主张“忠诚协议”无效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一)“忠诚协议”限制了人身自由，与《宪法》的条文和精神相冲突；(二)《婚姻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夫妻间的忠诚义务；(三)“忠诚协议”的订立反而会加剧夫妻间互相猜忌，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还有观点认为，“忠诚协议”属于道德范畴，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赞成利用法律手段调整婚姻忠诚问题。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法律只能止步于卧室之外”。对于这种道德上的义务与责任，承担责任者可以选择赔偿或补偿，但可免于强制。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只有经过公证的夫妻间“忠诚协议”才有效，可以在司法中得到认可和保护。
二、“忠诚协议”的法律依据问题
主张“忠诚协议”有效的学者认为，“忠诚协议”的效力主要来源于法律中关于夫妻间相互忠实义务的规定。忠实义务主要是指贞操义务或守贞义务。
《婚姻法》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而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同时，《婚姻法》对忠实义务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我们认为，我国《婚姻法》第4条是对夫妻间有互相忠实的义务作出了规定。同时，夫妻间的相互忠实是符合《婚姻法》的立法精神的，是符合社会道德和法治社会的目标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忠诚协议”的订立有法律上的相关依据。
三、“忠诚协议”的性质问题
—些主张“忠诚协议”有效的学者认为，“忠诚协议”就是—个合同关系，因为它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成立和生效的所有要件。
但我们看到，有些夫妻间“忠诚协议”并不符合合同法的规定。例如，有的“忠诚协议”中约定：夫妻中的一方有出轨行为，双方即解除婚姻关系。但是，我国《婚姻法》规定，法院判决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才能予以判决离婚。可见，“忠诚协议”中的条款很可能与法律有直接或间接的冲突，而致使该协议全部或部分无效。
另外，我国《合同法》第2条第2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忠诚协议”显然是有关婚姻身份关系的协议，不能以合同而适用《合同法》对待处理。
所以，夫妻间的“忠诚协议”只是夫妻间在有关婚姻和感情问题上一种协议，而不是合同。它的基础是人身关系，而协议的内容往往包含了财产关系。
四、“忠诚协议”的内容与履行问题
怎样的行为才是违反“忠诚协议”呢?如何证明—方违反了“忠诚协议”呢?“忠诚协议”应该怎样履行呢，有期限吗?如何解除呢?“忠诚协议”自身具有特殊性，所以其普遍具有这么多让人疑惑之处。
首先，现实中的“忠诚协议”往往规定很简略，通常以“互相应忠诚”“不得有第三者”等等这样的语句作为条款。而这些条款本身就很不明确。每一对夫妻之间对于“忠实”、“忠诚”等词句的理解也千差万别，因而如何认定一方的行为是否违反这些条款、应该依据哪一方的认定等也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其次，要证明一方存在违反“忠诚协议”也是一大问题。什么样的证据才能被采纳?收集证据的手段和方法是否有特别要求?如果涉及第三者，是否要保护其隐私?这在具体操作中都将遇到很大障碍。
再者，夫妻双方如何做才算正确履行了“忠诚协议”呢?协议的期限是多久呢，要一直履行下去呢?又如何解除呢?
可见，现实中，“忠诚协议”的核心是针对夫妻间思想、意识的一种约束，但往往作出的只是原则性的规定，而没有明确、具体的标准，很难做出客观的认定。因此，其可操作性受到很大制约。履行这样的“忠诚协议”往往达不到订立者最初的设想。当然，这些问题是因为“忠诚协议”自身的性质与特点而产生的，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五、“忠诚协议”的效力
“忠诚协议”的效力问题是“忠诚协议”问题的核心。通常可以将效力分为法律效力和道德效力两个层次探讨。
探讨“忠诚协议”是否有法律效力，关键在于看其是否违背了相关的法律规范和法律精神。有学者就指出，夫妻相互忠实，与夫妻同居一起，构成夫妻关系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配偶是否应该相互忠实，应该置于法律控制之下。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没有作出相关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忠诚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主要看其内容条款是否有与法律规范和法律精神相违背之处。如果没有，又符合协议的基本要求，则理应具有法律
效力。反之，则没有法律效力。
而“忠诚协议”的道德效力问题，既应放置于具体的道德环境、道德时代来看，也要从当事人主体自己对道德的认识和理解角度来分析。只有当具体的社会道德评价和当事主体内心同时认定这样的“忠诚协议”具有道德效力时，则当事人有义务从道德的角度去遵从，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而如果当事人并不认同“忠诚协议”的效力，又缺乏法律的支持时，我们不能强制其依照“忠诚协议”承担责任。
六、“忠诚协议”问题的综合分析
由上述可知，对“忠诚协议”问题的分析应着眼于其属性、含义、内容、履行和效力等进行综合分析。这是组成“忠诚协议”不同的而又互相紧密联系的构成部分，它们之间一环扣一环，对每一环都必须有明确的界定才能进入下一环。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夫妻间所订立的所谓“忠诚协议”，如果内容与形式上与法律法规不相冲突、符合立法和司法精神，也符合公认的公序良俗，且有相对明晰的条款、规定了相应责任，具有协议的基本形态，则通常可以认为其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因此，“忠诚协议”要具备法律效力是需要很多要件的。任缺一个要件，“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都会大打折扣甚至没有法律效力。
而“忠诚协议”在道德上的效力与其的法律效力联系并不紧密，现实生活中，“忠诚协议”即使完全没有法律效力，其也可以具有很强的道德约束力，甚至可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这有时候比法律效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法律往往是严格的，甚至是“挑剔”的，而对弱者的同情往往又是我们这个社会中道德理念的重要部分。因此，利用道德的约束力来保障“忠诚协议”的效力，这也许是—个有效的途径。
七、“忠诚协议”的再思考
“忠诚协议”问题的根源仍在于其法律依据与法律适用上。就此，《法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瑞典婚姻法》等都对夫妻间相互忠诚、忠实这一义务做出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这有利于保障夫妻间正常、稳定、和谐的关系。夫妻应当彼此尊重，互守忠实义务，而维持共同生活，此种关系对当事人具有重大利益，应受法律保护，而予以权力化，此在现代已成为通说。所以，我国的相关立法在进行原则性规定的同时，也应该相应做到具体化，使之更富可操作性。
此外，夫妻间订立所谓“忠诚协议”，其核心目的与最初设想都不是要让一方去承担责任，而是督促彼此故到以诚相待。一方因违反“忠诚协议”而受到惩戒，这其实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的。当然，还有学者认为，依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的规定，配偶一方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侵权行为。但是，无论如何，让夫妻间的一方因违反“忠诚协议”或者侵害对方权利而承担责任，本身就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所期待的结果，也不是立法与司法追求的精神，更不是道德的本质所在。
总体上看，夫妻间“忠诚协议”在形式上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实质上的意义，道德上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法律上的意义，但“忠诚协议”的存在价值也不可轻视。夫妻间相互忠诚的基础是夫妻间的感情，每一份“忠诚协议”的订立与运行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否则会适得其反。同时，立法与司法在对待夫妻间的“忠诚协议”的问题上也可以在法律的原则和框架下灵活处理。做到是非分明、惩戒适度，以维护婚姻家庭的和谐、美满为主要目的，促进社会大家庭的幸福、安康。
作者：张 弛
【摘要】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同行政区域政府为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而不断谋求合作，为了确保合作长久稳定发展，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应运而生。合作协议从初步萌芽到现在的蓬勃发展，在实践发展中逐步得到完善，但其法治化和规范化发展仍然有所欠缺。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合作协议应该被纳入到法治化发展轨道。因此，本文从效力对象和效力等级两方面重点探讨了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希望能为合作协议的法治发展提供协议理论建议。
【关键词】区域政府；合作协议；法治化；法律效力
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是当前区域政府间探索的有效合作方式之一，它通过由参与合作的政府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协商、沟通，并将各自权利义务以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有利于合作政府依据所签订的协议办事，可操作性明显增强。合作协议制度的出现能够很好地协调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调适政府管理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协调和平衡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合作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合作协议机制的切实可行。尽管近年来，学界对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的关注越来越多，但主要集中在行政管理、城市规划和发展等领域，从法学的角度对合作协议研究的理论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对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未能形成系统的研究，不合作协议的长久稳定发展非常不利。因此，本文从实践发展需求出发，以“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为目标，重点对其法律效力展开研究。
一、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的基本内涵
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对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政府间合作形式的称呼，笔者将其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互不具有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之间，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的，运用行政权力，在平等协商、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合作协。根据对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含义的界定，我们可以得出其具有空间的区域性、目的的行政性、主体的特定性、过程的合意性和载体的要式性五大特征。（1）空间的区域性。合作协议地域主体在空间上突破了原有行政区域划分的束缚而进行合作，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经济区域。[1]（2）目的的行政性。合作协议目的的行政性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能，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目的的行政性使合作协议区别于政府为了民事目的而签订的民事合同，这也是合作协议的实质特征。（3）主体的特定性。合作协议的主体是参与合作的各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并且主体之间不具有隶属关系。（4）过程的合意性。合作协议本质上属于合同，必然具有合同的契约精神，即参与合作的各方政府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沟通、协商，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该协商过程即体现为合意性。（5）载体的要式性。载体的要式性是指合作协议必须以一定的要式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书面形式、电子邮件、传真等有形介质，绝对不能以口头形式表示，这与民事合同中的口头形式表达有所区别。
二、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
在理论上而言，合作协议应当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只有明确规定其效力，才能对缔约政府产生拘束力，防止其肆意违约而导致合作破裂。如果合作协议不明确其法律效力，合作协议将成为一纸空文，各缔约政府可以随意更改、撤销协议，不完全履行甚至不履行合作协议规定的义务，这就会增加参与合作的政府之间的矛盾，使其失去彼此合作的信任，最终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合作和发展。因此，必须重视合作协议法律效力的研究。
（一）合作协议效力的对象
1.缔约政府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具有合同性质的州际协定对参与协定的各州有法律拘束力，一旦参与了州际协定，各州就不得随意单方修改或撤销协定，因为“州际协定对成员州的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2]我国的法律法规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但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合作协议对缔约政府具有法律效力，能够约束其行为规范。作为私法领域的一般法律原则，诚实信用已经逐步适用于公法领域。合作协议本质上属于合同，因此，诚实信用原则当然可以也必须适用于合作协议中，以规范缔约政府的行为。缔约政府在合作过程中，应当本着诚信守信的心态，积极与参与合作的各方政府建立合作信任关系，只有才能保证合作协议顺利签订和履行，减少违约情况的发生。事实上，区域政府间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就是希望能通过合作协议的拘束力约束缔约主体的行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因此，在法学理论上合作协议对缔约政府具有法律效力是毋庸置疑的，在区域政府间合作的实践过程中也应该加强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观念，积极履行合作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2.缔约政府以外第三人
根据合同的有关理论，合同应该受到相对性理论的限制，“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合同规则和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国合同立法和司法所必须依据的一项重要规则。”作为合同的一种，区域政府间的合作协议也受合同相对性的约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合同的相对性理论在不断被突破，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共利益影响私人利益理论，合作协议的效力也不再局限于缔约政府之间，对缔约政府以外的第三人也存在拘束力，合作协议的相对性也得到了扩张。
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交往愈加频繁，越来越多的第三人参与到区域政府间的合作过程中，合作协议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第三人的利益。为了保障第三人在区域政府间合作中的合法利益，必须给予诚实信用原则突破相对性理论的限制。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合同法的价值取向有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越来越重视社会利益的维护，诚实信用原则可以很好的协调区域政府在履行合作协议中的各方利益，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合作协议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3]另外，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而相对性属于合同法的原则，前者的法律位阶明显高于后者，因此，相对性原则应该对诚实信用原则作出让步，这样，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可以突破相对性的限制，拓展到对缔约主体以外的第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区域政府间通过合作协议以实现区域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实际上是对公共利益的重新配置，涉及公共利益的调整和分配。第三人的利益属于私人利益，但由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密不可分，存在统一性，表现在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和相互包含等方面。因此，调整和分配公共利益必然会影响第三人的个人私益。具体到合作协议中，区域政府间通过合作行为，无形中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第三人的权利、义务以及行为规范。因此，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必须对缔约政府以外的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从而使得第三人能参与到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应为合作协议实施受损时，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法律救济。可见，强调合作协议对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实际上是对第三人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合作协议对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合作协议都能对第三人产生拘束力。对于那些纯粹属于政府合作内部事务的合作协议，对第三人是不具有拘束力的，因为这类合作协议主要是协调政府的内部行为，对第三人并不产生实质的影响，也就没有必要对第三人产生拘束力。这类合作协议包括两种，一种是专门涉及会议制度的合作协议，如《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日常工作办公室工作制度》等；另一种是合作协议中涉及议事规则的条款。[4]
（二）合作协议的效力等级
合作协议的效力等级主要涉及的是合作协议之间、合作协议与缔约政府辖区内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之间的效力高低比较，简单的说就是当合作协议之间、合作协议与缔约政府辖区内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之间规定发生冲突时，如何具体适用。
1.合作协议之间的效力等级
随着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政府间的合作趋势加强，签订的合作协议数量越来越多，这就导致合作协议在内容上很有可能发生冲突，如何适用内容相互冲突的合作协议是合作协议之间效力等级所要解决的问题。内容冲突的合作协议大体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先后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冲突，但缔约主体没有发生变化；一类是先后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冲突，缔约主体也发生变化，缔约主体部分相同部分不同。
对于第一类合作协议的适用，即尽管协议内容冲突，但签订协议的政府没有发生变化，这完全可以借鉴法律适用中的“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前后合作协议都是缔约政府之间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前后协议内容冲突说明缔约政府的意思表示发生变化，应该以最后达成的意思表示为准，因此，应该优先适用最后签订的合作协议。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后来签订的合作协议看成是对前面合作协议的补充、变更或完善。在具体适用上，前后协议内容相同或没有实质冲突的部分，依然可以继续适用；内容冲突的地方以最后达成的协议规定的内容为准；如果后面签订的合作协议在于变更先前合作协议的某部分内容，则变更部分的内容以变更内容为准，但先前合作协议中的其他内容依然有效，其适用并不受变更的影响。
对于第二类合作协议的适用，应根据缔约主体的不同有所区分。前后合作协议缔约主体相同部分，参考第一类合作协议的适用方式，即“后合作协议优先于前合作协议”；前后合作协议缔约主体不相同的，适用各自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例如甲乙丙三方政府在2011年10月共同签订了A合作协议，乙丙丁三方政府与2012年6月共同签订了B合作协议，A、B两协议的主要目标都是关于共同开发和利用区域旅游资源，但是两者在内容上存在一些冲突，现在，甲乙丙丁四政府适用合作协议的具体情况就是：乙丙两个政府适用“后合作协议优先于前合作协议”原则，冲突部分的内容规定适用B协议，其余内容适用不变；甲政府适用A协议，不受B协议规定内容的影响；丁政府适用B协议，无需考虑A协议的规定情况。
2.合作协议与缔约政府辖区内规范之间的效力等级
缔约政府辖区内规范具体指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两种。当政府所签订的合作协议的内容与其辖区内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互矛盾和冲突时，如何确定适用，目前理论界存在三种观点：辖区规范优先说、合作协议优先说和对等说。辖区规范优先说认为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要高于合作协议，因此应该优先适用。合作协议优先说刚好与辖区规范优先说观点相反，认为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要高于所在辖区内规范，因而合作协议应该优于辖区内规范得以适用。对等说则认为合作协议与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同一法律秩序的不同组成部分，两者相互独立，因此在适用上不存在谁有限的问题，都可以平等的适用。[5]笔者以为，结合我国区域政府合作的实践情况以及我国的政治体制实情，合作协议优先说比较合适。
政府在决定参与区域合作，签订合作协议前是“自由”的，它可以选择是否签订合作协议，是否愿意接受合作协议的约束。一旦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也就意味着它愿意接受合作协议的拘束，愿意自我限制行政权力的行使。因此，缔约政府不能再以合作协议与本辖区内规范相冲突为由拒绝履行协议。另外，合作协议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于它能够推动区域间的合作和发展，协调和解决区域矛盾和纠纷，相比单个行政区域内的局部利益，合作协议更能取得更为重要的区域间整体利益。所以，笔者比较赞同合作协议优先的观点，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应该高于缔约政府辖区内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合作协议的相关规定。
三、结语
由于法学界对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关注的缺失，导致合作协议在前进发展过程中，未能有良好的理论指导。为了全面正确深入了解合作协议，也为了能够让合作协议早日走上法治化、规范化道路，有必要对其法律效力进行重点研究，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合作协议法治化发展提供些许帮助。
参考文献：
[1]袁合川.合同相对性原则突破的原因和价值分析[J].行政与法，2010（7）：17.
[2]See Frederick L.Zimmerman and Mitchell Wendell，The Law and Use of Interstate Compacts[J].The 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 ，2006（2），p.141.
[3]朱颖俐.区域经济合作协议性质的法理分析[J].暨南学报，2007（2）：4.
[4]应松年.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98.
[5]钟发斌.论我国区域执法合作机制的构建[J].行政与法，2006（3）：53.
作者：胡艳
摘 要：近年来，环境合作协议在跨区域环境合作治理中打破了行政区划壁垒，实现了跨区域环境治理一体化，是一种区域联防共治的有效模式。本文立足于珠三角政府间的主要环境合作协议，在对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建议。
关 键 词：区域政府;环境合作协议;制度效力
收稿日期：2016-03-31
作者简介：晏吕霞(1989—)，女，湖北咸宁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王玉明(1962—)，男，湖南邵阳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
一、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缔结的背景
(一)政府间跨界公共环境问题不断出现
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广泛缔结于2009年前后。这一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广东的大气、河流污染日趋严重。2008年，珠三角近半河段被污染;[1]2010年，全国水质量报告显示：珠江广州中断河流重度污染，深圳河为重度污染。[2]由于大气、河流等环境资源的整体性和流动性以及行政区划既定等特点，环境污染很难限定在某个区域，而是呈现出区域污染连片化的趋势。如果一个行政区内排放的污染物突破行政边界，影响周边行政区域，就会产生跨界污染;如果每个行政区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将难以界定的环境治理成本转嫁给邻域，跨界污染得不到治理，就会出现交叉污染的结果。随着污染的不断加剧，跨界环境污染随之产生，不仅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将成为政府间环境治理面临的新课题。面对政府间跨界公共环境问题，各行政区政府间加强了对话协商，使合作成为一种常态。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作为一种书面的、正式的契约形式开始得以广泛应用，珠三角政府间也积极采纳这一模式推动跨区域环境合作治理。
(二)治理理论与契约型治理模式的影响
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了“治理”理论的概念。治理理论主张多元主体以协商、调和为基础，构筑一个非正式制度化的合作网络，从而增强主体间的互动性和依赖性。由于受传统的“官本位”、全能政府思想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缺少合作和互动，而运用治理理论使我国各级政府间打破了行政壁垒，促进了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发展，不同层级间的地方政府在各个领域也加强了合作。受治理理论的影响，跨行政区环境合作治理也成为各级政府合作的重点。在跨区域环境合作治理过程中，治理方式又受到契约型治理模式的影响。我国传统的治理模式是上级凭借政治权威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直接、全面的管理;而契约型治理模式主张多元主体平等自愿、自由合意、互利共赢，其权威来源于双方合作达成的共识。契约型治理模式弥补了我国传统治理方式的内在缺陷，既为我国政府间的合作提供了全新的治理理念和模式，也为我国政府间环境合作治理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在治理理论和契约型治理模式的影响下，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珠三角也积极寻求多元主体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环境治理路径，开展跨区域环境治理。
(三)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战略的推动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各级政府越来越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和治理，跨区域环境合作治理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14年4月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防治的措施。
二、珠三角政府间主要环境合作协议
目前，我国学者对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研究较少，仅有几位学者的文章有所涉及。其中，车犇认为，环保行政协议即以书面形式缔结的公法性契约，是具有环保职能的行政机关就区域间环境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专门事务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达成的、以共同推动环境保护为目的并以特定形式为表现的公法性契约。[3]何晓妍认为，区域环境保护合作行政协议是指互无隶属关系的行政主体之间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基于相关行政事务或者合作的需要，在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合意的行政行为，具有主体的特定性，目的的行政性，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原则，具有抽象行政行为的效力。[4]
笔者认为，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即区域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是两个及两个以上政府或者环保机构之间，为实现特定的环境目标，基于环境合作需要，运用行政权力，在平等协商、 互惠共利、合作共赢和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包含环境权利和义务但不具备法律强制力的书面协议。这种环境合作协议既可以是两个以上不同级别的政府，也可以是不同级别的环境行政机构以及环境机构与政府之间签订的协议。协议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宣言、备忘录、协议(定)、规划、计划等。笔者根据网上公开资料对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进行了整理。见下表：
2009年之后，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在珠三角地区广泛缔结。如上表所示，无论是代表大珠三角政府的粤港澳政府，还是代表小珠三角政府的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清远、肇庆9城政府，都参与到了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缔结中来，而且小珠三角9城下属的一些县区也都参与到了环境合作协议缔结中来，如荔湾和南海缔结的《荔湾区南海区同城化建设环境保护合作协议》。这些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以自由合意为前提，以治理跨区域水污染、大气污染，实现珠三角生态平衡为目的，以平等互利为原则，建立了一整套基本上以联席会议为平台，以环境合作协议机构为运作机构的跨区域联防共治模式，打破了城市的行政“碎片化”壁垒，在珠三角地区跨区域环境合作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种合作机制并不成熟，还存在一些问题。
三、珠三角政府间主要环境合作协议存在的问题和成因
(一)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存在的问题
⒈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预期效用不明显。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打破了政府间的行政区划壁垒，在跨区域环境治理中大量运用，单就小珠三角而言，从2009年到2015年，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清远、肇庆9个政府之间相互签订的具有代表性的环境合作协议就有20余个。但笔者发现，我国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近年来，雾霾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全国十大水系水质差，污染严重。据《2014年中国环境质量公告》显示，我国一些流域的干流、支流水质情况差异较大，尤其是支流方面，污染情况更为严重，如淮河干流水质全年都在Ⅳ类水以上，但主要支流的劣Ⅴ类水体超过23%;[5]在各大水系中，海河的劣Ⅴ类水质程度最高，国控断面监测数据表明，干流劣Ⅴ类达37%、支流劣Ⅴ类达44%。另据《2015年中国环境质量公告》显示，生态环境较好的珠三角流域存在25%的断面水质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的情况，其中约有12%达到重度污染。[6]
⒉纵向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缺失。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及其关系划分在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签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按照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及其关系，笔者认为，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应分为横向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纵向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斜向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和混合型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横向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是指平级政府间及平级政府机构间签订的环境合作协议。纵向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是指具有隶属关系或者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政府之间签订的环境合作协议。斜向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是指不平级又不存在隶属关系的政府间签订的环境合作协议。混合型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是指签订协议的主体之间既存在平级与不平级的关系，也存在隶属与不隶属的关系，这样的环境合作协议通常表现为大区域内的联防共治。按照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类型，笔者收集了网上公开的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并对其进行了归类。
近年来，珠三角政府间签订了一系列环境合作协议，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横向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如《粤港政府改善珠三角空气质素合作框架》;斜向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如《广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设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混合型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如《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合作协议》。其中，混合型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比重较大，所占比例高达65%;横向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比重占25%，斜向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所占的比重是10%，但尚没有纵向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
⒊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内容不完整，缺乏可操作性。笔者在整理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时发现，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一般由基本标题条款、介绍性条款、安排性条款和签署日期条款等组成。可见，权利和义务条款、成本与收益条款、效力条款、违约条款和纠纷解决机制条款等在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中明显缺失。权责条款是缔约各方权利和责任的具体划分;成本和收益条款在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中是对合作缔约各方应承担的人、财、物责任的具体规定，以及合作治理后各方受益情况的具体约定;效力条款是环境合作协议的执行依据;违约条款和纠纷解决机制条款是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疏通渠道。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条款是解决政府间合作治理跨界环境问题的关键，条款越详细，操作性越强，反之亦然。如2011年东莞和惠州因流沙河上游惠州博罗县园洲、石湾等镇的污水排放导致下游东莞石龙镇水质恶化、发黑发臭，东莞市试图通过《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界河及跨界河综合治理工作协议》第四次联席会议与惠州协调共同治理流沙河;惠州市则认为流沙河是博罗境内的主要排污河，不属于跨界河，而且认为《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界河及跨界河综合治理工作协议》中无明确治理流沙河的污水排放事项，无法进行操作。[7]
⒋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效力等级较低。“我国的行政协议虽然有民间认同的事实上的合法性，但是却没有制定法上的合法性”。[8]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作为政府间的行政协议既没有制定法的合法性，也没有合法的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以下简称《宪法》《组织法》和《行政法》)均没有对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作出任何规定，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虽然提出要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防治的措施，但没有对政府间联防共治的环境合作协议作任何规定。另外，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形式类似于行政合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明确规定其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但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主体是具有公权力的政府，涉及到的是行政责任和权力，因此，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不在《合同法》调整的范畴之内。同时，行政规章、条例和规范性文件中也没有对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作出任何规定，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办法》第五条要求，省人民政府建立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监督协作机制，采取的措施包括协调解决跨地市行政区域大气污染纠纷，协调各地、各部门建立区域统一的环境保护政策。虽然支持和推动跨行政区政府间就跨界环境污染问题展开区域联防联控合作治污，却没有对跨区域环境治理中合作机制之一的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予以认可，也没有作出任何说明。这从客观上就决定了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缺乏法律法规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因此，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效力低于法律法规甚至低于政府规范性文件。
⒌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产生程序不够民主。民主来源于希腊语“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9]民主政府不是公权力至高无上的政府，也不是上下级放权的政府，而是人民的政府，是保证公众参与决策权和知情权的政府。我国《宪法》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国《组织法》也明确规定保障人民的参与决策权和知情权。在环境领域，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音污染防治法》和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等都明确提出公众有参与权，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中还把可以让公众参与改成了必须让公众参与。由此可见，公众在跨界环境合作协议缔结中也有参与决策权和知情权。
叶必丰教授在对长三角政府间缔结的行政协议进行调研时发现，“长三角地区政府在缔结行政协议时并未给予公众参与的机会，公众的意愿和要求得不到很好的体现和反映，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市场与政府互动不充分，甚至连最终缔结的行政协议都没有公开”。[10]这一现象在珠三角政府间缔结的环境合作协议中也有体现。由本文第二部分可知，珠三角政府间缔结的环境合作协议的程序有谈判、草拟和签署。第一，极少有公众参与到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缔结中来，有的协议虽然提到了公众参与机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得到落实。通过查阅网上公开资料笔者发现，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在草拟过后没有公开征求公众的意见。第二，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缺少公示环节。笔者在搜集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过程中发现，珠三角政府间签订的环境合作协议无法从政府官网和其它网上途径查到，只能从媒体的报道中找到相关内容。 第三，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签订存在迫于上级环境指标要求之嫌。从本文第二部分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中缺少纵向的上下级政府之间签订的环境合作协议可以看出，是因为广东省人民政府采取了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直接替代环境合作协议的方式，同时规范性文件中规定各地方政府要对环境问题做出处理，才使得珠三角各地方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流于表面形式的环境合作协议。因此，笔者认为，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产生程序并不够民主。
⒍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冲突解决机制有限。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冲突处理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自行解决模式。这一模式在珠三角跨界环境合作冲突中具体表现为联合调查、联席会议，缔约各方通过会面协商解决冲突，如《广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设环境保护合作协议》第三条第三点要求，通过建立联合调查机制解决污染纠纷。二是上级行政机关解决模式。这一模式在珠三角体现为当缔约政府在协商无果之后诉诸广东省人民政府，要求省人民政府协调监督。珠三角环境合作协议缔约政府间一般优先选择自行协商解决的方式，只有在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才寻求第二种解决模式——上级行政机关解决。如2011年，东莞和惠州因流沙河上游惠州博罗县园洲、石湾等镇的污水排放导致下游东莞石龙镇水质恶化、发黑发臭的问题，东莞市试图与惠州协调共同治理流沙河，但惠州市则认为，流沙河是博罗境内的主要排污河，不属于跨界河，因此，东莞市水务局建议省人大环资委去现场查看，申请省人大督办。[11]由于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效力低下，因此两条仅存的冲突解决路径备受质疑：其一，双方通过联席会议等渠道协商自行解决，由于双方讨价还价，最后使冲突不了了之;其二，通过上级行政机关解决，但行政协议没有经过上级政府的审批，使得上级政府在环境合作协议中的权威大打折扣，再加上双方各执一词，最后导致环境合作协议之间的冲突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在仅存两种解决机制的条件下，珠三角政府间跨界环境合作收效甚微即在所难免。
(二)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存在困境的成因
⒈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签订较晚。我国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始于2002年的江苏盛泽和浙江王江泾由于边界水域污染签订的《江苏盛泽和浙江王江泾边界水域水污染联合防治方案》，2004年，我国第一个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在长江流域签订。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战略的实施，2008年之后区域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才大规模签订。从第一个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签订至今，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发展历程也只有10多个年头。另外，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作为跨区域环境问题的解决模式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可操作性不强，如《江苏盛泽和浙江王江泾边界水域水污染联合防治方案》第三条第三款第三项规定：“由于水污染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时，……如系政府有关部门管理不善或不作为造成的污染引起的损失，由相关政府赔偿全部损失。如无法形成共识时，受害方可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直接介入调查，并依法处理。”[12]该协议约定了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是“赔偿损失”，但是并未约定损失的计算方式、标准和支付方式，因而协议不具有可操作性。珠三角政府间广泛签订环境合作协议是在2009年，当年珠三角政府间签订的环境合作协议不少于10个。短短几年时间，珠三角政府在借鉴其它流域不成熟的经验之后，签订了珠三角区域内的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毋庸置疑，这些协议的内容和可操作性、协议的效力以及协议的程序和运作机制必然是不成熟的。
⒉科层制的影响。 随着跨区域环境问题的不断出现，平级政府或者不存在隶属关系的政府间被动合作，在环境合作协议缔约的内容和流程上较少采纳公众的建议，在协议运作过程中更不允许第三方对环境合作协议进行监管。从第二部分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种类中我们发现，政府间纵向环境合作协议缺失，正是受科层制影响的结果。
⒊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之所以广泛签订有其自身的优势，比如说打破区域壁垒，初步实现了政府间跨界环境治理的合作，也可以因地制宜地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然而，我国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给予相应的规定，包括地方规范性文件也没有对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予以承认。政府间签订的环境合作协议游离于法律规章之外，缺乏法律效力，直接弱化了这些协议在处理环境跨界污染问题中的权威性;同时，在协议的执行中，如果一方违约，因无法诉诸法律渠道，协议将面临失效的风险，违约一方却不用承担责任。这些客观状况进一步导致了政府间签订的环境合作协议流于形式，进而成为一种追求政绩的“面子工程”。
四、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完善之路径
(一)减少环境合作协议缔结过程中的行政干预
⒈转变观念，加强上下级政府间在跨区域环境问题中的纵向合作。跨区域环境问题应打破行政区划，不再是某个行政区内部的事务，而是多个行政区或者某片区域的事务，上级政府在跨区域环境问题中不能再扮演置身事外的“指挥官”角色，而是要深入到环境污染区域，与地方政府一起推动环境治理。
⒉转变治理方式，减少协议缔结过程中的行政干预。如改变过去的环境指标、环境考核等硬性环境治理办法为纵向因地制宜的合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在跨区域环境合作协议中共同承担职责，上级政府需要在跨区域环境合作治理中承担一部分经费支出、技术支持和物资供给职责。跨区域环境问题中的纵向合作不仅能够加强上级政府对跨区域环境治理的监督，也能够充分调动下级政府跨区域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二)完善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内容
⒈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需要在保留原有原则性条款的同时加入一些条款，如权利义务条款、成本收益条款、效力条款、违约条款和纠纷解决机制条款，还可以在协议中载明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程序条款，并且这些条款应该作为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必备条款。同时，在新加入的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条款中要实现权责对等、成本收益均衡，使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更加科学、合理。
⒉可以细化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安排性条款，如明确跨界环境合作的领域和运作机构的具体职能;明确各方在跨界环境治理中的权责、成本收益条款，对治理成本进行预算;明确各方财政负担、资金给付方式、资金到位截止日期;明确各方的收益比例;在文本中载明环境合作协议的生效日期，退出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方式;拓宽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纠纷解决渠道;明确违约方在违约时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三)提高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制度效力
⒈完善相关立法。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相关法律中对政府间签订的环境合作协议进行说明并进行规范，赋予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以法律的效力，使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不流于形式。缔约政府作为法人主体，有权对按照环境合作协议治理所产生的跨区域环境冲突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可以参考美国的做法，既可以选择行政仲裁，也可以直接提起诉讼。这样，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就有了法律保障。
⒉落实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上级审批制度。我国在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提倡简政放权，让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自主权，那么，这与落实上级政府在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中的审批权是否矛盾?笔者认为二者并不矛盾。一方面，我国行政区划众多，跨区域环境污染严重，环境合作协议能够避免出现行政区划“碎片化”现象;另一方面，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效力不强，在跨区域环境合作治理中效能不明显，如果通过上级政府的审批，增加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制度权威，从而推动跨区域环境合作治理，这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初衷相一致。具体做法包括：一是人大审批制度。人大审批主要是缔约的各级政府在约定达成修订稿以后，提交同级人大审批，同级人大审批通过，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可以生效。这一类审批制度适用于联防监测等未涉及流域内的重大污染造成的跨行政区治理，可以报请同级人大常委会审批。二是上级政府审批制度。缔约的各级政府寻求上级政府的审批，这一类审批制度适用于涉及流域内重大的污染治理，如省际政府签订的关于区域内重大环境污染的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可以由国务院负责审批，出台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一旦省际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获得批准，那么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就相当于规章条例;否则，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就失去了法律效力。其他的由于省内重大环境污染所产生的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则只需要省际政府批准。依此类推，地方政府在处理地方重大跨流域污染中所签订的环境合作协议时，只需要本级政府的上级政府审批。
(四)在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缔结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
一方面，可以鼓励公众通过批评、建议和信访等形式参与到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缔结过程中来;另一方面，政府在缔结环境合作协议前必须按照《立法法》《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通过听证会、电话访谈等形式听取公众的意见，进而通过告知、陈述、申辩、提供证据、辩论等途径使环境合作协议真正体现公众的意愿。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应包括：达成环境合作协议前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必须对环境合作协议文本缔结的理由与法律依据依次进行说明;达成环境合作协议草拟文本后，各方政府必须向公众公开征集意见，在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后再对草拟文本进行修订，修订后的表决应有公众代表参与。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一旦签订生效，环境合作协议的正式文本必须对公众公开，在全社会范围内接受监督。
(五)建立多元化的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冲突解决机制
⒈应在环境契约中约定违约所需要承担的具体责任，明确环境合作协议争议处理办法和环境合作协议冲突处理方案，实现协商解决。在通过契约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缔约各方应通过联席会议等平台进行协商，在各方妥协退让的条件下达成协议的一致。
⒉实现仲裁调解。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冲突在契约和协商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缔约的一方或多方可以申请共同的上级机关进行调解;畅通司法解决渠道，在契约解决、协商解决、仲裁调解无效的情况下，缔约政府可以对违约的一方政府进行起诉，负责处理诉讼的人民法院必须是缔约各方政府的上级法院。如果是纵向的环境合作协议，为避免上级政府通过上级人民法院压制下级人民政府，可以采取申请上级人民政府的更上一级人民政府来处理跨界环境诉讼，以此保障协议强制执行。笔者认为，建立我国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冲突解决机制，首先要建立合作协议纠纷解决机制，双方约定在何种情况下为构成合作协议冲突，违背协议一方应向其他缔约各方支付赔偿金等;其次要发挥上级行政机关在协议中的作用;再次要畅通协议冲突解决机制的司法渠道，使缔约各方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总之，政府间通过签订环境合作协议，消除环境治理中的“单打独斗”和“碎片化”现象，整合资源，既有利于推动环境治理一体化，也有利于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笔者以行政法和区域合作治理为视角，对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现状进行了初步分析，找到了珠三角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然而，目前学界对我国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珠三角政府间签订的环境合作协议也无从全部获知，代表性文本所反映的这一契约型治理模式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研究领域，从而实现政府间环境合作协议的规范化、民主化、制度化和科学化，以此推动跨区域环境治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参考文献】
[1]陈美伶.珠三角近半河段被污染广东四大江河管理条例元旦施行[N].惠州日报，2008-12-11.
[2]环境保护部.2010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报告[EB/OL].中国环保网，201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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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晓研.论区域环境保护合作行政协议的适法性[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08).
[5]环境保护部.2014年中国环境质量公告[EB/OL].http：//www.zhb.gov.cn/gkml/hbb/bgg/201408/T20140804_287384.htm.
[6]环境保护部.2015年中国环境质量公告[EB/OL].http：//www.zhb.gov.cn/gkml/hbb/bgg/201508/t20150804_287384.htm.
[7][11]黄观平.沙河治污可申请省人大督办[N].东莞日报，2011-05-24.
[8][10]叶必丰等.行政协议——区域政府间合作机制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9.
[9]H·凯恩兹.民主定义之探讨[J].哲学译丛，1987，(04).
[12]苏苗罕，地方政府跨区域合作治理的路径选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11).
(责任编辑：高 静)
作者：晏吕霞 王玉明
建设单位 承包单位
一、工程总价款约定： 仟万元(大写) 仟万元
二、工程中介价为总额的 %(其中不包括任何费用在内)
三、付款方式：在施工合同签订后交保证金时，施工方按中介总额的 %付给中介方。
四、甲方给施工方第一次付款，施工方按中介总额的 %付给中介方全部款项。
五、本协议一式两份，施工方及中介方各式一份。
本工程距间协议由施工方和中介方共同签署为准。
注：此协议在工程成功后作为有效。
施工方承包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中介方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承包单位
一、工程总价款约定：仟万元(大写)仟万元
二、工程中介价为总额的%(其中不包括任何费用在内)
三、付款方式：在施工合同签订后交保证金时，施工方按中介总额的%付给中介方。
四、甲方给施工方第一次付款，施工方按中介总额的%付给中介方全部款项。
五、本协议一式两份，施工方及中介方各式一份。
本工程距间协议由施工方和中介方共同签署为准。
注：此协议在工程成功后作为有效。
施工方承包负责人：(签字)年月日
中介方负责人：(签字)年月日
甲方（全称）：
乙方（全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甲方将广东省XXXX股份有限公司一期厂房的厂房洁净间及车间装修等改造项目工程承包给乙方施工，双方就工程具体施工事项，订立本协议。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广东省XXXXX有限公司一期厂房改造工程
工程地点：广州市萝岗区XX路XX号
二、工程规模 工程规模：厂房洁净间及车间装修改造以及其他所需项目改造工程。
三、承包方式 承包方式：包工、包质量、包安全、包工期、包文明施工、包工具（本班组施工所需用的一切工具并包括电线电缆等）包验收。
四、承包内容 承包内容：按甲方提供的施工图纸、设计变更及相关的文字资料，完成厂房一期的厂房洁净间及车间装修改造工程。
五、合同工期 工期要求：满足甲方施工进度要求。
六、工程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标准：满足设计要求，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验收标准，验收合格。具体按照甲方提供的施工图纸、设计变更及相关的文字资料，依照国家有关现行施工规范的要求进行施工，做到每个分部分项工程一次验收通过，具体要求如下：
1、本工程施工必须与工艺、暖通、给排水、电气等专业配合进行，设备嵌墙部分隔墙应等设备安装到位后施工。
2、在施工过程中必须随时清扫灰尘，对于隐蔽空间（吊顶、夹墙内等）还应做好清扫记录。
3、隔墙壁板安装前必须严格放线，墙角应垂直交接，防止积累误差造成壁板倾斜扭曲。
4、不同材料相接处采用弹性材料密封时，应预留适当宽度和浓度的槽口或缝隙。
5、所有建筑构配件，隔墙，吊顶的固定和吊挂件只能与主体结构相连，不能与设备支架（如风管吊杆以及有震动的设备），管线支架相联接，防止因轻微震动引起装修材料松动和灰尘脱落。
6、吊顶的安装应确保顶棚的气密性，所有接缝都应打密封胶或用胶带压条密封。
7、各种管线穿越墙壁运营预埋套管，管线与套管之间的空隙应严加密封。
8、门洞未标注尺寸处均为距墙边或柱边100，彩钢板隔断为50。
9、洁净区内所有钢柱或混凝土柱均用隔墙材料包住。
10、有吊顶房间隔墙高至吊顶，吊顶高度不同的相邻房间之间的隔墙与较高吊顶平齐 其它未提及的做法按以下的要求进行施工：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50073-2001)
《电子工业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50472-2008)
《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591-2010)
七、其它要求：
1、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即向甲方交付工程质量保证金，质量保证金待工程全部完成并通过验收合格后5天内甲方无息退还给乙方。
2、乙方进场人数必须满足施工进度要求，成立有能力组织施工、管理好自己队伍的领导班子（其中要有精通建筑安装工艺及找平放线及标高引点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3、乙方所有进场人员必须听从甲方管理人员的指挥，遵守甲方项目部的一切规章制度，对于不服从管理的工人甲方有权开除，如发生造成对甲方经济、声誉等方面损失的事件，甲方有权酌情追究乙方经济赔偿责任。
八、甲方的责任
甲方向乙方提供施工图纸及相关的资料文件，材料满足供应，向工人进行安全及技术交底，组织业主验收，按本协议的约定支付工程款。
九、乙方的责任
1、按甲方施工进度的要求，按时、按质完成该项工程的施工任务。
3、按甲方制定的“安全文明施工”要求进行施工，做到工完场清。
4、乙方对验收不合格的产品须无条件整改，对超出规范约定尺寸偏差的或影响下一工序施工的产品须无条件拆除返工，若因安装失误导致安全及质量事故，对甲方直接造成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经济赔偿。
5、遵守本公司制定的一切规章制度，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的要求进行施工、安全用电、严禁洒后作业，在施工中因乙方的工人违规作业造成的一切安全事故所涉及的经济损失均由乙方负责。
6、乙方班长要长住工地，手机要24小时开通，认真管好自己的工人，不打架闹事，不搞黄赌毒，乙方人员在工地外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均与甲方无关。
7、要向甲方提前5天以上上报施工计划、材料计划，且材料计划要写明所用部位，开料要准确，对多报买的材料，甲方有权进行处罚。
十、双方的责任
甲乙双方管理人员共同做好工人进退场的实名身份登记工作，对工人做好详细的安全技术交底，共同管理好施工质量。
十一、违约
甲乙双方若有一方因自己原因不履行合同义务，违约方需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因其违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十二、工程单价及结算方式
按有关结算规则，按本班组施工验收合格工程结算价的%进行结算。
十三、付款方式
1、施工期间按出勤人员每人每日支付叁拾元作为日常生活费，工程完成通过验收合格，并经双方核实工程结算款后10天内累计支付至工程价款的70%，余部工程款待工程竣工50天内全部付清。
2、在发放工人工资前乙方先按甲方的工资表格式按实做好工资表，然后通过甲方审核认可，工人领取工资必须由本人签名及按指模，且须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并有施工管理人员及班长确认发放。
十四、乙方班长责任
若因上述工资进度款发放不足，工人闹事，乙方班长要自行想办法安慰解决、满足工人要求。
十五、合同生效
合同订立时间：年月日
合同订立地点：本合同甲乙双方约定：本协议书一式二份，各执一份，从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付清工程款后自行失效。
甲方代表：乙方代表：电话：电话：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号码：
某装饰公司装修样板间
合 作 协 议 书
样板间合作协议书
(定义真正的样板房条件，不以征集样板房作为承揽业务的幌子!)
甲方：施工地址：联系方式：乙方：某装饰公司联系方式：
感谢您选择XXXXX装饰,选择XXXXXX，选择诚信，选择品质!
为保证甲乙双方切实建立和谐关系，本着友好合作，互利互惠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就样板间合作事宜达成如下内容：
一、样板间必备条件及双方权利、义务：
1、新小区，有市场开拓前景;在领取钥匙前已经交齐首款，领取钥匙一周内可以开工。
2、经双方洽谈，甲方自愿做样板房;
3、工程预算基础装修满三万元或三万元以上;包干价装修(建筑面积100平米以上)最终合同不得低于六万元。
4、房型独特，业主具有比较前卫的装修意识、有独特、新颖的设计;
5、样板房只针对新房装修(不含出租房、二手房翻新、业主自行设计或他人设计等);
6、施工过程中允许乙方客户随时到工地参观;
7、竣工后三个月内，甲方同意乙方保有甲方样板间入户门钥匙，以便乙方随时带领客户参观，若甲方在约定期限内已入住，乙方应提前12小时通知甲方确定时间。具体时间为竣工后年月日至年月日。
8、样板间使用仅限于客户参观，不得用作它用;
9、乙方必须注意现场卫生的维护，注意成品的保护，若乙方及乙方所带客户造成的物品损坏，由乙方负责免费维修或赔偿;
10、家具进场摆位以后，允许乙方进行拍摄样片，并在公众媒体上展示，乙方不得登载甲方的全称;
11、乙方免费为甲方提供二次保洁，分别于竣工后及样板间合作结束时实行，将干净整洁的房屋交付予甲方。
二、客户享受的待遇：
1.首席以上级别的设计接待，并设计方案;
2.选派公司金牌工长组织施工，执行精装标准，实行全程跟踪服务;
3.金牌监理的工地监管;
4.总经理在样板间施工过程中不少于四次的工地巡检;
5.预算报价中，免收全部的管理费;
6.送保洁两次。
7.免收设计费。
8.免收量房费。
9.后期配合客户选购家具，窗帘壁纸灯具等软装部分的设计配合选购，不收取任何设计
费用。
三、 备注：
本协议作为《装修合同》的附件之一，具有与其同等的法律效力。如果甲方未能履行此协议，则乙方有权中止《装修合同》内规定的保修时间，保修单同时失效。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合同内容不得再作任何更改，否则此协议视为无效。
甲方：
日期：年月日
乙方(签章)：XXXXXXXXX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乙方代表(签字)：
日期：年月日
农村建房邻居间协议书 农村建房邻居协议书范文
建房协议书
甲方：(建筑方)姓名 性别 出生 现住址。
乙方：(邻居方)姓名 性别 出生 现住址。
(东西南北四邻依次同上并列排名)。
为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之规定，特签定如下协议：
1、建房四至边界、长宽及面积。
2、通风、采光、排水办法。
3、建房期间不影响四邻的施工方式。
4、运料通行。
5、红白喜事的通行道路。
6、其他事项
当事人签名指印
落款日期
个人插间出租合同
出租方(甲方)：身份证号码:
承租方(乙方)：身份证号码:
甲、乙双方就房屋租赁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将位于邮局小区六栋四单元 602 室的插间出租给乙方居住使用，租赁期限自 2014 年 11 月 29 日开始。
二、本屋月租金为人民币 450 元，按月结算(最少连续租三个月)。乙方在起租日提前五天内支付给甲方租金，不得拖欠。如果乙方到期后不想再租，需提前 10 天告诉甲方，(其中有 500 元押金，在合同终止时，符合条件要求下由甲方返还乙方)
三、乙方租赁期间，水费、电费、燃气费、宽带费、物业费由甲方承担。
四、房屋主体不能改变，屋内家用家具不得损坏，丢失，否则，照价赔偿。
乙方必须正确用电，用水，时刻注意防火，防盗，防事故，保证自己和他人地生命和财产安全，公共区域不得堆放杂物及垃圾，保证公共区域的整洁。餐具乙方需自己准备不得共用(如电饭锅等)，双方不能随便使用对方的物品，
3 五、现金等贵重物品双方必须妥善保管，如有丢失，责任自负。
六、租赁期间内，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转租或转借所承租房屋。
七、不许聚众喝酒、赌博，不许大声喧哗扰民，不许从事一切违法活动，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和损失由当事方完全承担。
八、乙方如果没有遵守以上协议，甲方有权解除协议并收回房屋，同时不退还乙方所交租金和押金。
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如有违约，赔偿对方经济损失。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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