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形成分析论文

摘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世界观的指导下，根据中国当前文艺发展现状，在符合文艺发展规律以及尊重传统文艺经验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文艺理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进行有效的整合，同时也与时俱进，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文艺理论体系。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既有对历史的传承，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马克思理论形成分析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马克思理论形成分析论文 篇1：

关于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研究综述

【摘 要】学界对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关于马克思产权理论的著作、文章大量涌现。对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研究，一直以来有力推动着我国所有制和产权改革。系统梳理马克思产权理论研究状况， 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正确指导当前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产权理论 产权 所有权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

随着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产权”的提法写入了党的文件中，比如：“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现在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等等。鉴于此，学术界出现了对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研究探讨。相关研究涉及方方面面，本文围绕着马克思有无“产权”理论，马克思产权理论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产权理论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区别与联系等方面做了一些收集、整理与概括。

一、马克思产权理论是否存在

马克思是否论述过产权理论，学术界一直以来有所争论，部分观点认为马克思只有所有制理论而没有产权理论，部分观点认为马克思所有制理论就是其产权理论。

一种观点认为，存在马克思产权理论。马克思的著作译本中虽然很少出现“财产权”或“产权”的字眼，但马克思研究了复数形式的财产权或产权，甚至论述了复数形式的财产权或产权中所包括的各项权利：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索取权、继承权、不可侵犯权等一系列法的权利。与马克思相比，科斯只在为数不多的文章中讲过产权，从概念到观点都不清晰，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无法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相提并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指出，国外有的比较尊重历史事实的经济学家是承认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吴易风断言：“马克思产权理论经历了逻辑检验、历史检验和实践经验，已经被证明并将继续被证明是社会科学史上的第一个系统的产权理论，而且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史上的唯一科学的产权理论。”（吴易风，1995）。学者程恩富也强调，《资本论》第一次构建了人类思想发展史较完整的产权经济体系（程恩富，1997）。甚至西方学者S·平乔维奇（1988）也认为：“尽管产权的重要性已为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者所承认，但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产权理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

针对上述观点，另一种意见是，“产权”的提法来自科斯，不能认定马克思有产权理论。首先，马克思有自己的所有制理论，但将“财产权”等同于“产权”，从而认定马克思使用过“产权”用语是不科学的。其次，自从科斯因“科斯定理”以及“产权”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产权”概念已经有了其特定内涵。将大大早于他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所有制理论硬是打上科斯的印记，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合乎逻辑。最后，即便对产权理论有着研究的外国学者认为马克思是产权理论的“第一人”，也不足以认定马克思有产权理论，正像不能因为外国有学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就认定马克思主义不正确一样。

二、马克思产权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认为存在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学者中，对马克思产权理论的主要内容在理解上是不尽相同的。经过对学者们的研究进行归纳和梳理，认为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产权的起源

关于产权的起源问题，马克思产权理明确区分了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不同起源，提出私有产权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由公有产权演变而来的，公有产权是产权形成的起点。于鸿军指出，人类社会最初的产权关系是公有产权，是与当时低下生产力结合的原始公有产权，它是自然形成的产权安排。私有产权是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形成的。私有产权的产生和发展与原始社会晚期家庭的行为方式及其演变密切相关，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血亲民族部落在原始共同体内部成长并导致后者的分裂从而产生具有独立经济意义的家庭时，私有产权的产生也就成为必然和可能。（于鸿军，1996）

（二）关于产权制度的历史演变

研究者认为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产权的历史演变，认为在原始的土地财产阶段，产权主体是共同体，产权客体是土地财产，存在所有制，不存在所有权。在劳动工具产权阶段，产权主体是拥有劳动工具的劳动者，产权客体由自然条件发展为劳动生产要素，产权性质是劳动者所有权。在生活资料产权阶段，劳动者只是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土地、劳动工具，甚至劳动者本身也不归劳动者所有。

到资本主义阶段，劳动者没有土地、生产资料等所有权，只有劳动力所有权。土地、生产资料等财产归属资本家。所有权不仅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且转化为日益扩大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产权发展的最终结果是社会所有制，即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主体共同占有财产客体。（吴易风，1995；陈建兵，2007）。

马克思总体上认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马克思还认为，产权的国有形式、集体形式、个人形式和复合形式，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是可以共存、共同发展的。（饶静安，2009）

（三）关于产权的结构与体系

研究者认为马克思的产权实际上是一组“权利束”，不仅涉及所有权，也涉及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经营权、继承权和剩余索取权及不可侵犯权等一系列权利。他不仅研究了产权“权利束”统一运作的情况，也研究了它们分离运作的情况。（程恩富，1997；王志伟，2008）。马克思既分析了所有权与占有权、收益权的统一，也分析了劳动所有权和支配权或使用权的分离、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等产权现象，还阐述了权利分离的条件、性质和特征。此外，马克思还分析了股份公司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资本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变化。并指出剩余索取权是财产权中的一项重要权力，本质上是对剩余劳动的要求权。（吕天奇，2004；饶静安，2009）

（四）关于产权的统一与分离

产权的统一与分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重要内容。产权由多种权利构成，多种权利之间既可统一，又可以分离。当权利统一时，形成完整的产权。产权分离有多种表现形态：首先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的分离。其次是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在劳动力与劳动条件分离的状况下，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所有权归工人，使用权归雇佣资本家。最后是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在借贷资本和股份公司产权关系中，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借贷资本所有权归借贷资本家，而使用权归属执行职能资本家。（吕天奇，2004）

三、马克思产权理论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比较

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传入密切相关，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成为马克思产权理论研究的重要参照。研究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离不开同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比较。这也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产权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现将对两者比较内容的重要方面整理如下：

（一）马克思产权理论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联系

关于两者之间的联系，众多学者基本都承认两者具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对于两者的联系是什么，存在一定的分歧。林岗和张宇在《产权分析的两种范式》这篇文章中通过比较，较全面地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他们指出两者的联系表现在：一是研究对象相同，都是以产权和制度为研究对象；二是两者都强调产权和制度现象的重要性，把制度安排当作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三是都把产权关系看做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把利益问题当作产权关系的核心问题；四是都对资本的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股份公司的所有权以及所有权与支配权的分离等产权现象，以及商品所有权之间的等价的交易关系进行了研究。（林岗、张宇，2000）

（二）马克思产权理论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区别

对这两种产权理论存在区别这一问题上，学术界态度基本一致，即两种产权理论存在根本区别，但是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这种区别。

1.研究的目的不同

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深刻揭露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内在矛盾，得出其必然灭亡的结论，其目的是为了给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依据。而西方产权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如何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即西方产权理论的研究目的是在既定私有产权的基础上证明只要产权安排合理就能够降低解决有害效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由此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两种产权理论在研究目上是对立的。

2.研究的方法不同

关于两种产权理论的研究方法的不同，大量的文献都有所说明，关于研究方法的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前者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而后者用的却是个人的功利主义分析方法。也有学者认为，前者是整体分析的方法，后者是个体分析的方法。

3.内容体系不同

一些研究者从内容体系上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进行比较，认为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的切入点是“商品”，核心范畴是“资本”和“剩余价值”，而现代资方产权理论研究的切入点是“企业”，核心范畴是“交易”和“交易费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历史地认为产权关系随着经济关系的变迁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发展，而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则认为产权关系是由超历史的法律所决定的。（吕天奇，2004）

四、对马克思产权理论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一）马克思产权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没有区分

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中，没有区分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马克思产权理论。表面上看这仅仅是概念术语问题，但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的混乱。马克思产权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思考产权问题形成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是构成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基本原理的基石。但马克思产权理论不可能涉及所有的产权问题，需要创新和发展（陈建兵，2007）。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既包括马克思产权理论，又包括创新和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既不同于马克思产权理论，但又体现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基本原理。

（二）同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比较还存在不足

马克思产权理论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都是对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产权运动规律的认识，两者必然在某些方面是可以对话、交流和借鉴的，但目前研究还不够，各有各的一套分析框架和理论逻辑。深入研究马克思产权理论需要深入比较，真正借鉴现代西方产权理论（陈建兵，2007）。

（三）马克思产权理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创新研究不足

2009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位得主威廉姆森因其对科斯定理的宣传和将经济学与其他大量的学科交叉创新而获奖。这一点也给马克思产权理论一个启示，一种理论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要借鉴其他理论的分析工具、分析视角进行创新，这样才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被接受，也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董君，2010）

【参考文献】

[1]吴易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J].中国社会科学，1995（1）.

[2]林岗，张宇.产权分析的两种范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1）.

[3]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述——兼论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4]平乔维奇. 产权经济学——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5]于鸿军.产权与产权的起源——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比较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6）.

[6]陈建兵.国内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综述[J].云梦学刊，2007（5）.

[7]饶静安.马克思产权理论解析及对我国产权改革的反思[J].经济师，2009（6）.

[8]董君.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国内研究综述[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10（3）.

[9]王志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产权理论30年发展的阶段性认识[J].经济科学，2008（6）.

[10]吕天奇.马克思与西方学者产权理论的观点综述与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3）.

[11]柯贤发，刘蕾.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比较研究综述[J].中国集体经济，2011（4）.

[12]李炳炎.马克思产权理论与我国现代产权制度建设[J].高校理论战线，2005（1）.

[13]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J].经济研究，1996（9）.

作者：付玚

马克思理论形成分析论文 篇2：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建构的困境与出路

摘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世界观的指导下，根据中国当前文艺发展现状，在符合文艺发展规律以及尊重传统文艺经验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文艺理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进行有效的整合，同时也与时俱进，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文艺理论体系。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既有对历史的传承，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然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体系在形成和构建中还存着许多问题，遭遇着强大的挑战，需要寻找出有效的符合实际的方法。因此，有必要具体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建构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困境；路径选择

前言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当代形态体系是有别于传统的二十世纪的文艺理论体系，它既不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现代化发展，也不是西方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替换，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进行机械的复制。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世界观的指导下，根据中国目前的文艺发展现状，在符合文艺发展规律以及尊重传统文艺经验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文艺理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进行有效的整合，同时也与时同进，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文艺理论体系。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既有对历史的传承，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界许多学者对这一论题都予以了探讨，形成了以董学文、何国瑞为代表所提出的以“艺术生产”为逻辑起点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以陆贵山为代表的研究者以“人论”为逻辑起点，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出发来构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以曾庆元为代表的研究者则以“掌握论”为逻辑起点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这些体系从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具体内容甚至理论构架，使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呈现出一源多流的繁荣局面［1］ 。但正是这样的繁荣局面从侧面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轨跡多，不同的研究者，其研究逻辑起点不同，所切入的视角也不同，所采用的方法和思想基础也不一样因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当代形态建构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即方向上还是层次上都存在着多元性。可见，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没有系统化，没有形成有机的体系。其在形成和构建中还存着许多问题，遭遇着强大的挑战，需要寻找出有效的符合实际的方法。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构建

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和问题的不断转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当代形态构建工作的推进面临着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如对“当代形态构建”存在多种误解及价值多元化的挑战等。深入的分析这些

收稿日期：2014-01-20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的当代中国图景与学理批评》（13J175)

作者简介:陈菲（1984—），女，湖北武汉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困境和问题以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和途径，对于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当代形态构建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一）当代形态构建趋向教条化， 难以体现中国特色

将某种理论归纳概括成几点范畴、几条原理，再根据这些范畴原理搭建框架将该理论进行体系化，这种将理论的迅速普及的做法是最常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入我国以来，对我国文艺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将相关的文艺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教科书编创，将其体系化，这是为了宣传与普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知识，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中国文艺研究和实践工作开展的重要理论及思想武器。但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文艺理论的文本来看，马克思并没有对自己的文艺理论进行“体系化”的建构，这是由于一切理论都要服从实践的需要，基于实践的品格，马克思从来不以一个“纯粹学者”介入到社会现实中去。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体系的构建对我国文艺工作实践的施展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开展起着一定作用，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帮助，但同时也带来了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简单化的问题。但是这种“简单化”并不就等于“教条化”，它是以更简单易懂的语言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中的“教条化”主要是指简单机械的重复和背诵某种理论而拒绝进行更新的理解，而“当代形态构建”显然不单单只是以容易接受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灌输给人们，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在理解和接受的基础上能够运用其指导实践，并且必须根据中国实情，进行中国特色的当代形态构建。可这一点显然没有做到。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构建”看成是 “教条化”的照搬显然是不对的。

（二）面临价值多元化，却很难进行有效整合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在各个领域、各种层面、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正经历着从过去传统的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从过去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这个背景下，各种价值观念和思想聚集在一起，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传播、西方文艺思想的渗入、马克思主义创始者文艺思想理论的中国化发展等等，多元化价值理念，多方面的文艺思想理论相互冲击、相互影响。在这种理论生态表面繁荣的背后，却也暴露出不少深层次问题。“譬如，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同某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文艺学说拼接起来，就声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新发展’”［2］ 。这些状况都使得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当代形态体系的构建面临着多元价值影响的挑战。

首先，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由之前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目前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局面，形成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在分配方式上也由过去平均分配制度转变为目前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文艺方面的交流越来越频繁，相关的思想理论相互渗透也越来越深。在这种背景下，西方文艺思想和理论方面的信息大量渗入，助长了注重实惠、注重实用的文艺思想，以形成竞争意识、效益意识、创新意识、自主意识以及金钱意识为标志的文艺价值观，这大大冲击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奉献精神、大公无私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等观念，使得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艺思想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冲击。因此，西方文艺思想的渗入，促使了相关利益主体和文艺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发展，这对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形成了强大的挑战。

其次，尽管我国正在发生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人民正逐渐的进行着思想解放，但是我国传统文艺思想理论仍然影响着我国文艺的发展。我国传统文艺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于部分人们的心中，它们甚至不能符合现代社会对文艺发展的要求。对于传统文艺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构建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再者，对于传统文艺理论也好，还是西方文艺思想也好，总是存在一些人对其进行了全盘否定。其中有些人对过去传统的文艺理论进行全部否定，对一些新的理论则疯狂追崇，存在严重的从众或者标新立异的心理，从而导致他们行为上的无规范或者无原则性。同时，还存在一些人对西方文艺思想缺乏一定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对西方文艺思想进行盲目崇拜和加以应用，进行全盘接受，从而使得他们的文艺思想偏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方向，使得一些以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基础的文艺理论四处蔓延，从而严重影响着我国的文艺风气。

总之，以上多元化的文艺思想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对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形成了强大的挑战。面对如此复杂的文艺理论现实，作为主流文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必须深入研究并建构自身的“当代性”，才能在“一体主导多样”的中国文艺学格局中获得引领理论思潮的话语权［3］。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当代形态体系的构建必须对以上多元的思想、理论进行有效的整合。

（三）马列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融合，部分学者存在经院化趋向

目前，我国仍有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对文艺的研究热衷于新的名词概念的制造，沉迷于某种形式主义的“学术性诉求”，一些文艺理论研究和理论论文,一方面自我陶醉于纯粹“学术思辨”；一方面却是“自我放逐”,越来越经院化、小众化、边缘化。有的过分咬文嚼字,成了文字游戏；有的随意生造概念,不知其所云。文章写得越是晦涩难懂说明其理论和哲学味越浓。如此，把文艺理论变得神秘化和玄妙化，当作高高在上的贵族学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再是群众解放的理论武器。文艺理论无法和大众对话，大众也无法理解这些理论，人民群众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甚至还有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构建更大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政治宣传”，无法上升到学术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属于无产阶级、属于人民群众的理论。与以往的“精英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强调关注现实，其历史使命主要不在于解释世界文艺活动，而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认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4］。这里的“人”指的就是从事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人民大众，在当代中国，就是指中国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只有进行现代形态的构建，关注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文艺活动，才能为人们所自觉自愿的接受和信服，并有效的指导人们的实践。“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构建，是国之所需、民之所需。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当代

形态构建的有效对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不断发展、不断中国化的理论，其当前形态构建在不同的时期和时代背景下也有着不同的方法和要求。推动与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的构建，是现阶段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研究的重大课题，其关键就是如何去做，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化过程中自然要进行“当前形态”的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当前形态构建主要是指跟传统的二十世纪的文艺理论相区别的文艺理论，它既不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现代化发展，也不是西方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替换，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进行机械的复制。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世界观的指导下，根据中国目前的或者文艺发展现状，在符合文艺发展规律以及尊重传统文艺经验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文艺理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进行有效的整合，同时也与时同进，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文艺理论体系。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既有对历史的传承，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然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轨迹非常多，不同的研究者，其研究逻辑起点不同，所切入的视角也不同，所采用的方法和思想基础也不一样，因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当代形态建构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即方向上还是层次上都存在着多元性。可见，我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并没有系统化，没有形成有机的体系。其在形成和构建中还存着许多问题，遭遇着强大的挑战，需要寻找出有效的符合实际的方法。

（一）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论的精华，实现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有着教条主义倾向，许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大多照抄照搬国外研究成果，没有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研究。部分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是整个人类智慧的结晶，所以其中也必然包含了中国传统哲学在内。他们往往以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科书体系的框架去梳理中国哲学。在讲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时，强调的是两者的“相通或相似之处”，只限于用“中国古代的唯物论辩证法的丰富思想来证明相关文艺理论的真善美等特征”。他们根本没有将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跟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结合研究。没有注意到这两者之间除了相通相似之处外还有不少内容是中国哲学中有而现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没有或者虽有却未能展开的。

中国传统文论也存着许多精华部分，当前的理论工作者不但要意识到这些精华部分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构建的重要意义，看到其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系统的构建所提供的传统形式和民族风格。而且还要看到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源泉。首先，挖掘我国传统文艺理论的精神修养。我国传统文艺理论比较重视精神修养、德行锻炼等方面的发展，而不大取向于改革现实、改革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则取向于物质改造性和外张性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构建必须对中国传统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中国文艺发展有用的部分进行融合和改造，实现中国传统文论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转换。其次，加强对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精华价值的传承。任何理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中国传统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样有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可是两者所存在的价值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价值主要注重发展性、运动性，而中国传统文论则比较注重静止性、保守性。因此，应该实现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整合，创造出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兼备的、内外相通的、比较全面的文艺实践活动。

总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构建中，应该批判改造中国古代传统文艺理论遗产。剔除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封建性的糟粕，吸取有积极意义的精华部分，进行提炼加工，将其融入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去，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让大众更容易接受。

（二）充分发挥不同主体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构建工作的推进作用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构建工作时，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当代形态构建”的不同主体，根据不同主体的角色和地位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个主体在“当代形态构建”工作推进过程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化过程中自然要进行“当前形态”的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当前形态构建主要是指跟传统的二十世纪的文艺理论相区别的文艺理论，它既不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现代化发展，也不是西方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替换，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进行机械的复制。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世界观的指导下，根据中国目前的或者文艺发展现状，在符合文艺发展规律以及尊重传统文艺经验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文艺理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进行有效的整合，同時也与时同进，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文艺理论体系。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既有对历史的传承，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然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轨迹非常多，不同的研究者，其研究逻辑起点不同，所切入的视角也不同，所采用的方法和思想基础也不一样，因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当代形态建构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即方向上还是层次上都存在着多元性。可见，我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并没有系统化，没有形成有机的体系。其在形成和构建中还存着许多问题，遭遇着强大的挑战，需要寻找出有效的符合实际的方法。

1. 突出杰出人物和领袖人物的引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进程告诉我们，作为群众的代表，领袖人物、杰出人物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文艺理论史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纵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历史，艾思奇、毛泽东、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无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体系的构建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具有奠基的作用。再如当代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一大批领导者积极努力引导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的构建给以重要引导和启示。

总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构建离不开领袖人物和杰出人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重视专业文艺研究者的基础作用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和相关的工作人员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构建的重要基础，其专业性和经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帮助，他们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1］。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系统构建，都需要专业文艺研究者的参与，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和当代形态体系构建的基础力量，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理论工作者应在学术界内部采取学术研究与争论的方式来探讨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构建工作有关的各方面问题，而教育工作者应该在全社会加强文艺教育和思政教育的有效结合，促进文艺理论和学生的思想政治培养相挂钩，从而有效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和研究，并根据实践经验对其进行创新和传播。

此外，还还应注重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构建的研究与传播工作和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结合，强调和注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内化工作，让大众在不同社会思潮中回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视角，运用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实践，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潜移默化中成为大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工具。

（三）在民族化、科学化和时代化的转化和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构建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构建工作必须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本土文化相融合，与当代的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结合起来。要倾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呼声，特别是从当代文学经验、创作体验和社会文化、文论与文学思潮中进行理论概括和提升，实现富有时代感的理论创新，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能够为解决社会问题起到理论指导作用［6］。同时，应当着重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转化的成果与问题。总的来说，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民族化、科学化和时代化对于推进“当代形态构建”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民族化是当代形态构建的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社会，但其理论内容本质上是世界性的，是为全世界的共同财富。但这种世界性的内容要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民所理解、所接受，就必须有一个民族化的过程，而这个民族化的过程也就是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个性和本土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当代形态构建必须结合中国民族实情，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必须在尊重中国文艺实践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科学的推进。

其次，在创新和发展中推进当代形态构建。历史反复证明，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发展的理论，即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看作是关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实践的一般指导原则或者方法，还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看作是能够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是关系着能否正确应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于社会实践并取得成功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只有通过总结实践经验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发展，才能真正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最后，科学化是要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遵循科学发展规律，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在加强对各种文艺思想理论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实现科学合理的推进。

三、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当代形态构建过程中存在着“将当代形态构建”等同于“教条化”， 难体现中国特色；面临价值多元化，却很难进行有效整合；马列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的融合，部分学者存在经院化趋向”等问题，因此我们也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体系已经完全构建起来了，目前的这种建构活动是开放的和未完成的，而已取得的成果也是初步的。所以，回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构建活动的历程，总结研究成果，反思存在问题，明确研究方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体系的完整性构建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季水河.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实践与历史反思——论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J］.理论与创作，2006（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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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5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6］陆贵山.中国化·民族化·科学化——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构途径和发展道路［J］.学习与探索,2008（1）：177-179.

【责任编辑侯翠环】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for Contemporary form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Literature Theory

CHEN Fei, HU Yousun, JIAO Yuans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Shanxi 710049, China)

Key words:Marxist literature theory; the contemporary form system; difficulties; the path selection2014年5月第39卷第3期河北大學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May. 2014Vol.39No.3

作者：陈菲 胡友笋 焦垣生

马克思理论形成分析论文 篇3：

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中的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

摘 要：

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马克思超越了政治理性主义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方法，将正义的“价值”评判纳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事实”的考察之中，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批判。马克思正义观的这一方法论基础决定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规范性不是抽象的“形式”规范，而是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总体”规范。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理论形态不是超然于生产方式之外的“自然正义”，而是在变革生产方式过程中将正义的价值理想内化于社会现实的“社会正义”。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正义理论;辩证法;规范性;社会正义

文献标识码：A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s Justice Theory

in the Cr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y

GAO Guangxu

（College of Humanity，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211189）

Cr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y provides important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s justice theory. Based on the dialectics of “Changing from abstract to concrete” in political economics， Marx transcended the dichotomy of facts and values of political rationalism and incorporated the judgement of “value” in justice into the examination of the “facts”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methods， and thus to achieve the critics of the “essence” of capitalist society. This methodological basis of Marx’s view of justice determines that the normative nature of Marx’s theory of justice is not an abstract “formative”norm， but an “overall” norm that unifies facts and values. The theoretical form of Marx’s theory of justice is not “natural justice”beyond the mode of production， but “social justice”that internalizes the ideal of justice in social realit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the mode of production.

Key words：

cr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y; Marx’s justice theory; dialectics; norm; social justice

当前，隨着学界关于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深入，基于马克思正义观进一步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越来越受到关注。

尽管在如何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问题上学者们路径各异、观点不同，但是大都不否认马克思正义理论研究离不开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这固然是因为马克思有关正义的关键性论断大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展开，更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马克思正义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充分汲取并自觉运用这些思想资源，不仅契合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内在逻辑，也是深入推进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的内在要求。为此，本文从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可能涉及的三个基本层面，即方法论基础、规范性特质和理论形态入手，尝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中为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做一些清理地基的工作。

一、“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基础

正义是一个古老且常谈常新的政治哲学概念。纵观西方政治哲学史，政治哲学家们虽然大都关注正义问题，但对于正义的理解却千差万别甚至截然相反。我们看到，古典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对正义的理解不同，古典政治视域中的正义是“自然正当”和“先天德性”，近代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正义是基于社会制度安排形成的“权益之计”和“后天契约”。即使是古典政治哲学视域内部的正义理解也不尽相同，柏拉图的正义观与亚里士多德不同，洛克的正义理解与卢梭也存在差别。我们甚至可以说有多少政治哲学家便有多少种正义理论。正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姆所言，“正义有着一张普罗米修斯似的脸，变化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

政治哲学家们的正义理论为何差异如此巨大？其中原因固然与不同时代的正义问题发生的背景紧密相关，但不同正义理论背后的不同建构方法更值得关注。正是由于政治哲学家们建构正义理论的方法不同，正义的理论形态才迥然有别。在这个意义，我们当前探讨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建构问题，就必须要对马克思理解正义的方法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

关于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的方法论自觉，需要反思的前提性问题是：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是否必须在马克思持有积极和建构性的方法论立场，进而持有一种绝对的正义立场和原则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换言之，如果马克思不持有积极和明确的正义观点，或者说马克思认识和理解正义的方法并不是为了支持一种绝对的正义原则，那么我们是否就无法建构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对此，有观点认为，如果马克思在对待正义的问题只是批判性的而非建设性的，那么建构建设性的马克思正义理论便不可能也不必要。也有观点认为，马克思虽然在正义问题上持有消极的或批判性的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建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马克思正义理论。

毋庸置疑，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关正义问题的直接论述并不多，也没有著作专门探讨正义问题，而且，在仅有的几处关于正义的论断中，也大多呈现为论战性和批判性的话语形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正义对于马克思而言只是一个可有可无或者只具有批判和否定意义的问题呢？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以重新还原马克思正义观点的论域为前提。实际上，马克思正是在与庸俗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围绕分配正义的论战中，提出了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截然不同的正义论域，而相关论域集中体现在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劳动价值论语境中。[2]

马克思之所以总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探讨正义，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消极的或批判的层面来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形式的辩护总是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下展开，强调商品交换的一般形式以及这一形式中的劳资交换符合平等自由的分配正义原则。同时，庸俗的社会主义者们也总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分配正义层面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合理性的质疑。而马克思的正义观正是在对以上两者的批判性分析中确立起来的。

另一方面，从积极的或建构的层面来看，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庸俗社会主义者的分配正义的批判，总是基于对流通领域之外的生产领域分析，进而强调正义的支点不是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不是劳动者对自身劳动的所有权，而是具体的物质生产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也构成马克思正义观的积极语境。

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正义观点的基本语境首先构成我们透视马克思正义观思想方法的载体。众所周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其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既不满足于表象的杂多，也不停留对表象的抽象概括，而是在对表象的抽象形式的自我运动的总体把握中，实现对对象的具体再现。“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3]

因此，“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既不停留于事物自身呈现的混沌表象，也不是从抽象的形式方面把握事物。而是蕴含着两个环节，一是“从具体到抽象”，即从繁杂的表象中抽离出表象所具有的共同规定;二是“从抽象到具体”，即从关于表象的抽象规定出发，实现对事物自身发展逻辑和规律的具体性“再现”，这时所得到的“具体”与表象的具体不同，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也就是在对于事物从“存在”（表象）到“本质”（规定）再到“概念”（具体）的总体把握中，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既不是一种科学实证的方法，也不是一种哲学思辨的方法，而是将对于事物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结合起来的总体性方法。正是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性辩证法，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考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批判统一起来，既实现了对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本质再现，也实现对于这种物质生产方式所支撑的正义观念的批判。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個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4]

关于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是否表明马克思基于正义原则批判资本主义，国内外学界仍存在争议，我们这里暂且不介入这一争论，而仅从方法论层面来看马克思如何理解正义。在这一论述中，马克思明确强调了交易过程中所遵循的正义原则实质是一种法权正义，这种正义实质是一种关于正当的形式确定性，也就是说它只就其自身保证交易形式是否具有正当性，而不能超出去决定交易内容是否具有正当性，决定交易内容正当性的是生产方式。

这表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为马克思正义观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撑。马克思对于正义的理解既不是从正义的表象出发，也不是从正义的形式规定出发，而是将在关于正义的形式规定与其内容的辩证关系中，再现正义与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换言之，马克思是在辩证法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总体性视角中把握正义，这就是，正义不是抽象的法权形式，而是内在于物质生产方式中的社会现实。也正是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马克思超越了现代政治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方法论前提，将正义的“价值”评判纳入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事实”的考察之中，实现对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把握。

因此，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基础决定了，我们只有对于“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的总体性视角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才能既避免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阉割为一种非规范的描述性理论，又避免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玄思为一种与分配正义无涉的绝对价值。建构马克思的理论必须结合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社会历史考察，即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撑的资产阶级分配正义的限度中，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历史限度。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构成明晰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规范性特质的方法论前提。

二、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规范性特质

如果说很难设想一种没有规范性功能的正义理论，任何的正义理论总是蕴含相应的价值规范，那么在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规范性的过程中，就需要对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辩证法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对于马克思而言，如果基于正义去规范一种事物是可能的，这种规范并不是基于独立于事物之外的价值原则展开，而是内在于事物自身的社会历史发展逻辑之中，探寻其自身的总体发展逻辑及其内在限度。对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这一规范性特质的理解，必须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

从一般意义而言，建构一种正义理论就以该正义理论对社会现实作为规范性的判断，因为正义尽管具有不同的理论形态，但究其根本而言是一种价值观念，其理论功能在于对现实发挥规范作用。结合前文所述，马克思关于正义的基本观点是，不存在绝对和永恒的“自然正义”，正义的形态总是由相应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因而，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的理论旨趣界定为建构一种规范性理论，那么这里就存在着这一理论旨趣与马克思正义观点相矛盾的问题。换言之，建构一种规范性的正义理论必须以绝对的正义观点为前提，而马克思探讨正义的思想方法决定了其拒绝将正义绝对化。结果，我们在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过程中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如何认识和走出这一困境是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我们先来看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两种代表性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剩余价值虽然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秘密所在，也表明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本质，但是却并不违反资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原则。换言之，剩余价值仅仅是生产过程中的经济事实，其与分配过程中的正义观念无涉。如果把剩余价值与正义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并以此建构马克思的正义理论，这恰恰与马克思基于生产方式的相对性考察正义的思想逻辑相背离。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谴责根本没有依靠某种正义概念，那些试图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诸多谴责中重构‘马克思正义理念’的人，顶多只是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换成被马克思本人一贯视为虚假的、意识形态的或‘神秘的’形式。”[5]29

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包含解释和评价两个层面，因此，应当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功能和运行机制的解释与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评价区分开来。换言之，尽管马克思在解释的层面并没有对资本主义是否正义做出评判，但在评价层面则对资本主义做出道德层面的批判。所以，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配不公的道德批判和控诉。“马克思之所以认为资本主义不正义，这主要是因为，作为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没有按劳分配，而且因为它没有在生产的可能性范围内满足人类的需要，更不用说满足生产者的所有需要。资本主义的分配安排，对于归属不同社会阶级的个人给予区别对待，这在道德上是应该遭到谴责的。” [5]76-77

不难看到，这两种观点争论的焦点问题是马克思是否基于正义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造成对这一问题迥异解答的关键又在于如何认识和理解剥削或剩余价值与正义的关系问题。正是由于对这一关键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在能否建构积极的和明确的马克思正义理论问题上才产生了巨大分歧。如果剩余价值与正义无关，那么建构的马克思正义理论就是虚假的，如果剩余价值本身意味着对工人有违道义的剥削，那么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必然诉诸道德立场。可见，英美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关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探讨，最终要么走向质疑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的可能性，要么走向马克思道德正义理论的建构。

因此，澄清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的理论旨趣，必须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剩余价值与正义关系的探讨。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是否持有积极的和明确的正义观点问题的全部复杂性都蕴含在这一问题中，而且这一问题成为决定我们的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关键。

剩余价值是否正义既是探讨马克思正义观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也是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必须直面的基本问题。如果说马克思正义观的思想特质在于以唯物辩证法揭示了正义与生产方式的辩证关系，那么这一思想特质在具体层面就表现在回应和破解剩余价值与资产阶级正义观念的辩证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过程中，应当对马克思正义观的这一思想特质及其具体表现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不仅无法回避而且必須直面剩余价值之于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的意义，因为这一问题关涉我们究竟如何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怎样的马克思正义理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最为重大的思想发现便是剩余价值理论。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庸俗的社会主义者要么从事实层面只关注剩余价值所蕴含的价值量的比例关系，要么从道德层面只是谴责剩余价值有违道义和公平，马克思既不把剩余价值看作是一种经济学的事实比例关系，也不以抽象的道德标准对其作价值评判，而是从商品的价值形式剖析入手，基于商品价值二重性揭示商品内蕴的劳动二重性，进而资本生产过程内部剖析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机制，实现了对剩余价值概念的再发现，并由此推动了“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剩余价值理论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种理论，它实际上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全部。

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所追问的：“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贝尔图斯在内的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作用呢？”这是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6]

可见，马克思对全部经济范畴研究的旨趣就是要推动全部经济学的革命，而马克思推动这一革命的钥匙正是对剩余价值概念的再发现。

马克思对剩余价值概念的再发现决定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基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所实现的“经济学革命”，并在“经济学革命”的理论高度上实现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批判。剩余价值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社会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推动“经济学革命”的根本旨趣在于推动“社会革命”。因此，对于以“术语革命”为前提的马克思“经济学革命”的认识和理解，就不能仅仅停留于经济层面，因为经济层面的公平正义问题并不能完整呈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旨趣。进而，剩余价值是不是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应得利益的道义层面的不满，是不是基于劳动所有权对资本剥削不公平性的谴责等问题，也不能完整呈现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旨趣。以剩余价值的再发现为基础，实现对资本主义作为剥削和奴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体现的总体批判，才是马克思正义理论规范性建构所应当遵循的基本逻辑。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批判表明，在剩余价值与正义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既不囿于经济学的实证视域关注剩余价值所蕴含的比例关系，也不囿于抽象的道德批判视域关注剩余价值在何种意义上违背伦理道义，而是深入到剩余价值作为资本逻辑的生产和再生产动力机制，揭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与其分配正义之间相互支撑和相互否定的辩证关系，以此实现对资产阶级法权正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批判。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这一规范性特质决定了，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应当立足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政治哲学意蕴，结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考察，建构一种超越“自然正义”的正义理论形态。

三、“与生产方式相一致”的社会正义：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理论形态

马克思以辩证法探讨正义的方法论自觉，不仅为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规范性提供方法指引，

而且为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理论形态奠定基础。马克思对于正义的理解始终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结合起来，强调正义总是相应生产方式中的正义，不存在脱离生产方式的“自然正义”。换言之，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视域中，正义总是与人们的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相一致，不同形态的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具有不同形态的正义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建构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形态必须紧密结合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

结合生产方式概念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需要明晰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政治哲学意蕴。众所周知，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政治生活是自由公民关于公共生活方式的言谈和行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始终被排除在政治哲学话语之外。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主要关涉的是人类的劳动，而劳动是满足人类私人生命需要的活动，与公共生活并不直接相关。所以，当阿伦特提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反传统在于“对劳动的赞美”，马克思是19世纪唯一以哲学的用语叙说“劳动解放”的思想家时[7]，

她虽然是在强调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断裂，但是也确实切中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特质。这就是，劳动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不仅是满足自身生命需要的经济意义，而且是人作为类的存在者创造自身类本质的政治意义。换言之，人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方式不仅创造了人的满足自身生命需要的物质资料，而且人在劳动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生产方式也决定了人与他人、个人与共同体的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基于生产方式概念建构马克思正义理论不仅不能囿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而且恰恰要在重新理解生产方式概念的基础上重塑正义的理论内涵和理论形态。

不同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总是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排除在政治哲学语境之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注重对人类劳动生产活动的考察，但是这种考察却只是在特殊性的层面考察人类劳动生产活动的某一种方式，尤其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既没有超越特殊生产方式以发现生产方式的一般概念，更没有基于生产方式的一般概念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因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于生产方式的关注实质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这种研究只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各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且将这种比例关系看作是社会财富增长的内在机制，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永恒规律”，而无法揭示这种生产方式所内蕴的矛盾，更无法揭示这种生产方式所支撑的价值观念的限度。

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传统均不同的是，对于马克思而言，生产方式是表征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概念。人们的物质生活生产活动不仅为人类共同生存提供物质基础，而且这种物质生活生产活动由于采取的生产方式不同，也构成认识和理解人类不同的共同生活方式的重要参照。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当人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时候，人们就把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因为人们是什么样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也和他们怎样生产相一致。[8]

可见，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不仅构成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视角，而且构成认识和理解人以及人所创造的人类世界的解释原则。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明确指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物质生产方式的哲学意义的强调并非偶然，因为生产方式作为哲学概念的自觉运用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展开。在这一语境中，马克思自觉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为基本解释原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深入剖析，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一般形式，在对“人体解剖”的过程中实现了“猴体解剖”。诚如列宁所指出的：“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10]

由此可见，马克思之所以总是在政治经濟学批判语境下探讨正义问题，不仅仅是由于理论应对的需要，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这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解释原则所决定的。换言之，正是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包括正义在内的社会意识，所以对于正义观念的考察必然要立足正义所奠基其上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进而，马克思对正义的考察始终与对相应生产方式的考察联系起来，也就是自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视域考察正义的社会历史形态。

众所周知，在古希腊城邦时代，正义是社会的首要美德，是人类应当具有的“自然秉性”，换言之，正义是先天的德性而不是后天的制度，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和一项制度是否正义，就是判断这种行为和制度是否符合先天设定的公共善。随着古希腊城邦的没落和瓦解，经由中世纪政治生活的世俗化改造，尤其是近代以来，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取代公共善成为政治生活的首要价值，正义的形态也由“自然秉性”转变为社会为保证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权益之计”。正义不再是先天的德性，而是人们后天的约定，进而，正义的理论形态完成了从先验形态向经验形态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作为解释原则理解正义，意味着超越以生产方式的某一个环节尤其是分配环节理解正义的狭隘性，转而关注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与正义观念的联系。因此，马克思基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理解正义，不仅在消极的意义上颠覆了古典政治哲学关于正义作为“自然秉性”的形而上学设定，而且在积极的意义上深化了近代政治哲学对于正义作为社会“权宜之计”的政治定位。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正义观念只有在商品流通领域内有效，一旦跳出流通领域而进入生产领域，这种正义观念的“先天正确”背后的剥削和奴役实质就会暴露出来。因为流通领域所遵循的只是资本生产的一个环节即商品交换环节，在这个环节的交换价值的形式合理性保证了交换双方的形式正义。而在生产领域，资本生产的秘密即剥削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本质暴露出来，流通领域的形式正义幻相将被生产领域的实质不正义所击破。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过程来看，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不仅是一种物质财富的生产逻辑，也是一种生产资料与劳动相分离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逻辑，而这种社会财富的分配逻辑对生产逻辑所创造价值的持续占有，进一步强化了价值创造者与价值的分离，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撑的正义实质是一种为资本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自然正义”。

这种为资本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自然正义”的“伪善”之处在于，将本来奠基于相应生产方式的正义观念塑造成脱离一切生产方式的正义法则，将本来是暂时的、阶段性的“权宜之计”的正义塑造为永恒的、绝对的公平正义原则。进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语境下，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建构了作为“公平”的正义、作为“平等”的正义和作为“德性”的正义等正义理论形态。这些正义理论形态尽管拥有相应的社会现实基础，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由于它们总是脱离其真正诞生地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考察正义，在将自身包装成为先天的和永恒的正义的同时，也不过是在描绘“普罗米修斯经常变化的脸”的意义上塑造正义的抽象形态，而正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真实关系却始终被遮蔽。

由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于马克思正义理论建构的意义体现在，既然政治经济学批判总是在揭示资本生产的内在矛盾过程中，揭露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将资本逻辑所支撑的法权正义视为“自然正义”的虚假本质，那么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当代建构就不仅需要直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危机，认清现代政治所秉持的“自然正义”的内在限度，更需要在重构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将正义从一种应然的法权形式沉降为一种实然的社会现实。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理论形态不是超然于物质生产方式之外的“自然正义”，而是在相应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将正义的价值理想内化于社会现实之中的“社会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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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惠斌，李義天马克思与正义理论[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0

[7]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2

[8]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68

[9]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10]列宁.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责任编辑：张 娅）

作者：高广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