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管理手段变革创优论文

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的显著特征。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部署，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政府公共管理手段变革创优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政府公共管理手段变革创优论文 篇1：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政府绩效的科学评价与基本思路

［摘要］政府绩效的高低已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标志。与之相适应，构建科学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对政府的业绩和成就作出尽可能准确的考核评价，是政府管理面临的新课题。当前，全党正在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掀起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这成为实现公共部门绩效评价科学化的成长动力。本文分析了政府部门绩效评价的发展趋势并提出建立科学的政府部门绩效评价体系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政府绩效；科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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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政府绩效，是指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所有公共部门的工作绩效；狭义的仅仅是指政府部门的工作绩效，也称为“政府业绩”。本文所分析的政府绩效，立足于狭义的角度，其可分为政治绩效、经济绩效、文化绩效、社会绩效等方面。政府部门的绩效评价，就是政府自身或社会其他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政府的决策和管理行为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短期和长远的效果进行分析、比较、评价和测量。随着党中央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提出必然要求构建科学完善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进而实现政府绩效评价的科学化，成为当前各级政府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迫切需要解决与完善的重要课题。

一、政府绩效科学评价面临前所未有的成长机遇

1．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提出，为推进政府绩效评价科学化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并进而提出要“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毫无疑问，正确的发展观要求必须有正确的政绩观，必须用全面、实践、群众的观点科学评价政绩，必须抓紧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由此建立健全政府部门绩效评价体系，这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党中央科学发展观、政绩观的提出，更多的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谋求又好又快发展的迫切愿望。当前，广大群众最大的愿望是发展致富，最迫切的需求是良好的发展质量，最反感的是政府部门的官僚、低效、不作为或乱作为。综观近些年来的现实，不少地方政府部门以及领导干部为了追求“政绩”，盲目攀比、不切实际地铺摊子、上项目；有的热衷于标新立异、贪大求奢和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更违反了政府所肩负的公共责任。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讲，绩效评价过程也就是各级领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请人民评判、让人民满意的过程，从而推进我国政府绩效科学评价的步伐。

2．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推动了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探索，为政府绩效评价科学化提供了经验

虽然我国的政府部门绩效评价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但从党的十六大以来，不少地方政府审时度势，在绩效管理方面已经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如厦门市思明区政府与厦门大学合作，研究开发了《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管理系统》，通过计算机网络对区直22个部门进行评估考核，收到了明显效果。为此荣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四川省成都市以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为契机，实施“政府流程再造工程”，聘请专家学者优化服务流程，简化办事手续，缩短办事时限，提高公共部门绩效。该市工商、公安、卫生、新闻出版、农牧、酒类专卖六个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全部按再造流程网上审批，在群众和公务人员之间筑起了反腐败的“防火墙”，行政审批办理时间缩短50％以上。较长时期以来，山西省运城市坚持实施“新效率工作法”，以“能量化的量化，不能量化的等级化”为要义，对党政办公系统的办文、办事、办会进行连续性的动态考核，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塑造了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良好形象。

3．世界各国对经济发展的质量以及政府部门责任的界定，为推进政府绩效评价科学化提供了新启迪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进行了一场以市场化为取向，旨在推行绩效管理和建立责任政府的政府改革运动，即“新公共管理运动”。英国政府从1979年的“雷纳评审改革”到1991年的“公民宪章”以及“竞争求质量”运动，历时20多年建立起了一整套政府再造计划。美国政府1973年颁布了“联邦政府生产率测定方案”，1993年国会通过的《政府绩效与结果法》和NPR的《戈尔报告》，规定“每个机构应该提交年度绩效规划和报告”，财政预算与政府部门绩效挂钩，将政府绩效评估实践推向了新的高潮。

1991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提高生活质量。尤其是世界上的各国，生活质量的改善通常需要收入的增加——但不仅如此，就像要改善生活质量本身的目的一样，它还包括改善教育状况，提高医疗卫生和营养水平，减少贫困，以及更清洁的环境、更均等的机会、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更丰富的文化生活。”可见，讲求经济发展的质量实际上是界定了责任政府的核心责任。联合国《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的主题，就是讨论增长与人类发展的联系。其中指出了五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一是无工作的增长（JOB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未能制造出足够多的工作岗位，甚至恶化了就业形势。二是无声的生长（VOICE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未能带来民众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自由表达自己意见和观点的可能性。在很多国家，经济增长与政治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三是无情的增长（RUTH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导致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财富的扩大带来了新的贫困阶级。四是无根的增长（ROOT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对文化的多样性造成的破坏，经济增长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家园和历史。五是无未来的增长（FUTURE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对生产、资源和环境造成的破坏，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由此可见，世界各国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对政府部门指导经济的增长也需要有评价标准的重大变革。由此也促进了我国政府绩效评价的科学化。

二、当前政府绩效评价的主要发展趋势

1．评价主体趋向多元化

评价主体单一化以及信息不对称，严重影响着绩效评价的社会认可程度。从当前实践来看，政府绩效评价的主体选择以下六类较为合适。一是同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综合评价主体。二是纪检、监察、综合治理委员会、政府效能投诉中心等否定评价主体。三是直接主管领导评价，也就是上级分管领导对具体分管单位或部门的评价。四是群众评价。2008年9月19日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的讲话中强调：“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中的问题听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落实发展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五是自评主体，也就是评价对象对自身业务实际进行自评和报送。六是专业评价组织（包括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的评价。通过完善多元的评价主体选择，在全社会形成“鱼缸效应”，即公共部门的活动就像鱼缸中的金鱼一样，时时刻刻都受到社会和大众的审视和评判。

2．评价的维度和指标趋向科学

党的十七大指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由单一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四个建设”相协调，要求政府部门绩效评价在维度上必须多元化，必须包括经济、效率和效益三个维度。经济侧重成本的节约程度，效率关注投入产出比，效益则着眼于行政产出带来的社会效果。由于三者都蕴含有质量的内容，质量即第四维度日渐成为评价的主流范畴。根据上述四个维度，我国政府部门绩效评估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府部门业绩，主要表现政府部门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二是公共部门的行政效率，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从事管理活动所取得的劳动成果、社会经济效益同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及时间之间的比例关系。三是政府部门效能，是指政府部门所生产的“产品”和向公众提供服务的水平。四是政府部门的成本，即政府部门的管理行为所占有和耗费的资源及程度。评价指标是评估的具体手段，是评价维度和内容的具体表现。评价指标可以因部门不同，设置普适性指标和个性指标。在评价考核指标选择上一般应把握好以下结合关系：①内部指标和外部指标相结合；②数量指标与质量指标相结合；③肯定性指标与否定性指标相结合；④技术性指标与民主性指标相结合；⑤支出指标与回收指标相结合；⑥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⑦工作指标与业绩指标相结合；⑧行政成本指标与业务成本指标相结合；⑨个体指标与团体指标相结合。

3．质量优位原则趋向明显

科学的政绩观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追求政府服务的质量。这里所说的质量，主要是通过调动所有社会成员的潜力，以最低的成本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这就需要政府绩效评价从“效率优位”到“质量优位”的转变。这不仅表现为绩效评价中质量标准的增加，而且表现在政府部门中更加重视全面质量管理、持续性改进质量。当前已有不少政府部门将ISO9000质量认证体系引入了政府管理，一方面通过以质量指标为重点的绩效评价，在政府部门之间、公务人员之间形成你追我赶、争先创优的生动局面。另一方面，政府部门把以顾客为中心的竞争理念引入不同行业和部门的服务，以竞争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4．评价方法手段趋向多学科综合化

政府绩效评价考核体现了当代公共管理综合性的发展趋势，需要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只有汇集管理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系统工程和计算机软件开发等相关领域知识，集中攻关，才能保证绩效评价体系的科学、完整、规范，才能确保绩效评价取得圆满成功。这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充分运用数学原理，将公共部门绩效评价具体到人，量化到分。二是充分运用现代计算机网络进行评价考核。这是时代潮流，大势所趋。利用计算机评价计算，改变了以往手工测评计分的繁琐手段，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工作量，还可以最大程度排除一些人为因素在绩效评价考核中的干扰。

三、建立政府绩效评价科学体系的基本思路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符合以人为本原则的绩效评价体系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解决“为什么发展”的问题，应该是政府绩效评价的重要原则。为此，各级政府的绩效指标设计应主要包括反映以人为本的宏观效益指标和微观效益指标。宏观的效益指标包括：一是政府部门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包括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状况、直接投资兴建的基础设施数量、颁布实施的维护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对主导产业的支持程度等。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实现情况，包括是否充分就业、物价是否稳定、收支是否平衡、资源配置是否合理、人民财富是否增加、环境是否得到治理、科技教育是否发展、各种社会保障是否完善、贫富差距是否缩小等。三是财政政策的公平程度，如税收总收入、直接税、间接税、社会保险缴款占GDP的比重、员工的社会保障缴款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四是政府管理效益，包括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政府支出占税收总额的比重，政府支出增长率与经济增长速度之比、人才吸引情况、外资企业投资总额等。五是政府管理社会效果，包括公民对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满意度、资源与环境生态保护的相关指标、社会犯罪率与破案率、人民群众对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保护程度的满意度等等。

政府的微观效益指标主要包括：一是效益技术指标。包括产出质量指标，如差错率、准时率、合格率、优秀率。顾客满意度指标，如抱怨与投诉率、服务网点的分散程度和服务半径等。二是政府部门行为合理化水平指标。如公共决策是否科学、民主监督是否有效、是否廉洁、勤政、高效；政府能否将政策有效运用于经济；行政执法活动能否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三是政府部门机关效能指标。包括是否有合理而完善的制度，如岗位责任制、首长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同岗代替制、联合办公制、效能考评制和失职、渎职追究制等；能否依法行政；是否推行政务公开；是否公示机关各部门的职责、权限、审批程序、时限、承办人姓名和审批结果等；能否提高办事效率，用科技手段提高办公自动化的程度等等。

2．坚持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变单一评价主体为多元评价主体

政府绩效评价应接受多种主体的评价，形成多层次、多元化政府绩效评价体系。要建立包括政府组织、社会公众、专业机构在内的多重评价主体。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专门的社会评价组织，鼓励有关专家学者对各级政府绩效进行科学的诊断和评价；同时深入开展公民评议活动，将管理和服务对象纳入评估体系。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政绩观的核心，服务和公民至上是现代政府的基本管理理念。在政府组织日趋互动和开放的形势下，建立公共部门多元化的绩效评价体系，特别是引入外部的评价主体，就是为了确保政府部门把为人民服务的责任落在实处。

3．总结实践经验，推进政府绩效评价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要职能，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人民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绩效评价则是衡量政府公共服务是否满足公众需求的重要手段和尺度。也就是说，政府对公民负有公共责任，政府的支出必须获得人民的同意并且按正当程序支出，公共资源必须有效率地利用并达到预期的效果。要落实这些公共责任，就必须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认真总结各地近年来开展的“目标管理”、“行政提速”、“效能建设”、“行风评议”、“民主评议”、“万人评政府”、“决策听证会”等实践经验，加强政策研究和宏观指导，及时研究和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法规，指导各地更好地进行政府绩效评价的实践探索，鼓励地方政府大胆探索政府绩效管理和考评的新模式，总结经验，加强交流学习。同时加强政府绩效评价的理论研究，对国内外政府绩效评价与考核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进行系统的总结，用理论创新带动实践发展。

责任编辑 侯 琦

作者：刘树信

政府公共管理手段变革创优论文 篇2：

加快贵州服务型政府建设

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的显著特征。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部署，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既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动力，也给各级政府体制机制创新提出迫切要求。

我们只有着眼于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坚持加强管理和高效服务相结合，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坚持勤政建设与廉政建谢目结合，按照省委十届十次全会提出的“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进跨越”主基调要求，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政府运行机制，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提高政府服务能力上下功夫，才能更好地推动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着力点：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着力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和中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政府承担的或政府承担不了的职能转移出去。

一是切实解决“越位”问题。该由企业管的事情交给企业自主决策；该由社会管的事情，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该由市场管的事情，由市场主导解决，实现政府与企业、社会、市场的合理分工。

二是切实解决“错位”问题。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关系，按照权责统一原则，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边界，明晰和规范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职责范围，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避免职责交叉、政出多门，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绩效。

三是切实解决“缺位”问题。确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观念，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越位的要复位，错位的要正位，缺位的要补立，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出发点：逐步形成惠及全民、公平公正、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按照省委十届十次全会的要求，“十二五”期间加快转型的要义之一，就是要推進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推进社会管理向全覆盖、社会化转变，推进社会形态由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推进人民生活由达到温饱后的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

我省贫困人口多，收入水平低，不少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就业压力大，再加上一系列的民生欠账，使得我省改善民生的任务极其繁重。

各级政府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发展成果普惠到人民群众身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谋发展、办事情都要有利于改善民生；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充分尊重基层干部和群众的首创精神，组织和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到推进富民强省的伟大事业中来；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落实“民生预算”，体现“民生财政”，促进社会公平，千方百计把涉及民生的项目和工作抓好，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公共服务。

以公共性、公平性、普惠性为导向，以解决公共服务发展相对滞后、总量供应不足、分配不够均衡为目标，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把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向农村、基层、群众。

支撑点：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完善政府运行机制

能否做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直接影响到工作效率的高低、行政管理成本的多少、公共服务质量的优劣。

要加快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决策评估、合法性审查等制度。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同时，建立健全决策后评价、反馈纠偏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形成具有约束力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要健全政府基本公共服务高效评价体系。把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和谐等作为评估的重要内容，形成正确的政绩导向。

要健全政府责任和监督体系。推行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和行政问责制，把行政问责与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绩效评估有机结合起来，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形成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政党监督、政府系统内部监督、专门机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

切入点：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

省委十届十次全会强调，坚定不移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既要努力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也要善于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和办法组织推动经济发展，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坚定不移地坚持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积极鼓励大胆试、大胆闯、敢为人先，在解放思想、探索创新中推进发展。

各级各部门要努力营造高效服务的政务环境，抛弃部门利益，从大局出发，“放权、让利、开绿灯、出政策”，把改善投资软环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花大气力、用真功夫整治优化招商引资软环境。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努力达到行政干预最少、服务质量最优、发展环境最好。下大气力、用硬措施推进机关效能建设，努力做到办事提速、高效，服务求好、创优。

依法行政，规范立法，严格执法，推行政务公开。加强电子政务建设，促进公共服务手段和形式的整合、创新。以自上而下的政策勇气、下而上的公民自觉、淋漓尽致的展现“公民品格”，凝结推动政治透明、行政公开的压力和合力，着力解决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依靠司法力量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维护公民正当合法的政府信息知情权。

落脚点：树立宗旨意识，提高政府服务能力

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和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密切联系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人对人、面对面、心连心、手拉手，做好群众工作。

正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和我国、我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把握发展主动权。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发展，兼顾各方面利益和需求，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制，强化工作责任，提高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千方百计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

进一步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树立良好的政府公务员形象，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公务员队伍。着力在一线上抓落实，在吃苦中抓落实，在解决矛盾中抓落实。加大问责力度，做到发展压力级级传递、工作动力层层提升，确保中央精神和省委部署执行到位、落到实处。

作者：省委政研室课题办

政府公共管理手段变革创优论文 篇3：

“互联网+”环境下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创新

新时期，中国在全面推进改革、实施创新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平台重塑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成为一道紧迫的时代命题。“互联网+”行动的推进和互联网思维的普及，将带来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协同治理机制的深刻变革。

为适应城市的发展需求，成都市亦需要不断改善社会治理现状，不断探索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和治理格局。其核心是运用现代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建立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和制衡机制，不断开放社会基层治理的空间，让民众和社会组织充分参与到基层治理过程中来。因此，需要积极运用互联网+环境下的现代信息技术，助推成都市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创新。

一、“互联网+”对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的深远影响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社会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公众对公共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程度越来越强。政府向公众公开信息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社会公共信息的互动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关键因素。决策不再是精英的“封闭”行为，通过汇聚政府、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和公民的互动、协作，将推进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不断创新。

（一）有助于建立广泛的社会协同治理信息共享机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更加关注自身生存社区的治理质量，由于参与渠道的多样性、低成本性，加之虚拟手段可以打破时间、地域的限制，使得公众在社会协同治理中更具参与性、更具可行性、更具便捷性，建立广泛的社会协同治理信息共享机制成为可能。

（二）有助于建立高效的社会协同治理公共协商机制

在“互联网+”环境下，公共协商将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协商过程可以有效地记录和溯源，用户的参与和互动更强，可以实现公共协商的高效、可追踪。建立高效的社会协同治理公共协商机制成为可能。

（三）有助于建立社会各主体间的深度交流互动机制

在“互联网+”环境下，社会协同治理工作既贯穿于一个主体的生产过程，也贯穿于社会的各行各业。相对分散的各主体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联系起来，形成“互联网+产业群”的格局。建立社会协同治理各主体间深度互动与合作的机制成为可能。

二、成都市社区协同治理机制的现存特点

目前，成都正在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城市发展形态将呈现出国际大都市的特点。通过调研，我们认为由于其内部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差异，以及规划、建设等原因，成都市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有以下特点。

（一）多样性

从宏观上看，成都市城乡社区按照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农村社区、涉农社区、城市社区三类。从微观上看，成都市城乡社区按照产权类型与聚居形态不同，可以细分为老旧社区、单位、商品房社区、失地农民安置、保障性住房、商圈、综合（功能）、农村八类。社区在不同类型的街道上都有分布，治理模式和治理方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差异性仍然存在，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呈现出多样性特点。

（二）过渡性

目前，多数城市社区或场镇社区正向成熟型城市社区转变，大量涉农社区正向城市社区过渡，大批城乡居民正向城市市民转化。成都市的情况也是一样，城乡社区总体上仍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发展阶段，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呈现出过渡性特点。

（三）复杂性

近十年来成都市进入到了高速发展时期，拆迁安置、城市建设、规划安排、制度设计以及利益格局多元化和人口自由流动等因素，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呈现出复杂性特点。

（四）系统性

成都市经过多年的基层治理改革探索，形成了以发挥党的作用为核心、多元化方式治理的系统性结构，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呈现出系统性。

（五）显著性

成都市的社会协同治理成效显著，主要表现在群众矛盾纠纷明显减少、群众自治能力大幅提升、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城乡社区治理的群众满意度逐渐提高。抽样调查表明，成都市城乡社区总体形象较好，居民普遍对社区（村）党组织（63.35%）、居委会（村委会）（70.74%）、社区议事会（29 26%）、便民服务中心（39.2%）印象较好。

三、社会协同治理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成都市部分城乡社区进行的实地调研、访谈，发现目前成都市社会协同治理过程中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一）社会变革中社会协同治理凸显的不适应

1.城乡过渡中治理理念的不适应。当前，成都市原二圈层区（市）县正在城市化，三圈层的区（市）县正在城镇化，主城区的扩张产生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农民变市民的身份转变问题。调查中接触到的村社干部大多表达出了这样的观点：“让被征地农民逐步改变原有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是个长期的过程。”进一步调查发现，原二、三圈层区（市）县的基层干部现在普遍年龄偏大（社区干部年龄50岁以上的比例近60%）、学历偏低（学历水平大多为大专及以下文化），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不适应新常态下城乡社区治理理念的要求。

2.职能转换中治理方法的不适应。当前，城市社区的主要工作是承担街道办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延伸，负责政府职能在基层的执行，而对于社区的自我学习、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职能却较少涉及。这一错位对于社区居民产生了极大的误导，使得当前的社区居民在一定程度上将社区居委会机构等同于政府，将政府职能等同于居委会职责，将居委会没有尽到的责任等同于政府的職能缺位，造成了政府以及社区两委整体的公信力下降。在与社区干部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社区干部的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管制方面，治理方式较为单一，将社区发展的资源供给依然寄托在单一的行政性资源配置上，对于挖掘社会资本、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多方参与治理方式的认识还较为滞后。

3.转型变革中治理机制的不适应。在转型社会中，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运行具有独特的政治经济逻辑。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相互交织加剧了社会分化。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自上而下”的推进和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自治愿望不可避免地将产生冲突和摩擦，如何平衡社会各层面的多元利益诉求，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面临的严峻问题。

（二）社会转型中社会协同治理面临的冲突

1.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的冲突。农耕文化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内在动力和文化源泉。而在成都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传统农耕文化的丢失。首先是涉农与农村区域留守人口规模的扩大、从事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人口数量和素质下降，农业粗放经营，耕地抛荒；其次是农村宅基地空置，形成了“空心村”，土地资源浪费；再次是农村社区治理水平下降，组织发展落后，农村人口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水平不高。此外，在城镇化的进程中，由于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公共服务水平都较中心城市落后，致使农村文化出现总体性衰败的现象，而农村文化纽带的弱化导致了村民之间“共同语言”的减少。

2.新社会关系网络所存在的冲突。随着成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网络被打破。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利益群体多元、利益冲突加剧、权利意识崛起、社会心态复杂等因素的作用加剧，将会深刻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3.基本权利诉求引发的干群冲突。成都市在推进基层城乡社区治理的过程中，随着公民意识的进一步催醒，公民精神的培育以及公民参与的不断强化，社区居民对于其公民权利诉求不断加强。大量基本权利诉求型的社会矛盾开始相对集中出现，而与之不相适应的问题是，基层干部的能力素质不足、观念滞后，治理方式单一，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基本权利诉求。

（三）城乡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行动力不强

1、农村利益分化严重。传统的中国农村是典型的伦理性社会，伦理道德、社会舆论、民俗民风一直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力，能在很大程度上約束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这种整合力的发挥是以家庭、族群、社区为实现单位，且一般建立在高度同质的社会环境中。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熟人社会，文化纽带弱化导致村民之间“共同语言”减少，经济纽带弱化导致村民之间缺乏共同经济利益，农村社会亟需寻求新的联结纽带。

2、城市社区居民主体意识淡薄。近10年来，社区的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社区成为行政力量的末梢，居委会忙于应对上级要求，无力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动员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自治功能，居民自治流于形式，成为摆设。这一痼疾导致居委会大多只会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和规定动作，没有发挥居民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社区不懂得如何组织居民动员居民；居民不明白自己才是社区的主体，有权力有能力自发组织起来解决社区的问题。

3、新建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新建社区的居民只是把社区当作一个居住的地方，对本社区的归属感较少，社区融合度较低，社区居民参与本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不强。

如图2所示，近40%的居民每年参加社区活动的次数低于两次。居民在社区中一直扮演着“消费者”身份，依赖政府管理，被动、间接地参与公共管理和接受公共服务，很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行使公民的表决权。另一方面，社区在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居民普遍反映对知情度和参与度不满意。

4、社区活动质量低。在对成都市的抽样调研和访谈中我们得知，虽然在社区的活动建设方面切实地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在活动频率、选题的策划等方面来看，社区活动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四、“互联网+”环境下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的技术路线

（一）搭建社会协同治理信息技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互动协商。积极运用搜索引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搭建社会协同治理信息平台，形成信息贡献、信息共享、互动协商的格局。例如：目前的中国智能交通系统（ITS），整合了城市道路视频监控探头、无线数字集群、执法城管交通信息系统等互联网信息感知资源，从而汇聚了城市交通信息大数据，为交通管理决策和任务执行提供了分析和参考，目前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广泛使用。

（二）大数据正快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大数据挖掘、分析和管理的能力，成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因素。运用大数据技术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实现决策模式创新、监督方式创新、公共服务提供形式创新、动员和组织形式创新。例如：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街办共和社区推出的“智慧365APP”项目，通过市民移动端，一方面发布来自政府的相关信息，另一方面收集社区居民对社区的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推动社区管理部门改善政策决策。

（三）“互联网+”的出现，资源市场配置的公共治理方式对以往由政府行政主导的公共服务方形对形成了冲击，这种冲击从时代的发展来看是积极的，是符合“善治”发展规律的。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实现政府职能更明确、社区主体自主权更大、政府监管职能更强，助推政府职能转变。

五、对策及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因此，成都市的城乡社区治理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

（一）抓好基层党建工作，促进共建共享。成都市的主城区已经扩大到二圈层，农民在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新常态下，注意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统筹协调各类组织和社区居民共商区域发展、共担社会责任、共享发展成果、共建美好家园。

（二）坚持以人为本，提供精准服务。全面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尤为重要的是认清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意观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强化服务意识。要深入实践、深入群众，建立更为详细的工作清单、更为明确的组织架构以及更为匹配的工作权责，从传统的重管理转变到新常态下的重服务。建立以第三方评估为主的社会评价体系，通过开展创新创优和特色创新目标绩效评价，鼓励各个社区积极探索治理新理念、新体制（机制）、新方法，着力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提升治理绩效和服务水平。

（三）坚持改革创新，推动转型发展。树立规律意识，从大与小、全局与局部、现象与本质的实际问题中寻找城乡社区治理的规律。以云计算、维基、社交网络等为技术载体，搭建开放的合作平台，让多元社会主体通过分享知识、贡献智慧，促进社会协同治理从条块分割向系统治理转变、从外部推动向自我发展转变，实现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社会协同治理新模式。

（四）坚持依法治理，推进科学管理。客观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以“互联网+”城乡社区治理，加强供给侧改革，积极引导互联网社会服务领域的企业、社团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产品，增强凝聚力。完善社区（村）居民议事会制度。规范社区民主决策组织的授权方式，明确和规范社区（村）居民议事会的事项、时限、职责权限等，坚持收集、审查、决议、公示、执行（监督）、测评、归档“七步议事法”；建立社区（村）居民定期议事制度，设立每月集中议事日，提前5日将议事内容通过手机短信或APP推送，提前告知议事会成员及居（村）民，会议期间，设立群众旁听席，允许前往旁听；完善议事决策前的社会协商，构建协商+议事的民主决策机制等。

责编/魏晓文

作者：成都市科学技术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