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共8篇）

南京国民政府 篇1

20世纪20―4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留德活动经历了兴起、高潮、衰落的发展历程。军事留德生起初以学习陆军为主，嗣后拓展到学习海军、空军等兵种，但人数不多，地位不重要。军事留德生的派遣，对我国军事人才建设、军事技术进步及军事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留德生的派遣背景

当时学习西方的制度、科技、文化等蔚然成风。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样式的政权统治，也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目?酥髡牛?特别是改造旧军队、建设现代军队之急需。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政权极不稳定，危机重重：国内军阀拥兵自重，各霸一方，严重挑战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中国共产党力量逐渐增强，严重威胁南京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日本侵华野心日益暴露，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面对内忧外患的严重困境，蒋介石的首要目标是排挤异己势力，维护自身独裁统治，进而在他领导下抵御日本侵略。为此，需要建立一支武装先进、由他直接控制的中央军，训练和培养军事人才与干部显得尤为重要。

当时德国处于世界军事、科技、教育的中心，军事留德生的派遣是出于对德国先进军事教育、军事科技尊崇的结果。早在1912年，留学日本的蒋介石曾努力学习德语，为留学德国、进修军事作准备。后来，他在《军事》杂志上著文赞扬德国的军事教育制度，认为中国在军事方面应向德国学习。1913年、1918年，蒋介石曾经两次准备赴德学习军事，后来还派儿子蒋纬国赴德学习军事。蒋介石认为：“中国应向一个稳健扎实而不是充满幻想的国家学习。我们不能凭幻想办事。从日本人那里，我们没有什么可学的――他们的产品制作太低劣了。美国人太爱幻想，英国人太迟钝。德国是唯一可以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的国家。他们可以给我们打下底子，从而培育发扬我们自己的稳定坚实的作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第17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蒋介石统一全国后，遂将德国作为军事学习的榜样。

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决定了派遣军事留学生的着眼点转向德国。首先，中德交往有渊源。早在晚清时期，中德有过成功的军事合作。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孙中山也对德国俾斯麦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印象深刻，对德国的军事教育和技术更是推崇有加，甚至说：“德国几乎在一切领域都是我们的典范。”（刘宗：《孙中山与德国》，《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97年第1期）孙中山采取过一系列联德行动，这些联德尝试与努力为日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其次，中苏交恶与中日交恶，南京国民政府积极争取强国军事援助、派遣军事留学生的着眼点遂从日本、苏联转向德国。

20世纪30年代，德国成为中国军事留学生的首选国。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恶化，陆军留日人数自然逐渐减少。从1932年至1936年，日本士官学校招收中国留学生118名，除1933年只招收18名外，其他各年每年均只有20多名。二是蒋介石大量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强化与德国的军事合作，军事留德生的数量随之增加。三是1934年希特勒任国家元首，大肆扩军备战，成立各种军事学校，应允中国政府之请，大量接受中国军事留学生。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陆军留学生还是海军留学生，都把德国视为留学主要目的地。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马克大幅贬值，留德费用大为降低，加上《中德协定》的签订，中德两国敌对状态结束，两国关系处于平等地位，遂产生第一次留德高潮。

二、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留德生的派遣情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事留德生派遣活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20世纪30年代，军事留德生派遣活动达到高潮，抗日战争爆发后，军事留德活动再次式微，20世纪40年代基本结束。

1.最初选派军官赴德步兵学校受训

1928年，德国军事专家鲍尔出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3月，蒋介石派陈仪率团随鲍尔赴德国考察。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还派遣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军事代表团随鲍尔出访德国。受此推动，中德军事合作进入新阶段。为了适应从德国引进大批武器装备和军工设备的需要，提高军队装备水平和武器自给能力，南京国民政府除聘请军事顾问到军校和兵科学校任教外，还挑选“品学兼优”的军事和技术人员赴德深造。

1928年，张治中代表团访问德国国防部时，获许2名中国军官到德累斯顿步兵学校受训（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第5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此举为嗣后更多中国军官赴德军校学习奠定了基础。1929年4月，蒋介石准备从中央军校第六期3200名毕业生中，选拔100名派往英、德、美等国学习军事。这批选拔的学员于1930年5月先后出国，其中蒋铁雄、柴钊、杨中平、萧劲、杨厚彩、郑瑞、岳制量、田鄂云、徐焕?N、林馥生、李忠侬、楼迪善、欧阳杰等13人留学德国。考虑到德国只肯接收中国军事生5名，当时已有徐培根、桂永清、彭克定3人在德国就学，故原准备赴德之军事留学生，大部转至意大利、瑞士、奥地利等国学习。桂永清是这一时期赴德学习的著名军官之一，他于1929年4月抵达德国，入德累斯顿步兵学校受训，由法肯豪森将军负责指导。1932年，桂永清回国参加淞沪抗战，后受命组建教导队，希特勒上台后，桂永清在中德关系发展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2.大量学习德军军事理论与技术

这一时期，陆军留德生大多以现役军官身份进入德国各兵科和参谋大学深造。在奥地利学习的中国军事生转到德国学习，在部队学习半年后，分别进入步、炮、工兵、战车等学校。1934年，蒋介石派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期毕业的邱清泉、贺光谦、周嘉、周鸿恩、谭承概、洪士奇及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黄正成等赴德国学习军事。邱清泉、贺光谦进入德国参谋学院（即陆军大学）学习，其余人进入步兵学校、炮兵学校等学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曾经留德陆军大学的人员还有徐培根、周嘉彬、杨彬。1937年，邱清泉回国后任教育总队参谋长，后官至兵团司令。1935年，据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统计，德国的中国军事留学生有30多人。从1929年至1939年，留德人员计699人，理工科留德生占四分之三以上，所学专业大多与国防军事有关（元青：《民国时期中国留德生与中德文化交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南京国民政府派遣的赴德国学习制造的军事留学生，多数前往克虏伯工厂实习，以增加实践经验。部分留德人员回国后投身兵工领域，或赴德国学习前本身就是兵工制造业的技术员，他们至少有45人以上。这些人虽与留德军事生有所区别，但对军需品的研制和生产技能的提高发挥着积极作用。毕业于柏林大学的有俞大维、郑家俊、赵学颜。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的有杨继曾、毛毅可、江杓、刘东?Q、赵英、顾敬心、周自新、龚祖同、魏寿困、齐熨。曾就读于亚琛工科大学的有丘玉池、戴礼智、魏寿昌。胡?G、庄权、丁天雄、赵达、汪浏、郦?液瘛⑼跏乐小⒅熳忧濉⒄庞翎啊⑴俗媾唷⑥蹬嗾攴直鸨弦涤诤号蹈Τ枪ひ荡笱А⑷隹搜饭ひ荡笱А⒗潮任?大学、明兴大学、启尔大学、达尔姆城工业大学、耶纳光学专门学校。从事弹道学研究的俞大维、赵学颜、罗泽霈、熊鸾翥是我国近现代军事弹道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从事军用光学仪器制造研究的周自新、龚祖同、金广路、薜培贞，从事冶金学习的丘玉池、魏寿昌、戴礼智，则成为军用光学和军用特殊钢材制造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除吴钦烈、朱子清、张郁岚从事军用化学研究，其余人所学专业基本都是机械。不少人留德期间，曾师从著名专家教授。弹道研究所的罗泽霈随世界著名弹道学专家兰兹教授，学习兵工弹道技术。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子清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维也维兰德教授共同研究有机化学。材料试验处冶金组组长丘玉池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是德国著名冶金学家W.埃林德。赴德学习军事技术的兵工制造业技术员中的杰出代表有龚祖同、江杓、周自新、金广路。1936年，龚祖同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曾为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推荐人才，选购设备等。江杓回国后在兵工署任要职，1935年4月赴德国验收火炮时，学习重炮设计原理，对重炮设计提出了宝贵建议。周自新留学期间建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光学器材维修厂，得到俞大维赏识，回国后全权负责光学器材厂的筹建工作。1937年，他命金广路、薜培贞等人赴德学习精密检测技术。受其影响，1939年的中国成功试制出首架军用望远镜。

3.日益拓展到海军、空军等领域

1929年至1938年，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共派出10余批约100人出国学习。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海军沿革》资料载，这10批海军留学生，1937年赴德12人，1938年为8人，共计20人。据高光佑回忆，1937年上海沦陷后，他与王荣??及武汉来的航海轮机班军官7人，受命从香港赴德学习海军，与先期在德海军人员分门学习。此时在德国学习海军的军事留学生有32人，计监造室4人，航海军官14人，轮机军官4人，航海学生10人。除海军部外，这一时期军政部还派遣过一批海军学生到德国学习鱼雷快艇。但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海军留德活动的影响不如陆军留德活动影响大，更无法与晚清时期相比。

空军留德生起步也较早。冯玉祥最早向德国派出航空留学生。1929年3月，冯玉祥所派赴德留学的27人中，有十一二人申请学习飞行训练，八九人要求学习飞机制造，四五人希望受训飞机修理，4人选择学医，后来也转向军事训练。德国国防部基本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后来冯玉祥失势，这批学员归驻柏林的中国公使馆管理，应视为南京国民政府最早的航空留学生。1929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从中央军校选拔留学预备班，其中留德13人中的徐焕?N、李忠依、林馥生3人赴德后改学民用航空，后来转到意大利空军学校学习。1934年，中央航校选派了分别赴美、德留学的人员。总的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派遣的航空留德生人数、影响都比较小，主要原因是美国、意大利两国的空军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德国空军受凡尔赛条约限制，无法与美国、意大利等国媲美，南京国民政府更愿意派人赴美国、意大利学习航空。

三、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留德生派遣的影响

军事留德生的派遣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实践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1.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

南京国民政府派遣的军事留德生群体人数虽少，但学习内容比较丰富，除了学习传统的陆海军种外，还要学习空军这一新兴军种。即使是传统的陆海军种，由于时代的发展，也增添了不少新内容，如潜水艇、新式鱼雷、坦克车等，这就为军事留学生学习新内容提供了必要，也为全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可能。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事留德生在兵工机构中地位举足轻重，他们几乎垄断了从兵工署长到下设业务机构的行政领导职务。1932年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新建的理化研究所、??用化学研究所、白水桥精密研究所、航空兵器技术研究所、弹道研究所五大军事研究机构，其所长几乎全为留德人员垄断。在一些新建兵工厂内，最高行政职务基本上也由他们担任。庄任是以生产炮弹为主的株洲炮厂厂长，江杓、丁天雄等任以生产大炮为主的第50兵工厂厂长，周自强任以生产军用光学仪器的制造厂厂长，吴钦烈任生产军用化学武器及防化武器的巩县分厂厂长。具有德国背景的同济大学毕业生李式白、金广路、王国章等人被派往德国工厂学习考察，承担向德商订购、验收机器等重任。军事留德生、第三任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订立了各兵工厂对外招标签合约的‘黑皮书’（black book），这是他到德国毛瑟兵工厂参加，学会了他们以计算成本作为招标签约依据的方法。以此方法，保证了所需军品的品质规格，也规范了交货的时间及数量。尤其用于杜绝采购军火、贿赂公行的流弊”。（李元平：《俞大维传》第37页，台湾日报社1993年版）将先进军事技术与企业科学管理方法一起引进，更加有利于增强军事科技实力。

2.推进了军事技术的进步

1928年起，留德科技精英为南京国民政府兵工署做出了重大贡献。1933年以后，军政部辖下的重要研发机构和重点兵工厂，不少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由此可见，包括军事留德生在内的留德生对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技术的巨大影响。1925年至1933年间，留德军事科技人才开始受到重用，兵工署遂成为留德生的一大据点。“在1933至1945年间，以俞大维为核心的一群留德科技专才，对中国的军火现代化确实发挥甚大功效。凭借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与德国的联系，他们不单引进德国的军事技术，并具体投入生产，对中国的科技和教育发展都有极大贡献”。（麦劲生：《留德科技精英、兵工署和南京政府的军事现代化》，《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3、促进了军事工业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大力整建军工企业，以提高军火自给能力。蒋介石明确要求：新兵工计划中之制炮厂、炮弹厂、炼钢厂、动力厂、氮气厂、军用化学厂，务于民国二十五年完成。南京国民政府对当时中国的上海、汉阳、金陵、巩县、济南等大型兵工厂中的汉阳兵工厂、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进行整修，并与德国积极尝试合办了一些新的兵工厂，突出成果有株洲兵工厂和军用光学仪器厂。南京国民政府整建军事工业取得的成绩与具有德国教育背景的国内军事工业人才的推动密不可分。1933年初，俞大维接替化工界前辈洪中，升任兵工署长。他毕业于柏林大学，主攻弹道学，对德国武器装备有一定研究。毕业后，曾在柏林中国商业处任职，有机会结识了许多留德中国学生，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正因为如此，他任兵工署长后，就能够从留德生中选择一些人到兵工部门任要职，在他周围逐渐形成具有德国教育背景的人主导兵工署的局面。这种经历使他们在规划军工建设时，能够将在德国学到的军事技术运用到军事工业建设中，成为军事工业发展的一种推动因素。

抗战爆发前成立的理化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白水桥精密研究所、航空兵器技术研究所、弹道研究所，肩?着重要使命，各研究所都聚集了一批留德人员。如弹道研究所是1936年应物理大师叶企孙考察德国归来后的建议设立的。该所从德国购置的设备新颖完美，“国内固无其匹，海外亦属少见”。该所筹备工作主持人俞大维，协助者庄权、丁天雄、汪浏等人分别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德国撒克逊工业大学、德国勃来劳司工科大学、德国波恩大学。该所一些重要领导岗位由留德人担任。俞大维、于天雄、汪源担任过所长。汪源曾留学德国，获机械工程师学位，任所长前曾担任该所弹道处长。弹道处第一组弹道内组长罗泽曾留学德国，获内弹道博士学位。所内科技骨干熊鸾翥，于1934年赴德深造，1937年获弹道学博士学位。

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派遣的军事留德生对中国军事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军事留德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开阔了中国军人的眼界，增进了对世界军事现状及发展趋势的了解，更新了中国军人的知识结构，改善了军事留学生的军事素质，形成了一批日后活跃在民国甚至新中国军事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们对中国军队建设产生了诸多影响。与此同时，军事留德活动也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根本问题：即旧中国军事留学缺乏自身的军事理论、军事制度与武器装备支撑，在向谁学、学什么、怎么做等基本问题上，没有自主性，只能主要依着德国军事发展路子进行学习、简单模仿，因而就谈不上在此基础上的自主创新。

（作者系解放军理工大学理学院政治理论与军队政工教研中心教授）

南京国民政府 篇2

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对全中国的统一领导是在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开始的。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 吴佩孚、孙传芳的势力得到肃清, 盘踞在东北的东北军在皇姑屯事件后已对国民政府构不成实质威胁。之后, 新疆宣布归属中央, 张学良东北易帜, 国民政府对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形成。但是, 国内形势并不因北洋旧军阀的衰落而明朗, 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内的新旧军阀之争。宁汉合流的短暂平静之后, 国民党内的新旧军阀之战爆发。经过蒋桂之战、蒋冯之战、中原大战三大激战, 蒋介石打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 山西阎锡山, 北方割据的冯玉祥。三大激战虽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 但这些诸侯根深蒂固, 蒋介石生怕对手“死灰复燃”, 因此加紧中央军的建设。在掌握着绝对的军事人才优势 (黄埔军官生) 情况下, 只有充足的补给、先进的装备才可使蒋介石的嫡系处于不败之地。由于中央财政出多入少, 他无力以全德式装备配发中央军, 因此想到自办工厂, 发展自己的重工业、军工产业。

国民党党内纷争不断, 外部还要面对一个很难缠的对手: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吸取南昌起义胜利却被迫转移、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后, 向农村发展, 根据地多位于省与省的交界的山区, 易守难攻, 而且山区地形复杂, 就连身处北方的红二十七军的活动地带也位于陕北的地形复杂区。地形给进攻一方的国民党带来三大难题:第一, 在山区国民党优势的单兵火力无法展开, 前进一步都会付出巨大代价。第二, 游击战术在人民军队成功打败敌人之前并非战术主流, 黄埔的教程对游击战术没有加以重视, 即便是有中央下发的游击概要战术书目也是纸上谈兵, 让习惯正面作战的国民党军很不适应, 许多国民党军官包括一些黄埔军官在对井冈山及其他根据地红军围剿中指挥失灵。第三, 围剿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调度要求很大, 交通对兵力输运, 补给运送至关重要。

治军是一个系统工程。部队先要养人才能养兵, 这需要面粉, 食盐;养兵需装备, 单兵装备需军服 (包括金属徽章) 、皮带皮靴、步枪、手榴弹, 班排火力需机关枪、迫击炮, 连营需榴弹炮、重机枪, 师团还需装甲兵、电台、汽油;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辎重需汽车运输, 加急时也要汽车运输士兵;战中、战后伤兵医疗需药品 (当时急缺消炎药) 、纱布;战后武器报损, 重配装备等等。养兵工程浩大, 必须要发展轻工业 (面粉服装医药制革) 、重工业 (矿业钢铁军工汽车) 和筑路, 一着不慎, 满盘皆输。部队间争抢装备给养而爆发的冲突时有发生, 南京国民政府只有全部做到, 才能团结内部, 外剿红军, 达到两头不误。

二、政治目的:缓和阶级矛盾, 为统治做好准备

孙中山死后, 国民党内的政治势力平衡被打破, 各种政治力量都迫不及待地想在这种时候一显身手。政治斗争也由合法转为地下, 口舌之争也变为枪口与人性的对话, 这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 阴谋破坏宪法排除异己的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倒在阴谋的枪口之下的是宋教仁, 这时是国民党内的元老, 声誉、能力俱佳的廖仲恺。后经查明, 廖仲恺被暗杀是粤军领导许崇智策划, 由粤军实施, 但与国民党另一巨头胡汉民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孙中山死前, 胡汉民是国民党绝对主力, 身兼几个重要职务, 但孙中山死后, 胡汉民一下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 由主力变成替补, 连“第六人”都算不上, 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他本人曾出国留学, 但外语却不甚精通) , 可见有“坐穿板凳”之嫌。胡汉民只是国民党政治权力真空造成激烈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之一, 牺牲品中也包括廖仲恺。支持先总理 (孙中山) 的三大政策, 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而为国民党右翼分子仇视遭暗杀只是原因之一, 主要原因还是国民党内政治斗争已到白热化阶段。蒋介石掌握着黄埔, 以及数万党军 (中央军前身) , 廖仲恺掌握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 汪精卫拥有行政权力, 胡汉民和许崇智只有提早动手才可掌握主动权, 不曾想, 这却为蒋介石做了嫁衣。廖仲恺的死, 全党、全国震动, 蒋介石趁此机会将胡、许二人排除出权力圈。蒋介石的政敌一下少了三个, 之后蒋的最大之敌便是汪精卫。汪精卫一直被认为是孙中山的接班人, 在全国、党内的呼声颇高。虽然蒋在宁汉合流之后成为事实上的领袖, 但汪的实力使蒋介石不得安心。蒋介石上台是民主之为, 下台也因民主, 这就是武夫政治与文人政治的不同, 一点小小的政策差错都有可能被政敌发酵、放大, 最终引来弹劾。1927至1928年, 国民革命加上新军阀之战使原本破败的社会更加每况愈下, 经济衰败, 百废待兴, 蒋介石只有解决当时最棘手的经济问题, 让国库重新充裕, 才会不以政敌口舌, 不使自己遭弹劾而下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经济凋敝, 可亦称之为一场大的、不知持续时间的“经济危机”。每逢危机, 必有战乱。古人云:穷则思变。因吃饭穿衣问题而导致大的战乱的例子比比皆是。战乱之中, 有官方势力 (一般为前朝臣属, 例如隋末李渊) , 有地方豪强 (例如秦末的项羽刘邦) , 还有一支不可忽视却被认为登不上台面的力量:农民。他们本为老实的农人, 因天灾 (旱涝不均) 人祸 (苛捐杂税) 揭竿而起, 更有甚者啸聚山林作恶一方。古有朱元璋瓦岗寨, 今有工农红军和各地的土匪。而且, 乱世的帮会盛行, 例如清末的莲花教义和团。民国时, 帮会势力巨大, 哥老会, 小刀会 (有区别于清末) , 还有上海的青帮, 这些地头蛇“人在疆土, 却不受法度”, 连蒋介石都要到上海亲自拜谒杜月笙、黄金荣等上海大佬。由此不难看出, 当时的社会极不太平, 社会矛盾及其尖锐、复杂。南京国民政府只有让穷人们都吃饱穿暖, 红色宣传才无机可乘, 蒋介石才可达到治世, 安心统治。

民国四大家族是指蒋 (蒋介石) 、宋 (宋子文) 、孔 (孔祥熙) 、陈 (陈立夫、陈果夫) 。四大家族之间的关系最初多通过联姻的方式建立, 例如孔祥熙与宋霭龄, 蒋介石与宋美龄。蒋介石逐渐掌权之后, 四家关系更被权钱所联系的更加紧密。四大家族的中心关系是三大家族与蒋介石的关系。孔祥熙在1926年从日本回国后积极转向蒋介石, 为蒋介石掌握大权四处奔走, 1933年4月6日, 被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中美和亲”以及蒋介石与孙中山的连襟关系也不必赘述, 而宋子文也通过蒋介石的关系建立了以中国建设银行公司为核心, 代表四大家族利益的庞大官僚商业帝国。陈立夫早在蒋介石任黄埔校长就为蒋介石重视, 后成为蒋的心腹, 曾协助蒋进行“清党” (针对共产党) , 1930年后权力日渐增大, 负责国民党党务。陈果夫本为上海一家钱庄的助理信房 (类似账房先生的顾问一职) , 后被缺乏交易经验的蒋介石看重, 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1927年11月建立中央俱乐部, 简称“CC”, 从事特务工作。由上可见, 蒋介石通过其他三大家族控制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及国民党的党务工作, 并利用与孙中山的关系笼络一批国民党官僚。20世纪20、30年代, 四大家族的地位还未确稳, 蒋介石只有把握财政, 使自己可以掌握更多钱款, 才能为政治活动作保障。同时, 以经济利益为纽带联系其他三大家族来保证自己阵营的团结, 不失为一种最有效的方法。

参考文献

[1].朱汉国, 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C] (第一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十册)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研究 篇3

摘要：中国近代的农会出现于清末，但其作用是有限的。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也认识到农会的设立对其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有着重要作用，先后通过颁布修改有关农会方面的支持法规来倡导在全国各地农村建立各级农会组织。但由于没有切实考虑到当时农村的实际，未能从实质上对农村存在的弊端进行改革，因而农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被南京国民政府当作基础统治的工具。故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对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的作用又是有限的，渐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农会；农会立法

中图分类号：D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1--0123--06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产生了历史性变革，导致了封建王朝的解体和民国的建立。尽管经历了不间断的政治纷争、军阀混战和外敌入侵，但在西学东渐和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清王朝末期和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就进行了一系列农会立法设计，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其效果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同，也使得南京国民政府非常重视农会立法工作。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希望规范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愿望，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意愿和民主程度。我国现今农会研究成果多是侧重于清末、国民革命时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会组织研究，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会研究不多。近几年来，李永芳、于建嵘、魏文享等为代表的学者对南京政府的农会发展历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在相当程度上涉及到了农会立法问题，对本人的研究有很大帮助。但上述学者的研究重点多不是侧重于立法问题，而本文侧重于从社会立法的角度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进行梳理，希望可以对这一时期的农会研究有所裨益。

一、抗战前的南京国民政府农会立法

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南京政府以“共产党操纵民众运动……以农民运动为最甚”为由厉行“清会”，当年颁布的《各级党部与各级民众团体之关系条例》中第4条明确规定：“各民众团体如发生重大事故，当地党部认为应紧急处置时，得由党部知会当地军警制止，同时呈报上级党部核办”，但其中并没有规定什么是重大变故，相当于给予各级党部以无限的自由裁量权限。同时，国民党社会部在其所印发《农会会务与业务》之中，指出“……农民未尽了解组织用意，不明运用方法，致反为外人所操纵，用作政治上或他种争斗的工具”，“过去农民组织的失败，不能归咎于组织的本身，而在其策略错误”，所以重建农会组织是必要的。但在重建过程中国民政府总体上还是比较保守，也十分强调通过地方党部和政府对农会的限制、控制和指导，以遏制中共力量在农村的发展。如国民党中央于1927年6月颁布《各级党部与各级民众团体之关系条例》、《县党部与县政府之关系条例》，分别确认了国民党各级党部对各级人民团体具有监督指导之权；县级民众团体之建立应由县党部指导，县政府不得十涉等。

早在1927年5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佃农保护法》，其中第2条规定“佃农缴纳租项……由各地地方政府会同当地农民协会按当地情形规定之”，赋予了农会组织协调租佃矛盾的权利。1928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农民协会组织条例》，标志徘徊已久的农会重建工作正式开始。1929年4月农矿部拟就《农会条例草案》，并在1930年8月经立法院153次会议讨论通过《农会立法院原则草案》，确定了《农会法》的立法宗旨，农会的组织架构和区域设置、管理监督等原则性规范。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于1930年12月30日和1931年1月31日、2月5日和10月20日，分别颁布《农会法》(多次修改见表1)、《农会法施行法》、《省党部特别市党部及县市党部指导农会组织办法》、《农丁矿业团体登记规则》等法律文件，确定了农会立法中几项基本法规。

1930年《农会法》相当多地继承了1924年《农民协会章程》和1928年《农民协会组织条例》的内容，如《农会法》第1条规定“农会以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智识，改善农民生活而图农业之发达为宗旨”；第5条规定“农会应答复政府或自治机关之咨询并接受其委托”；第6条规定“农会得就有关农业之发达改良建议于中央及地方政府”；第7条规定“农会分乡农会、区农会、县市农会、省农会”的组织框架，这些内容和此前的农会立法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农会法》和《农会法施行法》较之以前的农会立法还有许多不同，这些改变实际上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待农民组织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农会法》将农民组织定义为“农会”而非“农民协会”，是想和此前政治性较强的农民组织加以区别，目的是使农会组织成为非政治性的民间互助组织。其次，在农会会员的组成上看，《农会法》第16条规定“凡中华民国人民，住居该区域内，年满二十岁，具有左列资格之一者，得为乡农会或市区农会之会员。一、有农地者。二、耕作农地面积在十亩以上或同地面积在三亩以上之佃农。三、中等以上学校毕业习农业者。四、经营与农业有直接关系之事业者”，它采纳了北京政府的农会立法成例，把参加农会人员的年龄限制由16岁提高到20岁；改“白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农村之手工业者及在农村为体力的劳动者。为主体的成员结构为以农村有产阶级为主体，就相当于把农村中占有相当比重的无地农民挡在了农会组织以外，使得农会的代表性成立问题。

再次，《农会法》一反此前对农会职能界定模糊的问题，对农会的职能进行了明确界定，如第4条规定了农会有“土地、水利之改良”、“种子、肥料及农具之改良”、“森林之培植及保护”、“水旱虫灾之预防及救济”、“农业教育及农村教育之推进”、“公共图书室阅报室之设置”、“公共娱乐之举办”、“生产、消费、信用、仓库等合作事业之提倡”、“治疗所托儿所及养老济贫事业之举办”、“粮食之储积及调剂”、“荒地之开垦”、“其他关于农业之发达改良”等十一项职责，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农会成为单纯的经济合作组织和民间互助组织，防止农会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第四，在农会成立的门槛条件上，《农会法》第13条规定“乡农会、市区农会之设立应有该区域内有会员资格者五十人以上之发起”方可设立，而《农民协会条例》规定农民45人以上连署就可以提出申请。在全国性组织的建设上，《农会法》并没有对全国性农会组织的建设做出明确的规定，而且直到民国覆灭最终也没有实现全国性农会组织的建立。

最后，《农会法》第2条规定“农会为法人”，确定了农会的独立地位，有利于改变传统的农村治理模式，实现基层管理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同时，也使农会成为农村中与保甲组织、士绅阶层相制衡的第二三方力量，有利于对打击地方势力和加强中央集权。

在重建农会组织的同时，国民党中央于1933年

2月连续颁布《各地高级党部指导人民团体权限划分办法》、《人民团体经费补助办法》、《人民团体组织指导员任用规则》、《指导人民团体改组办法》、《人民团体职员选举通则》、《人民团体理事监事就职宣誓规则》，以加强对农会组织的管理。特别是1933年6、7月间国民党中央公布的《修正民众团体组织方案》和《农人运动指导纲领》对农会组织管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如《修正民众团体组织方案》第二节第1条申明“人民团体由民众自行组织，惟须接受党部之指导与协助及政府之监督”；第三节第3条标明“除例会外，各项会议须得当地高级党部及主管官署之许可方可召集”；第四节规定“本党对于依上标的组织之民众团体，应尽力扶持并加以指导；对于非法团体或有违背三民主义的行为之团体，应加纠正并由政府分别制裁之”。农会作为人民团体之一，无疑要遵守这些规定。《农人运动指导纲领》则指出农会应“以党部辅导农人自行组织为原则”、“各地之未有农会组织者，应扶助其有会员资格之农人，从速完成其组织。其已有农会组织，而尚未健全，或组织不良，不合农会法者，应设法使其组织健全或改组。其区域内有会员资格之农人尚未加入农会者，并应劝导其尽量加入。”要求农人训练“应由农会于党部指导之下切实施行之。”“指导农人……改良农村组织，积极参加地方自治工作，并且是举办清乡保甲等。”与此前的法令相比，通过国民党中央关于人民团体的一系列决议，更进一步把农会变成了一个依附政府兼有社会控制职能的组织。

结合农会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国民政府于1937年5月21日公布修正后的《农会法》和《农会法施行法》，对1930年的农会法进行了相当的修改，如第3条改为“农会不得为营利事业”以确保农会成为非营利性组织，并与农村信用合作社等私益组织相区别；第9条改为“同一区域内，每级农会以一个为限”，防止了农会之间因争夺会员引发的冲突；第13条在会员加人条件中增加“一年以上之雇农”、“农业学校毕业者”、“具有农业知识与经验，并现在从事农业工作者”，扩大了农会的代表性；第14条在会员禁入条件中增加“吸食鸦片或其代用品者”严格了农会纪律；第20条增加“现任公务员不得被选为农会职员”的内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农会的独立性，成为农村中的制衡力量。但因抗战的全面爆发，这次修改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

这一时期，农会发展总体上比较慢，除了国民党对人民团体建设的严格限制和控制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国民革命后期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血腥镇压的让农民心有余悸，不敢加入农会；二是这时的农会主要是农村有产者的组织，难以代表无地农民的利益，而关于会费的强制性要求也限制了下层农民的参加。正如1938年《各级农会调整办法》所称“我国农民运动，自民国十六年以还，渐趋消沉，各级农会虽多依法组织，而实质极为空虚，工作几近废弛。”

二、抗战中的南京国民政府农会立法

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更加重视对人民团体，以提高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代会通过的《改进党政关系案》中指出：“由下而上形成之组织，即由民众自动组织之团体，亦即本党在其间必须设法发挥党团作用之组织，如农会，工会，商会，各文化团体，职业团体等”，“本党应立于策动地位，其未组织成立者，由党策动党员发起组织之，其已组织成立者，由党运用党团领导之，以运用方式，稗得贯彻党的意志。”在此基础上，1938年至1939年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制订了《各级农会调整办法》、《农会组织须知》，针对地方农会覆盖面有限、组织涣散和能力不足等现状，要求对地方农会加以整顿。一是针对农会多为地方官员和士绅阶层把持的现状，禁止非现在从事农业者参加，强调“农会职员须以会员充任为原则，农业知识分子须立于协助农民改良技术推行合作之立场，参与农会工作，其不合于本条之规定者，应即改选”。二是强调农会组织应该担负更多支持抗战建国的任务，组织训练农民“须与壮丁训练工作及地方自卫组织取得密切联系”。三是要求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应分期派员视导，并考核其效能，报部备核”，加强了对农会组织的控制和指导责任，以期进一步限制和取消了共产党力量对农会的影响，使农会完全成为只受控于政府和国民党的政治社团。

在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以后，国民政府加大了社会控制的力度，尤其针对社会组织以限制入退会、派遣管理人员的形式加以控制。1937年《农会法》曾规定政府之公务员不得加人农会，但1941年司法院明文解释说：“乡保甲长为公务员，不能加人农会；不过，党务人员非官吏，可被选为农会职员。”从而为国民党通过党务系统加强对农会组织控制打开了方便之门。1940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第2条规定“人民团体之组织应以适应战时需要为前提”；第8条规定“职业团体之会员入会，及下级团体加入上级团体，均以强制为原则，退会应有限制”；第10条规定“各种职业团体应设书记一人，以曾经特种训练合格之人员充任，必要时得由政府指派”。1940年社会部工作计划即称：“儿人民以年龄之高下，必须逐级编人各种组织之中，均为各县政府所当强制实行者。……凡此均属各级党部应积极参加活动之工作”。1940—1942年公布的《非常时期职业团体会员强制人会与限制退会办法》、《非常时期党政机关督导人民团体办法》《职业团体书记派遣办法》、《调整乡农会原则》、《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等及其附属法规均秉承上意，强制民众加入农会工会等各种职业团体，并派员指导。

1943年国民政府第三次修正《农会法》，相对与此前的农会法做出了相当大的修改，如第1条宗旨中增加了“并协助政府关于国防及生产等政令之实施”的内容；第4条增加了“十二、关于政府机关之咨询及委托事项”为农会职责；第18条删除了地主可以加入农会的规定，并规定“公私团体经营农业之员工”可以闩愿加入农会，客观上有利于与共产党争夺农村民众。1944年3月国民政府召开社会行政业务检讨会，对抗战期间的社会行政加以总结，在其会议决议之一的“完成农会组织并充实其事业案”中，第2项规定“乡农会区域辽阔或会员人数过于众多时，得没分会，其小组并应予保甲之基层组织配合”，充分表露了国民政府积极扩大农会的目的，是要使农会成为农村基层政权的补充形式和保甲制度的附庸。

三、抗战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农会立法

抗战胜利以后的1945年国民党召开六大，通过农民政策纲领其内容有“(一)农民政策在发展农民组织，……以保障农民权益，提高农民生活；(二)本纲领所称之农民，是指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之人民；(三)确认农会为农民中心之组织，并扶植其发展”，因此国民政府《三十五年度国家施政方针》第16条明文要求“加强同业公会、农会、工会、商会及具他职业团体之组织”，第29条要求“加强农

工、生产、运销、信用、合作组织及消费合作组织”。等组织建设。但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爆发，1947年12月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申明“禁止闭厂、罢工或怠工”；5月18日同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授权各地方当局对违反者进行镇压6月20日国民政府社会部公布《示范县农会实施办法》，要求地方政府对县级农会建设严加指导，可见其中心目的已经由推进农业发展、稳定农村社会，转变到加强社会控制、与共产党争夺农村群众上来。

随着国民政府在内政和战场上的双重失败，使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不断趋于保守和反动。1948年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戡乱建同全国总动员方案》、《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并在月19日修改《戒严法》第11条明文禁止工农运动，强令军警机关禁止一切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并取缔其认为有妨害军事者。11月28日国民政府第四次修订了《农会法》，并要求令国各地对农会进行改组整顿。存原沦陷区要求重新建立农会组织，加强农民训练，并明确指出国民党进行农会组织的重建目的是“一方面提高其社会道德，增进其智识技能，促进其生产与生产额，以达到改善生计之目的；一方面健全其组织，对内则使其协助政府，实行本党之土地政策，并以全力肃清共产土匪，以求社会安宁，而促进地方自治；对外则提高其民族意识，启发其自卫能力，共救同家民族之危亡。在加紧立法控制的同时，国民政府社会部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农工部两次举办“社会工作培训班”，其工作目标为“调查奸党分子及其活动”，以便从组织上进行反共和控制工人运动。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进行的一系列农会办：法并没有在进步的道路上进行下去。随着国民党的全面失败，已沦落为控制，甚至压制农民运动工具的一系列农会立法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四、对南京国民政府农会立法的评价

纵观南京国民政府的历史，有关农会的法律法规和由政党制定的、与农会相关的政纲有一个之多。可以说，这些法律和政党政纲大部分鄙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地位，协调了农村阶级关系，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进步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南京同民政府的农会立法注重参号外国的农会法例，特别是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出于发展资本主义和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继承了西力。资本主义国家农会立法的精神实质和优秀成果，基本做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会立法相接轨。所以，其立法内容大大超过了当时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农会立法水平，对于处于现代化起步过程的中国具有明显地进步意义。

其次，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农会立法确立了比较完整的农会管理机构，在制度上确定了国家对增进工人福利，保护农会组织发展的法定责任和体制保障(见表2)。

第三，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初衷之一是为了提高农民知识和技能，改变其散漫落后的面貌，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的发展，以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如《训政时期约法》规定了农民有组织农会的基本权利；《农会法》确定农会为独立的非营利法人，为其承担推动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造、民间互助等提供了法律依据。农会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农民的盘剥，加上同民政府以行政手段的大力推动，使得这一时期的农民乐于加入农会组织，大大推动了农会组织和会员的增加(见图1、2、3)。

第四，中国国民党在推动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国民党并没有实现其消灭农村租佃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张，但其在三大、四大、五大、六大决议中均明确了推进农会组织建设的内容。所以说，不论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还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不论是出于三民主义的理念，还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中国国民党始终为农会立法奔走呼号，更直接指导和推动了广东地方政府与南京同民政府的一系列立法行动，这是一个不可以否定的事实。

在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农会立法进步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作为一种具有阶级性的社会调控手段，农会立法集中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农民及其团体的态度和意图，具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第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有一定的矛盾性。其一，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在不彻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前提下，幻想把农会组织限制在非政治的领域中是一个难以想象的难题，也就为国民党在同共产党争夺农民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埋下了伏笔。尽管在国民政府行将覆亡的最后几年，也试图在农村推行“二五减租”，要求农会以推行土地改革为中心工作，但随着国民政府的迅速覆灭也没有什么大效果。其二，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把农民的主体界定为有产阶层，但显然不利于农民特别是下层无地农民借助农会改变自身困境，也就无法动员更多的农民加入农会组织。

第二，南京国民政府虽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了农民和农会的一些权益，但是它同样也以立法的形式限制、甚至是剥夺了农民和农会的一些合法权利。特别当其统治权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撕去了伪装，以修正《农会法》限制农会的职能，限制无产者加入农会的权利；以新闻检查的方式限制农会刊物的发表；以血腥的镇压力抗农民运动。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农会的“控制”达到了顶点，也窒息了农会的生存活力，最终导致了民国自身的覆亡。

第三，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一方面，力图把农会建成一种掌握举办农业教育、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互助合作、公共娱乐及养老济贫事业的机构，显然对刚刚起步的农会组织期望过高。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积极鼓励农会参与增进农民福利的行动，但由于相当一部分农民生活疲困，无钱缴纳会费，也享受不到农会保障。就是加入了农会的农民，由于农会本身经费比较短缺，用于福利事业的经费很少。加之，农会立法一味强调和国际接轨，脱离了中国实际，很多主张根本就无法实行。

第四，中国国民党在推动农会建设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其党政不分的情况难免出现“政出多门，号令不一”的情况，使得管理比较混乱。加之其“揠苗助长”式的推动，客观上对农会组织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

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其体系越来越完整，基本实现了与国际接轨，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企图超越阶级对立、主张劳资合作的复杂动因，它既隐含着消弭当时已经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的深层政治动机和稳定乡村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迫切愿望，也在相当程度上蕴含着对统治长远利益的追求。但是在那个法令多于牛毛、政坛“你方唱罢我登场”和社会动荡贫穷的年代，幻想一项单行法规取得突出的效果无异于镜花水月。可见，任何一项立法行动，要真正有效的实施，除了要借助政府的努力外，还要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合力才有可能，否则难免要陷入“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困境，这可能就是我国今天的酝酿中的农会立法必须接受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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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秦孝仪，中华民国社会发展史[M]，第二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

南京国民政府 篇4

【发布日期】1983-07-09 【生效日期】1983-07-09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地方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路灯管理规定的通知

（1983年7月9日）

为加强路灯管理，根据一九八0年电力部、国家城建总局《关于加强城市道路照明工作意见》精神，结合我市具体情况，特制订本规定。

第一条 第一条 城市路灯对交通安全、社会治安、人民生活以及美化市容都有重要作用，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爱护路灯，人人有责。

第二条 第二条 城市路灯系指城市道路（含街巷）、桥梁、广场以及不售票的公园、绿地等处的公用照明。

第三条 第三条 路灯管理部门要坚持为生产、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搞好路灯杆线、灯具、控制设备等专用设备的设计、安装、维修、管理，发现损坏，应及时修复，努力提高普及率和亮灯率。

第四条 第四条 路灯设施应根据城市规划进行设计、安装。凡新建道路、桥梁、广场以及不售示的公园、绿地等，由建设部门负责装置路灯，做到统一预算、统一设计、统一施工、同时建成。路灯管理部门参与方案的制订、设计和施工等业务。

第五条 第五条 公共厕所照明和交通路口标志灯、岗亭灯、指挥灯由有关部门负责安装、维护，其电费在城市路灯经费内支付。

第六条 第六条 供电、电讯、交通、建筑等部门要与路灯管理部门互相协作，密切配合，保证路灯正常照明。园林部门要经常修剪行道树，使之与线路、灯具保持一定的安全间距。

第七条 第七条 凡因施工需要迁移路灯杆线和拆除灯具时，须事先向路灯管理部门取得联系征得同意后，由路灯管理部门迁移拆除，其费用由申请单位承担。

第八条 第八条 严禁围路灯杆搭盖棚屋和私自在路灯线上接线装灯。

第九条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损坏路灯的行为都有批评、劝阻的权力，对情节严重的行为，要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和路灯管理部门报告。

对违反本规定并造成损失的，要分别不同情况给予处罚：

1．凡破坏路灯设施或未经同意而自行迁移路灯杆线和拆除灯具者，除应赔偿损失外，要处以一至三倍的罚金；构成犯罪行为的，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2．凡私自在路灯线上接线装灯、围路灯杆搭棚盖房者，必须限期拆除，否则由路灯管理部门强行拆除，并没收其全部材料。对接线装灯的，按六个月的电费计算处以三至六倍的罚金。

3．凡因路灯管理部门失职造成路灯设施损坏，或未在规定时间内修复被损坏的路灯设施的，要视情节轻重对有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或扣发当月奖金，特别严重者要给予行政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条 第十条 路灯管理部门应依据本规定拟订细则，公布施行。

第十一条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南京国民政府 篇5

政府采购计划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采购人：（以下称甲方）_______________供应商：（以下称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采购代理机构：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按照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的招标结果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乙方根据甲方需求提供下列货物：____________________

货物名称、规格及数量详见“供货一览表”。

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

本合同项下货物总价款为__________________（大写）人民币，分项价款在“投标报价表”中有明确规定。

本合同总价款是货物设计、制造、包装、仓储、运输、安装及验收合格之前及保修期内备品备件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

本合同总价款还包含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本合同执行期间合同总价款不变。

第三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关于南京市政府采购_________号的招投标文件或与本次采购活动方式相适应的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和投标报价表；

（2）供货一览表；

（3）交货地点一览表；

（4）技术规格响应表；

（5）投标承诺；

（6）服务承诺；

（7）中标或成交通知书；

（8）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

第四条　权利保证

乙方应保证买方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权、商标权或其他权利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第五条　质量保证

1．乙方所提供的货物的技术规格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及所附的“技术规格响应表”相一致；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2．乙方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内具有良好的性能。货物验收后，在质量保证期内，乙方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所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　包装要求

1．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该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2．每一包装单元内应附详细的装箱单和质量合格凭证。

第七条　交货和验收

1．乙方应按照本合同或招投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向甲方交付货物，交货地点由甲方指定。

如招标文件对交货时间未明确规定，则乙方应当在____________（期间）前将货物交付甲方。

2．乙方交付的货物应当完全符合本合同或者招投标文件所规定的货物、数量和规格要求。乙方不得少交或多交货物。乙方提供的货物不符合招投标文件和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货物，由此引起的风险，由乙方承担。

3．货物的到货验收包括：型号、规格、数量、外观质量、及货物包装是否完好。

4．乙方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及配件、随机工具等交付给甲方；乙方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货，乙方负责补齐，因此导致逾期交付的，由乙方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

5．甲方应当在到货后的_______个工作日内对货物进行验收；需要乙方对货物或系统进行安装调试的，甲方应在货物安装调试完毕后的_______个工作日内进行质量验收。验收合格的，由甲方签署验收单并加盖单位公章。招标文件对检验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6．货物和系统调试验收的标准：按行业通行标准、厂方出厂标准和乙方投标文件的承诺（详见合同附件载明的标准，并不低于国家相关标准）。

第八条　伴随服务／售后服务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三包”规定以及合同所附的“服务承诺”提供服务。

2．除前款规定外，乙方还应提供下列服务：

（1）货物的现场安装、调试和/或启动监督；

（2）就货物的安装、启动、运行及维护等对甲方人员进行免费培训。

3．若招标文件中不包含有关伴随服务或售后服务的承诺，双方作如下约定：

3．1　乙方应为甲方提供免费培训服务，并指派专人负责与甲方联系售后服务事宜。主要培训内容为货物的基本结构、性能、主要部件的构造及处理，日常使用操作、保养与管理、常见故障的排除、紧急情况的处理等，如甲方未使用过同类型货物，乙方还需就货物的功能对甲方人员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培训地点主要在货物安装现场或由甲方安排。

3．2　所购货物若为电脑则由乙方提供至少3年的整机保修和系统维护；若为其他货物则按生产厂家的标准执行，但不得少于1年（请分别列出：______）；保修期自甲方在货物质量验收单上签字之日起计算，保修费用计入总价。

3．3　保修期内，乙方负责对其提供的货物整机进行维修和系统维护，不再收取任何费用，但不可抗力（如火灾、雷击等）造成的故障除外。

3．4　货物故障报修的响应时间为：工作期间（星期一至星期五8：00-18：00）为______时；非工作期间为______小时。

3．5　若货物故障在检修8工作小时后仍无法排除，乙方应在48小时内免费提供不低于故障货物规格型号档次的备用货物供甲方使用，直至故障货物修复。

3．6　所有货物保修服务方式均为乙方上门保修，即由乙方派员到货物使用现场维修，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3．7　保修期后的货物维护由双方协商再定。

第九条　履约保证金

1．卖方在签订本合同之日，向甲方或甲方指定的机构提交履约保证金_________元。

2．履约保证金的有效期为甲乙双方签署验收单后的_____天。

3．如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

4．履约保证金扣除甲方应得的补偿后的余额在有效期满后______天内退还乙方。

第十条　货款支付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如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系甲方自行支付，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甲方在签署验收单后的15个工作日内付款。

3．市政府采购中心为甲方的采购代理机构，根据甲方的授权代其采购确定乙方为中标单位，但不承担本合同规定的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4．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甲方（采购人）：（盖章）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帐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

乙方（供应商）：（盖章）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帐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

采购代理机构：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

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

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南京市财政局监制

签订《南京市政府采购合同》须知

一、《南京市政府采购合同》是南京市财政局、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共同监制的合同示范文本。凡在本市范围内的委托集中采购机构（政府采购中心）通过招标方式（包括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采购纳入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货物，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时，推荐使用本合同。

二、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在采购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副本及补充协议报送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南京国民政府 篇6

【发布日期】1994-07-08 【生效日期】1994-07-08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地方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南京市人民政府批转市房产局

《南京市物业管理公司经营资质审批暂行规定》的通知

（1994年7月8日宁政发〔1994〕142号）

为加强对物业管理公司的管理，促进物业管理的健康发展，根据建设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对本市物业管理公司经营资质的审批作如下规定：

一、一、本规定所指的物业是指各类房屋及其附属的市政、公用设施和相关连的场地。

本规定所指的物业管理是指管理单位受物业所有人的委托，以代理经营的方式从事对物业的管理和修缮，并为使用人提供多方面的服务。

二、二、物业管理公司是指按合法程序成立并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从事物业管理、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性经济实体。

三、三、南京市房产管理局是本市物业管理公司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审查全市物业管理公司的经营资质，颁发《物业管理公司经营资质证书》（以下简称《资质证书》），对物业管理进行业务指导与监督检查。

四、四、申报物业管理公司经营资质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自管、托管房屋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以上或高层写字楼、综合楼宇不少于1幢；

（二）货币注册资金不低于10万元；

（三）有固定的办公、经营场所；

（四）管理人员按下列要求配置，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的平房及多层房屋不少于6人、高层建筑不少于8人；不足10万平方米不少于5人。上述人员中，房地产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在册管理人员的三分之一。

五、五、申报物业管理公司经营资质时必须交验下列资料：

（一）内资企业（含全民、集体、股份制、股份合作制）

1．物业管理公司申请资质报告；

2．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物业管理公司的文件；

3．管理章程；

4．法定代表人任命书或聘任书；

5．验资证明；

6．经营地点证明；

7．拥有或受托管理物业的证明（委托管理意向书）；

8．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书；

9．其他有关资料。

（二）外商投资企业（含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

除应提供内资企业申报审批所需的有关资料外，还需提供合资或合作项目议定书、合同等文件的副本。外商独资企业需委托本市具有对外咨询代理的机构办理申请报批事项。

（三）私营企业

1．业主身份证明；

2．申请资质审批报告；

3．管理章程；

4．验资证明；

5．经营地点证明；

6．拥有或受托管理物业的证明（委托管理意向书）；

7．雇员名册；

8．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书；

9．其他有关资料。

六、六、南京市房产管理局收到申请资质审查的报告及齐全的申报资料后两周内审核完毕，符合经营资质条件的，核发《资质证书》。

七、七、物业管理公司经营资质审查合格，领取《资质证明》后，方可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未经办理经营资质认定手续不得从事物业管理。

八、八、南京市房产管理局每两年负责审核一次物业管理公司的经营资质。

九、九、本规定颁布前，成立的物业管理公司或兼营物业管理的企、事业单位，于本通知下发后一个月内，到南京市房产管理局补办资质报批手续，领取《资质证书》。否则，不得从事物业管理。

十、十、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实施。

南京国民政府 篇7

一、从政学者在国民政府中的分布概况

学者从政,放下教鞭,走出书斋,搭上了一个走进现实社会、实现理想抱负的快车道;同时亦把自己置身于腐蚀性极强的官场大熔炉中,成为统治者的一个工具、一颗棋子、一件政治装饰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从政浪潮中,行政院可谓大牌学者云集。早于1935年,蒋介石力邀地质学家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其后历史学家蒋廷黻从清华大学历史系调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而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景超也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有众多的学者包括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的陈之迈、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张纯明、国立中央大学行政法教授端木恺等人都曾在行政院供职。而在行政院的各个部门中又以下面两个机构的学者居多:

其一为翁文灏担任部长,经济学家何廉担任常务次长、农本局总经理的经济部。经济部汇集了当时比较多的知识界名流。社会学家吴景超时任经济部秘书,由华洋义赈会的创始人之一章元善担任农本局的合作指导室主任,南开大学会计学教授廖芸皋担任会计处处长。而与马寅初、刘大钧、何廉齐名的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也和农本局也保持着密切联系,并负责训练农本局在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出的派往各地的高级人员。由于翁文灏的关系,高平叔也于1942年秋调到经济部从事利用外资研究。在翁文灏与何廉的努力下,经济部成为了当时从政文人最集中的部门之一。

其二是文人云集的民国教育部。教育部与文人学者的关系不言而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为蔡元培的学生、后长期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1931年,蒋辞职后,朱家骅继任教育部长。1938年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任教育部政务次长。1944,朱经农亦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杭立武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并于1949年任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著名校长梅贻琦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职务,并于1948年底平津形势危急之际担任了几天的教育部长。这些学者都是颇具影响力的高校领袖,门生故吏无数,他们的加盟无疑让教育部更是成为了文人的聚集地。

另外,成为经济学者又一聚集地的是抗战时期特别设立的中央设计局。鼓吹计划经济和国营经济的陈伯庄曾一度任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1944年1月起经济学家何廉担任该局的副秘书长,1944年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邱昌渭也担任了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的职务。虽然在该局供职的学者的名望可能不及上述机构中的学者,但在中央设计局中供职的学者的数量却不少。曾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研究员的张希哲回忆说,政治组、经济组、财政金融组及调查室(后扩充为调查处)的工作人员,以书生型的人占多数。“在设计局的办公室里,不论是办公或开会,随时都可以听到书生论政的论调。”[1]39-41

而分散在其他部门与机构中的耳熟能详的著名学者还包括张伯苓、傅斯年、罗家伦等名者大家。除上述所举之外,沈仲瑞、左舜生、李万居、姚宝猷、俞叔平、马星野、陈裕光、黄天鹏等一批学人教授也相继从政。由此,这些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力的从政学者更多的从议政论政的幕后走上了参政执政的前台,给民国政坛带来了一缕难得的清新。其确切数字虽难以统计,但透过这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的从政行为,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二、民国学者从政的动因分析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傅斯年一语道出了民国知识分子中最受欢迎的三种参政模式——办报议政、组党参政或是入阁执政。前者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适及其周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把《努力》《新月》《独立评论》《新经济》等报刊媒体作为平台议论时政,用报纸监督政府,引导舆论,留下不少抨击专制、腐败和推进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舆论的作用是有限的。而组党参政在当时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也只能是一个空想。对于那些以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担负起救亡御侮的时代使命为人生要义的文人学者来说,从政治国似乎成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取向最为有效的方法与途径,这也许就是形成这股从政浪潮的一个主要动因。但并非所有的从政学者都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兴趣,归结起来,当时学者从政的动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其一、胸怀远大的政治抱负与救世情怀

如上所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人抱负与“学而优则仕”的浓厚情结之间的结合有时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动量,民国的学者中有不少人在从政之初对国民政府与蒋介石抱有寄望,因此他们的从政也多出了几分理想的色彩。胡适曾以“在山作得许多声”诗句劝说他人辞官治学,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家已经危在旦夕,文人的救世情怀使得一向提倡对政治保持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的胡适也不得不抛弃“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承诺,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己任,出而应世。

其二、恩情并济,不易托辞

以宋明道学修身的蒋介石深谙“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之道,常能抓住文人“士为知己者死”的命脉做文章,或登门邀请,或请人说项,软磨硬泡。而这些受恩于人的学者从政后又常会拉拢共事过的旧友故人加入,人情难拂自不用说,从而在各个部门形成了学者从政的小团体。如翁文灝的出仕就颇为典型,翁本不欲从政,曾被委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却坚辞未就。但在1934年,翁于考察石油途中遇上严重车祸以致昏迷,后因蒋介石的全力抢救才渡过危险。为了还这份人情债,他从此正式踏上仕途,从行政院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直到1948年被蒋介石推上行政院长的宝座,最终因金圆券改革的失败而引咎下台。

其三、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

这里说的实用主义涉及到人们对现实条件与利益的考虑。一般认为民国前期教师的工资较高而又稳定,高校教师的待遇较为优厚。抗战后,由于通货膨胀的强烈冲击,工资制度不能保障高校教师生活的安定,大学教师的工资水平不仅低于战前,且“较同时期其他行业所受冲击最重,高校教师的生活水平降至社会的最下层。”[2]当然不是每个学者都愿意一辈子作一个清贫的教书匠,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从政为官不失为一条改变现状的捷径。官位优势的诱惑很有可能会对他们决定产生着现实或潜在的影响。

三、学者派官员的“仕途”

与职业官僚相比,书生从政自有一种不为私意、不畏强势、忤时抗俗的淑世精神。对于出世的选择,他们常引用丁文江的一句“出山要比在山清”来自我安慰与评价,但真是“在山清”抑或“出山清”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命题了。学术界有人认为这些现代知识分子的从政是“误人仕途”,也有人认为工作出色的朱经农就是一个比较成功地范例。而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朱经农,去世之前,他在日记里却是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来总结自己从政二十年的得失:

……浮沉二十余年,至今思之,实为重大牺牲。倘以二十余年光阴从事学术事业研究,埋头著述,则今日成就决不止此。从政二十余年,所做建设工作,均被战争摧毁。至今回思,一场空梦。今年老力衰,虽欲从事著述,精力不逮,奈何?[3]

在这一污浊横流、党同伐异的权力场,“清者自清”的何廉始终拒绝加入国民党,一直以“局外人”的身份为政府工作,却终究因受到孔祥熙等人的排斥与责难而丢了农本局的工作。在民国内部派系倾轧、山头林立的党政机关中,学者派官员的日子并不好过。派系斗争的失利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只有那些职业官僚们才是这一领域真正的“专家”。而在日常的政府工作中,“缓慢而无效率的官僚政治”也被认为制约着才干的发挥。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谈到了生平第一次目睹的中政会的议事过程:“我听了一阵,简直搞不清楚与会人员对行政院通过的政策究竟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尽管我对此一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衷心尊重,但对这种徒具形式的议事程序也不禁好笑”[4]187亲历者的表态无疑反映出了最高决策机关的低效。高层如此,底下又能如何呢?在这样的行政环境中,要想做一个称职的官员实须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这些努力与心血却不免随着一场战争的失败,一个政府的垮台而付之东流。

参考文献

[1]张希哲.记抗战时期中央设计局的人与事[J].传记文学, 1975,27(4).

[2]姜良芹.抗战时期高校教师工资制度及生活状况初探[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3]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4.

[4]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3.187.

[5]戴光中.书生本色——翁文灏传[M].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4,3.

[6]查尔斯?R?里利,张新.蒋廷黻.局内的局外人[J].档案与史学,1999,(03).

南京国民政府 篇8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民政行政机关;职权演变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0-0019-03

为筹备“立宪”，赴日本和欧美各国考察政治的戴鸿慈上奏清廷指出：“考各国之制，以警部独称者甚希，而内部不立者竟无有。臣等以为不若改巡警部为内务部，凡户部、工部之关于丁口、工程者，皆并隶之。是为第一部。”①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十六日，《庆亲王奕劻等奏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缮单进呈折》指出：“巡警为保安行政，实内治之要纲，而清查户口，齐整民风，改正市区，振兴土木，均与保安行政息息相关，非合为一官，难期联络，故以户、礼、工各部所兼掌之户籍、风教、沟渠等事并入，总为民政部。”②同日，清廷接受奕劻建议：“巡警为民政之一端，著改为民政部。”不采用西方国家的“内务部”这一称号，而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或许是仍沿袭了中国的传统“户部本为民部，唐人避讳，以户易民”。民政部职掌地方行政、警政、卫生、交通、赈恤、土木、风教礼俗、户籍等行政事宜。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立内务部。到北洋政府时期，国务院下设的内务部，负责监督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选举、慈善事业、抚恤、建筑、巡警、卫生及与印刷、宗教和礼仪有关的事件。在南方，广州护法政府内阁于1917年设置内务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内务部改为民政部，1928年更为名内政部。为民治事的内政部，“职要而任繁”，这具体体现在内政部机构的设置与所掌管事务上。

一、内政部机构的变化

内政部的机构主要是其内设机构和直辖、附属机构，与其职权密切相关的主要是其各司署，直辖、附属机构是其职权具体化的体现。

（一）内政部的基本司署

“内政部之职权，虽因地政署、社会部、水利委员会之成立，及卫生署该隶行政院，各削去一部分而日见缩小，然所余者仍甚重要”。③内政部内设机构相对稳定的有：总务司、民政司、警政司、礼俗司（成立于1929年4月）、统计司（处）。从《内政部组织法》看，1931年的内政部内置卫生署、总务司、民政司、统计司、土地司、警政司和礼俗司;1936年7月国民政府修正公布的《内政部组织法》则已将卫生行政事务剥离出内政部。1938年内政部的内置机构达到历史最多的时期，设有总务司、民政司、警政司、地政司、礼俗司、统计处、卫生署和禁烟委员会。④1946年出版的《中国政府组织大纲》显示，内政部设总务司、民政司、户政司、警政司、礼俗司、营造司和禁烟委员会。

除去卫生署、地政署之外，新增设的社会部和水利委员会也分摊了原内政部的部分职权。

（二）卫生和土地机构的变化

行政院卫生部、内政部卫生署、行政院卫生署，不同名称的变化表明卫生行政职权的隶属关系。卫生行政隶属关系变化较为复杂，据可查资料显示：1928年10月公布的《行政院组织法》将卫生部列为行政院的组成部门之一，国民政府于当月令内政部将卫生行政事宜移交卫生部。1930年11月17日，并卫生部于内政部，于是内政部添设医政司;1931年4月公布的《内政部组织法》已将医政司更名为卫生署。1935年9月公布的《卫生署组织法》则显示该署又再次隶属于行政院。其后又历经调整，1940年再次脱离内政部直隶于行政院。内政部地政司于1941年易名为地政署，直隶于行政院。

（三）新增设内政相关机构

内政部职权的缩小是因新机构的成立或原有机构直隶于行政院，但内政部也增设新的机构将其所保留的职权管理予以细化。如1928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设有土木司主管营造、河防及土地收用事宜，后水利河防事宜划归水利委员会，土木工程事项划归地政司。1932年7月地政署成立后，建筑、土木工程与公用事业无所隶属，于是添设营建（造）司管理上述事务。主要从事督促地方各省市实行都市计划、管理重庆市自来水公司。1942年7月，内政部又增设户政司，主管全国户籍行政事宜。从事健全户政机构、训练户政人才、实施户口调查事宜。这些新机构有的是应对原有机构因直隶于行政院，但其部分职权仍保留在内政部而增设的，如营造司;有的是将其他机构的部分职权独立出来而成立新的机构予以管理，如原属于民政司的户籍改由户政司管理。

成立于1939年直隶于行政院的水利委员会，主要负责河流勘测、农田水利、江河航道、港湾的开辟、水利开发与利用、水利基金的筹集与保管等事务。而原属于内政部的华北水利委员会等机构，也成为水利委员会的附属机关。但有的内设机构的变化并未显示出内政部职权的演变，如户政司。户政司的成立可能与当时内政部所要进行的重点工作相关。为推进地方自治，实现“宪政”，需掌握全国人口的确切数字。内政部于1930年9月筹办统计人口养成所，计划于5年后，全国开始总调查，1942年以前调查完毕。而户政司增设于1942年7月。1940年，原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社会部改隶行政院。

此外，抗战胜利后，内政部在户政司基础上增设了人口局以推进实施宪政，还新设了掌管违反国家利益和危害国家安全事务的调查局。

（四）内政部的直辖、附属机构与地方机构

1930年，内政部辖有编审委员会、地方自治专门委员会、河道水利委员会、警政专门委员会、礼制编订委员会、财务委员会、首都警察厅、北平警官高等学校、北平档案管理处、北平古物陈列所、北平坛庙管理处。⑤到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法规汇编》显示，内政部新增接收东陵委员会、北平地产清理处、华北水利委员会、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土地法规委员会、劳动卫生委员会、湘鄂湖江水文总站、劳工卫生委员会、中央卫生试验所、中央医院、中央防疫处、中央卫生委员会、海港检疫管理处。在1931年，内政部直辖机关还包括东北防疫处。其中，内政部卫生署对中央防疫处、中央卫生试验所、海港检疫管理处有指挥监督的权力。1946年出版的《中国政府组织大纲》指出，内政部直辖首都警察厅和中央警官学校，直辖机关的减少或许与南京国民政府丢掉大半个中国有关。

内政部在省级地方相应机构为：省级民政厅，京、沪、平、青四市为公安、卫生、土地、社会四局。1933年2月，内政部令各省将其原有的公安管理处或保安处改为警察厅（直属于省政府，与其他各厅居于同等地位），或在民政厅下增设警务处。⑥ 内政部机构的变化反映出其职权的演变。

二、内政部职掌事务

（一）内政部所职掌事务

第一，民政。具体为县治、行政区划、国籍、户籍、举士、修志、民众团体、出版及著作权等事务。在县治等地方行政事务方面，1928年9月、1929年10月，国民政府先后公布《县组织法》和《县组织法施行法》;此后国民政府还先后公布了《国籍法》和《户籍法》等。1928年6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拟定了《各县政府内务行政纲要》;10月公布了《县政府行政会议规程》。此外，内政部还公布《省市县勘界条例》、《各县划区办法》、《各省县举士条例》、《修志事例概要》等法规。

第二，警政。涉及警察行政，如公安局编制、警察录用、警察经费、警察训练等事务，以及警械使用、首都警察厅等规则;警察教育、违警例拘留、治安（如取缔买卖人口、查禁淫刊等）、枪炮查验及取缔以及消防等。

第三，社会事务。涉及赈灾、慈善、救济、妇女儿童保护、救护、住宅等。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勘报灾歉条例》、《灾区农田出卖救济办法令》、《救灾准备金法》、《赈款给奖章程》、《监督慈善团体法》、《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各地方救济院规则》、《改善地方育婴事业令》、《保护女权令》等。

第四，土地。主要涵盖土地行政、开垦、治水等事务，其中土地涉及征收、重划、测量。原属于建设委员会的水利事务于1931年由内政部接管，建设委员会注重设计、指导国民建设，不再列于行政机关。土地行政相关主要法律、法规有《土地法》、《土地征收法》、《测量标准条例》等。

第五， 礼俗。 包括风尚、宗教、寺庙、褒恤等行政事务，其中风尚又细分为婚俗、姓名、礼俗、节俭、迷信（相关法规如：《废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办法》、《取缔经营迷信物品业办法》等）、械斗、陋俗（相关法规有《禁止妇女缠足条例》、《禁蓄发辫条例》、《严禁女子穿耳带环令》、《严禁蓄婢妾及虐童媳案》、《切实废除跪拜礼节令》、《禁止蓄奴养婢办法》等）。

第六，卫生。涉及事务包括：饮食物、屠宰场、墓地及埋葬、医院、医学团体、医师、药剂师、产科师、药品、传染病预防、种痘、解剖等。相关法律法规有：《自来水规则》、《饮食品制造场所卫生管理规则》、《牛乳营业取缔规则》、《屠宰场规则》、《公墓条例》、《管理医院规则》、《管理药商规则》等。

第七，禁烟（指鸦片及其代用品）。涉及禁种、禁运、禁贩、禁吸、戒烟、缉私等内容。

此外，内政部还掌管人口统计、土地统计、民政警政礼俗统计、统计材料的编制及刊行、内政统计人员的训练与考核等事项。

上述卫生和社会事务的职权随卫生部（署）、地政司（署）、社会部水利委员会的变化而变化，但“内政部非经立法院之议决不得增置裁并各司及其他机关”，⑦这一规定显示出内政部职权变化的法定原则。

（二）职权的法定原则

立法机构不仅通过调整内政部的机构赋予其职权，而且还通过立法确保其执行的权力。“内政部就主管事务对于各地方最高级行政长官之命令或处分，认为有违背法令或逾越权限者得提经国务会议议决后停止或撤销之”。⑧

全国医政、保健事务或为卫生部职掌，或为内政部卫生署职掌，卫生署还曾直隶于行政院。民政司所掌部分事务后归属于行政院社会部。除卫生和社会事务外，内政部职掌事务相对稳定。上述事务分属于不同司署掌管。民政司掌地方行政及经费、地方行政区划、地方官员的任免与成绩考核、选举、地方自治、征兵、赈灾救贫及其他慈善事项、国籍事项等。土地司掌土地征收、移民实边、水利调查测绘及水源水道保护、水灾防御、边界等事项。警政司出掌警政、消防外，还负责出版品登记事项。礼俗司掌厘定礼俗、审定乐典、改良风俗、纪念典礼、褒扬、名胜古迹保护与管理、寺庙僧道管理等事项。

从不同时期的《内政部组织法》也可以窥见其职权变化的法定原则。1928年公布的《内政部组织法》规定：民政司职掌征兵及征发事项，土地司职掌水利调查、水源保护、水灾防御、疆界整理等事项。而1936年修正公布的《内政部组织法》，上述事务已不再归属于内政部，但增加了地政司、礼俗司的职权。如地政司掌管地政机关的组织与经费、地政人员的训练任免与考核、土地的调查测量与登记、土地使用、土地估价、土地税率、都市计划、建筑事务，礼俗司增加了先哲先烈祠宇的管理登记工作。⑨1940年10月修订的《内政部组织法》，民政司所掌管事务则扩及国民工役、地方建仓的监督与管理、自来水工厂与水管的设置。⑩

1940年，原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社会部改隶行政院，社会部设总务、组织训练、社会福利三司与合作事业管理、劳动两局。社会部的职权在赈务委员会（直隶于行政院办理各灾区赈务事宜的机构）取消后略有扩大。职权涵盖社会行政机构的调整与工作人员的训练、人民团体的登记、职业团体的管制、劳资争议的调处与仲裁、人力动员的策划与实施、社会福利事业、合作事业、救济事业。1948年的社会部内设人民团体司、工人司、妇女儿童司、社会救济司、总务司、劳动局、合作事业管理局、劳动保险局和工矿检查处。实际上这些事务原来主要属于内政部职掌范围。卫生行政事宜的归属法定原则则体现在《行政院组织法》、《内政部组织法》、《内政部卫生署组织法》等法律中。

三、不同时期的施政重点

（一）初创时期的执政重点

在内政部初创时期，在国民政府大政方针尚未宣布之际，召开五省民政会议，从办理最紧要的民政事务入手，然后推及全国。五省民政会议重在解决县政府的组织、土地整理、水利问题。1928年4月内政部施政纲领指出：“训政时期完成自治之一切工作……其关系为尤重。”11为此需要整顿县政、促进市政、实行村政、调查人口、测丈土地、计划移民、编练警卫、发展公共卫生与救济事业。

（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内政部施政重点

1929年7月至1932年6月，内政部施政重点是整顿吏治、筹办自治、举办市政、整顿警政、肃清盗匪、整理土地、兴办水利、移民及开化番民、改正礼俗、寺庙登记、限期禁烟、兴办救济事业、筹设卫生机关、施行检疫检药、促进地方卫生、举办内政统计。12其中1931年，内政部的重点工作实现全国自治、实行土地政策、注重治水。1932年，全国内政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有：地方自治、推进水利建设、促进地政、县署组织、粮食管理、改进警政。131933～1936年，内政部的工作主要围绕地方自治、地政、警政展开。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内政

1937～1943年，抗战期间重要的内政工作涉及：改进地方人事行政、整饬吏治、推行地方自治、增设新县治（如贵州平舟大塘两县合并为平塘县、三合都江合并为三都县、永从与下江两县合并为从江县、长寨与广顺两县合并为长顺县）、慈善救济、移民垦荒等，为大后方的抗战活动服务。进入1939年后，内政工作更加注意服务于国家的抗日战争，1939年1月内政部告示：出征军人家属田亩由保长负责代耕，出征军人家属酌减其摊派的临时捐税。到1941年，内政工作主要侧重于新县制的检讨、地政、禁烟、人口政策等。

虽然不同时期的内政施政重点不尽相同，但都将地方自治和警政置于重要位置。究其原因，国民政府将地方自治视为内政建设的前提，而内政的实施则依赖于警察维持地方治安。

从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的施政看，其对于中国的现代化的确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早在1928年内政部就公布了《禁蓄发辫条例》、《禁止妇女缠足条例》，在取缔娼妓、禁蓄婢女、严办诱拐、严禁溺女等方面出台了系列政策。1930年7月，内政部拟定严厉废除卜筮堪舆各项迷信办法——《内部废除迷信办法》，并“查禁一切伤风败俗及迷信神权崇拜帝制之神仙帝王等商标图书”。14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在中国近现代民政事业的探索是中国民政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初级阶段，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领域的缩影。尽管当代中国的民政行政事务范围显著缩小，但仍未超越近现代民政行政范畴。

[注  释]

①戴鸿慈：《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请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1页。

②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0页。

③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73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第134页。

④《国府修正公布内部组织法》，《申报》（影印本356），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64页第9版。

⑤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69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

⑥《内部令各省划一警政制度》，《申报》（影印本301），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98页第8版。

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27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⑧立法院编译处编：《中华民国法规汇编》，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80页。

⑨徐百齐编：《中华民国法规大全》，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5页。

⑩《内部组织修正条文》，《申报》（影印本372），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549页第4版。

11《内政部宣布施政纲领》，《申报》（影印本245），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432页第5版。

12《内政部施政纲领弁言》，《申报》（影印本248），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9页第4版。

13《内政会议规定讨论七大问题》，《申报》（影印本298），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552页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