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人称代词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无论是在文学创作领域还是在文字统筹工作当中，都会应用到人称代词，其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范围，人称代词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语言文学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现代汉语文学翻译中，就会涉及到人称代词，而且人称代词在现代汉语文学翻译中的应用也在持续的发生着改变，这种改变对文学表现形式以及其所体现出的价值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古代汉语人称代词研究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古代汉语人称代词研究论文 篇1：

浅析上古汉语人称代词与现代汉语人称代词

摘 要：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数目很多，而且十分讲究格的形式，并且在使用中没有单数复数的差别；现在使用的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简单明了，清晰易懂。在考察了先秦汉语人称代词的大量用例之后，又结合近、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系统的特点，比较分析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和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的差异性及其原因；追溯现代汉语称代系统的源流发展，可以说明现代汉语对上古汉语称代上的继承性。

关键词：上古汉语；现代汉语；人称代词；特点；差异

在阅读先秦时代的文学作品时，我们常常会碰见名目繁多的人称代词。上古汉语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它与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的显著差别上，上古汉语的语法系统也和现代汉语有着十分明显的不同。人称代词就是上古汉语语法的一个很突出的方面。笔者在比较了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和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后，有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从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开始说起，比较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和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的差异，从而得出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系统的特点，同时看出了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对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继承，这些方面不仅是对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认识，也是我们汉民族共同语发展到现在仍然蓬勃向上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脉相承，源远流长。

一、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简要介绍

不同的用字是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与我们现在使用的人称代词最大的差别。在第一人称代词中，现代汉语只说“我”，而上古汉语除了“我”外还会使用“余、予、吾、台、朕、卬”这些字。再看第二人称代词，我们现在只说“你”（敬称用“您”），而上古汉语中常用的有“尔、汝、女、若、而、乃”。最后看第三人称代词，现在我们用“他、她、它”，上古汉语中只有借代第三人称的词，没有专门的第三人称代词。

第一人称代词我们现在用“我”，可以做主语、宾语，没有格位。但是第一人称代词在上古时代使用情况很复杂。 “卬”字只在《尚书》、《诗经》中出现，《论语》、《孟子》就不再使用了，所以我们将它看成是古语词。“朕”大多用在《尚书》，而在秦始皇使用后，它就变成了古代帝王专用的人称代词了。郑玄注《周礼》说：“余、予古今字。”也就是说“余”和“予”其实是一个字，按周生亚的说法“‘台’是‘余’（予）的变体。”因此“余”、“予”、“台”这三个字都是一个字。上古汉语中还经常使用的“吾”，在《论语》和《左传》以后都还经常被人们使用。

我们现在使用的第二人称代词是“你”。使用敬称“您”的时间不久，而且只有在北京口语中用得较多，并且只限于在单数情况下使用。上古汉语的情况就很复杂了，“女、汝、乃、尔、而、戎”等都是上古使用的。“尔”是上古汉语比较常用的第二人称代词，不仅可以作主语、宾语，还可以作定语。并且“尔”还属于“雅言”系统。“女”和“汝”是通假字的关系。第二人称代词还有“而”和“乃”，可以看成一个词的不同写法。“乃”主要用在《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就不用“乃”了。只有《左传》还有少量的“乃”，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乃”也是古词语。

第三人称代词，现代汉语用“他”。因为受到西方语法的影响，现代汉语还有了表示女性的“她”和表示事物的“它”，也就是分成了阴、阳、中三种性质，但是这种分别在我们的口语中是没有的。上古时代汉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人称代词，常常使用“厥、其、之”等来代替，所以第三人称代词没有上古第一、第二人称复杂。 有一种特殊情况是上古汉语“彼”的使用情况，“彼”在上古汉语中是指示代词，和“此”相对，但是被借用成第三人称代词时，上古汉语中“彼”字翻译成现代汉语时就相当于我们使用的“他”，而且“彼”字还可以做句子的主语。

二、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特点

我们知道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与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都属于人称代词的范畴，它们的分类、功能方面有相同点，但是它们的差别也很显著，尤其是表现在它们各自的特点上。以下几个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的特点就是通过与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比较得出的。

首先，我们从数目上看，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数量比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要多。以第一人称为例，我们上面已经谈到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各自的第一人称代词。上古汉语有六个第一人称代词，而现代汉语普通话只有“我”、“我们”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第二人称代词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只使用“你”、“您”，而上古时期第二人称代词有五个之多。由于第三人称在上古时期没有正式的用字，所以这里我们不做讨论。

第二，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的感情色彩十分鲜明，而我们现在只有“您”用来表示对别人的尊敬，其余的人称代词是没有感情色彩的差别的。这种人称代词的感情色彩也可以说成是人称代词的礼貌式。比如在上古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朕”有尊敬的意思，用在君王的自称之前大多是在提到祖先时用到。还有第二人称代词“尔”、“汝”原来是称呼对方的词，但在《论语》中，孔子只有在称呼他的学生时才用“尔”、“汝”。而“彼”在借作第三人称代词时通常含有轻蔑之意。以上都说明了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一般都会带有褒贬的感情色彩，而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很少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

第三，上古汉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人称代词，一般都是借用指示代词来表示，经常使用的指示代词有“之”、“其”、“彼”、“夫”。指示代词的临时借用的作用是可以显得语气相对委婉，而且在修辞的层面上看，这种借用还带着尊敬和谦逊的意味。这也是我们现在使用的人称代词所没有的特点。

第四，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是不区别单复数的，只有特定的情况下区别。我们现在要表示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通常是在人称代词后加“们”，“们”是现代汉语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固定形尾。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改变语调来表示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但这个现象只存在个别方言中，并不能代表整个现代汉语情况。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单、复数没有特殊的情况是不加以区分的。

最后，一个特点表现在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常常会出现兼类的现象。例如第二人称代词“若”还可以做假设连词，表示“如果”的意思，也可以做副词，当“乃”、“才”讲。同样第二人称代词“而”还可以做连词。这种情况在上古汉语中很常见，但是我们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的词性就都比较单一，不会出现上古汉语人称代词这种复杂的兼类现象。

三、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与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产生较大差异的原因

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和现在我们使用的人称代词有差异是有多方面原因的。笔者认为，首先，上古时期语言的使用没有民族共同语的约束，普遍的现象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在当时用很多不同的字表示同一个词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人称代词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字来表示同一人称的指代。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上古汉语中，无论是第一人称代词还是第二人称代词，它们有很多字都是读音相近，意义相通的同源字。

其次，先秦上古时期语言的使用并不规范，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汉语发展的最初阶段，书面语的使用范围很小，只局限在统治阶级；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情况才得到了改变，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也开始接触文化，使用文字的人不再局限在上层统治阶级，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秦始皇进行了书同文改革，这种情况才进一步得到改变。而我们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定义其中就有一条，必须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标准。

第三，古代文人之间兴起了创作的仿古之风，使得上古汉语各种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一直延续在古代的创作中，这样语言使用的不规范和这种差异性的影响就更加深重了。上古时代的文学创作的基础是当时人们的口语，所以在当时“言”、“文”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汉代以后，口语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出现在文人的创作里的还是先秦时代的书面语，造成了“言”、“文”不一致的局面，加上后来的统治阶级的提倡更加加深了这种风气，使得书面语和口语一再分离，书面语完全脱离了口语的存在。

四、结语

从上古时代数目繁多、用法复杂的人称代词发展到现代汉语普通话简单明了的“我、你、他”人称代词系统，这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显而易见的是现代汉语对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的继承是必然的，是不可否认的。我们现在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选用的是上古汉语中使用最为广泛、被人们约定俗成选择下来的“我”。“我”字原来的本义是一种兵器，但在上古时代它就用来表示第一人称的意思了。在很多古注、辞书中的“我”都是作为第一人称通用语，用来解释其他人称代词。第二人称代词“你”，其实是“尔”字的俗体字。“尔、你”古代读音相近，古日、泥母准双声，之韵，同时它们也是同源分化字。现代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他”，上古汉语中多被写为“佗”，本义是指负荷。“它”字也是“蛇”字的初文，作为第三人称代词是假借的用法。上古时期，“他（它）”常借来表示泛泛的别指，相当于“别的，另外的，其他人”，可作定语、宾语、否定判断句谓语，我们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成为人称代词的一些条件。

随着电子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词语的发展将会更加缜密，更加规范化，所以人称代词的发展也将遵循这个规律，简单明了且有完整的语义是人称代词的发展方向。这样一来在方言中使用的一些人称代词就会被淘汰掉。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系统是在汉语的漫长发展中得到优化的结果，它使我们的语言方便简单又减少了歧义的产生，这套系统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依然会被人们所接受并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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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严晨

古代汉语人称代词研究论文 篇2：

汉语文学翻译中人称代词的体现与转变

内容摘要：无论是在文学创作领域还是在文字统筹工作当中，都会应用到人称代词，其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范围，人称代词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语言文学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现代汉语文学翻译中，就会涉及到人称代词，而且人称代词在现代汉语文学翻译中的应用也在持续的发生着改变，这种改变对文学表现形式以及其所体现出的价值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对于人称代词进行概述，从而对于现代汉语文学翻译中人称代词的体现与转变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文，能够为现代汉语文学翻译中人称代词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关键词：现代汉语 文学翻译 人称代词

在现代汉语文学翻译中，人称代词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可以将人称单词定义为一种重要的人际交往形式，在现代汉语文学翻译当中，能够通过人称代词来为阅读者提供阅读上的便利，帮助阅读者更好的去理解文章中的内容。因为当前世界上存在着多元文化，再加上经济全球化发展所形成的影响，使得现代汉语文学翻译出现了一定的改变，即人称代词在现代汉语文学反应所起到的作用逐渐增强。在文学行文当中，人称代词的表达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以功能语言为基础可以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称代词作为重要的交往方式，除了能够直接起到替代或者指向的作用之外，也具备了想要的照应效果，对于语篇构建能够提供帮助，并对语言的表达进行了简化。在现代汉语文学翻译当中，人称代词的功能除了上述的几点之外，也能够将作品中的理解和阅读线索更加直观的表达出来，帮助阅读者对文学作品中的内容更加清晰的感受和理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语言翻译出现了改变，在文学翻译中人称代词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对于阅读者对文学作品内容的理解产生着重要的帮助。

一.人称代词的概述

所谓人称代词是指对称呼人词语的一种替代，有着统筹的功能，在现代汉语文学中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表现方式，现代汉语文学中的代词有着指代或者替代名词的效果，同时也具备了协调和照应的效果，能够在现代汉语文学中更加直观的展现出不同的事物，所以可以将代词和其他的语言形式或者单位结合起来，形成为同指关系。现代汉语文学与传统汉语中的人称代词在表现形式上有着一定的不同，现代汉语文学中的人称代词并未被区分为宾格或者主格的形式，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现代汉语文学中对于人称代词的应用，任何格形式都与英语上对于人称代词用法较为类似，即所有个形式的用法都不同，而物主代词则有着相同的表现形式，只是应用的频率较低，导致两者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性。汉语表达当中，一般情况下，代词是通过零代词或者替代名词的方式出现，人称代词的使用并不多，现代汉语文学作品中，代词与名词有着同样的指代功能，同时也与其他语言形成了协同性的功能。某些汉语言研究者将代词定位在半虚词的范围，这就是认定了代词所具备的协同性功能。代词可以分成为人称、疑问以及指示这三种形式，人称代词是其中的主要分支，是指在称呼人时所应用来替代的词语，有着十分明确的替代效果和指向性，而这种指向性又可以分成为远指和近指，可以被应用在具有针对性的差异语境当中。人称代词的应用过程中可以被分成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总的来说在现代汉语文学翻译当中，代词的作用包括了协同、统筹、照应和指别性等，在文学表达的过程中能够将多种事物进行丰富的表达，从而提升语言表达的效果。另外，在现代汉语表述所创立的规则当中，指代过程中并不常用显性人称代词，而更多的是采用零代词的方式，同时也包括了名词复现的应用。

二.现代汉语文学翻译中人称代词的体现与转变

1.现代汉语文学翻译中人称代词的体现

在现代汉语文学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具备一些资料上的来源，例如对于语料库的应用，其中的很多材料都是由计算机网络所组合而成的，这些语言信息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所应用到的，在对语料库进行研究时，能够发现在小说类文学中，无论是英语作品还是汉语作品都十分频繁的采用人称代词，而这种应用的频率要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小说中常常会有人物之间的对话，从而增加了人称代词的应用，在对语料库进行研究时，能够看到在现代汉语文学翻译中对于人称代词的具体体现。首先是在英汉文学作品中对于人称代词的应用，在汉语或者英语的语言体系当中，所呈现出的底蕴或者文化都有着很大差异，作为文化的最为直接的一种表现方式，语言在多个背景中的应用也会受到这种文化差异的影响，从整体上来看，与现代汉语文学作品相比，英语文学中对于人称代词的应用更加广泛，根据调查分析可知，英语文学作品中相比于现代汉语文学作品中对于人称代词的应用频率要更高，甚至高出好多倍。例如it在英语文学中十分的常见，但因为文化差异，在现代汉语文学中并不常用这一人称代词，所以应用的频率相对更低，这是由于在英语文学中it能够作为代词进行使用，同时也具备了虚义词和强调词的功能，这时与现代汉语习惯存在不同的内容。但在现代汉语文学翻译过程中，我和他的应用频率更高，因为在英语文学中所包含的第一人称代词要高于汉语文学，这也同样与文化差异有着重要的关联。其次在汉语原创作品和现代汉语文学翻译中对于人称代词应用的不同，相比于现代汉语文学翻译而言，汉语原创作品有着很大的区别，因为现代汉语文学翻译作品需要以外国文学为基础，所以需要对于外国的多元文化给予足够的尊重，并要将其融合到汉语语境当中，从而对其中的情感表达方式进行探索，在文学创作和汉语文学翻译中人称代词的应用存在差异，因为汉语语法的限制和表达习惯，对于it的应用频率较低，且没有其在英语文学中的多种功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无论是在原创作品中，还是在文学翻译中，对于人称代词的应用分布都有规律可循，两者之间的不同在于对第一和第三人称的应用频率以及语境。在文学翻译中主要看重的是人称代词的指代和照应效果，而原创作品则更加关注原词的复现和所具备的展现效果。

2.现代汉语文学翻译中人称代词的转变

首先是在运用意识上的转变，传统文学翻译中，人称代词的应用主要是在单一语言字码的转变上，这种应用主要由外文的表述来决定，非常注重遵循完整性，要完全保留外文原文的情感和其本身的含义。而在现代汉语文学翻译中，人称代词的应用之间出现了转变，主要表现在当前对于人称代词的应用要比以往更加的灵活，在确保其完整性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整体的表述过程更加的简明，在以真实为前提的情况下更加注重汉语体系的整体规范程度。对于这样的改变，翻译人员在实际的汉语文学翻译过程中，要对人称代词在不同语言体系中的应用非常的熟练，不管是在插入人称代词时，还是在省略等情况下，都要确保应用的合理性，在保证内容翻译完整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应用人称代词来提升文学翻译作品的可读性，从而让其适合更多的读者，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原文的含义，促进意义的有效传达。实际上这个过程对于翻译工作者有着很高的业务要求，需要他们具备多元化的语用意识，能够对人称代词进行熟练的应用，从而达到最终的文学作品翻译目的，只有能够具备这样的意识转变，才能够更加合理的应用人称代词，将作者的态度和情感更加合理的翻译出来，引导阅读者对作品意义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其次是运用时代的转变，相比于英语作品，汉语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以及语言结构都有所不同，那么从语言表述的角度上来看，可能会在内容的传达或者衔接过程中有着共同点，但语言结构衔接部分有着一定的差异。在语言应用过程中，翻译作品同样存在着时代的转变，传统的文学作品翻译更加看重完整性，但现代汉语文学翻译更加看重的是这种差异所形成的阅读效果。例如第三人称代词，白话文时期的他属于统称，包括了男性女性以及其他事物，随着代表女性的第三人称代词出现，逐渐演变成了常用的她，现代汉语文学翻译中，第三人称代词具备朦胧表达的功能，如果不能对其性别进行判断，那么则会用他，如果是复数时则会使用他们，因为第三人称代词存在着同音的问题，所以在文学翻译中也会发生混淆情况，如果处于多人物的场景则会存在翻译上的困难。最后是复现频率的转变，所谓复现频率，是指现代文学翻译作品中人称代词的出现频率，复现频率提升说明人称代词与复现的人称代词出现了差异，例如第三人称，现代汉语文学翻译作品中第三人称的最为主要的形式，但在翻译作品中其复现频率较低，与原创汉语文学之间存在差别，主要是因为语言应用的习惯，同时也是为了符合我国的阅读习惯而进行了转变。漢语中的人称代词较多的出现回指的情况，从而提升文学阅读价值，通过对这一转变的了解，能够更加清晰的去了解多种语言翻译中所形成的表达改变。

在现代汉语文学翻译中，人称代词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人称代词在文学翻译作品的语篇运用中也不断发生着转变，这实质上是语言的必经发展过程，这需要引起翻译人员的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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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兆宪.五四时期白话文翻译活动在现代汉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D].山东：曲阜师范大学，2012.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卫生学校）

作者：肖晓

古代汉语人称代词研究论文 篇3：

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历时统计分析

一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上古汉语的第一人称代词有“我”“吾”“印”“予”“余”“台”“朕”等。这些人称代词不仅数目繁多而且关系复杂，很多学者对此问题有所研究。但是，以往多以断代研究为主，将口语和书面语混杂在一起，很难看清汉语发展过程中第一人称代词的真实演变情况。将系统的理念用于汉语史研究，从书面语和口语两个角度出发对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作历时的统计分析将有助于揭示汉语人称代词的演变规律，深化汉语史的研究。

1.2　研究方法和步骤

本文的研究基于语言的系统性。一种语言有了文字之后就会有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二者是两个不同的语言系统，在各自发展过程中既互相制约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书面语不及时向共同语靠拢就会与现实的口语脱节，变成所谓的“文言文”。共同语是在方言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是不同方言区的人互相交际的工具，是现实的、活的语言，更是书面语不断汲取养料保持活力的源泉。本文的口语指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共同语。书面语统计语料主要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正式文体文献；口语统计语料主要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非正式文体文献。我们采用语料库检索技术，对北京大学语料库、古典选编语料库、中华经典文库、经史子集语料库、台湾历史语言所语料库、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编撰的CBETA电子佛典等语料库中的古代汉语文献、少量现代汉语文献及部分佛教经典文献中的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次数进行统计，并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并制图。我们也对一些文本文献进行了统计。由于语料库的建设模式不同，语料统计的单位有所不同，统计数据因此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不会改变某个统计对象的整体演变趋势。考虑到可比度问题，我们分别计算了具体数据在各自文献第一人称代词总使用量中所占的百分比，我们称为使用率。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统计单位不同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　汉语正式文体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统计分析

2.1　上古汉语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的统计分析

《尚书》、《周易》和《诗经》是展现上古时期语言和历史风貌的经典文献。由于《尚书》涉及真伪古文的问题，我们选取争议较小的今文《尚书》作为统计对象。《周易》分为《经》和《传》两部分。我们主要对成书于西周末年的《经》部分进行统计分析。《诗经》对上古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我们对它进行全文统计。统计结果见表1：

表1统计数据显示：上古时期汉语书面语第一人称代词“我”的总使用率最高，其次是“余(予)”。为了进一步确定远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我们对《尚书》中最早的两部书《虞夏书》和《商书》中第一人称代词的出现次数进行了统计：《虞夏书》中“我”5次，“予”21次，“朕”10次。《商书》中“我”34次，“予”36次，“朕”12次。根据张玉金的研究，殷墟甲骨文“我”共出现611次，“余”为170次，“朕”为30次。对照上表中的统计数据，我们至少可以认为：从远古至春秋时代上古汉语书面语中第一人称主体代词经历了由“我”“余(予)”并用，到“我”在第一人称集合中占有绝对主体地位的变化过程。

今文《尚书》中的《商书·微子》里第一次出现了第一人称代词“吾”，在汉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到了春秋时代，“吾”出现的频率不但增多了，而且使用的地域也广泛了。“吾”在春秋时代已经进入了共同语，因而可以在西部以外地域的文献中见到它。

2.2　战国时期文献第一人称代词的统计分析

战国时期是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各诸侯国逐鹿中原，客观上加速了语言的分化与融合。诸子百家的著述是当时主要的书面语文献。《逸周书》在性质上与《尚书》类似，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汇编。今人多认为其成书于战国初期，语言反映战国初期汉语书面语的特点，因此它在我们的历时比较中起到上承春秋下启战国的作用。我们将《吕氏春秋》看作战国时期诸子文献中的最后一部，主要是因为秦朝在历史上存在时间很短，作者吕不韦及其门客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战国时代，语言应体现战国末期汉语书面语的特点。结果如表2(见右)所示。

表2的数据显示，战国时期汉语书面语第一人称代词集合中“吾”的总使用率最高，“我”的使用优势较春秋时期略有下降。二者构成了这一时期书面语中第一人称代词的主体。《逸周书》的数据显示，战国初期“吾”的使用率并不算高。在后来的文献中“吾”的使用率迅速上升，成为当时书面语系统中总体使用率最高的第一人称代词。“余(予)”和“朕”的使用率急剧萎缩，在第一人称代词集合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吕氏春秋》中“余 (予)”的使用率只剩下4.1％，其作为人称代词的功能在汉以后的书面语文献中就更少见了。“朕”在文献中的少量用例大部分是引用古文。秦始皇宣布“朕”为皇帝专称，“朕”的指称固定化，与其他第一人称代词不再具有动态的联系，基本退出了汉语第一人称代词集合。这样，战国以后，书面语系统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就基本只剩下“吾”和“我”了。统治汉语书面语两千多年的文言文系统在战国时期正式形成。

2.3　西汉至民国时期史籍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的统计分析

史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各朝代都重视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整理，其语言力求严谨，是书面语的典型代表。各代史籍中涉及的第一人称代词主要有“我”“吾”“朕”三个。由于“朕”只用于皇帝的自称，“余(予)”多用于引用古代文献，二者不具有统计意义。统计结果见下页表3。

表3的统计数据表明：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我”和“吾”是汉语书面语系统中第一人称代词的主体，二者长期分担第一人称代词的各种功能，是对战国时期“雅言”体系的继承。“我”和“吾”在清朝以前史籍文献中使用率不相上下，处于一种近乎平衡的状态。自《清史稿》起，“我”“吾”的使用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的使用率大幅度增加。表明当时另一书面语体系白话文已经对文言文产生重大影响。清朝灭亡后，我国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运动，废除与现实语言严重脱节的文言文，“吾”也随之退出了汉语第一人称代词集合，成为一个文言词。《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仅存的三个带有第一人称“吾”的段落，其中两段是引用古文，一段是引用标语，没有活语言的记载。相比之下“我”的语言地位自汉以后逐步提高，重新成为汉语书面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主体形式。

2.4　汉语正式文体文献中第一人称主体代词的演变过程

从远古时期至二十世纪初，汉语书面语中第一人称主体代词的演变过程如图1所示：现存文献表明“我”在远古时期的汉语书面语中曾与“余(予)”、“朕”并存，与“余(予)”共同承担第一人称代词的主要功能。大约在商朝的时候“我”的主体地位日益明显，到春秋时期，“我”逐渐兼并了其他第一人称代词的功能成为

第一人称主体代词。商朝末年，第一人称代词“吾”首次进入汉语书面语系统。战国时期“吾”在书面语中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兼容了第一人称代词“余(予)”“朕”和部分“我”的语义、语法功能，使用率甚至超过原有的主体代词“我”。“我”“吾”并用的状况持续了两千多年。直到清朝灭亡，“我”才重新成为第一人称代词的主体。

“吾”的兴起、繁荣与没落见证了中国文言文的发展历程。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经典文献对古代书面语的传承起了决定性作用。

三　汉语非正式文体文献中“我”和“吾”的统计分析

3.1　历代文学作品中“我”和“吾”的统计分析

为了更全面、更深入地说明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历时演变规律，我们对不同时代口语体的大众文学作品进行统计分析。这些非正式文体的受众是社会的主体，语言应该比较贴近当时的社会共同语。

我们在语料库中按时间顺序选取了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在内的十二部文学作品作为统计对象。以作品的完成年代为依据纵向考查不同时期口语体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我”与“吾”在汉语共同语中的使用情况。由于《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因此也是汉语口语研究的最早语料。我们先根据“我”和“吾”在不同文献中的出现频率计算出它们的使用率，然后以作品为横坐标，以使用率为纵坐标做出“我”“吾”的演变折线图，以直观地表现春秋时代以来汉语共同语中第一人称主体代词的变化情况。统计分析结果见图2：(具体数据见附录)

图2中，“我”与“吾”在历代汉语口语体文献中的使用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我”的使用率一直较高，而“吾”的使用率也稳定地保持较低水平。二者似乎是两条平行线，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未能相交。这说明“吾”在历代汉语共同语第一人称代词系统中始终没有取得主体地位。图中“我”“吾”的使用率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波动状态。秦汉至唐朝、明朝至清朝中前期，“我”与“吾”的使用率差异较小；春秋时期、宋元时期、清朝中后期二者的使用率差异很大。这种波动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应该存在密切的联系。以《四世同堂》为代表的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第一人称代词主体已经只剩下“我”了。小说中仅有的几例“吾”是为了表现特定人物的身份特征，不具有现实意义。

由于我们统计的语料大多是文人的作品，文人的社会方言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会有所体现，有些文学作品的仿古痕迹十分明显。已经基本退出汉语书面语和共同语系统的第一人称代词“余”在唐代部分文学作品中有较高的使用率，例如《游仙窟》中第一人称代词“余”“我”和“吾”的使用率分别为96.6％、3.4％和0％。《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日本僧人圆仁所著，书中第一人称代词使用率分别为：“余”，38％；“我”，41.3％；“吾”，20.7％。吴福祥认为中唐至五代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有文言或仿古因素，事实上这种现象在其他朝代的文学作品中也不乏见。因此，“我～‘吾”在口语中的实际使用率与我们的统计结果也应该存在误差。

3.2　佛教典籍中“我”和“吾”的统计分析

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发展，唐朝臻于极盛。佛经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向大众传播佛教教义，因此“人们用比较接近口语的文字去翻译从西域来的古印度典籍”。佛教典籍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比文学作品更接近汉语共同语的实际面貌。我们对四部著名佛典进行了语料库检索，统计结果如表4(见右)所示。

表4中第一人称代词“我”与“吾”的使用率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状态：“我”一直处于96％以上的高使用率状态，而“吾”的使用率极低，在唐朝玄奘法师主持翻译的、长达600卷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吾”的使用率达到最低，只占第一人称使用率的0.4％。

俞敏从梵汉对音的角度证明后汉三国时期“歌”“鱼”两部已经混用。“歌”“鱼”混用促进了二者在口语中的合流。张春秀在穷尽性地研究东汉汉译佛经的第一人称代词后，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汉汉译佛经中的第一人称代词主要以‘我’为主，其他的要么是以前的残存，要么是作为仿古性质存在，或者是新兴起的表示复数形式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当时实际语言中通行的第一人称代词只有‘我’一个。”嘲

战国时期的非正式文体文献资料较少，现有的统计还不能完全表现战国时期汉语共同语的实际情况。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秦以前的书面语与共同语之间差别较小。战国时期的书面语系统应该有其共同语基础，也就是说，战国时期汉语共同语中“吾”的使用率应该高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但从总体趋势来说，“我”在春秋以来的历代汉语共同语中确实享有较大的使用优势，几乎一直是第一人称代词的主体，而“吾”虽然曾在书面语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但它在汉语共同语中的主体地位不明显，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只是一个方言词。

四　结论

语言的历时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发展历程是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演变的缩影。汉语口语(共同语)和书面语系统存在不同的第一人称代词体系。汉语口语(共同语)第一人称主体代词自春秋以来几乎一直是“我”，“我”在汉语北方方言中的广泛分布决定了它在共同语中地位。书面语由于具有保守性特点，词汇更替过程较长，因而在语言中常留有已经过时不用的共同语或方言词语，新旧词语共处于一个系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词语逐渐退出书面语系统，新共同语中的词语成为书面语词汇的主体。这个过程周而复始，不断更新书面语系统。口语的变化不易捕捉，书面语的保守性会将语言的变化过程拉长，为语言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

我们在进行语料统计的过程中发现来源于南方的语料与来源于北方的语料在第一人称代词的演变方面存在差异：《楚辞》屈原诗歌的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情况如下：“余”，83次；“吾”，63次；“予”，9次；“我”，8次；“朕”，5次。《楚辞》与战国时期北方文献相比，第一人称代词的用词倾向不同。同时代翻译的佛经，南北也存在不同的第一人称用词倾向性。三国时期，西域高僧康僧会在吴国主持翻译的《六度集经》中“吾”出现达753次，而“我”只有90次，与同时代在北方翻译的佛典中“我”和“吾”的用词比例正相反。现代吴方言苏州话中仍保留的第一人称代词“吾”在北方方言中已经很难找到踪迹了。这种第一人称代词用词的差异与我们提到的刻意仿古不同。我们认为这种现象符合语言的历史演变规律：历史上的汉语共同语和书面语几乎一直建立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南部方言区距离共同语的语源地较远，不能及时感受到共同语的变化，因而更容易保留一些语言的古老形式。

作者：朱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