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分析论文

摘要：在反垄断法上，“相关市场”的界定往往是展开竞争分析的出发点和前提。为了使其界定的结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各国的执法机构在实践中纷纷引入经济分析的方法，并且总结出了许多界定的规则。文章结合相关案例和经济学理论进行讨论，可以为我国反垄断法中关于相关市场的立法和执法提供借鉴。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分析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分析论文 篇1：

论体育仲裁受案范围

摘要：通过法理学的分析，对体育仲裁受案范围进行理论性的探讨，并明确界定体育仲裁受案范围，指出体育仲裁受案范围是指由法律规定的应当由体育仲裁机构受理的、具有可仲裁性的体育争议的范围。体育仲裁受案范围应当包括体育争议的特定性、体育争议的可仲裁性和体育仲裁的依据性等3个确定标准。应当在体育争议类型化的基础上，合理界分体育仲裁与法院以及其他解纠机制管辖体育争议的界域，正确处理体育仲裁解纠能力的有限性与体育争议类型多样性的紧张关系，为体育纠纷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体育仲裁;受案范围;体育争议

当下，体育运动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这一客观事实和体育运动的商业化、规模化和职业化程度的日益增强促使体育运动领域内外产生了颇多法律问题，与体育运动有关的各种争议和矛盾日渐突出。就国际体育领域而言，以非诉讼的方法解决体育争议得到越来越多的体育争议当事人的认可，其中体育仲裁作为一种最主要的非诉讼的争议解决方法在国际体育运动领域已得到广泛的应用。“仲裁作为一种替代性解纠方式，至少有2点好处，首先，仲裁费用相对要便宜很多……其次仲裁通常比诉讼方式更快捷地解决纠纷”。

体育仲裁是解决体育争议最为有效的非诉机制之一，但囿于法律冲突等诸多方面的缘由，我国的体育仲裁时至今日亦未建立。面对日益增多的体育争议与先前体育争议解纠机制不完善的客观现实，如何突破现行立法冲突构建起我国的体育仲裁制度，公正、及时、合法地解决这些颇具专业性和特殊性的体育争议已成为体育界和法学界的共同课题。而建构体育仲裁的前置性问题之一就是确定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亦即从理论层面界定哪些体育争议或体育纠纷可以成为体育仲裁事项。笔者试图从法理角度，以规范分析为研究方法，从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概念界定为切入点，分析我国在立法建构体育仲裁制度时的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确立方式和确立标准，进而从体育争议的类型化和体育受案范围的确立原则2个维度分析体育仲裁的肯定性范围和排除性范围，以期厘清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理论困境，为体育仲裁制度的构建提供学理上的支撑。1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概念辨析

体育仲裁是以解决体育争议为目标的解纠机制之一，在一国的体育争议解纠体系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向体育协会所属的国内或国际体育联合会请求解决争端;2)向适当的有管辖权的国内法院起诉;3)适用体育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就性质而言，第1种和第3种方式属于私力救济的方式，第2种属于公力救济方式。在国外的体育争议解决实践中，囿于体育运动的特殊性及其规则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等特点，基于体育运动所产生的体育争议一般均以第3种方式亦即将争议提交给体育仲裁机构裁决。对于司法权力介入体育争议的解决，各国司法机关一般持审慎态度，或从立法层面或从司法实践层面要求体育争议的当事人到其体育主管机关的裁决机构申请裁决其争议，以用尽内部救济方法，除非它将导致毫无理由地拖延或是不公平的或是在特定情况下是毫无意义的方能采取诉讼的方式。可见，体育争议请求公力救济应当是在体育自治范围无法解决的前提下方能启动，其诉权是受到一定限制的。而当下的问题是哪些体育争议应当纳入到体育仲裁的范围，体育仲裁机构有关体育争议的管辖范围的广度和程度应如何界分。笔者以为，解决此问题的前提是从理论上厘清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概念及其性质。

所谓体育仲裁是指体育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根据争议发生前或争议发生后所达成的仲裁协议，自愿将争议事项提交给特定的体育仲裁机构，由体育仲裁机构组成仲裁庭，依据法律和事实进行审理后作出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拘束力的终局裁决的一项法律制度。而“所谓仲裁范围，是指仲裁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可以解决哪些纠纷，不能解决哪些纠纷。也有学者将仲裁范围称为仲裁对象、仲裁适用范围等，这些不同的提法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谈同一个问题，并无实质差异”。关于体育仲裁受案范围概念，学界有2种比较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是指体育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的范围”。此种观点主要是以体育仲裁机构为主体来界定其受案和管辖范围的。第2种观点认为“体育仲裁适用范围是指在我国立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根据竞技体育的特性而确定的具有可仲裁性的争议范围”。此种观点着眼于立法规定和体育仲裁的客体即体育争议的角度，将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界定为法律所规定有关竞技体育的争议事项。从我国的实在法层面分析，《体育法》第33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体育仲裁的范围应当是以竞技体育纠纷或体育争议为具体内容，而其受案范围的具体内容应当由法律进行形式上的确认。

鉴于此，笔者以为，体育仲裁受案范围是指由法律规定的应当由体育仲裁机构受理的具有可仲裁性的体育争议的范围。从这一界定来看，体育仲裁受案范围应当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受案范围的法定性，亦即体育仲裁的范围应当由法律规定，当然此处的“法律”应做广义理解，亦即包括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亦包括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法律未规定的体育争议事项或法律排除的事项不应纳人到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其二，受案范围的特定性，即体育仲裁应当以体育争议为仲裁对象，非体育争议不能成为体育仲裁的对象;其三，仲裁对象的可仲裁性，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确定应当是以其仲裁对象具有可仲裁性为标准的，某一争议事项是否提交仲裁，关键的问题是该争议事项是否具有可仲裁性，并具有可仲裁性的争议事项是不能提交仲裁的。然而，囿于体育争议亦是一宽泛而模糊的概念，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未有统一的认识，而可仲裁性的标准亦具不确定性，关于哪些体育争议可以纳入到体育仲裁，并且如何界定体育争议的可仲裁性则是从理论上厘清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关键。

2、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确立标准

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宽窄不是立法者的一种偶然选择，而是依据体育仲裁的特点和其欲解决的体育争议的性质进行的理性选择。囿于体育争议范围的宽泛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如何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是明晰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关键。而所谓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确立标准是指体育仲裁受理仲裁案件的标准和条件。从法律层面分析，应当从以下3个维度界定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确立标准。

2.1　体育争议的特定性

所谓体育争议的特定性，是指体育仲裁的仲裁案件应当是在竞技活动中发生争议。体育仲裁是以公正、公平、高效、及时解决体育争议为价值目标的解纠机制，其应当以体育争议的解决为价值指向。而体育争议范围的宽泛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体育仲裁不可能将所有的体育争议都纳入到其受案范围。一方面，从比较法的层面看，1994年《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与体育仲裁院章程及规则》在其第2部分程序规则的第2章一般规定

的规则适用中R27规定：“如当事人约定将有关体育之争议提交CAS解决，本程序规则适用。此类争议产生于包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或作为事后仲裁协议(普通仲裁程序)的标的，或涉及到针对纪律委员会或者某联合会、协会或体育组织的类似机构作出的决定，但前提是上述体育组织的章程或条例须规定或有特别协议约定向CAS提起上诉(上诉仲裁程序)。此类争议可能涉及到有关体育的原则问题或经济性问题或在体育的实践或发展中起到作用的利害关系，以及一般而言任何一种有关体育的活动。”从此规定看，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受案范围包括任何直接或间接与体育有关的争议，但是“CAS无权去解释涉及诸如某项运动的特殊规则以及比赛计划之类的纯粹的技术规范问题的争议，亦即CAS对体育运动官员就比赛所做的裁判的结果不具有管辖权，不得干涉体育官员就比赛所作的裁决”。可见，CAS的受案范围仅限于竞技体育运动中的非技术性体育争议。另一方面，从国内法层面看，我国《体育法》第33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从法律解释的层面分析，立法者的立法目的是体育仲裁的对象应当是竞技体育运动中的体育争议，除此之外的其他体育争议均不能纳入到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故此，体育仲裁所欲解决的体育争议是具有特定性的，应当将体育争议的特定性作为体育仲裁制度建构过程中的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确立标准之一。

2.2　体育争议的可仲裁性

就仲裁法理论而言，“可仲裁性问题就是何种争议可以通过仲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可仲裁的事项或争议的范围即仲裁范围问题”。而究其实质，“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的概念，实质上是对仲裁范围施加的一种公共政策限制。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出于本国公共政策的考虑决定哪些问题可以通过仲裁解决，哪些问题不可以通过仲裁解决。各国法律对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的规定有所不同”。具体到体育仲裁的仲裁标的或仲裁事项，即体育争议是否具有可仲裁性，亦是一种立法选择。而究其内涵可界定为，体育争议的可仲裁性是指体育争议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按其性质而言能以仲裁方式加以解决。

而之所以应当将体育争议的可仲裁性作为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标准或条件之一，是基于体育争议的可仲裁性决定了体育仲裁结果的法律效力是否能实现的问题。“第一，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决定了有关仲裁协议的效力;第二，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决定了仲裁裁决是否能够得到有关国家法院的承认及执行，换言之，如果争议事项不具有可仲裁性，则仲裁机构所作出的仲裁裁决将无法获得外国法院的承认及执行，该仲裁裁决就没有实际的法律效力”。从广义上讲，体育争议包括与体育比赛有关的技术性或惩戒性争议以及与体育活动有关的纯商业性争议，在这些争议当中哪些争议具有可仲裁性应当立法予以确定，一般而言有关纯技术性的体育争议不能纳入到仲裁范围，体育运动中的刑事案件也不具有可仲裁性，它应由法院管辖，不允许当事人协商并通过仲裁程序解决。而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具体化范围，后文将有具体论述。体育仲裁协议是体育争议的双方当事人自愿将其争议提交体育仲裁的依据，其约定事项是否是体育仲裁有权仲裁的对象，必须以可仲裁性作为审核标准，否则，体育仲裁的管辖将超越法定范围，其仲裁结果亦无法得到当事人以及法院的承认和执行。

2.3　体育仲裁的依据性

所谓体育仲裁的依据性是指体育仲裁机构受理体育争议时应当以争议双方具有仲裁协议的存在或者仲裁事项依法属于强制性仲裁事项为依据。体育仲裁作为解决体育争议的机制，它的启动必须具有特定的依据。从比较法的层面看，体育仲裁具有2种依据：1)当事人在与体育运动有关的合同中订立的将未来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仲裁的仲裁条款;2)通过援引有关体育协会或者国家法律的规定来推定当事人之间有仲裁条款。前一种依据为当事人之间自愿签订的仲裁协议，后一种为强制性的仲裁事项。“一项仲裁条款可能被写入某一体育联合会的规则中，要求有异议的联合会的成员必须按照该规则所建立的程序，通过仲裁方式来解决它与联合会之间的纠纷，并且不能提请法院诉讼”。当事人对此无自愿选择性，如《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也规定：“CAS对奥林匹克运动会所引起的或与其有关的一切争议具有专有管辖权。”许多国家的体育联合会或协会在其自治条例或章程中均规定体育争议由CAS或国内的体育仲裁机构管辖。在此种情形下，当事人无法自愿选择，加入体育组织后或选择参加奥运会就表示其接受了强制性的体育仲裁。

从学理上而言，立法者在确定体育仲裁受案范围时应当依据体育争议的特点，将不具有仲裁协议和强制性仲裁事项为依据的事项排除在体育仲裁的范围之外。将依据性作为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标准和条件是仲裁本身性质的要求，体育仲裁是法律设置一项针对体育争议的救济机制，其解决纠纷的功能也是有限的;故此，体育仲裁的对象或客体应当是法律予以确认的范围之内的，必须具有特定的依据，不符合此确立条件的体育争议不能纳入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

3、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类型化

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的明晰化是合理界分体育组织、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法院和体育仲裁机构之间管辖体育争议权限的前提。笔者试图以上述体育争议的特定性、体育争议的可仲裁性以及体育仲裁的依据性3大确立标准为依据，从体育争议的类型化的角度出发确立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基本原则，并廓清体育仲裁的具体受案范围——肯定性范围和否定性范围2个层面。

3.1　体育争议的类型化：廓清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前提

体育争议类型化的前提是按照一定标准将体育争议进行划分，而这是确定体育仲裁范围的前题。就体育争议的类型划分，有的学者认为：“根据其性质，体育争议分为2类：一类是与体育有关的商事争议……另一类是与体育有关的纪律性或者技术性争议，或者说涉及体育组织的决定的争议。”还有学者将其分为4类：“第1类是涉及体育活动的纯粹商业性争议，第2类是体育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争议，第3类是体育组织之间以及体育组织上下级机构之间就权力问题、处罚问题等产生的争议，第4类争议是体育主管部门对其运动员因违纪而采取的惩戒措施而产生的，如运动员因服用兴奋剂而被体育组织禁赛等”。这是较为典型的类型化方法，前一种是从体育争议的性质入手，后一种着眼于体育争议的具体内容。而笔者以为，应当从体育争议的性质和内容的双重维度将其类型化为下列4种：一是商事性体育争议，是指与商业活动有关的体育争议，主要包括体育赛事广告、体育经纪或保险、赞助合同、赛事转播权及场地租用等;二是管理性体育争议，是指体育行政部门依法对体育活动进行管理所引发的争议以及体育社团依授权在体育活动中对其成员进行管理而产生的争议;三是竞技性体育争议是指在体育比赛过程中所产生的争议，主要包括因运动员、运动队、裁判、教练员的注册、流动、转会、竞赛等资格问题以及

体育技术性争议;四是惩戒性体育争议是指体育组织对体育竞技过程中违反体育规则、章程、纪律等行为采取的惩戒措施而产生的争议。例如兴奋剂问题、运动员违反行为规则和纪律规定遭受处罚等。

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本质在于从法律上涵摄应当由其管辖体育争议，而囿于体育争议的多样性和宽泛性，可以说从理论上对体育争议进行类型化，是明晰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前提，并以体育争议类型化的维度为进路，可以从性质和内容上区分不同的体育争议的差异性，并从法律制度层面配置不同的救济措施和解纠机制。

3.2　确立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基本原则

“体育仲裁是私力救济方式，而不是依国家公权力而进行的公力救济。只有当这种私力救济方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才被国家立法予以确认，从而上升为一种法律制度。”如前所述，囿于体育争议的多样性和类型化以及体育仲裁作为一项私力解纠机制的本质，其解纠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对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确立一定的基本原则。笔者以为，在体育仲裁法治化的过程中应从下述特定的基本原则确立其受案范围。

一方面，合理界分体育仲裁与法院管辖体育争议的界域。就性质而言，体育仲裁权是具有民间自治属性的，而“仲裁权是以社会公信力为后盾的一种契约授权，直接表现为民间性与自治性，仲裁权的此种性质表现属仲裁制度的性质——私法自治性”;因此，在立法建构体育仲裁时，体育仲裁的基本性质应定位在民间性，应纳入到我国统一的仲裁制度体系。而将法院管辖体育争议与体育仲裁合理界分开，哪些体育争议应当纳人到“私力救济”的体育仲裁，哪些体育争议应当纳入到“公力救济”法院审查的疆域，这样方能彰显体育仲裁的本质。另一方面，正确处理体育仲裁解决体育争议的能力的有限性与体育争议类型多样性的现实。伴随体育运动的商业化、全球化、业余职业的统一化的发展，其引致的体育争议也日益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而体育仲裁仅仅是解决争议的机制之一，且其处理体育争议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应当根据体育仲裁本身的性质和体育争议的多样化的事实，合理划定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

当然，体育仲裁在多样化的解纠机制中的地位、体育仲裁的公正性和独立性、体育仲裁的人财物的配置状况及体育仲裁制度的完善性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体育仲裁的解纠能力;因此，在制度设计时应当从我国体育争议的客观现状和国外成熟的体育仲裁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出发确立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

3.3　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类型化：肯定性范围与否定性范围

3.3.1　体育仲裁的肯定性范围

以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3大确立标准和体育争议类型化为视角，所谓体育仲裁的肯定性范围可以或者应当成为体育仲裁的仲裁对象的体育争议的范围。笔者以为应当包括几个层面。

其一，竞技性体育争议。从实在法的规定看，我国《体育法》第33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透析此法律规范中立法者的立法目的，体育仲裁的法定受案范围应当局限于竞技体育运动过程中发生的体育纠纷，然而，并非所有竞技体育纠纷都能纳入到其仲裁范围。在1996年由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局和原国家体委共同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释义》作出解释：“关于体育仲裁的范围。本条规定的体育纠纷是指因禁用药物、运动员流动、参赛资格等体育专业纠纷;再次，本条中所指体育纠纷不包括赛场上的具体技术争议和其他一般性纠纷，该类纠纷由临场裁判及临时设立的仲裁委员会负责管理。”因此，对于有关运动员、运动队、教练员的资格、裁判等级的注册资格等应当成为体育仲裁的对象，而就法律解释层面而言，体育仲裁所仲裁的对象应当是竞技体育中的非技术争议，而应排除赛事过程中引发的具体的纯技术性的体育争议。

其二，商事性体育争议。包括俱乐部与运动员、教练员之间的雇佣合同、体育赛事广告、体育经纪或保险、赞助合同、赛事转播权及场地租用等。此外，随着体育运动商业化的职业化程度加强，体育活动中的著作权、技术秘密权、姓名权等知识产权争议也日渐增加，因其含有经济利益，这类财产争议也可以纳入体育仲裁的范围。当然，争议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签订仲裁协议将争议提交体育仲裁机构，但由于此类型的体育争议属于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因此，也可通过诉讼、调解等其他方式解决。

其三，惩戒性体育争议。包括体育组织对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等药物、违反体育规则和纪律规定的处罚引发的争议。《体育法》第49条和第50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在体育运动中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此种处罚一般有体育协会或体育社团依据体育章程和体育规则作出，被惩戒对象不服其处罚是在穷尽内部救济机制后可以诉诸体育仲裁。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饱受诟病的“因单项性体育协会对体育俱乐部或运动员的纪律处罚而引发的惩戒性争议”，由于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和行政法制度的原因，此类型争议在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一直存在是否是“行政争议”的争论。笔者以为，根据行政法理论和现行《体育法》第49条的法律授权，我国单项性体育协会的确满足行政主体要素，此类争议也属于行政争议。然而，根据国际体育仲裁的理论与实践，因纪律处罚引发体育争议本质上是竞技体育运动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类型之一，在竞技性体育运动中因体育行业协会对其成员进行依据章程和纪律规则进行处罚而产生的体育争议也理应成为体育仲裁的标的。当前在国际上所有的奥林匹克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在其章程里规定将从事本项目的体育运动所产生的一切争议交由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即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此外，不将因纪律处罚引发的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的管辖范围还有2大缘由：一方面，通过行政诉讼方式解决体育争议不符合国际体育运动发展中“政治不得干预体育”的体育精神;另一方面，体育运动具有即时性、专业性和技术性等特点，而行政诉讼本身具有较长的诉讼期限、且现行司法系统中的法官本身并不具备体育专业领域的相关知识，难以为体育争议的解决提供及时、有效法律救济。

其四，奥运赛场的体育争议。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奥运会期间设立奥运会特别仲裁分院(Ad Hoc Division，简称AHD)，在奥运会上发生的或与奥运会有关的任何争议都应当提请AHD根据仲裁规则行使专属管辖权。对于“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体育协会、体育官员、教练员、有关比赛以及有关的赞助合同的争议来说，奥运会体育仲裁机构具有最终的和有约束力的管辖权”，此外，《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也规定：“在奥运会上发生的或与奥运会有关的任何争议，都应当按照《体育仲裁规则》，由CAS进行排他性管辖。”由于只有在奥运会期间才可能发生此种争议，所以此种类型的体育争议具有特殊性，奥运会期间设立的体育仲裁机构也是国际体育仲裁的一部

分，因而，此类争议也应纳入到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

3.3.2　体育仲裁的否定性范围

所谓体育仲裁的否定性范围，是指依法不应当成为体育仲裁对象的体育争议的范围。如前所述，体育仲裁应当排除的体育争议应当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管理性体育争议。就体育行业管理来看，它应当既包括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对体育行业的行政性管理，也包括体育行业协会对自身的管理。依此，因体育行业管理所引发的体育争议也应分为2种：一是因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体育活动进行管理引发的管理性争议，如因体育行政部门执行体育法规政策和颁发体育经营活动行政许可引发的争议;二是因体育行业协会自身管理所引发的管理性争议。而后者，亦即因体育行业协会自身管理所引发的管理性体育争议也应分为2种类型：一是体育行业协会依据自治章程、内部规则和行业规则对成员进行管理所引发的争议，例如，对体育竞赛、教练员、裁判员等实务一般性管理引发的争议;二是体育行业协会依据法律法规授权对成员进行管理所引发的争议，例如，因体育行业协会行使的体育许可批准认证的权力、对运动员、裁判员、会员协会、俱乐部的注册管理等所引发的系列管理性争议。

根据前述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确立标准和国际体育仲裁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因体育行业协会依据自治章程、内部规则和行业规则对成员进行管理所引发的争议应当纳入体育仲裁范围。由于各国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不同，对于体育领域中的行政管理性争议有不同的解决方式和救济途径，体育仲裁仅仅是一种可选择的途径。而依据我国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其他2种管理性争议，当事人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期间所引发的争议属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所发生的行政争议，这类型的管理性体育争议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依法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式予以解决，而不应纳入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

其二，赛场上的具体技术争议。此种争议主要是裁判在体育赛事过程中的执法行为，为保障体育运动的即时性和连续性，以及裁判的权威性，对于赛场上的具体技术争议，应当由临场裁判或临时设立的赛场仲裁委员会负责裁决。例如，现在的网球、羽毛球的鹰眼能及时地进行录像回放而又不影响比赛进程，可以公平、公正、公开地解决此种技术争议，而无须纳入体育仲裁受案范围。但笔者以为，下列2种裁判应当纳入至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一是裁判违背诚信的裁判行为，因收受贿赂、遭受威胁等而出于不正当动机的判罚行为或恶意执法行为;二是裁判违背正当程序的裁判行为，例如，违背比赛规则、赛场执法的程序规则而作出的判罚行为。此2种行为并非纯技术性的问题，而是有违体育竞赛规则和体育职业伦理道德的判罚行为，理应成为体育仲裁的仲裁对象。

其三，竞技体育运动中发生的刑事争议。并非竞技体育运动中所有的争议都可以纳入到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因控制比赛行为引发的假球、赌球、受贿等违反刑事法律规定的行为，以及因赛场上的体育暴力行为导致的刑事争议都应当由刑法予以调整，而不应纳入体育仲裁受案范围。

4、结束语

体育仲裁作为以非诉方式解决体育争议的自治性救济方式，在体育运动的商业化、全球化、职业化的背景下已得到越来越多体育争议当事人的认可，其事实上也已在国际体育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就体育仲裁的自治性和民间性而言，它的存在可以恰当地化解体育自治和体育法治之间的隔阂与紧张关系。而实现这一价值预期的前提是应从理论上合理界分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并将其在法律层面和制度层面合法化、制度化，而前述将体育仲裁受案范围区分为肯定性范围和否定性范围的理论界分希望对体育仲裁制度的建构有所助益。毋庸置疑的是，体育仲裁制度的确立将会促进体育运动良性有序地发展，而这本身就是体育运动所欲求的价值目标。

作者：王志强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分析论文 篇2：

论反垄断法中相关市场的界定

摘要：在反垄断法上，“相关市场”的界定往往是展开竞争分析的出发点和前提。为了使其界定的结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各国的执法机构在实践中纷纷引入经济分析的方法，并且总结出了许多界定的规则。文章结合相关案例和经济学理论进行讨论，可以为我国反垄断法中关于相关市场的立法和执法提供借鉴。

关键词：相关市场;产品市场;地域市场;经济分析

一、 问题的提出

2006年8月14日，浙江苏泊尔炊具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苏泊尔”)和法国SEB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下称“SEB”)签订了《战略投资框架协议》：SEB将通过协议转让、定向增发和部分要约收购三步，最终获得苏泊尔约52.74%至61%的股份。这一并购协议在炊具行业引起轩然大波。爱仕达电器有限公司、沈阳双喜集团公司等国内六家炊具企业联合发表声明，以收购将导致“行业垄断”，对其他企业生存造成威胁为由反对此项收购案。

这一强烈反对行为引起了商务部的关注。商务部于11月3日正式发函，向涉及并购案的行业协会、竞争对手、上游供应商、下游销售商、消费者等征求意见，并对“苏泊尔并购案”展开全面的反垄断调查。苏泊尔案成为在外资并购新规实施后商务部启动反垄断审查程序的第一个案例。那么该案究竟有无触动外资并购新规的“红线”?

2006年8月8日颁布的《外国投资者并购中国境内企业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五十一条明确，在以下情况下的外资并购须接受反垄断审查：(1)并购一方当事人当年在中国市场营业额超过15亿元人民币的;(2)1年内并购国内关联行业的企业累计超过10个的;(3)并购一方当事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20%的;(4)并购导致并购一方当事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5%的。

在该案中，各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第三和第四款涉及的市场占有率标准。苏泊尔公司辩称，2005年全国炊具行业的销售额约在80亿元至100亿元人民币左右，公司在国内的销售额约7亿元人民币左右，市场占有率不到10%，远未达到《规定》中要求的比例。SEB目前在国内销量非常少，两者相加，也远不及《规定》要求的25%的市场占有率。

但据中国行业企业信息中心提供的资料，2005年苏泊尔压力锅市场占有率47.04%。另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更为权威的数字，1999年“苏泊尔”的市场占有率为48.65%，2000年为52.11%，2001年为53.11%。业内人士分析，这组数据只是城市的市场占有率，如果加上农村市场，“苏泊尔”的市场占有率将超过70%。

对此，苏泊尔公司认为在《规定》中，市场占有率是针对某个行业而言，压力锅只是炊具行业的一个产品;拿某个产品来指代一个行业是不合适的。显然本案的焦点在于“相关市场”的确定，即到底将苏泊尔的压力锅置于压力锅市场，还是置于炊具市场，以考察其市场占有率。因为对反垄断案件的当事人而言，界定相关市场对其在案件中的胜负有着重要的意义，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如在1956年美国政府指控杜邦公司垄断玻璃纸生产一案中，因为玻璃纸为杜邦公司独家生产和销售，政府认定该公司在玻璃纸产品市场上占有百分之百的市场份额。然而，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个案件中将玻璃纸看作包装材料中的一种，而在包装材料这一市场上，杜邦公司仅占18%的市场份额。因此，政府在该案中败诉。

二、 国外反垄断法中对相关市场的规定

从经济学角度看，市场一般指经营者销售产品的场所，更简单地说，是指它们所处的行业。反垄断法中的市场则是指相关市场(Relevant Market)，指与具体案件有关系的市场，即在具体案件中限制竞争行为发生在这个市场上。

相关市场是由美国反托拉斯判例法发展起来的理论。美国最高法院1962年在布朗鞋一案中关于相关市场的界定，已成为这方面的经典，对各国反垄断法的理论和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任何反垄断法都必须有界定相关市场的方法，否则很多案件无法审理。因为界定相关市场对认定企业的市场地位，进而认定企业市场行为的性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和律师非常关注本国反垄断法在界定相关市场方面的法律观点和技术。为了提高执法的透明度，有些国家或地区还颁布了反垄断执法机关关于界定相关市场的程序、标准和证据，如欧共体委员会1997年12月发布的《欧共体竞争法中界定相关市场的通告》。为了使相关市场界定规范化、科学化和客观化，委员会在这个通告中提出要使用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界定产品市场和地域市场，明确地将经济分析法引入欧共体竞争法。

1. 相关产品市场(Product market)。

根据《欧共体竞争法中界定相关市场的通告》第7条，相关产品市场是指根据产品的性能、用途及其价格，从消费者的角度可以相互交换或者相互替代的所有产品和/或者服务。这一概念说明，认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产品是否属于同一产品市场，决定性的因素是用户或者消费者的看法。对消费者来说，决定他们选择产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产品或者服务的性能和用途，另一个是产品的价格。很多判决明确指出了确定相关产品市场的两个因素，一是合理的可替代性，二是需求的交叉弹性。

(1)合理的可替代性(Rule of Reasonable Interchangeability)。1997年美国第三巡回法院在Queen City比萨饼公司诉Domino比萨饼公司一案的判决中指出，被告虽然垄断了向其特许经营者销售的比萨饼配料，但没有能够垄断在性能和用途上具有合理可替代性的比萨饼所有配料。这即是说，不带有Domino字号的比萨店仍可从其他供货商手中购买比萨饼配料。在这个案件中，因为原告没能正确地界定相关市场，未从性能和用途上考虑所有可合理替代的产品，所以败诉。具体来讲，可替代性包括下列因素：

第一，产品的物理性能和使用目的。欧共体委员会指出，如果两个产品具有的物理性能相差很大，以致于它们实际上不具有相同的使用目的，那么它们不能被视为相互可以替代的产品。关于这一点，在欧共体法院审理的United Brand(以下简称为UBC)公司香蕉案中有所体现：UBC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香蕉生产销售企业UBC公司在欧洲设立的子公司，因为涉嫌在欧共体市场上滥用其支配地位，导致欧共体委员会对其进行制裁。UBC公司对此不服，向欧洲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本案中，如何划定相应的“产品市场”成为了诉讼的焦点。UBC公司认为，该相关市场不应只包括香蕉，还应包括桔子、苹果等其他水果;而欧共体委员会则认为，香蕉具有其自身所特有的物理性质，如果实柔软、没有内核等，并且对于幼儿、牙弱的老人以及病人等消费者来说，香蕉是其他水果无法替代的。所以，香蕉市场应独立于其他的新鲜水果市场。最后，欧洲法院支持了欧共体委员会的主张。然而，这种仅仅依据存在着特殊的消费群体就单独划定一个“产品市场”的做法是否有点牵强呢?毕竟，香蕉的大部分消费者还是一般的消费者，如果他们因为香蕉价格的上升转而食用其他水果，恐怕香蕉的销售者也不可能维持较高的垄断价格。所以，仅依据产品的物理性能和使用目的的差异划分相关产品市场并不可靠。

第二，产品的价格。在考虑产品的合理可替代性时，价格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执法机关一般认为，如果两种产品在价格上差异较大，它们就不属于同一个产品市场。例如普通汽车与豪华汽车，廉价香水与高级香水……尽管它们有着相同的性能和用途，但由于价格悬殊，消费者往往并不认为它们具有可替代性。但是按照产品的绝对价格区分产品市场的做法有时也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因为消费者一般都能意识到，产品价格的差异常常反映了不同的质量，例如:如果A产品的价格是B产品价格的两倍，同时A产品的质量也是B产品质量的两倍，这时消费者也会认为它们是可替代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产品A价格上涨，消费者可能因承受不起而转向购买产品B;或者因为产品B的价格上涨，消费者可能认为其价格和质量不符而转向购买产品A。这说明，这两种产品尽管价格差异很大，但也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故欧共体委员会认为，在界定相关产品市场的时候，决定性的因素不是绝对的价格差异，而是一种产品的价格变化是否对另一种产品产生了竞争性的影响。这里就涉及到需求交叉弹性的问题。

(2)“需求的交叉弹性”(The Cross—elasticity of Demand)。需求交叉弹性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根据这个理论，如果一种产品的价格稍稍发生变化，就会引起消费者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则说明，在这些产品之间存在很重要的竞争关系，从而可以被视为属于同一个产品市场。需求交叉弹性反映了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一种变化的可能性，因此，需求交叉弹性是合理可替代性的表现。

为了能够科学和规范化地说明需求交叉弹性，《欧共体竞争法中界定相关市场的通告》提出了一个界定相关市场的SSNIP(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标准。即界定相关市场时，应考虑一个数额不大但很重要且非临时性的涨价。根据这个通告，在界定一个相关市场时，“需回答的问题是，作为对一定产品或者一定地域内假设的一个数目不大(幅度5%~10%)但长期性的相对价格上涨的反应，当事人的客户是否愿意转向购买可以得到的替代品，或者转向其他地区的供货商。因为涨价会减少销售数量，在替代程度足以大到使涨价行为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这些替代产品或者扩大了的地域就应当包括到相关市场之中。扩大相关产品市场或者相关地域市场的这个过程直至这个数额不大的和长期性的涨价可以使当事人无利可图为止。”

自美国司法部1982年发布的合并指南以来，5%标准被视为测定某种产品需求替代的主要方法。美国司法部在其合并指南中提出的这一数额不大，但持续性涨价的幅度虽然是5%，但随着不同行业的不同性质，这个涨价幅度可以大一点或者小一点。1992年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共同发布的横向合并指南对此又作了修改。因为设想不同相关市场上的产品可能会有不同的涨价幅度，新指南指出，这个幅度不需要做出统一的规定。对不同的相关产品的涨价幅度不作统一规定虽然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这种作法会大大提高界定市场的难度。因为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产品有着不同的价格政策，如果法律上不规定统一的涨价幅度，参与合并的企业和执法机构便难以在无数个似乎有理的涨价幅度中进行选择。如果涨价幅度定得过大，所界定的市场范围便大，如果涨价幅度定得过小，市场的范围也小。这样，企业合并指南便失去其作为“指南”对执法机构和当事人应当具有可预期性的优点，并由此增加了指南的不确定性，降低其指导的价值。

“需求的交叉弹性”理论看似精确科学，但其实却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理论模式，它以“其他条件不变”为其可行性前提，在现实中很难满足这一要求;同时虽然我们可以笼统的说，需求的交叉弹性越大，产品间的可替代性越高，但我们却不能精确地指出，究竟需求的交叉弹性达到哪一点，才能合理的认为两个产品已经位于同一个市场之内，所以该理论在执法的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

2. 相关地域市场(Geographic Market)。相关地域市场是指一个有效竞争存在的地理范围。这个地域场所的特征是，被告在这个地域内销售产品，但被告的用户在这个地域可以购买与被告相竞争的产品。因此，当被告对其产品涨价时，该产品的用户可能转向该地域内的其他生产商。《欧共体竞争法中界定相关市场的通告》第8条指出，相关地域市场是指相关企业供给或者购买产品或者服务的地域，且它们在这个地域内的竞争条件基本是一致的。

根据欧美国家的实践，界定地域市场实际上同界定产品市场一样，也是考虑合理的可替代性和需求的交叉弹性。同界定相关产品市场的不同之处是，它们只是为了确定一个适当的地域范围。

(1)合理可替代性。界定地域市场时，首要的仍是考虑相关产品的性能和用途，即在确定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涉及事实问题。美国诉洛克富特荣誉公司案(United States v.Rockford Memorial Corp.)中的市场界定问题即是一个例证。该案涉及两个医院的合并，政府把市场界定为在伊利诺伊州洛克富特地区提供的急诊服务。尽管被告辩称，产品市场应更宽一些，因为医院提供的许多服务，医生和诊所也可以提供;地域市场的划分也要更宽一些，因为碰见罕见的疾病和治疗，病人常常会在全国寻医问药。然而在法官看来，重要的是由于一类服务的存在，消费者实际上被限制在洛克富特地区的医院。有一些归入“急诊”名下的服务要求紧急的治疗。这种治疗只有本地的医院才能提供，因而急诊治疗是一个市场。

其次应当考虑地区间的差异。欧共体委员会指出，地区间的差异是界定相关地域市场的基础。在这个方面，国家的外贸政策、进口关税、进入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销售所需要的条件以及销售设施、语言等常常使同一种产品的生产或销售处于不同的竞争条件，从而使它们处于不同的地域市场。

此外，还应当考虑产品的价格。如果两个地区属于同一个地域市场，一个地区的消费者应当可以非常方便地转向购买另一个地区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地区的产品价格就会影响另一个地区的产品价格。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两个地区的产品价格必然是相同的。由于存在着地区间的运输成本，同一相关地域市场但是来自不同地区的产品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这个价格差别不能过大，否则消费者不会转向购买另一地区的产品。

消费者的喜好也是界定地域市场的重要因素。有时候，尽管两个地区的产品在用途上是很好的替代品，但是随着一种产品的价格上涨，消费者却没有从一个地区转向购买另一地区的产品。

另外，界定地域市场还应当考虑产品的运输费用。这里主要涉及产品运费和产品价值之间的关系。有些产品如水泥、平板玻璃和石膏板，它们相对来说份量重而单位价值小，所以，这些产品的相关地域市场一般比较小。然而，欧共体委员会认为，运输费用不应作为界定地域市场的决定性条件。因为在任何案件中，还有其他许多因素说明，有些企业尽管存在着运输成本的不利因素，但它们仍然愿意将其各产品销往其他地区。

(2)需求交叉弹性。上述测定需求交叉弹性的理论也适用于相关地域市场。即当一个具体案件的被告提高其产品价格时，消费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向其他地区购买相似的产品或者服务。在1999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诉Tenet保健公司一案中，美国第8巡回法院关注的问题是，如果合并后的医院出现涨价，是否会有其他地区的医疗机构为合并后医院的消费者提供医疗服务，从而将案件中地域市场扩大到那些潜在竞争者所在的地区。总之，界定相关地域市场也必须注重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

通过上述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对一个市场进行具体划界时，各国的执法机构通常都是从产品市场和地域市场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应该说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地域市场都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界定。如果市场界定的过于狭隘，就会夸大涉嫌企业实际的市场力量和其行为的反竞争效果，使其蒙受“不白之冤”;如果市场界定得过于宽泛，则该市场上有效竞争的程度就会被夸大，那些实际上借市场力量，从事着反竞争行为的企业便有可能成为“漏网之鱼”。正是为了对市场的界定更加符合实际的情况，各国才纷纷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执法实践，从而提出了种种具体的界定标准。除了上述“合理的可替代性”理论、“需求的交叉弹性”理论、SSNIP测度标准、“供给的交叉弹性”理论外，还有次级市场(Sub—market)理论和商品群(Cluster of Products)理论等等，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在此也作一下简要介绍。

所谓“次级市场”，是指在一个相关的市场内还可能包含着若干个可以被进一步细分化了的次一级市场。例如，在1962年布朗鞋案(Brown Shoe)中，被告Brown公司主张应将绅士鞋、妇女鞋及儿童鞋分为各自独立的产品市场，而美国联邦政府则认为还可以根据价格、品质、等级以及消费者年龄或性别的不同，分别将这些产品市场再作进一步分类。美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指出，“在这一广泛的市场范围内，还可能存在着为了反托拉斯的目的而将所构成的商品市场做进一步划分的次级市场。这种次级市场的边界可以通过考察一些实际中的标志来确定，例如该产品的独特性质来确定，例如行业或者公众对该子市场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的认可”、该产品的独特性质和用途、独特的生产设备、特殊的顾客、特殊的价格、对价格变化的敏感性以及专门化的买主等”，从而支持了联邦政府的立场，驳回了被告的主张。

所谓“商品群”，是指在现实中，虽然有时某一个商品集团(Group)内的每一个单一的商品或服务并不具有构成相关市场的可能性，但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可形成一个相关市场，却是应该认真考虑的。在Philadelphia银行合并案中，法院指出商业银行所提供的活期存款、消费者信贷、储蓄存款等商品或服务，虽然看似并不存在竞争关系，但由于消费者可能已经确立了某种固定的需求嗜好(例如出于一并办理的便利考虑)，这种特殊偏爱的存在使得银行可能采取联合供给的方式提供这样的一类商品或服务，从而构成同一个市场。

“次级市场”和“商品群”理论的提出体现了产品市场界定时的一种悖反趋势。既然所谓“广泛的”市场是根据可替代性加以选定，那么就表明该市场上的所有产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互竞争的，这本身已达到了我们界定相关市场的目的，为什么还要将其进一步划分为更小的集合呢?而对于将一系列本不相干的产品划为同一市场的“商品群”理论，某些法官认为这是一种为适应被告的情况而进行专门量体裁衣的“拉郎配”式的做法，他们将这种界定方法嘲讽为“古怪的红发、大胡子、独眼并外加瘸腿的人的类型”。

由此可见，由于经济生活纷繁复杂，同时“在任何部门法中，事实的问题都是非规则的，不能用经验的规则加以事先确定”，所以，“正如人们可能料想的那样，在为反托拉斯而努力界定市场的过程中，经常出现错误”。凡此种种试图总结出确定的规则以避免最终判断的不确定性的法律化的努力，也常常与事实的性质背道而驰!因此，美国最高法院在许多案件中，为界定相关市场做了莫名其妙的解释。

如在美国诉铝业公司案中，尽管地区法院认为半导体制造商用他们的机器可以经营铜也可以经营铝—简而言之，这两种金属都是对方完美的生产替代品，可最高法院把绝缘铜和绝缘铝放到两个独立的市场中。而在美国诉大陆铁罐公司案中，最高法院把铁罐和玻璃缸放到同一个“容器市场”中，理由是劣质替代品间的兼并仍然会削弱竞争。但是最高法院武断地将另一种并不算更劣质的替代品—塑料容器排除在该市场之外。在冯氏案中，最高法院把整个洛杉矶作为食品杂货业的相关地域市场，但事实上很少有顾客会跑遍这个巨大的城市来找便宜货。而如果把食品杂货业市场界定得更狭窄一些的话，该案中的合并企业就不会是在同一个市场里，因为它们在该城市的不同地区进行经营。在美国诉帕伯斯特啤酒公司案中，最高法院说了一堆没有意义的话，说不需要证明因为运输成本或其他因素使其他地区的卖家不能与所讨论的地区的卖家在同等条件下竞争，因而区域市场份额是有意义的。

三、 对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启示

我国目前的外资并购新规和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都没有对界定相关市场的标准和程序作出规定。《规定》中仅设定了必须接受反垄断审查的并购一方当事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反垄断法第十二条也仅统述“本法所称相关市场，是指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商品)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这在实践中容易产生歧义，给执法部门太多的自由裁量权。

当然，美国等国家上述界定相关市场的方法过于注重产品价格，认为同一产品市场的产品价格应当大致相同。这也许是因为在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对同一价格的产品有多种选择的缘故。然而在我国，在某些充分竞争的行业，消费者对同一价格的产品有多种选择权，而还有不少行业，消费者没有太多选择。因此，产品价格虽然是界定产品市场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但其作用还是受限的。因此，欧美国家按照产品涨价幅度界定产品市场和地域市场的经验在我国不能完全适用。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的反垄断法必须正确处理好相关市场的立法和界定相关市场的执法实践之间的关系。由于各种产品的情况千差万别，仅依靠固定的标准界定相关市场十分困难。而且，各国还根据具体案情，通过判例的方式发展界定相关市场的标准。另外，很多界定相关市场的标准随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所以立法机关的立法一方面应该给新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留有余地，另一方面应该给执法机关根据具体案情对经济学标准的取舍留下一定的空间。

故我国的立法对界定相关市场的标准只宜做原则性的规定，明确界定相关市场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步骤。具体而言，我们在界定相关市场时，应明确依以下三个步骤进行：第一，确定相关产品。即根据合并企业产品的性能、用途和价格，将相关产品与其它产品区别开来。第二，扩大产品市场，即根据消费者使用目的、购买渠道和产品的价格条件，将所有可相互替代、最终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扩大到这个产品市场之内。第三，根据这些产品在地域上的销售范围，界定它们的地域市场。但我们的立法应将具体的界定标准和过程留给执法机关。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交通运输不是十分发达、民族风俗习惯有很大差异、且存在区域经济的国家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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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小贾尔斯·伯吉斯著.冯金华译.管制和反垄断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曹虹，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讲师。

收稿日期：2007-10-18。

作者：曹　虹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分析论文 篇3：

浅谈法学案例教学法律逻辑思维的空间结构

【摘要】传统的法学案例教学往往限于当事人权利义务纠纷的焦点分歧，分析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无法律根据，这对于培养学生牢固树立“以法律为根据”的理念是非常必要的。以此为基础，培养学生建立健全科学的法律逻辑思维空间结构体系，则是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客观要求。本文试从教师组织法学课堂教学案例的教学入手，引导学生由分散式、零粹式思维转向定向式、集中式法律逻辑思维，构建起案例教学法的法律逻辑思维空间结构层次体系。在私法主体权利义务纠纷的案例教学中，教学者的法律逻辑思维的空间结构具有推论或推导的层次性，由私法主体的适格性逐步推导其权利义务纠纷的法律适用性及权利义务纠纷裁判的法律根据性。而在公法主体之间权力(权利)义务纠纷的案例教学中，教学者的法律逻辑思维空间结构具有明确的推论或推导的指向性，由公权力运用有无法律明文规定逐步推导公权力运用的合法性或者违法性，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有无受侵害或者财产受损性，公权力侵权的责任性和相对人权利受损的救济措施和途径，公权力侵权的救济措施。案例教学的私法主体权利义务纠纷和公法主体权力义务纠纷分析的法律逻辑思维空间结构层次构建起法律理论思维体系。

【关键词】法学;案例教学;逻辑思维;空间结构

法学的本科教学，教师一方面要组织理论教学，包括法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的教学以及介绍前沿的法学理论动向;另一方面还要组织法条规则的教学，即阐释法条的相关内容包括学者对法条内容的不同解释;笫三是组织案例教学。本文试就法学案例教学的法律逻辑思维的空间结构略作浅显分析。

一、案例教学法的首要功能是在思维的空间结构中引导学生的指向性逻辑思维，即启动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空间正向运转

教师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或者是-开始上课就介绍法学案例或者是讲到某一理论或某一规则时介绍法学案例，其初始想法是通过法学案例的讲授来加强学生对某一法学理论或某一法条规则的理解，以邦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相应的法学理论或法条。而如果从课堂逻辑思维的空间角度分析，教师在启动案例教学程序时，一方面是介绍教学案例本身的事实，另一方面是向学生提供相应的思考问题的空间，要求学生略作思考后予以讨论或者分析。这样就将学生原本散发式的思维或者片断式的思维或者疑惑式的思维冲击掉，而转向案例本身的事实及其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较为集中的指向性的逻辑思维，即教师通过案例及其问题，启动了学生课堂思维能力的空间正向运转。如果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或课堂教学质量的角度分析，显然教师的这种课堂教学引导，有利于提升课堂的教学效率和课堂教学质量。

二、案例教学法的另一思维空间结构层次是私法主体之间的纠纷，学生逻辑思维指向的空间结构层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规则

私法即民商法，民商法教师在介绍民商法理论和规则时，会介绍民商法教学案例，这种案例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纠纷 。 这种纠纷因为类型的不同，而在教师和学生的逻辑思维空间上分别指向法律规则的不同类别，如合同规则，金融规则，投资规则，等等。在这种思维空间中，蕴含有三种逻辑思维内容：-种是私法主体的法律逻辑思维;一种是私法主体权利义务纠纷的法律逻辑思维;一种是裁判者运用裁判权力适用法律规范处理私法主体权利义务纠纷的法律逻辑思维。

(一)关于私法主体法律地位的逻辑思维结构

私法主体法律地位的逻辑思维空间，其内容的逻辑思维顺序为：

首先是分析自然人的私法主體法律资格是否适格。从自然人的法律主体资格上，有年龄上的主体资格限制与允许，不能达到年龄资格允许的条件时，考虑自然人的代理人的资格适用，如达到年龄资格的允许条件时，则考虑自然人自身的法律资格适用。与自然人私法主体年龄资格相适应的是私法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法律资格是否适格。民商法律对自然人的行为能力资格有：没有行为能力资格;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资格;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资格等三种基本划分，对前两种自然人行为能力主体资梧考虑代理人资格适用，对后一种自然人行为能力资格则完全适用自然人的主体资格。这种思维方式为自然人的法律逻辑思维结构。

其次是分析民商组织的私法主体法律资格是否适格。从民商法律对民商组织的主体资格上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规则：一是禁止民商组织主体进入的民商领域，即在法律禁止的民商领域，民商组织主体完全不具有主体资格和行为能力资格，如货币的印刷与发行;二是限制民商组织主体进入的民商领域，即民商组织只有具备法律规范的主体资格条件和行为能力条件的资格时，方可进入该民商领域，如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资本条件限制;三是完全允许民商组织主体自由进入的民商领域，即国家民商法律放开的民商领域，如民用生活资料市场领域。这种思维方式为民商组织主体资格的法律逻辑思维结构。

再次是私法主体法律资格疑难问题。在私法主体资格方面虽然民商法律的规范较为明确和肯定，如我国已有民法典，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实践中私法主体资格会产生某些法律所未规范的现象，即在实践层面会对法律提出新的资格要求，如实践和理论中对男女双方产生婚姻关系的年龄限制提出的婚姻主体年龄资格要求，这就要求有新的法律思维方式对这种现象进行理论和规则上的分析和探讨。这种思维方式为民商主体的探索性法律逻辑思维结构。

(二)私法主体权利义务纠纷的法律逻辑思维结构

私法主体权利义务纠纷指的是私法主体权利义务发生的矛盾或争执。而私法主体权利义务纠纷的法律逻辑思维结构是指思维者对私法主体权利义务纠纷的法律或法理的逻辑见解或建议或分析的层次架构。从课堂教学的案例角度分析，私法主体的权利义务纠纷表现为课堂的法学教学案例，如民商合同纠纷案例、金融纠纷案例、婚姻纠纷案例、财产继承纠纷案例等等;从课堂教学的逻辑角度分析，私法主体权利义务纠纷的结构有：一种是权利义务的一般纠纷，其法律逻辑思维具有定向性;一种是权利义务纠纷具有复杂性，其法律逻辑思维具有结构性或者交叉性;一种是权利义务纠纷具有疑难性，其法律思维具有创新性。

首先，私法主体权利义务纠纷为一般的纠纷，民商合同或者民商法律对这种纠纷有明确的约定或规定，思维者对这种纠纷有着明确肯定的理论意见或观点，并不需要进行复杂的逻辑推理，这种法律逻辑思维具有明显的定向性。这种法律思维方式一般在私法学科的入门教学过程中运用较多。

其次，私法主体权利义务纠纷具有复杂性，其法律逻辑思维具有结构的层次性或多向性。这种复杂性表现为私法主体为三个或三个以上，即主体数量较多;私法权利义务在私法主体之间具有交叉性，重叠性;私法客体具有分散性或多样性。如私有公司的继承纠纷、投资纠纷等。对这种较为复杂的私法权利义务纠纷，思维者的法律逻辑思维具有结构的层次性或者多向性：第一是分析主体数量及其法律适格性，主体的代理关系及代理人的法律适格性、是否有继承关系及法律适格性;第二是分析主体权利义务的性质、广度与边界、重叠性、涉及代理关系或者继承关系的则有代理权限或继承的权利义务等;第三是分析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客体，如继承的公司含总公司和分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的财产、投资的资本与财产等;第四是综合性分析，即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推理的方式进行综合性的分析。

再次，私法主体的权利义务纠纷，其权利义务具有疑难性，其法律逻辑思维则要求具有创新性。私法主体约定的权利义务发生纠纷后，思维者经过分析发现这种权利义务在法律规范层面上是空白点或者有多向性的解释，在法理层面的理论属于单项的理论提法或有多向性的理论解释。这就需要思维者从实践层面加以提炼概括;从法学逻辑层面予以推导;从理论层面加以提练完善形成较为系统的观点，甚至是法律理念;从裁判层面提出处理方案或建议;从规则层面提出立法建议;这就是法律逻辑思维的创新性。

(三)裁判者裁判私法权利义务纠纷的法律逻辑思维结构

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般不会介绍私法主体权利义务纠纷的裁判结果，往往只是就私法纠纷的事实进行提练后予以介绍，即裁判者裁判私法主体权利义务纠纷的法律结果在案例教学中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公法和涉外法律的案例教学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亦即教师和学生都往往忽略了法官或仲裁员在裁判私法主体权利义务的法律逻辑思维方式、思维过程、思维结果。这里存在两种基本状况：

1.裁判者对私法权利义务纠纷的处理，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为当事人所接受、所认可;当事人对裁判结果无异议，也无提出上诉审的意思表示;对仲裁结果也无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意思表示。

2.裁判者对私法权利义务纠纷的处理，在事实的认定或者在法律的适用上，当事人表示有异议且明确表示会提起_二审;仲裁的当事人对仲裁结果也表示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上述第一种情况下，裁判者对纠纷事实的认定，是遵循“以事实为根据”的裁判原则，以认真阅读起诉书和答辨状的基本内容为基础，充分听取当事人的辩论意见和观点;依照“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经过自己的逻辑分析和推导，选定适用的法律规则和条款，形成对案件的裁判结果。

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或是由人民法院或者是由仲裁组织处理的私法案件，或违反“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在认定事实上有意忽视主要事实：或违反“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在适用法律上选择不利于当事人一方的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款。裁判者的这种逻辑思维方式、思维过程和推导的结论，或是认定“事实上的错误”，或是适用“法律上的错误”。一审法院或二审法院处理不服仲裁的案件或不服一审的案件，如处理适当，得到当事人认可：如处理不适当，当事人會继续行使其诉讼权利。

裁判者的这种思维方式，或者纳入“科学的法律逻辑思维”范围，或纳入“错误的逻辑思维方式”范围。教师在法学案例教学中向学生予以介绍，对启发和引导学生的正能量思维方式应当说是有益处的。

三、案例教学法的另一逻辑思维空间结构是公法主体之间的权力义务纠纷，学生的法律逻辑思维指向是公法关系主体之间权力义务的不对等

公法主要是指用以调整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法律规范;公法主体主要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含地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与相对人(相对人包括私法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和自然人);公法权力义务纠纷是公法主体之间就公法权力的运用受到相对人的质疑或相对人认为公权力的运用违反法律规定或侵犯了自己的权益而发生的分歧或争执。国家机关(在英美法系国家还包括议会)依法运用公权力，一种情况是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另外-种情况是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主要有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是在保护某相对人(或群体或个人)的合法权益时，却直接或者间接地侵犯或损害另一相对人(或群体或个人)的合法权益;第二种现象是在行使某项公权力时直接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公权力主体依法行使公权力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种行为的法律逻辑思维准则是公权力依法运用的思维原则和相对人合法权益受保护的思维原则。

公权力主体行使公权力时侵犯和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人的法律逻辑思维准则是权利救济的思维原则。

公权力如何运用，资产阶级废除“朕即国家”的封建制度后，确立公权力相互制衡的原则;无产阶级建立自已的政权后，确立了人民是国家主体，奉行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公权力相互制约的基本原则，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公权力的运用，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必须要依法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既是公权力运用的基本原则，也是公权力运用主体的法律逻辑思维原则。

(一)立法权力的立法行为、其基本的法律逻辑思维空间结构是人权的尊重、规范、保障

从立法行为上分析，任何一项法律规范的制定、颁布、实施，都要充分考虑怎样让公权力主体适当、适度、合理、合法地运用公权力;怎样让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这里既有公权力运用的限制性底线逻辑思维原则，又有相对人合法权益充分保障的逻辑思维原则，而对相对人合法权益保障原则，则是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它会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随着立法思想、立法理念的完善而逐步完善，且形成完整的尊重、规范、保障体系。如对“社会抚养费”的确立与废止。

(二)行政权运行的基本法律逻辑思维空间结构是稳定行政秩序和社会秩序，依法规范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时要勇于纠错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行政相对人首要的法律逻辑思维空间结构是依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当权利受到损害时寻求“法律救济原则”

1.行政立法行为，其立法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则是行政法规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如果行政法规与现行宪法和法律相冲突，行政法规本身便不具有施行的法律效力，即行政立法的法律逻辑思维边界或者底线原则

2.行政法律行为、此种行为会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产生相应的权力义务关系：如果行政主体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行政相对人便可依法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如果行政主体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或者行政主体误解法律规定，行政相对人便可依法不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此情形下，行政主体的法律逻辑思维应当是“充分尊重和保障相对人权利”的原则和勇于“纠错”的原则;而行政相对人的法律逻辑思维则是“合法权益受保护”原则和依法保留行使行政诉讼权利的原则。

3.从一般意义上讲，行政事实行为不会在主体之间产生相应的法律关系，但当某种行政事实行为对相对人某群体或某个人产生权利冲击时，便会形成相应的权利义务纠纷，相对人便可依法行使行政救济权利。此种情形下、行政主体实施行政事实行为的逻辑思维底線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的基本规则;而相对人的法律逻辑思维则是“权利受损便可救济”的基本思维原则。

(三)司法行为的法律逻辑思维空间结构

一般意义上，司法行为是司法机关依法实施的法律行为，它主要分为民事案件的司法裁判行为、行政案件的司法裁判行为、刑事案件的司法裁判行为、国家赔偿案件的司法裁判行为、再审案件的司法裁判行为。不同的司法行为，其法律逻辑思维规则不完全相同：

1.民事案件司法裁判行为的法律逻辑思维空间结构

民事案件司法裁判行为的对象是民商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因此人民法院裁判民商事纠纷案件的法律逻辑思维准则是充分贯彻“平等、公平、公正”的法律原则，依法保护民商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力争做到不偏不倚。

2.行政案件司法裁判行为的法律逻辑思维空间结构

行政案件司法裁判行为的对象是行政纠纷，由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对等，行政纠纷案件的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法律地位上虽然是原告，但客观上却处于一种弱势状态，因此行政纠纷案件往往是社会关住度较高的“特殊案件”。正因为如此，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的法律逻辑思维准则就显得特别重要：第一要充分贯彻落实行政诉讼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平等原则”，不能歧视任何一方，特别是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原告方;第二要充分贯彻法律“公正原则”，依法确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者违法性;第三要充分贯彻相对人合法权益受保障的原则，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刑事案件司法裁判行为的法律逻辑思维空间结构

刑事案件司法裁判行为的法律逻辑思维准则是“惩恶扬善”，依法惩治罪犯，充分贯彻“罪刑相当原则”，不能跨刑罚等级追究刑事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同时也得依法保护刑事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益。

4.国家赔偿案件司法裁判行为的法律逻辑思维空间结构

国家赔偿案件指的是行政赔偿案件和司法赔偿案件，国家赔偿案件司法裁判行为针对的是行政侵权行为或司法侵权行为及行为相对人的权益损害，因此人民法院此类裁判行为的法律逻辑思维准则是充分贯彻“有错必纠”的法律原则和充分保障相对人“权利救济”的原则及“权利受损的补偿”原则。

5.再审案件司法裁判行为的法律逻辑思维空间结构

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可以分为民事再审案件、行政再审案件、刑事再审案件，它们虽然案件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根据(含再审程序与实体法)不同，但有其共同的法律逻辑思维准则，即必须充分贯彻“有错必究”和“有错必纠”的基本原则：对已审结的一审和二审的民事、行政、刑事案件所认定的事实和所适用的法律符合条件的，维持原有的裁判;而所认定的事实和所适用的法律有错的，则必须依法纠正原有的错误，重新认定与适用和裁判;而对错误案件的裁判人员则要依法追究个人责任。

根据以上对公权力主体运用公权力和公权力相对人的法律逻辑思维的分析，其空间结构可以概括为抽象的法律逻辑思维准则和具体的法律逻辑思维准则。

抽象的法律逻辑思维准则是指公权力主体在法律活动中必须遵循的一般法律逻辑思维准则，主要有公权力依法运用的思维原则、依法确认和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思维原则、相对人权益受损依法救济、补偿、赔偿的思维原则。

具体的法律逻辑思维准则是指公权力主体在法律活动中必须遵循的特定的法律逻辑思维规则，如平等原则、公平公正原则、纠错原则、道歉原则等。

需要强调的是法律逻辑思维准则的抽象性和具体性具有相对性，在立法活动中它具有抽象性，而在具体的行行为和司法裁判行为中则具有具体性，这是因为具体的行政行为和司法裁判行为往往解决的是具体的权利义务纠纷，它会体现裁判者的具体逻辑思维方式、原则等。

四、小结

法学案例教学法的法律逻辑思维空间结构，从课堂教学者运用典型教学案例入手，引导学生由散发式、零粹式思维方式转入定向式、集中式法律逻辑思维方式，建立起教学者的法律思维空间结构。在此空间结构中，不仅有私法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纠纷裁判的空间结构层次，而且有公法主体之间权力(或者权利)义务纠纷裁判的法律逻辑思维空间结构层次;虽然这两种法律逻辑思维空间结构的思维准则或者规则有所差别，但正是这种思维准则的差别性，就构成了案例教学法的法律逻辑思维空间结构的思维体系。它的教学理论意义在于引导学生建立健全科学的理论思维原则、理论思维方式、理论思维过程、理论思维结论，培育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新型法律人才。

参考文献：

[1]尚珂.法学教育中案例教学法问题研究[J].西部学刊，2019 (15)：73-75.

[2]郭家克.试谈对法学案例教学的几点思考[J].法制博览，2019(026)：296-296.

作者：李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