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论文

摘要：在中国现行基金运作模式下，证券投资基金业的治理问题，包括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和基金的治理问题。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公司型基金治理的经验，我国应改变重基金管理公司治理，而轻基金治理的现状，努力通过立法推出公司型基金，完善中国基金组织模式，保护基金投资者利益，不断创造条件、营造竞争优势，实现中国共同基金业的大发展。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论文 篇1：

证券投资基金信托：模式选择与立法建构

[内容摘要]国外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律结构各有其优势和缺陷，因此，应借鉴其有益之经验，而不能不加否定地移植。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法律，本身就是人类历史长期博弈的结果。建立一种由投贵人作为信托人和受益人，基金发起人在基金成立前先行处理作为信托人的一些事务，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共同作为受托人的自益信托的法律结构将是我国在证券投资基金立法调整时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契约型基金;信托契约;基金发起人

作者：姜　涛　尹　亮

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论文 篇2：

证券投资基金业治理的中国实践、国际经验及政策建议

摘 要：在中国现行基金运作模式下，证券投资基金业的治理问题，包括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和基金的治理问题。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公司型基金治理的经验，我国应改变重基金管理公司治理，而轻基金治理的现状，努力通过立法推出公司型基金，完善中国基金组织模式，保护基金投资者利益，不断创造条件、营造竞争优势，实现中国共同基金业的大发展。

关 键 词： 投资基金;治理;契约型基金;公司型基金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投资基金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1年7月经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分行批准，珠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起成立的“珠信基金”成为中国设立最早的投资基金 [1] 。当时的投资基金投资方向不一，并非单一的证券投资基金，直到1997年11月《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发布，中国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业才真正有了规范发展的法规基础。至此，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通过引进消化西方发达国家基金业的制度体系，建立了保障中国证券投资基金规范发展的三大基础性制度基石——“组合投资、信息披露、资产托管”，保障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在与证券、信托等其他非银行金融行业的生存竞争中，赢得了长跑优势与规范发展的声誉，成为惟一没有被监管机构实施全行业清理整顿的金融行业。目前这三大基石已逐渐成为中国资产管理经营活动的操作规范。特别是2004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正式实施，使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有了规范与发展的根本大法。该法确立了证券投资基金业的法律地位，构建了发展的制度框架，制定了市场的基本制度，完善了市场主体的准入和约束机制，加强了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 完善了监管机构的执法机制和手段， 为行业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无疑， 此时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在与其他金融行业的比较中赢得了制度优势， 并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在2006～2007年的大发展奠定的坚实的基础。

但随着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三大制度基石在证券业资产管理及信托投资等金融行业中的广泛推行，证券投资基金的比较性制度优势已不复存在或不再明显。同时，伴随着作为证券业基础投资市场的中国股票市场一级市场的加速扩容、 二级市场股份全流通、产业资本加入竞争、金融综合经营竞争、监管套利竞争以及近年股价指数的阴跌不止， 在做空机制并不完善的二级市场中， 不仅股市缺乏赚钱效应，基金净值缩水严重，基金投资者大多亏损累累，而不少大型基金管理公司本身却获得较高的盈利水平， 社会对基金行业的怨言与媒体的负面渲染使基金业广受诟病。 这不得不促使我们深入思考我国现行基金治理结构及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结构。

基于此， 本文在对国内现行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 通过对欧美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结构的考察和比较分析，寻求改善国内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的对策，希望通过对基金投资者利益的有效保护为中国基金业发展赢得新的基础性的制度优势。

二、证券投资基金业治理的中国实践

(一)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治理的主要法律法规体系

1997年11月14日，经国务院批准，当时的中国证券委员会正式发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该办法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规范发展奠定了法规基础。1998年3月5日， 我国首批基金管理公司“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同年3月27日基金开元、基金金泰两只封闭式基金成立，标志着规范意义上的中国公募证券投资基金正式启航。2000年10月，中国证监会颁布《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次年9月5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我国首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正式获准发行，标志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进入了以开放式基金为主的新的发展阶段。2003年初正式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内部控制指导意见》。2004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正式实施，中国基金业有了规范发展的根本大法。并在随后的2004年7月1日正式实施《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04年10月1日正式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2005年初正式实施《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管理办法》，2006年5月8日发布并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2006年6月正式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2007年5月23日正式实施《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投资者教育工作指引(试行)》，2008年9月12日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9年4月1日正式实施《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2011年8月3日发布并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2011年10月1日正式实施《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等等。

上述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的主要法律法规体系构成了目前中国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包括基金管理公司股东、基金管理公司、托管人、基金投资者、基金本身在内的所有基金业务当事人的行为都必须符合以上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治理问题分析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的法律法规体系框架下，在中国基金管理公司及基金的经营中，实际运作的主要节点包括：(1)以券商或信托公司为主的机构合资成立有限责任制的基金管理公司;(2)基金管理公司设计并向中国证监会报批基金产品;(3)基金管理公司主要通过银行的渠道网点向基金投资者发售基金产品;(4)与基金管理公司协议承销代销基金发行的主渠道银行成为基金成立后的托管银行，负责基金资产的托管;(5)基金管理公司指派旗下雇员作为基金经理负责基金资产的投资管理运作;(6)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属下的部门机构(一般称为运行保障部或基金事务部)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如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等)对基金份额进行登记、估值，并确保与托管银行对账无误;(7)基金管理公司在与托管银行对账无误后公开发布基金净值(每个交易日);(8)基金投资者以所登记持有的基金份额和基金管理公司所公布的基金净值为依据进行基金份额的申购或赎回;(9)托管银行通过基金管理公司的划款指令划付基金申购款、赎回款、分红款及管理费、托管费等;(10) 基金管理公司股东通过基金管理公司股东会、 董事会、监事会对基金管理公司进行股权管理、管理层选择及年度分红决定;(11) 基金管理公司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定期向社会公布公募基金的资产组合投资管理报告(季报、半年报、年报等);(12)基金管理公司根据市场状况及旗下基金产品情况重复以上第二至第十一环节，发行及管理新一只基金产品。

由以上基金运作环节可见， 在中国现行的政策法规下，所有的基金均属于所谓契约型基金，即通过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发行基金份额的方式来募集资金。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人，受托人)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负责基金的经营和管理运作;托管银行(托管人、受托人)则负责保管基金资产，执行基金管理公司的有关指令， 办理基金名下的资金往来;基金投资者(委托人)通过购买基金份额，享有基金投资收益。在契约型基金的利益相关人关系中，基金投资者是委托人， 基金管理公司与托管银行是共同受托人。基金管理公司既是发起人，也是管理人和受托人，成为整个基金管理运作的核心，在基金契约关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可以看出， 证券投资基金公司的治理与其他传统意义上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治理模式有着巨大差异。 其主要原因在于以有限数额投入的股东资本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可以管理无限额度且账户相互独立的基金资产。基金业几乎所有的治理问题都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在中国现行基金运作模式下，证券投资基金业的治理问题，包括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和基金的治理两个层面的问题。

基金管理公司作为中国现行基金运作模式中的核心角色，其现行治理框架受2006年6月正式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的规范。通过作为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方、董事会、独立董事、管理层各自维权履职来达成治理合规的均衡，并由监管机构来监督检查执行;而基金治理只是由基金合同(契约)来规范，体现的是合同自治。本来基金持有人大会是基金治理中代表基金投资者利益的法定组织，但由于持有人在地理上和份额权利上的极度分散，广泛存在的“搭便车”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基金持有人大会几乎形同虚设。基金治理中还有一对重要的关系，即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人)与托管银行(托管人)之间的关系。基金托管人在基金成立运作中对基金管理人能起到一定的复核、提醒、监督作用，基金运作基本上由居于核心角色的基金管理公司决策。但在中国目前的金融发展阶段和金融业结构中，银行凭借天然的国家信用掌握着客户资源，基金的银行主渠道代销承销模式使目前基金管理公司在基金发行上受制于托管银行，托管银行也凭借其渠道优势，在与基金管理公司的合作中不断提高要价，除正常从基金资产中支付的托管费之外，还向基金管理公司要求基金首发的一次性奖励和基金成立后的基金管理费分成，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的关系几近扭曲，这也是基金契约所有利益相关人治理关系扭曲的反映。基金管理公司在治理与激励问题上主要受股东的制衡，但其基金业务的治理与激励则主要受托管银行和基金投资者利益诉求的制衡。如果股东不满意，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层地位受威胁;如果托管银行不满意激励与管理费分成方案，基金发行便须另辟蹊径;如果基金投资者不满意，业务发展受影响。在这一问题上，基金管理公司股东、管理层、托管银行、基金投资者存在着激励相容的关系，但同时又存在利益冲突关系。

在现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治理模式下，其问题突出表现在：(1)基金管理公司治理与基金治理不完全协调， 基金投资者利益优先的行业治理原则失去了坚实基础。 基金运作实践中可能出现公司股东通过各种形式干预具体经营， 并将股东利益凌驾于基金投资者利益之上， 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独立性受到干扰。(2)基金监管上，重基金管理公司治理，而轻基金治理，或者说基金治理强度不够。(3)以人力资本为核心资本的证券投资基金业， 在股权设置上却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的地位。(4)基金管理公司与托管银行在收入费用关系上几近扭曲， 不符合劳有所得的收入原则， 甚至也不符合谁收入谁纳税的税收原则。(5)基金持有人大会作为基金投资者利益代言人的法律地位与其实际能力严重不匹配， 结果呈现有心无力的状态。(6)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其法定职责是维护基金投资者利益，但随着基金管理公司旗下基金数量的增多， 以及原本就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使独立董事对这一法定职责也是有心无力。(7)媒体，特别是新兴媒体作为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治理中的一个环节， 出于其自身吸引眼球的激励需要， 存在不少不合实际对基金行业的负面渲染。(8) 国内清一色的契约型基金组织模式，不利于不同基金治理模式的竞争与相互学习， 最终不利于基金投资者利益的切实保护。

三、公司型基金治理与发展的国际经验

公募证券投资基金按组织形式划分， 主要包括契约型基金和公司型基金两类。如上所述，由于我国目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是清一色的契约型基金， 而契约型基金在基金治理与基金管理公司治理上出现的种种问题， 促使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上的公司型基金。 希望通过对欧美发达国家公司型基金治理的经验及其发展历程研究， 得出有益于中国基金业治理与发展的可资借鉴之处。

(一)公司型基金治理的美国经验

1. 公司型基金运作的美国实践

美国作为全球证券投资基金业最为发达的国家， 同时也是公司型基金最为普遍的国家。 美国在《1940年投资公司法》颁发实施后，开始在证券投资基金业中实行公司型基金这种基金组织模式， 其目的是解决20世纪上半叶存在于美国共同基金业中的基金管理人的权利滥用， 其中包括过高的费用水平、不适当的证券估值、误导性宣传和会计操纵。在公司型基金组织模式下， 基金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基金，成立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基金公司，基金投资者成为基金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权，按所持有的股份承担有限责任、分享投资收益。基金公司通过股东大会，选举成立董事会，代表基金投资者(股东)利益，负责基金的独立监督管理，对基金公司的管理进行独立的监督检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04年6月23日，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SEC)以3比2的投票通过了《投资公司法》修正案，并最终得到法院的明确支持。该修正案旨在提高基金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要求基金公司董事会中75%的董事必须是独立董事，并且董事会主席应由独立董事担任。所有基金公司必须在2006年1月5日前达标 [2] 。

在公司型基金这种组织模式下，每个基金都有投资者选举出来的、独立的、受法律保护的董事会。董事会行使以下职权：(1)批准基金公司与基金发起人和基金分销商的合同;(2)评估并批准支付给基金发起人及其附属机构的费用，包括投资顾问费和基金分销费;(3)选择基金独立公共会计师，并决定会计费用水平;(4)证券关联交易监督;(5)连带责任保险政策的评估;(6)特定证券的估值;(7)批准基金托管合同;(8)批准基金职业规范。等等 [3] 。作为基金治理关系的核心角色，董事会最重要的决策就是在外包包括投资管理、基金分销、基金运营、资产托管和基金会计在内的所有基金管理活动中，选择合适的公司来提供相应的业务管理服务。比如在投资管理方面，虽然实际上可能性极小，但在原则上富达基金管理公司的麦哲伦基金(Fidelity’s Magellan fund)的董事会拥有将基金投资管理权转交给先锋基金管理公司(Vanguard)管理的法定权利。而在实际上，基金公司董事会一般会选择最初发起设立基金并建立基金公司董事会的那个发起人作为基金投资管理人。尽管在过去30多年里只出现了三起基金公司董事会中止合约并更换基金管理人的案例。而包括基金发起人CEO以及基金经理的选择、报酬、解雇在内的其他事项，则由基金发起人管理层或其董事会决策，与基金公司独立董事没有直接关系。证券选择则由作为基金发起人雇员的基金经理来决策，也与独立董事无关。尽管基金公司独立董事几乎从不主动中止与基金发起人和其他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合同，但他们每年都要与基金发起人和其他服务提供商进行费率协商。《1940年投资公司法》赋予了独立董事在费率设置上的一个特别角色，那就是所有的顾问合同、分销合同及其相关费率都必须得到大多数独立董事的同意。通常，由基金发起人首先向独立董事提交一个合同和费率方案， 独立董事通过与其他可比基金费率方案的比较和向独立法律顾问的咨询来评估费率方案的合理性， 然后由基金公司董事会决定是否批准或要求重新修改合同条款。

由上可知， 在公司型基金的治理模式与运作实践中，利益相关方包括：基金发起人、投资者(股东、委托人)、基金公司、基金公司董事会(基金公司股东的信托人)、基金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享有有别于非独立董事的特别职权，并有人数比例要求)、基金管理公司(投资顾问、受托人)、基金承销(分销)商、托管人、独立公共会计师、基金运营服务商，等等。他们相互之间的工作关系中也包含了相互制衡的治理机制。

2. 公司型基金治理结构分析

在分析公司型基金治理结构之前， 由于我国目前的基金都是清一色的契约型基金， 这里有必要特别注意在公司型基金中“基金公司”与“基金管理公司”的区别，避免混淆。厘清二者的区别，有助于我们对公司型基金的治理结构有更清楚的认知。由于在契约型基金中并没有“基金公司”概念，一般将“基金管理公司”也简称为“基金公司”。但在公司型基金中，基金公司就是指由基金投资者(也即股东)将其投资基金化、股份化、公司化之后的基金，其一般为股份有限公司，但与一般股份有限公司不同的是，基金公司在组织结构上只设立由较高比例独立董事组成的董事会， 并无监事会等治理组织以及管理层等经营组织。美国学者称之为“公司变异”。在这一组织模式下，基金投资者内化为基金公司股东，基金财产演变为公司财产， 公司型基金的治理也演变为以基金公司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模式。

在公司型基金的治理模式， 除了像契约型基金一样， 包含了基金治理结构与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结构两个层面之外， 还包括了基金公司治理结构第三个层面， 这也是公司型基金与契约型基金在治理结构上的重大差异。其中，基金治理结构是基金投资者(股东)、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运营服务商、独立公共会计等相关利益主体相互权利义务安排问题，其核心问题是基金投资者(股东)的利益保护问题。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结构是基金管理公司股东、董事会、 监事会与管理层及公司人力资本之间的制衡关系问题，其核心是股东与人力资本的利益适恰。基金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是基金持有人以公司形式组织化而形成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 其核心是基金公司董事会对基金公司股东(基金投资者)利益的保护问题。由此可见，在公司型基金的治理模式中，基金治理结构与基金公司治理结构的直接落脚点都是基金投资者利益的保护问题，换句话说，在公司型基金中，基金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有了切实的、可以有所作为的、以基金公司董事会为核心的代言人。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契约型基金治理模式中以加强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来解决基金投资者的利益保护问题显然是缘木求鱼。因此，发展公司型基金，切实强化基金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是我们可资借鉴的基金业治理的国际经验之一。

(二)公司型基金发展的英国经验

证券投资基金作为具备现代特征的社会化金融理财工具，其公认的发源地是英国。而英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组织模式却并非一开始就采取公司型基金模式，而是大致经历了信托式基金(封闭式契约型基金)、投资信托(封闭式公司型基金)、单位信托(封闭式开放型基金)和开放式公司型基金(Open-ended Investment Company—OEIC)的发展路径。至今英国仍不像美国绝大多数证券投资基金都采取公司型基金模式，而是公司型基金超过全部证券投资基金的50%，也即在英国，公司型基金两分天下有其一。也正是因为英国公司型基金的发展是从与其他类型的基金组织模式的竞争中逐步发展出来的，其发展路径对于在中国契约型基金一统天下的背景下，如何促进公司型基金的发展有更现实的借鉴意义。

19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由此积累了大量的财力和资金，但由于其国内市场日趋饱和，国内投资机会锐减，急于寻找其他更为广阔的投资机会。由于信托制度在英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论信托观念之起源，当以罗马为始;论信托事业之发达，当以英国为始”。公元17世纪英国“USE”制即为其“衡平法系”所承认，而发展为信托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信托观念的普及和信托立法的逐渐完善而逐步演变为现代法人型营业信托制度 [4] 。英国作为当时信托制度最为完善、信托业最为发达的国家，自然首先利用成熟的信托模式开展基金投资业务。1868年， 英国政府在伦敦设立了“国外及殖民地政府投资信托”，在英国《泰晤士报》刊登招股说明书，公开向社会发售认购权证。该基金以分散投资于海外殖民地的公司债为主，委托具有专门知识的代理人代办投资，让中小投资者享受同等投资收益，普遍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只正式的证券投资基金。 该政府投资信托成立后办理申赎，认购者权益仅限于分红派息，相当于现代的封闭式契约型基金， 并且在投资管理上并未设立或委托专门的管理公司， 而是推举代表非专职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直到1873年，被称为“投资之父”的罗伯特·弗莱明创办了“苏格兰美洲信托”组织，聘请专门的管理人对基金进行管理，投资信托才发展为一项专门的营利性业务。

19世纪70年代，英国发生经济危机，一些债券发行机构不能发行债务， 致使一些基金管理公司无法向投资者支付固定利息，信托型基金面临挑战。而正在此时， 公司制度开始兴起。1879年英国颁布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法》， 为公司型信托的产生提供了正式的法律支持， 成为英国基金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公司型开始为投资信托所采用。早期公司型的投资信托受英国公司法公司不能赎回发行在外股份的限制， 其发行在外的受益凭证数目不变，也不能向投资者办理申赎，但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上买卖，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时的投资信托也是一个公开招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只是投资者的投票权限和申赎受到了限制。这种投资信托目前在英国市场上依然存在 [5] 。

19纪30代初， 英国开始出现以净资产值向投资者申赎基金单位的基金(如1934年英国成立的“海外政府信托契约”组织)，这是具有现代开放式基金雏形的契约型开放式基金——单位信托成为英国现代投资信托基金的里程碑。由于单位小，开放式经营， 其采取的信托模式不受英国公司法对申赎的限制，对储蓄者极有吸引力，因此在19纪50年代后获得了迅速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投资信托，成为英国资本市场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一种投资形式。 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契约型、开放式的投资基金成为英国基金业发展的典型模式 [6] 。

英国证券投资基金史上又一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发生于1997年。 其背景是欧盟于1985年颁布的UCITS(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法例，藉以统一监管欧盟各成员国众多投资于可转换证券的开放式基金。 共同基金只要获得任一欧盟成员国批准， 就可以在所有欧盟成员国进行销售， 只要遵循UCITS法例的最低监管标准，此即所谓共同基金“单一护照”制度，以此推进欧盟关于建设欧洲金融服务统一市场的目标。 而英国金融市场1997年之前的单位信托受英国普通法系的信托法规范， 而欧洲大陆国家和地区传统上多为大陆法系，信托法概念对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和地区来说相对陌生。英国单位信托也不能满足UCITS法例关于公司结构的要求。为此英国于1997年正式颁布并实施《开放式投资公司法》，专门为公司型开放式基金的创立确立了新的法律框架。 该法允许OEIC开放式投资公司回购其自己的股份。OEIC成为单独的法律主体，建立董事会治理组织，其投资者作为股东具有投票权。OEIC也符合UCITS法例要求，可以在全欧盟进行销售。 资料显示， 截至2004年OEIC公司型基金在英国证券投资基金中占比超过50%，成为英国基金业的主流组织模式 [7] 。

四、启示与政策建议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在规范之初即强制建立的包括“组合投资、信息披露、资产托管”的三大基础性制度基石，曾相比于证券、信托等其他金融行业存在比较制度优势。但随着上述资产管理制度的广泛应用，在股市全流通、产业资本加入竞争、一二级市场相互竞争、金融综合经营竞争、监管套利等新的竞争大格局下，证券投资基金业曾有的优势已不复存在或已不明显。基金业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必须以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基点，打造新的竞争优势，方能赢得未来的竞争。

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着的重基金管理公司治理，而轻基金治理的现实情况。在现行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组织模式中，某一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着多只清一色的契约型基金，其整个治理与运作环节以基金管理公司为核心。其治理结构可分为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结构与契约型基金治理结构两个层面的治理问题。 在公司型基金与契约型基金在治理模式上的重大差异在于包含基金治理结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结构和基金公司治理结构三个层面的治理问题。公司型基金的治理与运作以基金公司董事会为核心环节。在公司型基金的治理模式中，基金治理结构与基金公司治理结构的直接落脚点都是基金投资者利益的保护问题，也即公司型基金相比契约型基金，在基金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上有了切实的、可以有所作为的、以基金公司董事会为核心的代言人。因此，发展公司型基金，切实强化基金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可资借鉴的基金业治理的国际经验之一。

欧美发达国家证券投资基金的组织模式及其发展路径为中国公司型基金的创立提供了法制先行与市场推动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在中国推出公司型基金除了解决公司型基金自身的立法立规问题， 还必须解决现行《公司法》关于“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的资本原则问题、所得税双重征收问题以及公司治理组织的结构问题等主要问题。 但有研究表明， 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构成推出公司型基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加强公司型基金立法立规推动和市场推动是推出公司型基金的重要前提条件。

总之，尊重市场选择，只有让不同治理模式的基金组织在市场中竞争， 将选择权还与基金投资者，才能真正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建议通过立法推出公司型基金，完善中国基金组织模式，保护基金投资者利益的目的， 不断创造条件、 营造竞争优势，实现中国共同基金业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尹中立.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发展历程回顾[J]. 银行家，2008(10).

[2]George M. Silfen， Peter L. Tsirigotis， A New Era of Governance for Mutual Funds——An Analysis of the Newly Adopted Fund Governance Requirements[J]. Investment Lawyer， vol. 11， No. 11. November 2004.

[3]Peter Tufano， Matthew Sevick， 1997， Board structure and fee-setting in the U. S. mutual fund industry[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46：321-355.

[4]袁江天. 透过历史、现实与国际经验看中国信托公司的功能定位[J]. 金融与保险，2006(7).

[5]贝新政等. 基金治理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6]刘樱. 英国基金业的发展对我国基金治理的借鉴[J]. 金融经济，2006(12).

[7]江翔宇. 公司型基金法律制度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李丹;校对：郄彦平)

作者：袁江天

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结构论文 篇3：

基金业的优势在哪

据相关统计，已公布年报的64家基金公司2011年全部亏损，总计亏损5004.4亿元，收取管理费达到288.6亿元。

规模大、操作难、成本高、赚钱少⋯⋯以A股为标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到底有没有“投资优势”?如果有优势，为何总是“亏钱”?总被“埋在春天里”!

犹记2010年基金年报发布之后，我曾经评论，“2010年与2009年最大不同的地方在于，基民们懂得割肉，不再‘死扛’。”而这一态势在2011年得以延续。回顾2011年全年，基金没有出现所谓“超越多空或超市场的表现”—指数跌多少，它也跌多少，有时甚至跌得更多、更狠。比如，2010年证券投资基金，亏损的比率为9比1;2011年，证券投资基金可以说是“全军尽墨”了。

那么，基金成了谁的赔钱货?

显然，基金管理公司没有赔钱，赔的仅仅是基金持有人的钱。基民水深火热，基金衣食无忧;基金改革的愿望，越来越被淡化。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仍然未能在过去的一年，培育出一批真正的市场化基金，以此来适应不断变化中的股票市场。

在港股市场的朋友圈内，有一个笑话：某公司的一只中国消费基金发布业绩显示，前“十大”持仓中的前三名竟然是中移动、中石油和中银香港。问曰：啥时候这三位成了“消费股”?答曰，一度确实是以“消费股”为前十大，谁知后来都“跌没了”、“掉到10以外了”。又问，为啥消费基金可以配这么多移动、石油、银行?答曰，基金经理自己觉得稳当，好歹“不会输给指数太多”。

以目前有关方面的政策导向而论，后市很可能会出现行业性质的“集中持股”—无论何种基金，一概都是“满手”的“大盘蓝筹”。

证券投资基金无疑是证券市场的主力机构，但是却没有人能说清它们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以至于很多投资人，至今为止仍然坚持以为证券投资基金属于“理财”产品，而非真正的“机构”。事实上，基金是稳定市场的投资力量，但首先，它是作为一家机构而存在于市场上的。基金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投资者愿意支付基金管理费用的道理就在于此。然而，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我国主要采用契约型基金，这种法律结构，事实上等于固化了基金委托人并非真正财产所有权人，投资受益人也不仅仅是财产管理权人。

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行业，依然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最明显的地方在于，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行业，作为“市场机构”的经营模式，还远远不够成熟。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无论是公募还是私募，投资基金都不能证明，自己能够保证其持有人可以获得低风险而且相对安全的投资收益。事实上，我们对于基金业“恶的一面”的分析远远不够。根据最近10年的基金投资业绩统计结果，我们已经可以判定，基金不太可能总为投资者赢取超出市场平均的业绩与回报。连续两年的基金全线亏损的发生，可能绝非偶然。如果没有优势，那么，基金行业在熊市中继续“扩张”，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还不如把“择时”与“择股”的功能还给市场本身。

作者：缥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