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者的历史使命的论文

摘要：我国民族地区在国家不同发展阶段都扮演着各不相同的重要角色，并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目前，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是我国发展战略中的关键，而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模式的选择与三农工作队伍的组建更是其中关键的一环。因此，探索民族地区城镇化与三农工作队伍组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社会工作者的历史使命的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社会工作者的历史使命的论文 篇1：

我依然抬头仰望

我一直认为，在所有的专业中，尚没有一个专业像社会工作这样富有人性的魅力，它不仅探寻人类服务的优秀方法，而且还促使社工不断探究自我完善与成长。我自己为了找到它，费了很大的周折。

记得小时候，内地流行香港传进来的生肖卡片，上面写着什么属相的人适合做什么。我属牛，适合的职业中就有社会工作。我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工作，就问父亲，父亲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你完蛋了，扫大街的、端盘子的、修自行车的……都是社会工作。

这就是我人生与社会工作的第一次对视，而我做梦也没想到，社会对该专业充满荒诞的解读，与社会工作者为还原该专业价值的努力，一直与我相伴随行，直到今日。

在从事各种公益服务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那就是很多服务行业都有自己的专业技术，那么，作为人类服务中最富挑战的社会发展的专业技术是什么?一直到1999年，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找我做实习督导，我接触了社会工作，从理论架构，到理念体系，到方法技巧，一套多么科学而完善的系统啊!我豁然开朗，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就是它，我要找的就是它。从此之后，我成为社会工作坚定不移的追随者。

多年的服务实践使我认识到，要想使服务更有效，不仅要依靠专业化平台，还必须建立组织化平台。2003年春天，一群青年人签下“生死状”，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开始了农民工抗击SARS紧急救援服务，由此一个致力于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农民工的民间组织——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简称“北京协作者”)诞生。这个当时连生存都不能保障的机构，以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最核心的城市化问题为介入点，启动了一系列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与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活动，希望通过开展能力建设、社区发展、教育倡导等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使农民工在参与中，逐步由受助者转变为服务者，进而以社会组织建设模式创新与社会工作服务创新，来推动社会管理服务模式的创新。

9年来，在协作者这个平台上，我们服务了15万多名农民工，培养了2000多名志愿者，出版了7本图书，召开了两届全国性专题研讨会，主办了跨度十年的农民工生存状况图片全国巡展活动。而参与服务的农民工从最初的哭泣、无助、抱怨，到如今勇敢的直面自己的生活，充满热忱的鼓励身边的弱者走出困境，我们实现了这个美丽的期待，探索出服务人群在参与中实现从求助者到助人者的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从社工被荒诞的解读，到逐步为社会认可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被问到一个问题：你就没有沮丧甚至放弃过吗?我说，没有，从来没有。社会工作发展环境不尽如意，正因如此，才需要我们去推动，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作为社会工作者的一员，我有幸生长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我深信我们不仅仅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还将是这个时代的历史创造者。

人性，就是社会工作的精髓。人类的终极目标无非就是自我解放，而我认为社会工作者是人类自我解放之路的工程师，它所探求的自我解放不仅仅限于哲学意义上的解放，更包括具体的实践路径。因此，如果非要让我用一个核心词汇来描述社会工作，那么我想就是“解放人性”，这是我们社工的使命，需要我们用毕生去追寻的使命。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遇到过孤独、无助与冰冷，我们每个人都对温暖与爱充满憧憬。当我们有一天可以与他人分享温暖与爱的时候，请不要吝啬你的双手，它将温暖一个人的一生。这就是我——一名社会工作者，一个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创始人的记忆。

往事历历在目，每每回首，我深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而荣幸。人性解放之路，充满激扬与磨难，多少前辈为此不懈奋斗，探究的各类优秀方法如群星闪耀，而社会工作便是其中最璀璨的那一颗。时至今日，我依然心怀敬畏，脚踏实地，抬头仰望。

作者：李涛

社会工作者的历史使命的论文 篇2：

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对三农工作队伍组建的影响研究

摘 要：我国民族地区在国家不同发展阶段都扮演着各不相同的重要角色，并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目前，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是我国发展战略中的关键，而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模式的选择与三农工作队伍的组建更是其中关键的一环。因此，探索民族地区城镇化与三农工作队伍组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着眼于当前民族地区城镇化路径选择与三农工作队伍组建两者进程中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认为民族地区城镇化模式的选择对三农工作队伍组建有着极大的影响。最终提出相关建议，望对现实发展进程提供有效助力。

关键词：民族地区;城镇化模式;三农工作队伍;组建模式选择

引言

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主题之一，同时城镇化建设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纵观人类历史的城镇化历程，全球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城镇化理念与路径选择各不相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路径选择为我国提供了些许先进范本与经验，但国情不同也就决定着发展轨迹各不相同。范本与经验可以学习，但不可照搬照抄，以免“上错车，走错路”，所以我国必须从自身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民族地区更是如此。本文选取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例，因为大理白族自治州是我国典型的白族聚居地区，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且拥有自身特色的地区发展轨迹。民族地区都有自身发展的脆弱性，其各个行业产业间联系不紧密，所以在城镇化实施路径选择问题上要慎之又慎。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需要美好生活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我国现有发展之最大不平衡就是城乡发展不均衡。为顺利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从而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战略中明确指出“乡村振兴，关鍵在人”。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于报告中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三农工作队伍建设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之关键，也将扮演支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重要角色。懂农业、爱农村与爱农民这三点要求为三农工作队伍的搭建指明了方向，也为三农工作者提出了努力目标。

由于近年大理州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青年进城务工，导致农村“老龄化”、“空心化”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组建三农工作队伍生力军。所以，面对这种情况，民族聚居地区到底是选择围绕“核心城市”路径进行发展的城镇化，还是围绕“核心乡镇”路径发展城市进行“反哺”的城镇化，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

一、已有研究回顾及总结

(一)民族地区城镇化

目前相关民族地区城镇化有多学科领域所涉猎，且成交叉互补之态势。较多涉及的研究领域有经济、统计、管理学等相关专业领域，研究领域大多涉及民族地区的城镇化现状与进程、有关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进程当中所遇问题及困境，以及民族地区城镇化模式的挑选与对策这三大方面。

1.有关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现状方面

很多研究表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镇化建设是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现有研究表明，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程度偏低，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民族地区来讲阻力重重。有学者利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与数据包络分析法来测算我国八个民族省份2007—2014年间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其研究发现，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质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但研究结果却反映出民族区域在城镇建设投入要素的优化方面有着很大的研究空间。有研究以民族种类作为基本单位，对我国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城镇化水平进行详细测算，研究结果表明，民族间人口城镇化率有着较大的差异，两极结果间差距悬殊。有学者在其研究中发现，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应注意表述方式，尽量避免“欠发达”等相关词汇频繁出现，因为有研究结果表明频繁使用“欠发达”等相关形容词会对城镇化建设起到反作用。

2.有关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进程当中所遇困境方面

因民族地区禀赋差异，致使在城镇化进程中各民族区域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均有所差异。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问题大多出现在城镇化建设的空间与结构布局、城镇化建设的生态与文化适应问题等方面。有学者对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匹配程度进行实证，其研究以云南省为实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城镇化多体现为土地滞后型。同时，相关研究领域对城镇化建设与民族文化的冲击与整合等方面也重点关注，有学者研究表明城镇化建设正在悄然改变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链”。

3.有关研究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模式方面

目前学界大多以区位资源禀赋、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地区主导产业等相应研究角度为基础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城镇化的不同发展模式。有学者在其研究中表明，民族地区关联带动性较强的产业当中旅游业首当其冲，在其城镇化发展模式中应将旅游业作为其主导产业。有学者研究建议，因民族地区人文、区位特色禀赋不可复制，故其城镇化应围绕其优势资源进行特色发展，采用“弯道超车”的建设思路。有学者以区域特色资源为基础，研究得出相应民族区域其独特的城镇化模式，环青海湖“候鸟型生态”城镇化、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区域据点型”城镇化等均属此类研究。也有学者研究认为，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不仅要依据自身特色优势，更要善于借助地方政策，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以及特色小镇建设等政策支持下，实现“双轮驱动”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城镇化问题上较少对某一特定产业的影响进行分析，例如，该研究欲进行的城镇化路径选择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三农工作队伍的组建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三农工作队伍

有学者认为，农村发展的关键是挖掘当地农民的智力和潜力，因此农民教育就是要挖掘农民的潜力，使之成为农村建设的主体。其教育内容是针对农村综合发展需要的综合教育，其倡导的教育方法是与农民一起实践教学，挖掘农民潜能，全面促进农村发展。在教育者的选择上，颜阳初认为，农工队伍的培养要注意两类人，一是教育的简单化者，二是教育的“传教士”。他们不仅要有科技能力，还要有服务农村的奉献精神。

当代实用农民教育的目的是培训新的专业农民和实用人才。农民的现代教育主要侧重于农业经营和实践技能的培养，以解决“谁耕种土地”的问题。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将全国农民专业种植纳入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计划”。2017年，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农业部常务会议上提出，培育新型的专业农民是解决“谁的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主要的教育观念是农民需要外部科学知识。他们的教育方法专家专注于教学，他们所训练的人才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人才，而不是着眼于整个农村的发展。

当前农村人力资源概念的定义基于“优先考虑城市发展和工业化”的话语系统，农村人力资源概念的定义重点不在农村区域发展上，团队被孤立了。例如，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人大多从经济学或管理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以及相关组织的发展。通常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现有的户口定义方法和地域定义方法重点放在人力资源开发上，而“为谁”开发的问题被忽略了。

对于三农人才队伍，目前的实践和研究侧重于从某一领域或角度进行探索，而不是从整个农村发展的高度进行探索，较少从民族地区农村出发形成对三农工作队伍的统一定义和认识。比如，在处理农村社会问题和社区服务问题时，国家提出要建设一支农村社会工作者队伍，然后对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进行更多的研究;在面对基层党政工作队伍素质不足时，国家提倡“三支一扶”而不是支持“大学生村官”等人才工程，然后对此产生研究，但很少有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不利于三农工作队在服务农村发展中的合作，也不利于他们发挥整合作用。

二、概念界定

(一)民族地区

学界对民族地区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民族地区一般泛指民族人口聚居的区域。因此，本文所指的民族地区为我国主要的民族区域，由于笔者能力所限，特选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建设推进较为滞后，甚至成为制约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之短板。现在云南省正加速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最终要实现“弯道超车”之壮举。为此，应乘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之“东风”，寻求一条符合云南省省情特色城镇化之道路，二者合力一处，最终为云南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有效助力。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滇西地区，地理环境“山多坝少”。这片热土上生活着26个民族的兄弟姊妹。现今大理白族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云南省中位水平，各方面指标同样处于云南省中位水平。从地区地形地貌到地区民族构成乃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各项指标，大理白族自治州均是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平均水平之最佳范本。本研究选取大理白族自治州为范本，以此为基础研究特色城镇化建设对三农工作队伍建设的影响，望最终能为云南省脱贫攻坚之决胜阶段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有效助力。

(二)三农工作队伍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所以人才的正确运用才是整个战略的关键一环。从人员结构上可将三农工作队伍分为三个层次：政府工作队伍、农民(本地)工作队伍、社会服务队伍。从这三个划分的层次不难看出，农民(本地)工作队伍才是整个三农工作队伍的核心重点。因为他们是本地人，大多在农村集体组织就职，不存在排异性，此种状态下能够有效且快速地整合土地资源，摸索出适合自身的有效发展方式，如若走上工作岗位必会为小农户谋求利益。农民工作队伍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本土性。所谓本土人才，并非特指拥有农村户籍，而是指生活工作圈子中心在农村，个人发展也在农村，并且愿与农村共存共荣。

有学者研究发现，农村本土人才大多体现三个特点：首先，农村本土人才有其特殊的理念，热爱农业，热爱农村，热爱家乡，热爱大自然;其次，农村本土人才能够在农村获得可持续生计;最后，农村本土人才崇尚乡村生活方式。“一懂两爱”工作队伍大部分应由本土农民构成，这样构成的队伍既“懂农”又“爱农”，人员基数庞大便于挑选，并且本土农民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取当地相关资源数据，故农村本土人才队伍可以发挥内联广大农户、外联广大涉农社会服务队伍的基础作用，同时也是党政工作队伍的帮手。其不足之处在于本土人才资源的不足和组织性不强。所以，需要加强农村本土人才队伍的组织性建设，助力其成为三农工作执行队伍的主要組成部分。

三、大理州现有城镇化进程对三农工作队伍组建的影响

城镇化是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民族地区在城镇化过程中存在许多水土不服的窘境，笔者根据近年于大理州调研所得，将“水土不服”做以下小结。

首先，地方政府对城镇化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缺乏清晰的认识，有时甚至简单地认为城镇化就是要将村里人户籍城镇化，大力实施异地搬迁即可，手法“简单粗暴”，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人才的净流失。地方政府首先从引领的层面就没有真正理解城镇化的核心其实是人的发展，更没有站在一定的高度来认识“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大的内需所在”这句话。只是简单地认为这就是一项政绩，只要把农村户籍人口变少，城镇户籍人口变多就可以了，所以主要的做法就是异地搬迁，让群族民众远离他们的自有耕地，去距离较近的城市谋求新的生存机遇。

与其他农村所经历的问题类似，随着大理州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农村中有受教育背景的青壮年逐步流向城市，造成农村人口在知识水平与年龄结构等方面极不合理分布;同时，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村庄建设的不合理规划，导致村庄外延的异常膨胀与村庄内部的急剧荒芜，形成了村庄空间形态上空心分布。

农村劳动力转移致使留守劳动力减少，集中体现在留守妇女土地经营面积的增大，使其劳动量和强度明显增强。留守妇女劳动力疲于田间劳作，加上照顾家中其余留守非劳力，所以无心学习农业知识、更新农业观念以及农技训练。故在农业生产中投入劳动力和技术质量不高，特别注重化肥投入来提高产量。但是，因其他配套生产技术的缺乏，农业产量提高的效益不明显，反而化肥的投入量远远高于非转移户。这不仅仅造成了化肥浪费，而且会使农村面源污染加剧，从而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同理也直接导致了本地农民工作队伍组建举步维艰。

其次是针对民族地区特点的模式创新不足。当前大理州城镇化模式单一，其城镇化类型直白的表述就是被动地包办型城镇化，在其城镇化进程当中直接忽略了民族群众意愿与其区域特点。

最后就是民族地区城镇化的自我建设能力不足。大理州的城镇化处于基本初级阶段，未来发展有较大潜力与容错空间。但这一切需要充足的财政支持作为基础。根据实际调研的情况发现，大理州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捉襟见肘，仅仅依靠自我建设能力，城镇化的建设将举步维艰。

以上三种情况的出现直接导致大理州出现“进退两难”的窘境。首先，当地不成熟的城镇化政策使农村劳动力远离自有耕地进城务工，从而直接导致农技生疏。其次，当地城市可提供就业岗位不足，不能完全吸收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致使一部分人无工可寻。这种进退两难的境遇使得大批的青壮劳力外流，直接从根本上给组建“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

四、对三农工作队伍组建有利的城镇化模式选择

(一)调研体会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如何选择城镇化模式才能有利于“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组建显得尤为重要，因其不仅是两大战略能够有机融合的纽带，更是两大战略能够深度和谐发展的基石。如今“一刀切”的城镇化在大理州已有弊端体现，这就敦促我们必须重视此类短视化的政策行为。至于大理州究竟需要何种城镇化模式才能有效为组建“三农”工作队伍提供助力，结合前文所提困境，笔者认为：

首先要避免被表面风光蒙蔽双眼，导致盲目跟风，致使规定的政策天马行空不能落地。民族地区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城镇化水平上均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在民族地区实施城镇化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并尊重当地的民族性，避免所规定政策不能落地，最终导致当地农技人才净流失。

其次要注意城乡结合，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首于乡镇。发达地域的城镇化受到城乡二元结构影响，基建项目往往更偏重于在城市的投入，这便从根本上导致城乡互动格局难以形成。民族地区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增强城乡互动。通过偏向于乡镇的基建投资，使得在农村就近乡镇均可体验到城市的便利，便可吸引当地农技人才并防止其外流。

最后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小试点进行测试。本文选取大理白族自治州作为典型样本，因其地处滇西地区，地理环境“山多坝少”，为多民族聚居地，且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云南省中位水平，各方面指标同样处于云南省中位水平。从地区地形地貌到地区民族构成乃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各项指标，大理白族自治州均是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平均水平之最佳范本。选取典型试点打造样板，有利于大区域的发展借鉴。

(二)模式选择

城镇化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自然进化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城镇化建设过程当中如若违背客观规律，在此影响之下三农工作队伍的组建等同于缘木求鱼。对于民族地区三农工作队伍的组建而言，城镇化建设的模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基于近几年乡村调研的情况，总结出以下几点有助于三农工作队伍组建的城镇化模式。

1.建设打造核心乡镇，就近转化

首先以大理州为例，由于地形地貌与资源所限制，人口较为分散，县级行政单位数量较少且地域分布不均，如若将县级作为打造城镇化的核心点，很多具有丰富农技的农民将远离他们挚爱的家乡，时日一长农技生疏，这就直接造成人才的流失浪费。而打造核心乡镇，将基建重点偏向乡镇改造，首先从地域限制上具有农技的农民不会远离耕地，其次他们还能更加体会到城镇化为其带来的舒适与便利，使其能够踏实地生活在自己的那一方田间地头，不用再去期盼大城市的生活，这也正是为打造能够落地本土的“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提供最直接的“血液输送”。

2.一户两居，乡城互动

在现有的城镇化进程当中，大理州有很多民族文化是不能与其生存环境割离的，一旦隔离不仅会导致民族文化的断档，更会致使具有民族特性的三农工作队伍难以落地产生作用。故应采取“一户两居，城乡互动”的模式，农忙时住至田间地头，使手中之农技不至于生疏;農闲时住至相近的城中，享受城市所提供的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体验城市生活所能带来生活便利。因其两地均有政府所提供的合法且稳定的住所，所以不会给这些拥有农技的农民产生“割裂感”，使其能够更稳定地为三农提供助力。

3.民族文化为介，村镇互促

以民族文化为介，使村镇互促，打造三农工作队伍，最终打造出能适应能落地的本土三农工作队伍。民族学相关理论表明，民族是基于语言、宗教、人种、亲缘、习俗、生活地域等“原基”联系而形成的自然单元和人类经验的整合要素。民族产生“原基”归属感的关键要素是为生态与文化，其能够对民族生命力的可持续性产生直接性的影响。所以打造核心乡镇，增强村镇互促，不仅对民族地区文化传统和原生环境是尊重与敬畏，而且会加强对民族文化与原生环境等资源属性的认识，最终将珍贵的民族文化资源与生态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大大促进民族地区三农工作队伍与当地人文环境的融合与落地。这一模式是一种对过去城镇化“重城市，轻乡村”的一种反思。在民族地区想打造能够符合当地文化且落到实处的三农工作队伍，城镇化的过程不是简单地理解为城市吞没乡村，而是各司其职，发挥各自资源优势，使其高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结语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三农工作队伍的组建也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首要解决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至于二者如何融合且能够正向地相互服务，我们要放到人类发展的大格局、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去体会。本文着眼于单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地区——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城镇化进程为举例，去看其对本地三农工作队伍的组建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之下，大胆提出能够符合本土三农工作队伍组件要求的城镇化模式设想。但后续包括农技人才的有效流动、生产资料及相应权利的流动，如土地流转问题等三农工作队伍组建之后续问题与困惑，都亟待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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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全国政协“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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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Ethnic Area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Three Rural” Work

— A Case Study of Dali Bai Autonomous Prefecture

Xun Ai-qiang; Liao Wang-ke

(Dali University， Dali 671000， China)

Key words： The urbanization pattern in ethnic areas; the selection of the building mode of the “three rural” work

[責任编辑 张宇霞]

作者：荀爱嫱 廖望科

社会工作者的历史使命的论文 篇3：

论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 在新时期的城乡统筹发展思路下，农村社会面貌的改造成为重要且迫切的发展要求。在大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下，社会工作也随即有了新的现实发展需求与发展空间。本文在描述社会工作视角下新时期农村社会的变迁基础上，剖析了社会工作与农村社区建设之间的契合关系，阐述了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实务工作介入途径。

【关键词】 农村社会变迁 契合关系 本土化 介入途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旨在建立一个与以往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农村社会状态，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是实现新农村发展目标的现实手段与途径。农村社区建设它的内涵特征与实际建设过程都集中表现在解决农村各类社会问题这一核心上。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社会工作应当可以运用其特有的专业理念、知识与方法，介入对农村社区各类问题的解决，帮助农民摆脱生产与生活中的困难，促进农业发展，推进农村社会的文明进步。

一、社会工作视角下的新时期农村社会变迁

1、新时期农村社会发展状况

我国长期的二元社会结构带来的城乡差距，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并未能消解。短期加剧的社会转型效应在城乡之间发生连锁反映，开始贻害农村。由于改革并未涉及到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也缺乏经济上的中介组织作依靠来参与市场化的竞争，加之政治上也没有充分体现农民利益的自治组织或利益集团，这使得农民不能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而且无法抗拒来自政治权威下的超经济式剥夺。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实行，农民获得了较多的农业技术性要素的供给，但其需要的社会性要素的供给却被弱化了，应当享有的平等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待遇较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虽已事实性地成为产业工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整体却仍可以说是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在城乡间造就出的一个弱势群体。在社会结构中，作为农村主要群体的农业劳动者已成为社会的下层阶层，弱势特征日益显现，而社会最下层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中的极大部分也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农民”。

多年来，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呼声仍然“在路上”，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伴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力的输出，农村日益“空壳化”，出现“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空巢与类空巢老人”等，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给农村社会带来许多不和谐、不安定因素。此外，农村社会还存在生产与生活环境恶化、农民文化生活落后、农民医疗卫生设施不足、社会保障滞后、干群关系紧张、社会关系间利益纠纷加剧等现象。近年来，“土地流转”、“新型合作社”、“新农合”、“新农保”等惠农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收入与社会保障待遇，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可见，农村的社会发展与农民利益的提升，仍是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2、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社会发展与管理的新要求

西方社会的城市化与现代化的经验显示，只有城乡一体的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现代化;城市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和水平可以实现对农村社会的反哺。正是基于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与现状认识的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被提出并开始了它的历史使命：减少城乡差别，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和环境条件，推动农村社会的文明进步。

随着现代社会民权问题、民生问题关注度的提升，社会个体的社会权利，包括生存权、平等权、政治参与权、经济权利等意识也逐步提升，社会个体的价值及其福利需求也日益受到尊重。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事实上涵盖了对农村整体社会体系的重构。

从社会政策角度来看，需要给农民提供一个更加合理、平等、开放的竞争市场;需要统筹城乡发展，在城乡之间合理分配各类社会资源;需要社会提供城乡统一标准与水平的社会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服务等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建立城乡之间开放、有序、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空间以及管理制度等等。

从社会文化与理念方面来看，需要传递社会公平、公正、平等的理念，需要尊重每一个社会个体的价值与需求;需要在城乡之间建立平等、公平、公正、文明的人际理念与人际互动，形成城乡无差别、无歧视的文化生活等。

从农民的角度来看，需要提高农民参与经济竞争活动以及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需要提升农民群体利益的集团化或组织化，以提升其群体的整体社会影响力;需要提升农民的文化水平，开发其高层次需求，倡导更文明的生活方式等。而这些都对农村社会现有的管理体制与管理工作提出了挑战与新要求。

可以说，在城乡利益差别以及各类利益之争中，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方面的利益诉求日益增长。而农村社区建设的迫切性正是体现在这种农村社会领域内的解构性需求中。

二、社会工作与农村社区建设融合的必然性

1、社会工作的专业特征与农村社区建设的融合

社会工作与农村社区建设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首先，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社会性“阵痛”是两者共同的背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带来的诸多体制的改变，使得社会运行过程出现许多不协调因素，为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工作得以恢复和大力发展，而农村社区建设也是为解决转型期城乡社会发展矛盾而提出的。两者都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而存在的。其次，两者都是以社会弱势群体为基本关注点。农村社区建设的核心服务目标是处于社会层级划分下的广大农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民。社会工作则是以陷入困境中的个体或家庭为基本关怀对象，其中贫困农民一直是其重要的对象群体。再次，两者都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社会工作通过关注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了解个体需求，解决个体面临的问题，以此体现社会的人道主义与人文关怀。农村社区建设也是在充分认识广大农民的现实生存状况与农村的发展状况基础上而提出的，农民的需求与问题是其目标核心，其实质在于改变农村社区贫穷落后的面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存环境质量，促进农民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可见，新时期的农村社区建设与社会工作之间的契合，反映了两者具有相同的功能导向，均发挥着维系社会发展的共同功能，同时在工作对象、工作理念和方法等方面两者也将有诸多融合的可能性。

2、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社会工作将成为农村社区管理的重要介入手段

从国际视野看社会工作的发展，其经验显示，社会工作已成为现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专业社会工作面向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提供社会服务，其过程蕴涵着柔性管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在处理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事件时所使用的刚性政策和刚性管理手段的不足。社会工作秉持“助人自助”的理念，遵循公平、公正、平等、接纳、差别化的职业伦理和工作模式，注重解决社会某一个体或群体的社会问题，这是政府行政手段所无法办到的。此外，社会工作者还充当着帮助政府了解民意、制订和完善社会政策、实施社会政策和计划、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角色，间接地促进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农村社区建设，将我国最广大区域范围内的最广大人口—农民的生存状态提升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将农村社区经济、民主政治、文化教育、环境保护、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的解决，都纳入到社会管理目标中，这本身就是对现有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挑战。在“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构建中，城乡管理中大量社会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传统政府的行政力量和手段已是无法实现。因此，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需要探索更为有效的、更加多元化、社会化的管理手段。

社会工作因其在“关注社会个体的生存状态，促进个体的发展，影响社会政策，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的专业特性与功能，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实务工作开展，从价值理念传递、社会服务提供、社会资金筹措、社会组织支持等角度事实性地参与着社会管理。从微观的助人服务，到宏观的政策倡导，对社会发展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建设与管理系统工程，社会工作将是政府行政性公共管理手段之外的介入农村社区管理的另一重要管理手段。社会工作者、非政府组织将成为政府农村基层管理组织的重要补充力量，参与到农村社会管理中，为农民提供各类的社会服务。社会工作方法也将作为非行政化手段，在传递“社会平等、互助”理念，改善农民福利状态，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维持农村社会秩序，促进农村社区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农村社会工作将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与重要路径

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必定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国情，必须是在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把来自国外的社会工作理论、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地服务中国的社会。从服务对象的本土化来看，中国的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应当是占我国人口大部分的农村人口，这是由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社会弱势群体”这一特征决定的。

从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来看，中国的社会工作应当是在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前提下，创新出适合我国现今城乡社会发展需求(尤其是广大农村社会发展需求)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从社会工作的组织本土化来看，西方社会工作已有“第三部门”作为社会工作的载体，中国的社会工作也应当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借助已有的城市社区建设与城市社会工作的经验，积极培育与中国政治设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社会非政府组织，为城乡居民(尤其是广大农民)提供必要的组织支持。农村社区建设，为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提供了广阔的政策空间与现实社会空间，将成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路径。

三、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实务介入途径

1、参与广泛的农村社区调查研究

对我国幅员辽阔的农村进行系统而科学的调查，不仅是国家制定正确的农村政策不可缺少的基本依据，而且也是进行农村社会工作的前提。社会工作者可以积极参与对广大农村社区发展现状的深入调查与研究。

2、面向农民个体及其家庭开展各种形式的社区服务，组织社区文化活动

为应对老龄化压力下农村日趋严峻的养老问题，可以开展对农村空巢老人与高龄老人的日常生活照顾、病时护理、临终关怀等服务;可以为留守儿童提供生活照顾、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等服务;可以为农村妇女(尤其是留守妇女)提供生产指导、非农就业指导与培训、家庭关系调解与权益保护等服务与支持;可以面向一般农村居民及其家庭提供日常便民利民服务、医疗保健、职业介绍、信息咨询、就业指导、家政服务、休闲指导等不同层次的需求。此外，还可以积极参与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的策划与组织，满足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促进其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

3、参与政府或中介组织对农民开展的增权活动，提供智力服务

社会工作特别强调对工作对象的能力培养，以促进其发展。农村的发展根本上要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提升。政府已开始注重帮助农民提高表达自己的意愿、参与政治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并与一些中介组织一起开始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教育、文化教育等各类培训。社会工作者可以在此中承担起培训组织者的角色，如提供培训、信息咨询、组织管理等服务。目前各种农民协会、专业技术协会也正在兴起，它们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正吸引更多的社会工作者加入，这也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推进力量。

4、参与各类组织在农村范围内的扶贫开发活动，促进农村社区经济发展

目前国内、国际的农村发展援助机构(包括一些外国政府的援助机构)，以及一些跨国公司在华开展的农村扶贫公益活动，多是用参与式的方法进行的，且随着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其规模与影响也会日益增强。社会工作者可以积极参与到其中，为这些扶贫开发活动提供各种服务，并总结、推广其成功经验。

5、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提供各种培训，促进其与城市社会生活的融合

就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国农村人口的减少、城市人口的增加将是一个漫长的进程。社会工作者可以积极参与到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除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职业培训之外，还需要对其进行融入城市社会的一些非职业教育，以促进其早日成为现代城市社会中的合格公民，并且为其下一代脱离农村成为城市市民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

6、代言农民利益，影响社会政策，促进农村社区长效发展

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了解农民的生活困难，代言农民的利益需求，帮助其争取必要的社会发展资源。社会工作机构作为独立的中间者的身份，可以真正并真实地反映农村问题，将社会政策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反馈给政策制定者，或者对社会政策提出质疑，进而参与到社会政策的制定与修改。此外，社会工作可以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农村，为农村社区发展筹措更多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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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冬梅)

作者：刘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