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乡村社会的司法运作

试析乡村社会的司法运作（精选2篇）

试析乡村社会的司法运作 篇1

论文摘要在中国推行法治化进程道路上，乡村社会的司法状况因其自身的多方面原因，显现出与城市社会不同的影像。司法在化解乡村社会的矛盾时常显的较为软弱，司法运作的结果较难为村民所接受和认同。本文通过对司法权在乡村社会中的运作现状，分析当前乡村社会的司法国情，并对如何在乡村社会推进法治化建设提出应对措施。

论文关键词法治化 乡村社会 司法运作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

——马克思

在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是一个不要或缺的角色。农村法治化变革正伴随着传统与现代解决纠纷的多元化手段之间的兴替而进。就乡村司法的基本任务而言，基层司法在理念、模式、方法乃至于效果追求上都与纯粹、理性的司法活动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以“能动司法”为标志的司法风格转型显示出其必然性。笔者以为，在乡村的权力、文化生态中，司法需要平衡“规则、权威、情理”三者的关系，能动地解决讼争、化解矛盾，进而逐渐积累并创造属于基层法官的司法经验。

一、司法的尴尬

在政府大力倡导“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民众的法治意识似乎有所觉醒，开始运用法律作为保障自己权利的手段，这从近年来一浪高过一浪的“诉讼爆炸”浪潮中可见一斑。然而，诉讼数量的增多，就真的意味着民众的法治意识开始觉醒，从内心开始信仰法律、崇尚法治了吗?经验再次告诉我们：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至少在乡村社会，法律还是外来物种，尚未能融入到乡村社会之中，法律不旦没能成为人们行为的规范，更多时候反而受到村民的排斥，被认为是异己力量，甚至成为村民的笑柄。

传统的.的乡村社会是熟人或半熟人社会，其社会秩序主要是靠长者的权威、村规民约及乡俗习惯来维系。虽然当下的乡村，尤其是东部经济达地区的乡村与传统的乡村模型有所差异，但同为可称作“无政府的有秩序状态”的乡村社会，其本身并不能隐藏、化解其内部所产生的各种纠纷。所以，村民们势必要面临选择陌生且可能并没有好感的法律来化解纠纷。

应当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相当部分村民在出现纠纷时没有立即选择法院甚至有意规避司法，即便是参与制造“诉讼爆炸”的村民，在法院对纠纷作出裁判后失去了对司法的信任，于是背起行囊游走于各级党委、政府、人大与政协之间，以上访、上告、上北京等非常规方式向党和政府“讨公道”。

司法的意义在于在国家权威为后盾，提供解决矛盾纠纷实现公平正义的救济途径，其最终的目的是化解矛盾，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然而，司法在乡村社会的运用结果却是，有时候司法活动不仅没有平息纠纷、化解矛盾，反而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甚至发生转化。司法的目的与结果之反差不可谓不大。

二、司法的作为

村民在意的往往并不是法律与事实本身，而是将重心放在了情感与道德之中。因为在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里，遇事讲良心、评道德是村民们长期以来处理矛盾时得心应手的武器。当村民对法律缺乏认同感时，法律与事实在村民眼里显得过于陌生，早已超出了村民对事物的认识范围，成为村民手中不知如何控制、不知如何使用的工具——没有人会用自己不擅长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教会村民运用法律，如何才能让司法在乡村社会中进行有效运行的问题。

将抽象的法律所蕴含的公正理念以具体的、个案的形式表现出来，让村民更易于接受司法的结论，是司法在乡村社会中运作时面临的现实课题。只有在合法的基础上理加合理地处理个案才能消融村民对法律的隔阂，增加对法律的认同感。因此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要坚持能动司法，促进司法过程中法理情的有机融合。

(一)深入查明事实

审理案件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争议事实的认定，法官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来判断双方争议的事实是什么。作为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举证责任的规定都十分的详尽，这是为现代社会的诉讼便利而设的，直接关系到事实的认定和诉讼的胜败。村民间的法律纠纷可能并不复杂，但由于文化水平、对法律规则的认知等方面的存在的个体差异，相当部分村民在诉讼时都不知举证为何物，更勿论在举证期限内举证的问题。如果法官简单地适用证据规则，单纯地根据举证规则来审理案件，会使从实体上看来本应胜诉的当事人因程序的原因承担败诉的后果，这与村民朴素的正义观念相违背。法官不是纠纷事实的亲历者，法官对纠纷事实的认识是主要是通过对证据的认证来实现的，所以把证据提交到法官面前这一环节对于法官判断案件事实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乡村社会的司法过程中更应当坚持能动司法的理念，根据具体情况指导村民举证，让双方能够充分收集证据以便查明事实，进而使查明的法律事实在最大限度上接近客观事实，增强村民的认同。

法官审理查明的事实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的，任何超越证据所认定的事，即使与客观事实多么的接近，却是违反法治精神和司法理念的，仍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因此，在村民对司法程序，尤其是举证程序缺乏认知的情形下，法官更应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尽最大努力去收集证据，然后对证据进行严格细致的认证，使认定的法律事实能够在最大限度上符合客观真实。只有合情合理符合生活日常逻辑的法律事实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

(二)注重社会效果

村民间的法律纠纷大都并不复杂，却事关千家万户，事关民生和谐，只是就案办案，片面强调法律结果，使个案的裁判结果根本违背了村民以一般的社会认知对案件产生的预期，必然得不到村民的理解与认同。公正的司法理念难以深入人心，裁判结果在制度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执行，致使村民的纠纷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还会激化纠纷。于是，法院的裁判成为一纸空文，法院的权威亦不复存在。

试析乡村社会的司法运作 篇2

进入21世纪, 科学技术以日新月异的态势迅猛发展, 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智力经济过渡, 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 这一切都显示了高新技术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作用。发达国家利用先进的农业科技率先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在全球化技术革命的推动下,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中国农村社会开启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积累了先进的经验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关键词锁定农业科技创新, 反映了国家对农业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与革新的决心, 农业现代化发展进入快车道。“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主要是指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大规模推广应用, 以及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向商品农业的转变。其中, 农业科学技术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内核, 具体表现为农业机械化、良种化、化学化、设施化、水利化、生物化、生态化。本文提及的农业技术特指设施农业技术, 想要探究的是作为外在的创新力量——技术是怎样一步步进入村落?现代性技术与地方性知识是如何交汇在一起的?孟德拉斯所说的“小农的终结”是如何实现由“小农”到“职业农民”或“农民企业家”的华丽转身?怎样解释作为受体的农民与技术之间的主动回应及积极互构?

二、样本村介绍

杨村地处渭河流域关中平原腹地, 位于YL城区西北方向8km处, 杨扶公路穿村而过, 交通极其便利, 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杨村行政隶属我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YL区下辖的W镇, 4000多年前, 农业始祖“后稷”在此“教民稼墙, 树艺五谷”, 开创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先河。1934年, 于右任先生和杨虎城将军力主发展大西北教育事业, 振兴农业, 以济民生, 创办了西北地区最早的农业高等学府——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为如今的现代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智力和技术支撑基础。杨村属大陆季风型半湿润气候, 四季分明, 春暖多风, 夏热多雨, 秋日凉多连阴雨, 冬季寒冷干燥, 土壤肥沃, 适宜小麦、玉米、薯类、蔬菜、猕猴桃、苹果等作物和经济林木的生长。

据YL示范区2010年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以前, 杨村村民的收入来源由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养殖、外出务工四部分构成。其中, 种植与养殖占村民总收入的51.6%, 务工收入占39.2%, 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占9.1%。2008年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 杨村通过土地银行成功地实现了土地流转, 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与产出率。目前, 杨村已建成设施日光温室大棚815座, 塑料中棚246个。2010年, 村民人均纯收入9164元, 比2009年增加了2404元, 增长幅度为35.6%, 较之2008年增长4027元, 增幅78.4%;2011年, 村民人均纯收入突破万元, 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小麦、玉米等传统作物一统天下的格局。

杨村有4个村民小组, 270户1166人, 占总人口25%的年轻人外出务工, 留在村里务农的大多是36岁～60岁之间的中老年人。2008年发展设施农业以来, 杨村村民纷纷承包大棚转而发展经济作物。务棚者中半数以上为初中文化程度 (53.7%) , 高中、中专占22.3%, 小学及以下占20.7%, 大专及本科以上仅占3.3%;按照标准棚 (50米) 计算, 村民中承包1个～2个大棚的人数最多 (55.3%) , 3个～4个的占31%, 5个～6个的占6.3%, 7个～8个的占3%, 9个及以上的为4.2%。大棚户中5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大都属于老一代回流人员, 曾经的务工经历使得他们见多识广、视野开阔, 成为今天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

三、农业技术在乡村社会中的运作机制

一般来讲, 作为一项新技术必然具备一定的异质性, 异质技术要被农民普遍接受需要经过认同——接受——消化——吸纳——内化的过程。[1]在这一过程中, 经济效益的刺激会对农民的接受起到较大的作用, 但对于大多数较为保守、不愿承担风险的农民来说, 政府的优惠政策和具体举措、乡村精英身上所表现出的工商精神、经济意识和非凡的、令人钦佩的勇气都会在关键时点显现。[2]

1.技术的进入

美国农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在《乡村社会变迁》中指出, 引起社会系统变迁的新要素90%是从系统外部导入的。[3]杨村大棚技术的进入也是自上而下与自外而内推动的结果。

首先, 杨村成立了示范区现代农业园区管理中心的组织机构, 明确了相关人员的工作职责与具体分工。其次, 出台了一系列园区建设政策, 如,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温室大棚贷款贴息管理办法、鼓励企业和科教人员、农村经济组织进入园区的实施办法等。其中, 重要的政策涉及3项。一是资金扶持。按照建设标准每新建1座大棚, 直补到户1.5万元, 原则上每棚贷款10000元, 全额贴息3年;在规划范围内高标准建棚的涉农企业、科教人员实行直补政策。连片建设大棚30座以上的, 每棚直补5000元, 50座以上的每棚直补10000元。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农户、专业合作社、协会新建的设施农业基地, 园区配套解决水电路以及棚内节水灌溉等基础设施。三是保障措施。园区办及有关职能部门免费为农户、企业、专业合作社、协会提供技术服务, 制定生产标准, 推广无公害生产技术;因发展设施农业, 土地被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全部租用, 且不从事设施大棚生产的农户, 政府按照人均耕地0.3亩的最低生活标准, 每年补助农户每分地80斤小麦、80斤玉米;子女考上大专的一次性补助2000元、考上大学本科补助3000元等优惠政策。第三是陆续出台了关于区级部门包抓“五个万”工作、组建土地银行加快土地流转工作、日光温室验收办法、规范标准化生产园区土地管理工作等通知, 以保障机制建设的顺利运转。其中, 在《关于在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设施农业基地建设中推行“五统一”的通知》中指出:要对园区统一规划布局、统一设计监管、统一施工指导、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农资供应。同时, 要求区农林局、区水务局、区国土局、区粮食局、区畜牧局、区财政局、区人劳社保局、区招商局等30个部门, 围绕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找准定位, 明确各自的主要职责与工作任务。另外, 制订了农村土地银行章程、机构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 由土地银行与会员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经营协议书》, 签订的期限一般不少于15年, 将会员的土地统一划归土地银行管理。第四是在技术体系方面, 发布了聘任设施农业建设首席专家和农民技术员的通知和设施农业“十百千万”技术培训工程工作规划、标准化园区道路建设标准、水系配套工程、雨水收集工程、茬口安排栽培模式、大棚蔬菜定植工作的通知, 进一步将管理工作贯彻到实处。大棚建设经过了专家教授的设计, 呈东西走向且有角度, 以便充分利用采光;对于墙体、拱架、后屋面、缓冲间都有具体的标准设计;砂石路和水泥混凝土路的材料要求和施工要求都有明晰的指标;水系配套工程方面, 对于新打机井的井深、井型、井径、井管、井房、井泵选择与变频设计, 以及田间管网、拱棚管网与大水和漫灌管网工程的管材、工艺流程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对于雨水收集工程, 从大棚膜面雨水→集流槽→沉淀池→集流渠→沉淀池→蓄水池→加压泵→管网, 都有明确的施工要求。第五是综合考虑当地的气象条件和设施保温水平, 在技术规程方面, 制订了设施番茄、设施黄瓜、设施芹菜、无公害西瓜等品种的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以及病虫害防治与农药的使用与管理, 以期为种植户提供参考。第六是注重宣传引导。一方面是示范区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的宣传优势, 介绍中央及省上的农业政策和各地发展现代农业的成功经验, 引导农民转变思想观念。另一方面是组织外出参观学习, 先后分6批次组织近千名农民到山东寿光考察学习现代农业, 打消心中的顾虑。此外, 包村干部不辞劳苦走乡窜户, 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算对比账、做明白人”活动, 运用张贴标语、印发材料等喜闻乐见的方式, 宣传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意义与举措, 从而营造了良好的思想认识氛围。

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 乡村社会里是否存在自下而上的技术进入的群众基础?调查中我们设计了“承包大棚的原因”这样的问题, 42.7%的被访者认为“大棚技术先进, 效益应该不错, 既能赚钱又能照顾到家”;24.0%认为“政府宣传的好, 给了很多优惠政策”, 两者相加高达66.7%。恰亚诺夫用“生存小农”来解释小农行为和动机。[4]农民家庭既是消费单位又是一个生产单位, 以可靠和稳定的方式满足家庭生存的最低要求是农民做出选择的关键。生存取向的农民宁愿选择回报较低但相对稳定的策略, 也不愿冒险去最大限度的增加其平均收益。农民的行为取向和生存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技术的改进与更新。当地政府在最大程度的保障农民生存安全的同时 (如补偿) , 农民面对设施农业技术的进入呈现出“理性小农”的特质, 并不是不加思索的予以排斥, 而是经过参观、学习、比较、尝试, 认为技术能够为自己带来收益时, 强烈地激起了致富的欲望。正如西奥多·舒尔茨在《传统农业的改造》中所讲的那样, 小农是有进取精神, 并对资源能作最适度运用的人。小农像企业家一样, 是“经济人”, 追求利润最大化。[5]然而, 能否获得收益首先取决于村民自身掌握技术的熟练程度, 因此,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农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渴望学习新技术的热情。

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力量和自下而上的村民主观愿望相结合, 形成了强劲的技术输入“气场”, 大棚技术这粒种子撒进了乡村的土地, 一场技术革新蓄势待发即将如火如荼地开展, 我们似乎看到技术已经来到了村落的边缘。

2.技术的获得与传播

过去, 农民种植庄稼的经验主要来自父辈手把手的现场示范与自己对于土地的感觉, 如今技术上更为复杂的设施农业需要农民重新学习如何种植, 并且要仔细耐心地听从技术人员的忠告。

首先, 杨村聘请高校园艺方面的12位教授作为现代农业园区设施农业建设的首席专家。大棚建设伊始, 政府要求每个合作社自行联系教授商量培训事宜, 每年每个教授2万元的费用由政府支出。教授一般周六去村里授课, 每次讲2小时, 每人轮流讲解不同方面与不同时期的管理技术。刘老师主要负责讲解大棚建造方面的注意事项;张老师擅长西瓜种植, 专攻此项果品;何老师与雷老师负责猕猴桃的知识与技术;邹老师、党老师与李老师专营设施蔬菜。每次讲完后, 谁有问题现场提问, 然后教授亲自到棚里实地指导, 如果平时有问题可以打电话随时咨询。园区办要求每位教授每年至少参与30次与农民面对面的培训活动。教授们的讲解从2009年9月中旬一直持续到2010年9月, 一年的时间, 农民对于技术的掌握已经差不多了, 如果棚内出现病情基本上自己可以做出判断。

园区办还将以前种过大棚的60位村民聘为农民技术员, 平均一个技术员要分管100个棚, 选取5户～10户作为示范户, 通过重点指导示范户推动100个棚的发展。技术员的联系方式在每个大棚的门前都清晰的标注, 方便村民24小时随时联系。因为技术员的实践经验丰富, 而且本身就吃住在乡村, 随叫随到, 没有架子, 所以农户有问题大多联系他们来解决。当地政府为每位技术员发放一辆电动车, 每人每年1.5万元的津贴, 其中, 每月基本工资1000元, 3000元是绩效工资。年终考核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园区办在技术员管辖范围内随机抽取10户农民为其打分, 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不称职5个等级。如果考核结果不称职, 3000元绩效将扣发;全年各项活动如技术员内部培训、技术员之间的相互交流等, 技术员必须参加。

可以看出, 园区通过培养造就科技务农的“明白人”, 提高了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做到了“技术人员到户、技术要领到人”, 由此构成了农业技术在乡村传播的特有机制, 即专家教授→农民技术员→广大农民。专家教授是现代农业技术与知识的输出前端, 他们是来自于乡村社会之外的代表组织机构的培训者, 按照组织的意愿影响村民采纳、接受新技术的过程, 他们是技术变迁的导入者, 培训的内容涉及施工、生产、销售与政策四大类共12项。由于专家教授与农民在知识储备、技术能力、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以及时间、精力的限制, 农民技术员就自然成为科技知识的中转站, 当一个“正确”的人率先采用一项新技术后, 很快就会在乡民中传播出去, 由他们将“高深知识”转化为农业劳动者易接受的通俗易懂的技术。罗吉斯认为, “如果信息源与受者是同质的, 交流的成效就比较大。即是说他们有相同的意图, 亚文化语言相通, 个人的和社会的特征相似, 那么, 获取知识, 形成和改变态度, 行为变迁等都比较容易取得成效”。[3]广大农民是农业技术的接收末端, 根据我们的调查, 高达64%的被访者在大棚建设之初便开始接受培训, 65%的农民认为会定期进行培训, 70.7%的人认为培训对自己有帮助。从三个较为接近的数字可以看出专家教授→农民技术员→广大农民的传播机制的有效性。当然, 农民在学习技术的过程中也在积极主动地建构着自身的素养, 业余时间自学一些基本的科技知识, 能够与专业技术人员无障碍地交流, 最终成为自己大棚的技术员。村民WXY说:“第一年在品种、农药、化肥方面, 听取技术员和专家的建议多, 第二年凭自己经验判断的时候多, 有时自己上网查询”。

需要注意的是:农民技术员与广大农民虽然同是技术的接受者, 但他们接受的渠道存在差异。技术员大多属于乡村精英, 文化程度较高、随时留意政府新出台的政策法规、勇于尝试新生事物, 因此, 除了专家教授外, 他们还有其他的信息来源, 如书籍、报纸、电视、网络、经销商等。农民更多的是以追随者的角色出现, 接受新技术的时间慢于前者, 相对比较保守, 害怕冒风险, 没见到利益之前选择“按兵不动”, 只有通过向技术员请教, 与邻里乡亲间的交流讨论、解释与评价后, 一项技术最终才能被认同并运用到生产实践中。我们按照孟德拉斯的信息传递系统分类设计了问题:“一种是基于邻居互识关系的信息传递系统, 信息和影响是沿着传统的、个人的和整体的渠道传递;另一种是更加分化的社会的信息传递系统, 大众传播手段具有更大的作用, 组织和机构是一些比邻里关系更具有约束性的框框” 。[6]调查结果显示:技术获取的渠道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农业技术员、收音机和电视机、亲戚或朋友, 它们所占的比例分别是22.2%、15.6%和14.3%。可见, 技术的获得与传播同时启动了两种信息传递系统, 只不过不同文化程度与理解程度的人侧重的传递系统不同, 广大农民倾向于互识关系的信息系统, 将人际传播渠道作为技术获取的主要来源, 充分说明了乡村内部“熟人社会”的关系结构在技术传播中的独特作用。而技术员则采取“弱关系”的社会信息系统。总之, 农民与技术员通过与专家教授、涉农企业、农产品批发商、朋友邻居的技术交流与商讨, 逐渐建立起以个体为中心的立体技术网络。

技术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集体消化的过程, 该过程遵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原则, 其中, 农民技术员的示范作用是农民决定是否采用新品种的关键因素, 起到标杆示范作用。新品种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蕴含着不可预知的风险, 技术员凭借着自身多年的种植经验和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往往是采用新品种的第一人, 他们的人数虽然仅占5%～8%, 但是影响面极大, 引领的强度极高;当看到实际效果了, 50%～60%的农民才选择跟上, 时间上一般要比“吃螃蟹者”晚1年～2年;剩下的20%～30%的“落后者”因为生产的品种不佳, 即使便宜也没有人买, 被迫在推迟4年～5年后接受新品种。新品种一般投资大, 当年没收益, 假如第二年卖了1万, 第二批人立即跟上, 但第三拨人还认为是你运气好当上的, 等到第三年卖到1.5万时, 他们才反应过来。而这时, 领先者在平均5年后又更换新一轮品种了, “落后者跟着火车拾风, 永远连不上站” (见表1) 。另外, 涉农企业的宣传介绍也不容忽视。每年4月～5月育种公司会来到村里宣传新品种, 通过发放彩色宣传单, 介绍不同品种的特性, 如抗病毒的品种、果型好利于长途运输的品种或是口感好且产量高的品种。育种公司还会将村民组织起来去种植新品种的地区免费参观, 这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村民不仅亲眼看到果实色泽生长情况, 品尝体味口感的好坏, 还可以与外地的种植户展开热烈的讨论与咨询, 询问新品种育苗时的注意事项、出苗率、抗病情况、长势如何以及销售行情等。

一项技术在乡村中能否被接纳并且得到应用和普及, 不仅仅是考虑该项技术先进与否, 关键取决于这项技术能否为村民带来利益, 是否具有地方适应性。所以, “先行的经营者经常进行示范, 这大概对机器、肥料和新型种子的质量提供了保证, 并使得人们可以根据结果来做出判断。但更重要的是, 正是这种示范才使人们意识到改进的可能性”。[7]一小部分人的领先与一大部分人的模仿确保了前进的活力与空间。

3.技术的交流与更新

对于技术的交流与更新, 村民是非常渴求的。因为在人工建造的高温、高湿环境中进行农业生产, 会遇到一些以前露天作业不曾出现的问题。如, 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病害且发展速度极快, 根结线虫和黄化曲叶病毒是温室大棚中危害最大的病虫害。尤其是黄化曲叶病毒传染性极强, 大棚里的果蔬一旦感染就会全军覆没, 村民常常是谈其色变。所以, 每当村里组织专家教授和技术员来培训时, 他们都积极踊跃地参与, 并在每次培训前和培训后, 都围着专家抓紧时间提问。

当我们询问农户对培训效果的评价时, 高达70.7%的被访者认为培训对自己有帮助, 当然, 他们也提出一些建议, 有的说内容讲的很好, 如果再能配上图片, 能直观的看到就更好了;有的希望教授能多到棚里实地讲解;村民LZH的说法耐人寻味:“个别老教授讲的知识有些老, 就告诉我们单纯使用一种农药进行杀菌就行。但是现在科技在发展, 病毒也在发展, 光使用一种农药不行了”。这也说明农户们根据实际情况需要技术的及时更新, 作为乡村精英的技术员能够满足村民技术更新的需求。他们本身就承包了大棚, 往往是村里第一个发现问题的人, 会采取科学方法和自己“土”办法相结合的方式消灭病虫害, 及时遏制病害的蔓延。杨村的WXS是远近闻名的农民技术员, 在务好自家两个大棚的同时, 还热心帮助前来求助的农户, 业余时间利用网络、电视、书籍等媒介自学大棚种植技术与知识。他不但是村里最早获得技术、传播技术的人, 也是及时进行技术更新的人。

农民技术员在技术交流过程中似乎更受村民的欢迎, 因为他们本身就生长在地方系统中, 懂得地方性知识的运用。乡土知识是人们长期的经验总结, 由某个特定社区所享有, 能够适应当地的文化和自然环境。一是能够做到专业用语通俗化, 现在的农药、种子、除草剂等农用产品都附有说明书, 但是, 受众是一个不整齐的群体, 绝大多数村民的文化程度不高, 理解能力有限, 需要技术员根据村民已有的技术基础与当地用语习惯, “翻译”成他们能够接受的知识。二是技术服务尽量具体、细致, 如, 农药喷洒多少斤就增产;种子埋的深度是5分钱的厚度;育苗流程是浸泡→清洗→纱布包→装到胸口 (恒温摄氏26度～27度) 捂一天→出芽。他们知道村民真正需要什么, 结合自己的实践, 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现场指导。杨村聘请的技术员RRQ, 今年59岁, 高中毕业, 曾经是位民办教师, 他给农民讲解的大棚种植番茄知识, 浅显易懂又实用, 深受村民欢迎。他的讲解内容包括如何判断大棚揭帘时间、价格、茬口安排, 这些对农户们很重要, 并且他们都记住了, 因为平时教授在培训时没有提到。如, 揭开帘子棚里的温度表正负1度, 就说明为适宜。如果揭开帘子时棚内温度快速上升3度, 说明揭帘太晚;如果温度下降2度, 说明揭帘太早。冬天番茄爱生病, 晚上棚内温度应该要在11度或者是12度。他还建议农户做个有心人, 每天做棚内的台账记录, 如, 什么时候整地, 栽苗时的棚内外温度, 栽后7天是否打药, 用的是什么药, 浇水情况及施肥量等, 这样老师来了以后就可以判断是病害还是虫害, 如何根治, 是否有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失等。另外, 他还建议村民将每次卖番茄的价格详细记下来, 分析哪月哪日价格最高, 什么时候价格下滑, 何时卖价最低等, 坚持一年就可以摸出市场的行情规律, 有利于合理安排下一年的茬口。村民WHS深受启发, 着手记录他家卖番茄的价钱。

最初, 当地的大棚实行长茬种植, 即每年的6月20日左右至6月底, 室外温度达到36度～39度, 棚内高温进入无货期, 这时用塑料膜将棚体捂严实, 7日～10日不揭棚, 可以起到杀菌杀虫的效果;7月10日至7月20日, 深翻整地, 施用农家肥, 喷洒杀虫剂进行土壤处理;7月20日至8月初, 开始进入下一年的准备工作;10月20日前后定植, 直至来年的6月结束。这样算来, 一年之中大棚就有3个月～4个月的空棚期。经过几年的经验摸索与规律总结, 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 专家教授与农民技术员在茬口安排的想法上不谋而合, 一致认为应由原来的“一长变两短”。即7月20日至8月初, 定植西红柿;8月初至阴历12月中旬, 一短茬结束;腊月底至正月初, 开始定植第二茬, 正月底至7月初结束。这样, 既强化了大棚的利用效率, 又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 两短茬的经济效率至少比一长茬提高30%。通过技术的交流与更新, 可以清晰看到农民技术水平与市场意识渐次提高的过程。

四、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的互构

乡村相对于城市而言, 总是处在非常特殊的、边缘的环境之中。农民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抓住机遇, 利用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并在其指导下迈上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现代农业不像传统农业生产在家庭内部就可以完成, 它是建立在高度社会分工的基础上, 并且对市场的依赖性增强。新技术的引进, 为传统乡村注入了工业社会的准则, 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改进的问题, 而且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组织重构的问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的解体、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家庭关系的变化等对此是一个很好的印证。但是, 在农业技术推动下所发生的乡村变迁的实践, 不仅是理论或意识形态单方面的落实, 或政府政策单方面实施的进程, 也是农民生产和生活活动对此作出积极回应和努力建构的过程。农民在最初的指导关联变迁中完成了设施农业的棚体建设, 当大棚技术被农民熟练掌握后, 并且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需要时, 很快就演化为选择变迁, 并且卓有成效。过去, 人们习惯于把技术传播部门称作“技术推广”部门, 词意本身包含了科学家和技术推广工作者居高临下的身份。作为长期生活在极其复杂环境中的农民, 为了生存和发展, 他们拥有相当丰富的乡土知识和生活智慧。针对一些病虫害, 他们会采取科学的方法和自己“土法”相结合的方式治理,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农业技术所引起的乡村变迁是一种选择的关联变迁, 是外力影响和内源变迁互相结合的变迁机制, 正是这种变迁机制改变了乡村的社会面貌和生活轨迹。

由此, 我们认为, 农业技术和村落社会的关系不是一次形成的, 而是在多次反复的互动中逐渐建构起来的。村落因为农业技术的刚性而产生结构重组, 与此同时, 建构中的农业技术也因某些社会因素的影响而被改造, 形成了技术和社会之间的互构。农业技术没有决定乡村社会, 乡村也没有全盘接纳或是全面否定农业技术, 而是农民在其中选择了一个合理的契合点。当然, 技术和社会的互构不是自动生成的, 而是在外力的作用下, 依赖农民的选择和行动才得以实现。而彼此之间互动的复杂性、变动性和不可预见性, 使得农业技术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必然在多次的“切磋及试错”中逐渐建构起来。

参考文献

(1) 杨建华主编.经验中国:以浙江七村为个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 张红.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11, (06) .

(3) (6) 埃弗里特.M.罗吉斯, 拉伯尔.J.伯德格著, 王晓毅, 王地宁译.乡村社会变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4) (苏)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5) (美)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7) (法) 孟德拉斯著, 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