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习教育机构社会学论文

摘要：在校外培训蓬勃发展与严格治理相伴而行的形势下，为提高我国校外培训机构发展质量，成为学校教育更好的补充，通过问卷调查，基于1896份样本数据，归纳出我国家庭参与校外培训的情况，包括家庭校外培训参与率与投入、家庭参加校外培训的内容及趋势和家庭参加校外培训的形式。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补习教育机构社会学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补习教育机构社会学论文 篇1：

校外培训机构的问题现状及其社会学阐释

摘   要   基础教育阶段存在一些违背教育规律的校外培训机构，给中小学生“减负”及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集中在校外培训机构本身，还体现在校外培训机构与公立学校、家庭和政府的关系上，与“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背道而驰。从教育社会学的教育筛选、社会化、符应原则等理论视角出发，对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深层意义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竞争性教育体制为校外培训机构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校外培训机构的应试导向损害了教育质量、其市场导向不利于教育公平。

关键词  教育社会学  减负  校外培训机构  教育公平  教育质量

中小学生“减负”一直是百姓关切、社会关注的问题。减负并不代表着中小学生可以没有学业要求，而是要合理规划学生学业，减除超纲的、多余的学业负担。换言之，“减负”不是“无负”，而是一个“提质增效”的过程[1]。2018年12月28日，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即“减负三十条”，校外培训机构是着重规范的对象之一。实际上，并非所有校外培训机构都与过重的学业负担相关。国务院在2018年5月颁布的《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对校外培训机构采取分类管理的原则，将校外培训机构分为培养兴趣爱好类、学科知识培训类和超纲超标类。本文中的校外培训机构主要指后两类，即那些存在应试倾向、增加学生学业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违背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又有何重要意义？自党的十九大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成为我国新时代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新方向与新任务[2]。本文运用教育社会学的理论范式，从“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思路出发，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一、问题现状：多元主体与校外培训机构

校外培训机构源于应试教育导向下的课后辅导，这类辅导发生在学校师生之间，通常是教师自发的、免费的教育，目的在于帮助“困难学生”、提高“优秀学生”，以此作为常规课堂内容的有益补充。但随着市场的介入，课后辅导开始跳出学校的围墙，变成有偿辅导，在资本的辅助下进入校外培训机构中。从顶层设计上看，《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建立分类管理、差异化扶持的政策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樣化教育服务”[3]。从特定法律上看，《民办教育促进法》（2018修正案）第38条明确规定：“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由学校自主决定。”因此，校外培训机构属于市场导向的营利性机构。在提倡公平而有质量的义务教育阶段，遵循市场逻辑的校外培训机构一方面为社会提供了多元、个性化的教育选择，另一方面，崇拜效率的校外培训机构大量涌入义务教育，也不可避免地与公平和高质量的原则相冲突。面对这些问题，“减负”的“板子”该打在谁身上？问题的产生涉及多元主体，不仅包括培训机构本身，还在于培训机构同公立学校、家庭和政府的关系上。

1.校外培训机构自身

校外培训机构自身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校外培训机构在硬件设施方面缺乏标准化，部分培训机构的教学设施简陋，教室拥挤且环境恶劣，不符合国家要求。其次，一些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以培养学生应试能力为导向，给学生超纲、超前授课，扰乱了公立学校正常的教学计划。再次，部分培训机构将培训与学校招生、学生升学相挂钩，比如举办相关竞赛、测试，并推动结果进入升学标准中，对学校正常的招生、升学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最后，校外培训机构作为营利性机构，在资本要求快速回报的催促下，很难留下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师资队伍培养，这不仅会影响师资的固定性和专业性，而且将导致培训机构对效率的崇拜带到体制内，侵蚀教师队伍。

2.公立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

提供“影子教育”的校外培训机构将直接影响公立学校的多个方面。第一，教师问题。校外培训机构在师资方面存在一个重大矛盾：一方面，培训机构需要“名师”打开市场，另一方面，“名师”多集中于体制内的公立学校中。因此，在相关政策出台之前，公立中小学教师在外兼职讲课或自行办补课班的情况十分普遍，甚至一些公立学校的教师本末倒置，将逐利视为比教学更重要的事情，与校外培训机构形成利益网络，严重败坏了师德、破坏了教育生态。第二，管理者问题。公立学校管理者与校外培训机构举办者的合作，本质上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二者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并进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教育腐败。当然，“公私合营”的模式并非带有“原罪”，在合理操作的前提下也会有所收获，比如南京市第十二中学曾与新东方英语培训机构合作，引进英语教学模式、开设特色课程，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4]。但总体而言，在涉及公立学校管理者与校外培训机构举办者合作的问题上仍应审慎。第三，教学秩序问题。公立学校的教学秩序不仅包括“当前课堂”，还有“未来课堂”，有些培训机构按照与学校大致平行的教学进度组织教学活动，影响学生在“当前课堂”的注意力，还有的培训机构超前、超纲教学，影响“未来课堂”，致使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基础参差不齐、教学秩序混乱与失序。

3.家庭与校外培训机构

在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给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这种负担不仅包括学生的学业负担，还包括家长的经济和心理负担。一方面，校外培训机构的存在，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产生了应试教育的导向。陈宝生曾指出，由于培训机构形式上的变化，“原来叫‘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在叫‘线下减负、线上增负’”，但无论是校外还是线上，培训机构始终是产生学业负担的主要场所。另一方面，校外培训机构还给家长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现如今，家长越来越重视教育并愿意为教育投资，且愿意相信“价格越高、教育质量越好”的市场规则，高额的校外培训费用给普通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此外，家长之间普遍存在着相互攀比的焦虑心理，认为其他孩子通过校外培训机构补课，自己的孩子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导致家长从思想上被“裹挟”和“绑架”，进而产生沉重的心理负担。

4.政府与校外培训机构

近年来，政府在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方面接连出台了若干政策，特别是国务院办公厅在2018年8月6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从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上做出详细规定。但总体而言，在政府对校外培训机构实施监管与操作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若干问题。第一，辅导机构本身的特点造成了政府监管困难。由于校外培训机构本身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且大多数补习班以“小作坊”的形式存在，目前的监管机制难以应对灵活随意的补课形式。第二，监管惩罚措施过于柔弱。《民办教育促进法》（2018修正案）第一章第八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民办教育工作。”但同时，教育行政部门的实际监管能力有限，配套处罚措施也相对柔弱，比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中，仅在第五部分笼统地提到监督管理的措施，这客观上使得违规的成本降低，增加了校外培训机构违规的风险。

二、理论阐释：教育社会学视角下的校外培训机构

教育社会学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独特的方法和想象力，对教育领域的社会行动者做出理解和解释的学科[5]。本文运用功能主义取向的筛选理论和社会化理论、冲突主义取向的符应原则和再生产理论，对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原因及意义做出深层次分析。

1.筛选理论：校外培训机构屡禁不止的原因分析

功能主义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理论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他的研究中，教育具备两个基本的功能：教育筛选和社会化。教育篩选可以分为三类：赞助性选择、竞争性选择和自我选择。教育筛选的结果是实现人的阶层流动，其中与赞助性选择与竞争性选择相对应的两种模式分别为赞助性流动和竞争性流动。竞争性流动的实现依赖于一种制度，依据某种公平的原则在公平竞争中获得奖品，且竞争者在竞争中可以运用各种策略和手段;赞助性流动则与竞争性流动相对，其向上流动的标准依靠公认的精英或代理人的认可，成功不可能通过努力或策略来获得。如果赞助性流动称为俱乐部模式，那么竞争性流动则可以称为马拉松模式。

从教育筛选理论出发，校外培训机构屡禁不止的深层次原因包括两个方面：激烈的考试选拔制度和公立学校教育质量不均衡。首先，中国属于竞争性流动社会，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中国社会中人们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因此，个体可以凭藉自己的才智、能力、知识、进取心、德行等，通过在高考制度的竞争中取得胜利，进而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值得注意的是，竞争者在这一过程中“可广泛自由地运用各种策略，向周围人显示其才能和同属某一阶级的凭证”[6]。这就意味着，为了适应高考制度的筛选，赢得竞争的胜利，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学生及家长可以采取一系列能够增加自我竞争力的措施和手段，而校外培训机构的服务刚好满足这一需求，进而获得了生存的空间和可能。因此，尽管存在政府监管不利、社会固有观念等多重原因，但是校外培训机构屡禁不止的深层次原因是，在高考的指挥棒下，竞争者在现行教育体制的竞争中获得胜利，仍然是我国社会实现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其次，在我国，由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不排除因有些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存在欠缺，学生在学校“吃不饱”，只能到校外培训机构“加餐”的情况发生。因此，公立学校提升教育质量、提供多元且充足的教育支持，是在不改变竞争性教育制度的前提下，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关键因素。

2.社会化理论：应试导向有损教育质量

帕森斯认为，教育的主要功能是社会化，而学校则是社会化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化场所。社会化的功能包括两个部分。第一，社会化实际上是约束、规范人们进入特定社会秩序当中的过程。这一过程造就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社会化之后，人们会感到所有的社会安排都是必然的。第二，帕森斯在一篇著名的题为《作为社会系统的学校班级》（The School Class as a Social System）的论文中提出，小学课堂里所学到的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实性的知识，而是社会知识。换言之，有效社会化的水平就是他们认同和内化了的教师所代表的社会价值观的程度。因此，教育的社会化功能既包括造就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又包括对于社会角色的价值认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一章第五条明确规定，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义务教育阶段要积极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如前所述，校外培训机构分为三大类：一是培养兴趣爱好类，二是学科知识培训类，三是超纲超标类。第一类反映了素质教育导向，应当给予鼓励以促进学生各方面素质的全面提升;第二类存在应试教育倾向，应当重点规范以防止此类培训机构变质为超纲超标类;第三类属于严重的应试教育导向，应当坚决禁止。校外培训机构的问题集中在后两类：一方面，学科知识培训类校外培训机构应当发挥帮助“学困生”提高成绩的作用，扮演补充公立学校教育的角色，由于这一过程存在矫枉过正的风险，因此应加强教育督导，防止课后服务成为变相的集体教学或补课。另一方面，超纲超标类校外培训机构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片面地强调智育的作用，忽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校教育丰富的价值内涵因此而被抽离，除智育外其他方面的努力被贬低[7]。因此，应试导向的校外培训机构在学生对社会角色的价值认同方面存在缺失，不能兼顾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使得学生难以被塑造成训练有素的“社会人”，这显然与义务教育的目的相违背，损害了义务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教育质量。因此，超纲超标类校外培训机构必须严格禁止。

3.符应原则：市场导向有损教育公平

20世纪60年代以后，教育社会学家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提斯（Herbert Gintis）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提出了“符应原则”，即“通过教育体系与生产制度内社会关系之间在结构上的符应，教育体系就能把青年人整合入经济体系内”[8]。换言之，通过教育，文化结构与资本结构可以实现对应与再制，从而导致并加剧社会分化与阶层固化。“符应原则”的提出是基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盛行的国家干预主义，自70年代末至今，随着新自由主义重新主导社会发展，以去管制、私营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DPM公共部门改革促使教育实现再结构化，进而形成“教育准市场”。在教育准市场中，家长被赋予更多选择权，成为市场中的买方;学校扩大自主权以应对在教育领域确立起来的市场竞争机制，成为市场中的卖方;教育问责则成为连接学校与家长选择之间的中介。相比较鲍尔斯和金提斯的“符应原则”，“教育准市场”机制和背景的引入，使得教育对经济生活的符应不再是遮遮掩掩的、隐形的、被动的，而是将满足职业需求的教育与社会经济之间的符应以积极的、外显的、主动的姿态展现出来;两者不再是简单的、机械的结构对应，而是通过搭建“教育市场”，将教育与经济生活的符应系统的、生动的对应起来[9]。

在“教育准市场”中，校外培训机构将学习从一种活动变成一种商品：一方面，竞争性流动的规则使得学历、文凭、知识成为获胜的“法宝”并直接关系到未来的社会阶层，因此，学生作为消费者，竞相储备知识，从而对校外培训机构提供的产品产生需求;另一方面，校外培训机构作为卖方，不断满足和刺激这一需求，为社会地位更高、消费能力更强的竞争者提供商品。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义务教育从公立学校中被剥离出来，让渡到校外培训机构中，并按照市场化规则运转。那些消费知识多的竞争者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进而进入较高社会阶层中，完成社会阶层再生产，而那些没有能力进一步接受教育的大部分人，则由于自己在知识上的低消费而输掉竞争并进入到较低社会阶层，也就是说，在“教育准市场”中，遵循市场导向的校外培训机构通过文化结构与资本结构的符应原则，实现了教育的社会再生产功能。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一章第二条明确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也就是说，公益性、统一性、普遍性是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属性，那些将知识商品化的校外培训机构在义务教育阶段采取的市场化行为，严重破坏了教育生态，损害了教育公平，加劇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与实施义务教育的初衷不相适应，因此必须严格规范。

三、结论

基础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给中小学生“减负”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集中在校外培训机构本身，同时也给公立学校、家庭和政府等多元社会主体带来麻烦和困扰。在“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方向指引下，本文运用教育社会学的筛选、社会化及符应原则等理论，对校外培训机构问题的原因及深层次意义进行阐释，进而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校外培训机构屡禁不止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高考指挥棒下的竞争性教育体制仍然是我国社会实现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且我国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仍有提升空间。我国的教育体制遵循竞争性流动的相关规则，家长及学生作为竞争者对校外培训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产生需求，进而为校外培训机构的存在提供广阔空间。此外，我国存在一些学生在学校“吃不饱”，只好到校外培训机构来“加餐”的情况，因此，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参差不齐、所提供教育支持过于单一是校外培训机构屡禁不止的另一深层次原因。

第二，校外培训机构的应试导向损害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教育的社会化功能不仅在于造就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还要实现社会价值的内化。我国义务教育法对“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的规定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本文所探讨的学科知识培训类和超纲超标类的校外培训机构存在不同程度的应试导向，片面强调智育的重要性，忽视学生整体素质的均衡发展和全面提升，与基础教育阶段的素质教育目标相背离，削弱了教育的社会价值内化作用，损害了基础教育的教育质量。

第三，校外培训机构的市场导向损害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在“教育准市场”中，校外培训机构将知识商品化，使得一部分基础教育被让渡到市场当中并按照市场规则运作，那些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富裕家庭可以通过消费额外的知识，进而在竞争性教育体制中获胜，实现教育体系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符应和社会阶层再生产。但是义务教育本身具有公益性、统一性和普遍性，在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引入市场，极易引发对效率的崇拜进而威胁教育公平。

参考文献

[1] 李阿芳.学校“减负增效”的实践困境及实施建议[J].教学与管理，2017（33）.

[2]徐吉洪.向着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再出发[N].中国教育报，2019-01-09（005）.

[3] 孙伯龙.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的市场准入管制转型：理论与路径[J].教育学报，2018，14（04）.

[4] 陈晓陆.冲突与合作：辅导机构与学校的关系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

[5] 钱民辉.教育社会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6]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7] 陆道坤，王超，丁春云.论校外培训机构对基础教育的侵越与干扰[J].中国教育学刊，2019（01）.

[8] Bowles，S.&Gintis，H.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M].New York：Basic Books，1976.

[9] 罗云，曾荣光，卢乃桂.新社会背景下教育与经济生活之关系——再思“符应原则”[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04）.

[作者：公钦正（1996-），男，山东临沂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李若冰（1995-），女，山东淄博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

【责任编辑  陈国庆】

作者：公钦正 李若冰

补习教育机构社会学论文 篇2：

中国家庭参加校外培训的行为和选择偏好调查

摘 要： 在校外培训蓬勃发展与严格治理相伴而行的形势下，为提高我国校外培训机构发展质量，成为学校教育更好的补充，通过问卷调查，基于1896份样本数据，归纳出我国家庭参与校外培训的情况，包括家庭校外培训参与率与投入、家庭参加校外培训的内容及趋势和家庭参加校外培训的形式。从中探寻我国家庭与校外培训消费的关系和我国家庭在校外培训机构“硬件设施、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培训收费和培训成效”五方面的选择偏好。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校外培训机构的功能和定位、加强校外培训市场的综合治理、优化校内教育教学等建议。

关键词： 校外培训 家庭 偏好 管理建议

一、研究背景

“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文化让我国民众对“读书成才”“教育改变命运”深信不疑。随着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得到改善，家庭相应地对教育有了更高的要求。当资源的有限性使正规学校教育在某些方面无法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时，校外培训应运而生，在满足学生选择性学习需求、培育和发展兴趣特长、拓展综合素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69-78），一定程度上成为学校教育的补充（2）（109-120）。此外，应试导向的考试和部分低质量的公立学校给校外培训的繁荣提供了沃土（3）（68-81）。近年来，许多地区出现了校外培训学生众多、学生投入时间长、培训低龄化、培训种类多样化、培训费用支出高的现象（4）（34-36）。

就K-12（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线下教育培训市场而言，目前我国校外培训机构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以新东方、好未来（原学而思）为代表的全国性教育培训机构，年营收大于50亿级别，校区遍布全国;第二梯队以学大教育、精锐教育等机构为代表的全国或区域性教育培训机构，营收在10亿—50亿元之间;第三梯队以高思教育、龙门教育等机构为代表的区域性教育培训机构，年营收规模在亿级到10亿级不等;第四梯队是规模庞大的单体或小规模培训机构/工作室或私人开办的有偿补习班。其中第一梯队“巨头机构”所占市场份额不足5%，而难以计数的小机构作坊占据校外培训的最大市场份额（5）（23）。校外培训领域存在学生、家长等需求方和教育机构、教师等供给方，以及受到影响的主流学校和承担监督者和制约者角色的政府部门，杨萌、薛海平（2020）认为应该从多方主体入手探究课外补习各方参与者的行动逻辑（6）（50-67）。鉴于此，本研究欲从需求侧出发，了解我国家庭参与校外培训的情况，探索家长对参与培训机构的态度偏好及权重，寻找优化校外培训机构的路径，以为提高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提出建议，也为主流学校的教学提供借鉴与启示。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首先，选择“校外培训机构”“校外教育”等主题进行文献阅读，并设计访谈提纲，以面谈或电话访谈的形式，依据理论饱和原则（Theoretical saturation），对30位拥有较高学历、在大中城市工作生活且子女在大中城市接受基础教育（从幼儿园至高中）的家长进行了1个小时左右的访谈。依据访谈得知的信息，结合相关文献，设计了针对学生家长的“校外培训机构现状调查问卷”，问卷包括基本信息、参与校外培训的情况、家庭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选择偏好三部分，家庭对校外培训机构的选择偏好部分整体上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98，包括硬件设施、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培训收费和培训成效五个维度，各维度α信度系数分布在0.726～0.872，表明问卷内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本研究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问卷的数据采用频数统计、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因素方差检验客观呈示不同家庭参与校外培训行为的情况和选择偏好。

（二）问卷样本基本情况介绍

本次调查从2019年7月至9月，共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96份，问卷回收率94.8%。其中，877位被调查者的子女参与校外培训并完成了“校外培训机构选择偏好问卷”。问卷调查对象是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的学生家长。其中学生母亲1479人，占比为78.01%，学生父亲427人，占比为21.99%。从地区分布看，樣本分布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十余省（自治区、直辖市），遍布大小城市、乡镇和农村。

从职业类型看，样本中有国家机关、党政部门工作人员（3.27%）、事业单位人员（17.19%）、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4.75%）、企业一般职员或工人（19.78%）、个体经营者（20.68%）、全职妈妈/爸爸（16.72%）、其他（17.62%）。从受教育程度看，样本中硕士及以上占比3.32%、本科占比22.15%、大专占比17.51%、高中或中职占比25%、初中占比26.37%、小学及以下占比5.64%。总体分布较均匀，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三、我国家庭参与校外培训的情况

（一）家庭校外培训参与率与投入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孩子参加过校外培训的样本家庭数为877户，占总样本的46.73%。同时，不同居住地区的家庭孩子参加校外培训的情况不尽相同，总体呈现从“大城市-小城市-县城-乡镇-农村”逐步递减的趋势，详细见图1。

综合所有参加校外培训的家庭中孩子参与校外培训的情况，2019年一年中（非假期时间），孩子们平均一周上2.398次校外培训课，最高家庭达到8次/周;平均培训时间共计为4.47小时/周，而最高家庭达到20小时/周;平均培训费用为9432.7元/年，最高家庭一年支出120，000元。

在寒假和暑假类长假期，有66.8%的受访家庭孩子参加1～2门校外培训课程，还有20.2%的受访家庭孩子参加3门校外培训课程，以及少数受访家庭孩子参加四门或五门及以上的校外培训课程。在金钱投入上，23.3%的家庭在孩子校外培训上花费在1000元及以下，投入1001元—3000元不等的家庭占比39.9%，金钱投入在3001元—5000元的占比13.6%，还有23.2%的家庭在孩子假期校外培训上投入超过5000元。可以看出，当今家庭对校外培训的总体参与度较高，投入较大。

且我国家庭参与校外培训的意愿非常强度。49.3%的受访者表示“即使培训机构的收费略有上涨，我也要让孩子参加培训”，48.2%的受访者认为培训机构的距离远近不会影响他们的意愿，还有31%的受访者对于“孩子的学习和成才离不开校外培训机构”这一观点，表示认同（同意或非常同意）。

（二）家庭校外培训内容及其趋势

调查显示，学生选择频率比较高的培训项目包括英语（40.86%）、数学（37.36%）、书画类（36.46%）、舞蹈类（27.99%）和语文（25.4%）等，详见图2。下面分文化类（主课、副课）校外培训情况和兴趣类校外培训情况具体分析。

1.学生参加文化课的校外培训情况

调查显示1年级—9年级语文和数学校外培训情况呈现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小学三年级是参加校外培训的第一个高峰期，在小学低年级，两门科目主要教授基础知识，学生负担较轻。三年级之后，随着学习难度增加和英语学习的加入，部分家长为了孩子能够“打好基础”，将视线转向课外培训。第二，小学六年级是参加校外培训的第二个高峰期，很多地区的家庭面临孩子小升初的焦虑，语文和数学作为考核科目之一，在经过四、五年级的回落之后，六年级学生对培训的需求开始增加，由于数学考核内容较为适合短期培训，参训比率（72.5%）远远高于语文（47.1%）。第三，为打好初中学习基础，初一年级是参加校外培训的最高峰，随着物理、化学等科目的加入，有限课外时间被其他科目所分担，两门科目的培训热度均有所下降，但数学下降幅度远小于语文学科，依然是重要的校外补习内容，详细见图3。

英语不仅是我国必修课程，还是许多预备留学生的需要，英语校外培训既能满足学生的学业性需求，又能够满足学生的“发展性”需求，机构数量多、样式广。因此，随着年级的上升，英语培训需求持续增加，到六年级时有82.4%的学生参加英语校外培训，远高于语文（47.1%）和数学（72.5%）。初中阶段学生英语培训强度有所下降，但是依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到了初三阶段，学生们为中考或出国做准备，英语校外培训强度再次提高。

此外，本研究还就初一至初三年级的物理、化学、生物、地理、政治、历史科目的校外培训趋势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理化生的培训需求相对大于政史地的培训需求，其中，在受访者家庭中孩子的物理培训需求明显较高，且在初中三年持续升高，初三年级达到最高峰（71.4%），同年，没有受访家庭为孩子补习政治、历史科目。原因主要是理科的思维量与文科相比相对较大，通过解题技巧与思路训练，可以实现成绩的提高。

2.学生兴趣特长类校外培训情况

兴趣特长类的校外培训整体趋势是，在幼儿园大班或小学中低年级达到高峰以后逐步下降。具体而言，体育类培训的波动幅度比较大，小学三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三等年级都出现高峰，国家倡导的加强体育在更多地区得到了回应。书画和舞蹈等艺术类培训的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在小学中高年级达到高峰以后逐步下降。究其原因，一是伴随学年上升，学业压力增加，牺牲兴趣类课外培训时间完成课业学习和必修课程的校外培训难以避免。二是随着年龄的上升，学生对于兴趣培养有了自己的规划，详细见图5。

3.文化类与兴趣特长类校外培训情况比较

为进一步呈现学生及其家庭对文化类与兴趣特长类校外培训的参与倾向，本研究选取小学1年级—6年级学生家长，调查其孩子参加文化类和兴趣特长类培训的情况，如表1。随着年级增长，必修文化科目校外培训热度逐步上升，兴趣特长类的培训波动下降。

（三）家庭校外培训形式

根据校外培训的规模，Kwok（2009）将校外培训分为一对一的辅导、小班化、中班化、大班化的讲座（7）（104-114）;根据授课形式，Ventura（2010）等人将其分为使用面对面教学、视频录制、互联网直播或其他形式（8）（59-68）。不同的培训模式会对学生的学习、老师的教学、培训成本及政府政策产生不同的影响（9）（62-82）。由问卷调查可知，大多数家庭选择线下大班化（10人及以上）的培训形式（45.6%）和线下小班化（小于10人）的培训形式（35.7%），还有一部分家长考虑的时间及能力，为孩子选择了托管所（16.1%）。少数家长选择线上一对一、线下一对一、线上一对多以及上门家教（5.4%）等方式。另外，从访谈情况看，江浙地区家庭与中东部地区相比，更加倾向于一对一或者线下小班化教学，认为一方面“老师能够关注到每一个孩子，及时回应和发现问题”，另一方面“有一两个学习伙伴，可以看到孩子学习过程中的优劣势”。

四、我国家庭参与校外培训的影响因素和选择偏好

（一）我国家庭参加校外培训的影响因素

第一，家庭收入影響孩子参与校外培训。本研究按照核心家庭（仅包括受访者和其配偶）的年收入，将样本家庭分为低收入家庭（2万及以下）、中低收入家庭（2.1万—5万）、中等收入家庭（5.1万—10万）、中高收入家庭（10.1万—30万）、高收入家庭（30.1万—50万）、较高收入家庭（51万以上）。研究表明，不同收入等级的家庭在孩子是否参加课外培训机构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F=23.871，p=0.000），且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孩子参加培训的比例明显上升。具体而言，低收入家庭与较高收入家庭;中低收入家庭选择与中高收入、高收入和较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较高收入家庭;中高收入家庭与较高收入家庭在文化课（语数外等知识性课程）的参训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F=3.072，P<0.05），中低收入家庭和中高收入家庭在兴趣类（美术、体育、舞蹈等学习专长、培养情趣的课程）的参训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F=1.609，P<0.05）。

第二，家长受教育程度影响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研究表明，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家长在孩子是否参加课外培训机构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F=21.975，p=0.000），随着家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孩子参加校外培训的比例相应从30.2%提高至76.2%，详见图6。

具体而言，家长为初中学历的家庭与家长为大专和高中学历的家庭在文化课（语数外等知识性课程）的参训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F=1.533，P<0.05），家长为小学及以下学历和初中学历的家庭与家长为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家庭;家长为高中的家庭与家长为本科学历的家庭在兴趣类（美术、体育、舞蹈等学习专长、培养兴趣的课程）的参训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F=7.368，P<0.001）。以上结论与其他大量研究结论一致，即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越好、父母教育程度越高的学生校外培训参与度和支出水平越高。

（二）家庭对校外培训的选择偏好

本研究《校外培训机构选择偏好问卷》从硬件设施、师资水平、教学质量、培训收费、培训成效五个部分设计，分别列出6项硬件设施指标;4项师资水平指标;4项教学质量指标;3项培训收费指标和3项培训成效指标，要求被试对每一项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评价。其次，运用秩和运算法，先对回收的877份统计量表中每项指标中选择“非常重要”和“重要”两档的人数百分比并进行合计，对于人数合计百分比小于70%的指标予以剔除。经过统计，品牌（69.4%）、连锁经营（63.9%）、培训机构面积（42.3%）、课堂开放性（69.4%）、收费水平（39.6%）、收费周期（52.1%）及学员成绩（69.2%）提升效果7项指标的“重要”“非常重要”两档合计百分比分小于纳入标准，将其删除;其余13项指标的“重要”“非常重要”两档合计百分比达到纳入标准;由此得到优化后的家长选择校外培训机构倾向性指标。最后，利用秩可以定量地分析定性问题的特点，让所有专家对所有指标进行重要程度排序，再综合所有专家的排序确定指标权重（权重是某一因素或指标相对于某一事物的重要程度，在此处指相应指标对家长选择培训机构的影响程度，即家长在选择培训机构时会在多大程度考虑一下指标），具体见表2。

由上述内容可知，师资、费用、环境、教学质量、教学效果都是家长评价、选择校外培训机构的重要标准。除此以外，在后续补充访谈中有家长提及“同时也需要方便，离家近或者停车方便”“基本上先满足他自己的兴趣爱好，报名他自己愿意去的。”即会考虑距离远近与孩子兴趣两个因素。

五、总结与建议

校外培训教育有着独特的办学理念和优势——教学内容更丰富，既涉及对孩子兴趣爱好的培养，又包括对孩子文化课的补习或提升、拓展;教学模式多采用一对一辅导或小班制;家校互动通常表现较为积极，会主动就学生一天学习情况或状态与家长进行详细交流，且家长有时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针对校外培训教育的上述特点，对培训机构与管理机关提出以下建议：

（一）明確校外培训机构的功能和定位

认清校外培训作为校内教育补充的定位，培训机构要努力提升机构教学内容与形式的个性化程度和丰富程度。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每个个体都有自己擅长的方面，因此对于教育，不应该使用同一的教学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学生，应该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采用个性化教学（10）。但学校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提供主体，为的是满足大多数学生的教育需求，往往更加侧重于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的教育服务;居民多样化的教育需求由校外培训机构提供。从教学内容上说，一方面，在校内文体课被文化课压缩的情况下，校外培训机构可以开设舞蹈、绘画、编程、插花等各类兴趣类课程，开拓学生的爱好特长，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当前的教育教学模式、教育评价形式和考试制度决定了文化知识类校外培训对很多学生来说是一种“刚需”，无论是纠正偏科的“补差型”需求，还是增强优势的“培优型”需求，都应该在校外培训中得以满足。从教学形式上说，校内教学大多是大班授课，甚至一师教授多班，教师很难照顾到每个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习惯，因材施教难以实现。校外培训要抓住并保持这一优势，在小班课堂，特别是一对一教学中，尽力对每个学生的个性特征进行诊断，分析学生特点、“闪光点”，据此制订有针对性的教学辅导方案，并跟踪教学过程，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定期进行反馈。

此外，作为校内教育的合作伙伴，培训机构还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创设具有创新性的教育服务产品。摆脱教育固有模板与纲要，校外培训以资金和自由度优势，可以与新兴的科技手段结合，与一流的教育家、心理学家、人工智能专家合作，开发创新型的教育服务产品，如：STEAM教育与少儿编程等。据悉，各个国家与地区已有不少大中型培训机构通过研发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个性化教学、教研与测评，一些机构还利用VR等技术手段拓展体验式教学模式。此类探索使培训机构能够尝试引领我国教育改革的方向，成为教育创新的引领者和实践者。在发扬个性化优势与创新实践的同时，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必须遵循教育规律。作为教育事业的一部分，校外培训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教育规律，违背教育规律，为整个培训市场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

（二）加强校外培训市场的综合治理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从供给侧出发，通过提高培训机构准入门槛、规范培训行为、公布黑白名单等措施实现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但徐西光、衣华亮（2019）在探究教育政策的矫正中发现“教育政策目标的达成度，受教育执行目标群体配合与否的制约。”（11）（10-16）校外培训虽然具有公共教育事业的性质，但本质上是一个市场领域，政府终究无法监管到校外培训市场的每一个角落，过度加大监管力度还可能抑制培训市场的发展，引起民众的不满。在此情况下，相关行政部门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尊重校外培训领域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适度介入校外培训行业。更多通过引导校外培训机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发展维护校外培训市场的良性发展，并以此激发校外培训机构的内生动力，实现行业自律。在推进初期，还可以借鉴美国、韩国、日本、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经验，模仿成立各地区校外培训的行业协会，了解其让渡行政管理职能给行业组织的方式和程度，为政府和校外培训机构之间增添“润滑剂”。

（三）优化校内教育教学

校外培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者”、学生兴趣的“拓展者”和放学后的“照顾者”（12）（8-10），其发展态势与校内教育息息相关，双方存在师资力量相依相长、课堂模式的借鉴、教辅资源的共享等（13）合作关系。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校内校外联动十分必需。

一方面，要持续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很多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学生为择校而参加各类培训。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推动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校外培训进一步拉大教育不平等，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弱化校内竞争，改革教育评价方式。校内“超纲教学”“超纲考试”是导致校外培训泛滥的重要原因。学生在校内难以跟上教学进度，只能在校外寻找弥补途径，只有校内教学活动严格按照大纲进行，提高教学质量，扎实推进教学进度，降低考试难度，深化中高考命题改革和招生入学改革，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这样校外培训机构超纲教学、应试教学现象才能得到逐步缓解。

为避免一味盲目“减负”导致的校内教育弱化，还可以尝试“开源”——政府资助校内“放学后教育”的开展。如果家庭和学生能够通过校外培训获得应试技能、占据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有利位置，就会很容易丧失对公立学校教育的信任，家长、学生对正规学校教育的焦虑反过来会加速校外培训的竞争，从而越来越不利于经济社会地位不利的弱势群体家庭（14）（101-108）。美国在认识到这一问题后，出台了《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案》，要求学校取代家长作为“负责人”为连续三年在提高学业成绩方面没有取得适当进步的、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教育补习服务（15）;在真正的素质教育来临之前，我国不妨可以将“放学后学校”计划作为过渡，通过政府投资和收取少量学费，在学校内建立学生托管、学术性补习、艺术辅导和活动辅导一体化的校内课外培训体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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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萌，薛海平，高翔.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基础教育课外补习研究回顾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J].教育经济评论，202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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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徐西光，衣华亮.教育政策执行偏离的矫正策略：系统的观点[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9，023（004）.

[12]钟小浜，王思尧.校外培训机构角色定位及治理路径探析[J].新教师，2019，87（03）.

[13]陈晓陆.冲突与合作：辅导机构与学校的关系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

[14]代蕊华，仰丙灿.国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现状、经验、问题及其启示[J].教师教育研究，2017，02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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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Byun， S. Y..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the high school equalization policy on shadow education in South Korea：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pproach[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Research， 2008.

项目类型：2020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新训练项目）;

项目名称：《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效果评价及政策优化研究》;

项目编号：202010285018

作者：周芷莹

补习教育机构社会学论文 篇3：

中国儿童托管教育行业发展的现状与对策

摘要：儿童托管教育行业的兴起，解决了家长的接送和照顾难题，引起了广泛和讨论。基于晋级教育的案例分析以及针对托管学校的问卷调查表明，近年来，我国儿童托管教育行业发展迅速，取得了良好业绩，但也面临着缺乏规范管理、缺乏身份认同、缺乏行业标准和缺乏专业人才的诸多困境，推进行业进一步发展需要围绕上述问题加强儿童托管教育机构自身建设。

关键词：儿童托管教育 托管机构 托管教育行业 现状 对策

近年来，随着家长对儿童课后托管的需求日渐增多，儿童托管教育行业发展越来越壮大，逐步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儿童托管或者称学生托管、教育托管，主要指托管机构有针对性地面向由于工作繁忙而无暇照顾孩子的家庭，专门负责接送学生上下学、照顾学生中晚餐和午休，并进行作业辅导、陪伴孩子游戏，为中小学学生集中提供安全、健康的课后教育活动场所。目前，社会上主要存在三种类型的托管服务：一是由私人开办在居民小区内的专营性托管；二是各类教育培训机构或家政公司兼营的托管班；三是个别学校和青少年活动机构，利用自有的场地，临时照看学生。家长依据需要可选择午间托管、全日托或假期托，收费根据服务类型不同和托管机构软硬件水平的差异一般由上百到上千元不等。目前，关于儿童托管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托管产生的原因、托管教育的发展现状、国际儿童托管教育的经验、托管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促进托管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等方面，对儿童托管教育重要的供给方——托管机构以及托管行业则缺乏关注和研究。本文以儿童托管教育服务机构——晋级教育为例，对儿童托管教育行业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一、儿童托管教育服务行业发展与困境——晋级教育的案例分析

“晋级教育”是北京晋级爱之家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面向城市小学生开办的校外儿童教育托管服务机构。公司起源于2004年6月在湖北襄阳市成立的晋级教育培训学校。2006年，公司开始涉足小学生托管服务。目前，已在全国25个省（区、市）发展了38家直营校区和500多家加盟校区，拥有教师4000多人，年招收学员数量约5万人。公司牵头成立了“中国托管教育联盟”，常年组织上万家学生托管机构的校长和老师学习交流，带动了全国小学生教育托管行业的发展。

1.晋级教育儿童托管的主要服务内容及成效

“晋级教育”的儿童托管服务可以概况为“六管”。第一管，管安全。“孩子在家顶着天，没了孩子塌了天，孩子安全重于天，学员安全才有晋级美好的明天”——这就是晋级教育的安全管理理念。第二管，管学习。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进步，成绩优秀。晋级托管的主要服务内容，就是辅导孩子做好习题，完成作业，开发智力，提升成绩。第三管，管娱乐。玩是孩子的天性。让孩子玩好才能体现对儿童的人性化服务。晋级托管做到每次托管让孩子快乐30分钟！第四管，管生活。权威调查表明，城市孩子在正餐时间不好好吃饭的厌食者达20%，不喜欢吃蔬菜挑食的达30%，偏爱油炸食品、方便面等竟高达40%！晋级托管生活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第五管，管品行。如何让孩子做中华美德传承人，如何帮助一些孩子改掉专横、冷漠、任性、奢侈、叛逆的性格毛病，是晋级托管的重要服务内容之一。第六管，管健康。管孩子第一要求是期盼孩子健康教育，长大成人。晋级管护学员健康的重点为两个：视力保健和心理保健。心理保健的重点，又针对“溺爱孩子”和“留守儿童”两大群体，进行心理疏导和心理疾病治疗。通过实施“六管”，晉级托管逐渐成为入托学员的“第二家庭”“第二学校”；晋级老师逐渐成为入托学员的“第二家长”“第二老师”。晋级教育也逐渐发展成为学生托管行业的领头羊。

2.晋级教育儿童托管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晋级教育在快速发展中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一是缺少规范管理。学生托管行业因为管护学生的内容广泛，涉及到的管理部门也就很多，如教育、工商、质监、公安、食药、消防、物价、民政等部门。然而目前，国家层面尚没有明确由哪一个部门牵头主管，没有法律法规对学生托管行业进行规范。由此导致，托管机构良莠不齐，在职教师违反规定参与其中无序竞争，小饭桌低价低质争取生源。二是缺少身份认同。当前，教育部门并没有把“托管教育”纳入管理，托管教育工作者的“教师身份”并没有得到认同，也很难得到家长和孩子应有的尊重。晋级教育的教师不能享受到和民办学校教师一样的职称评定等待遇。三是缺少行业标准。哪些内容归托管机构管，哪些不归托管机构管；学生出了问题，哪些是托管机构的责任，哪些不是托管机构的责任；每一项服务，应该做到什么份儿上。这些问题，因为国家没有制定出台统一的托管服务标准，导致没有答案，全凭民办托管机构自行摸索，自行把握，自行处理，难度很大。四是缺少专业人才。传统小饭桌的从业者，多为老大妈、下岗职工，无法胜任。大学毕业生哪怕是师范专业毕业，在校期间所受到的教育，也仅限于文化课辅导，加之刚毕业的大学生自己没有生养孩子的经历，大都难以胜任“第二老师”和“第二父母”的双重责任，托管教育机构很难招聘录用到合格人才，在人才培养方面难度很大，阻碍了机构发展壮大。

二、儿童托管教育服务机构发展现状的问卷调查

为进一步研究和分析儿童托管教育机构的发展情况、服务内容及效果、收费标准及效益情况以及面临的主要困难等，本文以晋级教育的加盟学校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儿童托管教育机构的成立时间、注册资金、办公情况、员工数量、主要服务内容、学生来源、收费标准、经营情况、面临的主要问题、发展的预期与打算、对政府的呼声和建议等。调查采取网络调查方式开展，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128份。

1.儿童托管教育机构的基本情况

从问卷调查情况看，大部分托管教育机构成立时间较短，成立时间在1～2年的最普遍，占被调查机构总数的36.72%；成立时间不足1年的占19.53%；成立时间在3～4年占25.78%；成立时间在5年及以上的占17.97%（见图1）。托管教育机构负责人平均年龄在33岁，最大的是52岁，最小的是23岁；年龄段在31～40岁之间的负责人最多，占被调查机构总数的56.25%，其次是20～30岁年龄段39.06%，年龄段在41～50岁和50岁以上的比较少，分别占比为3.91%和0.78%。托管教育机构负责人的学历水平以本科最为普遍，占被调查机构总数的58.59%；其次是专科学历，占35.94%；部分负责人的学历偏低，仅为高中学历，占5.47%。从年龄和学历的情况来看，儿童托管教育机构创办人多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创业特征。

从托管教育机构注册登记及纳税类型来看，大部分托管教育机构登记的是个体工商户，占被调查机构总数的78.13%；其次是注册为企业，占11.72%；注册为社会办学的最少，仅占10.16%（见图2）。托管教育机构的平均注册资金为30.3万元，最大注册资金为300万元，最小注册资金仅为2万元；注册资金在10～30万元的最为普遍，占被调查机构总数的42.97%，其次是注册资金在10万元以下的，占32.03%，注册资金在30～50万元的占14.84%，注册资金在50～100万元占8.59%，注册资金在100万元以上的占1.56%。

从托管教育机构的服务地点来看，绝大部分机构是通过租赁房屋来提供服务的，占被调查机构总数的80.47%，使用自有房产提供托管服务的仅占19.53%。托管教育机构平均的服务用房面积为266.04平方米，其中最大为1000平方米，最小为50平方米；托管服务用房面积最常见的是100～300平方米，占被调查机构总数的68.75%，其次是300～500平方米和100平方米以下，分别占15.63%、10.16%，用房面積在500～800平方米以及800平方米以上的较少，分别占3.13%和2.34%（见图3）。从招收学生数量看，平均为76人，最多为500人，最少仅为4人；招收学生数量在20～50人的最多，占被调查机构总数的31.25%，其次是50～80人和80～100人，分别占21.09%和17.97%，招收学生人数在100人以上和20人以下的较少，分别占15.63%和14.06%（见图4）。综合托管教育机构注册资金、用房面积和招收学生数量可以看出，当前大多数的儿童托管教育机构规模较小，服务能力有限。

从托管教育机构的师资力量来看，平均师资人员的数量为7人，最多是30人，最少的仅为1人；师资人数在3～5人和5～8人的最为普遍，占被调查机构总数的比例为26.56%和27.34%，其次是8～15人和3人以下，占比分别为21.09%和19.53%，师资人数在15人以上的较少，仅占5.47%（见图5）。从师资力量的构成来看，本科生和专科生占比最多，占师资总人数的平均比例为39.62%和46.82%；研究生和高中以下学历人员相对较少，被调查机构总数的比例为2.21%和6.93%。在托管教育机构的师资中，有师范学校背景的老师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平均占师资总人数的比例达到37.41%。

2.主要的托管服务内容及经营情况

从问卷调查情况看，儿童托管教育机构服务的形式较为多样，最主要的服务形式是“安亲班、学生托管”，占被调查机构总数的36.72%；其次是“课外班、作业吧”和“辅导站、接送站”，占比均为22.66%；最后是“小饭桌、小树林”，占比17.97%（见图6）。托管服务最普遍的内容是提供餐饮、小班式教学或者大班式教学，分别占被调查机构总数的68.75%、63.28%和49.22%；其次是寓教于乐的活动和一对一教学，分别占比35.94%和28.91%；单纯提供看护或者不提供餐饮的服务比较少，仅占7.81%和4.69%。从机构注册时间与机构服务形式的交叉分析来看，托管机构成立时间越长，提供“安亲班、学生托管”服务的比例越大，相反成立时间越短，提供“小饭桌、小树林”的比例越大，说明托管机构成立时间的长短与其提供服务的能力高度相关，刚成立的机构一般只提供小饭桌服务，解决孩子的吃饭问题，成立时间较长的机构在服务的内容和形式上更加多元化。另外，从托管机构注册类型与机构服务形式的交叉分析来看，注册类型为企业和社会办学的托管机构提供“安亲班、学生托管”服务比例非常高，分别达到了73.33%和46.15%；而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的托管机构提供服务的类型则相对分散，这表明注册为企业的机构大多资金规模较大，服务能力较强，提供服务的内容较为多元化。

从托管机构的学生来源来看，来自附近公立学校的占到91.41%，来自附近家庭的占45.31%，来自附近单位职工的占31.25%，来自其他来源的只占14.84%，说明大多数的托管机构靠近公立学校或者居民小区，以方便招收学生和提供服务。从招收学生的收费标准看，平均的收费标准是每小时37元，最多的是每小时800元，最少不足每小时10元；其中收费在每小时8～30元和8元以下最为普遍，占被调查机构总数的比例分别为45.31%和33.59%；收费在小时30元以上相对较少，仅占21.09%。从机构成立以来学生数量变化情况看，大多数机构学生数量保持稳定，占70.31%；有18.75%的托管机构保持了年均一位数左右的学生数量增长，有10.94%的托管机构也实习了年均二位数左右的学生数量增长。

从托管教育机构的收入情况看，平均的年收入为39.94万元，最高可达到200万元，最低仅为2.4万元。其中，年收入在10～30万元最为普遍，占被调查机构总数的39.06%；其次是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和30～100万元，分别占29.69%和21.88%；年收入在100万元以上的较少，仅占9.38%（见图7）。托管教育机构的收入主要来自学费或托管费，仅有极少数机构获得了社会赞助。从托管教育机构的支出情况看，平均的年支出水平在25.47万元，最多可达到200万元，最少为2万元。其中年支出在5～10万元和10～20万元最为普遍，占被调查机构总数的分别为28.13%和24.22%；其次是支持在5万元以下，占20.31%；支出在20～50万元和50万元以上的较少，分别占13.28%和14.06%（见图8）。从支出的结构看，最主要的开支内容是房租、人员工资及保险以及支付水电费、购买各种办公用消耗品、儿童食品等日常开支，其占年总支持的平均比例分别为24.63%、30.64%和11.19%；贷款、税收以及其他开支占比较少，平均占比分别为4.55%、4.63%和10.87%。

3.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政策需求

从儿童托管教育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来看，78.13%的机构认为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缺生源”，74.22%的机构认为是“缺人才”；排在第三位的困难是“成本高”，有57.81%的机构面临这一问题；最后是“缺投入”，有38.28%的机构面临这一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当前儿童托管教育机构主要面临“招生难”和“招人难”的两大难题。从机构成立时间与面临主要困难的交叉分析可以看出，新成立的托管机构主要面临“招生难”的问题，成立时间较长的托管机构主要面临“招人难”的问题。调查数据还反映，大部分的托管教育机构没有纳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服务，占被调查机构总数的72.66%；绝大多数的托管教育机构也从没有获得相关的政策扶持，占被调查机构总数的93.75%。此外，虽然大多数的机构成立以来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但也有10.94%的托管教育机构遭遇了安全问题。

在托管教育机构未来的发展预期和打算方面，有37.5%的机构认为前景较好，准备适当增加投资；有19.53%的结构前景很好，准备大幅扩大投资；也有38.28%的机构认为前景一般，未来主要是维持目前状态；仅有约4.69%机构认为未来前景黯淡，准备关门（见图9）。从机构成立时间与发展预期的交叉分析情况看，越是成立时间长的机构认为前景较好或前景很好的比例越大。成立时间在5年以上的儿童托管教育机构选择“前景较好，准备适当增加投资”和“前景很好，准备大幅扩大投资”的比例分别为47.83%和30.43%，远高于成立时间1年以内的机构选择这两个选项的比例；成立时间1年以内的儿童托管教育机构对未来的主要判断是“前景一般，维持目前状态”，占比达到52%。这说明儿童教育在初期的发展是比较困难的，克服各種困难能长期生存下去的托管教育机构将面临较大的发展机遇和市场空间。最后，在对于政府的呼声和建议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纳入教育管理范畴，并作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享受一定的财政扶持政策”，有74.22%的托管教育机构选择了这一选项；其次是“纳入教育管理范畴，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给予教师资格”“纳入教育管理范畴，对符合条件的机构作为民办学校对待”，分别有55.47%和52.34%的机构选择这两个选项；最后是“纳入教育管理范畴，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不要求财政扶持”，有27.34%的机构选择这一选项。

三、推进儿童托管教育行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1.加强托管场所硬件设施建设

儿童托管教育托管机构应该有其独立的办学场所，不能简单地由居民楼改造而成，一定要与垃圾的处理场所、医院里带有病菌的废弃物的处理场所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的场所保持安全距离。托管机构的活动空间要与收纳的孩子数量相适应，不可以与家庭居住区混合使用。应制定相关的安全规定，在托管机构门口处设置门卫，在有危险的地方设置安全标语，作为给孩子的提醒。另外托管班应该有专门活动场所，而不是用街道代替，活动场所内要有娱乐设施供孩子娱乐。

2.丰富儿童托管服务项目和内容

儿童托管教育机构应当以“巩固基础课程，培养良好习惯，提高素质”为托管目标；以“安全、健康、快乐、益智”为托管宗旨；具有“学习、阅读、游戏、用餐、休息、安全”六大功能。另外，托管机构需要提高对工作人员心理状态的关注度，完善提高托管机构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的机制。通过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调动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产生适度的竞争，促进托管中心的健康发展。在沟通联系方面，可以以信息化的手段加强托管机构、家长、社会之间联系，通过建立学生的数据库，建立托管机构数据库以便于对教育进行跟踪，对教育过程进行全程记录。通过增加“家长开放日”等亲子活动，提高家长对亲子活动教育价值的认识和参与度，增加家长、儿童与儿童托管机构的联系。

3.强化托管机构的师资力量培训

通过加强培训，打造一支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专职教师和服务人员队伍。托管服务机构可以把经验丰富的退休教师、厨师、医务人员以及待业大学生、大学生志愿者等人员组织起来，服务于托管班，让老人继续发挥余热，大学生有创业的机会，发挥老中青结合、传帮带的作用，同时也促进教育的多元化。

4.制定相应的教学标准和活动内容

儿童托管教育机构的活动内容应该丰富多彩，以促进儿童的身心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做好家庭、社会、学校三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目前的实际现状是，绝大多数的托管教育机构成为了补习和课程培训的第二阵地。现阶段下，儿童托管服务是一种“刚性需求”，市场空间巨大，而放学后儿童托管教育目前在国内尚属“新生行业”，从业机构多以中小规模为主，受制于资金、管理、经验等问题，随着社会需求的逐渐加大，行业必将向规范化、标准化、层次化方面发展。这个过程中加强同国外的交流，组织行业机构进行抱团取暖，建立行业协会，制定行业标准，促进行业的投融资业务等事宜，需要从业者们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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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潜润　刘智涵　吴逸寒　张惊鸿　于昊辰　詹亦奇　方世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