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鉴定中的档案管理论文

摘要：档案工作领域的发展变革深刻影响着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实践，为了在新形势下做好档案价值鉴定工作，我们应当拓展档案价值鉴定的范围，从以“官方记录”为主逐渐覆盖至其他社会组织乃至个人所形成的文件，运用多元化的鉴定标准，依靠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实现构建完整的“社会记忆”，以及满足日益广泛的社会利用需求的鉴定目标。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价值鉴定中的档案管理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价值鉴定中的档案管理论文 篇1：

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研究

摘要：文章通过对杨冬权先生及国家档案局相关工作人员的访谈，梳理了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自萌芽以来逐步发展的过程，依据其观点发生转变的重要节点划分为萌芽、发展和成熟三大阶段，并分析了其发展规律，认为其观点的变化发展源于实践，与时代背景、档案工作及个人经历的变化密不可分。此外，文章还从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对档案价值鉴定的认识等两大方面出发，系统归纳了杨冬权现已形成的档案价值鉴定观的核心内容，使其更加体系化。在此基础上，文章从特点、价值和局限等三个角度出发对其观点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发展过程;核心内容

分类号：G270

Research on Yang Dongquan’s View of Appraisal for Archival Values

Ye Mengmeng

(Institute of Chemical Materials of ChinaAcademy Engineering Physics， Mianyang，Sichuan，621999)

檔案工作者是开展档案学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群体，国家档案局前局长杨冬权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杨冬权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档案工作30余年，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践经验都十分扎实，特别是对档案价值鉴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文章便是以其相关观点的发展演变与主要内容为研究对象而展开的。

1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的演变

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依托自身扎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与我国档案工作的发展及其个人工作经历密不可分。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笔者在对杨冬权及国家档案局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梳理了其档案价值鉴定观自萌芽以来逐步发展的历程与规律。

1.1萌芽阶段(1982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

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萌芽于198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向国家档案局申请统一销毁“清理”后无处存放的十几万卷民国档案。此事对档案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是令人痛心和惋惜的。此后，他便开始关注档案价值鉴定领域，并开展相关研究。

具体而言，由于杨冬权大学所学专业是历史学，尽管曾经利用档案开展史学研究，但并未系统学习过档案学相关知识。因此，他首先学习理论以夯实基础，并将理论联系实际，指出了当时我国在档案价值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即不重视历史档案及档案的第二价值[1]。20世纪90年代初期，杨冬权作为机关档案工作指导司地方处副处长，在一次讲座上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他对档案价值鉴定的理解与认识。他强调，档案人员在鉴定工作中要充分认识档案价值，特别是要重视其历史价值，尽可能全面地保存档案[2]。

综上所述，笔者将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的萌芽阶段确定为1982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宏观层面而言，这一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档案工作亟待恢复的同时又充满了机遇和挑战。通过当时国家的五年规划中与档案事业相关的内容可见，这一时期的档案工作开始重视档案的历史价值及档案馆的建设等[3]。这样的社会背景为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时代基调。从微观层面来说，这一时期也是杨冬权初涉档案领域，逐步熟悉档案工作并相应地学习档案学理论知识的时期。他努力学习、积极思考，将自身所学与实际工作充分结合，形成了对档案价值鉴定的初步认识。

1.2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2013年)

之所以将这一时期称为发展阶段，是由于杨冬权在这一时期明确提出了其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两个重要观点，具体包括：第一，他通过总结自身工作经验，提出了两条档案价值鉴定标准，即多留本单位形成的及其他单位形成的与本单位有关的文件。第二，杨冬权将其这一时期的档案价值鉴定观简要概括为“从宽从长”四个字，即文件归档范围从宽、档案保管期限从长。这一观点集中体现在2006年出台国家档案局8号令的过程中。杨冬权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以上述观点为依据对8号令的草拟稿做出了大量修改[4]。

这一时期，首先，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国家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社会各方面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带来了国家、社会和个人多方面多层次的档案利用需求。其次，从档案工作的角度而言，电子文件的出现及其蓬勃发展倒逼了文档管理模式的转型，这为包括档案价值鉴定在内的传统档案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促使其进行相应的变革。最后，从杨冬权个人经历的角度来看，他在这一时期逐步走上国家档案局重要领导岗位。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对档案价值鉴定的认识更加深刻，形成了其档案价值鉴定观的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

1.3成熟阶段(2014年至今)

2014年是楊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之年，而推动其认识发展的重要事件则是其在阿里巴巴集团参观指导其电子文件管理工作时的所见所闻。据杨冬权回忆，他在当时的参观中了解到，阿里巴巴集团保存着其自建立以来所形成的全部电子文件，并且对其实行了3种介质的异质备份以确保其安全[5]。该集团的这一做法对杨冬权业已形成的档案价值鉴定相关观点带来了极大冲击，使他意识到，档案部门必须转变强调保管成本、重视经济效益的观念，为党、国家和人民管好档案、守住历史。

值此之际，杨冬权开始关注大数据和电子文件背景下的档案价值鉴定问题，具体表现在：为了适应电子文件时代的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他修改了之前所提出的鉴定标准，提出了文件档案“全部留”观点[6]。退休之后，他有更多精力专注于档案学研究，还准备在电子文件和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围绕传统的档案定义、归档范围及档案鉴定理论等问题开展探索，并提出了一些初步构想[7]。随着杨冬权的相关研究开始顺应当前档案工作发展趋势转向电子档案价值鉴定，其认识发展开始进入成熟阶段。

2014年至今，我国社会发展及各项事业建设逐步进入了新的阶段。首先，从社会发展层面来说，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期，社会各方面开始转向高质量发展。此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将整个社会带入了大数据时代，指明了智能化、智慧化的方向。其次，从档案工作层面来看，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要，大数据的蓬勃发展也为档案工作带来严峻挑战，档案工作亟待转型以寻求新的发展。最后，从杨冬权个人经历层面来说，他圆满卸任并开始专注于档案学研究，这更便于他开展档案价值鉴定研究并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他也确实对其原有观点进行了更新和修正，这正是其认识与时俱进的表现。

综上所述，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的发展所经历的各个阶段，既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相对应，又与我国档案工作文档管理模式不断转型的三个时期相一致，还与杨冬权个人工作经历的不同阶段相呼应。这充分说明其认识的变化发展与时代背景、档案工作及个人经历的变化密不可分，即其理论成果是来源于实践的。因此可以说，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自萌芽以来的发展趋势是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践论。

2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的核心内容

通过全面梳理杨冬权历年来发表的有关档案价值鉴定的文章，并多次访谈杨冬权及国家档案局相关工作人员，可以从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对档案价值鉴定的认识两大方面归纳总结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的核心内容。

2.1对档案价值的认识

与大部分档案学者所提出的观点不同，杨冬权对档案价值的认识是对其自身实践经验的理论化。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档案价值特性及其价值形态，二是档案人员对档案价值的认识误区。

第一，在档案价值特性及其价值形态方面，他指出，档案价值具有多重性和不确定性，多重性导致了不确定性。其中，档案价值的多重性是由利用主体及其需求的多样性导致的，这使得同一份档案对不同利用主体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他将档案利用主体划分为形成者、涉及者、研究者和所有者这四大类，并针对各类利用主体较为详尽地列举了其档案价值形态[8]。

至于档案价值的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和因地而异四个方面。他特别强调了其中的因时而异，即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建设的重点是不断变化的，随之而产生的档案利用需求也在不断改变，未来社会所需的档案价值形态很难从当前的角度做出准确预测，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因而，他认为，档案工作者应当对档案价值及档案价值鉴定持以谨慎的态度，真实完整地保存好档案资源[9]。

第二，在档案人员对档案价值的认识误区方面[10]，杨冬权将其总结为五条：一是误认为关于人的档案不如关于事、物的档案重要;二是误认为自身及下属单位形成的档案不如上级单位形成的档案重要;三是误认为专门性、过程性档案没有综合性、总结性档案重要;四是误认为具有历史价值的档案不如具有现实价值的档案重要;五是误认为仅具有社会价值的档案没有具有经济价值的档案重要。这是杨冬权多年来从事档案工作的经验总结，能够很好地指导档案价值鉴定工作。

2.2对档案价值鉴定的认识

在档案价值鉴定方面，杨冬权所形成的核心观点涉及内涵与意义、实际应用、鉴定原则与标准及电子文件时代的档案价值鉴定等。

(1)档案价值鉴定的概念与意义

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概念，学界已有许多表述。而杨冬权依据自身优势，从实际工作的角度出发，指出档案价值鉴定是档案工作者基于对档案价值的认识来判断文件、档案的处置方式的工作，具体包括归档与否、保管期限的确定、销毁与否及是否移交进馆等[11]。

此外，杨冬权还从三个层面概括了档案价值鉴定的意义。第一，在档案工作者层面，价值鉴定是必备的基本技能之一;第二，在国家和社会层面，档案价值鉴定决定了档案的存留与否及其保管期限，决定了为未来保留多少以及怎样的档案资源，这事关档案事业的发展、人民的切身利益以及国家和民族的未来[12]。第三，在历史发展层面，档案是历史发展最原始和真实的记录，因而档案价值鉴定成为人为地筛选和再现历史的过程，其影响重大、意义深远[13]。

(2)档案价值鉴定的实际应用

杨冬权针对不同的档案机构，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分析了不同机构的档案工作者需要进行档案价值鉴定的具体情形[14]：第一，各级档案局工作人员在审核相关单位报送审批的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以及本级各类档案馆报送审批的档案接收范围时、对有隶属或指导关系的档案馆或单位档案室进行业务指导和执法检查时。第二，各级各类档案馆工作人员在制定或修改本馆的档案接收范围时、接收相关单位的档案进馆时、向社会征集档案时以及对本馆所藏档案进行销毁鉴定时。最后，各单位档案室工作人员在制定或修改本单位文件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表时、归档本单位文件或指导下属单位的文件归档工作时、向相关档案馆移交档案前以及销毁鉴定时。

经过上述对档案价值鉴定关键节点的梳理，有利于提升实际工作中档案价值鉴定的效率和效果，加强对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重视，进而做好国家档案资源建设工作。

(3)对鉴定原则和鉴定标准的制定

首先，杨冬权分别针对文件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提出了两条价值鉴定的基本原则，为实际工作提供指导。第一，在文件归档范围方面，他提出，本单位形成的文件以及其他单位形成的与本单位有关的文件应当全部留存[15]，即其“全部留”观点。他还从档案价值特性导致的价值鉴定难题、档案工作中的实际案例以及电子文件和大数据为档案价值鉴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第二，在档案保管期限方面，杨冬权根据自身实践经验强调至少应永久保存关于个人、组织及国家权益的档案和涉及本单位基本职能和主体业务的档案[16]。

其次，杨冬权还提出了一条其认为是根本性的档案价值鉴定标准，即档案内容的独一性。“独一”即独一无二、无可替代，含有独一性内容的档案相对而言保存价值更高。根据这一标准，本单位形成的文件，特别是其中有关基本职能和主体业务的部分一般都具有独一性，应当全面收集[17]。

由上文可知，一方面，上述档案价值鉴定的原则与标准都是杨冬权自身实践经验理论化的成果，这一成果又反过来指导档案价值鉴定实际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他所提出的鉴定原则与标准在逻辑上是可以互推的，这两点都体现了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的科学性。

(4)电子文件时代的档案价值鉴定

杨冬权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电子文件和大数据给包括档案价值鉴定在内的档案工作带来的挑战。近年来，特别是在退休之后，他开始更多地关注并研究电子文件和大数据背景下的档案价值鉴定，但目前暂未形成条理化、体系化的观点，仅提出了一些研究方向。

例如，他指出，传统档案工作受技术水平和保管条件等因素的限制，不得不通过鉴定将其中鉴定主体主观认为价值更高的部分保留下来，而随着信息技术和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已经具备了完整留存档案的条件。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档案工作者应破除固有观念，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在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日益成熟的大背景下，對包括档案价值鉴定在内的传统档案学理论进行再研究[18][19]。

3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的系统评价

在对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的演变过程和核心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将从特点、价值和局限三个方面对这一思想进行评价。

3.1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的特点

结合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的演变过程与核心内容，笔者将其特点总结为历史性、实践性和动态性。

首先，历史性是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最本质的特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第一，历史性是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萌芽的源头与基石。杨冬权具有史学的教育背景，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档案这一重要史料的历史价值。此外，其观点的萌芽还源自二史馆部分民国档案销毁事件，这一事件造成的巨大损失更为其观点打上了深刻的历史性烙印。第二，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发展方向一直受历史性的影响，其全过程都显示出鲜明的历史性特征。第三，其观点的核心内容从多方面体现出历史性的特点。在对档案价值的认识方面，杨冬权始终强调历史价值的重要性;在对档案价值鉴定的认识方面，他提出的鉴定原则与标准无一不是基于维护历史原貌的角度出发的。

其次，实践性是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最鲜明的特征。与学界大部分研究不同，一方面，从其鉴定观的演变过程来看，它是随着社会发展、档案工作变化而变化的，同时又指导着实际工作的开展，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不断演进，与实际工作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从其鉴定观的核心内容来看，它大多是杨冬权三十多年来实践经验的理论化成果，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最后，动态性则是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不断发展完善最根源的特征。这里所说的动态性是指它从未固化，而是一直随着档案工作实际的变化进行自我革新和自我超越，从而能很好地适应不同阶段的工作需要，指导档案价值鉴定实际工作的开展。

3.2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的价值

作为档案工作者所提出的学术观，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在理论价值方面，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一方面为学界相关理论研究引入了历史学视角，有助于扩展包括档案鉴定理论在内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他的一些新观点如文件档案“全部留”，尽管也给相关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引发学者关注和推动新时代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的再研究，进而使得相关领域研究更加丰富与完善。

在实践价值方面，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本就更多地来源于其自身的实践经验，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能够很好地指导实际工作。同时，这一鉴定观的实施还能够推动社会各方面档案资源的全面完整留存，有利于国家档案信息资源的积累，全面构建国家和社会记忆。具体而言，表现为它能够较好地贴合基层档案室、各级各类档案馆及各级档案局档案工作实际，满足各方面开展工作的需要，特别是其“全部留”观点的应用，实现了从基层档案室的归档鉴定到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档案资源的全部留存，为子孙后代保留了相对完整的宝贵历史和社会记忆。

3.3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的局限

为了对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也需要对其局限性进行分析。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理论性稍显不足。一方面，杨冬权在档案价值鉴定方面的观点尚未经过系统整理，处于比较零散的状态，未能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的部分观点，诸如档案工作者对档案价值认识上存在的误区等，仅仅是对实际工作的总结，理论化提炼的程度不够。

第二，完善性仍需提升。首先，尽管他的档案价值鉴定观具备档案鉴定理论的基本内容[20]，但各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仍不夠全面。例如，尚未明确全部留存下来的档案的优先级划分原则，一般性鉴定标准也有待补充。其次，在电子文件时代的档案鉴定方面，杨冬权目前仅提出了初步构想，具体观点需要在日后不断完善。就拿“全部留”观点而言，目前也仅仅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做法，并分析了其必要性，尚未对其具体实施可能引发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方案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因此，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观仍需不断发展完善，笔者的此项研究也应相应地继续深入。

注释与参考文献

[1][2][4][5][13][15][16]内容系笔者于2018年11月18日对杨冬权进行访谈的记录。

[3]张帆.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情况研究——基于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分析[J].档案学研究，2019(1)： 27.

[6]内容系笔者于2019年3月13日对国家档案局经济科技司企业处处长及工作人员进行访谈的记录。

[7]来自2018年6月14日杨冬权在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做的主题为“档案价值鉴定”的专题讲座。

[8][9][10][11][14][17]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J].中国档案，2017(10)：20-28.

[12]杨冬权.让档案活起来、亮起来、火起来，是档案工作者的最大愿望(上)[N].中国档案报，2018-03-26(3).

[18]杨冬权.新时代档案工作的新思维[N].中国档案报， 2018-01-18(3).

[19]内容系笔者于2019年2月23日对杨冬权进行访谈的记录。

[20]冯惠玲，张辑哲等.档案学概论[M].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叶萌萌

价值鉴定中的档案管理论文 篇2：

新时期档案价值鉴定研究：背景、标准、主体

摘要：档案工作领域的发展变革深刻影响着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实践，为了在新形势下做好档案价值鉴定工作，我们应当拓展档案价值鉴定的范围，从以“官方记录”为主逐渐覆盖至其他社会组织乃至个人所形成的文件，运用多元化的鉴定标准，依靠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实现构建完整的“社会记忆”，以及满足日益广泛的社会利用需求的鉴定目标。

关键词：档案价值鉴定鉴定标准鉴定主体

档案价值鉴定是档案管理活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业务环节。近年来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使得档案工作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也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好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亟须我们深入探讨、研究。

一、为何鉴定：变化的鉴定工作背景

进入新世纪以来，档案工作领域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变革，深刻影响着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实践。

(一)档案管理价值取向的转变

档案管理的价值取向表明了档案管理活动的目标指向，即“为谁而管”。[1]当前，我国的档案管理工作正经历着从“为国家”向“为社会”的转变，档案管理的利益主体从国家扩展到以国家为主的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广大公民。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为国家”是档案管理得以安身立命的职责所在。在古代，档案属于统治者的工具，只有享有特权的人才可能利用档案，即使是到了近现代，档案利用的特权逐渐被动摇并最终成为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但是档案管理“为国家”的价值取向却始终没有改变，档案保管机构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官方记录”，服务对象主要还是政府机构。随着我国社会步入整体的、全面的转型时期，政府职能和角色转变对档案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社会记忆观”“大档案观”等理论的出现也使得人们对于档案和档案管理有了全新的认识，正如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所言：“20世纪末期公众对档案的认识，或至少对用纳税资金建立起来的档案馆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即档案现在是‘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甚至通常由人民管理’……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而且更多的还应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2]这就要求我们在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中不仅要重视国家权力因素，也要关注公民权利因素，从而更好地实现对“社会记忆”的重构和对社会文明的传承。

(二)档案资源范畴的拓展

在档案管理价值取向从“为国家”向“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档案管理工作领域逐步延伸，档案资源的范畴不断拓展，一些原本游离于体制外的档案资源得到了重视并开始被纳入规范管理，民生檔案、信用档案、健康档案、家庭档案、社区档案、口述档案等更贴近社会生活的档案资源纷纷涌现。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也给档案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冲击，新技术的应用不但催生了电子文件、社交媒体文件等新型档案资源，而且使得档案文件数量以几何级数暴增。可以说，如今档案管理工作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不再是档案资源的不足，而是如何在信息海洋中鉴别出高质量、高价值的档案信息，对其进行合理、高效的管理和开发利用，有效发挥其证据价值、信息价值乃至文化价值。

由此可见，在档案管理从“国家模式”逐渐向“社会模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选择并保存“社会记忆”，从而更好地满足日益广泛的社会利用需求成为我们重新审视档案价值鉴定的重要着眼点。

二、如何鉴定：多元化的鉴定标准

简单来说，档案价值鉴定的目标就是通过“鉴”与“毁”来实现更好的“存”，依据什么标准完成这一目标至关重要。在这里，笔者从价值作用角度把档案文件划分为两大类进行论述：一类是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职务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是服务于社会运行的活动证据，我们可以称之为证据型档案文件;另一类是普通公民或者公民群体在生活、娱乐等一般社会活动中产生的文件材料，属于公民的“个人记忆”或者“集体记忆”，我们可以称之为记忆型档案文件。[3]

(一)证据型档案文件的鉴定标准

证据型档案文件的价值源自其信息内容的有用性，因此证据型档案文件的价值鉴定主要是根据其信息内容的重要性，结合考虑其形成背景及过程进行分析、判断，同时对电子文件、社交媒体文件等数字型文件还要进行技术评估。

1.内容标准，这是档案价值鉴定最常用也是最主要的评判标准。一般来说，内容反映形成者的主要职能、重要业务活动以及机构人员利益的文件材料的价值较高。多年的实践证明，运用内容标准进行鉴定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尤其对于基层文书业务人员和档案业务人员来说这些法规和业务标准是非常实用的操作指南。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难以从正面对文件材料的价值进行鉴定，可以反向从处置风险的角度进行评估，也就是考虑如果文件材料不被保存会出现哪些后果。例如，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就认为在新的数据环境下预测文件的价值具有较大难度，转而对不保存该文件所带来的风险进行鉴定。[4]

2.职能标准，这是对宏观鉴定理论的实际运用，即通过分析文件形成者的职能、业务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和与社会的互动，决定“形成者的哪些职能和活动应该被记录(而不是哪些文件应该被保存)”“哪些文件形成者或‘职能’(而不是文件本身)最为重要”，从而切实锁定那些可能最具有潜在档案价值的文件或文件系列。[5]把文件形成者的权威性、职能及业务活动的重要性等作为评判文件价值的重要因素，可以弥补内容标准的不足，尤其适合应用于电子文件的鉴定。由于宏观鉴定面对的不是单份文件，而是某种职能的文件集合，表现为一种“批处理”方式，因此，在文件管理系统设计中嵌入机构的职能分析方案，按照一定的准则将文件的鉴定工作模型化，从而可以实现对电子文件的自动鉴定。[6]

3.技术标准，这是针对电子文件、社交媒体文件等数字型文件的新的鉴定标准，包括对文件真实性、完整性及其存储环境、系统安全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因为在数字环境中原件的概念被弱化，数字设备保存的是再现数字型文件的能力，数字型文件的每一次呈现都是基于应用程序和硬件重新组合保存的数据，[7]因此需要通过对文件元数据的捕获与维护来保证其真实性。同时由于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社交媒体平台等具有高度的动态性，数字型文件所面临的安全风险会随着存储载体、管理系统的不断更新而增加，因此在数字型文件正式归档前必须进行相应的技术鉴定。

(二)记忆型档案文件的鉴定标准

常见的记忆型档案文件包括私人档案、家庭档案、不同社群形成的社區档案等。此外，在目前非常热门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种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用户形成的非职务性社交媒体信息也属于此范畴。笔者认为，由于记忆型档案文件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因此记忆型档案文件的价值鉴定应当是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上依据社会总体的价值导向建立普适性的标准。[8]其中，尤其要关注文件当中隐含的社会关系因素和情感因素。

1.关系标准。记忆型档案文件相对来说系统性不强，内容比较琐碎和私密，同时又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参与性，因此，其价值鉴定不能只着眼于文件信息内容本身，更要着重考虑当中所反映的社会关系，这在社交媒体文件的鉴定中尤其突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之间以信息内容和人际关系为基础展开各种互动，形成各种关系网络，因此社交媒体文件的价值判断要通过文件信息内容本身、与其他文件的关系以及文件生成者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具体分析。例如，社交媒体平台上热门话题的互动热度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社会关注度，互动热度越高，社会关注度就越高，其重要程度也越高，作为“社会记忆”予以保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就越高。[9]

2.情感标准。与证据型档案文件的形成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不同，记忆型档案文件主要并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的，当中寄托着更多的人的情感，这在私人档案、家庭档案中尤其突出，因此其价值鉴定应该充分尊重其背后隐含的情感价值。例如，2004年6月在广东诞生的第一家“私人档案馆”——屈干臣档案馆收藏有各类档案资料2万多件，除了少数珍品，更多的是日常生活当中再平常不过的个人物件，例如证件、证书、奖章、手稿、书画、照片、收藏品等，这些档案资料既是屈干臣本人人生经历的见证，满载着过往生活的记忆，也是一个时期社会变迁的缩影，能够从微观角度反映出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

三、由谁鉴定：多层级的鉴定主体体系

目前，在实际工作中档案价值鉴定主体主要包括文件形成机构的文书业务人员、档案室业务人员和档案馆业务人员，然而，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趋势，仅仅依靠上述人员难以达成既要构建完整的“社会记忆”又要满足广泛的社会利用需求的鉴定目标。笔者认为，今后档案价值鉴定工作需要社会多方共同参与，协作完成，考虑到当前我国档案管理层级结构，档案价值鉴定主体体系可以由三个层级组成：第一层级是文件形成机构的文书业务人员、档案室业务人员及技术人员;第二层级是档案馆业务人员;第三层级是以档案专家为主的各领域专家顾问，此外，还可以引入社会力量作为补充，比如商业机构、学术机构、社会团体、网络平台管理者、不同的社会群体以及普通的社会公众等。

1.文件形成机构的文书业务人员、档案室业务人员及技术人员是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要力量。其中，文书业务人员、档案室业务人员一方面负责宏观层面上的机构职能与业务流程分析，区分重要职能活动、一般业务活动所产生文件材料的不同价值，另一方面完成微观层面上的文件价值判定，主要考虑文件材料对于本机构的现行价值、机构“记忆”留存等因素完成鉴定工作;技术人员主要负责数字型文件的技术鉴定，还负责文件管理系统的维护以及模块功能的提升和开发，以更好地实现数字型文件的自动鉴定。

2.档案馆业务人员除了按照规定定期审查馆藏档案，根据社会发展状况适当调整档案的保管期限，还应当介入档案文件的前期鉴定，指导文件形成机构制定文件鉴定方案，根据机构的不同特点划定不同的归档范围，而不是被动地接收文件形成机构移交的档案文件。

3.以档案专家为主的各领域专家顾问基于社会、历史、文明的考量，对档案文件的社会价值和未来潜在价值进行分析、判定，在宏观意义上将档案文件的价值鉴定扩展到社会价值的考虑、“社会记忆”的留存以及潜在的历史、文化价值的预见性上，[10]避免仅从文件形成者本身及其业务活动本体出发鉴定的片面性。

4.社会力量可以作为档案价值鉴定主体的补充，通过吸纳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的利用需求，挖掘潜在利用群体。例如，在荷兰的PIVOT(Proj? ect to Implement the New Transfer Period)项目的实施流程中，由相关政府机构的专家、相关机构的文件实践管理者和国家档案专家共同完成“三方咨询”方案之后会进行民众的网上评价，民众的意见和建议会作为对“三方咨询”方案的有效补充。[11]值得注意的是，在记忆型档案文件的价值鉴定中，社会力量应当成为鉴定的主要力量。由于记忆型档案文件的多样性、海量化，档案保管机构无法承担起以传统模式完成数以千万计的新形式、新内容的文件材料的鉴定任务，因此我们应当把记忆型档案文件的鉴定交给形成者，由他们决定哪些文件材料需要长久保存，档案保管机构只需在大方向上加以引导，同时对于社会价值较高的档案文件可以以适当的方式征集进馆，成为国家档案资源体系的有益补充。

综上所述，随着档案管理工作逐步向社会公共事务演变，尤其是社会人权、民主、公平、正义等理念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渗透，档案价值鉴定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挑战，为此，我们应当适应社会的发展引入新的鉴定标准和鉴定主体，构建多元化的鉴定标准体系和多层级的鉴定主体体系，以更好地实现构建完整的“社会记忆”以及满足日益广泛的社会利用需求的鉴定目标。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张莉.档案管理：价值转向与范式转换[J].档案学研究，2008(4)：11-14.

[2][加]特里·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C]//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152.

[3][8][9]谭彩敏.社交媒体文件归档管理研究：鉴定标准与管理模式[J].浙江档案，2018(3)：10-12.

[4]宋魏巍.大数据环境下电子文件鉴定研究[J].北京档案，2015(12)：16-19.

[5][加]特里·库克，李音(译).宏观鉴定与职能分析[J].中国档案，2012(1)：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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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档案馆

作者：谭彩敏

价值鉴定中的档案管理论文 篇3：

影响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观方面因素探讨

摘要：本文对影响档案价值鉴定的主观因素，包括“对鉴定地位的认可不足”、“‘馆藏丰富’与‘收藏优化’的两难选择”、“对于档案‘精华说’‘财富说’销毁‘风险说’与档案管理‘效率观’的理解”、“缺乏现有联系支持”以及“理论研究的脱节”等作了阐述。

关键词：档案;价值鉴定;主观因素;影响探讨

从特征上考察，档案价值鉴定就是一项深受主观因素影响的、以价值评价为核心的鉴别工作。因而，分析我国影响档案价值鉴定工作本身有效开展的因素，首先应该从主观因素分析着手，就显得非常自然了。主观因素的影响是无形的，然而它的影响结果却是实在的、可以显示的。在主观方面对于档案价值鉴定起障碍性影响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

一、对于鉴定地位的认可不足

欧美国家档案管理的核心，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有一个变迁的过程。在此前，来源原则指导下的档案整理是档案管理的重点与核心。而此后，档案价值鉴定逐渐代替了档案整理，占据了核心地位，与此同时，档案学研究也逐渐把重心放在档案价值鉴定以及有关的档案优化问题研究上了。如原美国史密森研究院档案馆馆长威廉·莫斯1992年来华，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讲演时就曾指出，鉴定是档案工作整个系统中第一个关键性决定，是随后所有决定得以产生的基础，因而是档案工作的首要职能，鉴定的重要性居第一。这种工作重点转移，是档案理论与实践的战略转移，也是档案工作本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相对于欧美国家这种观念的变化，以及对档案管理核心地位的重新认定，我国档案界在这一方面的反映，有着相当的滞后性。在我国以往的档案管理学教材中，鉴定环节跟其他环节一样，被割裂了流程性、连续性，而跟其他相对独立的工作环节一起，被视为档案工作的八个环节之一。只是到了邓绍兴、陈智为主编的《档案管理学》中，将“档案价值的鉴定”挪到了第一章。而且在教材的“导论”中，强调了鉴定环节的重要性，指出：“这项工作存在于文书立卷、收集、整理和保管等环节之中，是档案管理中最具决定性意义(决定档案存毁)且难度最大的工作。”另外，也有人指出：“鉴定工作不仅决定了档案的起点和终点，而且存在于档案业务的其他环节之中。”这种变动是一种理论进步，也体现出认识上的进步。

但是，总体相比于欧美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运用的文件管理、文件中心、文件生命周期等有关精简文件的概念与方法，以及谢伦伯格双重价值鉴定理论、汉斯·布姆斯的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新宏观接收战略”等档案价值鉴定理论与档案优化措施，我们的认识与研究显然是比较滞后的。

二、“馆藏丰富”与“馆藏优化”的两难选择

(一)关于“丰富馆藏”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档案部门关于馆藏建设的声音，几乎只有一个声音、一个口号，那就是——“丰富馆藏”。我国以“丰富馆藏”为原则指导档案馆藏建设是有其深刻的客观原因的。其一是我国的馆藏总量少，与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地位十分不相称。其二是档案馆新建库房有一定的空余度。我国的档案馆库房建设有两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各级档案馆建立之初，档案数量少，库房相对空闲。90年代，档案馆兴起第二个扩建高潮，许多档案馆纷纷建立起新馆，如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等，都另建新馆，大量地(市)、县(区)级档案馆也旧貌换新颜，大大扩展了库房。旧馆加新馆，档案库房也相对空余。因而，库房的相对空闲，给档案部门一些同志带来一定的影响，对于鉴定的认识不足，主张慎行存毁鉴定，这种情绪近年来还有表现。因而，丰富馆藏的影响，在我国说不上根深蒂固，但甚至是一个短时期难以挥去的档案情结。

(二)优化馆藏在我国的艰难操作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档案界把优化馆藏作为档案馆室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移。然而，跟国外的档案优化政策相比，我国的这一战略实施存在着诸多困难。

首先，从时间观念上看，我国的优化思想，整整落后于国外30年，优化观念意识是需要时间建立和培养的，因而，这一点我国尚有待时日。对于现在馆藏进行档案优化的直接方法是加快销毁鉴定。显然，这与我国档案部门长期以来的“重于收藏轻于鉴定”，尤其是轻于存毁鉴定的习惯不符。

其次，对于优化，我国没有相应的方法与标准。档案优化，在国际档案界研究由来已久，为此也形成了一些有效的方法与标准。如比例鉴定法、选样保存法、限制档案移交机关和控制进馆文件范围等方法。这些方法与标准，尤其是量化的方法与标准，在我国尚在探索之中。

再次，我国缺乏相应的文件管理机制。文件管理机制，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文件的精简机制，文件管理的效率机制。而这种精简、这种效率，就是通过及时、有效的鉴定措施实现的。

跟欧美国家相比，我们在文件管理问题上，显然存在着以下不足：一是文件管理观念不强。长期以来，我国档案界只论文书工作，档案学研究与教育中，也只有文书学。显然，文书工作与文书学，同文件管理与文件管理理论，两者之间有着目的性上的差异。二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尚不能深入人心。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国外档案学家眼中，具有标志“现代档案学成熟的里程碑”意义。三是文件中心尚在成长之中。进行文件管理的主体是文件中心，欧美国家普遍建立了文件中心，以承担文件的中间性、过渡性保管。而我国对于文件中心历经长时间却未得普遍认可。

三、几种观念——对于档案“精华说”、“财富说”、销毁“风险说”与档案管理“效率观”的理解

(一)关于“精华说”、“财富说”

对于档案价值鉴定，尤其是存毁鉴定缺乏足够的认识。也出于“精华说”、“财富说”的影响。

我国档案学有关教材中，一直灌输有这种观念，对日后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文件，才能成为档案，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四“档案是文件的精华”。有人指出这种整体认识存在缺陷，我们长期以来注重档案的安全保管，是这种“精华说”、“财富说”影响的结果。正确的观念应该是：有些文件是精华，而有些文件则不是。为此我们就会研究何种文件有永久保存价值，何种文件只有一定价值。

(二)关于档案价值鉴定的“风险性”

躲避风险，是人之常情，但人有时甘冒风险，因为在承受风险之后，具有获得利益的可能。而档案价值鉴定。跟其他风险中获取利益的行动相比，行动者不存在可回报的利益和报酬。

档案价值鉴定的风险存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差错;二是工作难度大。怕出差错，是档案价值鉴定过程中时候令人紧张的因素，因而造成了求稳的心理。这种求稳怕错的思想，影响了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开展，特别是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所谓‘战备鉴定’和‘文革’中

的错销档案，使人们难消余悸。”工作难度大，造成档案馆、室工作人员有畏难情绪，“档案价值的潜在性，档案价值鉴定的预测性，以及鉴定结果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对于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畏难心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价值鉴定是一个鉴定部门不具有任何利益的冒险行为。

(三)关于档案管理效率

应该说档案管理中的效率本身的确难以表现。首先档案部门(尤其是档案馆)一直强调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经济效益要服务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可以是量化的，但社会效益是无形的，不能以量比形式表现的。其次，档案部门的效率取决于所收藏档案文件的质量、类型、成分和管理水平，第一个档案馆、室有特定的文件来源，由此也具有特定的文件信息资源，这些因素显然不是完全决定于档案部门本身。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表现档案部门的管理效率比较困难。

四、缺乏现有政策支持

(一)缺乏鉴定标准系统

尽管我国有关档案价值鉴定的标准类型诸多。但相对于多种类型档案价值的多种鉴定，显然不够系统。而其他类型的鉴定，标准一直比较模糊。另外，即使在归档鉴定标准中，我国长期以来也偏重于文书档案、会计档案等。由此可见，目前正处于征求意见稿的《归档文件与档案鉴定指南》是一种完善鉴定标准系统化的工作。

(二)操作标准过粗

目前我国有关鉴定操作标准，尤其是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的粗线条是公认的：条款内容过于简练、条款太少、保管期限档次较粗、用语抽象含糊、偏重宏观而忽视微观等等。这直接造成了实际部门鉴定文件与档案价值的粗线条，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味责难实际部门的操作失当是不公平的，这应该是政策支持不力的原因。

(三)曾经有过“销毁档案就是销毁编制”的规定

在1985年2月人事部、国家档案局颁布《地方各级档案馆人员编制标准》(试行)的通知中，提出了一个与档案数量密切有关的“档案馆人员编制标准”，其中规定：“馆藏超过一万卷不足三十万卷的，其超过部分每五千卷增配一人;超过三十万卷的，其超过部分每七千卷增配一人。”这种规定的影响是非常现实的，给档案局(馆)领导直接的警示就是：谁销毁档案，谁就是在销毁编制。

五、理论研究的脱节

我国档案价值鉴定理论研究对于实践的指导不力，这在不少论者的研究分析中已经指出，如王传宇和姜之茂，都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种因素列入影响我国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障碍性因素之一。应该说，这是对理论界的提醒，我们应该为此而反思。

笔者以为，我国鉴定理论研究不力，其表现可以概括如下：

(一)重点性研究开展不够

档案价值鉴定在建国后很长时间内，没有成为理论研究与工作探讨的重点。王传宇对《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这两种档案学的权威性期刊作过有关分析。《档案学通讯》自创刊以来，1980年至1992年13年间，每年一般只有一篇到两篇，有的年份，如1990年、1992年，一篇也没有。《档案学研究》自1987年创刊以来，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每年仅有一篇或两篇关于档案价值鉴定方面的文章发表，其中1991、1992两年都是零。这两种刊物都是在1993年以后，有关鉴定文章多了起来。

《中国档案》(前身为《材料工作通讯》和《档案工作》)，作为最早创刊的、国家档案局工作指导性期刊，自1951年以来，所刊发的有关档案鉴定的文章(包括颁布有关法规性文件、工作探讨和学术研究)，笔者作了一个初步统计，具体分布情况如下：1951～1960年，共16篇。其中，1951～1955年，为0篇，1956年和1957年分别为7篇和6篇，这两年头恰好是两个期限表颁布之年。1960～1965年，5年间共42篇，这是一个研究档案价值鉴定的高潮，说明档案工作稳定发展到一定阶段，档案价值鉴定问题就突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馆藏下合理、档案质量低是一种“富贵病”，而档案价值鉴定则是解决档案部门“富贵病”的手段。

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注重档案价值鉴定研究，除时间上显得较为迟缓以外，还明显受到电子文件研究的影响。事实上，从90年代后半期，电子文件的研究迅速占据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地位，又将鉴定问题挤到比较次要的研究位置上。我国档案工作每个时期都有研究与探讨重点，从文书立卷归档、档案整理，到档案法，重心迭代，但转入档案优化与鉴定不久，重点地位即被电子文件研究、数学档案馆、档案信息化问题所代替。

(二)务虚过多，针对性不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各级各类期刊，发表了数以百计有关档案价值鉴定的文章，而且共有一本专著、两本编著和一本论文集出版，它们分别是张斌的专著《档案价值论》，陈忠海编著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葛荷英编著的《档案鉴定理论与方法》，总参办公厅档案局编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总括起来，应该说研究成果洋洋洒洒，颇为全面。但是对于近年来研究成果作一分析，可以将这些研究分几类：

首先是系统性与针对性皆具者，除以上所提到的专著、编著外，还有以王传宇牵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组所发表的成果，载于2001年第1～6期和2002年第1～2期《档案学通讯》、邓绍兴对于档案保管期限表与民国档案鉴定的研究。

其次是针对性强的研究，包括具有开先河意义的四川省档案局在90年代初的讨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和宝荣、陈兆、陈智为等人在该领域的研究等。这类研究成果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或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或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其所著文章往往具有振聋发聩、令人深省的作用。

综上所述，要解决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可能首先要解决鉴定主体的观念、政策制定与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以政策、理念的力量推动其他方面的变革。

作者：赵立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