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的财政金融论文

摘要：结合甘肃省农业科技人才实地调研经历，分析转型期现代农业内源创新发展的含义、驱动内源创新与农业科技人才需求的关系，以及现代农业发展中内源科技人才需求机制创新的必要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业科技的财政金融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农业科技的财政金融论文 篇1：

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的成效、问题与建议

摘 要：为了不断提高中国与东盟的农业科技合作水平，从农作物优良品种技术合作、现代农业装备技术合作、农村生态能源利用合作、动植物疫苗防控体系合作、农业信息化开发合作和农作物防灾减灾等六个方面总结了当前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的现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存在以下问题：合作模式单一且层次低，合作项目可持续性不强，合作缺乏统筹协调机制，合作国科技创新条件差。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理顺发展思路，科学制定规划;加大科技投入，拓宽合作渠道;鼓励多元主体，实现协同发展;确定重点领域，提升合作层次。

关键词：农业科技合作;中国;东盟;成效;问题;建议

Key words：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China; ASEAN; effectiveness; problems; suggestions

近年來，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双方之间的农业科技合作也越来越广泛，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创新合作，也已经成为双方的共同愿景。在第十七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次强调了双方农业科技合作的重要性。立足于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的现状，笔者研究了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的发展对策和路径，以期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参考。

1 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取得的成效

1.1 农作物优良品种技术合作结硕果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农作物优良品种技术合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边或多边共建农作物优良品种改良试验站。从2011年开始，广西农业厅陆续与老挝、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家开展了中国(广西)——东盟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建设项目，随后这些项目均被列入“一带一路”建设重大项目目录，并且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每年本级财政的专项经费支持，合作对象主要是水稻等粮食作物的品种改进，同时也开展热带水果和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品种改良试验。目前，中国与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的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已经建成。其中，中国—老挝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是我国在东盟国家建设的第一个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由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与老挝占巴色省农业厅在老挝巴松市合作建立，占地规模达到了60 hm2，重点开展咖啡、辣椒、西红柿等附加值较高的热带经济作物良种繁育、种质资源保护，同时也积极开展玉米的合作制种。截止2018年，该试验站总部已经试种了128个农作物品种，并且建立了适合老挝种植的优良品种项目库，其中哈密瓜试种的成功让老挝人首次吃到了本地种出的哈密瓜，已经成为中老两国农业合作的典范。此外，中国加大向东盟国家引进新品种的力度，2019年中国—东盟蔬菜新品种博览会成功在南宁举办，展示了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国家44个蔬菜新品种，大力推进了东盟国家优良农作物品种的引进。

1.2 现代农业装备技术合作紧锣密鼓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现代农业装备技术合作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开展农业机械化培训班。由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和农业技术开发推广总站联合举办的东盟国家水稻生产机械化技术培训班，系统地传授了“水田耕整地技术”、“水稻自动化插秧技术”、“水稻机械化病虫害防治技术”、“水稻机械化收割技术”以及“水稻干燥及精加工技术”，并且组织东盟国家的农业与农机官员以及技术人员参观我国的农机具生产企业，这种培训班不仅有利于向东盟国家输出农业机械技术，而且能够促进东盟农机具市场的开拓。二是派遣农机技术专家到东盟国家指导工作。从2010年开始，“中国—东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共向东盟国家派出400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指导农业机械化化技术推广工作，已经在东盟国家建立了3个农机具技术示范中心。三是搭建先进农业机械技术交流平台。借助中国—东盟博览会，东盟国际农用机械展览会已经连续举办15届;2014年首届“中国—东盟农业机械发展论坛”在南宁召开，将农业机械区域合作一体化发展列入加强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进入“钻石十年”的重要内容;2017年中国—东盟农业机械展暨中国甘蔗机械化博览会在广西农业会展中心开幕，并举办中国—东盟现代农业装备合作与发展论坛，开展农机技术交流和新型农机具产品推介等活动。

1.3 农村生态能源利用合作初见成效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农村生态能源利用合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沼气利用技术的合作。2002年，中国农业部与东盟秘书处签署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首次将农村生态能源合作列入双方农业交流与合作的重点内容;同年，广西农村能源办技术服务公司赴缅甸开展沼气开发商业项目;2004年，中国农业部向柬埔寨援助建设30座农村沼气池;2005年，首届大湄公河次区域能源培训班在广西富川成功举办，与会国家包括越南、泰国、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共同学习沼气和农村能源综合利用技术。据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介绍，越南将引进中国成熟的沼气应用技术，以充分利用牲畜粪便来沼气发电，预计到2020年将在越南建成20座以上中小型沼气发电站，每年估计可以生产10亿kW·h的电力。二是生物质能发电技术的合作，目前利用稻壳、秸秆等生物质能发电的技术也逐渐得到东盟国家的信赖，中国重庆等地的稻壳煤气发电机组已经成功占领老挝、缅甸、柬埔寨等东盟国家的市场。

1.4 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合作已经形成

中国与东盟国家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层面的合作。2006年，中国—东盟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论坛首次提出共建中国—东盟检验检疫共享信息平台;2007年，在南宁举办了中国—东盟质检部长会议，并签署了《南宁联合声明》，强调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动植物疫情监测信息共享;2010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三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指出，与东盟国家共建20个跨境动植物疫情防控监测站，完善疫情预警系统网路，目前，国家质检总局已经与东盟十国的国家质检总局建立了合作关系。二是国家部委或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我国农业部与越南广宁、高平、凉山等边境省份开展了多项动植物疫病防控项目，并逐步建立起了中越边境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阻截带;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承担主持构建了中国华南—东盟动物疫病科技协作网，为东盟国家举办培训班，协助制定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方案，推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双边、多边交流合作机制的建设;2016年，中国与东盟十国正式启动建设动植物疫病疫情联合防控大数据平台，将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动植物疫病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信息支持。

1.5 农业信息化开发合作不断升级

2002年10月，举行东盟+中日韩农林部长会议，会议审定了“东盟粮食安全信息系统”(AFSIS)项目，该项目旨在建立东盟粮食安全信息系统，以促进东盟国家间的粮食信息和其他农业统计信息的共享，而中国主要承担东盟粮食安全信息系统技术人员培训项目;2003年1月，首届东盟和中日韩农业统计和信息局长级会议(DG-ASI Meeting)在东京举行，会议强调要通过不定期研讨会的形式推动东盟农业信息系统的人力资源建设;同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在越南开展了“信息通讯技术和中国农业专家系统在越南农村地区的应用”的科技援助项目，该项目旨在帮助越南完善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和培养农业信息人才;2011年，为积极推动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工信部在“中国—东盟电信高峰论坛”上提出将东盟国家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列入重要合作内容;2017年，中国—东盟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成立，该平台广泛收集整理东盟国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各类农产品价格、供给与需求情况等全产业链信息，为东盟国家农业生产提供高效的数字化服务。

1.6 农作物防灾减灾合作全面展开

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作物防灾减灾合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域气象灾害的监测。2016年，首届中国—东盟气象合作论坛在南宁举办，论坛签署了《中国—东盟气象合作南宁倡议》，完善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区域气象合作机制，其中的重点合作内容就是加强季节气候预测与气候服务特别是与农业有关的服务合作;2017年，中国—东盟气象灾害防御研讨会在海口举办，重点探讨了区域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联防对农业生产的影响;2018年，广西南宁举办了东盟国家灾害天气预警技术培训班，旨在指导减少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二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方面也展开了积极合作。从2009年開始，中国广西与越南边境省份开展了水稻主要害虫的监测预警和防控合作，据广西植保总站介绍，目前双方合作共发布水稻害虫监测评估50期，避免粮食损失850万t;2011年，科技部启动重大专项“中国—东盟重大农业外来有害生物预警与防控平台”，华南和云南地区联合柬埔寨、越南、泰国、菲律宾、缅甸、老挝等东盟6个国家共同搭建东盟农业有害生物入侵预警与防控平台，对东盟农业有害生物的基础数据库、风险评估、口岸监测等关键技术环节展开联合研究攻关[1-9]。

2 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存在的问题

2.1 合作模式单一且层次低

目前，中国与东盟的农业科技合作主要有3种形式：一是农业技术的展览交流，二是中国对东盟农业欠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三是在中国境内举办短期的农业技术应用培训班。双方的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层次还是停留在以低端基础应用性研究层面，处在种质资源交换、优良作物品种引进等农业科技合作的初级階段，合作模式还是主要以技术引进为主，合作的目的主要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这些合作形式一方面可以使中国从东盟国家引进大量种质资源，丰富自身的农业资源库;另一方面东盟部分农业欠发达国家可以引进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从而提高自身的农业生产能力。但是，双方对前沿和颠覆性农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并没有深入展开，如农业生物技术、生物质能源、动植物天然免疫技术、农产品食物营养组学与加工调控技术等高端农业科技的合作研究仍存在很多空白，农业科技合作水平仍旧徘徊在较低层次，未来如何提高农业科技合作层次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2.2 合作项目可持续不强

中国与东盟的农业科技合作项目数量多、规模小、而且可持续性不强，其主要原因有3个：一是合作项目资金支持力度小。广西与柬埔寨合作的农户沼气技术示范项目资金仅30万元，单项投资力度太小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虽然中国举办了一些为东盟国家农业服务的技术培训班，但是由于活动经费的限制，培训时间都较短、培训人员也比较少，难以有效满足东盟国家对农业技术人员的需要;另外，因为项目经费的紧缺，许多中国在东盟国家的农业合作示范项目在项目结束之后都难以继续运作下去。二是部分东盟国家政府参与主动性不高、行政效率低下。特别是境外农业技术示范合作项目，因为缺少东道国政府的有力支持，造成合作项目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三是企业的参与度不高。中国与东盟的农业技术合作中仍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大多数时候都是协办方，政府项目结束之后，缺少企业的市场运作，很多合作项目因为难以发挥经济效益而被迫停止。

2.3 合作缺乏统筹协调机制

中国与东盟农业技术合作缺乏统筹协调，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中国与东盟在开展合作过程中缺乏有效沟通和统一规划。一般都是中国根据需要提出合作意向和建议，而东盟则往往处于被动一方，这样不利于双方的长期合作。二是中国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缺乏协调机制。农业科技的国际合作涉及到农业农村部、外交部、科技部、商务部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当前中国与东盟的农业科技合作中，由于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出现了大量合作内容的重复，使得有限的科技资源难以集中在关键农业技术上，造成科技资源配置的浪费。三是中央与地方缺乏协调，目前与东盟国家密切开展农业技术合作的地方省份有广西、云南、海南、广东等省、自治区，这些地方政府不仅承担部分国家主持的农业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而且还自主与东盟国家开展一些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由于缺乏合理的协调统筹，有时会出现地方项目与中央项目内容重复的“撞车”现象，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

2.4 合作国科技创新条件差

东盟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综合条件不佳，不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农业科技创新合作的持续开展。目前，与中国密切开展农业科技合作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大湄公河次区域，主要包括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国，其国内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业技术人员素质低、农业技术管理经验匮乏、农业技术创新经费紧缺。虽然这些国家从中国引进了大量先进的农业技术，但是薄弱的农业技术创新条件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双方的农业技术合作也一直是中国单方面技术输出。长久以往，这种单向技术输出的结构性矛盾会严重制约双方农业技术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合作国农业科技创新条件，为双方的农业技术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 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的政策建议

3.1 理顺发展思路，科学制定规划

要理顺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的发展思路、明确双方合作的中长期目标，做好统筹工作，科学制定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战略规划。结合《农业国际合作发展“十三五”规划》、《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十三五”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十三五”农业科技发展规划》等国家中长期战略规划，对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重新定位。首先，服务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合作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先导作用，推动与东盟国家“五通”目标全面的实现，建成“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其次，致力于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利用好东盟国家丰富的动植物种质资源，不断完善我国的优质农业资源库，提高农作物优良品种在粮食增产中的贡献率，以全面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最后，助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一步丰富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的内涵，紧密围绕国家总体外交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加强与东盟国家农业科技需求的对接，以农业科技创新合作为纽带强化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

3.2 加大科技投入，拓宽合作渠道

在加快推进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的过程中，要不断加大财政金融体系对农业科技国际合作的支持力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财政农业科技投入体系。首先要协调好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农业科研投入方向，中央财政应该支持合作周期较长、成果见效慢的农业基础性科技研究领域，而地方财政应该根据地方实际和区域农业科技发展需求，重点支持农业技术应用和推广领域的国际合作。其次要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通过建立严格的项目评选机制，引导财政农业科技资金流入边际效益最大的一类项目，同时要严格监督资金不被挪用。最后要加大对农业科技人员的经费保障，目前大部分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项目持续时间不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才流失严重，因此有必要不断提高国际合作项目对农业科技人员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要不断开放、创新，不断拓宽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为参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项目的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担保和保险等服务;同时还可以通过丝路基金、亚投行贷款以及其他各种国际合作基金对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项目的资金缺口进行援助。

3.3 鼓励多元主体，实现协同发展

目前，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仍然以政府占据主导地位，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参与度还不太高，导致农业科技合作项目后期运行效果不佳，甚至出现项目关闭的情况，因此有必要鼓励建立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协同发展的多元合作主体体系。一是政府要充分發挥为双方农业科技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比如搭建各种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平台、完善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撑体系、培养大量农业科技国家交流人才等等;二是突出农业科技企业的主体地位，只有通过农业科技企业将农业技术市场化，才能实现农业技术合作的可持续性，有必要加强农业科技企业参与东盟农业技术合作的体制保障，比如简化“走出去”审批手续、加强各类政策支持力度等等;三是要夯实科研机构的支撑作用，鼓励科研院所、科研型高校积极参与到东盟农业科技研发合作之中，鼓励双方科研机构在粮食安全、种质资源、设备仪器共享等农业科技领域共同合作，同时也要不断完善农业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保障和争端解决机制。

3.4 确定重点领域，提升合作层次

目前，中国与东盟农业科技合作领域分散、内容重复、层次水平低，因此有必要集中各类科技创新资源重点支持几类农业科技领域，以不断提升双方合作层次水平。根据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情况可以确定未来双方农业科技合作的重点领域：一是优势种植业开发合作，利用现代种植技术大力发展优势种植业，确保双方的粮食安全;二是农业机械化合作，重点研制开发适合东盟国家农业自然条件的农业机械装备;三是农业信息化合作，与东盟国家开展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业大数据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发挥好农业信息的服务功能;四是农业资源高效利用合作，充分利用东盟国家丰富的农业自然资源，建立中国与东盟农业资源与利用的网格化、信息化的基础数据库;五是畜禽水产养殖技术合作，与东盟国家共同研发畜禽与水产健康养殖模式，开发新型成套养殖装备和加工工艺;六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合作，建立中国与东盟农业产品质量安全应急处置、风险预警机制与技术体系[10-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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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静利，盛彩娇，李思经.“一带一路”农业科技走出去的政策思考[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17，1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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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超然 云倩 黄智

农业科技的财政金融论文 篇2：

驱动内源创新与农业科技人才需求的机制构建

摘 要：结合甘肃省农业科技人才实地调研经历，分析转型期现代农业内源创新发展的含义、驱动内源创新与农业科技人才需求的关系，以及现代农业发展中内源科技人才需求机制创新的必要性。内源创新是转型期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是机会导向下的以实现互动协调和生态持续发展的农业农村的再出发点;内源创新发展与农业科技人才需求是一种互补、协调、相容的发展关系;现代农业发展的现实、农业农村的改革、农业人力资本的增值以及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内生性的内源创新。因此，构建了甘肃省现代农业内源创新发展组织化建设的内源科技人才需求专业合作组织和内源科技人才需求机制，该机制包括信息共享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培训学习机制、使用保障机制以及整合运行机制。希望通过驱动内源创新与农业科技人才需求的机制构建来实现甘肃省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内源创新;现代农业;人才需求;机制

Construction of Mechanisms of Driving Endogenous Innovation and Demand for Talent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Based on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of Transformation Period in Gansu

CHEN Siming1，HAN Xufeng1，LI Jincheng2

(1. Western Rur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Center， School of Humanities，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Gansu 730070， China; 2.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730070， China)

Key words： endogenous innovation; modern agriculture; talent demand; mechanisms

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基础，世界银行根据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基本规律将各国分为传统农业国、转型中国家和城市化国家。其中，转型中国家的划分标准为：农业对经济增长点平均贡献率为7%，农村人口的比重约为63%，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世界银行，2008)。从当前甘肃省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农业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0年农村人口的比重63.87%，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 433.98美元，农业的比重为14.54%;2014年农村人口的比重减少为59.87%，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加为3 983.12美元，农业比重下降到14.03%。结合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甘肃省农业农村的发展正处于“转型中国家”阶段，农业并非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更多地需要依靠科技和资本要素的推动力。因此，通过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的内源创新来推动农业产业增值是促进转型期甘肃省经济增长的再出发点，而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是一个相互协调的系统性过程，只有通过构建内源人才需求体制机制的创新才能更好地形成连接政府组织、科研机构、农技推广机构、农民等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沟通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

1 转型期农业农村内源创新发展的基本内涵

1.1 内源创新发展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再出发点

农业农村的内源创新发展是建立在以农民作为创新主体之上的实现农业农村可持续进步和生产要素资源均衡配置的新型发展路径。这一创新发展注重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参与性，强调发展“意味着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形成，意味着农民参与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拓展，是中国农业农村的再出发点”[1]。内源创新发展打破了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形成的单向依靠政府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公共政策制度供给的行政推动模式，是工业化战略和非均衡发展战略下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继承，更是对政府服务职能、市场机制、社会中介组织功能以及农民自身综合素质等的重新定位和再认识。

1.2 内源创新发展是机会导向的发展

内源创新发展是借助市场机遇和制度改革激发发展潜力的系统性过程，“内源发展不再是结果导向的外部推动，而是机会导向的内生创新”[1]。或者说，是实现由“制度改革的‘诺斯式增长’”过渡为“市场分工和技术改进的‘斯密式增长’”，再转变为“技术进步式的‘普罗米修斯增长’”[2]，对应到农业农村的发展路径，即农业农村实现由外源推动下的农业增长、农村进步、农民增收过渡为内源创新发展下的农业农村发展转型，再转变为技术革新的农业农村持续进步。转型期农业农村的内源创新发展是对应于市场分工和技术改进的“斯密式增长”的、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地位的新型发展路径，主要依托力量在于市场而并非在于政府，在于依靠农业农村本身。

1.3 内源创新发展是互动协调的发展

农业农村的内源创新发展是整合农业农村内源优势与外源支持的互动协调发展，是通过借助外部制度供给、资源配置方式以及要素供给渠道协调农业农村社会内部本身的创新发展，实现由“政策被动供给”向“政策主动需求”转变，由“多予”向“放活”转变，由“解制”向“赋能”转变，减少公共政策的低效或者无效，提高政策配置的有效性。它包括4个方面的互动协调：一是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明确政府维护农业农村社会公共秩序的公共服务角色，充分肯定市场在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的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协调;二是通过放权让利，注重农业组织主体性地位的政府公共部门与农业组织的互动协调;三是公共政策有效执行，以保证政策供给与政策需求相契合的政府行政人员与农民个人的互动协调;四是促进农业向非农产业合理过渡的政府公共经济与农业产业经济的协调。

1.4 内源创新发展是生态持续的发展

内源创新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生态持续的发展，或者说内源创新发展不仅仅在于实现转型期农业农村的变革以缩小转型期内城乡发展差距，更需要考虑的是农业农村未来社会的进步以及有效地解决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弱质三农”(农业的弱质、农民的弱势、农村的落后)问题[3]，适应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统筹城乡改革以及工业现代化、信息数字化建设等一系列改革的新变化、新要求，放活农业农村体制束缚，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潜力，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永续发展。

2 驱动内源创新与农业科技人才需求的关系

内源创新发展的主体在于农民本身，农业科技推广与应用需要农民来完成，农民也就有必要成为具有农业专业性技术的高素质内源性人才。换言之，内源创新与农业农村发展具有相容性，与农业科技人才需求具有协调性，与提高农业科技人才素质具有互补性。

2.1 驱动内源创新与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具有相容性

驱动内源创新适宜于农业农村的改革进步，二者具有相容性。其一，驱动内源创新发展适应了转型期农业农村改革进步的要求，非均衡发展战略、工业化战略和城市率先发展的政策倾斜导致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产业结构失调，区域之间、省份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农民自身的综合能力未能得以提高，“弱质三农”效应明显。这一发展阶段表明“外源工业化路径已经走到了尽头，实现从外源推动向内源创新发展的转变成为转型期内实现经济、社会持续进步的有效模式”[4]，探索农业农村的内源创新发展融合了“三农”问题的多元复杂性。其二，内源创新发展需要重新整合配置农业农村自有资源和外来生产要素，通过“解制”扩宽农业农村资源要素供给渠道和要素占有范围，通过“赋能”提升农民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综合能力要求，通过制度的“予”与农业农村的“需”相结合达到供需相匹配。

2.2 驱动内源创新与优化农业科技人才需求结构具有协调性

驱动农业农村的内源创新需要转变创新主体农民的传统小农意识，培养农民的现代意识，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的农业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农民作为农业农村实践发展的主体，可以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提高农业生产技能，并在原始创新基础上形成再创新，这种再创新的反馈能够及时有效地发现农业技术的不适应性，从而形成信息回路产生新的创新需求点，新创新需求点的产生又要求内源再创新，内源再创新将使农业科技人才需求结构不断地调整。这种互动过程是一种良性的循环过程，内源创新为农业科技人才需求结构优化提供动力，农业科技人才结构调整为内源创新提供实践保障。

2.3 驱动内源创新与提高农业科技人才素质具有互补性

内源创新是农业科技人才素质提高的原因，农业科技人才素质的提高是内源创新实践发展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的建立是二者相互补充的产物。内源创新为农业科技人才素质的提高提供了体制机制依据，弥补农民科技需求方面的“硬性缺失(如资源、物力、财力等)”和“软性制约(如政策优惠、社会认知、技术认同等)”，农业科技人才素质的提高为内源创新发展提供了实践成果，加深了内源创新过程中实践创新环节的再认识和再创新。

3 现代农业发展中内源科技人才需求机制创新的必要性

3.1 内源科技人才需求机制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现实选择

从农业产业发展的过程来看，农业产业内部结构与农民就业结构、收入结构、劳动力结构、农村社会保障结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结构之间的协调性存在着很大的偏差，解决这些偏差需要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机制以协调农业与就业、收入、人口、社保、金融等的关系来发挥农民的主体创新作用，构建内源创新机制。从农业产业演化的路径来看，农业发展由原始农耕农业阶段演化为传统农业阶段再转变到现代农业阶段，现代农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的供给提出了“要素供给规模适度、产业化经营、市场化配置资源、专业化规范流程操作、农产品及其加工附属品多元化供给等新的发展要求;现代农业生产公益性、功能多样性、环节可延伸性、影响复杂性的特性”[5]。这一系列的要求和特性都需要通过农业创新主体农民来实现。面对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农、林、牧、副、渔结构失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低下和生态观光农业、农业服务业、农业旅游业、无公害绿色农业等“第三产业发展模式”的“商业化农业”的运作模式的偏离，内源人才需求机制创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

3.2 内源科技人才需求机制创新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必然要求

农村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协调性过程，从“黄金十年”(1978—1988)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改革产品流通体制，到曲折“十五年”(1988—2002)的联产承包的双层经营体制和乡镇企业推动下的小城镇的进步，再到“历史跨越五年”(2002—2007)的农村经济管理和村民自治的新农村建设改革[6]，农村改革不断地打破体制机制束缚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农村改革依然需要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农村与城市衔接的信息共享机制，避免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因此，承接农村改革的现代化路径，下启内源人才创新需求机制的构建是保障农村自治管理权利、推行农业组织化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等深化创新农村改革的必然选择。

3.3 内源科技人才需求机制创新是农业人力资本增值的客观要求

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延伸了资本的定义，将人才赋予要素资源的属性，人力资本的价值增值更多地是投资形成的无形资产，具有生产的外溢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也就是一种“凝结在人身上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并需要一定激励才能发挥出来的知识、技能、健康以及道德伦理等所构成的无形资产”[7]。当然，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着人力资本资金供给来源渠道少、投资结构与人力供给结构不匹配、投资力度与人力资源存量不协调等问题，但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能够带来具有正向外部效应的价值增值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目的，这一目的形成客观上要求具有内生创新的内源人才需求机制创新，使得农业内源人才需求创新能够催生新的农业价值增值，调动农民参与农业创新的积极主动性，适应农业人力资本的内源开发创新。

3.4 内源科技人才需求机制创新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

从当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现状来看，尽管农业产值、农产品加工取得了进步，但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方式落后;农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农村生态文化建设滞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矛盾。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不当。构建内源人才需求创新机制，农民可以通过教育学习了解基本农业知识，通过培训机制掌握农业生产种植的技术，通过沟通交流机制加强农民内部的信息共享与信息流通，通过激励保健机制规范农民基本行为，通过互动协调机制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发展能力、建设学习型专业组织。知识的获得、技术的掌握、信息的共享、素质的提高以及组织的专业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现代化意识，农民才会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应用新型农业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种植方式，催生农业技术需求，推动原有技术创新，促进农业产值增长和农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农业的附加值，增强农业产出规模效应。

4 甘肃省现代农业发展路径中内源科技人才需求机制的构建

科技和人才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投入资源。转型期需要构建甘肃省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内源创新机制，构建适应于甘肃省现代农业发展的内源人才需求专业合作组织以实现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换以及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广，构建适宜于内源人才需求机制以保证内源创新的持续推进。

4.1 建立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内源科技人才需求专业合作组织

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激发各参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弹性配置农业农村已有要素资源和外来依托资源，实现技术构成结构与人才需求结构的协调统一，做到“人尽其才”、“技术尽其用”。但甘肃省农业农村发展的差异化状况造成要素资源协调配置上的困难，农业农村的发展差距要求建立一个具有专业综合性功能的能够表达各市(州)、县、镇、村发展诉求与利益的组织机构，专门负责协调现代农业发展内源创新机制的运行，使得农村社区组织发展与农村居民利益需求相匹配。内源人才需求专业合作组织是农民组织化过程中的组织建设。农民组织化是农民为了更好地实现、保护和促进自身经济利益而联合起来形成各种经济和政治组织的行动和过程[8]，更是推进农村社区组织发展以吸纳农业科技的内源发展基础[9]。

这一组织的基础依然是农村社区，它是建立在农民作为内源创新主体之上的以引进、应用、再创新农业科技为目的具有非经济功能的农民合作组织。它采用扁平型组织结构形态，实行市长—村长责任制，弱化县、镇一级决策功能。它组织的人才和机构包括农民、农业科技推广技术人员、农业科研院校、涉农企业;组织实施管理范围内农业区位条件的调查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投资，农业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要素的生产运作;制定农业科技应用短期、长期持续发展规划，统一实施管理农业技术应用的操作规范，操作要领;表达农民创新的利益需求和解决发展现代农业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协调农业发展要素资源差异、区位差异、科技应用差异以及农业融资发展差异，统一规划内部既有和外来资源，根据镇、村农业发展形成的优势产业配资农业资源。定期举办内源人才需求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市长—农民协商交流会议，加强农民个人与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沟通，加强以市长为代表的政府组织与农民个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真正做到“政民互动沟通”、“政民一致协商”、“政民共同参与”，保证农业科技信息的真实有效和农业科技的真正执行，使农民真正参与农民科技的应用与创新。

4.2 建立和完善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内源科技人才需求机制

(1)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建立需要规范的信息来源渠道、信息传播渠道、信息接受渠道以及信息反馈渠道，保证信息质量的有效前提在于将信息渠道制度化，实行行政规范手段予以保护。建立唯一的农业科技、农业政策信息发布中心，保证信息的权威与有效性;建立分支信息接收点机构，负责信息的接受与传递;建立信息输入终端点，使农民掌握信息，更多地可以通过移动手机来完成，或者通过街道机构印制简化宣传页宣传农业科技、政策信息;建立信息反馈公众平台，设置公共平台专用号码，让农民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反映科技应用与创新中存在的实际困难，使农民创新主体理解农业科技政策和科技的实用性，减少政策抗拒。

(2)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内源人才创新的激励机制的基本法，基本法的作用相当于基本制度，但不等同于基本制度。基本法不具有法律权利，仅是农民农业生产实践中所遵循的一种生产规范和生产习惯，遵守这一基本法的人可以得到益处，不按照基本法生产得不到相应的益处。基本法不能损害农民的人身权利和基本权利，它旨在规范农民自觉地摒弃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引入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运作模式，形成现代农业发展科技应用的习惯，增强农民参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建立公共学习平台，将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等激励政策方案通过展板的形式置于公共学习平台之上;建立行为规范机制，适度惩罚不合理技术应用行为，以批评为主，物质惩罚为辅。

(3)建立培训学习机制。培训学习是农民个人发展、农民综合素质提升的有力支撑，也是内源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制定培训学习的知识体系和知识内容;建立农业科技培训机构，负责培训农民理解和掌握农业科技;建立榜样学习机制，宣传内源创新发展过程中优秀农民个人经历、取得的成就、对未来的展望等内容，激励其他农民学习交流;建立定向培养机制，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根据农民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分类培养，让农民掌握发展现代农业的知识技能。

(4)建立健全人才保障机制。人才保障机制是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人才供需平衡的关键条件。一是建立人才开发机制，建立农业院校基层农业专业技术推广联合机制，定向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改革农业科技人才推广的财政金融体制，强化农业金融农业供给的优势作用，增强政府在农业科技人才开发过程中的公益性经营服务职能。二是建立人才培养机制，拓展多元化培养方式，建立内外培养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吸纳高学历、高专业技能、高层次的农业人才以调整人才结构。三是建立人才使用机制，强化农业科技推广人才的专业性，根据农业技术推广需求和农业种植实践需求设置农业推广技术资格证考试，通过准入门槛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人才的内部竞争;建立人才目标责任工作管理机制，实行考核晋升与工作绩效相结合的人才管理使用机制。

(5)建立健全整合运行机制。现代农业发展是对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的完善与改革，内源科技人才需求机制创新目标在于“解决农业科技系统各环节脱节的协调问题”和“构建农业科技推广相关方统一体整合运行机制”[10]。协调机制在于建立内源人才要素供给机制，解决甘肃省农业科技人才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以及人才流失的问题;健全资本要素供给机制，为农业农村内源创新提供金融资源，提高农村金融运行效率，逐步消除“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发挥政策性银行的农业政策支持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在农村设立营业点，简化金融资源供给行政程序，解决农民参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资金瓶颈，建立保险金融便民服务点，转嫁农民农业经营风险。整合机制在于建立健全内源科技创新的“四位一体”运行机制，提高农业科技研发—科技推广—科技应用—科技反馈4个环节的协调性;建立现代农业发展考核机制，将农民纳入考核体系，将考核结果纳入地方政府政绩体系，建立健全农业现代化市场机制，注重价格机制的引导作用和供求机制的分配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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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静怡.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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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劲.乡村发展干预中的内源性能力建设——一项西南贫困村庄的行动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3(4)：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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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程同顺.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3，4(4)：86-88.

[9]李义波，姚兆余.农民组织化：农村社区发展的内源基础[J].行政论坛，2009，16(3)：62-65.

[10]张水玲.外源推动与内源驱动整合：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创新机制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14，42(9)：484-486.

作者：陈思明 韩旭峰 李金成

农业科技的财政金融论文 篇3：

加快科技支撑乡村振兴的着力点研究

2019年是国家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2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做出重要批示，他充分肯定科技特派员是“宣传队”“传播者”“领头羊”和“带头人”，在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农业科技、推动农民创新创业和脱贫致富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明确要求广大科技特派员要秉持为“三农”服务的“初心”，在“科技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不断作出更大的贡献。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是如何发挥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为我们做好科技特派员工作，充分依靠和发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乡村振兴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等思想，突出和强化科技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与作用，贯彻落实好国家《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实施方案》，持续推动创新各要素向“三农”工作集聚，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科技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随后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面分析研究“三农”工作形势与任务，研究部署乡村振兴战略未来30年的奋斗目标，到2050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振兴乡村。在参加2019年全国“两会”河南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再次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总目标，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这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本构成。科技创新可以说贯穿在其中，我们必须着力发展农业科技型创新型企业，着力培育和造就大批创新型人才，着力构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着力突出强大财政金融支撑，着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科技支撑乡村振兴营建良好发展环境。

一、农业科技型创新型企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

乡村振兴的立足点和关键环节在是否能够推动产业的振兴，农业科技型创新型企业的培育和发展是重要依托。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科技型创新型企业是主战场和生力军。农业科技型创新型企业致力于新品种、新工艺、新技术以及市场新模式等方面的持续创新，农业及农产品产业链的搭建与终端消费市场的通畅链接，都必须依托和发挥农业科技型创新型企业作用的发挥。要持续强化农业科技型创新型企业的主体和主导地位，推动并造就农业科技型创新型企业成为农业创新的投资与决策主体，成为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和收益分配的主体，扶持引导企业加大在种子、农药、化肥等领域的研发投入，推进并完善大中型农业科技型创新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厚植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科技“小巨人”“瞪羚”或“独角兽”企业成长的土壤。要结合地方资源禀赋条件，壮大农业科技创新主体，重点培育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和创新型农业企业，提升企业的创新实力和市场竞争力。要围绕农业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和政策链，激励科技型创新型企业围绕“三农”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或联盟，引导农业研究项目集聚研发人员组建科技创新攻关团队，教育引导回乡、返乡和下乡人员按现代产业组织开展创新创业工作。按照政府搭平台、平台聚资源、资源服务创业的思路，依托农业技术开发区、产业园区、专业化市场、农民合作社和规模种养基地等，加快农村创新创业服务社会化体系建设，推动农业与现代旅游、教育、文化和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

二、创新型复合型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业以才兴，人才是第一资源，农业农村科技人才尤其是高端创新人才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要按照中央部署，全面树立和落实“三农”大人才观，突出农业农村人才“高精尖”导向，完善新时代育才、引才和用才的体制机制，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发现人才、培育人才和凝聚人才。要坚持着眼未来，立足当前，深入实施符合地方实际的重大人才工程，强化涉农高层次人才平台建设，引进培养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引领创新方向的战略科学家、领军型人才、青年骨干和创新团队。要探索形成知识更新、技能培训等途径办法，培育打造一支技能精湛、服务到位、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农技服务推广人才队伍。要深化实施全民技能振兴和职教攻坚工程，着力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学历提升和信息化建设工程等取得扎实成效，精准布局青年农场主、职业经理人和新型涉农经营主体带头人的培养培训，引导推动农业农村市场主体与电商平台合作，推动大数据、互联网、AI等现代科技手段在农村经济社会中的运用。

三、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支撑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增强农业农村的科技创新能力，必须依靠完善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突出强化农技推广、中介服务机构及网络建设，谋划布局涉农类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实验室、院士工作站，探索培育符合创新实践和农村农业发展的新型科技研发机构，拓展强化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和农业科技专家工作站独特作用。探索发挥现有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科技园区以及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示范、辐射作用，大幅降低化肥、农药及其他环境资源的消耗或破坏，致力于稳步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农畜产品质量效益。在前沿基础研究方面，发挥涉农协作创新网络作用，着力突破战略性、前瞻性、“卡脖子”的技术，加强高新农畜药物、智能装备、农业生物资源保护、废弃物再资源化等关键领域的研究，推进优质、绿色、高效、安全的涉农创新体系建设。参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解决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加快节本高效、优质生产、集约节约水肥资源的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构建环境友好、质量可靠、成本可控的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加强“三农”大数据建设，加快现代农技推广方法、途径和工具的运用。

四、财政金融投入是科技支撑乡村振兴的血脉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脉，科技支撑乡村振兴，就必须利用好财政金融工具的功用。作为基础产业，农业为社会提供最为基本的农副产品、生态环境产品，可以说是公益性产业。但与现代社会其他产业相比较，可以说是弱势产业，对农业的扶持和投入必须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进行战略谋划。涉农科技创新投入周期长、见效慢，要对科技支撑乡村振兴保有充分的战略耐心和信心，充分發挥政策、法律、制度等在创新激励、转化引导和环境支持等方面的推动和保障作用。地方政府及各类金融主体要扩大对涉农企业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防范降低因农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失败所造成的各种损失，保护企业致力于创新研发及成果转化热情。探索使用财政专项创新资金、风险投资担保信贷具体途径办法，构建涉农财政科技投入、人才资助等基金与证券发行相协同机制，完善税收优惠减免、资助补贴、政府采购、公共服务设施等措施，优化市场融资环境，创设良好市场投资预期。要探索构建涉农科技创新保险、商业银行贷款保险、资本市场融资保险等与财政风险担保相协同的保险机制，赋予更多更加灵活的税收优惠措施权限，为各类市场主体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符合实际、灵活多样的金融服务。

五、体制机制改革为科技支撑乡村振兴营建良好生态

改革是我们的制胜法宝，是取得乡村振兴战略成功的关键一招。要通过“三农”工作的体制机制改革，为依靠科技支撑乡村振兴营建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要严格遵循农业创新发展客观规律，积极运用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推动涉农“硬”科技与体制机制“软”创新的“两轮驱动”、同频共振，最大限度释放推动“三农”工作的创新活力。要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科技成果考核评价机制，激励农业高等学校、研究院所等各种研发平台加强与涉农企业的创新合作，推动最新研发前沿、研究成果与农业农村产业发展实际深入对接，引导各类创新资金、资源、要素等向农业农村集聚和配置。要创新涉农人员、人才的目标管理、绩效奖罚等制度设计，引导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投身乡村振兴的社会实践。要紧紧围绕成果转移转化、新型研发机构培育、科技金融的结合和军民科技的融合，充分发挥市场在涉农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大幅提升农业农村整体创新体系的综合效能。要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由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的根本性转变，构建普惠性农业科技创新政策支持体系，推动并实现农业农村创新链与产业链、政策链与资金链的科学精准对接。探索完善省部院校涉农合作新机制，创新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强化科学普及和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为“三农”工作取得更大成就，营造尊重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生态。

本文系2018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河南科技成果评价与转移转化机制研究”(编号2018BJJ063)、2018年度河南省软科学项目“河南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编号182400410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

作者：梁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