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农业保险论文

摘要：为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迫在眉睫。农村土地信托是发展现代农业、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重要制度创新。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农村土地流转农业保险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农村土地流转农业保险论文 篇1：

四大举措构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金融支持体系

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5年第6期

为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进一步发展，应该构造以政策性金融为导向、合作性金融为主体、商业性金融为骨干、民间金融为补充、农业保险为保障的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体系。

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意见》指出：“伴随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农户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明显加快，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必然趋势。实践证明，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有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有利于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应从我国人多地少、农村情况千差万别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问题涉及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特别是土地流转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正确处理土地流转问题。而在现代社会，要想解决土地流转问题就离不开金融业的大力支持，同时，土地流转也为金融创新服务“三农”创造了条件。

本文就针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的金融支持问题进行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亟需金融支持

2010年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不断扩大，增速也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据统计，2012年全国农村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达2.78亿亩，同比增长22.1 %;2013年，全国农村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达3.4亿亩，同比增长22.3 %，占全国农村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26%，同比提高4.8个百分点。截至2014年6月底，全国农村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3.8亿亩，占承包经营耕地总面积的28.8%，比2013年提高2.8个百分点。

目前，我国土地流转的形式以出租、互换、转包、转让、入股等五种形式为主，辅以代耕代种、反租倒包等其他形式。近些年来以转包和出租的流转形式较为常见。

虽然目前我国土地流转的规模不断扩大、流转形式也逐渐丰富，但是现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依然存在地区之间土地流转发展不平衡以及土地流转不规范的问题。上海、江苏、北京、浙江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土地流转面积占耕地承包面积的比例较高。重庆、吉林、甘肃、安徽等外出务工人口大省的土地流转增幅较高。另外，因为我国的土地流转市场处于初级阶段，相关制度以及服务机构还不成熟，导致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土地流转程序的不规范、土地流转合同的不规范以及实际操作方法的不规范。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以及问题说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亟需得到金融服务部门的更多支持，使我国农村土地更加有序、高效、健康地流转。

农村土地流转金融支持有待改善

土地流转金融支持渠道单一。目前，我国形成了合作性金融为主，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以及其他金融组织为辅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合作性金融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代表，商业性金融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代表，政策性金融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代表，其他金融组织以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为代表。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重点支持粮棉油收储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信贷资金的管理较为封闭，不发放贷款给农民。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金融服务方面正面临着“成本高、效益低”的现实问题。随着经营朝着商业化的方向发展，在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之下，中国农业银行将许多开设在农村地区经营效益较差的网点撤销，导致农村地区金融支持减弱。当前中国农村的金融服务主要来源于农村信用社，所以能够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金融支持的基本只有农村信用社了。要想激活农村土地流转的金融市场并形成良性的竞争机制我们就必须开拓更多的农村土地流转金融支持渠道。

土地流转资金贷款结构失衡。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资金贷款的结构很不合理。首先，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普遍较高。当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下限为央行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最大上浮系数为央行贷款基准利率的2.3倍。据调查，农村信用社利率下浮的贷款少之又少，贷款利率上浮的则占95%以上，浮动幅度超过200%的占70%以上。土地流转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增加了土地流转的经营成本，制约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发展进程。其次，农村土地流转的融资额度较小，小额贷款可以满足个体农户的生产，却难以满足土地流转情况下规模化生产时在基础设施、农业设备等方面投资的资金需求。另外，涉农贷款的贷款期限较短也是农村土地流转资金贷款结构失衡的又一重要原因。当前我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期限通常都低于三年，难以满足农村土地流转长期投资的需要。

农村金融信贷产品创新不足。随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市场上对金融信贷产品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而我国现在的农村信贷产品主要局限于抵押类贷款、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单一的农村信贷产品与多样化的农户金融需求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农户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产品供给出现错位既导致广大农户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又导致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不得不投向县域工业企业，从而使得资金流向农村以外地区。另外，我国金融产品的开发面临着非常严格的政府管制，监管部门的报批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导致农村信贷产品的开发动力不足，阻碍了金融产品创新与发展。

农业保险发展相对滞后。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的特点，导致普通的商业保险公司一度对农业保险望而却步，这使得农业保险在2007年之前的发展严重滞后。2007年中央财政启动了农业保险的补贴政策，随后几年补贴的比例不断提高，补贴的品种和区域不断扩大。根据保监会提供的数据，2007-2012年，农业保险参保农户达到1.83亿户次;承保农作物从2.3亿亩增加到9.7亿亩，占全国播种面积的40%，年均增长33%;保费收入从51亿元增加到240亿元，年均增长36%，是保险业增长较快的一个险种。目前农业保险已覆盖全国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覆盖了农林牧渔等各个方面。虽然近几年农业保险发展迅速，但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不断推进，农业保险的需求量也快速增加，但目前农业保险供给与需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缺口。

构建农村土地流转金融支持体系

为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进一步发展，应该构造以政策性金融为导向、合作性金融为主体、商业性金融为骨干、民间金融为补充、农业保险为保障的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体系。

构建农村土地流转金融组织体系。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在土地流转金融支持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它是农村金融能够高效运行的前提。然而，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还存在着诸如金融机构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协调机制、对农村土地流转定位不够明确、出现严重业务交叉等问题，这导致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在支持农村土地流转方面运行效率十分低下。所以，我国应构建一种相互兼容、相互激励、协同发展的农村土地流转金融组织体系。各个金融机构在发挥各自支持土地流转作用的同时，又要在各金融机构之间形成整体支持与协同支持的机制，从而达到共同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目的。因此，应该对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及民间金融重新进行机构改革、功能定位和战略性调整，这样才能提高农村土地流转的效率。

第一，政策性金融应拓宽业务范围、扩大资金来源。由于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尚未健全，作用有限，因此应首先着手建立完善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应该在保持其核心职能不变的前提下调整其职能定位，拓宽业务范围、扩大资金来源。同时，在加强原有业务的基础上，将其服务领域由农业产后延伸到农业产前及产中。由面向农业生产服务向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城镇化建设、农村生态环境、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农村土地流转等方面拓展;与此同时，农发行要加强与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其他涉农金融机构的合作。

第二，商业性金融应加快信贷业务和金融服务方式的创新。作为一家面向“三农”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应该在农村土地流转金融支持中起到主导作用。利用农业银行自身的独特优势，针对农村土地流转中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增强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主动性，设计不同信贷产品、简化贷款手续、设定合理利率水平和贷款结构，加快信贷业务和金融服务方式的创新。不随意撤并农村地区特别相对落后偏远山区的经营网点，扩充土地流转发达地区的服务功能。当土地流转中出现大额资金需求时，农业银行应发挥主导作用，并通过与其他商业银行共同合作来满足农村土地规模经营者的需求。

第三，合作性金融提供差别化产品和服务。作为我国农村金融的主体，合作性金融在支持农村土地流转中占有重要地位。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在机构网点、客户群体和信息成本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可利用自身优势，坚持服务“三农”的宗旨，发挥其在农村金融支持中的主力作用。创新土地流转信贷产品，向不同信用等级客户提供差别化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还要深化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允许民间资本入股，促进农信社经营机制的转换与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巩固农村金融主体地位。另外，政府可以采取降低农村信用社存款准备金率或者采取补贴等其他方式加大对农村合作性金融的支持。

第四，鼓励有条件的民间金融进入正规性金融市场。民间金融游离于现行制度法规的边缘，缺乏政府的监管和引导，大多数存在规模小、组织混乱、非标准化的问题，且资金流向多种多样，交易活动较为隐蔽，交易过程也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民间金融又具有手续简便、服务便利、经营灵活的优势。当前，应该鼓励民间金融的合法发展，减少干涉正常的民间借贷活动，允许有条件的民间金融进入正规性金融市场，同时制定民间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民间金融的引导与规范。

构建农村土地流转金融支持产品体系。在农村土地流转金融体系内，丰富和创新相关的金融产品是最终落实金融支持的关键，可着重打造以下产品：第一，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产品。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在坚持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和主体以及承包关系不改变的前提下，可以给予农民对自己承包的土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和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担保等权利。当前，我国部分地区如浙江、安徽、四川和江苏等地己经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做出了有益的尝试。2013年，以上地区己经开展了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贷款试点。各地区金融机构当前应该加大力度研究适合本地区土地流转实际的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产品，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第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收益权质押贷款产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收益权质押贷款是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者用一定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收益权到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进行质押获得贷款的过程。这是一种较为新鲜的金融质押贷款产品，为解决我国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农村金融产品。

第三，涉农中小企业集合债券融资。涉农中小企业集合债券是指多个符合发行企业债券条件的涉农中小企业共同组成债券发行主体，使用统一债券名称，各自确定发行额度，共同向投资者发行的一种企业债券。应该鼓励业务经营好、有发展前景、资信优良的涉农中小企业在银行间市场探索发行涉农中小企业集合债券，拓宽涉农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鼓励各金融机构为涉农中小企业发行集合债券提供担保、增信和承销服务，促进涉农中小企业集合债券顺利发行。

第四，农户联保贷款。农户联保贷款是指农户按照规定组成联保小组，贷款人对联保小组成员发放的，并由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贷款。当前我国开展农户联保贷款的金融机构很少，数额也很低。所以农村信用社等涉农金融机构应该首先积极进行农户信用等级评定、建立农户经济档案，在确保信贷风险可控可承受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农户联保贷款。不仅如此，涉农金融机构还应该开展企业联保贷款，扩大贷款覆盖面，增加贷款额度，并创新联保贷款管理机制，把农户与农户之间的联保贷款延伸到涉农企业之间、涉农企业于农户之间、涉农企业与关联小企业之间。

构建农村土地流转金融保险体系。自然灾害的不可预知性导致了农业产业异常脆弱，加上土地流转金融法律和政策的缺失，使得保险公司在面对农业保险时往往比较保守，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得不到提升，农业保险品种相对于机动车保险、企业财产险等其他财产保险少很多。土地流转后农业生产规模、生产经营周期和贷款周期都会随之增长。据调查，土地流转前农民贷款的期限一般为1年，而在土地流转后农民贷款的期限大多都会超过3年。例如，农业大户承包租用大片农村土地种植橘子、苹果等经济作物，由于树苗生长一般需要3-4年，所以贷款周期最少不能低于4年。土地流转增加的贷款风险亟需通过农业保险来有效地加以转移。应该建立起适应农村土地流转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金融保险体系。除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外，还应建立农业保险基金，用以支付农户的保费补贴和农业保险机构的超额农业赔偿款。鼓励商业保险公司进入农业保险市场，为农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服务。

建立并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农地流转市场是农村土地流转金融支持得以发挥功效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必须逐步建立并健全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首先，要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使土地的经营权或使用权能高效地进入市场，通过出租、转让、转包、互换、入股等形式流转给农业大户、互助经济组织和涉农企业，实现农村土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其次，要建立土地使用权县、乡、村三级流转服务体系。在各县级区域搭建土地使用权流转信息服务平台，进行土地流转管理工作;在各乡镇区域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负责评估土地价值;在各村建立土地流转服务站，负责规划和管理村内流转土地。接着，要建立合理的农村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体系，研究确定流转土地价值评估标准。最后，要培育农村土地流转中介机构。土地银行、土地信托、土地资产管理公司、土地投资经营公司等农村土地流转中介机构能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提供融资、投资、评估、担保等方面的服务。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5年第6期。

作者：游春

农村土地流转农业保险论文 篇2：

土地信托

摘 要： 为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迫在眉睫。农村土地信托是发展现代农业、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重要制度创新。结合实践创新典型案例，深度剖析农村土地信托在引导适度规模经营、拓宽农业投入渠道及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等价值功能，明确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所面临的制度供给不足、市场化信托机构短缺及监管不完善等诸多问题，继而从实践、政策、法律协调发展层面提出健全农村土地信托登记制度，构建公益信托机构，建立所有权人监管制度等建议，努力创建“政府引导型”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机制，以促进农村土地规范有序流转。

关键词：农地流转;农村土地信托;农业规模化经营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土地是农业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村土地制度是否完善，土地流转形式能否适应现代农业的市场化发展需要，将直接影响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是一种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土地制度改革精神相契合的新型土地流转方式，它创设性的将信托制度引入到农村土地市场，不仅可以促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对优化农村土地结构，提高土地规模效益，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以及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锐意探索：农地信托流转的孕育

(一)理论溯源：农村土地信托内涵与外延

信托制度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被认为是法律领域内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19世纪初，现代信托制度进入美国，并迅速发展壮大。由于大陆法系国家的“一物一权”理论与传统信托制度的“双重所有权”理论相冲突，一直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并未引入这一制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信托制度的优越性日益凸显，大陆法系国家才逐渐接纳、引入这一制度。

土地信托历史悠久。13世纪后期，英国国王亨利三世颁布实施《没收法》，该法禁止任何人将土地捐赠给教会，违者一律没收土地。教会为规避这一规定达到获得捐赠土地的目的创设一种新的获得土地收益的方式，即农民并不将土地直接捐赠给教会而是转让给他人，由他人代为经营管理，土地收益归教会所有。教会在这过程中虽未实现捐赠土地的所有权，但却获得了捐赠土地的全部收益，土地信托由此逐步形成并迅速传播。随着现代经济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土地信托已经成为许多国家重要的土地财产管理方式。

现阶段，我国发展土地信托主要是指发展农村土地信托，其本身是信托业务的延伸与拓展。它是将信托制度的基本理念融入到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是对农村土地流转形式的一种创新。我国农村土地信托可以概括为“以肯定农民集体所有权及土地承包权均不变为先决条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信任土地信托机构的基础上，为使自己在土地收益和土地资源利用方面取得更大更多的优势，将其承包地的使用权信托给土地信托公司，而土地收益由受益人享有。”农村土地信托委托人(信托人)是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体或个人，受托人是主要从事土地信托业务的农村土地信托机构(主要为土地信托公司)，受益人在我国多由委托人自己担任。信托期间，受托人是信托土地的直接经营管理人，在不改变原农用地用途的前提下，从事农、林、牧、副、渔等基本的农业生产活动。基于信托关系，受托人可以获得约定的信托报酬，但无权获取相应的信托收益。

(二)实践创新：湖南益阳农村土地信托流转实践

作为传统农业大市的湖南省益阳市，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借鉴国外土地信托先进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将信托制度引入到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创设了适应当地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型土地流转方式——农村土地信托。这为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村土地信托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有利于农民更好地了解农村土地信托并对其予以认可。

湖南益阳土地信托流转的实践探索，最初来自沅江市草尾镇，因此，我们称其为“草尾模式”。其基本做法为：由政府出资在乡镇(或县一级)设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公司，农民在自愿的前提下，将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给政府的信托公司，并签订土地信托合同。信托公司在获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将土地调整成片，并进行适当整理开发，提升地力。有土地使用需求的农业企业或大户可以直接从政府的信托公司手中租赁连片土地从事农业开发经营活动。实践证明，农村土地信托为农地资源资本化、解决“三农”资金投入难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激发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程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截止2012年底，益阳市实现耕地流转168万亩，占全市承包耕地总面积的42.4%，流转率居全省第一位(全省流转率为22.1%)[1]。信托流转进一步提升了农民承包土地的价值，增加了农民收入。2012年全市农民人均平均收入为7 993元，比上年增长18%，在改革较早的草尾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0 903元，高出全市平均水平2 910元[2]。因此，湖南省益阳市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成效显著。

二、价值衡量：农地信托流转的功能解读

农村土地信托作为一种新型农地流转方式，为农村经济发展融资问题的解决开辟了新渠道。

(一)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现代农业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形态，其基本标志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而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条件下，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唯一路径就是土地流转。相比于传统土地流转方式，农村土地信托在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投资效益方面优势较为明显。通过农村土地信托，土地信托公司将分散的土地资源集中起来调整成片，再通过公开招标、拍卖等竞价方式将土地流转给农业企业和农业大户，对于农业企业和农业大户来说只需与土地信托机构进行协商，这就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有利于实现大规模生产经营，进而提高投资效益，有利于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据统计，到2012年底，益阳全市各土地信托流转镇土地信托公司共受托流转土地27.1万亩，其中经营规模在500亩以上的157户，1 000亩以上的74户，5 000亩以上的8户[3]。与此同时，土地信托流转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农业经营主体，促使一大批有实力、有技术、有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经验的规模经营主体应运而生。根据土地信托流转镇反馈，同种优质水稻，农业经营公司亩产也要比一般农户高50～100公斤。截止2011年，各土地信托流转镇水稻产量为0.9亿公斤、同比增长24.3%，产值1.9亿元，增长30.7%[4]。农村土地信托流转为有技术、有经验的农业生产者提供规模化经营机会的同时，实现了农业经营的规模化效益。

(二)拓宽农业投入渠道，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一方面，土地规模经营能够让农业投资者获得丰厚的回报，通过签订土地信托合同，农业经营者获得大量集中的、较长时期的土地使用权，无需直接面对众多分散的农户，只需与中介机构进行协商谈判，这就为工业资本、城市资本、民间资本投资“三农”扫除了诸多障碍。另一方面，经过信托公司审定后，土地信托流转经营主体在自有资金支撑、生产经营能力等方面得到充分验证，继而增加了经营主体的信用等级，为农业投入获取更多金融支持提供了可能。至2011年止，土地信托流转镇共有16个农业经营公司获得金融机构贷款3 270万元。特别是村镇银行、小额信贷担保公司青睐信托流转，开始增量放贷。

多渠道、大量的投入，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环境，为现代农业设施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统计，2011年底，全市各土地信托流转镇吸纳51 240万元用于现代农业产业设施建设。建成温控滴灌大棚3 014个、8 736亩，喷灌4 712亩;新修电排机埠37处，新架变压器18台、输电线路31千米;衬砌渠道12.6千米、梳洗渠道52千米;新修连通农业生产基地的公路19千米;新建仓储设施9处;新购农机具134台，实现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转换[5]。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环境，为发展现代农业创造了物质环境。

(三)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促成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使得农村土地基本上处于“荒弃”“半荒弃”状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通过农村土地信托业务将土地信托给农村土地信托机构，由农村土地信托机构代为经营管理，农村土地信托机构既可以对获得的土地进行自主经营，也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转给拥有一定资金、技术的单位或个人经营，这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土地“荒弃”“半荒弃”的现状，而且能够充分满足拥有资金技术的单位或个人想要获得大量土地进行大规模生产的需要。

与此同时，在满足农业企业、农业大户土地需求的基础上，每一个土地信托流转镇就是一个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示范镇。这些镇，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比重、粮食作物内部优质品种率的比重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湖区的草尾镇为例，其通过实行现代农业建设三年规划，把农业产业发展作为巩固和扩大土地信托流转的基础工作。重点突出蔬菜、粮食两大产业，建设五大核心区。至2015年，全镇将建成9万亩优质粮食基地、5万亩无公害蔬菜产业基地和1万亩优质水稻产业基地。其中山区的江南镇，土地信托流转后种植结构得到显著优化，基本上形成了以茶园为主，特色养殖、花卉苗木、药材及小水果为辅的多元化种养结构。

(四)促使农民收入增加，优化农民收入结构

土地信托流转后，农民每年至少可获得三笔收入：一是土地信托直接收益;二是国家惠农补贴;三是劳动报酬，即信托农民在农业基地打工获取的劳动收入。除此之外，农民还可以享受土地信托的增值收益分配。2004-2011年12个试点镇实践表明，农村土地信托流转较其他流转方式而言，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增收。农村土地信托流转下，农民纯收入平均增幅比自发流转阶段和一般流转阶段高683元和423元，平均增速分别高5.9和3.0个百分点(见表1)。与此同时，土地信托流转促进农民增收结构优化，这主要表现在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增幅较大。2011年工资性收入为3 845元，与2009年相比增长30%;近三年的平均增幅为459元，比2004年以来的平均增幅增长27%;2011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2 780元，与2009年相比增长42%;近三年的平均增幅为297元，比2004年以来的平均增幅增长68%(见图1)。

三、制度困境：农村土地信托流转的现实障碍

农村土地信托是全新土地流转模式，在我国农村仅仅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其本身不论对委托人还是对于受托人来说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风险与利益同在。“信托的最大功能是为社会提供了一项优良的外部财产管理制度”[6]，农村土地信托在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新的财产管理方式的同时，也面临制度困境和现实挑战。

(一)制度结构性缺位，农地信托流转缺乏法律依据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主要通过界定权利义务、明确法律程序、设定法律责任给人们带来特定的利益。法律的稀缺性主要是由其供给和需求决定的，法律的供给和需求受特定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约束，因而法律制度的缺失源自于制度供给条件的约束。在我国，农村土地信托是一种新型农村土地流转方式，仅浙江绍兴、湖南益阳等地在地方性政府政策的指引下进行了有益尝试，国内尚没有一部法律对其予以明确规定，实践中法律对农村土地信托流转的规制主要参见《信托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但我国《信托法》的内容过于笼统，原则性内容较多，且主要规范商业领域内的信托行为，不能为农村土地信托的健康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总体而言，我国关于农村土地信托的法律规制还相对薄弱，法律制度的供给已经滞后于农地信托流转的发展需要，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矛盾俨然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有效运行的重要障碍。

推进农村土地信托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协调好农地信托流转过程中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明确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如农户与信托中介组织之间，投资人与信托中介组织之间，众多农户与投资人之间，信托各方与保险机构之间等多重法律关系)，构建一个完善的农村土地信托制度已然成为实践发展的需要。只有运用法律法规对农地信托流转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加以规制，才能实现信托流转效益的最大化，切实做到有法可依，继而有效规避农村土地信托流转的法律风险，保障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有效运行。

(二)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化信托服务机构短缺

农村土地信托的本质是协调土地资源供需关系，及时配对服务，在市场化条件下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其目的在于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市场化，为“三农”融入更多的资金，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目前，在各地农村土地信托试点中，主要是由政府创建农村土地信托投资机构，搭建土地信托平台，如湖南益阳，主要由政府出资创建农村土地信托投资机构从事相关的农村土地信托行为。政府主导农村土地信托流转，一方面能够有效组织农地信托工作的有效进行;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行政权力过度干预市场、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不良影响。如部分地区政府忽视地区实际情况，强行推行农村土地信托，这不仅不利于农村土地信托的市场化发展目标，还会使农民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因而，我们必须在农村土地信托中逐步建立起市场化信托服务机构。

农村土地信托机构是农村土地信托流转的重要平台，承载着土地供求登记和信息发布，土地流转中合同签订和托管，流转后的利益协调等职责。在信托流转中，由基层政府承担相关职责，就会出现“运动员”与“裁判员”角色错位的问题;若由个人承担信托中介角色，其信用能力难以获得农民认可。因此，必须在“信托原则”的指导下，改政府“主导”为“引导”，建立起由政府扶持的具有公益性的信托中介组织。

(三)监管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农地信托流转风险分担机制

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涉及众多农户、信托中介组织和投资人，至少包含众多农户与信托中介组织之间，投资人与信托中介组织之间，众多农户与投资人之间，信托各方与保险机构之间等多重法律关系，因而要保证农村土地信托流转的健康、持续发展，有效的监管必不可少。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信托相关法律法规尚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完善，对农村土地信托的监督则更是呈现出一片空白状态。特别是现阶段，农村土地信托投资机构主要由政府筹资创建，其在组织农村土地信托流转中，还承担起对自身信托行为进行监督职责，多元化主体监管制度的建立就更加成为一种迫切需求。

监管制度的建立仅能规避农村土地信托流转中可能出现的外在风险，而不能有效地分散农地信托流转行为的外在风险。要想尽可能减少农业经营者的经营风险，避免农民信托收益因经营失败化为泡影的出现，还必须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风险分担制度：即农业投资保险制度和农民信托流转的风险分担制度。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信托所处的起步探索阶段决定了农村土地信托流转的风险分散问题并未得到足够重视，随着农村土地信托流转的发展和推广，将会引导大量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其风险分担制度的缺失，不利于农村土地信托流转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四、对策回应：“政府引导型”农地信托流转机制的建构

(一)健全农村土地信托登记制度，规范农村土地信托行为

作为农村土地流转的有效形式，土地信托制度是继承包、转租、股份制经营等之后出现的又一种土地流转形式，具有多方面的优点与适应性，但国内尚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对其予以确认。为有效推动农村土地信托流转，应进一步完善配套法律制度。

首先，完善农村土地信托的法律链接。农村土地信托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许多社会行为构成，必须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加以规范。但是，一部新的法律要融入现有的体系之中，必须要做好与其他法律的衔接工作。具体而言就是要，一方面，修改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农村土地信托列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定形式中，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其地位;另一方面，鉴于我国《信托法》主要调整商事领域的信托行为，对农村土地信托的规定过于宽泛，我国应加强农村土地信托专门立法，明确农村土地信托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利益分配等重要问题，以规范和完善农村土地信托。

其次，健全农村土地信托登记制度。物权变更必须进行登记、公示，这是一条基本原则，基于当物权发生取得、变更或丧失时，应以适当方式使公众知晓。我国《物权法》明确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作为对抗要件，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为保证农村土地信托流转的顺利进行，维护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秩序，应进一步完善登记制度，将信托的目的、管理和处分方式、信托关系终止、灭失的时机与事由等内容纳入登记的范围之内，明确土地信托登记的对抗效力。

(二)强化政策引导与扶持，构建公益性信托组织

要实现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建立合理的政府调控机制[7]。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尚处于探索、不成熟阶段，加之没有良好的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规制，政府引导与扶持对确保农村土地信托的健康持续发展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政府部门应积极实现职能的转变，由单纯的“管理者”转变为“管理与服务者”并重。一方面在积极引导农村土地信托机构开展农村土地信托业务的同时，应进一步强化对农村土地信托的监督与管理，防止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农业部门等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农村土地信托的政策支持，在项目审批、工商登记、资金扶持等方面提供便利和优惠，鼓励农民参与农村土地信托。

土地信托机构是土地信托中的受托人，完善的农村土地信托机构是推行农村土地信托的关键，它决定着农村土地信托发展成效。在美国，土地信托机构多为非营利性免税组织，如俄克拉荷马州土地信托机构，其工作重点为划分土地优先等级、增强土地利用率，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信托机构筹建、运行的市场化，成为美国土地信托流转得以运行的重要支撑。借鉴美国经验，我国政府部门应当更加明确自身职责权限，做到推动农村土地信托流转但不强制推行，引导农村土地信托流转但不主导其发展，逐步实现农村土地信托机构市场化运转。与此同时，着眼于农村土地信托长效发展，还应当构建公益性信托机构作为农村土地信托流转的受托人，以更好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使土地信托制度在市场规律作用下不断完善与发展，并通过与农村金融机构、农村保险机构以及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合作，为农村土地信托机构的发展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建立所有权人监管制度，推行农村信托土地责任保险

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致使农地利用关系发生变化，而此过程中，直接导致变化的委托人并非土地所有权人，这就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中土地所有权人权益的保护问题。农民集体是土地所有权人，不能不关心谁在利用土地，如何利用土地的情况，否则土地所有权就失去了意义[8]。在我国，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对是否进行信托管理享有自主决定权，但前提应当是符合法律有关规定，并不得损害土地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要想不损害土地所有权人的合法利益，就应当赋予土地所有权人一定的监督权。这种监督权的具体体现形式主要是所有权人对信托流转合同的审核，即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是否公平自愿、是否为改变农地农业用途以及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进行审核。

此外，任何一种制度都并非完美无缺的，农村土地信托同样存在一定缺陷，这些缺陷可能导致农村土地信托风险的增加。除建立所有权人监督制度防范农村土地信托风险外，还应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分散农村土地信托风险。责任保险又被称为第三人保险，是在被保险人需对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负担补偿责任的保险制度。在农村土地信托流转中构建责任保险，即受托人作为投保人，以其违反作为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及管理职责，可能给信托人造成的损害进行投保，在其给信托人造成损害需要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承担补偿责任，其目的在于分散作为可能加害人的投保人(即受托人)自身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风险，填补受害人(即信托人)遭受的损失。推行农村信托土地责任保险一方面有利于分散信托人因自身管理不善而承担相应责任的风险;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保障农民的信托收益。

参考文献：

[1] 杨军.益阳土地流转使31万农民变身“工薪族”[N].湖南日报，2013-03-21(6).

[2] 龚浩敏.益阳土地流转让三成农民成为“工薪族”[EB/OL].[2013-03-07].http：//textless.extol.cn/ggsy/view/7/1526.htm.

[3] 汤霞玲.“益阳新土改”观察：四年都改了啥[N].三湘都市报，2013-11-14(4).

[4] 湖南省益阳市市委农村部.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是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必然选择[EB/OL].[2011-07-29]. http：//ncb.yiyang.gov.cn/structure/nctdxtlznr-94625-1.htm.

[5] 益阳市农村土地信托流转研究课题组.农村土地信托流转实证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59-63.

[6] 赖元河，王志成.现代信托法[M].3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24.

[7] 刘思华.可持续农业经济发展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300.

[8] 孟勤国.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83-87.

Key words： rural land circulation; land trust; moderate scale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e

作者：张燕　王欢

农村土地流转农业保险论文 篇3：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金融支持调查

摘要：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之一。本文以唐山市为例，就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及金融支持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剖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农村改革 土地流转 金融支持

一、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及模式特点

(一)农村土地流转现状。近年来，唐山市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相继出台和实施了《唐山市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体系工作方案》、《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见》等系列政策措施，并强化组织协调和服务，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截至2012年末，全市完成了市、县、乡、村四级农村土地流转体系建设，共建成流转交易机构211个，形成了市、县、乡、村四级农村土地流转体系，建立健全了土地流转信息报送、发布、档案管理、登记备案等制度。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严格“提出申请—审核登记—信息发布—组织交易—成交签约—归档”程序，推行统一的流转合同文本，指导流转主体签订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建立了唐山市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网页，实时发布流转信息、流转动态、典型经验，公示流转指南、政策法规、流转机构等，指导和服务全市农村土地流转。截至2012年末，全市753.33万亩耕地有129.17万亩进行了流转，土地流转率17.1%，比2008年的3.3%提高了约13.8个百分点，比2009年的3.8%提高了13.3个百分点，比2010年的10.3%提高了6.8个百分点，比2011年的14.5%提高了2.6个百分点，一年一个新台阶，呈现较快增长态势。通过流转实现规模经营面积90.1万亩，土地规模流转率达到69.8%。

(二)土地流转模式及特点。唐山市农村土地流转有多种模式：一是土地股份制。即土地变股权，农民当股东，收益靠分红。二是组织农民带地入社，形成“企业+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农业龙头企业吸收农民带地成立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提供优质农资，统一进行技术指导，农业龙头企业按双方商定的价格收购产品，一个生产周期结束后，按协议约定进行利润分红。三是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合作社经营模式。农民以户为单位，以土地入社，把承包土地全部或部分交给合作社经营管理，年底享受销售农产品利润及分红。四是“土地银行”。农民自愿把全部或部分土地存入土地银行。土地银行将这些土地进行打包、重新规划或适度开发，并进入土地流转交易市场，然后根据市场需求和土地增值情况再将土地租给土地需求者。农民获取相应的租金收入或收益分红，土地又能实现规模化经营。五是转包和出租。即农民将承包地转包给种养殖大户，或出租给农业企业等。全市以转包和出租形式流转达109.35万亩，占全部流转面积的85%。

二、金融支持农村土地流转情况

(一)出台配套金融政策，引导金融支持农村土地流转。市、县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金融创新力度支持现代农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中国农业银行改革试点“县级”三农金融事业部执行差别化存款准备金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各商业银行深化支农模式改革和支农金融产品创新，鼓励金融机构依托担保公司，优先为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的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支持。鼓励涉农金融机构依法开展权属清晰、风险可控的大型农用生产设备、林权、四荒地使用权等抵押贷款和可转让股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等权利质押贷款，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土地流转的信贷支持和服务。

(二)建立支持土地流转的相关投融资体系。根据《农业部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意见》(农政发〔2012〕2号)和《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运行管理办法》(农政发〔2012〕3号)，着力建设现代农业投融资机制，努力满足农村信贷需求，拓展农村土地流转的融投资渠道，积极稳健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综合农业示范园区等提供金融支持。截至2012年末，全市小额贷款公司总数达到54家，比上年末增加15家，注册资金总计34.1亿元，从业人员763人，2012年累计发放贷款49.3亿元，年末贷款余额29.9亿元;全市共有融资性担保机构104家，2012年全市担保公司担保业务额达到21.34亿元，比上年增加9.81亿元，增长85.08%。

(三)金融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力度不断增强。据对辖内8个县区调查统计，2012年，银行业机构累计投放农村土地流转相关的贷款21222万元，比上年增长30%，主要投向涉及规模土地流转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综合生态园区、种植和养殖大户，流转土地35万亩，带动农民就业11万人。如玉田县农福缘农民专业合作社，由6个发起人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1260万元，实现流转土地248亩，主要从事蔬菜、瓜果种植销售、新技术、新产品的技术交流和咨询服务，玉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给予200万元贷款支持，购买优质种子，引进种植了新品种的蔬菜、水果，使该专业合作社经济效益有了质的飞跃，2012年末，该合作社资产达1838万元，负债405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433万元，营业收入高达1347万元，利润总额达162万元。

三、农村土地流转及金融支持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土地流转环境有待优化。因农村养老、医疗、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等原因，大多数农民把土地作为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即使从事其他行业可以获取一定收入的农民，相当一部分不愿放弃土地，把它当成“退路田”，担心受让方经济实力，项目是否有长效性，对兑现租金和土地恢复有顾虑。相当多数的农村劳动力打工或从事二三产业的同时，利用工余时间从事种植业，种地只求保口粮，不求高收益。据统计，当前农民收入中的70%来源于非农产业，再加上国家取消农业税、向农民发放种粮直接补贴和综合补贴，调动了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户转出土地。再因，农业生产周期长、自然和市场风险大、比较效益低，农业投资存在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对通过土地流转进行农业生产经营存在顾虑，同时也担心农民法制意识淡薄，单方毁约。

(二)金融机构支持土地流转的作用有待增强。尽管近年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步伐较快，但与城市相比，农村金融服务仍然滞后。银行机构发放涉及土地流转的相关贷款微乎其微，金融支持土地流转的力度明显不足。按照农业部、财政部关于开展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的意见，强调农业发展银行对中储粮粮食合同收购贷款业务进行大力支持，而作为农业示范区试点县的玉田县粮食储备库具备优良的仓储设施以及科学的管理经验，目前却不能承担国家储备粮收储业务。农业银行虽然有土地流转项目贷款业务，但其审批权限在农总行，审批环节多、时间长，获得此类贷款很难。农村信用社发放的贷款主要是涉及规模土地流转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综合生态园区、种植和养殖大户等承贷主体的生产经营贷款。

(三)土地流转潜在风险高，金融机构“恐贷”。一是农村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目前土地流转采用的方式是委托乡镇村统一组织流转和农户自行流转两种途径。农户自行流转存在着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包括口头协议、协议内容不规范、协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等等，土地流转承包经营纠纷隐患较多。二是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低，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目前，绝大部分涉农保险产品无利可图甚至是亏本，加之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还不到位，影响到保险机构开发涉农保险产品、扩大农业保险范围的积极性。三是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存在法律上的障碍，流转土地抵押权益较难实现。《担保法》规定“耕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人对土地相对的所有权+使用权)不可抵押”，因而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上的诸项抵押登记自始失去法律保护，金融机构在开办承包土地增值(土地使用权与改造投入)授信业务时也就存在违法之嫌。一旦贷款违约，与贷款农户签订“未按期还贷款由信用社收回抵押土地另行转包并收取地租，贷款还清的下一种植期归还土地”等类似协议将面临无法可依的巨大风险，一旦经营户出现贷款违约，银行难以处置抵押的土地经营权。同时，也存在县域无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登记部门，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耕地、园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不包括林地)价值评估主观判断成分较大，实际价值往往较难认定。

(四)金融创新力度不足，贷款期限与实际需求矛盾。当前农村创新贷款产品主要是面向种养殖业和粮食收购，与当前农业由小农经营向现代农业转换的时代特点不相适应。特别是金融机构用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应收账款、农产品认证品牌等非货币化资产开展权证抵(质)押等贷款业务尚未起步，金融信贷产品很大程度上难以满足农村土地流转需求。同时也存在贷款供给和需求期限不匹配的问题，银行发放的支持土地流转相关贷款的期限基本上为一年期，而流转后的土地大都用于规模化特色种植、养殖，资金投入的回报期较长，存在贷款短期化与需求长期化的矛盾。据调查，土地流转前，农户贷款的期限多为1年，基本能满足粮食生产要求，土地流转后，由于苗木、果树等生长周期多为3-5年，贷款期限大多需3年以上。

(五)农村投融资机制与土地流转需求不适应。一是小贷公司、担保公司、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等各新型金融组织管理条块分割，缺少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管理部门各受上级对口领导管辖，投融资效率不高。二是政府资金短缺，财政负担过重。传统的农业大县财政收入偏低，而现行的投融资模式对财政的依存度较高，特别是农业投资担保公司完全依靠财政直接投入，财政负担加重。三是农村金融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农业作为受自然因素、市场因素影响较深的产业，农业风险特别是养殖业风险较大，农业贷款潜在风险较高。然而，目前农村贷款风险的分担机制不完善，信贷风险集聚在贷款发放银行。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制约了金融机构对现代农业发展长期、大额等新的资金需求支持的积极性，难以调动金融机构对农业产业化、规模养殖业、农村小企业等发放信贷的主观能动性。四是缺少金融支持土地流转贷款相关优惠政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贷款缺少像实施民族贸易企业利差补贴政策。当前的农业贷款利率普遍过高，农村信用社一般按基准利率上浮120%，只对设施农业贷款才实行基准利率上浮30%的优惠政策。利率过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户对贷款的需求和农村土地流转。

四、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金融建议

(一)加强政策引导、服务和保障。一是出台鼓励支持政策。建议国家、省、市、县四级加大对农村土地流转的财政奖补力度，调动规模经营主体和农民的积极性，推动土地规模经营。同时，加强指导和管理，指导建立村级土地流转台帐，加强流转合同等资料的归档管理。指导做好土地流转的信息搜集发布、政策咨询、合同签订等项服务，特别是要加强对规模经营主体的服务。二是建立土地流转风险调控机制。建立土地流转风险基金，县(区)财政每年根据土地流转情况，从财政支农资金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对因自然灾害等给流转双方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证金制度。在土地流转合同签订时，由业主每年缴纳一定的风险保证金，降低业主经营不善而带给农户的风险。三是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加强以养老保险为主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包括农村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把长期以来农民主要依靠土地作为保障转向依靠基金式的社会保险和保障上来，使农民放心走出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进而为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条件。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增加就业机会。构建城市化发展战略，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充分的空间和载体。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农业劳动力就业的吸纳机制。

(二)发挥金融机构支农主力军作用。一是增加农村金融市场供给主体和层次，适应农村土地流转的需要。农业发展银行应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重点支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增加符合土地流转贷款期限中长期贷款;农业银行应根据农村土地流转的金融要求，以龙头企业为重点，主动承担起商业性金融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重任;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应坚持其主要服务“三农”的定位，以中小客户为重点支持对象，继续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此外，应继续放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和业务管制，使其在支持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

二是创新农村金融产品，满足农村流转土地经营户对资金的需求。商业银行应通过创新农村金融产品方式，满足农村土地流转之后经营户对投入资金的需求。如通过金融租赁方式，解决承包经营户对农业机械设备的需求。可以直接购买农业机械设备，把设备租给规模经营者，间接提供资金支持。或者金融机构通过向租赁公司贷款，增加租赁公司农业机械设备的比重，满足土地流转经营户对农业机械设备的需求。相关部门要做好流转土地的规范和确权工作，探索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模式。农经局等相关部门应积极做好农村土地的规范工作，最大限度地将自行流转转变为委托流转。出台对土地流转方面银行贷款配套政策，鼓励和支持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和农村房屋抵押信贷业务。同时人民银行尽快出台金融机构支持农业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如采取再贷款、利率优惠和窗口指导等间接调控手段，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土地流转的扶持。

三是加强政策扶持和引导，建立金融支持土地流转长效机制。对涉农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放宽其对涉农贷款的呆帐核销条件，对因实行对农贷款利息优惠而导致的损失给予财政贴息;鼓励县域金融机构吸取存款留归当地用于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入，对当年发放土地流转贷款新增额超过一定比例的给予一定的财政奖励;建立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联动机制，对信用乡镇、信用企业、信用农户在贷款利率、抵押率设定上给予适当倾斜，发挥示范引导作用。

(三)继续完善农村现代农业投融资体制。加强和规范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建设管理，对小贷公司、担保公司、投资公司、资金合作社、互助社、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新型金融统一由地方政府规划管理，规范监管，解决条块管理分割，监管信息不畅的问题。统一规范支持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的政策，深化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网点布局和拓展业务面，加大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充分发挥为农服务的作用。积极发展直接融资，通过股票市场直接融资是增加农业资金投入的一条有效途径。对在现代农业中起关键作用的龙头企业的上市筹资给予政策倾斜，在同等条件下允许龙头企业优先上市筹资，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应当允许有相当资本金、资产规模和良好资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共同发起设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农业科技开发推广基金、粮食集约化生产基金等。建立现代农业风险投资机制。由各级政府牵头成立现代农业风险投资公司，对现代农业项目提供风险资金支持，并对现代农业风险投资项目应进行严格的评审筛选，明确各利益主体的产权关系，保证投资的顺利回收。

作者：田希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