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勒科学方法论研究论文

摘要：科学假说是一种重要的思维形式，又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必经途径，也是科学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科学假说经过科学事实和科学实验的检验后能够上升为科学理论，科学理论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又将不断地接受新的科学事实和科学假说的挑战和质疑。科学假说和科学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着科学不断地向前发展。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彭加勒科学方法论研究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彭加勒科学方法论研究论文 篇1：

物理学史对初中学生教育的功能探讨

一.物理学史课程的发展现况

物理学史，是研究物理学辩证发展规律及其科学方法论一门学科，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交叉渗透的综合学科。集中体现了人类探索和逐步认识物质世界的现象、特性、规律和本质的历程。概括和探求物理学发展的历史和基本规律，不仅与探索物理世界运动变化规律的物理学相联系，而且还与人类社会的生产、经济、思想文化等发展的社会|科学相联系。通过让学生学习，能使学生掌握物理学的发展规律和物理学史的研究方法，对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有所了解，对自然科学在技术中的应用有一一个初步的认识，达到开阔视野、培养科学精神，使学生跟上时代步伐、不畏艰难的人生态度。并为进一 步学习物理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物理学史散发着德育的光芒

物理学史集中体现了人类探索和逐步认识物理世界的现象、特性、规律和本质的历程。任何一个具体的物理知识和理论体系都是汇集许多人的研究成果而建立起来的，常常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才能迈出有意义的一步，它包含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因素，包含着探索者的艰辛与悲欢，又体现着认识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继承与突破、理性与非理性的辨证统一，因而也包含着丰富的“教书育人”的教育因素。通过这些资料的分享和交流让学生体会法拉第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意识，不怕挫折、坚持不懈的精神;也让学生清晰的认识到：科学经历是一条非常曲折、非常艰难的道路，科学的道路是不平坦的，生活的道路也一样。并适时联系高中的生活，引导我们的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学会正确面对学习生活上的困难，学会以积极的生活态度面对，人生的一次次经历、一次次挑战。

三.物理学史体现着智育的功能

认知心理学家奥苏贝尔的有意义学习理论认为，在学习新知识时可以适当利用相关的、概括性的并且比较清晰、稳定的引导性材料。它有助于促进学习和保持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知识提供一-种"脚手架"，使学生进行有意义的学习。在物理基本概念和规律的教学中，很多时候，物理学史可以提供比较性的组织者或说明性的组织者。比如，在讲述力的概念时，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牛頓，循着伟人的探索历程，比较他们的见解，可以加深学生对力的概念的理解;在讲述电磁感应时，以安培、法拉第、楞次和麦克斯韦等物理学家在揭示电磁关系工作中的艰辛努力和所得的成果为主线，使学生对电磁发展总体认识的基础.上，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和对概念、定律、公式的掌握。

四.物理学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物理教育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传统的物理教学也存在着只重视知识教学，忽视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的问题。正在进行的新-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明确提出，科学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这就给物理老师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如何通过物理教育来提高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我们认为物理学史教育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一条可行途径。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最基本、最普遍的运动形念和物质的基本结构：相互作用及其运动的基本规律的科学。而物理学史是物理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介绍物理学概念、定理、定律等的发展与变革，以及人类对自然界各种物理现象的认识史。从整个物理学科发展看，物理学知识以及物理学史和物理学方法论构成了物理学的两大部分，这两部分是不可分割。

五.物理学史提高学生的素质

社会的进步和多元化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国外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对科学素养的研究。这个问题的提出，起源于学校科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如学生学习成绩下降、高智商低年龄罪犯与高科技犯罪手段、经济优势的相对丧失以及引起的其它相关社会问题，它提醒学校教育必须重视受教育者的素质培养，学生在学校不仅要学到知识和技能，而且在学生时期就要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是学校教育目标的较高层次，物理学史中包含有这方面的丰富素材。

在物理学发展史上，重大的研究和发现无疑是由伟大的科学家完成的，这些科学家除 了他们所从事工作的价值值得后人敬仰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完美健全的人格以及他们对于后来社会的影响。如果学校教育不仅能使学生学报知识，而且能够学到这些科学伟人追求真理的科学理想和献身科学的牺牲精神，那么学校教育才能算作是成功的。素质教育是21世纪学校教育的核心，科学史担有可用作素质教育的丰富内容只费我们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和积极的答度，把科学史教自的入学校科学教育之中，并赋于它应有的重要地位。

六.物理学史激发学生创造能力

创造性思维首先表现在对旧理论有怀疑和批判精神，科学史上大量事例说明不囿于传统理论和观念，不迷信权威和书本，是科学创造的思想前提。爱因斯坦因创建相对论而闻名于世，但在爱因斯坦之前，洛仑兹和彭加勒虽然已走到了相对论的大门口，只是由于未能摆脱绝对时空观的束缚，而最终没能迈入相对论的门坎，正是由于爱因斯坦敢于对“绝对运动”和“静止以太”的观念产生质疑，以创新精神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才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引起了人类时空观的巨大变革。质疑精神是创新意识的基础，批判性是创新思维的基本特征。培养创造性人才，首先要培养他们的质疑精神和思维批判性。现代教育论认为，教学不仅要传授给学生知识，更要培养其创新思维能力。而书本上的科学结论几乎是以完成的形式出现在学生面前，学生感觉不到科学发现、创新思维的过程，在物理教学中，我们要充分利用物理学史的丰富内容从真实的物理学认识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展示物理学家在探索过程中如何以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分析原有理论，以创新精神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要通过多种形式来鼓励学生“生疑”、“存疑”、“问疑”，培养他们的质疑精神和创新意识。

总的来说，不管是基于哪一点，物理学史的学习，符合初中学生的认知规律，可以让他们更科学的学习，培养良好的综合素质，在学习和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瑞玲. 论物理学史对大学生科学素质教育的作用[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5.

[2]张玉辉，王承贵.物理学在科学教育中的地位[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01(07)：55-56.

作者：周庆亮

彭加勒科学方法论研究论文 篇2：

论科学假说的三维功能

摘要：科学假说是一种重要的思维形式，又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必经途径，也是科学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科学假说经过科学事实和科学实验的检验后能够上升为科学理论，科学理论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又将不断地接受新的科学事实和科学假说的挑战和质疑。科学假说和科学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着科学不断地向前发展。科学假说在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导向性的作用，方法论的特性和阶梯性的功能。

关键词：科学假说;假设;导向性;方法论;阶梯性

一、引言

科学假说是一种重要的思维形式，又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必经途径，也是科学研究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科学假说经过科学事实和科学实验的检验后能够上升为科学理论，科学理论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又将不断地接受新的科学事实和科学假说的挑战和质疑。科学假说和科学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着科学不断地向前发展。科学假说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就像一盏明灯，为科学家指明前进的方向;它又像一把钥匙，帮助科学家打开科研道路上的一扇又一扇大门;它还像一个云梯，使科学家勇攀科学高峰，一步步奔向更高的科学殿堂，不断地发现自然界的奥秘，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科学发展的过程始终离不开科学假说，它与科学发展如影随形。例如，生物学界的生物进化理论，在19世纪初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只是一个科学猜想，也就是科学假说，在后来许多的生物学实验中发现了日益增多的物种之间的过渡性类型，从而在实际上证实了生物进化的许多环节，说明这一假说真实反映了生物发展演化的自然现象，使生物进化论从假说上升为科学理论。1869年门捷列夫提出了化学元素周期律的科学假说，并根据这个假说预言了当时尚未发现的镓、钪、锗等新元素及其性质，以后出现的科学事实证实了这些推测，证明了元素周期律的客观真理性。所以，没有科学假说，科学就会停滞不前。恩格斯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构成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末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运用思维的研究停下来，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①像哥白尼的日心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最初都是一种猜想，后来在实践中取得新的经验事实，证实了最初的猜想、设想或推测与结果相吻合，从而使假说上升为科学理论。

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而科学研究过程是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作为一个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科学问题，它是在当时的知识条件下提出的关于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又未解决的矛盾，它包含着一定的求解目标和应答域，但尚无确定的答案。当科学家或科研人员手头没有充足的资料和信息时，只能提出尝试性的假说来解决问题，因此，此时的科学假说具有方法论的特性，成为科学家解决问题的钥匙，是他们手中一把有力的武器，能够帮助他们攻克科学道路上一个又一个堡垒。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发现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但是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暴露和完全展现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科学家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和把握也同样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还没有充分暴露，我们还没有掌握完备的资料和信息时，只能借助科学假说的形式，基于现有的科学材料和科学理论，对出现的科学问题提出猜测性和假定性的说明和解释，才能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与发展规律。这是科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二、科学假说的一维功能：导向性

科学假说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具有一种导向功能，它能为科学实践指明方向和目标，为新的观察和实验提供明确的指导思想，从而使科学家能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观察、实验和分析。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科学假说的预见功能，而笔者以为用导向功能更贴切地表明了科学假说的指引和导向的作用。科学假说能够对未知的事物或现象做出前瞻性的预测，猜测出事物发展或科学现象出现的原因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使科研工作者在科学实验、科学观察时有了明确的目的和方向，它能够指引科研工作者沿着这条道路深入研究下去，进一步揭示事物的本质，从而推进科学的发展。科学假说是在大量的观察资料基础上，科学家依据相关的科学事实作出的合乎逻辑的推测，这与毫无科学根据的胡乱猜想和简单猜测有着质的差异，它往往能够对自然界及其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作出科学的推测，因而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图景，为科学共同体的解谜活动限定了范围，指明了方向。科学假说的这一特质使得科学家的研究具有强烈的自觉性，使科学家能够充分发挥自主性，沿着该假说指明的方向前进，通常在关于未来科学发展的课题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关于地球以外也有类人生命存在的假说，现在正吸引着科学家们去探索，这无疑将引导人们去发现新的奥秘，开拓新的天地。由于自然界与客观事物及其本质的暴露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及其必然性的把握也不可能一次就会完成，这使得不同的研究者在面对同一个问题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提出不同的假说，这些假说之间相互争论，随着经验与理论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合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假说逐渐被认可，再经过科学共同体成员的进一步补充、完善，最终上升为科学理论，而与之相竞争的那些假说由于不能对新出现的科学现象做出解释和说明，也不能对未来的科学研究做出合理的预测，逐渐被淘汰。

由此看来，假说也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正确的假说为人们进行科研认知和科学研究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使人们沿着“坦途”在科学的大道上奋力前行，但是，错误的假说同样给人们以方向的引导，让人们排除不正确的路径，拨开云雾见太阳，排除了一个个错误的路径，也就找到了正确的路途。贝弗里奇曾说过：“假说是研究工作中的最重要的智力活动手段。其作用是指引出新实验和新观测，因而有时导致新发现，甚至在假说本身并不正确时亦如此。”②科学大师彭加勒也曾强调错误假说的作用。在《科学与假设》这本书中，他提到：我想，他的假设并不是毫无考虑地采纳的;这个假设考虑了一切似乎能够参与现象的已知因素。如果检验不支持它，那正是因为存在着某些未曾预期的、异乎寻常的东西;因为在那里存在着将要去寻找的未知的新颖的东西。而且彭加勒更加重视被丢掉的假说的作用，他明确地指出：可是，被抛弃的假设是毫无成效的吗?远非如此，可以说，它比真实的假设贡献更大。它不仅是决定性实验(decisive experiment)的诱因，而且若不做这个假设，该实验即使碰巧成功，也不会从中推出什么东西。所以，错误的假设更能给人们以研究方向的指引，引导人们推导出新的东西，提出新的科学理论。

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假说都能够为科学家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思路，使科学家们迷途知返，但是科学假说要想真正上升为科学理论，必须要经过充分的检验和证实，否则它不可能成为科学理论。罗伟玲博士提到假说的提出和检验过程中都要受到实验和理论的检验。王华英指出科学假说的检验标准有三个，即实践标准、审美标准和实用标准。其中，实践标准是检验科学理论真理性的标准，是首要的决定性标准;审美标准是检验理论美的标准，实用标准是检验科学理论善的标准，二者是第二位的标准。在理论未经实践检验前，人们运用审美标准首先进行筛选，尔后接受实践检验。经实践检验后，如有几种理论一时难以确定为真，则仍需接受审美标准的检验。③

三、科学假说的二维功能：方法论

科学假说不是科学认识的目的和归宿，而是人们认识自然界事物本质和规律常用的理论思维方法和手段。例如，在天文学中，德国天文学家贝塞耳(1784—1864年)首先提出了关于天狼星有伴星问题的科学猜测。后来通过观测他发现天狼星会忽左忽右地摆动，长时期的观察资料使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天狼星的运动具有周期性的偏差。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得而知。贝塞耳根据万有引力定律，结合大量的观测资料推测出有一个光度较弱、质量较大的伴星，围绕着共同的引力中心运转，随着伴星位忽左忽右地摆动，随着伴星位置的变化天狼星的位置也就出现了周期性的变化。1862年，人们在实际的观察中发现了天狼星的伴星，因此也证实了这一科学假说。

假说这种科学方法在科学的发展史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天文学中关于宇宙的起源问题一直都是未曾解答的谜题。18世纪50年代康德提出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天文学界的重视，1796年拉普拉斯在他的著作《宇宙体系论》中提出了对后来有重大影响的关于行星起源的星云假说，并从数学、力学角度充实了星云说，后人把他们的学说合称为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由此推动了天文学的大踏步前进。像物理学中原子结构模型的假说，化学中元素周期律的假说等，都推动了该学科的快速发展。

近代科学革命始于西方，当时的科学认识和研究方法以“观察(实验)—归纳”为主，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在现代科学的科研活动中，这一方法逐渐被以假说—演绎为主的方法所代替。假说—演绎法不仅是科学工作者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也是人们探索宇宙，认识客观事物，发现自然界客观规律的重要科学探究方法。当前科学研究中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假说—演绎法。它是形成和构造科学理论的一种重要思维方法。假说—演绎法的方法论步骤如下：首先，收集大量的观察资料和经验事实，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相应的科学问题，其次，在相关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引导下，运用诸如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类比和想象等思维方法提出对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的一般性假说，然后根据假说进行合理的逻辑演绎，最后用观察和实验结果检验演绎推理的各种现象和结论。观察和实验取得的结果与预期的结论相符合，就证明假说是正确的，反之，则证明假说是错误的。当然这一过程是多次反复完成的。例如孟德尔用纯种高茎豌豆和纯种矮茎豌豆作亲本杂交实验证实了由遗传定律推出的结论：子一代是杂合体必然产生两种数量相等的配子，与隐性亲本类型回交后代的性状分离比例必然是1︰1。这就是假说—演绎法的典型体现和运用。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对所获得的事实材料进行加工制作，首先提出某种作为理论基本前提的假说，然后以假说作为出发点，逻辑地演绎出可由经验检验的结论，构成一个理论体系，最后依据该理论解释已有的科学事实，推测该学科领域可能发生的现象，并用实验来进行检验和修正。

四、科学假说的三维功能：阶梯性

科学假说是不断接近客观真理的合理通道。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发现自然界的本质和它的运行规律。科学假说是人们在揭开错综复杂的自然界神秘面纱的过程中，用已获得的经验材料和已知事实为根据，用已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对未知自然界事物产生的原因及其运动规律做出推测性和尝试性的解释。这种假说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它的科学性，减少它的推测性，最终达到真理性的认识。虽然假说立足于事实，但又不受事实的局限，假说对未知对象提出大胆的设想，又深入到实践当中去寻求答案。这样，就能够不断地推动人们去探索、去突破，就可能打开另一个新天地。物理学界最早提出的“以太”假说，曾经引发了众多科学家的好奇心，他们采用各种方法去寻找这一奇异的东西，但几乎都是无果而终。不过，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植柳柳成荫，寻找“以太”的过程却使人们在不经意间发现了相对论。法国数学家高斯也曾指出：没有大胆的猜想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发现。因此，只有根据已有的观察材料和经验事实作出大胆的猜测和想象，才能把科学不断地向前推进。

科学假说既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思维形式，又是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基本程序之一。在科学研究中，假说是形成和发展科学理论的必经途径。但是，只有当假说所做出的预见得到证实，并且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有愈来愈多的事实和假说相一致，且未出现与之矛盾的事实，假说才能转化成为理论。当然，对科学假说的检验通常需要逻辑验证和实践检验的双重考验才行，逻辑验证主要是对假说进行初步的筛选，通过检验假说中的概念的精确性、明晰性和简单性，推论在逻辑结构上的一致性以及分析假说是否得到已有的科学理论与科学事实的支持等，筛选出可能在科学实践中得到确证的假说。科学实践是最终的裁判，逻辑分析和检验只是辅助性的验证方法，科学假说要想上升为科学理论，最后一道关口必然是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的检验。不过，由于科学实践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特定的科学共同体完成的，科学实践也具有相对性和有限性，而且，人类已经进入大科学和复杂科学时代，现代科学的基本概念越来越抽象，由科学假说演绎出来的理论也愈来愈远离经验，越来越需要先进的数学原理、检验技巧与手段，单纯依靠科学实践的检验难以完成对科学假说的彻底验证，所以，逻辑检验是科学实践检验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二者是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关系。即使如此，它们对科学假说的检验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因为，由科学假说推出的总是单称判断，而科学假说是全称判断，从科学假说推出的单称判断一个个均被科学实践证实，无一反例时，科学假说才可以升格为科学理论，对此，丹皮尔做了精确的说明：“根据事实形成一个初步的假说”，“然后再用逻辑的或数学的推理演绎出实际的推论，并用观察或实验加以检验。如果假说与实验的结果不相符合，我们必定要重新猜度，形成第二个假说。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最后得到一个假说，不但符合于(或如我们常说的能够‘解释’)最初的事实，而且符合于为了检验这个假说而进行的实验的一切结果，这个假说于是可以升格到理论的地位”。④

在实际的科学研究活动中，囿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人们不可能一次就完成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真理性认识，而通常要“借道”，就是借助于提出假说这种方法，运用已知的科学原理和事实去探索未知的客观规律，不断地累积经验材料，增加假说中客观性的成分，剔除猜想性、推测性、假定性的内容，由此形成真理性的理论。可以说，假说就是科学理论的前身，它成为逼近客观真理的通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了解的需要，总是一再迫使我们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⑤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一书中也提到科学知识的积累过程是：P1—TS—EE—P2。对于问题1，人们提出假说尝试(tentative solution)解决它。然后通过证伪来消除错误(error elimination)进而产生新的问题2。随着问题的深入，解决问题的理论的正确性也越来越高。所以，只有当科学假说预见的结果在被实验确认时，它们才能成为富有成效的真理。比如地质学中板块结构学说的提出、发展、演变到最终成为科学理论的过程，这一过程完整体现了科学假说上升为科学理论的发展历程。1596年奥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提出了板块结构假说后，德国科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在1912年进一步展开了论述，最后南非的地质学家杜托伊特(Alexander du Toit)和英国的阿瑟·霍尔姆斯(Arthur Holmes)、罗伯特·迪茨(Robert S. Dietz)，布鲁斯·希曾(Bruce Heezen)，以及哈利·哈蒙德·赫斯(Harry Hess)进行了补充、说明，加以完善，而且提供了确凿的地质证据，证实了这一假设的真理性，才使得该假说发展成为科学的认识，即板块结构说。彭加勒也曾指出：“没有假设，科学家将寸步难行。”⑥科学知识的积累不仅仅是数量的增长，而更应该是新科学理论代替旧科学理论的质变，事实上就是新科学假说不断代替旧科学假说的过程。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沿着科学假说——科学理论——新的科学假说——新的科学理论……这个途径愈来愈丰富和发展。

五、结语

恩格斯提出科学假说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形式，那是在小科学时代的观点，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科学已经成为一种大规模社会建制化的社会集体活动，是科学共同体的事业。当代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早已汇合在一起，科学技术成为一体化的大科学，一系列交叉科学、边缘科学、横断科学的出现，加强了各门学科之间的联系，各门学科之间的理论和方法越来越相互渗透。事实上，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也积极地借鉴了科学假设的研究方法，并广泛运用到许多学科的理论发展过程中。例如，社会学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模型方法就是科学假说方法的典型应用。科学家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以现有的事实和相关的科学理论为依据，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模型，这个模型其实就是科学假说，然后在深入探讨和研究过程中不断地修改模型，就像恩格斯说的“取消一些，修正一些”，最终使模型得以完善，能够说明和解释现有的社会现象，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并归纳和提炼出相应的理论体系，使科学假说成为科学理论，实现从“蚕蛹到飞蛾”的华丽蜕变。还有如经济学的“有效市场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生态学研究中的“盖亚假说”等最初出现的时候都是基于现有的事实和材料提出的一种猜测性的解释和说明，随着经验事实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最后都上升为理论。所以，科学假说不仅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形式，而且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经途径。

科学假说在科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学假说是科学家的左膀右臂，是科学家进行科研活动须臾不可少的。科学假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功能，它是科学理论形成的必经途径和必要环节，它促进了科学理论的出现和形成，科学正是由此获得了他们的严格性。科学假说还具有向导的作用，它能使科学家拨开云雾见太阳，在攀登科学的大道上不断地排除谬误，寻找真理。但是，提出一种科学假说的真正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科学理论体系，我们要大胆使用假说，及时验证，严格检验，不断排除谬误，使科学假说上升为科学理论。若我们错误地使用科学假说，就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发现不了科学真理，无法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秘密。世界的奥妙是无穷无尽的，它们等待着我们去勇敢探索，我们要积极、恰当地使用科学假说这个利器向自然和社会进军，探索更多的世界奥妙，解开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密码，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注释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18页。②[澳]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陈捷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55页。③王华英：《科学假说检验标准初探》，《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年第2期。④[英]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9页。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96—97页。⑥[法]昂利·彭加勒：《科学与假设》，李醒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0页。

参考文献

[1]王贵友.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沙世旋,刘冠军.创造性思维产生科学假说的四种模式[J].理论学刊,2005,(6).

[3]朱永波.科学假说的简单性原则[J].民营科技,2008,(11).

[4]严建新,梁国钊.非典病原探索中假说方法运用的反思[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2).

[5]马传峰.论科学研究中的“假说”[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6]邹桦,李章吕.论科学假说的证实与证伪[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7]陈咸峰.科学假说在科学理论形成中的作用[J].法制与社会,2010,(30).

[8]严晋清.论科学假说在遗传学理论中的先导作用[J].皖西学院学报,2004,(10).

[9]沙世蕤,刘冠军.假说的定义和功能的认识论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4).

责任编辑：涵含

作者：鲁本录

彭加勒科学方法论研究论文 篇3：

复杂性科学与翻译研究

摘要：20世纪后半叶，复杂性(complexity)这一思维范式在自然科学和系统科学领域涌现出来，随着系统科学从信息论、控制论到混沌理论、耗散结构论、自组织理论及非线性理论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非线性为主要特点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即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考察国内外翻译理论发展史，翻译理论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将复杂性科学这一最新的系统科学思维范式应用到开放性、复杂性的翻译研究中，如火如荼的翻译理论论争大部分没有摆脱传统简单性思维范式的束缚。

关键词：复杂性科学;翻译研究;非线性

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

20世纪后半叶，复杂性(complexity)这一思维范式在自然科学和系统科学领域涌现出来，随着系统科学从信息论、控制论到混沌理论、耗散结构论、自组织理论及非线性理论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非线性为主要特点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即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复杂性研究是对传统科学研究简单性思维的超越，摆脱了统治现代自然科学及思想史三百年的科学理性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人们对现代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主义简单性思维的反思与批判由来已久。从早期希腊哲学家到近代笛卡尔哲学都曾经玄学的提出过宇宙从混沌到有序的复杂涡旋式演化模式。斯宾塞关于生命结构进化的复杂增长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柏格森关于时间绵延的复杂演化问题，彭加勒对天体三体问题混沌现象的非线性研究等，都是思想史中对自然世界及时空问题的复杂性或非线性研究的典型。但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一般系统理论、信息论、控制论及60年代后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超循环论、混沌学和分形学等系统自组织非线性理论的兴起，复杂性问题才受到思维发展的格外关注。复杂性科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新墨西哥的桑塔费研究所(SFI)的沃尔德罗普1993年出版的《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尼古拉斯.雷舍尔的《复杂性：一种哲学概观》(2007)、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2001)等著作的相继问世，促成了西方人文科学界复杂性思维研究的浪潮。随着复杂性科学及其思维范式的发展，吴彤等国内学者在《哲学动态》、《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等刊物相继发表文章，介绍该思维范式的发展情况，为我国哲学及人文科学界提供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及思维指向。欧阳康(2003)、赵刚健(2005)在《哲学动态》、《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文章，呼吁用复杂性思维来开创我国人文科学及文学理论的新局面。[1]

跨学科理论研究是当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趋于相互渗透与依赖的必然发展趋势，对于大自然由“变化莫测”到“秩序井然”的科学研究与观测中，人类无时不在反思自身发展，这种反思与展望就表现为一种思维范式，并支配人类对待人文科学的态度，最终成为系统的方法论基础。但考察国内外翻译理论发展史，翻译理论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将复杂性科学这一最新的系统科学思维范式应用到开放性、复杂性的翻译研究中。尽管复杂性科学及其思维范式的研究在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及人文社会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被视为学科发展的开拓性研究，但翻译理论界却对此思维范式的研究谈论甚少，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著作跟文章面世。而作为跨学科综合性的翻译研究涉及到如原文作者、译者、原文与译文的接受者等主体因素，源语符号系统、译者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系统、译文接受者所植根的语言文化符号系统等系统符号学因素，是一门集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传播学、哲学、心理学及思维学等于一体的复杂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开天辟地以来最为复杂的”问题，[2]更应采纳复杂性科学思维范式对其进行系统的探索。但国内外如火如荼的翻译理论论争大部分没有摆脱传统简单性思维范式的束缚，因此出现了“翻译理论的危机”。

二、翻译研究中的简单性思维范式探索

作为复杂性科学力图超越的简单性思维范式主要表现为经典科学的机械还原论与活力论，对其的哲学思考及深入研究深刻影响着翻译理论的演变。考察翻译理论发展史，翻译理论研究经历了语文学(文艺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以及解构主义范式这三种范式发展过程，总体来说都受到简单性思维的制约：语文学范式受到古典活力论影响;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受到机械还原论的影响;解构主义范式受到现代新活力论的影响。

古典活力论渊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事物是形式和质料的统一，形式构成事物的本质，在事物的形成中起决定作用，而生物的形式是灵魂，它赋予有机体以行为完善性和合目的性，灵魂的性质决定有机体的机能和结构。这种注重精神力量及直觉本能的古典活力论，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乞求于非科学的神秘因素。在翻译研究中表现为一种语文学式的翻译观。这种翻译范式不是凭借任何系统的理性知识为指导，强调译者及翻译批评者的主观直觉判断，重视译者的悟性与灵感。以此范式发展起来的翻译理论也多为译者的只言片语的体会和感悟。其研究方法主要是一种直觉主义，以内省或者主观体验和感悟为主。所以就翻译理论研究本身而言，语文学范式难以形成能够系统解释复杂翻译现象的综合系统性理论，翻译学“巴别塔”建立的设想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式幻想。

随着以牛顿经典力学代表的近代科学革命的到来，还原论这种构成了科学和哲学思维中的机械论范式盛行。其最基本的思维方法论是“归纳”，既通常所说的“科学方法”，就是通过构造最简单最经济的结构，使可资利用的数据合理地居于其中，并且提供给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机械还原论的盛行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看待自然世界的方式，推翻并取代以往那种“以人为本、注重主观思辨、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人文主义”，及其习以为常的历史阐释方式。[3](P253)受机械还原论的思维范式的影响，译学理论步入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研究。以奈达、威尔斯等代表的翻译科学派注重对语言系统的封闭式研究，排除了对人的主观性创造性因素，认为在千变万化的语言差异之下有深层语言同一系统，对其做理性的分析，找到内部规律，就能穷尽千变万化的言语差异。这样翻译研究就表现为纯理性、技术性的语言研究，人的因素被排除在外，意义是确定的，先于人存在的。然而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将一文本简化为“单一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文本意义的丧失，将其从一种深层结构转换到另一种深层结构在翻译实践中也是很难做到的。这种翻译研究过分地“强调了语言规律的作用，实用技术工具理性占据了统治地位，人的主体因素被压抑了，人听命于语言。人们甚至认为只要掌握了语言规律就可以得到语言所表达的确切意义，结果翻译活动几乎等同于机械操作”。[4](P272)

20世纪初，德国胚胎学家和哲学家H.A.E.杜里舒提出新活力论，他把活力论定义为生命过程的自主理论，并企图依据胚胎学的成果予以证明。研究结果无法用机械的还原因果关系作出解释，因此他反对胚胎发育的机械还原论观点，认为卵作为一个和谐的、等潜能的系统，隐藏着一种能调节生物发育的精神实体，即“活力”或“隐德莱希”，以保持胚胎的完整性并使机体具有自己修复和再生的能力，并将这一科学发现推广到其哲学思考中。尽管新活力论仍然未脱离古典活力论视精神实体为决定要素的自然科学线性、封闭性简单思维范式，但它对机械还原论为主要思维特征的科学理性主义发起了挑战，其怀疑主义精神预示着解构主义思潮的到来。翻译研究也受到解构主义思潮的冲击，焕发出活力。例如，以功能理论为依据的目的论派根据赞助人、译文读者的情况等着重研究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翻译活动发生环境等;文化建构派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探讨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话语等，并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操控学派重点揭示文本作者与译者潜意识的社会基础、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并提出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诠释学派主张意义的对话生成性，等等。受此影响的解构主义范式使原来静止封闭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研究被质疑，原来被简化的结构所排斥在外的诸要素进入翻译研究的视域，从而形成多元的、多向度的翻译研究局面。但其实际上是摆脱了语言本体论的翻译学外部研究，实质是一种观念思辨性译学研究范式，将翻译研究囿于观念性文本之中，而脱离了以语言文中心的现实性文本。可以说解构主义的语言本体论不断使语言神秘化，不仅没有带领我们走出虚化文本，反而把真实生活这一现实文本也置于语言中的本体而语言化、虚化及观念化，看似具有开放性实质是对虚化文本内即精神世界的开放。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体意识的张扬，从而使意义任意生成，使得翻译活动混乱而无序，翻译活动只能走向无政府主义的泥潭或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陷阱。[2]

三、复杂性科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复杂性科学是指以复杂性系统为研究对象，以超越还原论为方法论特征，以揭示和解释复杂系统运行规律为主要任务，以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探究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为主要目的的一种“学科互涉”的新兴科学研究形态。科学理论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这种新的思维范式是以非线性思维为其主要特征的考察事物运动变化的方式。

非线性思维是一种“化直为曲”的复杂系统探究方式，以多样循环性为其主要特征，是对“化曲为直”的线性还原论简单思维的超越。在线性相互作用的系统中，两个量之间是一种比例关系，即存在一个比例常数，而这一常数的存在表明这种线性相互作用在时空上是均匀、对称的，在性质上是等价的即具有某些相同的性质，可加性与可分性是这种等价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相加或相减的过程中不会产生也不会丧失某些原来的性质。受此线性思维的影响，中西翻译理论界曾经出现了“等值翻译论”的主张，认为不同语言在等价关系上可分与可加不会改变原文的性质，更不会受到时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不同语言可在逻辑规律的作用下达到互换性与互译性。巴尔胡达罗夫认为，“主张可以在音位、词素等6个层次上建立等值翻译，译者在翻译时要根据具体情况在相应的层次上选择翻译单位，以期达到等值。[5]这种对于翻译等值的线性追求已经受到译界的质疑与否定，有的学者认为“等值”一词不适合翻译研究。[6]

翻译活动是一复杂的系统实践活动，复杂性科学要求我们对于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如果要想全面的认识其本质，我们需要尽量从认识的各种不同的层次、角度、途径将问题提出，而不能满足于一因一果的简单解释。由于认识论的发展过程，对于非线性事物的认识我们需要做到两点。第一，一定程度的简化。由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及认识的迫切性，采用某种简化的方式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协同论把复杂性与简单性加以综合而提出新型的简化方法对我们进行翻译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尽管归纳、还原的简单线性思维支配的科学主义错在对工具理性的盲目崇拜和迷信，迷失了人的意义，造成了人学的空场。但人毕竟是理性的动物，不应因噎废食。[7]翻译活动存在着非线性的普遍规律，对其做系统的理性研究是必要的。因为尽管翻译活动主要涉及不同语言与文化间的个性、差异性、复杂性，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共性构成了翻译的可行性。语言作为思维的物质外壳、思想的物质载体和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一定的社会性。在翻译中，思维的普遍性与语言的规律性就表现为翻译的共性，它使翻译活动具有规律可循、有理性可依。彻底否定翻译共性的线性简单研究途径，就会导致翻译活动对个性差异的过分强调而失去其合理存在的理论基础，而“化曲为直”地简单得出“翻译即差异”，陷入不可译论的怪圈。但对于翻译规律的非线性简化研究绝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那样只强调静态的语言规律，没有注意到它实际交际(翻译中)人们对语言的具体运用，即言语;而是探求开放的、动态的、使用中的言语规律。这种非线性的简化方式倡导的是翻译研究的理性回归，即弄清楚翻译研究的主干框架——言语规律：包括人们语言资质与交往资质在内的理论框架。只有确立了主干理论框架之后，才能更好地调节多元理论的关系，并形成主干清晰、多元丰富的总体理论模式。第二，有限的预测性。复杂性科学揭示，混沌或潜在混沌是非线性系统的本性，一个系统中最小的不确定性通过反馈耦合而得以放大，在某一分叉点上引起突变，使即使是一个简单的系统也可能发生惊人的复杂性，从而使整个系统的前景变得完全不可预测。因此，在非线性世界中，精确预测在实际中和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这种精确预测是科学技术工具理性所竭力主张的，据此，有学者认为翻译理论所要做的就是要精确找出解决翻译难点与指导翻译实践操作的规律，翻译学要建立就必须找出亘古不变的精确规律，否则翻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只能是“难圆的梦”。[8]这种对翻译研究的精确预测不仅是对翻译理论的苛求，更是对翻译理论的贬低，因为翻译理论的价值之一在于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基础，去探讨更多的其他人文科学的智慧。翻译学的建立并不仅仅致力于对以往翻译现象实际情况进行回溯性的实然研究，从而寻求唯一的精确的规律。翻译研究应该持有一种有限预测的应然性态度，采取前瞻性的眼光，致力于对未来翻译活动的指导。这是一种信仰，指翻译实践主体相信应该如何行事的看法，它只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陈述，是基于实然性翻译实践描述性基础上的有限性预测，而不是对复杂的翻译现象进行长期预测的虚侫。

[参考文献]

[1]欧阳康. 复杂性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J]. 哲学研究, 2003,(7).

[2]杜玉生. 复杂性思维与翻译理论创新[J]. 湖北大学学报，2010，(3).

[3]赵一凡等. 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4]吕俊. 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5]韩子满. 翻译等值论探幽[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2).

[6]吴义城. 对翻译等值论问题的思考[J]. 中国翻译，1994,(1).

[7]侯向群，吕俊. 让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J]. 中国翻译, 2008,(3).

[8]张经浩. 再谈“翻译学”之梦[J]. 上海科技翻译, 2001,(2).

[责任编辑：小 渔]

作者：杜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