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创设发展循环经济论文

[摘要]法律体系是法律规制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和依据，一切立法和司法活动实质上都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法律体系的构建也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极大化为目的。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制度环境创设发展循环经济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制度环境创设发展循环经济论文 篇1：

中泰环境基本法比较研究

摘要：中泰两国同处亚洲，同为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博弈。在此背景之下两国环境基本法在主体脉络结构、总体精神、主要内容、具体措施和制度上，既有环境保护内在需要的共性，又有实际国情、立法技巧和立法取向等因素使然的异性，因此在对比研究中“求异存同”，可为改进环境基本法提供有益思路。

关键词：环境基本法;中国《环境保护法》;泰国《环境质量法》

一、中泰环境基本法立法进程比较

泰国比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更早并且更全面地将环境因素纳入国家发展轨道。目前，泰国已经拥有超过50部与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其环境基本法——《国家环境质量保护和促进法》(1992)。

1975年，泰国通过了《国家环境质量保护与促进法》。这是泰国颁布的第一部环境基本法。根据这部法律的规定，设立了国家环境委员会作为环境事务管理中的咨询机构，国家环境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其执行机构。该法最大的目的在于，通过创设该委员会作为总理处理环境政策事务的顾问机构以监督和管理环境问题。同时，该法创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这在泰国环境保护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978年和1979年该法进行了修改，但是其执行效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对解决环境问题作用不大。尤其在1988年泰国南部爆发洪水，东北部盐矿引发土壤和水污染、水电坝和造林工程等事件极大引发了社会公众对环境恶化和国家自然资源枯竭的焦虑;大学生、专业人士、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受影响社区公众组成同盟，更进一步推动立法的修改。1991年军事政变后，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全面展开，许多法律依照是否对国家发展有利为标准进行了修改清理，其中包括以新的1992年《国家环境质量保护和促进法》(下简称《环境质量法》)取代旧的《国家环境质量保护与促进法》。《环境质量法》在原有立法基础上增加了政府对环境保护的职责、环境基金等条文，内容广泛涉及各种环境问题，将预防、控制、纠错和保护等各个方面融为一体。从整个环境法体系的发展历程来看，泰国在出现环境基本法之前早就有了环境单行法，甚至是年代相对久远的单行法(例如1921年已经制定《野象保护法》)，但这些单行法具有零散性，且大多数只停留在某一个单独的领域，未对基本法的形成提供全面的单行法基础。

中国的环境基本法立法背景和进程与泰国高度相似。1979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为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基本法。此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单行法。1989年12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下简称《环境保护法》)，将原来试行的法律转变为正式的环境基本法，并修改或订立相应的环境保护单行法及其他配套法律法规和规章。至今，我国环境保护法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核心、单行法为主体、其他法律法规中相关内容相互补充的整体体系。

泰国与中国同为亚洲国家，两国经济均已走上市场经济道路，面临的环境问题也具有共同性。二者的环境法体系都是以环境基本法为中轴，以环境单行法为辐射，先有环境基本法后有单行法的发展历程，也反映了两国在处理环境问题上注重全局把握、重视一般与特殊的态度。

二、中泰环境基本法的结构比较

从总体上看，泰国《环境质量法》包括序言和正文两大部分。正文共有8章，分别为国家环境委员会、环境基金、环境保护、污染控制、促进措施、民事责任、刑罚规定和暂行规定，共115条。中国《环境保护法》共有5章，包括总则、环境监督管理、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法律责任及附则，共47条。中泰两国的环境基本法结构有一定的共同性，即都包括一般性规定、环境管理机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律责任等章。

从内容比重来看中泰两国环境基本法都体现了污染控制法的特点。泰国《环境质量法》第4章总共用了从第52条到第93条42个条款，涵盖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废水污染、废弃物污染和其他污染物污染的控制多个方面;其篇幅在整部法律中的比例最大，内容比其他制度更为详尽，尤其对水污染和废弃物污染控制所占的分量最重。我国《环境保护法》也是以污染控制为中心，除了第一章总则和最后一章法律责任外，其他三章均以防治各类污染为重点内容，但是关于污染防治的具体规定都非常简单，具体措施主要在污染防治单行法中明确。这与中泰两国的环境污染，尤其是城市污染情况都非常严峻有关。

从具体内容上看，两国的环境基本法都是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前颁布，所以并未能够很好地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及要求，没有明显体现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止气候变化、发展循环经济等现化环境保护理念。但是泰国《环境质量法》所涵盖的内容及法条的数目均比我国《环境保护法》多及详尽，其操作性也明显优于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泰国《环境质量法》中已经出现大量的公众参与条款;而且泰国环境基本法将环境质量的维护和提高作为国家立法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大量的条款围绕着环境质量管理进行，这使政府的权利义务更明确。

三、中泰环境基本法的主体内容比较

(一)环境管理体制

1992年《环境质量法》规定主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的机构是科技环境部，2002年设立的自然资源环境部代替科技环境部成为中央环境保护主管机关。为了提高对环境管理和资源利用的效率，1975年的《国家环境质量保护与促进法》设立国家环境委员会，直属总理;委员由总理指定，享有极高的政策决策权，旨在协调各个政府机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关于环境保护的行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机构都停留在政策咨询的角色中。1992年《环境质量法》的突出贡献在于提高了环境委员会的地位并赋予其实际权力。环境委员会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组成人员层次极高。包括11名中央部长、4名政府官员和8名环境专业人士(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于非政府环保组织)。如此高级的环境管理协调机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少见的。二是职能多样化和法定化。在基本法中明确环境管理机构的各项职能，有利于厘清不同机构的分工权限和合作基础，防止“踢皮球”。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7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中国环境保护部是国家统一管理全国环境保护工作的机构，这和泰国自然资源环境部的地位和作用是一样的。但是我国在中央层面并没有像泰国国家环境委员会那样拥有有效资源机制的协调统筹机构。

(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泰国没有专门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该制度主要

在《环境质量法》中规定，因此《环境质量法》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规定比我国《环境保护法》更为详尽。该法第46条规定：科技环境部部长(现在为自然资源环境部部长)在国家环境委员会许可的前提下有权在政府公告中公布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先决条件、程序、规则、指南等。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包括任何对环境可能存在影响的政府机构、国有企业、个人的活动或项目共23个类别。这与我国《环境保护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的范围不同，后者只包括对环境可能存在影响的建设项目和部分规划，范围小于泰国《环境质量法》。

部长在国家环境委员会的许可下有权豁免与先前项目有“相同或类似性质”的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前提是该申请人自愿遵守先前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规定的措施。这项规定并未考虑“相同或类似性质”的项目在不同的特定地点引起的不同环境风险。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提高环评效率的做法是对拟进行环评的项目或专项规划依据环境影响的轻重进行分级，对环境可能存在重大影响、中度影响、轻微影响的项目或专项规划分别对应编制或者填写环评报告书、环评报告表、环评登记表，以区分不同情形，进行不同处理。笔者认为，在这一点上我国的做法比较成熟。

《环境质量法》第48至49条规定：环境政策与规划办公室必须在15天内审查申请，并在另外15天内做出初步评价。该评价报告移交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在45天内必须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逾期则默认为批准。对未批准的决定，申请人可以修改或重新制作申请报告;专家委员会应在第二次收到申请报告后30日内作出决定，逾期同样视为批准。严格的时间限制和逾期处理方法促使环境管理部门提高审批效率，兼顾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当然，也有学者批评，如此短暂的审批期限只能带来草率的决定。

我国《环境保护法》只有第13条、第26条、第36条中涉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而且严格来说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本身的规定仅仅为第13条一个条文，其内容仅涉及到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我国2003年已经颁布实施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有比泰国《环境质量法》更为详细的规定。但《环境保护法》中对环评制度的规定与《环境影响评价法》不相适应。笔者认为，在未来的修改中，应当对环境评价制度进行适当扩充，使之与《环境影响评价法》保持一致，扩大环境影响评价的适用范围，覆盖建设项目、专项规划，甚至进一步扩大到综合性规划和政府政策，并明确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期限，克服行政效率低下的弊病。

(三)环境基金与鼓励措施

泰国环境基金由财政部设立，资金来源包括政府不定期拨款、环境执法罚没款项、国内外捐赠、基金投资所得等，由基金委员会管理日常事务。基金委员会由农业合作部常任秘书、国家经济社会委员会书记、预算局理事等多个部门的人员组成，确保基金分配过程中的公平、公正，全面权衡各方利益。环境基金为污水集中处理厂或污水处理设施、地方政府或企业提供控制污染所需要的贷款以及为其他任何提高环境质量的活动提供经济支持。此制度有力推动了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实现，被认为是泰国环境管理中最有效的刺激措施之一。

《环境质量法》第5章规定了鼓励措施，目的在于推动环境守法，提高环境质量。这一章只有两个条款，分别规定了获得政府优惠待遇的申请条件和审批程序。

上述两项制度均涉及环境保护中的经济动力，体现了泰国《环境质量法》在环境管理理念上已经逐步引入了市场的力量;既提供资金支持又提供优惠待遇，为污染改善注入双重力量。同时，环境基金与鼓励措施还和污染者负担原则相结合。法律既规定污染者进行污染处理或支付治理费用的负面经济刺激，又提供优惠和财政支持等正面经济刺激，双管齐下驱动污染者减少排放，治理污染。

我国《环境保护法》也规定了污染者治理、污染者付费的义务，但对正面的经济刺激仅停留在原则层面。当然，泰国《环境质量法》对经济刺激的规定也并不完美，仅有的两个条文能够涵括的内容十分有限，经济刺激的方式仅限于提供贷款或资金帮助，且获得批准后也只是由国家环境委员会建议政府机构给予相关优惠待遇，至于最后能否真正获得还不确定。

(四)环境质量管理制度

泰国《环境质量法》以加强环境质量管理，维持和提高环境质量为其基本目标之一。在环境质量管理方面有许多专门规定。

首先，完善各类环境质量标准，明确规定政府(主要通过国家环境委员会)制定和修改各种环境质量标准的义务。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应以相关的科学研究成果、原则、标准和证据为基础，同时也要考虑经济、社会和技术等方面的可行性。

其次，规定了环境质量管理规划制度。自然资源环境部经环境委员会批准后，编制一份“环境质量管理规划”的行动计划来具体实施国家保护和提高环境质量的政策和计划。“环境质量管理规划”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计划，必要时还包括行动指南。其内容涉及：空气、水和环境质量的管理，污染点源的控制，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文化环境中美学价值的保护，相关的财政预算，相关的制度安排和立法计划，环境质量监测。评估的计划和手段等。政府各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确保“环境质量管理规划”有效实施。自然资源环境部有义务指导其他政府部门和企业制定各自的行动计划;地方政府也有义务根据国家“环境质量管理规划”制定地方规划，具体内容和审批期限。若地方政府未制定地方行动计划或该计划未获批准，在必要情况下国家环境委员会有权建议内阁总理命令自然资源环境部针对该地区环境问题以该地方政府名义“代位”制定地方环境实施计划。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16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所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这是我国法律首次规定政府要对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使环境质量在总体上有了责任主体。但是该法缺乏政府保护和提高环境质量的具体义务、措施和法律责任的规定。这一条文实际上无法运用及落实，从而使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法律条文形同虚设。

我国《环境保护法》也有环境规划制度的规定：第4条规定国家制定环境保护规划，并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第12条规定地方政府制定地方环境规划并应报国务院批准;第22条规定城市规划应包括环境保护的因素。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泰国《环境质量法》对环境规划制度的规定比我国详尽，内容涵盖更周延。中泰两国对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视程度不相伯仲，有些社会发展规划更是相类似，例如泰国1961年开始实施的五年计划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如出一辙。遗憾的是，我国《环境保护法》对环境规划制度的规定过于单薄，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在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中，应进一步具体规定环境规划制度。泰国《环

境质量法》在这方面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在于：具体规定环境规划涉及的范围，明确国家环境规划与地方环境规划的关系，明确地方环境规划制定权限和审批权限及审批期限，明确地方环境规划的法律效力及未生效时的替代方案。

(五)特殊环境区城制度

《环境质量法》规定的特殊环境区域包括环境保护区、国家公园、野生生物分布地和其他需要采取紧急保护措施的区域。划定为环境保护区的范围包括湿地、具有特殊生态系统特征区域、具有自然和美学价值区域。由科技环境部部长主管全国特殊环境区域的工作。法律具体规定了在保护区内采取的各种特殊保护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环境质量法》规定了环境严重恶化的保护区的代管制度。某一区域已经划入《环境质量法》规定的保护区或污染控制区，或者已经划入其他法律规定的主要城镇区、乡村规划区域、特殊乡村或特殊城镇区域、建筑物控制区、工业园区，但是其环境质量因为相关政府机构法定职责不清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存在严重恶化的现象，应该立即采取应对措施。科技环境部有权在取得国家环境委员会许可并上报内阁后，采取必要措施解决该区域的环境问题。

在我国，环境保护法对特殊保护区域的规定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区域。从保护范围上看，我国环境保护法对特殊环境区域的保护大于泰国《环境质量法》;从保护措施上看，泰国《环境质量法》侧重主管部门和政府机构的法定职权，而我国环境保护法更侧重对潜在污染者限定行为的边界。两国环境基本法在这一制度上的共同点在于其规定都比较简单。我国现有对保护区的详细规定主要是《自然保护区管理实施条例》，立法部门早已开始讨论制定一部关于自然保护区的单行法，基本法对这一制度进行详细的构建明显不必要。但基于制度构建的完整性和基本法与单行法之间的衔接性，环境保护法应当对特殊环境区域的基本概念、原则、划定条件、分区保护等作出规定，以进一步指引未来单行法的具体制度安排。

(六)污染控制制度

泰国《环境质量法》设立了污染控制委员会，主管全国污染控制工作;其人员构成和《环境质量法》所规定的其他重要环境管理机构(例如国家环境委员会、环境基金会等)有着共同的特点，都覆盖了众多部门，且人员职位较高。具体的污染控制手段包括环境标准、污染控制区、空气和噪声污染、水污染、其他污染物污染等各类污染控制制度、污染监测与控制、污染治理费用和法律责任。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污染控制的职责主要在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具体的管理手段包括环境标准、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和限期治理制度等。

泰国污染处理通过划定污染控制区、规定各种污染者的治理义务、污染物集中处理净化、自行处理污染物的点源污染者和地方污染控制机构工作人员的日常检测、收集数据义务等实现污染的事后处理。我国则通过“三同时”、限期治理、排污收费、紧急污染事故报告等机制实现。相比泰国《环境质量法》，我国的“三同时”制度和限期治理制度明显残留着计划经济的痕迹，仅将污染处理限定在自行处理一种方式上。泰国《环境质量法》则明显更侧重于通过污染者付费，将污染物交由公立机构或私立运营商集中处理的方式。这种鼓励将污染处理作为一个行业的做法，由于集中处理者本身具有相对完善的设备和经验，能够大大提高污染物处理的效率和效果。对污染者本身而言，省却了建设项目启动时配备污染处理设施的巨大成本，或者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更灵活的守法选择。笔者认为，泰国《环境质量法》的做法更为可取。事实上，我国早已存在污染物集中处理的做法。2002年1月30日国务院通过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明确肯定了排污者通过付费方式将污染物送交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净化处理的做法，并体现出国家对污水和城市垃圾处理产业化的鼓励精神，只是作为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并未跟上实践的脚步。限期治理、排污收费、紧急污染事故报告三项制度在现实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有多少，尤其是排污收费制度，很多学者认为其对约束污染排放真正能够起到的效果非常有限。立法修改的时候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进一步将这三项制度落到实处，发挥更大作用。

(七)法律责任制度

《环境质量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比较具体，例如行政责任不仅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行为要件，也明确了责任的范围。我国环境保护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较为概括。这两种不同的立法思维各有优劣。一方面，泰国《环境质量法》较之我国环境保护法细致、具体、详明，有利于法律的确定性。同时刑法本身的内容博大精深，是否能在环境保护领域做出完整的刑罚规定无法定论。另一方面，我国环境保护法中对刑事责任的规定更像一种“指引”角色，具体的刑事责任要件，由刑法进行统一规定。这种做法有利于刑法对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进行专门、统一和细致的规定，使环境保护基本法的“法律责任”这一部分得以建立起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完整体系;同时还突显出环境保护法对某些严重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行为的宣示性规定，进而有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当然，随着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环境犯罪也出现多样化、频繁化趋势，环境犯罪行为的不仅限于环境保护法中的三个条文(第43、44、45条)所描述的情形，对此环境保护法修改必须结合新的社会现实及时更新。

四、结语

泰国《环境质量法》在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建立环境基金、提升国家环境委员会的地位、建立多部门多线条的环境管理机构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当然，这部法律也存在漏洞和不足。姑且不论国外学者对泰国国内环境执法中执法不力、机构设置重叠、公众参与权利滥用等方面的批评，就《环境质量法》本身，笔者认为除了上文结合中泰环境基本法比较研究中已经提及的缺点之外，还存在侧重污染防治，忽略自然资源保护和经济刺激措施不足等问题。我国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应当综合衡量我国的实际，积极吸取外国有关立法的精华之处，为我所用。

责任编辑　周振新　朱蓓

作者：魏　旭

制度环境创设发展循环经济论文 篇2：

我国环境规制法律体系的构成

[摘 要]法律体系是法律规制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和依据，一切立法和司法活动实质上都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法律体系的构建也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极大化为目的。本文通过梳理我国环境规制的相关法律，详细分析了环境法律体系的构成，环境保护法是环境规制法律的主体所在，具体应是在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基础之上涵盖环境影响评价法，各专项环境污染防治法，以及环境刑事制裁法的一个完整体系。

[关键词]环境规制;法律体系;构成

一、宪法

宪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第2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当然也有权参与国家环境保护的事务。这些宪法规定成为我国环境法律的基础和立法依据。

二、环境行政组织法

在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中曾专有一章规定环境保护机构和职责，可是到了1989年的新《环境保护法》中反而取消了，只有几句原则性的规定。在198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对国家环保局制定了“三定方案”，明确了国家环保局的十二条职责。1989年，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以国家环保局为部门立法的试点，草拟了《国家环境保护局组织条例》(待批稿)。可是“三定方案”有时效性，其法律效力有限;《组织条例》已等了七年还未正式通过。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这一历史性转变标志着环保工作已进入国家政治经济主干线。新的环境保护部主要职责为“拟订并组织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政策和标准，组织编制环境功能区划、监督管理环境污染防治、协调解决重大环境问题等”。当然，环保部的设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进环境规制法的执行还有待时间去检验。总之，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专门的环境行政组织法，环境行政部门的设立和运行规则主要规定于环境保护法之中，这样的立法体系并不合理。

立法机关就专业或细节事项授权给行政机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制定，是任何一个规制国家所通行的制度。在环保领域，由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订立环保标准、划定规制区、公告毒性化学物质等等，更是实务上的常态。然而，由于宪法上法律保留原则的规定，先进国家在进行立法授权时，往往必须同时对授权的范围与要件作较为详细的规定，以免于司法审查时受到法院的质疑。仔细审视我国的环境法律，可以看出相关的授权条文相当繁多。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授权几乎都是遵循“X由主管机关制定”这么简单的模式，至于制定的期限、考虑的基准、是否应经公开听证、哪些利害关系人的表示意见等等，均付之阙如。在这样宽松的授权下，固然造就了主管机关的迂回弹性，但也容易造成弊端。在环境行政组织法制化的议题上，还有很大努力空间。

三、环境保护法

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在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具有“综合性基本法”地位，该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的基础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制定而成。这部颁行于1989年岁末的法律规定了环境法律基本制度，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监督管理体制，为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全面法制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实现《环境保护法》的目的、任务，根据我国的环境基本政策和该法的基本原则，《环境保护法》创设了若干基本法律制度，用以调整环境保护主要领域中某项或某类环境工作或环境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该法将环境管理中起主导作用的有效制度予以确认，如被称为“老三项”制度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和排污收费制度，也根据环境管理时间的需要制定了若干完整性、独立性突出、适用性较强的环境法律基本制度，包括被纳入“新五项”制度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以及其他的基本制度，如环境规划制度、环境标准制度、紧急事故的应急措施制度等。

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建立是环境规制的基石，而环境保护基本法居于核心地位，其有效实施直接影响着环境保护的各个方面。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应以环境基本法为核心，以防治环境污染的立法为主干来组成。

四、环境预防法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一般而言，环境影响评价法是国家规范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的法律原则和规则的总称，在美国，与污染控制法、自然资源法形成鼎足而立之势，是一部重要的环境保护基本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缔造了新型决策机制，是对传统决策观念进行变革，体现公共决策在当代社会新的发展方向，是一项民主化、科学化的决策机制。

为了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预防因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我国于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该法于2003年10月28日正式开始实施。该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将原来只单纯针对建设项目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扩大到对发展规划等战略性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从单纯评价建设项目扩展到政府编制的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表明政府已经意识到区域开发、产业发展和自然资源利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必须从源头予以控制。该法的出台和实施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真正落实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我国还通过各种具体立法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作了规定，如《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水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中都在各自领域对环境影响评价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些部门法有关环评制度的规定丰富了中国环评制度的内容，并使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总之，中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在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环评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发展起来的。

我国的环评制度是从微观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开始的。建设项目，是指所有以固定资产投资方式进行的开发建设活动，包括国有经济、城乡集体经济、共同经营、股份制、外资、港澳台投资以及私人经营的各类资本开发活动。按计划管理体制，建设项目可分为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房地产开发(包括开发区建设、新区建设、老区改造)和其他共四个部分的工程和设施建设。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饮食娱乐服务性行业，也属《条例》管理范围。1981年《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就已经对建设项目环评的范围、内容、程序作了具体规定。后经1986年、1998年和2002年三度修订，终于形成现在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环境影响评价法》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并存，并且相互补充的局面。

2002年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颁布也改变了中国环评制度主要限定在建设项目对大气、水、噪声和生态等方面的狭窄限制，而标志着以规划为主要对象的战略环评制度在我国已初步确立起来。“战略环境评价”，也叫宏观活动的环境影响评价，是指进行某项重大活动(如经济发展政策、规划，重大经济开发计划等)之前，实现对该活动可能给环境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价，由法定评价主体依照程序对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有关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划、计划等战略活动及其替代方案的环境影响进行正式的、系统的和综合的评价，查明或判定该拟议进行的活动是否符合我国环境资源保护的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该活动是否可以实施的建议或结论，或者在诸替代方案中选出经济上可行、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最小的实施方案，并对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提供或设计可行的预防、补救措施。

五、环境污染防治法律

经过多年的建设，我国污染防治立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已经粗具规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修改了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6部专门法律。国务院制定并公布或经国务院批准而由主管部门公布了大批综合性或专项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如《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1993年)《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1995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1996年)《机动车排放污染防治技术政策》(1999年)《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2000年)等。这些法律法规为我国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依据。另外，我国还制定了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基础标准、样品标准和方法标准，基本上建立了环境标准法律体系。从总体上看，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和制度规范体系。全国环境污染恶化加剧的趋势基本得到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为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六、环境惩罚法律——环境刑事制裁法

污染源往往针对各个防治法的规定或执行的宽松程度，将某种污染转换成另一种污染。例如，污染源可将水污染中可挥发的物质任其挥发入空气中，许多废水处理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也经历了从产生到短时间内迅速发展的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民法、行政法、刑法交互使用的初步确立阶段。在1979年刑法颁布之前，我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刑法。1979年刑法虽然没有专门规定环境犯罪，但一些条款已经直接或间接涉及危害环境犯罪。当然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主要侧重行政手段和民事制裁，刑事制裁的力度远远不够。

二是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补充使用的发展阶段。在刑法修订以前，为弥补环境刑法滞后于环境犯罪的事实，我国通过了几个关于环境犯罪的特别刑法法规，并在数个环境法规中创立了几个环境犯罪罪名，形成附属刑法，这两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刑法典中环境犯罪的空白，但仍显不足。

三是刑法典修订以后的不断完善阶段。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在第六章中以专门的一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14个罪名，在其他章节中也规定了一些与环境犯罪有关的罪名。在其后的刑法修正案?穴二?雪、修正案?穴四?雪中对有关法条进行了修改，并增加了相关罪名。这些构成了我国现行环境刑法的主体部分，此外包括一些散见于环境部门法中的刑事处罚条款。

七、循环型社会法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注意用法律手段推动环境保护和资源的综合利用、循环使用等工作。早在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拟订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中就提出努力改革生产工艺，不生产或者少生产废气、废水、废渣;加强管理，消除跑、冒、滴、漏等要求。1985年，国务院又批转了原国家经济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加强资源综合利用的若干规定》，对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并附有相关的产品和物资的具体名录，使企业一目了然。该规定的公布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资源综合利用工作的开展。资源的综合利用，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所称循环经济的内容之一。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对污染的预防均有一些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资源回收利用则有更为明确的要求。然而，上述法律文件还不能称之为循环经济法律规范。

1996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所有大、中、小型新建、扩建、改建的技术改造项目，要提高技术起点，采用能耗小、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1997年4月，国家环保局制定并发布了《关于推行清洁生产的若干意见》，要求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将清洁生产纳入已有的环境管理政策，以便更有效地促进清洁生产。1998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工业建设项目应当采用能耗物耗少、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明确指出：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在国务院机构改革过程中，有关环保产业和清洁生产的职能在新一届政府的各部门中做了重新划分，把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问题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来对待，国务院综合部门对此负有重大责任。

2002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获得通过，于200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施污染预防为主要内容，专门规范企业等清洁生产的法律规范。该法的公布实施，表明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是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清洁生产为开端，是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进步。2008年通过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进一步确立了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方向。

此外，我国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法规和规章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例如，原国家经贸委1999年发布了《关于实施清洁生产示范试点的通知》，选择北京、上海等10个试点城市和石化、冶金等5个试点行业开展清洁生产示范和试点。作为试点单位的陕西省、辽宁省、江苏省、山西省、沈阳市等省市相继制定了地方性清洁生产法规和政策。陕西省环保局和省经贸委联合下发了《关于积极推行清洁生产的若干意见》，提出将部分排污费返还给企业用于开展清洁生产审计;辽宁省政府制定了《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地区要将排污收费总额的10%以上用于清洁生产试点示范工程;江苏省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快清洁生产步伐的若干意见》，从立项审批、资金扶持、信息支持、科研推广扶持等10个方面制定了具体的清洁生产优惠、扶持政策。辽宁省还率先制定了在全省发展循环经济的计划。上述地方性清洁生产法规和政策的实施，不仅为本地区推行清洁生产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也为国家《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使该法更具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责任编辑 张小莉

作者：左佳

制度环境创设发展循环经济论文 篇3：

浅谈我国公民环境权及其法律救济

摘要：伴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无节制的利用，进而影响到人类的健康、生存、延续，环境问题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提出了环境权的概念。作为人类基本人权的环境权是天赋的，面对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应顺应时代的发展，把这一应有权利转化为具体权利、法定权利，并规定各项具体的保护、救济措施，保障公民在健康的环境中生活和享受优美环境的权利。

关键词：环境权;法律救济

作者简介：李进(1982-)，男，湖北孝感人，甘肃政法学院2012级法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一、公民环境权概述

一般理论认为，权利可做人格权与财产权的界分，于此相对应，公民应享有环境人格权和环境财产权，并与之相对应的一系列程序性权利，具体情况如下所讨论。环境人格权指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拥有和享受环境所带来的美感和舒适感的一种精神性权利，主要涉及环境资源的非生态价值，难以用金钱衡量。具体包括：洁净空气权、洁净水权、安宁权、采光通风权、环境美学权等，这种权利是人类生存的需要，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性权利，是公民拥有的对存在于周围的相关利益提出要求的权利。

环境财产权包括产权界定和产权流转两个层面，主要涉及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最终可以用金钱衡量。反映的是公民利用周围环境追求经济利益，追求生活财富的权利，包括占有、开发、利用、流转、管理、受益等权利。鉴于环境资源的共有性、统一性，应根据“公共信托理论”把环境资源委托于国家管理，通过行政许可，申报许可证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查来赋予个人使用权，并上交开发费，同时，普通公民享有监督保护环境资源的权利。

二、我国公民环境权法律保护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公民环境权保护的现状

我国对公民环境权保护的研究起步较晚，理论界对公民环境权的定义，内容等尚未达成共识。其他如《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都有有关公民环境权保护的规定。同时，我国还建立了一系列环境与资源保护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许可证制度、征收排污费制度等。

(二)我国公民环境权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1.我国宪法对公民环境权的确认不明确。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一切基本法制定的基础与一切组织和个人行动的最高准则。这弱化了对公民环境权的保护，对公民环境权的法律救济是极其不利的。

2.我国环境基本法对环境保护加强，但忽视了公民环境权的保护。首先，受宪法的影响，环境保护基本法和各单行条例对公民环境权只字未提，对公民的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的程序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其次，受传统法学理论的影响，在公民环境权益受到侵害后其救济通常是依据民法和行政法的有关规定，这样就造成了公民环境权在受到侵害时法官往往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而驳回诉讼请求的局面。

三、公民环境权的法律救济途径

按照西方的谚语“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对应环境权的救济，本文着重从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方面探讨环境权的救济。

(一)立法救济

1.将公民环境权入宪

公民环境权入宪是公民环境权得到法律救济的基础，是公民环境权的合法源泉。将公民环境权加入到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一节中，一方面可以使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地位得以确立，另一方面为公民环境权的基本法保护提供宪法依据。

2.制定专门针对保护公民环境权的《公民环境权益保护法》

(1)《公民环境权益保护法》的可行性。《公民环境权益保护法》是调整平等主体在环境利用，开发过程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以规定国家环境管理职责的环境保护基本法应主要调整公民与公家环境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法律关系。二者属于并列的关系。同时，将公民环境权的一系列子权利表达为公民环境权益，以此与国家环境管理职权相区别。因此，《公民环境权益保护法》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

(2)《公民环境权益保护法》的构建。在《公民环境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环境权，并对公民的环境利用权，知情权，参与权，请求权的主体，内容加以明确规定。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改变传统法律理论要求诉讼主体必须是与法律关系有利害关系，并延长传统诉讼法的诉讼时效。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要求公民在实施可能对环境造成威胁的活动时，缴纳一定的保险基金，用于可能受到其侵害的公民的法律救济。

(二)行政救济

根据公共信托理论，政府代理国民行使环境资源等各项权利，政府必须为国民善意所为行为，未经国民同意，不得私自处分。当政府应国民的发展权要求开发资源颁发许可证时，必须严格履行环保职责，对开发企业进行监督、管理，防止环境污染，对特定区域的各种污染源进行总量控制，使国民享有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

当政府未尽善良注意义务而造成环境破坏时，国民可请求政府为环保作为，对污染企业进行处罚，并要求企业赔偿损失、停止侵害、恢复原状等。此时若政府怠于行使职责，国民可对政府环保部门进行诉讼，要求为特定行为，并要求政府进行赔偿。对于政府的代理行为应做到环境的适宜与完美，变末端治理为源头治理，发展循环经济。对与特定的环境，可以完善市场效应，对特定区域加强总量控制、排污许可、排污收费等，使环保的经济你成本内部化，以利润机制刺激经济人保护环境及资源。同时完善排污交易理论，使排污交易产权化，达到市场资源的最佳配置，既保护了个体国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又达到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充分发挥行政手段的灵活、及时性对各种环境资源进行监控，对排污行为及时监督，对公民环境权的保护和救济是十分有力、非常必要的。

(三)司法救济

司法是权利救济的最终也是最有力的手段，公民环境诉讼是公民自力救济的强有力的手段，我国应吸收各国尤其是美国在这一方面的优点，充实和完善我国的环保制度。

鉴于环境权的特性，结合美国的成功之处，对于我国的公民环境诉讼制度，现讨论如下：

关于美国公民环境诉讼制度，美国的公民环境诉讼或环境公益诉讼在美国联邦法律层面最早来源于1970年《清洁空气法》的法律授权。该制度的精髓在于公民为保护环境与促进环境法律的良好实施，可对于与自身无实质利益关联的环境违法行为或环境权益相关联的事端寻求法律救济。

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重在监督、保护法律的实施和环境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并不直接涉及当事人的利益关系，公民的诉讼主体可以是任何私主体，而不必苛求主体与可诉范围的厉害关系，这与我国法律的主体——利益——因果关系构成了巨大差异。

但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是有一定限制的。原告虽在国会立法层面未受限制，但在具体法律以及诉讼程序中对于原告适格加诸了一定的法律限制，要求原告证实违法行为使自己受到或将受到侵害，存在“实质上的可能性”。

对于被告可以是任何人，包括个人、团体、社会组织、政府、以及实施特定法律的政府部门;至于可诉范围当然由具体的环境法律予以规定，只有法律授权了环境公民诉讼才能就环境法律规定的可诉范围进行诉讼，这一可诉范围是受到法律限制的。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在公民环境诉讼上应做到：

1.明确主体范围，加强法律宣传、提高公民的环境法律意识，加强环境保护团体的建设及其资金支持，赋予其参与诉讼的能力，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2.明确被告，从法律上明确个人、团体、组织、企业以及政府、只能部门作为被告的能力，以及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3.明确可诉范围，给公民一个清晰明确的诉讼范围，以及使公民能够向法院直接起诉的能力。

4.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和法官素质。伴随着环境公民诉讼制度的创建和完善，将加大法院的工作压力，只有提高办案效率才能克服这一问题，及时结案，对公民环境权及受污染的环境以及时的保护;另一方面，公民环境诉讼将涉及众多的专业知识和复杂问题，只有提高审判人员的专业素质，才能保证公民环境诉讼的顺利实现，使公民环境诉讼带来现实意义。

通过公民环境诉讼的创设，我国的环境保护制度一定将更加完善、更加合理，公民行使环境权利将更加有力。

[ 参 考 文 献 ]

[1]陈琳.论环境权的可诉性[D].昆明理工大学，2011.

[2]李婉婉.我国环境侵权的法律救济制度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08.

[3]蔡金荣.略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6(03).

[4]赵许明.公益诉讼模式比较与选择[J].比较法研究，2003(02).

作者：李进